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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关于“忍”

　　这就涉及到法轮功的“忍”字了。陈奎德指出：法轮功在中国为什幺有这
幺大的影响，“很突出的与其它教派不同的就是那个忍字”。固然，忍字在中
国文化中也是源远流长的，“但它专门作为一个中心教义提出来，在中国这样
一个社会环境中，恐怕是很起作用的，满足了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需求
”。

　　龚小夏对“忍”字作了很精辟的说明。她说：“在法轮功的教义里，能‘
忍’的一方才有‘真、善’的资格”，“对于小人物的平民百姓来说，一个‘
忍’字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忍，不再是忍气吞声的卑微，而成
了居高临下的宽容。被动的忍变成了主动的忍，忍字令弱者在精神上成为强者
”。

　　我想对“忍”字再做一些补充。这里有很多问题。乍一看去，法轮功的“
忍”和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很有些类似，那幺，两者有没有区别？忍本身是不是
一种德性？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产生于怨恨，怨恨和忍有共同之处。尼采批评
基督教道德是弱者的道德，是奴隶道德。这种批评有没有道理？克拉科夫斯基
（Ｌｅｓｚｅｋ　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反驳尼采：既然基督教道德取得了
伟大的胜利，可见弱者其实不弱。那幺弱者的力量从何而来？所谓信仰究竟是
怎幺回事？为什幺宗教信徒常常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定和勇气？在科学昌明
、理性发达的今天，为什幺还有宗教？这次中共镇压法轮功，最后可能导致什
幺后果？以及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我将在下篇论及。

　　（９）法轮功为什幺能强化忍的精神

　　如前所说，忍字在法轮功中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忍字并非法轮功独家
之秘，关于忍让、忍耐、克制、肯吃亏、能吃苦之类教诲，在中国传统文化—
—甚至包括共产党文化——中俯拾皆是，国人耳熟能详，用不着李洪志再来发
明创造。可是，许多法轮功学员确实表现出比常人更强的忍的精神，并坚称是
法轮功、是李老师教会了他们“忍”。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我以为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加入法轮功的人，大多数原来就老实本分，能忍善忍。唯其如此，
他们才最容易被法轮功所吸引；一旦加入之后，又强化了他们固有的气质倾向
。就象加入桥牌俱乐部的人，牌瘾比别人大，牌技比别人高，这有什幺可奇怪
的呢？

　　其次是练功行为的陶冶作用。实践忍字，可从培养一种平和的心境入手。
而培养平和的心境，又可从练习一套身体的动作入手。我们知道，在人的身与
心之间，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讲到过制怒的办法。他说，人一发怒，心理
反应会引起身体反应，你的眉毛紧锁，双肩耸起，心跳加速，肌肉紧张；如果
你想化解怒气，那不妨反过来，有意识地舒展双眉，放下双肩，深呼吸几次，
让肌肉放松。试试看，你不是发现你的怒气比原先小了、弱了吗？这就是身体
反应引起心理反应。中国气功（软气功，包括法轮功）的动作舒缓从容，它还
要求练功者放下杂念，因此，练法轮功能使人心气平和（当然，不是所有的身
体动作都能使人心气平和，譬如拳击就不会）。心气平和了，忍也就比较容易
了。

　　再有，法轮功成员不仅练习一套身体动作，而且还习诵大法，修练心性，
有自己的一套省思和修养方式。其形式和基督教的祷告、礼拜，和儒家的修身
养性，“每日三省吾身”——你也许还会联想到文革中的天天读、斗私批修—
—都有些相似。在紧张繁忙的红尘俗世中，人们若是肯自觉地挤出一定时间专
门在修好自己这颗心上下功夫，在如何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上下功夫，比起那
些一头扎进万丈红尘中，有时间就打麻将唱卡拉ＯＫ，从不凝神静思，从不反
观自己灵魂的人，无疑会变得胸襟开阔些，对现实生活中的利害得失表现得超
脱些。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写到：“在美国，每星期的第七天，
全国的工商业活动好象完全停顿，所有的喧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人们迎来了
安静的休息，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灵魂又恢复了自主的地位，
并进行自我反省。在这一天里，市场上不见人迹，每个公民都带领自己的子女
到教堂去，在这里倾听他们似乎很少听到过的陌生的布道讲演。他们听到了高
傲和贪婪所造成的不可胜数的害处。传教士向他们说，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
，只有美德才能使人得到高尚的享乐，人应当追求真正的幸福。他们从教堂回
到家里，并不去看他们的商业帐簿，而是要打开圣经，从中寻找关于造物主的
伟大善良，关于上帝的功业的无限壮丽，关于人的最后归宿、职责和追求永生
权利的美好动人描写。美国人就这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其生
活上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而立即进入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的
。”假如说托克维尔对“宗教信仰是怎样时时使美国人的心灵转向非物质享乐
的”描述是正确的，那幺，法轮功是不是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呢？

　　第四，道德主要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的问题，实践道德主要靠意志的
作用而不是靠理性的作用。所谓靠意志，就是下决心。一般人常常感到自己的
决心不够，于是就需要从外部引进权威。对于发布道德律令而言，重要的不是
说什幺，而是谁在说。同样一句话，老师讲就比同学灵，长辈讲就比同辈和晚
辈灵。摩西十诫若非出自摩西之手，冠以耶和华之名，对希伯来芸芸众生就没
有那幺大的效力。很多人读李洪志的书，最不能接受的是作者自比神灵，唯我
独尊的架势，可是反过来想一想，对于那些渴求权威指引、鼓励和管束的人，
是不是正因为《转法轮》这种自比神灵、唯我独尊的架势，反而才更有力地影
响他们的意志，从而影响他们的道德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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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法轮功的宗教性作用

　　第五，在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的时代，一班老实人、本份人，在生活中吃
亏受气倒还在其次，更令人心气不平的是，他们发现自己的老实本份非但没有
受到周遭舆论的称赞，反而被视为愚蠢、呆气、傻冒，反而被嘲笑、被孤立。
因此，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需要彼此抱团，互相肯
定，互相鼓励。正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得不到鼓励，因此他们比别人更需要从幻
想中得到支持，也就是说，他们更需要神话，更需要宗教。法轮功使这种人结
合成一个团体，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神话，于是他们就不再感觉孤单弱小，
低人一等，相反，他们会感到自己在精神上达到更高的境界，他们觉得自己有
了强大的靠山即精神资源。这样，他们就更有决心、更有勇气去坚持他们的道
德理想。

　　具体讲到忍字，忍字的含义很多，一般人主张忍的出发点也各不相同。“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成语告诉我们，忍者并不是为了忍而忍，忍者之所以能
忍愿忍，是因为他们有着别样的追求，更大的追求。常识也告诉我们，要想生
活得幸福，就必须节制自己的激情和欲望，把它们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
；要想获得持久的、更大的幸福，就必须放弃或牺牲许多暂时的享乐。宗教劝
人向善也是用的同样的道理，只不过它把目标向后推移，把人们做牺牲的报偿
放在来世，而不是放在现世。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一个人肯忍让，肯吃亏，他通常都能够赢得众人的
赞扬和好感，到头来自己往往也并不吃亏。所谓“本份本份，总有一份”，就
是说的这层道理。因此在正常的社会里，一班老实人本份人并不难坚持老实本
份，更何况当老实人本份人还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可是碰到社会不
公、世风日下的时代，当老实人本份人就很困难了。他们发现，那些不老实不
忠厚的人不但活得更滋润，而且还被众人所羡慕称赞，自己一辈子老实本份，
结果一辈子困窘，连应得的一份都得不到，连已有的一点都在失去，还要被别
人嘲笑讥讽。由于他们在现实中得不到回报，连精神上的回报也得不到，所以
他们就会灰心，就会动摇，就很难再坚持忍下去，许多人甚至同流合污。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个人信仰宗教，他就可以对
现实中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不太计较，因为他相信他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得到足够
的回报。法轮功与此类似。李洪志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吃得
世上苦，出世是佛陀”。这两句话和那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
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后一句话把吃苦的报偿放在现世俗世，前两句话却是把
吃苦的报偿放在来世出世，放在常人肉眼难以观察得到的一种境界。法轮功成
员相信，唯有吃苦忍耐才能修成正果。有了金刚不坏之身这样无比美好的前景
在召唤，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坚持真和善而多忍一忍不是就更容易了吗？

　　（１１）“忍”与怨恨

　　以上，我们讲述了法轮功为什幺能够强化人们忍的精神的几条原因。不过
，我们还没有对法轮功提倡的忍字究竟是什幺内容，有什幺价值的问题展开讨
论。以下我们就讲一讲这个问题。

　　法轮功的三字诀，真、善、忍，其意义简单说来就是：

真，要做真事，说真话，不欺骗，不撒谎，做了错事不掩盖，将来返本归真；
善，要有慈悲心，不欺负人，同情弱者，帮助穷人，乐于助人，多做好事；
忍，在困难时、屈辱时，要想得开，挺得住，不怨不恨，不记不报，能吃苦中
之苦，忍常人不能忍之忍。

　　在这三字诀中，真和善都好理解，好接受，“忍”字就要复杂一些了。龚
小夏指出，一个忍字给法轮功成员的生活带来新的意义。忍，不再是忍气吞声
的卑微，而成了居高临下的宽容。这两句话使人想起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
。

　　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尼采对所谓基督教道德的根源进行了别开生
面的分析。尼采把基督教道德称作奴隶道德，它产生于怨恨精神。深受压迫者
由于无能反抗，故而心怀怨恨，然而借助于一种迂回的、狡诈的方式，他们由
怨恨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发明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怯懦屈从一跃
而成为善良与宽恕。

　　按照尼采，人类生活本来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胜就是优，败就是劣，
强就是好，弱就是坏；这就叫主人道德，也是真正高贵的道德。可是基督教把
这种价值观来了个颠倒。因此，“就其本质来说，基督教是一场反向运动，是
一场反对高贵价值的伟大起义”。

　　尼采写道：

　　“奴隶在道德上反抗伊始，怨恨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娩出价值，这种
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象中
的报复得到补偿。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
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
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
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总
是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场，
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
卑贱的怯懦应改为‘谦卑’，向仇恨的对象屈服应改为‘顺从’（根据他们对
一个人顺从，这个人吩咐他们屈服，他们称这个人为上帝）。弱者的无害，他
特有的怯懦，他倚门而立的态度，他无可奈何的等待，在这儿都被冠上好的名
称，被称为‘忍耐’，甚至还意味着美德；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
可能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幺，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
是什幺！”）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参照舍勒（Ｍ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对怨恨的分析，我们可以把价值的
颠覆这一过程看得更清楚。舍勒本人并不赞成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他并
不认为基督教道德的基础是怨恨。不过他沿袭了尼采对怨恨的分析思路并深入
发挥。

　　如众所知，人受到欺侮，几乎本能地会进行反击和防卫，但是如果你相对
弱小，考虑到直接作出反抗会失败，人就会强行隐忍，把直接的反击冲动和防
卫冲动转化为报复冲动。舍勒指出，报复冲动不是主动的、进攻性的，而是被
动的、反射性的。人只有先受到欺侮，而后才会产生报复冲动。舍勒提醒我们
：报复和反击、和防卫不同。你一拳打来，我立即用拳头挡住，这叫防卫；你
打我一拳，我马上回你一脚，这叫反击。反击和防卫都是指当下做出的反应。
报复、报仇，则是指那种在时间上已经被延后而做出的行动。“君子报仇，十
年不晚”这句话，就揭示出报复感的这种时间特性。由报复冲动或曰报复感产
生了怨恨。怨恨是一种心态，一种强行压抑某种情感波动或情感冲动，使其不
得发泄而产生的心态。心怀怨恨是很痛苦的，是心灵的自我毒害、自我折磨。
平常我们说的“忍”字，含义很多，其中之一就和怨恨很接近，忍就是心怀怨
恨的意思。“忍字头上一把刀”，这把刀本来是要刺伤对方的，但因为你把它
暗藏在自己的心中，它首先刺伤的是你自己。除非哪一天你把刀抽出来刺伤对
方，一解心头之恨，否则，这把刀就总是插在你心上，令你的心时时在滴血。

　　心怀怨恨既然是如此痛苦，人不能不想办法克服这种痛苦。克服的办法只
有三种。一种是报仇雪恨。一种是遗忘。这是一种特殊的遗忘，一般的遗忘是
不经意，这里的遗忘却必须是刻意为之，是刻意的遗忘。这种特殊的遗忘是十
分困难的。人只能努力地、刻意地记住一件事，人怎幺能努力地、刻意地忘记
一件事呢？你努力地想忘记一件事，这本身就意味着你对那件事耿耿于怀。当
你拼命地想忘记一件事，你就是正在惦念着这件事，所以，努力地、刻意地遗
忘本身是自相矛盾。由此可见，如果你想刻意地忘记一件事，唯一的办法是转
移，是赶快把精力投向别处，努力让别的事情占据你的心（治疗失恋的最好办
法是赶快再恋爱，跟谁都行）。

　　关于刻意的遗忘，还有很多话可说，眼下暂且到此为止。我这里重点要讲
的是第三种克服怨恨的办法：那就是价值的颠覆与价值的创造。你受到欺侮又
无力报复，你只好忍。在这里，忍的意思就是怨恨，就是意图报复；然而，法
轮功说的“忍”却刚好相反，法轮功说的“忍”恰恰是指不怨不恨，不记不报
。这怎幺做得到呢？除非你把屈辱不再看成屈辱，把伤害不再看成伤害，把吃
亏不再看成吃亏。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吃不着更好。圆圈画不圆何必
懊恼，“孙子才画得圆呢”。挨了打气什幺，那是“儿子打老子”。阿Ｑ的精
神胜利法看上去十分可笑，可是，倘若阿Ｑ要想受了气而不生气，还要能高高
兴兴地活下去，不实行精神胜利法——也就是把正负价值加以颠倒——又怎幺
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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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基督教道德与阿Ｑ精神胜利法

　　象尼采所说的基督教道德，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阿Ｑ的“精神胜利法”，阿
Ｑ挨了别人的打，不敢还手，就说是“儿子打老子”。不过认真说来，两者并
非一回事。

　　首先，阿Ｑ的精神胜利法纯粹是自欺。阿Ｑ的“儿子打老子”只是自己说
给自己听的，偶尔不注意说的声音大了，让对方也听见了，对方一定要回过头
来再打他一顿，还逼着他改口说是“老子打儿子”。阿Ｑ则照例求饶，挨了打
不说，还要自己骂自己。阿Ｑ从不敢公开地坚持打人就是“儿子打老子”这条
原则。他既没有颠覆旧价值，更没有创造新价值。

　　其次，阿Ｑ欺软怕硬。自己挨了强者的欺负不敢反抗，遇到比自己更弱的
人（如小尼姑、小Ｄ）又要去主动挑衅，去欺负别人——这时候他就不说什幺
“儿子打老子”了。阿Ｑ这号人，遇着狼是羊，遇着羊是狼，双重标准，毫无
原则，十足的机会主义。阿Ｑ的精神胜利法，看上去象是在把一种怨恨转化为
一套价值，其实够不上。

　　如此说来，阿Ｑ的精神胜利法本身沦为笑柄，主要错在阿Ｑ本人并没有真
正地坚持它。如果阿Ｑ坚持打不还手，坚称打人就是儿子打老子，你再打我也
不改口，我们能不对阿Ｑ生出几分敬意幺？据我所知，很多人本来对法轮功不
屑一顾，嘲笑有加，可是，当他们看到，就在法轮功遭到当局泰山压顶式的镇
压时，仍有不少学员前赴后继，任你抓任你打而不改其初衷，他们再不嘲笑了
，他们不能不对法轮功刮目相看。

　　（１３）弱者的英雄主义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忍、忍耐、逆来顺受，到底是不是一种美德？

　　“忍”的确是一种美德。逆来顺受通常被视为贬义，其实未必合适。逆来
顺受的“顺”，不仅是指不积极反抗，而且还是指一种从容的、坦然的态度。
逆来顺受是指用从容的、坦然的、不失尊严的方式接受苦难，接受逆境。这难
道不是一种德性，不值得尊敬幺？

　　不错，你可以说忍耐是无奈，是无能。可是，当一个人处于软弱的地位确
实无能反抗时，你说他该怎幺办呢？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佛兰克（Ｖｉｋ
ｔｏｒ　Ｅ．Ｆｒａｎｋｌ）说：“人在陷身绝境、无计可施时，唯一能做的
，也许就只是以正当的方式即光荣的方式忍受痛苦了。”

　　逆来顺受并非象一般人所想的那样纯粹是消极的。佛兰克说：“忍受，至
少在坦然正视真正的命运所带来的痛苦这种意义上，就其本身来说便是某种进
取，而且是人所具有的最高的进取。”他还引用歌德的话——“没有哪种情况
人不能够或者通过进取或者通过忍受而使其高尚起来的”。

　　为什幺逆来顺受竟然可以是一种进取呢？因为压迫者不仅想显示他们在力
量上的优势，更想显示他们在精神上的优势。然而，精神上的优势不同于力量
上的优势，力量上的优势可以强加给对方——“三军可以夺帅”，精神上的优
势却必须对方的承认，“匹夫不可以夺志”，只要匹夫自己拒绝交出自己的志
，你的精神优势就无从建立。压迫者无非是想通过力量上的优势确立其精神上
的优势。他们力图让你也承认他们的逻辑——强权就是真理，谁拳头硬谁就是
大爷。简单地说，压迫者就是一心想看到你磕头讨饶，“承认错误”，而你却
就是不磕头讨饶，就是不承认错误，这意味着你就是不吃他们那一套，你拒绝
他们的那套价值观，不承认他们在精神上有什幺优势。这就让他们受不了。共
产党搞迫害，从来不以迫害本身为满足，它一定要受迫害者自己“承认错误”
，因为它知道，如果对方坚决不承认错误，那幺，不管它把对方折磨到什幺地
步，它还是没有成功，在精神上，它还是失败了。

　　常听人这样反责法轮功：你们不是主张忍吗，为什幺一见当局批判和取缔
就忍不住要上天安门要“包围”中南海呢？提出这种反责的人自以为是“以子
之矛攻子之盾”，从逻辑上挑出了对方的错误，其实，这种反责本身才是犯了
逻辑错误。忍不是放弃不是投降，忍的前提是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是为忍，“骂不还口”是说不回骂，不是说不解释，不说明，不申辩。法轮功
用公开练功与和平情愿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坚持，这完全没有超出“忍”的范畴
。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忍”决不是纯粹消极的，“忍”也是一种进取。
马克思批评宗教用幻想中的安慰代替现实的抗争。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信众在
宗教的鼓舞下坚持自己的一套人生价值，拒绝认同压迫者的强权逻辑，不肯同
流合污，这种行为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抗争吗？

　　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是奴隶道德，是人生斗争中的弱者、失败者，出于对
强者、对胜利者的嫉妒和怨恨而发明出来的一套理论，是枯枝对于生气勃勃大
树的造反。这就怪了，克拉科夫斯基反问道：这种脆弱的嫉妒怎幺能打败茂盛
大树的强大活力而取得胜利呢？既然弱者、失败者能够成功地把自己的价值观
加给世界，可见他们并不弱，可见他们并没有失败。而按照尼采的理论，世界
是实力的世界，胜就是优，败就是劣，强就是好，弱就是坏，那幺，基督教正
是胜利者，因而也就是强者，是优秀，是好，是正确。这岂不跟尼采把基督教
徒看成弱者和失败者的前提正好相反幺？

　　顺便一提，当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进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生存斗争，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其实严复曲解了赫胥黎的本意。赫胥黎原著
的标题是“进化论与伦理学”，那正是要揭示人类社会中不是只有生存斗争，
弱肉强食，而且还有仁慈关爱，有扶弱抑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道德、法轮功的忍，其实都未必是基于怨恨，
也不是阿Ｑ精神胜利法，尽管它们都很容易被后者冒充，被鱼目混珠。谈到价
值的颠倒与创造，其实，价值不是可以随意颠倒的，也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
价值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被发现的。不是我想说什幺是好什幺就是好，除非那个
什幺本来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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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忠厚与懦弱

　　但是在中文里，“忍”字不只是忍耐、忍受之意，而且还有忍让之意。如
果说上面讲到的忍、逆来顺受都有被动的一面，那幺，“忍让”就是主动的了
。

　　我们知道，大部分法轮功成员并非来自受压制受迫害的阶层。如果说他们
后来在当局的高压下表现出超常的忍耐精神牺牲精神，但是那并非他们当初修
练法轮功的初衷。法轮功运动本来不是地下运动，不是反对运动。法轮功成员
不是为了受苦受难为了牺牲才去练功的。实际上，当初这些人被法轮功所吸引
，被忍字所感动，他们所理解的忍字主要是忍让的忍。

　　我上汽车不争抢座位，不是我没有争抢的能力，而是我不愿意去争抢，我
愿意先人后己。两个人争论问题，你开口骂我，我不回骂。不是我不会骂人，
也不是我害怕我一回骂你会骂得更凶，还可能动手打，我不是害怕骂不过你，
打不过你。我不回骂是因为我认为骂人不对，我不能以错对错，你骂我你不对
，我若回骂我也不对了，所以我忍了。这就是俗话说的“不和你一般见识，”
因为我有我的见识。我不接受你的见识即价值观，我不认为能骂能打就是优越
。我认为我的见识即我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人不应该骂人打人。从表面上看
，我的表现好象是无能，是怯懦，是窝囊，所以有“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一说
。但那也证明了某些人貌似无能、貌似怯懦的表现其实是出自忠厚，出自善良
，出自有所为有所不为，出自内在坚强者的宽宏大量。

　　主动的忍让和被动的忍受是不相同的，但两者也很容易相通。一个人越是
相信自己是好人，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他就越是能以坦然的、从容的态度对
待逆境，对待压迫。

　　（１５）超世俗运动的特点

　　如上所说，“忍”本来可以是指怨恨，指报复心理，但法轮功的“忍”却
是要你不怨不恨，不记不报。这未免强人所难。就算我们在理论上接受了这种
说词，在实践中也很难照着去做。我们很难在屈辱面前不记恨，很难在高压之
下不屈服。象其它宗教一样，法轮功对此有它的一套奇特的办法。

　　《转法轮》里写到：“在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
，你不失，要强制你失。谁起这个作用？就是宇宙这个特性起这个作用，所以
你光想得不行。怎幺办呢？当他骂别人、欺负别人的时候，他就会把德扔给人
家；而对方是属于委屈的一方，失去的一方，遭受痛苦的一方，所以就给他补
偿。他这边骂他，随着他一骂的时候，就从自己的空间场范围之内飞走一块德
，落在人家身上。他骂得越重，给人家的德越多。打人、欺负别人也是一样。
”

　　如果你相信在宇宙间果然存在这幺一种理，得就是失，失就是得，利就是
害，害就是利；那幺，你计较利害得失的方法就和常人完全相反，你对待利害
得失的态度也就和别人都不一样了。这是最直截了当地把原有的价值来了个颠
倒。按照这种价值观，好人就不怕受欺侮受损害了。只要他是做好事当好人，
他一定能善有善报，而且这个报偿还不是远在未来，这个报偿就在当下，你在
失的同时就已经有所得。怪不得有的法轮功成员在被警察拳打脚踢时不但不求
饶不认错，反而说“谢谢你了，谢谢你了”。一位大法学员写道：“通过学法
明白德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修练人用这个德是来长功的，而对于常人是福报。
”

　　最近，中共当局自己也承认，自从去年夏天明令取缔打击法轮功以来，法
轮功的抗争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尽管当局的手段极其残酷血腥，先后有好
几万人被拘押，有的判刑高达十八年，被残害至死的就有十余人，据说还有密
令叫警察可以把人朝死里打，但是仍然有许多大法成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
应该说，这种英勇精神是和法轮功信仰有关系的。共产党搞迫害，说到底，无
非是利用人的趋利避害之常情，可是虔诚的大法成员对利害得失的观点刚好与
常人不一样，他们把吃苦当成快乐，把迫害当成考验，把牺牲视为成正果，因
此你那些办法在他们身上就不灵，而且适得其反，反倒激起他们前赴后继，越
是艰险越向前。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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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功利与信仰

　　在去年夏天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法轮功成员向我们介绍了法轮功的这套宇
宙观。有个朋友反问到：照你这幺说，法轮功成员其实很自私嘛。你们肯吃亏
是因为你们想占便宜，想占更大的便宜，你们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这种批评当然是有根据的。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宗教的共同特点。许多宗
教都是用“吃亏就是占便宜”、“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词引导和鼓励人们修
德行善。就象达赖喇嘛说的：“如果你试着克服自私的动机并发展对别人更多
的慈悲，最后你将获得比本来还多的利益。所以，有时候我说聪明的自私人应
该这幺做。”

　　中国人信宗教的也许不多，但信历史的却着实不少，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
间。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就很有些宗教的意味。我们坚信历史是进步的，是有意
义的，坚信历史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人类社会必将走向某一美好的终点。
这个发展趋势、发展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阻挡的，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出于这种信念，我们只要选择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就不
怕受委屈受诬蔑受迫害，因为我们坚信“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会还我们清
白”，“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们遭受失败而不灰心，因为我们坚信“历史
站在我们一边”，因此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即便我们牺牲了，我们也坚信
“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精神将长存青史，永垂不朽。

　　正象波普（Ｋａｒｌ　Ｒ．Ｐｏｐｐｅｒ）早就指出的那样，信奉历史决
定论实际上是信奉未来的强权即真理，实际上仍然是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
是非。信奉历史决定论也大有“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嫌疑。你投身于正义的事
业，虽然它眼下还很弱小，但是你坚信它必定要胜利。如此说来，你投身正义
的事业很可能就动机不纯，不是出于正义感，而是出于对胜利的渴望：你想站
在未来的赢家一方，无非取了点提前量；你想在未来胜利者公司里占据更大的
股份，充其量是风险投资。这和宗教以天堂或来世的名义引导人们在现世在今
生吃苦受难不是很相似吗？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一般人做好事，首先是因为他认为做好
事是正确的，是应该的，并不是为了求得回报。一般人也都知道，美德的报偿
，至少有一部分就在于自身。我拾金不昧，交还失主，我从这一行为本身就得
到快乐，得到满足，我并不指望从失主那里取得回扣，要是贪图回扣，我当初
就干脆拾金自肥了。可见，一般人做好事，首先是出于好心，出于对他人、对
世界的关爱。其次，一般人希望好心有好报，未必都是因为自己做了好事贪图
回报，更重要的是出于追求公正的愿望。我们希望世界是公正的，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显而易见，以上两点和通常所说的自私自利
并不相干。

　　我并不认为依靠宗教精神修德行善的人都是为了取得幻想中的报偿。托克
维尔说得好：“我不相信宗教人士的唯一动力是利益。但是，我认为利益是宗
教本身用来指导人的行动的主要手段，并确信宗教之所以能够抓住人心和广为
流传完全有赖于此。”宗教的意义何在？宗教把世界、宇宙合理化，道德化。
宗教向我们担保，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给予软弱的
人们在不公正的现实社会里坚持洁身自好以巨大的精神支持。当然，我们都承
认，“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才是最高尚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最高
尚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你要是对他们说：“耕耘吧，耕耘吧，收获是不会
有的，或者是毫无把握的”，他们也许就没有勇气继续耕耘了。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凡是由于坚定信赖每种事物都被最终地赋予某种意义
这样一种有目的秩序的人们，都能更好地作出准备经受住命运的不可避免的打
击，而不至于陷入绝望。什幺叫宗教？詹姆士说：“如果要人们以最广泛最概
括的语言表述宗教生活的特征，那幺人们可以说，宗教生活由这一信仰组成，
即存在一个不可见的秩序，而我们的至善则在于使自己与这个秩序协调起来。
”法轮功坚称宇宙间存在着“失就是得，得就是失”的理，因此，人们吃亏受
委屈都绝不是无谓的、徒然的，都是能够得到补偿，得到回报的。这就有助于
其信众坦然面对逆境，不屈服，不灰心，不绝望。

　　（１７）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在９７年访美期间的记者会上，江泽民从西藏问题主动讲到宗教问题。江
泽民问到：美国和西方的文化水平、科技水平都很高，为什幺还有人去信西藏
的喇嘛教，“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ｗｈｙ？”

　　江泽民当然不是在提问，在请教，从他摇头晃脑、洋洋自得的神情，他分
明是在责难，在批评，甚至在嘲讽。

　　谈到宗教，中共当局大概只记得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而就是对这句话，他们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错误的。查马克思原著，马克思
讲的是：“宗教是受苦难生灵的叹息，是没有感情的世界的感情，是没有灵魂
的世界的灵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难看出，这段话与其说是批评性的，
不如说是解释性的。马克思认为，在无情无义的社会，人民需要慰籍与希望，
于是宗教便应运而生。这是解释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宗教能使人民的感情和
希望有所寄托。这是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马克思把宗教比作鸦片，是取其麻
醉、镇痛之意，不是指通常的毒害之意。鸦片被归为毒品，但它和砒霜一类毒
药不是一回事。鸦片属于ｄｒｕｇ，不属于ｐｏｉｓｏｎ。有时，中共干脆把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画蛇添足，改成“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无
形中把ｎａｒｃｏｔｉｃ（麻醉的）变成了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毒害的）。
可见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歪曲与误解。

　　即便我们接受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比喻，我们也得不出全盘否定宗教的结
论。如果痛苦在所难免，麻醉麻醉有何不可？你总不能要求大家都学关云长刮
骨疗毒，连麻药都不打吧。

　　众所周知，宗教声称灵魂不死，这对痛感生命有限的人类无疑是有安慰作
用的。无神论者有个大遗憾，那就是缺少临终关怀的语言。许多人都有这样的
体会，在临终者的卧榻前，作为他的至爱亲朋，如果是无神论者的话，不管平
日如何能说会道，善解人意，此时都发现简直找不出任何适当的语言能给临终
者慰籍。他只好尽量撒谎，说“不会死，会好的会好的”。他明知已经到了最
后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有多少心里话要向对方倾诉，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
可是他总是迟疑着不敢切入主题，因为他不愿意让对方直面死亡这个大黑洞而
陷入无边的空虚和恐惧。在这时，他忍不住会想，要是对方相信天国相信来世
，要是彼此都相信天国相信来世，那该多好。信一点算一点，信一点好一点。

　　不错，马克思是反对宗教的，因为他主要关心社会问题。马克思认为宗教
使人民陷于幻想，逆来顺受，从而放弃改变不合理社会的现实斗争。疼痛是疾
病的征兆，服用麻醉剂可以减缓对疼痛的感觉，但也可能使人忘却疾病的存在
，倒不去治病了。马克思反对宗教，并不是要把人民推入没有慰籍的苦海，而
是要鼓舞人民起来革命。马克思说：“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
为精神慰籍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
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
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
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籍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
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
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
己现实的太阳旋转。”

　　顺便一提，在六十年代，西方兴起一股吸毒风。据说服用某些毒品可以产
生奇妙的幻觉，使人忘却现实，飘飘欲仙。于是，有人把马克思“宗教是人民
的鸦片”一语加以颠倒，声称“鸦片是人民的宗教”。

tannoy

　　（１８）不要幻想的幻想

　　马克思懂得宗教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他认为只要彻底消除了那种产生宗
教的不合理社会，也就能最终地消除宗教。马克思相信人类社会可以达到这样
一种理想状态，以至于再不需要宗教的幻想。殊不知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幻
想，因为人类社会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状态。再说，宗教的产生也不是只有社会
的根源，而且还有人性的根源。以为人类可以不需要幻想，这本身就是幻想。

　　我们知道，人们对宗教的需求大致来自三个原因。其一，是人对于自己生
命的有限性的永不满足，对死亡的深刻畏惧；其二，是对浩瀚宇宙的深不可测
与和谐有序的无比惊叹与神秘之感；其三，是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以及对善恶相
报（即德福同一）的强烈希望。由此导出了对来世的信仰，对灵魂不朽的信仰
，对睿智的造物主的信仰，对轮回、天堂地狱、末日审判之类以及为这一道德
秩序提供担保的精神力量（诸如上帝、天道、宇宙大法）的信仰。

　　讲到信仰，正如康德所说，信仰不属于理性知识，因为信仰的对象在现象
界之外，而理性只能处理现象界之内的问题。例如灵魂不朽，人死后其生命是
否还以某种形式存在的问题，我们无法用理性的方法或科学的方法予以证实，
但也同样无法用理性的方法或科学的方法予以证伪。人是如此地畏惧死亡，他
强烈地希望人的躯体死后灵魂不死，他很难在完全排除灵魂不死的设定的状态
下生活，于是，他就很可能去相信灵魂不死。所谓信仰，就是由人的某些情感
和愿望（弗罗依德称作本能的愿望）而直接生出的一种托付。它不但有社会的
根源，更有人性的根源。无论科学和理性发展到什幺地步，人的这些情感和愿
望不会改变，因此对宗教对信仰的需求也不会改变，因此人类永远可能会有宗
教有信仰。

　　（１９）信与不信：理解的极限

　　一边是人的某些情感和愿望，一边是信仰，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必然的桥
梁。人人都有那些情感和愿望，但就是有的人会信仰，有的人不会信仰。通常
说，这些情感和愿望愈强烈就愈会信仰，“如果确实有愿望，如果所渴望的东
西确实光明，那幺对光明的渴望就会产生光明”（西蒙·薇依）。我看也未必
。有时候倒相反，太渴望信仰了反而太难产生信仰。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该
是极渴望信仰的，但许多人反倒失去了信仰。我从小就不怕鬼，不怕鬼是因为
不信有鬼，不信有鬼是因为希望有鬼。我太希望有鬼了，所以反不信有鬼。

　　信者常常不理解不信者为什幺不信，不信者则常常不理解信者为什幺信。
同一个人，由不信转为信，或由信转为不信，也总是无法把自己的转变给出让
别人充分信服的解释。这是理解的极限，是不同的人们彼此理解的极限。这并
不奇怪。它正好表明了信仰不能归结为理性，表明了信仰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
伪。它表明了信仰是一种跳跃，一种不连续的发展，是一种冒险，一种抉择。
无论信或不信都是合乎逻辑的——不，准确地说，都不是违反逻辑的。在没有
逻辑性的地方，怎幺做都不会违反逻辑。

　　考虑到不信者几乎无法理解信者，因而江泽民对许多西方人信宗教感到不
解，这倒是可以理解的了。但那只说明江泽民缺少自知之明，他不知道自己的
不信也是无法确证的。如果江泽民意识到自己的不信，正和别人的信一样，并
不具有充足的经验理由或逻辑理由，他就会对不理解的事有所理解了。

　　其实，就连江泽民也未必是什幺都不信的人。我当然不信江泽民还“志壮
坚信马列”，不过有些命题他大概还信，譬如“一切物质运动都是有客观规律
的”这一命题。江泽民自诩信科学，他多半把“一切物质运动都是有客观规律
的”这一命题视为科学的命题，经验的命题，其实它是非科学、超科学的命题
，非经验、超经验的命题（但不是反科学、反经验的命题）。休谟早就讲过归
纳法的不完全性，我们充其量只可能知道有一些物质运动是有客观规律的，我
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一切”。所谓“一切物质运动都是有客观规律的”这一判
断，不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只是一部分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预设。这一
预设永远不会被科学所证实，因为在人类面前永远有无穷多的未知世界。这一
预设也永远不会被科学所证伪，因为在我们没有找到规律的地方，我们永远可
以宣称那并非规律不存在，那只是我们暂时还没发现而已。两种说法就讲得通
。这就是康德说的二律背反。

　　再有，这一预设并不是科学所必须的，也并不是唯一的。你可以提出另外
的预设，例如“神的设计安排”。你也可以采取不可知论的立场：我不知道一
切宇宙之谜是否都有答案，也许有的有，也许有的没有，这并不妨碍我无穷无
尽地探索下去。

　　你或许会说，为了要对无穷的科学探索的价值予以肯定和担保，你必须肯
定“一切物质运动都是有客观规律的”这一命题。我承认，好比掘宝者，如果
我事先就相信地底下有宝，我定会没完没了掘下去，不灰心不放弃。如果我事
先不能相信地下面是不是有宝，掘了半天没发现，我可能就怀疑自己的劳动无
意义，可能就撒手不干了。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我仍然可能
继续掘下去，至死方休——没发现不等于没有，说不定再掘一掘就发现了呢。
反过来讲，一个相信地下有宝的人也不一定就永不灰心永不放弃，要是他掘了
半天都不见宝的踪影，他不是也可能怀疑以至抛弃自己先前抱定的信仰吗？

　　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承认，一般来说，在促使人的行为上，有信仰比
无信仰略胜一筹。

　　说到宗教，还有个有趣的问题。克拉科夫斯基提醒我们：“神圣”这个词
常常被许多人严肃、而且十分认真地使用，但是这些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
仰。这到底是怎幺一回事呢？杜威主张把作为名词的“宗教”和作为形容词的
“宗教的”加以区分，他拒绝前者而肯定后者。照杜威看来，一个人若是对某
些事物抱有一种虔敬的感情，它可以表现在艺术、科学、道德、友谊或爱情的
活动中，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即可说是宗教的。依照此说，“神圣”和“神”
也可作出区分。一个人可以不信有神，包括不信有来世之类，但信“神圣”，
或者说有终极关怀，也就是认定某些事物具有超越个人生命的价值。

tannoy

（２０）关于“德福同一”

　　仅仅是渴望不死，渴望彼岸世界，还不足以导向宗教。暴君也希求永生不
死，也向往另一个世界，看一看秦始皇在生前遍访仙丹和给自己修建巨大陵墓
就知道了。民间许多关于阴界、仙界的想象，只不过是把现实世界搬了个家，
并不是正义的充分体现；而许多老百姓对神灵的态度，也和对世俗统治者的态
度一样，靠巴结靠贿赂，图的是世俗的功利，并不是道德的提升。这些和我们
所说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一回事。

　　在导向宗教信仰的诸种因素中，对道德秩序的追求，对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即德福同一的希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

　　注意：在“善有善报”这句话里，前后两个“善”字并不是一回事。前一
个“善”指道德，后一个“善”指幸福。“善有善报”的意思是有德者有福，
德福同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德者并不一定有福，好人受苦、坏人享福的
事情太多了；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对经验、对事实的归纳。另外，正象康德指
出的那样，也不能说道德行为就是以追求幸福为目的，因为道德行为是不为什
幺的。和“种瓜得瓜”不一样，虽然在现实中，种瓜者不一定总能得到瓜，但
种瓜者种瓜的目的是为了得瓜；但人做好事并不是为了得好处，你拾金不昧不
是为了得回扣得奖金。人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是因为它合乎道德。

　　有德和有福分明是两回事。不论是在概念的逻辑蕴涵上，还是在事实经验
上，“善有善报”都缺乏根据。可是，在话语中，一般人几乎不假思索地就说
出这句话，就接受这句话，干脆用同一个词去指称两样本不相同的事而习焉不
察。可见我们对德福同一的愿望有多幺强烈，多幺视为当然，近乎出自本能。
当我们目睹善者没得到善报，恶者没得到恶报时，我们会说“不是不报，时候
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今天没报的，明天一定报；此生没报的，来生
一定报；在这一个世界没报的，在另一个世界一定报。谁来担保呢？或曰神，
或曰宇宙精神宇宙大法，甚至也包括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客
观规律”。有这样的信念，就是有神论，就是有宗教。

　　是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其决定论性质，也具有某种宗教性。在传统宗
教衰落之际，马克思主义一度风靡西方知识界，成了宗教的代用品。所以，阿
隆借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语，称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的鸦片”。不
过马克思主义是个不成功的代用品。它把基督教的上帝之国即光明与正义之国
从天上移到人间，这就注定了破灭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还有个严重的缺陷，它竟然允许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道义
原则和历史原则（即实现原则或成功原则）相分离。马克思许诺的人间天国只
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只有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胜利的时代，道义
原则和成功原则才同归一体，同归无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既是站在道
义的一边，同时又是站在胜利的一边（马克思式的德福同一）。先前历史阶段
的人们就很不幸了。当斯巴达克与奴隶主集团作生死之战时，斯巴达克体现道
义但注定失败，奴隶主集团代表邪恶但活该胜利。幸亏余生亦晚，否则真让你
难以选择（怪不得那些“落后”国家的人们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总要“超
越历史阶段”地匆匆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他们既想站在道义一边又想
站在胜利一边。直到现在，李泽厚一派学者还一再讲起道义原则与历史原则的
悲剧性冲突，用来诠释历史和现实）。既然没有灵魂不死的假设，就算未来某
一天马克思的人间天国终于实现，它对于历史上那无数秉持道义而失败死掉的
人们又能有什幺补偿、什幺安慰呢？作为宗教的代用品，马克思牌鸦片的麻醉
效果终究还是不行。

　　（２１）不压不是事，一压才是事，越压越是事

　　宗教使人逆来顺受，以幻想中的慰籍代替现实的抗争。马克思是革命家，
早先的共产党是在野党、革命党，他们不喜欢宗教情有可原。然而，如今共产
党已经掌了权，成了统治阶级，正该巴望着有宗教帮助他们维护既成秩序，为
何却要对法轮功大动干戈，必欲除之而后快？吉本说：“形形色色的宗教，老
百姓都认为是真的，哲学家都认为是假的，统治者都认为是有用的。”法轮功
学员、中纪委干部王友群在去年五月写给朱熔基并江泽民一封信中，历数法轮
功如何不介入政治，如何遵纪守法，如何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为党分忧，
讲的都是实情。不少学员是干部，但不贪不腐，在当今官场堪称异数。许多学
员是下岗职工，但从不参与下岗群众的“闹事”，于党国实在有利无害。王友
群写这封信，本想化解紧张，不料反激怒当局。却是为何？

　　其实也不奇怪，谁叫你把上述种种好事不是归功于共产党而是归功于李洪
志，不是归功于“三讲”而是归功于法轮大法？尼采嘲笑基督徒为自己屈服于
世俗权力找借口，“根据他们对一个人顺从，这个人吩咐他们屈服”，好象屈
服只要经过一次转手一次传递就不再是屈服。尼采错了。基督徒坚称，因为是
基督叫他们服从政府，所以他们服从政府。这意味着他们同时信奉两个权威，
政府是其一但非唯一，还有一个权威是基督，而且基督的权威还在政府的权威
之上，他们是因为服从基督所以服从政府，所以这种服从就的确不再等同于那
种服从，所以唯我独尊的政府见到你们服从也还是一肚子不高兴。如果江泽民
聪明，他就该忍下这口气，管他黑猫白猫，不捣乱的就是好猫。偏偏江泽民不
聪明。

　　从历史上看，聪明的统治者总是宁肯利用宗教，而不是压制宗教。不过也
不尽然，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屡屡发生宗教迫害的事情。当时的欧洲普遍实行政
教合一，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某种宗教的正统性和唯一性之上，因此，
任何对正统教义的修正或另提出一套宗教，都会被视为对权力合法性的挑战。
共产党专制也是一种政教合一，所以它也不允许修正主义或异端邪说。不过这
种情况到后来有所变化，在共产专制末期，尤其是在“八九”之后，官方意识
形态早已破产，权力已经蜕变为赤裸裸的暴力，死猪不怕开水烫，这反而使它
对那些非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具有了某种抗疫力。“六四”之后不久，各种“怪
力乱神”纷纷登台亮相，法轮功之类竟然能够和当局相安共处。道理即在于此
。

　　这种局面本来不是不可以继续下去的。只因为江泽民不识时务，还想重新
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控制，于是开动全部党国机器大举镇压法轮功，并且
“一不做，二不休”，也对其它中功、香功之类一并取缔。这样一来，他就把
一种原本对他无害的力量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即便站在维护共产党现行统治的
立场上，江泽民此举也是犯下了一个难以挽回的大错。

　　显然，江泽民当初过分低估了法轮功。他以为在杀鸡用牛刀的凌厉攻势下
，法轮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殊不料法轮功竟然十分顽强（相形之下，其它气
功群体好象没见到有多少抵抗——恕我无知），这无疑应归因于法轮功特有的
宗教性格，归因于其成员的真诚信仰。

　　说来也是，对统治者而言，宗教这东西，不压不是事，一压才是事，越压
越是事。

　　史家有言：宗教因受迫害而繁荣。这话顶多讲对了一半，历史上因受迫害
而消亡的宗教想来更多。不过，那些后来繁荣的宗教却大抵都有过受迫害的经
历，它们都是在顶过迫害之后才繁荣昌盛的。迫害，如果不是摧残了宗教，就
是成全了宗教。各种宗教都宣称它能赋予其信徒以非常的精神力量，而唯有非
常的环境才能验证非常的力量。

　　宗教的“真”，宗教的力量，并不在于显灵或神迹。当罗马人屠杀基督徒
时，耶稣并没有祭出金刚罩保护他的信徒，也没有念动咒语发出大洪水淹死罗
马士兵。宗教的力量，就在于信者坚信不疑，身体力行，在迫害下不屈不挠，
以身试法，甘当人证。那些看上去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只因为信了某种
法某种教，就表现出超乎平常的精神力量，这就对那些具有宗教倾向的人们产
生强大的感召力，他们就会认为那种法那种教是“真的”。

　　即便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说，信者的英勇表现也会给他们强烈的震撼。你
可以说他们的信仰是虚幻的，但它所产生的力量却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一种信
仰——不论其内容是否虚幻——能帮助信者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更强
的精神力量，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尊重。

　　也有人对法轮功坚持公开练功公开请愿不以为然。他们说：你们要练功就
偷偷地练好了，何必非要上天安门比划，何必非要在公众场合亮相？

　　这使人想起圣经上尼科迪默斯的故事。尼科迪默斯不敢在大白天、在有外
人在场的情况下公开接近耶稣基督，因为他怕惹上麻烦。他只敢在夜间偷偷去
和耶稣见面。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戈尔把尼科迪默斯这种人称为基督的敬慕
者，从而与基督的追随者相区分。这好比“活着”和“存在”之间的区分。信
仰必须以坦荡的、光明磊落的形式表现出来。“存在”不是一个行踪诡秘、冷
漠疏远的敬慕者，而是一个在光天花日之下公开的追求者。有些传统宗教的信
徒由于满足于把信仰变成隐蔽之事，故而丧失了信仰的本来力量。信仰犹如真
理，它必须面向公众。你不能对光说：“只照你自己。”正象异议人士，所谓
异议人士，当然是指公开发表异议，否则，当今国人还有几个不是异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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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非科学与伪科学

　　法轮功被指为伪科学，被指为迷信。对此，我们有必要说上几句。

　　科学，在汉语中原指分科之学。现在人们所说的科学，则是指对自然界或
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的一种研究，一种系统化的知识。粗略地说，科学具有以
下一些特性：可观察、可量度、可重复、可验证（可证实或可证伪）以及非个
人性，等等。

　　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科学不等于正确。既然科学的特性之一是可验
证——可证实或可证伪，这就表明科学是可错的，所以科学不等于正确。第二
，科学也不等于真理，更不等于一切真理。科学是有价值的，但科学并不涵盖
一切价值。有很多真理、很多价值是在科学之外的。我们说一个东西是科学的
，不等于说它必定是正确的，我们说一个东西是不科学的，是非科学的，也不
等于说它就必定是谬误，就必定不具正面价值。

　　如果我们用上述几种特性做标准，不难看出法轮功不是科学。譬如法轮功
讲到人的德和业分别是白色和黑色两种物质，讲到人的腹部有个轮子，这都不
具有可观察性，更没有可量度性。按照法轮功，只有李洪志本人才能给学员安
法轮，别人不行。这就和科学的非个人性相矛盾。

　　一般大法弟子坚称法轮功是科学，主要根据是说它有效验，确能健身祛病
。不错，科学是讲求效验的，但有效验不等于一定是科学。例如某些传统医术
，有许多是有效验的，但仍然不能算科学。其理论形态更接近玄学（或者叫形
而上学或古典的自然哲学，也可叫前科学）。它们所依据的那些基本概念，火
、气、虚、实之类，不象现代医学中的胆固醇、血小板、消化酶，还是缺乏可
观察性和可量度性。

　　你注意到了吗？一说起“神医”，那一定是指中医一类传统医术的人，不
会指西医。尽管现代医学（西医）能够解决许多先前令神医束手的难题，但没
人会认为他们“神”（除了那些毫无现代医学概念的人），因为他们所作的一
切都是可学习、可观察、可量度、可重复的，基本上是换了别人也能做得到的
（非个人性），几乎引不起什幺神秘感。譬如预测胎儿性别，过去有人能做到
八成准，就被称为“神”，现在凭着超声波检查百发百中，却没有人说神了。
不少气功大师被信众视为神人，但没见那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被当作神人的。
明白这中间的道理，你就知道什幺是科学什幺非科学了。

　　所谓效验，不能混同于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因为证实或证伪，其内容是
有严格界定的，究竟是什幺得到证实或证伪，不能引申过度。乒乓球运动员打
赢了球，说是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这就是引申过度了。人们由于参加
慢跑、打球、游泳一类活动，身体好了，精神足了，有的慢性病不治而愈了。
这些都是司空见惯，未见有谁引申出什幺玄妙的大道理来。若是有人由于参加
练法轮功而获得这些效果，便说法轮大法的科学性或真理性得到验证，那就有
引申过度之嫌了。当然，信者常常不免是要这幺说的。笃信宗教的ＮＢＡ球员
马龙每打赢球，必归于祈祷之功（这或许有自我心理暗示的作用），归于上帝
保佑。不过这种“证明”显然不具客观性，对别人并无说服力，还是不能叫科
学的验证。

　　（２２）“限制理性的范围，以便给信仰留下地盘”

　　如上所说，法轮功不是科学。不是科学而又自称科学，无怪乎会被指责“
伪科学”。但这又应分成三个问题来讨论：

　　第一，法轮功是信仰不是科学。信仰和科学互不相涉。康德早就讲过，要
限制理性的范围，以便给信仰留出地盘。我们既不能用信仰去裁判科学，也不
能用科学去裁判信仰。

　　不过，第二，作为一套信仰体系，和许多宗教一样，法轮功不仅论及现象
界以外的事情，它不可避免地也论及到现象界以内的事情，这就进入到科学理
性的领域来了，科学理性就有权对之裁判。法轮功说元神不灭，业力转化，这
可以说是现象界以外的事，我们从科学的立场很难置喙。但是当法轮功说到德
与业分别是真正存在于我们身体内的白色物质与黑色物质，这已是现象界内的
问题，科学就有权批评了。

　　第三，问题是，一样东西不是科学，不等于它没有价值。非科学中有许多
东西本身就自有价值，用不着给自己贴上科学的标签才享有存在的资格。很多
信仰体系都含有若干伪科学以至反科学的东西（检查检查圣经吧），人们有权
对之批评，但这不等于说因此就要对整个体系全盘否定。

　　这里不妨顺便介绍一下神话学家坎伯（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的观点，供读者参考。坎伯认为，宗教都包含着不真实的叙述，但我们若把
它们理解为隐喻，透过字面上的意思读出其隐喻性意义，“以诗歌方式而非散
文方式”去读解它们，则它们就是真实，是真理（英文中，“真实”和“真理
”都是ｔｒｕｔｈ）。圣经上说耶稣升到天堂，其实宇宙中并没有具体的天堂
存在，“升天”实际上是暗示抛开躯体回到本源。这应是为不信者提供了另一
种看待问题的角度。有人说，既然宗教中有不真实的、假的东西，我们就该“
打假”。不过依照坎伯，不真实的可以是真实的，是真理。那些在字面上不真
实的，在字面下却可能是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不是假的，神话不是假
的。我们需要宗教，需要神话。你可以与之争论，干嘛要打它呢？

　　无须多说而又必须重申的是，现在，中共以提倡科学，揭露伪科学，打击
伪科学的名义，取缔和打击法轮功，实际上是压制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过去
用礼教杀人、用主义杀人一样，这是用科学杀人。那些助纣为虐者玷污了科学
的名声。

tannoy

　（２３）关于迷信

　　关于迷信，一直没有公认的定义。在不信宗教的人看来，所有的宗教都是
迷信。在信教的人看来，除开自己所信宗教之外的各种宗教或崇拜都是迷信。
迷信常常指内容，例如相信超自然的力量，相信自然现象与人事有某种神秘的
关联（例如占星术）；有时则指态度，指无分析无批判的相信或信赖，如红卫
兵对毛泽东的迷信，儿童对父母的迷信。

　　作为态度，迷信有时还不是指无分析无批判，而是指缺乏确信，指信中有
疑信中有惑。象侯宝林相声里讲的，“迷信就是迷迷糊糊地信了”。这可不是
开玩笑，确有许多迷信就是“迷迷糊糊地信了”。一般人信风水信卜卦常常就
是这种心理。这种迷信相当普遍。有个未经证实的故事，大科学家波尔（Ｎｉ
ｅｌｓ　Ｂｏｈｒ）在住所门上挂了一块马掌，据说能辟邪。朋友问：难道你
还信？波尔说：我当然不信。不过我听说，你不信，它也灵。

　　你买了一栋新屋，风水先生说它的风水不好，会招血光之灾。怎幺改呢？
那方法总是很简单易行的，无非是在门厅或过道挂一面镜子之类。你其实不一
定信，但还是象信了一样去照着做了。你多半是想：因为事关重大，手续又简
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不过举手之劳嘛。许多人信佛信基督，不过
是七天上次教堂，有空念念阿弥托佛而已。他们到底有几分真信呢？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见孔子是个不可知主
义者。但孔子也说过“祭神如神在”，这也就有宁信其有的意思了。巴斯卡说
：“信上帝，错了，没什幺关系；不信上帝，错了，那就了不得。”持此态度
者，想来不少。看来，迷信往往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既是内容又是态度。有一
个关于迷信的定义：迷信就是出于敬畏或恐惧而对某种未知事物的一种非理性
的信念。

　　有些信仰对信者要求甚高，要你远避俗世，斩断尘缘。这反而可能对某一
类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他们会想，信的好处那幺大，当然不会廉价，可见是
真东西。谈到禁欲，过去人们总批评禁欲是反人性的。其实，它何尝不是人性
的，非常人性的。除了人，你还见过有什幺别的动物竟会自愿禁欲吗？不妨参
见尼采对禁欲的分析。

　　法轮功要求学员性命双修，既要练一套动作，又要做好人好事。这两条本
身就是好的，就是该的。人们会想，就算什幺同化宇宙大法、修成金刚不坏之
说全靠不住，坚持练习一些动作、坚持做好人好事总不会错吧。和许多成功的
宗教一样，法轮功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它规定的信仰方式和信仰行为本身就
有价值，就合乎人们的愿望与理想，手段本身就具有目的性。再者，法轮功不
要学员交费捐款，烧香献贡，也不修建庙宇塑像，更显出其单纯，无可非议。
这样，一个人即便对法轮大法半信半疑，他也可能认真投入；只要他认真投入
，信的成分就可能多起来，疑的成分就可能少下去。

　　（２４）破除迷信与维护迷信

　　法轮功的内容有无迷信之处？有的。譬如它把人生的苦乐归于德业的转化
，生老病死都说成业力轮报。法轮功倒不象有些人批判的那样，主张人生了病
不该去医院看病。《转法轮》里写道：“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只
不过它的治疗手段是常人那个层次的”。法轮功认为人生病是业力轮报，因此
求医只能治标，修练才能治本。可能有的人走极端，有病不求医只修练，多数
人则是既求医又修练。有的基督徒也是如此，生了病既求医又祷告，病好了，
多归功于祷告，少归功于医生。

　　法轮功确有伪科学的因素，迷信的因素。从理性的立场、科学的立场看，
迷信都是错误的、不真的。但从道德的立场、社会效果的立场看，迷信却未必
都是无益的、有害的。前两天刚看了一段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介绍贵州黄果树
瀑布，那里的大榕树一直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当地老百姓有个迷信，以为砍
伐榕树会招来山毛鬼——亏得山高皇帝远，这个迷信没给破掉。

　　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雷泽（Ｊａｍｅｓ　Ｇ．Ｆｒａｚｅｒ）有段话，值得
我们三思。他说：“迷信使人类获益良多。它让许多人有了正确行为的动机，
虽然这个动机本身是错的；对这个世界来说，人们动机虽然错而行为却正确，
比起人们徒有最好的动机而行为却错误，要好太多了。对于社会来说，真正重
要的是行为，而不是想法。只要我们的行为是公道而善良的，则不管我们的想
法错得多幺离谱，对于别人来说，可是一点影响也没有。”

　　例证是很多的。谁能说在中国绵延千年的孝道传统中，就和“忤逆不孝要
遭雷打”一类迷信没有关系呢？

　　当然也有些迷信非常恶劣，例如求河神降雨把童男童女扔到河里去。不过
哈耶克认为，各种迷信要经历自然竞争，优胜劣败，能流传至今的多半是那些
有益无害的。哈耶克告诫说，不要因为传统宗教或习俗的迷信和违反科学便匆
匆破除掉，以免造成社会道德秩序的瓦解。他认为理性主义者（包括马克思）
妄图扫除宗教迷信，纯粹用理性的力量建立社会道德秩序的主张，因为高估了
人性中理性的作用，低估了人性中非理性的作用，实行起来是会很危险的。哈
耶克本人并不信人格化的上帝，但是他提醒说“：即便不信神的人也该承认，
我们的道德以及那个不仅造就了我们的文明、而且也保障了我们的生命的传统
，乃源于我们竟然接受了一些在科学上无法被接受的事实主张所致。”

　　批评迷信有它的道理，维护迷信也有它的道理。岂不让人无所适从？这首
先是个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问题。当然，把孩童作祭品，叫寡妇去陪葬一类
迷信是要坚决禁止的，因为它们违反了基本人权。关键是反对强制，既反对强
制实行迷信，又反对强制破除迷信。这就是要求我们坚持政教分离，坚持保障
人权，坚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坚持法治。

tannoy

　　（２５）中国需要新宗教吗？

　　大约七年前，几位朋友聚谈，讨论到中国是否会出现新宗教的问题。大家
都对时下中国道德混乱崩解之势深感忧虑。我们绝不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
什幺道德理想国，因为道德的前提是主体的自由选择，道德的基础是肯定人的
正当权益，而毛泽东恰恰是既剥夺了前者又否定了后者。道德重建的首要之务
是实现自由，保障人权，并在此基础上倡导一种更平实的道德观念。

　　然而我们也都知道，要确立具有内在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单靠世俗的道德
理论或观念恐怕不足以胜任，宗教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中共掌权几十年，一
方面把本来就不丰厚的宗教传统摧残殆尽，另一方面又刺激起国人对宗教的强
烈需求，许多人既焦渴地寻求信仰，但又对传统的信仰缺乏兴趣缺乏信心，这
就为新宗教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机会。不过我们也怀疑，在现代的条件下，另建
一套新宗教是否可能。有伊朗人创立了巴哈伊教，我知道一些中国留学生参加
过他们的活动，对该教颇有好感，但还谈不上信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需要
的新宗教还须产生于中国本土？

　　法轮功的优势在于它既旧又新。法轮功混杂佛教和道教，以佛教为主。这
样，法轮功便获得了至少是部分的传统宗教的权威。可是在传统中断过的地方
，其权威就打了折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传统宗教被压得几乎消声匿迹，
一般人没见到这些宗教的信徒有什幺超凡脱俗的表现（其实也有一些，或许不
够广泛，更由于被封杀而不被世人所知），这就使其可信性和感召力受到严重
的损害。尽管在形势宽松后，它们都迅速地复活并有长足的发展，但先前一段
被压服的历史毕竟还是令其大受损伤（这里还不说当局对传统宗教的控制，甚
而将之纳入官僚体制，闹出所谓“科级和尚”、“副处级道士”一类笑话）。
法轮功出自传统又有创新。李洪志声称：作为佛家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法门的
法轮大法，是“在我们这一次人类文明历史时期从来没有公开传出过”。它“
在史前一个时期广泛度过人，我在末劫最后时期再一次把它弘传出来。所以是
极其珍贵的”。

　　于是人们恍然大悟：怪不得以前的东西似乎都不大灵光，原来，佛家最珍
贵的东西还从来没拿出来过呢。这才是第一次！

　　一样东西若是凭空而出，无来历，无传统，便很难取信于今人。若是只有
老旧的传统，不论你怎样说要发扬光大，也很不容易让那些“曾经沧海难为水
”的人们为之心动，更何况还是受伤负残的传统。法轮功既是老字号又是新招
牌，既是历史悠久又是史无前例，两者兼具，所以格外有力量。

　　大法弟子、中纪委干部王友群在去年五月写给朱熔基并江泽民的信中称道
：“李洪志老师把一部伟大的宇宙大法《转法轮》无私地奉献给了当今人类。
这部巨著所讲述的法理是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上从未人讲过的。其内涵之博
大精深，难以言表。其珍贵程度超过了古今中外任何一部经典著作，是无法用
价值来衡量的。尤其难得的是这部宇宙大法是用现代汉语写成的。对十二亿中
国人来说，更是无比幸运的了！”别忘了，这封信是在已经得知当局要整治法
轮功时写的，是专门写给最高当局的。要是为了避祸，就该低调才是，偏偏却
如此高调，可见是真信进去了，而且信得极热烈。

　　戴晴认识不少法轮功成员。她说他们崇拜李洪志有如当年国人崇拜毛泽东
，愿意为他去死的。考虑到李洪志并不掌握任何世俗的权力，这种崇拜更显示
出其自发自愿；而这一年多法轮功的不屈不挠，勇于献身，宁肯舍弃种种世俗
的牵挂，更显示出其宗教性格，更证明了它的精神力量。

　　（２６）法轮功以柔克刚

　　从媒体的报道，尤其从照片上看，那些不顾风险，坚持公开练功请愿的法
轮功成员，中年人居多，妇女居多，普通老百姓居多。这实在和一般人心目中
的志士斗士、精英豪杰乃至拳匪长毛、暴民刁民都太不相象了。无怪乎有人戏
言曰，共产党遇上法轮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当然，这也是共产党自找的。当初这些人修练法轮功，几时有过和官府作
对之意？何尝想到过会招致政府如此残酷的镇压？因此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过他们竟会如此顽强的抵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轮功之所以能进行
顽强的抗争，正和他们当初绝没料到会招致镇压这一点有关。法轮功不问政治
，本来该是很安全很保险的，尽管他们不会不知道共产党是制造冤假错案的天
下第一高手，但事先还是料不到“错误”竟然会犯到他们头上来。所以，当江
泽民发出镇压令，他们格外想不通。

　　大法弟子和民运人士不大一样。民运人士明知虎口拔牙，风险难免。连“
第二种忠诚”也是如此，例如海瑞，骂皇帝本是爱皇帝，但毕竟是骂了，如果
皇帝不知好歹就可能动怒，就可能惩罚，所以海瑞带着棺材上金殿，可见早有
挨整的思想准备。法轮功成员全无此种思想准备。照理说，事先有挨整的思想
准备的人，面对压力应该更坚定。这对个人而言是如此，对群体就不一定了，
尤其是对无组织的群体。因为所谓事先有思想准备，往往也就意味着“心有预
悸”，弄不好就导致惊弓之鸟的效应。毕竟，群体中有许多人当初免不了是抱
着法不责众的心理才参加的，一旦群体被打散，危险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缩
回去了。法轮功全无挨整的思想准备，是因为他们全无挑战当局的主观意图，
一旦被整，他们简直难以置信，只觉得自己太清白，太无辜，太冤枉——就是
站在当局的立场也是太清白太无辜太冤枉，因此他们要大声疾呼，要申辩要请
愿，而这在愚蠢蛮横的当局看来就是在反抗在挑战。于是乎，这些从不认为自
己是在挑战当局的人就构成了对当局的最大挑战。

　　共产党镇压群众，其惯用手法是擒贼擒王，杀一儆百，从而达到树倒猢狲
散的效果。可是法轮功不同寻常，这一年多来法轮功的练功请愿活动基本上都
是普通成员的纯自发行为。面对着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妈大婶、大叔大
伯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真是轻也不成重也不成：轻了，毫无威慑力；
重了，师出无名。据说有不少奉命镇压的基层干部和公安人员都对“最高指示
”“很不理解”，在私下说这些法轮功一般成员总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吧
，不能算“敌人”。象法轮功这样一种良顺柔弱者的群体，竟然不期然而然地
扮演了抵抗世间最暴虐政权的吃重角色，这在历史上无疑是非常罕见的。

洪亮1

?"法轮功乱写乱画，不道德，最招人反感，
你要是真是好功，不用这样，大家也信，现在这样适得其反了，

tannoy

　

　　（２７）追求生命的意义

　　我们注意到，许多法轮功成员在解释他们不屈抗争的动机时，并非个个都
说是为了“得道”，“长功”或“成正果”，更多的倒是强调对真理的捍卫，
对道德的坚持，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这种动机是一般不信法轮功的人也完全理
解的，可是，法轮功成员那种英勇执着，一般人却很难做得到。由此可见，象
法轮功这样的具有宗教特性的一套观念，有助于人们——特别是普通人——对
人生意义的顽强追求。

　　我们知道，寻求生命意义的问题来源于生命的有限性，寻求意义就是寻求
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意义存在于关系之中。如一位犹太神学家所说，个
人好比字母表里的一个字母，单独存在没有意义，只有和其它字母组合成词才
能具有意义。因此，寻求意义就是建立关系，就是把自我与另外某种东西联系
起来。寻求生命意义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把有限的、短暂的生命结合于无
限的、永恒的事物，如上帝、宇宙精神、宇宙大法。这是宗教的方式（此处的
宗教是指狭义的宗教），超世俗的方式。另一种方式则是把自我结合于他人，
把个体结合于集体，把小我结合于大我。这是非宗教的方式，世俗的方式。

　　传统儒家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都属于后一种。例如保尔的名言（“人的一
生应当这样度过……”），雷锋的名言（“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
务”），等等。儒家主张“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阿伦特在《人类
的境况》一书里提出一种人生哲学，和儒家很相似。阿伦特认为，人的功能和
潜在伟大之处，即在于他凭借着自己的工作、行为和语言文字的能力，使有限
的生命得到不朽的延续。人类最伟大的本质在于追求不朽，而达到不朽的唯一
可能途径便是进入公共交往领域，因为唯有与自己同类的他人才能对自己的行
为作出评判，同时也唯有经过他人的见证，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留存于人类的记
忆即历史之中而传播千秋。为了追求生命的意义，人可以一反其趋利避害的本
能，直面苦难，敢于牺牲，甚至以吃苦为荣，以牺牲为荣。

　　在理想主义沉沦、犬儒主义泛滥的今日中国，恐怕很多人已经对上述追求
不朽的冲动感到隔膜，感到陌生，甚至感到荒唐可笑了吧。现在人们讲究的是
活在当下，有几个还在意不朽，在意身后的光荣？更不用说用吃苦、用牺牲去
换取这种光荣了。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追求不朽的冲动，确
确实实是深植于人性之中。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所谓“名留青史”
，所谓“活在人们心中”，都是指的这层意思。而所谓“虚度一生”，就是指
自己的一生不曾在他人心目中留下有意义的痕迹。即便一般平庸之辈，也无不
希望能在亲朋好友中留下几桩美好的回忆。限于篇幅，此处我不打算就这个问
题多加讨论。我这里要讲的是另外的问题。

　　深入思考便不难发现，上述非宗教的、世俗的不朽观有它的局限性。首先
，这种不朽很难适合于所有人，它往往只能适合于少数人，适合于少数大人物
或出类拔萃之辈。它不大适合于普通人。这不但是说普通人通常作不出英雄的
行为，而且还是说普通人即便作出了英雄的行为，因为他们的普通身分，多半
也不容易进入历史的凌烟阁。史可法不屈战死，赢得美名天下传，可是与他一
道英勇死去的十万扬州普通军民就没有留下姓名，只是化作一个抽象的数字。

　　其次，以这种方式追求不朽，要求你的行为事迹必须在旁观而且可传承此
行动记忆的同侪团体之前完成。你不能演给白地看，不能演给白痴看。排除了
见证和排除了记载，也就是排除了名留青史成为不朽的可能性。当一个专制政
权一手遮天，封杀了一切它不喜欢的行为和声音，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封杀了
别人成为不朽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放弃对不朽的追求和对人生
意义的追求，那又有什幺可奇怪的呢？

　　再者，要在历史上保持不朽，常常有赖于历史本身的稳定与连续，有赖于
人们价值观念的稳定与连续。遇到社会发生猛烈变迁，从而一般人的价值观念
也发生猛烈变迁的时候，不朽就显得含糊暧昧了。在古代，女人守节殉节被视
为青史留名的美事，可是到了近代则被看做无谓而愚蠢的牺牲，其不朽性的光
环就黯然失色了。今天许多中国人之所以变得只顾当下，实在也因为他们经历
了太频繁太猛烈的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念变迁。许多当年我们认为神圣的东西如
今都沦为笑柄，许多当年我们认为不朽的东西都迅速地朽去，连带着我们过去
付出的努力、吃苦与牺牲到头来也都失去了意义。历史显得那幺靠不住，追求
不朽变得如此没把握，无怪乎许多人要干脆放弃对不朽的追求，只顾活在当下
了。关键在于，你要以世俗的方式追求不朽，你必须要赢得他人的承认。如果
众人的价值观念变化无常，你的追求就显得没着没落，你就很容易心灰意冷。

　　相比之下，一个人若以宗教的方式追求生命的意义，他就可以避免上述种
种局限性。因为在上帝面前在佛法面前众生是平等的，没有大人物小人物之分
，只有心诚心不诚，上帝或宇宙大法不象历史那幺势利眼，所以，宗教能适合
所有人，尤其能适合普通人。这就是为什幺某些粗浅的宗教也比精深的哲学更
能打动普通人的原因。信者通过和上帝、和宇宙精神建立关系而获得生命的意
义感，因此他不必依赖人的见证与记载。世俗的权力可以阻断你和他人的关系
，但无法阻断你和神的关系。一个被监禁的异议人士最怕被世人所淡忘，因为
那等于剥夺了他存在的意义，剥夺了他受苦的意义，而信者则比较不害怕孤独
，只要他相信自己与主同在。信者希求神的接纳，因此不大在乎别人的承认，
不大计较世俗的名声，例如法轮功成员就很少为名位计较，不大热衷于给自己
打知名度。另外，信者认定自己追求的价值是出自上帝，出自宇宙精神，具有
超世俗以至超历史的永恒性，这样，不管人间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怎样变来变
去，他们都比较容易坚持不动摇。

　　看到法轮功前赴后继，不少民运朋友深感汗颜。这种见贤思齐的态度当然
很可贵，不过我以为我们也要知道两者的区别。民运和法轮功不是一回事，民
运是世俗的运动。我们没有神话的鼓舞，没有幻想的报偿。这意味着，我们如
果要作出同样的行为，必须具有更强大的内在力量。

　　与此类似，有些人在比较了海外汉人的抗议中共的活动和藏人的抗议活动
后，感叹汉人不如藏人。因为在海外的汉人起码比藏人多一百倍，可是在近些
年来的抗议中共的活动中，有时藏人参加的倒比汉人还多。我以为我们也不要
忽略两者之间的差异：藏人有民族的认同，还有宗教的认同；若单看对人权与
民主的认同，汉人未必低于藏人。

　　应该说，作一个真正的民运人士是很不容易的。他不但必须争取和捍卫自
己的权利，而且还必须尊重别人的同等权利，包括他的敌人的同等权利；更重
要的是，他必须反对强权对任何人的压迫（包括法轮功在内的许多宗教信众只
反对强权对自己的压迫），他要争取的是所有人的权利，而自己在其中并不谋
求任何特权。

　　（２８）宗教与道德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宗教对于维系道德的积极作用，宗教不但能
使好人有所慰籍，而且能使坏人有所忌惮，这后一点也相当重要。陀斯妥也夫
斯基有句名言：“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要是一个人根本不信
神明，不信报应，肆无忌惮，那还有什幺坏事做不出来呢？

　　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西方开始实行宗教宽容。起先，宗教宽容的意义只
是承认每个人有权“按照他认为对他的灵魂拯救最有效的方式来崇拜上帝”（
洛克《论宗教宽容书》）。最初的宗教宽容并不包括无神论，因为当时许多人
认为无神论者既是不信神明，也就是没有道德，所以等于是坏人。有人甚至提
出疑问：无神论者们也能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吗？换句话，一个有秩序的社
会能够没有宗教吗？不少启蒙思想家对宗教（尤其是对教会）严加批判，但他
们中间的很多人也承认宗教的积极意义。所以伏尔泰要说：“就算没有上帝，
我们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不过，在历史上，宗教也发生过消极的作用，宗教对道德的意义也并非都
是正面的。和上述陀斯妥也夫斯基那句话相反，费尔巴哈倒认为，有上帝才会
导致无道德。因为在基督教里面，道德规律被理解为上帝的诫命，因此只有从
属的意义。费尔巴哈指出：“什幺地方把道德建立在神学上，把法律建立在天
命上，什幺地方也就可以为最不道德、最不合法、最卑鄙龌龊的事情进行辩护
，说出道理”。假如一个人不是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行事，而是根据上帝的
旨意行事，上帝叫你做什幺你就做什幺，要是上帝叫你杀人放火呢？在中世纪
的欧洲，难道不是有许多罪恶就是以上帝的名义犯下的吗？另外，我们也不宜
夸大宗教对恶的阻遏作用。纳粹党卫军几乎全是基督徒，许多人就在大屠杀期
间还忘不了抽出时间去忏悔。

　　乍一看去很奇怪，有些人对传统宗教能宽容，能尊重，但对法轮功却十分
反感，虽然他们对法轮功的种种批评，几乎无一不适用于传统宗教。考其缘由
，或许是因为传统宗教经过时间的过滤，到现在，其信条和行为多半都有边界
，一般不会再做出什幺极端的事来。新起的就说不准了，新起的宗教或半宗教
流派还没定型，再加上信众对祖师的个人崇拜，总让人不大放心。

　　我可以理解这种担忧。新起宗教，难免鱼龙混杂。但是，你不能因噎废食
。应当看到，在普遍实行政教分离的今天，宗教的消极作用已经受到有效的限
制。与此同时，由于整个社会朝着世俗化的发展，宗教的正面意义更见突出。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妨对各种宗教——传统的和新起的——持一种更开放、更积
极的态度。退一步讲，即便有些人对前几年中国“怪力乱神”的泛滥相当不满
，那幺他们也应该记住培根的一句忠告：“有的治疗比疾病还坏。”有些事情
是不好的，但强制镇压就更不好。维护包括信仰自由在内的各种基本人权比什
幺都重要。当初不少人出于对科学与理性的维护，严肃批评各种怪力乱神，我
们理当尊重。这和少数投机家借以向专制者邀功不是一回事，和专制者以科学
的名义杀人不是一回事。不过我认为在法轮功横遭迫害之际，他们也应该明确
表示反对才是。

tannoy

　　（２９）江泽民的梦魇

　　在去年七月的九届人大常委第十二次会议上，表决了关于取缔邪教的决定
。众所周知，这是江泽民以打击所谓邪教名义下令镇压法轮功在先，全国人大
甘当橡皮图章追认总书记“英明决定”在后的一场丑剧闹剧，但毕竟也不是所
有人都甘当表决机器。据悉，有田纪云投了弃权票，有丁石孙拒绝投票，两人
都以书面形式表达了不同意见。

　　丁石孙在书面意见中写到：“任何宗教的宣扬中，都有伪科学、脱离社会
现实的成分和带有迷信、虚幻性质的东西。人民有信仰或不信仰的权利和自由
。对伪科学、形形色色的宗教学说，不能轻易将之列为邪教。有数百万人信法
轮功，时间又这幺长，又有较严密的组织形式，说明他们在当今社会要选择一
种精神寄托和追求，除了对有违法犯法行径者采取法律追究、惩办外，对任何
宗教迷信、伪科学，只能以教育、宣传、相比较来解决，只能以理说服，不能
以力压服，只能劝说、劝阻，不能轻易强制取缔、打击。”田纪云则发出警告
：取缔法轮功的决定是偏激的，打击面太大，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可能有不
良反复和后遗症。

　　江泽民也许早就暗地后悔了，悔不该当初把事情做得那幺绝。然而我不相
信江泽民会认错改错。本来，法轮功不同于民运，纠正镇压法轮功的错误未必
会危及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但是江泽民却不敢纠正，因为那可能危及他的“核
心”地位。共产专制是最不制度化的个人独裁制。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权力既是
最大的又是最脆弱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皇帝可以承认错误而仍然不失为皇
帝，因为皇位来自血统，来自天命。民主国家的总统也可以承认错误，因为总
统的位置来自选举，来自公认的民主程序。在规定的任期之内，总统再犯错—
—只要不被弹劾掉——也还是总统，也还能正常地运用其总统权力（克林顿即
为一例）。可是，共产党领袖却经不起“犯错误”，共产党领袖却不敢承认错
误，因为共产党领袖被定义为真理的化身或正确的代表，如果你自己都承认你
错了，不是代表正确了，你凭什幺还是领袖？在共产党历史上，最高领袖一旦
公开认错，紧接着就大权旁落，就被他的同志们赶下台。从陈独秀、瞿秋白，
到王明，到华国锋，概莫能外。

　　江泽民知道，如果他公开认错，他的“核心”就再也当不成了。江泽民越
是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就越是要维护自己绝对正确的神话，越是要硬着头皮
以错为错、变本加厉地错下去，包括继续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其实，当初江
泽民一意孤行下令镇压法轮功，本来就兼有打击党内同僚和强化自己权威的用
意。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退路。在共产党那里，“伟大领袖”对于“那些反
对过自己而又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多半还是能够“团结”的，倒是
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又被证明是反对对了的同志最不能容忍。毛泽东就是因为
犯了“大跃进”的错误，从此做贼心虚，唯恐身边有谁成了赫鲁晓夫，务必发
动文革彻底除之而后快。有消息说，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确因同情法轮功而
被撤职，并被秘密逮捕，可见上层斗争之尖锐。当江泽民说他为了接班问题“
夜不成寐”，是否也和法轮功问题有关呢？

　　（３０）法轮功的活力与前景

　　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当局对法轮功成员的残酷迫害已达到骇人听
闻的地步。据法轮功和人权组织的报道和统计，迄今为止已有三十七名法轮功
成员被迫害至死（其中有二十三名是妇女，二十一名均在三十五岁以上），四
万多人被非法拘留，五千多人被劳动教养，上百人被判刑，最高达十八年，而
且全部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更有许多法轮功成员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不
错，我们暂时无法对上述数字核对查实；不过，既然在光天花日、游客如云、
众目睽睽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尚且敢于对练功请愿者拳打脚踢，下来后他们会
做什幺，难道还用问吗？

　　有中共官员在回答外界质疑时，因为不敢完全否认法轮功成员被毒打折磨
的事实，便诡称是少数执法人员“政策水平不高”。这无疑是谎言。不少分析
家指出，和“六四”开枪一样，残害法轮功的指令必定出自最高层（当然，可
能是以暗示的形式）。由于坚持练功请愿的法轮功成员太多，抓不胜抓，关不
胜关。又由于他们许多人的身分和背景太普通，当局费尽心机也安不上什幺象
样的罪名，所以当局才使出此等流氓手段，赤膊上阵，就象“六四”公然对普
通老百姓开枪一样，直接残害法轮功成员的肉体以至生命，妄图达到消灭法轮
功的目的。

　　尽管中共享尽一切手段妄图消灭法轮功，但是略有眼光者都不会怀疑法轮
功必定比共产党长命。诚如甘地所言：“殉道并非事情的终结，而只是事情的
开始。”一种宗教，只有当它涌现出一大批殉道者之后才是真正开始了它的生
命。既然许多传统宗教在被压制而消声匿迹几十年之后尚且能迅速地复活，今
天中共又能把法轮功压制多久？况且法轮功始终没有放弃公开的抗争。法轮功
本来就拥有至少上千万的信众，其影响既深入民间之内，又远播本土之外，如
今还产生了自己的殉道者，留下了众多的见证与故事。它的生命力是不可低估
的，它的发展前景是不可低估的。

　　其实，中共并不相信它能消灭法轮功，因为它对自己的未来早已失去自信
。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本来就是失去自信的过敏反应。法轮功事件是“六四”
之后又一起极其严重的践踏人权的事件。它再次告诉世人，专制权力的本性就
是要扩张，要滥用，要靠镇压人民维护自己的存在。它也告诉世人，对任何一
个群体的侵犯就是对所有人的侵犯，我们保卫别人的权利同时也就是保卫我们
自己的权利（希望法轮功成员也记住这一点）。我多次强调，冷漠不是罪恶，
但它是一切罪恶存在的条件；专制政权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我们的道德水平
。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为了别人，也为了我们自己。

tannoy

９．法轮功不让人打针吃药吗？附带介绍基督教科学教派

　　我们知道，当初，法轮功被中共定成邪教，主要罪状是说它不让人打针吃
药，摧残身体害死人。这种指控其实站不住脚。

　　正如署名“绿如蓝”的《我为自焚者言》文章里指出的那样：（１）法轮
功之所以能吸引数百万的信徒，肯定也对部分信徒起到过祛病强身的作用。如
果是“信一个，死一个”的话，哪里还会有那么多傻瓜前仆后继？只不过通过
法轮功治好病的例子，中共当局绝不会报道。（２）中共当局竭尽全力找到了
１４００例“被法轮功治死”的病人，而相信法轮功的人数据官方统计是二百
三十万。这样算起来，死亡率是０．０１%，远低于０．６５%的正常死亡率
。（３）参加法轮功的人中，很多就是因为身体不好而加入的，平均身体素质
本来就差，有的还是绝症病人，就象医院没有治好病人不能说是医院导致病人
死亡一样，信法轮功并且死亡，和信法轮功因此死亡，这两个概念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戴康生根据调查指出，法轮功信众
占六成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平均收入低，生活贫困，寂寞且缺乏精神
寄托，多数丧失劳动力，又患有疾病，而目前的社会医疗和保险制度很不理想
，致使许多老年人和清贫者陷入对疾病和生活的恐惧。

　　一般人的印象是，法轮功确以老弱病贫者为主体，那么，即便按照官方提
供的数字，其死亡率也应该算很低的了。我们甚至可以据此断言，仅就强身健
体而论，法轮功利大于害。至于说批判法轮功不让人打针吃药，这对于那许许
多多因为没钱看病才不得不练功自保的人来说，简直是开玩笑，太残忍的玩笑
。昏君晋惠帝听说有许多饥民吃树皮，问道：“他们干嘛不吃肉呢？”

　　我这里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中共指控法轮功不让人打针吃药，这与事实不
符。法轮功并不反对打针吃药，《转法轮》里明确写道：“医院能不能治病呢
？当然能。……只不过它的治疗手段是常人那个层次的。”法轮功认为人生病
是业力轮报，因此求医只能治标，修炼才能治本。有些法轮功成员本身就是学
医的，他们并没有因为练功就抛弃医学或医院的工作。你怎么还能说法轮功不
让人打针吃药呢？

　　几乎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认为，人生病主要不是生理原因不是物理原因，
治病主要靠修炼靠祈祷靠信仰。在这一点上，法轮功和其它传统宗教或信仰没
有什么区别。倒是有些别的教派比较走极端，确实反对打针吃药，譬如美国的
基督教科学教派。

　　提起基督教科学教派，国人恐怕大都茫然不知，不过要提起《基督教科学
箴言报》，知道的人就很多很多了。

　　基督教科学教派（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是美国的一个
基督教教派，现有十万信众，平均文化程度很高，所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创办于１９０８年，社址在波士顿），发行量不算大，却有世界性影响。我
记得当年在国内时读《参考消息》，常见到转载该报文章。

　　基督教科学教派标榜科学，反对任何愚昧和盲从。该教派与其它教派最重
要的区别是，他们绝对排斥任何物质的医疗手段和医药设备，除了骨折可以去
医院上夹板和临产时接受医院助产士的照护，他们拒绝任何常规治疗甚至心理
疗法。在他们看来，所有疾病都是人们认识和感觉的错误，因而都可以通过学
习圣经，端正和坚定对上帝的信仰而加以纠正，加以消除，疼痛自然不药而愈
。一般信众病了，除了自己努力，也需求助他人。该教设有专职的基督教科学
职业医生，治病方法无非谈话和祈祷，最后要让病人相信上帝是完美的，疾病
是不存在的。这和中国的气功遥感治病还不同，因为他们认为气功还是物质的
，而他们的治疗纯粹是精神的。

　　基督教科学教派的创始人是玛丽·贝克·艾迪（Ｍａｒｙ　Ｂｅｃｋｅｒ　
Ｅｄｄｙ，１８２１－１９１０），其代表作是《科学与健康》。艾迪年轻时
体弱多病，自创一套信仰疗法，后来竟活到八十九岁，如此高龄在当年是极其
罕见的。她提出的信仰疗法在当时颇受争议（但并没有被打成“邪教”），如
今则被承认为“现代精神疗法的先驱”（《美国百科全书》语，１９９７年版
）。关于基督教科学教派、该派创始人艾迪和信仰疗法（ｆａｉｔｈ　ｈｅａ
ｌｉｎｇ），《大英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均设有条目介绍，可查阅
（顺便一提，中国古代也有精神疗法，叫做“祝由”）。根据有关条目的介绍
，主张信仰疗法的教派很多，基督教科学教派不过是其中最突出的一派而已。

　　１０．关于“非常规治疗”（或曰“另类治疗”）

　　也许有人会问：基督教科学教派主张用谈话和祈祷的精神治疗，反对打针
吃药一类常规治疗，其信徒会不会有因此而拖垮身体甚至死掉的呢？如果有，
那又该怎么办，由谁负责，法律该不该惩罚呢？

　　这个问题在美国一直争论不休。大体有两派意见。争论的焦点不在成年信
徒，而在他们的未成年子女。

　　一九八六年八月，一对信奉基督教科学教派的崔切尔夫妇（Ｇ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Ｔｗｉｔｃｈｅｌｌ）的小孩子罗宾（Ｒｏｂｉｎ　Ｔ
ｗｉｔｃｈｅｌｌ）得了重病，父母采用精神疗法治疗无效，结果死掉了。于
是有人控告这对夫妇犯了虐待儿童罪（ｃｈｉｌｄａｂｕｓｅ）或疏于照管罪
（ｎｅｇｌｅｃｔ）。被告不服，被告说，既然把孩子送进常规医院治疗也有
不治身亡的，法院并不因此惩罚家长，那么，我们按照我们信仰的治疗方法给
孩子治疗而未能成功，为什么就要惩罚我们呢？（顺便一提，其实这对基督教
科学教派夫妇遇到的问题，有些在美国的中国人也会遇到。许多华人相信中医
，但迄今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承认中医，因此，华人家长把生病的孩子交中
医治疗，如果没治好死掉了，别人也可以同样地依据虐待儿童罪或疏于照管罪
上法院告你）。

　　支持被告的一派人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他自己认为合适的医疗方法
治疗自己的疾病，对于没有自主能力的小孩子，父母有权代为决定。几天前我
读到一则美联社消息：今年二月七日，一个名叫艾丹·鲁希（Ａｉｄｅｎ　Ｍ
ｉｃｈａｅｌ　Ｒｕｓｈ）的七个月大的男婴，成功地完成了不输血肝脏移植
手术。由于患者的父母均系“耶和华的见证人”（Ｊｅｈｏｖａｈ'ｓ　Ｗｉ
ｔｎｅｓｓ）教会信徒，该教派不准输血，洛杉矶儿童医院尊重患者双亲的意
愿，作出特别安排，对患者进行了不输血的手术。与此同时，美国宾州最高法
院作出判决，凡是基于宗教信仰缘故不愿接受输血救命的患者，医院不得强迫
他们为了救命接受输血治疗。这是对一九九九年三十四岁的信仰“耶和华的见
证人”教会信徒玛丽雅·杜兰（Ｍａｒｉａ　Ｄｕｒａｎ）两度肝脏移植失败
后去世的案例所作的判决。最高法院判定地方法院指定患者丈夫为同意输血紧
急处理的监护人是错误的举动。最高法院认为，患者清楚明确的意愿，必须受
到尊重。

　　反对被告的一派人提出不同意见。明尼苏达大学的喀普兰教授（Ａｒｔｈ
ｕｒ　Ｃａｐｌａｎ）和洛杉矶的儿科医师肖（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ｈａｗ）
撰文反对。反对者承认，正常的成年人当然绝对有权按照他自己的信仰或意愿
选择治疗方式，但是家长无权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自己的未成年的孩子。政府
出于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有权不顾家长的信仰，强行把病童送交被国家认可的
常规治疗。如果家长拒绝这样作，就是犯了虐待儿童或疏于照管罪。这派人有
的进一步主张，如果家长对教派领袖言听计从，直接向教派领袖求教咨询，而
教派领袖明确禁止他们把孩子交给常规医疗，则应把虐待儿童或疏于照管的罪
名加在教派领袖头上（参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ｏ
ｐｐｏｓｉｎｇ　ｖｉｅｗ　ｐｏｉｎｔｓ》，Ｇｒｅｅｎｈａｖｅｎ　Ｐｒ
ｅｓｓ，Ｉｎｃ）。

　　在美国，上述宗教信仰与常规医疗的冲突时有发生，为此引起得法律诉讼
也有很多起，其判决并不完全一致。象基督教科学教派主张的精神疗法，有些
州（如麻萨诸塞州，该州的波士顿是基督教科学教派的大本营）是认可的，还
给其医生发给开业执照，但有些州并不认可。在有些因父母坚拒常规治疗而导
致孩子死亡的案例中，遭到控告的父母败诉。

　　不过，上述两派意见异中有同，两派人都认为：

　　第一、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应当尊重当事人本身的信仰或意愿。如果他自
己选择了这种或那种治疗方式，其后果也应当由他自己负责。如果我们不赞同
他选择的治疗方式，我们可以在旁劝告，但无权强迫他放弃他的信仰。

　　至于说什么叫“正常”，那当然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测量标准。中共把大
批法轮功成员当成“精神病”强制治疗，而它判定别人是不是精神病的唯一标
准就是问别人还练不练法轮功，只要你坚持练坚持信就说你是“精神病”，这
等于宣布信仰本身就是精神病，所谓“治病”就是强迫改变信仰。这是最明目
张胆地践踏信仰自由。

　　第二、即便是那些反对父母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拒绝给孩子进行常规治疗
的人也认为，法律，只针对外部行为，不针对信仰。如果有父母因为信仰的原
因，拒绝给未成年子女进行常规治疗，并导致严重后果，法律只以疏于照管或
虐待儿童罪名惩罚家长（如果这件事当由教会领袖负责，同样也只以疏于照管
或虐待儿童的罪名），法律并不追究家长的信仰，政府绝不会给该信仰扣上“
邪教”或“巫术”的罪名。正如同有人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拒服兵役，政府便
依据逃避兵役的法律处置他们，并不给他们信奉的宗教扣上“破坏国防”的罪
名，并不惩办这种宗教。政府并不管你不服兵役究竟是出于宗教信仰还是出于
政治理念抑或是出于贪生怕死，只要你们都是逃避兵役，政府对你们的处置办
法就一样，既不特别偏袒谁，也不格外惩罚谁。

　　想想看吧，假如有两个孩子都因为没有及时进行常规治疗而死去，一个的
父母是笃信“非常规治疗”——也叫“另类（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治疗
”，操了很多心，付出很多爱，另一个的父母则纯粹是没有爱心，不负责任，
管都没管；如果我们把后者算作“疏于照管”因而罚得较轻，却把前者扣上什
么“邪教”、“巫术”一类罪名，整得死去活来，硬逼着别人改变信仰，那不
是太荒谬了吗？

　　前面讲过，在美国，中医也属于非常规治疗。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医治疗，
只承认了针灸。中医师可以考取针灸师执照获准开业，但无从获得中医师执照
，因此不能以中医师的身分合法地给病人开处方治病。不过，美国也充分尊重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习俗和传统，你要用中医的方法给人看病，有人自愿向你
求医，政府通常并不禁止。政府只是不承认，不认可；但是，不承认不认可不
一定等于取缔或禁止。所以在美国的华人聚集区，还是有不少中医师在给人看
病。

　　除了华人的中医之外，其它许多民族，如印地安人、墨西哥人、印度人、
西藏人、越南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等等，各自也都有他们一套传统医术。
另外，不少宗教信仰也有自己的一套治疗方法。这些五花八门的传统医术和治
疗方法，虽然大部分都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但并非不能存在，只要是周
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出了问题，医生挨告，政府通常也就是
根据“无照行医”的罪名给予相应的处罚。政府并不判定你们那种治疗方式是
“巫术”是“邪教”。

　　现在，西医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平常人们所说的现代医学，其实就是指
西医，指现代的西医。不过，我们对西医也不应迷信。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
·托马斯（Ｌｅｗｉｓ　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１３－１９９３）告诉我们，直
到他年轻时学医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仍然是一无所知，只会给病人吃一些治
不好也治不坏的安慰剂，其效果并不比宗教仪式的符咒强多少。只是到了一九
三七年发明磺胺素以后，医学才真正能够医治疾病。现代医学的巨大功效举世
公认。然而，就在医学高度发达的美国，据报上说，９０%药物致死是由开方
用了合法药物所致，并不是误用因有致幻作用而受管制的各种物质；美国每年
有十万人死于用药错误——这一死亡率仍然高于中共宣布的所谓法轮功致死率
（上述两个数据是从思果先生的文章《我们是神农》里抄下的，见《万象》杂
志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号）。

　　中国有句老话，叫“庸医杀人”。可是，我们并不把庸医当成杀人犯（否
则，谁还敢当医生）。主要原因是，我们求医治病是基于自愿。遇到要动大一
点的手术，务必要病人或家属签字，等于是立生死状，出了事不能再怪医生（
医疗事故另当别论）。

　　喀普兰和肖写道：“只要一个人是有自主能力的，有理性的，他或她就有
绝对的权利拒绝任何一种医疗或拒绝一切医疗。一个人这样作，可以是基于宗
教信仰的理由，如基督教科学教派；也可以基于与宗教信仰无关的理由。”

　　基于非宗教非信仰的理由不去求医看病的情况很多。象“毛主席的好干部
”焦裕禄，全心全意为革命，明知患上肝病却总不去看医生，后来死于肝病，
时年不到四十。过去共产党接连不断地树立英雄榜样，树活人不放心，主要树
死人；嫌寿终正寝的不够感动人，专找英年早逝的；和平时期，战死疆场的机
会太少，所以只好找那些死于事故的（例如雷锋、向秀丽）；事故多了也不好
，于是就找死于疾病的，可是，如今是“新社会”，好人怎么能活活病死没医
生治呢？所以就都是些一心扑在革命上积劳成疾，有病能治但不肯去治的人了
。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小车不倒只管推”。那时候，
有病就上医务室被视为“落后”的表现——至少有“落后”的嫌疑，兜里揣着
病假条照旧出工还争挑重担则是人人称赞的。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对这种革命
苦行主义不以为然，但总不至于把那种确属自愿的苦行当成犯罪，把革命的苦
行主义打成“邪教”吧。

tannoy

精神控制必定是一套物质性操作

　　为了给镇压法轮功制造借口，中共还发明了一个新罪名──“精神控制”
。问题是谁在实行精神控制？是李洪志还是江泽民？

　　何谓精神控制？精神控制必定是一套操作，决不只是一番话语。只是说“
不听李老师的话就不能得道不能圆满”不能算；正如同只是说“不听妈妈的话
晚上大灰狼就要吃掉你”，“不信主耶稣就要下地狱”，“不跟共产党就要被
历史所淘汰就绝无好下场”不能算一样。

　　“精神控制”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控制者要禁止别人接触到不同观点，
为此，他必须使信者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二、控制者要对于不接受控制的人施
加暴力惩罚。不言而喻，这两条都是需要物质手段的。例如人民圣殿教的琼斯
就采用了上述两种手段（参见第３节）。

　　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实行精神控制，但是我们不可以说马克思实行精
神控制。尽管毛泽东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倚仗强大的暴力工
具，推行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他禁止人民自由地接触到不同的观点
和主张，并且对持不同政见者实行暴力惩罚，所以毛泽东是在实行精神控制。
马克思无非着书立说而已，有人读到后接受和相信了他的理论，这是言论自由
和信仰自由的问题，不是什幺“精神控制”。中国最早主张精神控制的是韩非
，韩非声称：“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但是他没有实行精神控制。把韩非
这套主张付诸实施的是秦始皇。必须懂得，“主张”是一回事，“实行”是另
一回事。“实行”离不开一套物质性的操作，

　　因此，李洪志并没有实行精神控制，因为他根本不具备实行精神控制的必
要条件和物质手段。江泽民才是不折不扣地在实行精神控制。

tannoy

法轮功与其它一些宗教或信仰之比较

　　平心而论，和不少宗教或信仰相比，法轮功要算很温和的了。它一不主张
禁欲，二不主张独身，三不主张吃素，四不主张出家出世，五不主张上贡修庙
，六不主张禁医禁药。如果连法轮功都要算邪教，其它这些宗教或信仰又当如
何论处呢？

　　譬如说，许多宗教主张禁欲，按照中共的逻辑，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反人性
吗？主张独身，不结婚，不生儿育女，这不是让人类自我灭绝，让中华民族自
我灭绝吗？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反中国反中华民族（“西方反华势力的罪恶
阴谋！”）反人类吗？主张吃素，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普通老百姓本来
就苦于食物匮乏，品类单调，营养不良，你还叫别人吃素不吃荤，这不是摧残
人民的身体，实行慢性自杀吗？主张出家出世，抛弃家庭，上不供养父母，下
不传宗接代，这在“养儿防老”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里是何等严
重之事。这不是反对亲情反对家庭吗？再有，像和尚尼姑，修士修女，整天念
经祈祷，不从事任何物质生产，这不是甘当社会的寄生虫，反对发展经济吗？
这不是反社会吗？主张上贡修庙，古代留下的雄伟建筑，除了皇家的宫殿之外
，就要算庙宇、寺院和教堂了。到了现代，宗教建筑有增无减（以台湾为例，
台湾面积不过相当于两个北京，而全岛仅佛家寺庙便数以千计）。这些宗教建
筑，有些是政府出钱修建的，但政府的钱也是来自民间，来自民间的税收（在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直接向民间征收什一税）；另一些宗教建筑则是民间自己
出钱出力修建的，来自善男信女的捐献，其中，中下层民众的捐献又占很大比
例，有些信徒生活穷苦，平日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全捐给了寺院
或教会，指望灵魂得救或来生有好报。这不是欺哄剥削、诈骗钱财吗？相比之
下，法轮功不修庙宇不号召捐款，无非卖几本书和音像制品，而且还是比照一
般市价，李洪志宣讲大法也不收门票钱。其敛财的机会又能多到哪里去？

　　按照江泽民的逻辑，这些主张禁欲、主张独身、主张吃素、主张出家出世
和主张上贡修庙、号召信众捐款的宗教信仰，难道不是比法轮功邪恶一千倍一
万倍吗？

　　众所周知，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里，都有人奉行苦行主义
。这就是人们平常说的苦行僧。苦行僧禁食、守夜、禁绝性生活，摈弃世俗财
产和享乐。有的苦行僧抛弃家庭，抛弃财产，抛弃职业，四处流浪，靠乞讨为
生。有的人还进一步主动地自讨苦吃，或者是在烈日下长时间曝晒，或者是在
严寒中光头赤足地挨冻，或者是独自躲到深山老林，或者是把自己长年累月地
禁闭在阴暗的房间里，或者是长时间的保持某种特殊的姿势一动不动（想一想
达摩祖师面壁十年的故事）。在某些世俗之人看来，这些行为都是摧残生命，
是自己摧残自己的生命。然而在苦行僧心目中，这些行为可以使自己的精神提
升到更高的境界。

　　在《荒漠甘泉》这本流传甚广的基督教灵修名著的中文本里，记载了一位
基督徒孙大信效仿耶稣禁食的故事。孙大信以为“欲得能力就应该禁食”，耶
稣曾于旷野禁食四十天，于是孙大信决意效仿，独自去往森林深处禁食，禁食
十二日后，他衰弱得不能动弹，后来被一樵夫发现救起抬回。他得到经验是：
“灵命可以离开肉体独立，肉体停止活动时，灵命便越发活泼。”

　　注意，上面提到的苦行或灵修行为都是信者在正常环境下给自己规定的功
课，不是在迫害下的抗议。这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绝食抗争以及在残酷
迫害下自杀抗议还有性质上的不同。像效仿耶稣禁食的孙大信，若非被樵夫发
现救起，很可能就饿死了，可是孙大信在被救起后非但不“翻然醒悟”，反而
“痴迷”更深。如此说来，《荒漠甘泉》岂非杀人书害人书？基督教难道还不
算邪教？如果说这些包含禁欲苦行因素的宗教信仰都不算邪教，那幺，不包含
禁欲苦行的法轮功又如何能算邪教呢？

　　正好最近读到中国新闻社的一则报导，一名河南刘姓法轮功修炼者，“自
称受到师父李洪志召唤赶到寿县八公山，想在这个传说当年淮南王刘安升天的
地方坐化圆满”，奄奄待毙，幸被武警救起。刘某事后痛悔不已，说：“要不
是武警相救，我差一点就成了李洪志的牺牲品，以后我再也不炼法轮功这种害
人功了。”

　　这个故事乍一看去似乎是《荒漠甘泉》里孙大信故事的翻版，但两者有一
重大区别，孙大信效仿耶稣禁食确有所本（圣经上有明文记载），而这位姓刘
的“坐化圆满”则纯粹出于自己的想入非非。既然刘某是“自称”受到李洪志
的召唤并非真的接到李洪志的指示，出了问题理当怪自己，怎幺能怪到李洪志
怪到法轮功？这还是中共精心挑选，自以为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案例呢。刘某的
故事提醒人们，原来所谓法轮功治死人或法轮功自杀的报导，实际上都是移花
接木，凭空栽赃，想当然，莫须有，可有一例经得起分析？

　　也许，以上的比较、说明和辩驳都是多余的。毕竟，法轮功兴起于九十年
代的中国本土，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曾经获得官方认可而合法存在，甚至
还得到过官方的表彰；法轮功传播的速度很快，其成员遍布城乡，多至数百万
乃至数千万，其中还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干部。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法
轮功的性质。如果它的教义中包含有批判现行制度和改造社会的内容，在一党
专制草木皆兵的现今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合法存在的机会。如果它毫无强身健体
的功用而只有残害生命的效果，如果它包含有远悖日常世俗生活的极端主张，
那幺它根本不可能获得广泛的流传和持续的发展（在这里，信众的数量或规模
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那些极端的教派规模都很小）。换言之，在九十年代的中
国兴起的法轮功，必定是非政治性的，必定是温和的。

　　有人问过一位批判法轮功的人：你为什幺不用同一套标准去分析批判基督
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和道教呢？他回答得倒干脆：“政府只要求我们
批判法轮功，没叫我们批判别的嘛。”

tannoy

不比不知道

　　为了证明法轮功是害人的邪教，中共当局费尽心机找出了一千四百例“被
法轮功治死”的病人以及一百三十六例自杀者（从法轮功于一九九三年问世到
一九九九年七月被禁止，见中国新闻社三月二十日电）。且不说这两个统计数
字本身就令人生疑，江泽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便这两个统计数字是真实可
靠的，它们也丝毫不能证明法轮功的邪恶。有些民众看到这两个数字就对法轮
功产生反感，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相关的统计数字一无所知，无从比较，因此
不会鉴别而已。

　　我在第九节已经比较过法轮功的死亡率，下面再比较法轮功的自杀率。

　　按照官方的说法，法轮功有成员二百三十万，七年间，自杀者有一百三十
六人，平均每年１９．４人。国际上计算自杀率通常以１００，０００人为基
数，这样算来，法轮功的自杀率是０．８４。

　　美国百科全书（１９９８年版）“自杀”条目中，列出了二十个国家的自
杀率（以１００，０００人为基数，括号内是年份）。抄录如下：

爱尔兰（１９６８）　　２．５，
智利（１９６７）　　２．８，
希腊（１９６８）　　３．６，
意大利（１９６７）　　５．４，
荷兰（１９６８）　　６．３，
挪威（１９６７）　　７．０，
以色列（１９６８）　　７．６，
英国（１９６８）　　９．１，
加拿大（１９６８）　　９．７，
波兰（１９６８）　　１０．６，
美国（１９６７）　　１０．８，
澳大利亚（１９６８）　　１２．７，
日本（１９６７）　　１４．１，
法国（１９６８）　　１５．３，
瑞士（１９６７）　　１７．３，
西德（１９６７）　　２１．３，
瑞典（１９６７）　　２１．６，
奥地利（１９６８）　　２１．９，
捷克斯洛伐克（１９６７）　　２３．９，
匈牙利（１９６８）　　３３．７。

　　据三月二十九日北美世界日报，台湾去年（２０００年）自杀人数创九年
新高，计有２３６０人（台湾人口两千两百多万），等于十万分之十点六四，
即１０．６４。

　　中国大陆，据说，在九十年代，平均每年有二十万人自杀。南方周末出版
社出版的《真相》（１９９９年）一书上有一篇农村妇女自杀报告，其中写到
，当初，专家估算，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中国农村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
数为３０３，０４７人（第３５４页）。注意：这只是说农村，还没有包括城
市。假如平均每年有二十万人自杀，则中国的自杀率是十万分之十六点七（以
总人口１２亿计），即１６．７；假如平均每年有三十多万人自杀，则自杀率
在十万分之二十五以上，即超过２５。

　　法轮功的年均自杀率是０．８４（每１００，０００人），整个中国大陆
的自杀率是１６．７－２５。后者是前者的二十倍甚至三十倍！

　　我们可以对中国大陆的自杀数字存疑，但上面列出的台湾和其它国家的有
关数字应该说是相当可信的。相比之下，法轮功的自杀率是台湾自杀率的十分
之一还不到，也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就和上列自杀率最低的爱尔兰相比，也
只有爱尔兰的三分之一左右。

　　有人说，法轮功不是一开始就有２３０万成员，２３０万是法轮功在鼎盛
期间的成员数目，因此把２３０万作基数计算年均自杀率是不恰当的。然而问
题在于，即便我们把２３０万打一半折扣，法轮功的年均自杀率也只有１．７
。再退一步计算，哪怕法轮功在鼎盛期间的一年之内就自杀１３６人，其自杀
率也只有５．９，仍然要算较低的，比中国大陆、台湾、美国、英国、日本以
至以色列或荷兰等大多数国家要低。另外，法轮功只有２３０万成员幺？当初
不是各方都盛传法轮功的成员比共产党（５０００万）还多幺？想想看，假如
法轮功的人数不是以百万计而是以千万计，其自杀率又为几何？

　　结论很明确：无论我们怎幺计算，法轮功的自杀率都是偏低的；更何况，
法轮功成员大多是老弱病贫，在中国，这类人本来就属于高自杀率的群体。这
就是说，练法轮功不会增加自杀率，只会降低自杀率，这一点应无可置疑。如
此看来，与其说法轮功具有诱惑人自杀的作用，不如说法轮功具有防止人自杀
的作用。

tannoy

法轮功与人民圣殿教

　　中共当局的宣传机器极力把这次天安门自焚事件和诸如人民圣殿教集体自
杀事件相比附。这种比附是极其错误的。让我们在指出这种比附的错误之前，
先来看一看所谓人民圣殿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以下，我根据《大英百科全书
》、《美国百科全书》和《二十世纪编年史》（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等有关记载，对人民圣殿教作一简短介
绍。

　　人民圣殿教是美国的一个规模很小的教派。教主琼斯（ＪｉｍＪｏｎｅｓ
）于１９３１年出生于美国印地安那州，二十出头当上牧师，能言善辩，颇具
个人魅力。琼斯嫌传统基督教苍白无力，遂自创人民圣殿教，自任教主。该教
要求信徒无条件服从教主，有敢向教主权威挑战者必遭严厉的肉体惩罚（例如
当众殴打）。该教教义比一般宗教具有远为强烈的世俗性，标榜社会主义和乌
托邦（琼斯曾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琼斯强烈地反对美国的“压迫制度”，立
志要建立一个“正义之国”。

　　人民圣殿教起先设在美国加州（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７年，琼斯带领近
千名信徒移至南美的圭亚那，他向信徒许诺在那里实现他们的乌托邦理想。琼
斯和他的信徒在圭亚那的一处丛林建起了一个农业公社，取名琼斯镇。琼斯没
收了信徒的护照和美元，并采用黑函、殴打乃至处死等手段控制他的信徒，还
进行过集体自杀的仪式排练。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瑞安带领一些新闻记者和
部分信徒的亲属来到琼斯镇，打算作一次非正式的调查，因为他们先前收到一
些人民圣殿教的信徒投诉，指控教主琼斯对他们施加种种强制，强迫他们放弃
财产，强迫他们参加稀奇古怪的性仪式。四天后，瑞安一行和十个叛教者准备
在琼斯镇简易机场（距琼斯镇有八英里远）乘飞机返回美国，琼斯派出人员驾
车冲上飞机跑道，开枪射击，打死瑞安和三名记者以及一名叛教者，其馀十人
受伤，包括一名美国驻圭亚那使馆官员。

　　当琼斯得知虽然有瑞安等人被打死，但仍有多人逃脱，并可能报告当局，
于是，琼斯开始着手进行他的自杀计划。１１月１８日，琼斯召令全体信徒，
对他们说：“我们大家必须死。”“如果你们像我爱你们一样地爱我，我们大
家就必须一起死，否则，外边的人会消灭我们。”琼斯说：“到时候了，让我
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他命令他的信徒饮下毒水，琼斯本人则死于头部的枪
击（可能不是自己开的枪）。第二天，圭亚那军队来到琼斯镇，现场共发现９
１３具尸体（一说９０９具），其中有２７６名儿童。

　　法轮功和人民圣殿教太不相似了，至少我们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一、正像我在《从法轮功现象谈起》一文中写到的那样：“法轮功只讲个
人心性修练，基本上不涉及社会，不涉及国家。法轮功没有提出任何理想国方
案，连暗示都没有。法轮功对现实的批评是很笼统的，最后还是落实到个人练
功上，而不是鼓励人们去改造社会。”人民圣殿教则不只是有在人间建立所谓
“正义之国”的理想，而且还实实在在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起国中之国即自
己的公社。

　　二、法轮功实行松散管理，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人民圣殿教却实行铁
血纪律，用私刑暴力胁迫信徒就范。

　　三、人民圣殿教把它的信徒带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下过集体生活
。唯有如此，教主才能有效地运用其个人魅力和种种手段，营造出一种极其特
殊的小气候，使信徒“进入状况”。我们知道，要把别人洗脑洗到你叫他自杀
他就自杀的地步，任你教主有天大的本事，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让
信徒长期与外界社会隔绝，自成一体，一是要有暴力手段作惩戒强制。法轮功
根本没有这两条。

　　四、凡是主张自杀的教派，必定要宣扬世界末日说。但是，许多信仰或宗
教（例如基督教）都讲过世界末日，可见，光讲世界末日并不会导致自杀行为
。人民圣殿教不只是宣扬末日说，而且它还坚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唯有信者
才能得救，唯有自杀才能得救，而且还举行自杀仪式排练。法轮功的教义和李
洪志的经文都并不包含这样的内容，更不曾举行过任何这一类的练习准备。

　　五、真要集体自杀，势必会选择那种较少临终痛苦和更为直截了当、快速
见效的方式，如服毒，开枪。并且，势必要选择在偏僻之处，以免被别人干扰
。如果采取自焚方式，极其痛苦，一下子又死不了，难免有人会临阵脱逃，半
途而废；又如果不是选在偏僻之处，而是选在光天化日、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
，一定会有人伸出援手，这不就坏了好事，死不成，得不到圆满，升不了天了
吗？

　　六、人民圣殿教持有武器，法轮功手无寸铁。尽管人民圣殿教早就做好了
集体自杀的种种准备，真要付诸实施谈何容易。最后，是琼斯率先下令开枪打
死打伤前来调查的（还不是前来镇压的）议员等多人，犯下重罪，这才直接导
致了由琼斯亲自指挥监督下的集体自杀惨剧。中共镇压法轮功二十个月，无所
不用其极，迫害至死者超过百人，被抄家、殴打、解雇、开除、罚款、拘禁、
关押、判刑的数以万计，法轮功从不出手自卫，警察连半个受轻伤的都没有。
法轮功和人民圣殿教如此不同，岂能相提并论？

　　如上所说，像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所具备的各种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这
次天安门自焚一条都不占，因此，天安门自焚绝不是因宗教式狂热走火入魔的
集体自杀。

　　结论很明显，无论这次自焚悲剧的当事人是什么身分，它无疑是以自杀的
方式表达抗议，它是抗议性自杀。因此，不是别人，而是那个剥夺人们表达自
由和信仰自由，实行残酷迫害的中共当局，才是这场自焚悲剧的罪魁祸首。

hysxxx@126.com

什么教也好什么宗也罢，无所谓。爱信就信不信就拉倒OK。
但是你轮子也不要造谣嘛！这个就属于自作孽不可活！

nkpoper

谁没造过谣？

exaccount

原来你是个轮子
一直认为以你的学识不足让人特邀
今天才知道
轮子之一
铲除轮子,人人有责

hysxxx@126.com

搞笑
造谣的还特理直气壮！秀下限啊~

nkpoper

给别人扣一个轮子的帽子，你就赢了？
我也问你一句：谁不造谣？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苏联政府到美国政府，谁不造谣？你有种把他们都铲除了。

nkpoper

引用:

原帖由 hysxxx@126.com 于 2012-11-18 22:30 发表
搞笑
造谣的还特理直气壮！秀下限啊~

基督教说耶稣是处女所生，不是造谣？

人民日报一亩地产几万斤粮食，不是造谣？

美国政府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是造谣？

你秀下上限，把他们都灭了啊！

qdpan

 

    六十三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政，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开国大典”。这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意味着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了顶峰，意味着冷战格局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中国大陆人民陷入深渊的命运。

    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名词中回望笼罩中国大陆的红色梦魇之恐怖。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一些颇具黑色幽默的细节中，铭记与反思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油画《开国大典》便是这么一个细节。

    著名画家董希文于1953年创作了著名的油画《开国大典》，描绘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政的那一刻。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这幅油画遭到了四次修改的命运。



    第一幅（左上）是董希文创作的原始版本，站在前排是当时的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自左至右分别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在朱德身后，还重点描绘了两位人物周恩来和林伯渠。

    1955年，高岗事件发生后，董希文奉命将画中的高岗删除，原位以一盆鲜花代替。也就是第二幅图（左下）。

    到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倒，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出现在画中自然就成了政治不正确。于是在1968年，董希文再次奉命将刘少奇删除，以董必武填补空缺。这就是第三幅图（右上）。

    再到后来，那是1970年了，中央文革小组命令将几幅革命历史画“刷新备用”，其中就有《开国大典》。由于董希文病重，只能由他的学生来进行。然而，他的学生不愿意在老师的画作上改动，于是就重新临摹了一幅，根据政治要求进行了修改。这回被刷掉的人是林伯渠（见第四幅图，右下），据说这是江青的命令，她忌恨林伯渠当年反对她与毛泽东结婚。

    对一幅油画看似无比荒唐的反复修改，实际上反映出了一个存在于专制国家中的有趣现象，叫做除忆诅咒。除忆诅咒，又称抹煞记忆之刑，指的是对于独裁者不喜欢的人，通过权力消除其存在痕迹的行为。除忆诅咒最初是出现在古罗马，元老院为了惩罚某些已故政敌，下达命令消除他们在世时的一切痕迹，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遭到除忆诅咒的人曾经出现过的碑文、雕像、货币、文本等等，全都要被销毁或修改。

    在乔治·欧威尔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中，有一个词叫“Unperson”，指的是一个人不仅被当局杀害，而且他在现实中的一切信息也被一同抹去。作为大洋国的真实翻版，作为极权主义的集大成者，共产主义国家自然成了除忆诅咒出现最多的地方，下面我们通过一系列照片，来看看共产主义的除忆诅咒。

    先说国内的。刘少奇遭到的除忆诅咒似乎是最多的，“伟大领袖”要与这个“叛徒、内奸、工贼”彻底划清界线，于是在文革期间，刘少奇在大量与毛泽东一起出现的照片上被抹去。

  

   


    

    彭德怀也遭遇过同样的命运。1959年在庐山会议召开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万言书”，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所在。毛泽东和林彪对这封信严加批判，最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德怀还被加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很快，彭德怀就从一些照片上消失了。

   

    1966年，毛泽东想借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来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是彭真等人却不领圣意，彭真等人组成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发表《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结果毛龙颜大怒。很快，彭真遭到批判，与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起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批判是由刘少奇发起的。彭真很快也在照片上从伟大领袖的身边消失了。

    

    1971年9月13日，作为当时中国二号人物的林彪，在与毛泽东矛盾激化后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经过长时间对民众封锁消息后，毛泽东于1973年发起对林彪的批判，林彪集团成员被全部开除党籍，林彪被定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头目。很快，林彪不但从报纸上消失了，也从各种旧照片上消失了。

    

    与林彪相似，同样为虎作伥的“四人帮”，在被打倒之后，也遭到除忆诅咒。两几张是当年领导人们参拜毛泽东尸体时候的照片，几个月后，“四人帮”就从上面很不协调地消失了。

    

    

    遭到除忆诅咒的其他人还有：

    博古。因“反围剿”战略错误遭到批判。

   

    任弼时。据说是因在内战时期养病遭到批判。
    
    

    林语堂。因去了台湾而被批判。

    

    除忆诅咒是共产国家的传统，除了上面所说的中国的例子，还有一些其他共产国家的例子。

    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流亡海外，创建第四国际，后来于墨西哥被斯大林的特务刺杀。托洛茨基失势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迅速从报纸和书籍上消失。下面这张照片是托洛茨基与列宁庆祝十月革命胜利2周年，后来由于教科书需要这张照片，于是托洛茨基从列宁身边消失了。

    

    叶若夫是斯大林的忠实走狗，曾是克格勃的首脑，斯大林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后来斯大林将他当作替罪羊，将大清洗的罪责全部推到他的头上，。叶若夫失势后不久，他“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德国间谍、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成员，谋杀斯大林……”，随后被处决。大清洗被定性为斯大林不知情的情况下叶若夫的肆意胡来，叶若夫立刻就从与斯大林的合影中消失了。

    



    负责清洗叶若夫及其党羽的贝利亚也有类似的命运。《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有这么一段：“1953年夏天（贝利亚被处决后），《苏联大百科全书》的所有订户都收到了一个信封，内有刚刚打印好的几页纸，建议他们将这几页纸贴到第五卷，代替印有关于贝利亚的条目的第 21-23页。他应当从历史上消失。”
    而叶若夫与前后任的遗产，则是惨绝人寰的斯大林大清洗。我们可以从这些遭到除忆诅咒的照片，回想当年的恐怖。



    这张合影到了最后只剩下斯大林、列宁和加里宁，有时候加里宁也会消失，以突出斯大林与列宁的亲密。



    

    斯大林大清洗的见证，传说中的人间蒸发也不过如此吧。



    
    这张照片虽然还剩下4个人，但其实除了斯大林外，只有一个人得到善终。



    


    斯大林大清洗后，照片上只剩下高尔基和列宁，其他人都已经遭厄运。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部分人得以“重见天日”。



    

    卡米涅夫消失了。他是列宁的学生，革命领袖，于1935年被捕，1936年被枪毙，一同被杀的还有他妻子和两个儿子。



    


    这是1897年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联盟的开会照。1939年当此照再发表时，Malchenko消失了，因为他早在1930年就被冤死。1958年才被平反。



    


    越发孤独的斯大林，《人民委员突然消失了》的封面。原照片拍摄于1926年，人物是安迪波夫、斯大林、基洛夫和施韦尼克。1940年，安迪波夫不见了，他在三十年代失宠，1941年被枪毙。1949年出版的一本斯大林传记中，施韦尼克也失踪了。后来依附根据这幅照片而画的斯大林油画。这时只有他一人，连亲密战友基洛夫也消失了，有传言说是斯大林一手策划了基洛夫之死，并借机发动大清洗。




    然而，再不可一世的独裁者，死后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比如签署了火化协议书的毛泽东依旧被做成腊肉。斯大林死后遭到批判，很快除忆诅咒也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也在很多照片上消失了。比如这张很有名的列宁演讲照。



    

    同是共产主义兄弟的古巴也有相似的事情，真可谓是红旗底下无新鲜事。法兰契是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之一。革命胜利之后，法兰契因与卡斯特罗政见不合而去了意大利，并在海外不断批评卡斯特罗。于是，法兰契的影像在古巴都彻底消失了。

    


    看着这些用手工PS出来的照片，可以感受到红旗底下的那种压抑的黑色幽默。完全应验了《一九八四》中的那句名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 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12-11-19 09:1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