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在足矣

文章写于深圳中学前校长王铮去年离任之际，今日发表，以纪念他和深圳中学分手一周年，并且作为改革历程中一份真实的记录。



学生会体制改革

          —— 真的是个不可触碰的雷区？



  2009年1月份,我从东京回了一趟深圳,在一次饭局上,王铮问我,"你觉得现在的学生会怎么样,需要改一下吗?" 后来,他提出了改革的核心:"分权。"



  整个改革应该持续了有近一年之久,在前半年中,作为校长的他,也经历了来自学生层面最强烈的反馈和争论。而我个人,先是作为校友和朋友,然后作为他的下属---负责起草改革方案,也经历了和他认识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在这场改革中,有一个人被炒得沸沸扬扬,他叫江学勤。现在如果敞开来说,他和这件事情的唯二联系就只是---他和王铮的想法不谋而合,并且有些事情是需要一个相对无关的人来执行的。



  无论一个组织能策划如何大型的活动,如果只是停留在大小层面上的话,意义是不大的,而且,如果还是在一个资源垄断的环境下的话,这个组织的生命力就太脆弱了。在这次改革中,有一个例子是经常被引用的---现在的中国已经能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盛会了，但如果看看基层，全民健身这个词就显得相当讽刺了。这里的逻辑应该是，办了总比不办强，看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进步是巨大的。然后，办完了，就应该真正的把事情实在的放在基层，让资源扁平化，也只有这样，一个体系才是健康的---正如一个人一样，我们要的是四肢肌肉均衡，而不是大腹便便，外肥内虚。



  深中的学生会应该是经历了这么几个过程。放权---从最初由团委直接领导的直属机构逐渐转为由团委指导的学生机构；执行任务和举办活动---承办了校园内大部分的活动；垄断---校内资源的高度集中。毫无疑问，下一步，应该就是应该解决整体发展和资源分配的矛盾问题了。



  正如刚刚提到的奥运会一样，对于学生会的所做出的成果和成绩，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不少的学生参与者也是有所收获的。对于很多不了解深中的人来说，可以用一句很直观的话来形容，这也是出自一个北大一学生会主席的口中，“深中的十大歌手大赛绝对办得不比北大的差。” 我们无意去做这种对比，但是经历过的人，观看过的人，都会被深中学生会的高度自治和协调组织所感染。或者，看看活动的录像---从活动的资金赞助，到策划，再到执行，以及活动后的反馈都是由数十个十六，七岁的学生一手策划的，其中没有老师的直接参与和干涉---还能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情么？



  从规模和活动数量来讲，深中学生会所举办的活动，在中学层面而言，也绝对是全国最大最多的。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而且，在王铮看来，这已经是个问题了。从部门数量而言，学生会有十个部门，无论活动大小，每个部门基本都要为每一个活动提供支持和参与其中---内外联系部负责外联和赞助，文体部负责所有文体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宣传部负责海报的印刷和设计，文化部负责刊物的出版，主席团办负责财务和内务，监督办公室负责赛事和活动的监督，调研及提案负责事后的调研和反馈。而从活动数量来说，更是日无所停，夜无所息---除了考试周，基本每周，甚至特别周的每天都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单元篮球赛，单元足球赛，all-star篮球赛，all-star足球赛，新年游园会，圣诞晚会，化妆舞会，社团show,十大歌手大赛等等。基本上，活动的出现占据了许多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这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学生是认真投入并且有所收获的话，这对他们的人生的成长是巨大的。但是，现实是，很多学生都在瞎忙。这在王铮看来是致命的。“一个人还是要专注的做一些事情，一年好好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喜欢唱歌的可以组织一个十大歌手社团，三十个人花一年好好策划一个赛事，把事情做好了，应该比三十个人一年组织十个活动学到的东西要多和感受深。喜欢踢球的去办足球社，然后开展足球赛，这不也挺好的吗。”



  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是---权力从何而来，以及职责何在。深圳中学学生联合会应该代表的是学生群体的利益的。从产生机制而言，主席由每班选出学生代表然后进行投票选出，各大部门负责人由主席任命，学生干事由部门选拔，从这一个选举模式而言，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从权力职能层面而言，学生会承担了太多其本不应该承担的职能。“为什么只有学生会才能举办十大歌手大赛而别人不能？为什么学生会要举办十大歌手大赛？”



  如果前一个疑问是关于资源垄断的问题的话，那么后一个疑问就是关于职能越界的问题了。而且现实中的深中学生会也的确存在着这么些问题---大部分的人才资源和财政资源挤压在学生会的架构里，并且与别的学生组织团体相差巨大；学生会本不应该举办如此多的活动，而且，很多活动本就不应该由学生会来举办。例如，内外联系部为什么要举行新年游园会？团委组织部为什么又要举行化妆舞会？从历史追溯起来的话，这也是当年某些学生干部为了更好的发展本部门，也为了提高自身部门的竞争力，而策划出来的活动。这本是无可厚非，资源放那里，不用是傻子。正如现实中的中国一样，很多非房地产国企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和利润，不惜投入一个本应由民营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很多政府部门为了彰显政绩，也弄出了各种四不像的口号和政策。想想，究竟什么是应该做的，还有那些不应该参与的呢？



  “为什么内外联系部的人能去以学校的资源和名义去拉赞助？为什么监督办的人能监督？是他们自身特别专业？还是天生就有这方面的特长？我想，他们其实并不应该具有这样自然而然的权力，如果有，也是学校给的，那现在，我希望把这个权力收回来，放到基层里。”王铮说道。从我自身过去是内外联系部的一名干事看来，这个说法是讽刺的，也是正确的。从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整个高一阶段为学校拉回的赞助超过十万人民币,我成功的大部分赞助里,也不得不否认，虽然有我自身的努力，但更多的还是利用了学校的各种资源。而且，我也并未接受太多专业的谈判技巧训练，靠的还是盲冲瞎撞，等我真正缓过神来，也都是快接近学年的结束了。



  “我觉得，我并不反对大家去拉赞助，也不反对大家去做裁判。需要钱的社团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赞助，例如街舞社的人身体强壮，可以去帮赞助商搬东西啊，跳得好，也可以帮他们表演啊。但是，你们不能以学校的名义。喜欢裁判工作的可以去成立裁判社啊，你好好的学习和训练，你还可以去考证阿，只要大家认可你，就自然而然会请你们去当裁判。学校也是不会胡乱给出你们就有资格做裁判的这种权力的。你们做得好，自然就有人认可。”王铮继续说道。那么我想，这里的一个核心就是---什么是你自己的，什么不是你自己的，什么是你可以利用的，什么不是你可以利用的。如果从现在中国的现实来看，很多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也行使了许多本不该有的力量---为了提高财政收入，甚至发生了各种强拆事件；所谓的各种“专家”，也顶着头上的光环说出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言论。想想，什么权力是应该有的，还有那些不应该有的呢？

  

  学生会---应该是一个独立并且代表学生利益的机构。



学生会体制改革(二)



  在改革方案公布之后,很多校友都表达这已经不是当年的深中了,也不愿意承认这个深中了------正如八十年代改革中期的深圳一样,很多中央的老领导人都不愿意踏入已经是花红酒绿却又经济发达的深圳一步。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一些都是深中变化的一部分,是其自身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学生会的辉煌，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而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在哪个过程和时期中,什么人给了这个环境什么样的影响---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

  

  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方所作出的努力---深圳大部制改革，用人制度改革---从终身雇用到全员聘用,十二五规划---从强调国富到强调民富。



我在2009年夏天，正式接手关于社团联盟理事会和学生活动中心的改革起草，一起共事的还有莫一夫、罗铭瑜、何通，以及一些在校的学生。也参考了一些毕业校友如林梦珏、周志雄、曹湛、陈奕霖等人的意见。



  其实,逻辑层面和理论层面在第一部分里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分权。这里的分还是有着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分开权力,一个是分清权力。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讨论产生机制和执行机制的问题了。



  其实早在2008年秋天开始,深中学生会就已经开始了从干事制到志愿者制的过渡。各大部门的干事已经腾出许多实际执行的空间和位子,让更多有兴趣并且有能力的非学生会学生参与。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甚至连治标都谈不上。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如果要真正完全落实好预想中的改革,从操作上远远比理论上的证明要难得多。因为,这里面已经有太多的矛盾和疑问存在了---已经存在的良好传统活动如何延续?现任学生会成员的去留问题?学生会的职能还剩什么?



  那么现在,应该到了把深中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了。在这里我们只讨论学生机构---学生会,单元和社团---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三者所承载的职能应该是独立分开的：社团是学生们发展兴趣的地方，单元是学生们日常生活的地方，而学生会，应该是一个独立代表着学生权益的地方。这三个基本职能是缺一不可的，也是互相影响的。我们希望，能把人才和资源都尽量的放在单元和社团，因为这两个组织是有实体的，也是应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来把内容给充实壮大。



我们设想：

  单元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社区，学生在里面生活并且为这个社区负责---实行单元内阁制。为什么是单元？因为，3000人的社区太大，但300人却是可控的，也是有条件做好的。单元有着相对应独立的基建设施---例如独立的宿舍、图书室还有餐厅，而且有着一定的自主权力，也可以独自的发展、导向和选择自己喜欢的新生。也就是说，单元有着自己独特的社区文化，并且自己为自己的社区负责。



  社团是一个一个的小公司，学生为了兴趣爱好，能有空间真正的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社长们选出自己信任的人来管理---社团理事会制度---原则还是自己对自己的社团和组织负责。这些活动不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强制必须的，是真正的内发的，自下而上的一种选择。我们希望每个社团都尽量在资金上和性质上都保持独立性，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到外力的影响，才能有生命力地成长和传承下去。同时，学校也会在有需要的情况下提供各种资金和场地上的支持。但原则还是，独立并且是自发的。



  而学生会，在这个时候，其实基本职能就所剩不多了，学生权利等内容已经被单元分走，活动实体等内容已经被社团分走。所以我们设想，最后就采取欧盟的形式，以单元主席和社团理事长轮任主席，这也是代议民主的一种体现。



  有人质疑,诺大的学生会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应该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深中学生会在王铮来之前，其实跟中国所有千篇一律的中学一样，并没有任何的特别不同。经过了自2002年起五年左右的不断放权和支持，才形成了各色各样的活动和清晰的组织架构。从情感方面而言，看着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事物，一刀下去也必然心疼。不过，正如王铮自己说道：“深中学生会是整个发展中一个阶段性的产物，这种模式并不能持久的运转下去，需要一些“质”的认识和改变。”如果真的要用直观的例子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从无到有的资本积累，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必然就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和进一步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深中有着良好的社团和单元运转机制，这样的基础让学生会的解散和资源的再分配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



  所以，就是要准备开刀了---解散学生会。但与其说是解散，还不如说是分流吧，因为人是在的，事物也是在的，只是有些基本的性质变了。如何传承好已有的活动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很多活动还是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独特的深中文化的。那么，这里面终究还是一个“分”字---分类管理。



  我们把深中所有的活动都罗列了出来，作了分类。分类的原则就是---哪些活动是超出了学生自发可形成的范畴。例如，

                带有学校官方性质的---新生入学，心智训练，深圳音乐厅美丽星期天等；

                带有学校行政任务的---消防演习,卫生知识宣传等；

                带有学校校园管理安全因素并且社会覆盖度大的---新年游园会以及文化艺术节；

  基本上，除以上的活动以外，一切权力和资源下放。



  而相应的，社团的分类也是必须配套起来。经过详细的讨论，也参考了国际上其他学校的做法，最后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种分类：



A类社团 – 由老师指导且享有中考招生相关权利的校级社团（合唱、舞蹈、篮球等等）

B类社团 – 享有高度自主的官方性质的校级社团（广播站、校刊、学长团等等）

C类社团 – 单元委员会

D类社团 – 带有行政及福利性质的常设社团（膳食委员会、住宿生委员会等）

E类社团 – 官方承认的、进入评价系统的民间社团

F类社团 – 未获官方承认或非常设的社团

                      必须得说明的是，以上的分类而不是分级，没有等级之分，只有性质之别。



  从逻辑上还有论证上，我想，应该都是成立的。而改革后的社团联盟理事会,只针对E,F类社团进行自治管理,并不隶属于任何学校机关,是独立的学生自治机构。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考虑执行力的问题了。因此，也就催生了学生活动中心的想法。在经过讨论和商讨后,具体的执行方案已经交给了范永泉老师负责。学生活动中心主要职能是负责提供所有学校内活动场地使用和其他各种资源，并以公开透明的运转方式给予各民间社团最大的支持。我们希望的是，学生活动中心能在这个改革的进程中，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功能。无论是采用投标制、竞聘制、志愿者制甚至是以学分做交换的社区服务制，我们都是希望，能把深中精华的东西给保留下来，传承下去。



    如果用简单的几个词来总结的话------分开权力，分清权力，分类管理。因为权力的分开，资源可以扁平化，人才可以分流，因此可以促进社团和单元的发展。因为权力的明确，学生会应该代表着学生群体的利益，不应该做出超出其职能范围的事情。把事物进行分类，能减少改革过程中的摩擦损失，使效能最大化。



  在做完起草的工作之后，我个人就因为要赶回早稻田上课，就没有继续跟进具体的落实了，剩下的工作也由学校管理层继续推进。具体走到了哪一步我现在也已经不可得知了，尽管在逻辑层面的论证都已经很清晰，从目前的改革效果来看，其实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结果。这里面存在着许多原因和问题，例如认识层面上的差别，信息的不对称，执行机构的能力和效能低下，甚至在学校管理层的层面，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解模糊。而继任者能不能理解许多改革背后的原理，并继续依此进行推动，就取决于其个人的认知和领悟了。



  回想起整一个过程，其中有争吵、谩骂、甚至是打架，现在看来也是那么的值得回味。而我个人也在某一个阶段和王铮有过严重的分歧，我记得在一次会上，我基本是含着泪拍着桌子离开的。后来，王铮约我吃饭，说道：“朋友就是朋友，不要因为学校的事情而影响私人的关系。”



  而像涅磐的主编罗亦龙和江学勤，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我也似乎可以从涅磐的新生里，看到了改革的一丝曙光---他们追求财政和性质上的独立，以乐观的人生态度面对社会，以全力以赴的付出对待喜欢的事物，在这过程中，他们的成长和收获，应该就是改革所企盼的。



  最后要上飞机前，王铮给我发了条短信，说道：其实跟你聊聊我还是挺舒服挺安慰挺愿意的，所以不许你回来再见面时我们会疏远，祝你快乐。



  我在短信中回到：作为学生，听你一言甚是鼓舞。作为朋友，交谈中甚感安慰。作为知交，言谈中总能找到默契。如此一人，怎敢疏远？望来日再会时，一切仍旧安好。



  望来日再会时，一切仍旧安好。




纪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