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香港高地价政策继续雷厉风行，百物腾贵，万民疲敝，政府库房于是再添一千亿元。财政司长曾俊华发表来年财政预算，继续坚拒与民休息，力言“政府库房储备越多越好。而政府有钱，等于百姓有钱”。这是新中国为政原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
奇怪的是，一位中学生出席曾俊华财政预算答问会，竟然以旧中国为言：“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曾司长懂得以古为鉴么？”传播界一时争相报道，以为俊语，只是不问问皂白青红。
按《贞观政要》卷八记载了唐太宗一段话：“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往他乡觅食）。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明太宗宝训》卷二记载的另一段话，则无疑是拾唐太宗涕唾：“隋开皇间大旱民饥，文帝不肯开仓赈济，听民流移就食。”这两位君主所言，和史实大有出入。
史实是：开皇四年，关中大饥，文帝“驾幸洛阳”避灾，同时“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帮助百姓度过了荒年（《隋书．文帝纪、长孙平传》）。
开皇五年，瀛州秋雨成灾，洪水横流，五谷不登。刺史郭衍“先开仓赈恤，后始闻奏”，文帝大加赞许，马上擢升为朔州总管（《隋书．郭衍传》）。
开皇十四年，关中又见旱魃为虐。文帝再度亲率百姓，“就食于洛阳”，车驾在灾民群中，看见老弱，“辄引马避之”；每遇险阻，看见百姓负重难行，即“令左右扶助之”。这就是唐太宗所谓“隋文令百姓逐粮”的史实（《资治通鉴》卷一七八）。
隋文帝固然不能算是旧中国明君，但荒年见百姓以豆屑杂穅充饥，会“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二三十天罢吃酒肉。即使丰年，起居都务存节俭，衣着“率多布帛”。文帝更明令百官“不得治生，与人争利”，防止官富民穷。他从来没有“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所以，在位二十年，“人物殷阜，朝野欢娱”。
新中国则截然不同。在大陆，你会看到一些大学毕业生月薪不过八百元，日食不过一餐饭；在香港，你也会看到工人薪水一九九七年之后急遽下降，以至不少大学毕业生要租个套房居住，都力有不逮。同时，高官富商则合成一体，金银泼天，香港如是，大陆更加如是。
今天，中国人一般不喜欢研习历史，却很喜欢厚诬古人，把中共特色一例当作中国特色。当然，这正符合中共心意，只是未必对得起中华民族。
古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