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长子”何去何从？
崔宇
2月22日，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介绍了“十一五”时期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情况和“十二五”总体思路。在当日国资委网站显著位置，还配发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1月底就发表过的两篇回顾性报道，其核心观点是──中央企业，这个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光荣群体，托起了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梦想。
“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的最显著特点似乎是“国进”。根据国资委历年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4.3万亿元，较2005年增长了131%；净资产9.5万亿元，较2005年增长105%；净利润8489.8亿元，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5621.5亿元，分别较2005年增长83%和65%，上交税金1.4万亿元，超过全国税收的六分之一，较2005年增长142%。如果考虑到中央企业数量从2005年的166户缩减到目前的121户，户均增长水平会更高，但净利润的增速确实落后了些。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系列数据，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的底气显得更足了一些。针对社会上对于国企与民争利的非议，他在发布会上开门见山地强调要用“一种历史的、过程的观察方法”看待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在过去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企低效以至破产倒闭的纠偏。但目前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并不令人满意，“依托资本市场实行公众公司改革、实现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是未来国有大企业和市场经济最终结合的具体形式”，具体要通过收缩战线、企业重组、完善公司治理、完善监管和推动企业内部机制市场化改革等来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邵宁表示要依托资本市场实行公众公司改革（这实质上是产权改革）来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最终结合，但提出的具体方案却并不完全与之相呼应，而更多地强调自我完善和监管，这意味着中国官方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依然讳莫如深遮遮掩掩，“共和国长子”何去何从依然是个未知数。
中国的国有企业如何与市场经济融合，是一个争论极大的理论命题。按照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的总结，大概有两派观点，一派是“竞争学派”，它们认为只要存在竞争，所有制无关紧要，国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政企分开和加强监管，为竞争创造公平的环境；另一派是“产权学派”，它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之上的，唯有建立在私人产权制度上的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率地运作。
对于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张维迎教授在《市场的逻辑》一书中认为，首先，在国有经济中，充分竞争必然是过度竞争，这非常具有破坏性；其次，国有制下的竞争可能导致极端的过度准入和重复建设；再次，在国有制主导的经济里，建立信任更加困难，因为声誉机制不起作用；最后，国有企业在长期竞争下不能生存，最终导致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崩溃。
如果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们是不相容的。这不仅是一种理论阐释，各国的实践也基本证明了这一点，而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并没有太多例外之处，只不过是在一步步渐进地验证产权学派的观点。在引入了市场经济之后，从最初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到国有企业举步维艰，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民营化或崩溃潮后，又开始探索国有、集体和非公有资本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从近几年来看，在引入非公有资本后确实取得巨大的突破，但光鲜成绩单的背后却隐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
一方面，掌握资金和资源要素的国有经济的“野蛮生长”导致民营经济带着镣铐跳舞，商业环境不断恶化，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经济运行的不稳定，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缩影；另一方面，由于政企依然不分和监管依然无力，国有企业腐败窝案不断曝光，市场和公众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愈发强烈。
因此，如果中国依然要寻求经济增长来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目前“共和国长子”的无限风光只能是也必须是穷兵黩武的暂时现象，未来，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或许只能二选一，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当然，在渐进改革的途中，当务之急是要逼共和国长子“孝顺”一些，使其利用垄断租金和垄断定价的收益回馈公众，虽然去年底中国财政部提高了中央企业的分红比例，但最高也只是在15%左右，而且分红资金也大都是在中央企业体内循环。只有当削弱了央企的投资扩张能力，长子和其他孩子们的差距才有可能缩小，从而加速向纯粹市场经济的转变。一个不断壮大的“不孝”长子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更何况，还有由11万多其他类型国有企业组成的“共和国次子”阵营，他们将难堪承载一个家庭或国家富强梦的重任。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或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