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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2011年2月号 总400期

《争鸣》2011年2月号 总4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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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号
争鸣总4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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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漫笔

  在胡锦涛访美前夕,曾经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孔老二”──孔子的塑像被中共当局隆而重之地请进中国的政治心脏地带天安门广场,引起社会议论纷纷,因为“打倒孔家店”一向是中共起家、治国的旗帜,文革中更将全国各地的孔子庙及相关文物焚毁殆尽,以示对孔子的思想斩草除根。如今为了挽救国内的精神危机和对外塑造“儒家社会主义”的形象,胡锦涛在中共的“历史垃圾堆”中又把“孔老二”捡出来,作为“维权”“维稳”的政治工具。“大陆热线”《中共正式向孔子投降》是有关这方面的报道。

 

  一个没有政治理想和信念的独裁执政党,到了权力再分配的时刻,必然会以你死我活的权力甚至暴力斗争来维护一己、一家或一派的庞大既得利益,不到最后关头,外界无权知道鹿死谁手。本期《北京高层内斗空前激烈》、《中共十八大换届陷严重分歧》、《一三七将领被清洗》等一组内幕性报道文章,揭示了中共党内正面临分裂的边缘。

 

  德高望重的民主斗士、社会运动领袖司徒华先生逝世,海内外人士同感悲痛哀悼。特辑“怀念华叔”表达了香港政界和社会人士以及本刊对华叔一生为中国和香港的民主事业与社会公义的贡献的景仰和感谢。

 

  春节在即,本刊仝人值此向各位读者、作者朋友拜个早年,谨祝大家兔年吉祥如意,工作顺利!

 

 

 

 

 

 

 

 

 

 

 

 

 

 

 

 

 

 

 

 

 

 

 

 

 

 

 



[ 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2-19 21: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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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舆论」「维稳」双管控

确保中共各派权力密室交易顺利

(大陆)牟传珩

  二○一二年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临近,二○一一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也即将召开,各地方「两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眼下,正值中共省部地市级官员升迁任免异常频繁,第五代权力交易在密室里拉开序幕的高度敏感时期,中共有关部门不仅又在全国范围内严防群体事件,打压、骚扰维权、上访、异见人士,更在异乎寻常地收紧国家舆论空间。

 

  二○一一年新闻管制禁令出台

 

  二○一一年一月四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要求继续「牢牢把握正确导向」,「为两节、两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做好热点问题的引导」,并要加强对都市类媒体「管理」,在群体性事件报道中防止把矛头和焦点引向党委和政府。日前,一道来自中共宣传部关于二○一一年新闻管制禁令被媒体曝光。据悉该禁令有九条苛刻要求,包括收入分配、股市楼市、就业社保、教育卫生、安全生产等热点问题的引导;严格控制「灾难事故和极端事件」报道,不得异地采访、监督;「稳妥把握」征地拆迁报道,对依法依规开展的正常拆迁「不要质疑」,对「自杀、自残、群体性」事件不报道;各地新闻网站、商业网站一律不得开展各类全国性新闻评选和人物、事件评选活动(据悉,广州的《南方周末》已经创办八年的年度传媒致敬评奖,就是根据这一禁令被叫停);做好房地产市场的舆论引导,不要搞房价问卷、网络调查,不要就「一时一地」的变化判断房价走势,不炒作极端案例;对反腐败案件要防止「低俗化」倾向;不用「公民社会」的提法,绝不允许站在政府对立面;特别是不得讨论、争论、质疑有关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格外引人注目。

 

  由此可见,二○一一年的中宣部为了能在稳定的政治暗箱内顺利进行中共第五代权力布局,要对国内媒体舆论实施全方位的收紧、管控。

 

  中央宣传部动作频频

 

  据媒体报道,中宣部已直接派员进驻中央及各大报,而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报纸,如《南方都市报》等,也将从各个媒体内部发展两名「阅评员」,直接参与稿件终审,将中宣部的阅评制度下放进入各个地方媒体,要层层负责。

 

  最近,南方报系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等报纸都已接到来自中宣部的通知,禁止媒体在报道中提及「公民社会」的敏感字眼,更不能炒作这一话题。据称全国各地的媒体都接到此类通知。在此压力之下,二○一一年一月一日出版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社论已经自纠,将本来的「公民社会」概念偷换成「公共社会」,令读者一头雾水。

 

  其实,年前一期《求是》杂志,就曾发表倒行逆施文章《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竟然公开反对新闻自由,明火执仗地要求当政者管控舆论。如此论调与今日中宣部密令如出一辙。在此之前,湖南《潇湘晨报》仅仅在出版的「辛亥革命一百年特刊」中,刊登了批判清政府的文章──《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其总编辑刘剑被免职,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调离。与此同时,还传出以主张改革闻名的《炎黄春秋》杂志,再遭当局整肃,要求重大选题文章事先送审及更换社长杜导正的消息。

 

  日前,震惊中外舆论的「钱云会事件」,因又有《经济时报》记者刘建峰所写的《钱云会案证人调查记录》新爆料,披露了新证人和证据,其中包括目击证人表示自己亲眼看到钱云会死于谋杀,呼吁中南海派出调查组,引发众多公民签名向当局施压。这便导致了该调查记录内容和公众签名都被国内媒体一律删除、封杀。

 

  此外,知名博客作者韩寒主编的《独唱团》被紧急叫停,也与中宣部的密令有关。韩寒在给海外《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一条短信中说:「不知道哪里的压力导致几乎所有出版社和杂志社都突然表示不能合作,只能暂停。」

 

  借「民生」压「民权」

 

  从今年开始,中南海主导下的各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将自下而上进行新一轮洗牌,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工作也将陆续展开,中共组织部门正在上下操纵,密集布局。当此之时,中共党内外思想、路线斗争硝烟弥漫,政治形势诡秘多变,党内派系纷争不止,民间社会反腐败、要民主声浪不断,而「刘空椅」的世界诺奖奇观,又一石激起千重浪,严重打击了中共当局的国际形象,其信誉危机已经来临。

 

  然而,最近两个月以来,有关温家宝呼吁政改的舆论交锋,却在媒体上戛然而止。当局开始压制、封闭、淡化有关言论发酵,所有喉舌舆论都有意将改革议题转向民生,使推动政治改革与反政治改革双方声音同时被「维稳」与「和谐」。

 

  今年元旦伊始,官方喉舌新华网主页上更是刻意报道胡锦涛、温家宝同步关注民生,配合默契新闻,想以此将中共红墙大内有关政改的分歧,深深隐藏于「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政治生态谜局之中,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定调──借「民生」压「民权」。而眼下正在进行的地方人大、政协「两会」,正以此为基调,鹦鹉学舌,大谈「经济结构转变」、「民生」、「福利」,藉此转移「谁不改革谁下台」的全民聚焦话题。

 

  日前,胡锦涛在访美前书面回覆《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有关政治改革提问时,充满党八股官腔,言必「社会主义」,称「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这从根本上封堵了温家宝倡导的普世价值政改愿望。

 

  《炎黄春秋》大胆出击呼吁政改

 

  然而,最新一期《炎黄春秋》杂志逆风而上,不顾宣传部门舆论禁忌,大胆出击敏感议题,在其新年献词中,大肆呼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副社长杨继绳,仍坚持年前党喉舌连番批驳的「政治改革滞后论」,认为政治改革进步不大,稳妥有余。该期还刊登了一篇介绍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冤案始末的文章,并配以习仲勋生前肯定该刊的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篇文章与题词此时刊出,对近期习近平政治上向左靠拢是个巨大的讽刺。

 

  年前十二月六日到八日,新当选军委副主席后的习近平,以其明确身份后的储君地位,将第一个考察地点选在左祸泛滥的重庆。就在诺委会准备于和平奖颁奖礼上放置「空椅子」嘲笑中国人权缺位之际,习近平却在重庆高调「挺红」,对薄熙来表达「充分肯定」,意味非同寻常。一个月后,《炎黄春秋》特别刊出这篇文章,明显含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之意。

 

  与此同时,官办媒体近来也有曲笔触及敏感议题的文章,意在借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之变」,逼宫中南海。《南方都市报》二○一一年一月十六日,就在整版报道「粗暴执法导致民变致突尼斯总统自动下台流亡海外」消息时,配发了三篇评论,警示中南海不推行政改,难逃覆辙命运。《南方都市报》在题为《突尼斯动荡局势全球关注政治发展长期滞后》文章中,句句紧扣中国现实说:一名青年大学生的自焚引发一场全国性「政变」,暴露了该国在政治体制上存在高度集权严重问题,造成突尼斯的政治发展长期滞后,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自由长期受到打压。再加上腐败问题、经济危机,民众多年的积怨,被掩盖了多年的矛盾最后一发不可收。而中共官方《人民网》一月十五日的新闻分析也说,政治体制僵化,改革严重滞后,选举舞弊严重,腐败现象突出,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致使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呼唤变革。文中影射中国现状的意味十分强烈。

 

  「双管」齐下护各派密室交易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北京进入权力密室交接倒计时,政坛有关政治制度、普世价值、网络整治和封杀信息等多项议题的舆论交锋,已是短兵相接,火药味十足了。眼下,中南海面对如此现实,不仅意识形态部门开始频下密令,紧急行动,而且其维稳体系也高度紧张,动作不断,一再强调「严密防范、积极应对,确保国家安全」方针。他们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强化居委会的维稳职能,层层设防,其维稳经费一再飙升。二○○九年中共的维稳经费就已经高达五千一百四十亿元人民币,增幅超过了国防开支预算。由此可见,当今中共正在以舆论管控和维稳管控双管齐下,为确保中南海各派系权力交易能在「政治稳定」庇护下的密室中各得其所顺利进行而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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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从大清军机处到寡头俱乐部

 政治局的来历与尊荣

  政治局不是“中国特色”,它是从斯大林的苏共中央“盲目照搬”来的。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政治局(此前,这个靠卢布支撑着的激进小党只有“中央局”)。一九三四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又决定由政治局常委组成中央书记处,亦称政治局常委会(此前,这个正与政府军打游击的暴力小党只有“常委”而无“常委会”)。从那以后,儿子党的组织结构酷似其洋老子党,极权体制终于走上“正确的组织路线”,一发而不可收。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国家政权,作为久经考验的集权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顺理成章地升格为“统揽一切”的最高国家权力中枢,其权力之广泛,“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鼈”,只有它做不好的,没有它不能做的。而那五至九名位高权重的常委,则理直气壮地成了首屈一指、如假包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即“人民的主人”。

  中共制定的宪法设置了一套近似于“议会至上”、“议行合一”、“议会内阁制”的政体:中国有一个开会天数全世界最少、开会人数全世界最多、所有成员均为“临时工”、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解散的“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所有重要职务均须装模作样“由人大选举,向人大负责”,立法权、人事权、财政权悉归人大所有,行政、司法、军事机关俱受人大监督。当然,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的宪法和政体是真的。而事实上,中国倒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至高无上、“议行合一”、“领导一切”的机构,它不是人大,不是党代会或党中央,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由五至九位常委所领导、十七至二十五位委员所组成、几位至十几位离任老人所掺乎。与十三亿中国人、八千万中共党员相比,这个机构太袖珍,但它将最重要的党国职务囊括其中,从主席、总理到大省市的一把手,恰好就是“中共统治集团”的全家福。

  不管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一党专政”,不管是“党的领导”、“党中央领导”还是“党和国家领导”,那“阶级”、“党”、“党中央”、“党和国家”其实都是吓唬人的空架子,背了“专政”和“领导”的黑锅,而真在那里实实在在搞专政、当领导的,只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而已。

  政治局的生命力与特色

  中共立国六十多年来,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一直是党国决策重地、最高权力中枢。虽然“中央文革小组”曾一度取代它的地位,但“文革小组”终究是非正式机构,只能风光一时,不可好运长久。在毛泽东晚年,毛夫人江青的实际权力早就超过了多数政治局常委(甚至毛的亲信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汪东兴、张玉凤之流也一度权倾朝野,竟敢对政治局颐指气使),但江青仍以挤进政治局当一名委员为荣。在毛泽东的个人宠信与政治局的集体认可之间,仍以后者更具制度化意义。无怪乎中共衮衮诸公哪怕打破头,也要拼了老命往政治局里钻。因为政治局其实就是“党”的化身、“党中央”的替身,在它面前,“国家”和“人民”一钱不值,它才是极权专制体制的核心要件。

  从毛到邓到江胡,中共体制中的旧规章、旧制度、老机构全都改朝换代、面目全非,有些已经烟消云散了,包括那些曾经被视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根本政治特征”的东西。然而,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不能撤、不能废、也不能改的,无论其规模、其人员组成,还是其职能、其运作方式,并没有发生与时代同步、与其他重大改革相配套的实质性变化。今天的这个政治局,与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相比,差别并不大,还是那副丑嘴脸、坏德性。在一些主要“特色”上面,它几乎是完全不变的,比如:它蔑视宪法、超然法律、以常代委、以局管党、以党统政、诸权合一、权力分赃、阴谋诡计、勾心斗角、黑箱作业。

  政治局的组织变迁

  “特色”固然不变,但成员在变,其组织结构不能不有所变迁。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局类似于大清国的军机处。因为毛泽东拥有“最后决定之权”,可以“乾纲独断”,权力远超传统帝制下的皇帝,所以,在毛手下,政治局往往不是议事处,而是秘书处。其他的委员、常委不得不按照毛的意旨(甚或竞相揣摩毛的意旨并以此邀宠)说话办事,如果毛不主动发问,他们未必敢按自己的思路出主意、提建议。而且,毛泽东对所有接近最高权力的人均有戒心,文革期间政治局遭到了毛的暗算,大部分成员受到冲击,被无情羞辱乃至被虐待至死。毛试图限制政治局的功能,并逐渐将党政大权转移给他的老婆、侄子、情妇、亲信们。但他没有成功,似乎也不可能成功,他的亲信集团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压倒政治局的真正权威。

  在邓小平时代,政治局的功能结构更像一个“政治董事会”。国家是那一小撮人的私产,邓小平是控股股东,陈云、李先念是第二、第三大股东,其他的元老,其他常委和委员则以大小不同的比例共同拥有其余的股份。在董事会中,邓小平有权对一切重大事项作最后定夺,也有权通过黑箱密谋更换党国CEO,但与毛时代不同,其他的元老、常委和委员们也享有相应的独立发言权,并可部分影响到最终决策。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政治局越来越像一个豪强俱乐部,一个以攻守同盟为共同行动准则的权贵俱乐部,一个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倾轧的寡头俱乐部。它的成员们平时各据一方,并不互相隶属;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派别、“系统”(条条)、地盘(块块)、家族利益联盟、垄断产业集团,拥有几乎各自为政的势力范围和几乎自成一统的附庸体系;他们有时勾心斗角,有时合纵连横。这个俱乐部中不再有毛、邓那样的人物,在人身、财产和政治上都有相对安全;除非有人触犯众怒,否则以相安无事为常态,谁也动不了谁,谁也不敢轻易动谁。每个人都有自己占山为王的小山头,管宣传的常委未必理睬管财经的常委隔空喊话,重庆的地方大员未必服从中纪委的垂直管辖。那几位排名靠前的大佬也只是名份上占先,未必具有对他人的领导权。这就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权门政治”的正在堕落之中的寡头政体。

  政治局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导致了如下后果:如果他们只在既定规则和自家势力范围之内行事,他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权,但是,如果有某人想要超出“特色”,到势力范围之外行事,他将处处碰壁,一事无成。既是豪强寡头俱乐部,就难免腐化,难免有惰性,它的主要职能是利益互保、共同享乐,是但求无事、彼此相安,而不是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局与民主无关

  维基解密说,政治局是中国唯一有“真正民主”(true democracy)的机构。它不是指投票表决或竞争性选举,而是指成员间协商一致、达成共识,即所谓“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但这种说法缺乏依据,似是而非。

  中共政治局的决策内幕和运作流程对局外人是秘密,没有人知道他们怎样开会,怎样相互指责或相互恭维,怎样争权夺利或调和分歧。就人们目前所能够知道的事实而言,政治局这种以专制为能事的机构,实在与民主──代议民主或协商民主──背道而驰:它是一系列肮脏而复杂的内幕交易的结果,基于派系、条条、块块之间的实力比拼,而非基于精英群体的理性共识。与其说政治局是通过协商一致以达成共识,不如说它是通过各管一摊、各分其赃来拒绝协商、回避共识。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的政治局以一个大独裁者为核心,那么,胡锦涛的政治局无非变成了一群中小独裁者的俱乐部。以前是一个强人为大家拍板,现在是几十个小强人为各自分管的事情拍板。总而言之,政治局过去不曾民主,现在与民主无关,将来恐怕也很难民主起来。这样的机构,我们只能祝愿它早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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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党性”

  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右下角一则不起眼的小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举办第二届党性教育“延安论坛”,研讨了挖掘革命传统资源、打造党性教育品牌、提高党性教育水平等问题,云云。

  有党性无人性

  党性是什么?它是怎样的?就从“革命传统”的角度及其历史来说说。首先是革命性、斗争性──共产党之诞生,就是为搞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但坚持党性,却可以昧良心、灭良知、失人性、六亲不认,人可以变得禽兽不如。

  “中南王”陶铸的夫人曾志,自小知书识礼,乃大家闺秀。一九二八年初共党湘南暴动,中共湖南省委要烧掉丰阳至宜章四百多里长公路两侧五里内城镇乡村的全部房屋,招致农民抗暴,愤怒的农民甚至在共党动员烧房的大会上殴打杀害共党干部。已参加共产革命的曾志,在抓到一个大骂共产党“放火杀人”的农民时:“我拿起梭镖朝他肚子扎去……又要了把大刀连砍几刀……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再用梭镖在他肚子、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喘气声和哼哼呻吟声。”(曾志:《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

  所以,三十多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响应毛泽东号召“要武嘛!”的北京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活活抽死她们女校长的骇人惨剧,其实史有前例、早有传统!

  红军第一名女师长胡筠,同样出身闺秀且嫁入豪门,也是在一九二八年初,她带领游击队打回夫家,不仅烧田契、毁债券、分粮食、田地和山林,还“为了表示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将自家上百间房子放火烧掉”!(《共军将领传》,共军出版社)

  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要求红军总政委毛泽东杀掉奉蒋介石之命公开前来招降的哥哥:“我自参加红军以来,坚信共产主义必胜……义无反顾,与黄梅庄不共戴天,望处极刑。”(《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但咱中华历史传统:两军交兵,不斩来使。更何况那还是胞兄?

  “文革”中反抗暴政的烈女张志新被枪杀前先勒颈割喉。遭此残忍惨酷之刑的,据闻不止她一人!

  共军军事科学院政委、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在出任河南省副省长时曾回忆,在父亲七十岁生日那天,党中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时我仇恨周围的一切……谁曾目睹有人把点燃的鞭炮塞在才七岁的小妹嘴里……谁曾目睹自己父母被揪着头发在拳打脚踢中握手诀别……那么,也许能理解我的心情。”(刘源:《农村让我再生》,《秋光》月刊,广东省老干部杂志)

  有国、共两党的监狱都蹲过的前辈说:我们党整起自己人来,更心狠手辣,更残酷无情!领导厦门大劫狱的陶铸在南京坐牢,国民党不仅没杀他,而且曾志给他的“信和汇款居然都收到了”──人性、人道?……罄竹难书。有党性无人性的暴行,到今天仍未绝迹。

  只有盲从的纪律性

  再就是纪律性──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员只是党机器的螺丝钉、党主人(领袖)的驯服工具。服从到什么程度?苏区肃反时,有被冤杀的党员在行刑时,竟还主动要求用刀砍,以节省子弹!毛的好学生柯庆施:“对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盲从的程度。”毛的亲密战友林彪:“对毛主席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彭德怀敢犯颜直言,但除了坚决不承认“里通外国”(这可是汉奸罪、死罪),还不是毛“要什么就给什么”?黄克诚被誉为党内不说假话、敢讲真话的大老实人,但在毛的淫威前,还是不得不写悔过认罪书:“罪过深重,寝食不安,痛悔莫及……。”(《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尽管都是空话,但毕竟还得乖乖“当孙子”。

  除了周小舟,彭、黄、张闻天都在庐山上做了“检查”──认“罪”服“法”:因为都“习惯于服从毛主席的决定”(黄克诚语)。

  他们认罪不打紧,却更鼓励和纵容了毛的天马行空、肆无忌惮,从此无人敢再讲真话。可怜中国也就随之平添了三千多万饿殍、冤魂。毛死后,邓如是:一党专制,领袖专政。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全国模范雷锋说过:(大意)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现在,一些党国干部、执法人员为立功而宁恶不善,对维权草民或监控对象全无同情之心,只会“为党说话”、为党做事;更有学生告发老师堂上授课的言论。为争取入党?为毕业分配?

  如希望历史不重演,先要了解历史真相。无数前人以鲜血和生命代价,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和经验:独立思考。虽然现在已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党说干啥就干啥”的愚昧年代,但切勿被那些连说教者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否则他们的子孙就不会都拿了外国护照)所“忽悠”。做一个有人性、良心和良知的正直人、善良人。

[ 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2-19 22: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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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此言足见其虚伪,国仇家恨于一身却为毛孙授衔,非男儿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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