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帝國、天朝？
曾任全國政協的香港評論家劉迺強說：「一個真正的左派激進者，會批評中國和共產黨…… 強世功兄是我的朋友，他很多觀點我都同意。但是強世功是真左派，左派的分析架構，不論「舊左」或「新左」，都從馬克斯開始……」。從「香江文章」來看，強 世功肯定一國兩制對香港資本家利益的保證，這位劉迺強眼中的「真左派」，其實不見得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從中國政治語境來看他確是有甚左的一面，批評改革開放，相對肯定文革、反對告別革命。
看這一大段：「改革開放以來，與西方世界努力爭奪民主話語的主導權不同，我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首先採取了 『硬著陸』，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在倒穢水的時候不小心連孩子也倒了出去，喪失了對『民主』概念的解釋權；接著又以『不爭論』的實用主義方式處理政治正當性問題，致使中國政治喪失了政治正當性原則的是非問題，窒息了中國政治的生命力和意識形態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儈主義；而中國的知 識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別革命』中擁抱了英美自由主義。正因為如此，新中國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會平等這些政治正當性原則由於缺乏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支撐，在口是心非的政治實用主義中喪失了生命力……」
還有：「尤其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既沒有探求背後的『儒教倫理』，沒有探究背後的民生觀 念，也沒有以政治意志將經濟力量導向明確的政治方向和文明創造，反而在非政治化的社會科學軌道上將改革導向了最低俗的對金錢的貪婪、物欲的膨脹、實力的炫耀，從而導致人心的敗壞和偉大意識的淪喪」。
這都是對改革開放的清晰批評，甚至可以說是意識形態上的基本否定。在內地，肯定文革、批評改革開放等於暗含了對鄧小平的指責。
強世功到底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真左派還是有中國特色的國家主義「新左派」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我想指出的是，從「香江文章」可以看出，強世功是毛澤東的崇拜者。
強世功對毛的崇拜可從他在「香江文章」裏多次禁不住用「偉人」、「偉大」、「智慧」、「深刻」、「天才」來形容毛澤東及毛的意識，溢美之辭俯拾皆是，如：
「當毛澤東晚年自稱『秦始皇加馬克思』時，他的意識早已超越了萬里長城，觸及了『共產主義』這個天下大同的境地」。
「毛澤東這一代人所訴諸的『民主』、『平等』和『革命』理念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依賴鋼鐵般的政治意志與天才的政治智慧」。
什麼是毛的核心意識？強世功說：「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有領導全球無產階級革命的生命衝動，他堅決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理想而與資本主義進行『和平競賽』，並獨立承擔起領導世界被壓迫人民的使命，從而使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
強世功認為毛的終生意識是共產主義革命，反對和平競賽。綜觀「香江文章」，說強世功是個毛主義者，認同毛的意識，應無異議。
跟今天中國內地許多毛派一樣，強世功相對肯定文革，連帶也必然相對肯定 67年香港的「反英抗暴」：「『六七抗議運動』的悲劇無疑是『文革』悲劇的一部份。而這場悲劇理應放在『二戰』以來全球範圍內反帝、反殖民運動中來理解，放在十九世紀以來人類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種種政治試驗中來理解，放在中國革命與第三世界革命『為窮人討公道』的道德基礎中來理解，放在中國革命塑造『共產 主義新人』的倫理追求中去理解」。
在「香江文章」《無言的幽怨》一章中，他認為自己在替香港左派表達一種怨：「香港左派一直擁有最為高尚的道德品 質，他們曾以毛主席的教導為道德訓誡，公而忘私，無私奉獻，助人為樂。……正是這種道德品質的支持，當國家和革命事業需要時，左派群眾不顧個人安危，放棄 私利，參與反英抗議運動，毫不顧忌個人和家庭損失」。
「但在『著眼於香港回歸祖國統一大義』、『愛國不分先後』的背景下，國家利益、民族統一大業這些傳統左派堅定的政治信念再一次戰勝了他們的個人利益和歷史恩怨，使他們與工商界在香港回歸的風風雨雨中攜手合作。」
「香港左派幾十年來在香港背負『暴動』包袱，在內地又背負『文革』包袱，可究竟誰來為這無怨無悔的愛國代價買單？」
強世功的「左派」立場，使他能感受到香港左派與中國毛左派的幽怨──怨中央香港政策、怨中央對文革的態度、怨改革開放、怨一國兩制。
但是，作為中聯辦官方智囊，作為平步青雲的北大法學院副院長，強世功又不能過度偏離或逆反 官方論述。正如許多天朝主義式所謂「新左派」的內地學院既得利益者的策略一樣，強世功也很周全的兩邊講話，在「香江文章」另一些章節裏力捧鄧小平和改革開放的成就，這樣，毛、鄧在分開的語境，都顯得偉大。
[未完, 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