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mingpao.com/20101203/mra.htm
【明报专讯】内地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境时，被边防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出境。自从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一些学者、律师也有类似茅于轼的遭遇，令人怀疑内地当局以“宁可冤枉千人，也不放过一人”的方式，全面阻止内地人士到挪威出席刘晓波的颁奖礼。以内地专政机器的强大和无孔不入，人民无能力反抗，只能敢怒不敢言，但是这样的官民关系，不可能打造和谐社会，中共应该把握仍有主导国家走向的能力和机会，放弃高压防堵思维，把国家带往长治久安的方向。
封锁力度六四以来仅见
打压超逾政治异见范围
茅于轼原要到新加坡参加喜马拉雅流域开发国际合作会议，据他在“新浪博客”披露，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边防阻拦，理由是“危及国家安全”，文章并无写出边防的理据，也没有提到“刘晓波”3个字。
自从刘晓波获颁授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据本报搜集的资料，连茅于轼在内，先后至少16人有同样遭遇，包括维权律师、电影学者、宪政学者、宗教哲学学者和经济学者等，当局认为他们“出境可能危及国家安全”，限制出境。这是本报所能掌握的资料，是否还有更多人被禁足，无从知晓。
对于刘晓波获诺奖，内地当局对外以外交战的层次应对，大力抨击诺贝尔委员会和挪威政府，另外，要求外国不要派人出席颁奖礼，但是效果有限，只有少数国家向应，对本月10日颁奖礼的规模和庄严，影响不大。对内方面，当局采取全面封锁、打压，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和其他家人，已经被迫与外界隔离，他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情备受关注；其他一些人则被监控，包括限制出境，目的要阻止有人从内地到挪威出席颁奖礼。会否有人突破封锁，且看事态发展，但是从当局所使用的力度，就刘晓波获诺奖而触发的封锁，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所仅见。
被限制出境的人当中，维权律师可以理解，但是个别学者一贯不参与政治活动，例如茅于轼等，个别则连刘晓波夫妇也不认识，例如宗教哲学学者何光沪都被禁足，显示当局要全面封锁。另外，被限制出境者，并非一贯所理解的“政治异见人士”，例如茅于轼、何光沪就一些问题的观点可能与当局不尽一致，但是只属学术理论不同，而非政治性质，所以，今次打压超过了“政治异见”范围。
还有是这次打压株连甚广，据知部分异见人士的家人也被限制出境，包括维权人士胡佳的妹妹、律师的太太、专栏作家的太太、报告文学作家的太太、学者的儿子等，反映当局杯弓蛇影，实行全面扑杀的力度。
过去，被内地当局打压的人，可能基于一些言行犯禁，但是这次被限制出境的人，边防给予的理由是“出境可能危及国家安全”，连想像出来的可能情也成为打压理据，这样的“罪名”，不仅莫须有，简直是无法无天。
面对打压，一介书生、草民，当然无力抗拒，但是他们会心服吗？
——茅于轼在博客文章写道，此事“使我想起文革，我家被抄，扫地出门，爱人被剃了光头，我被鞭打流血，反而说我是首都危险分子。现在我被阻出国，反说国家安全受威胁。同样的逻辑。”
——何光沪撰文写道，“用强力禁止人离开一定的空间，无异于把那个空间变成监狱！用暴力限制人身自由而没有合法根据与合法手续，则无异于绑架。” （文章见本报11月27日观点版）
这两段文字充满悲愤之情，可见挑起了茅于轼的文革梦魇，也燃起了何光沪的怒火，他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人民没有安全，‘国家安全’还有意义吗？”茅于轼和何光沪的反应，不会改变被限制出境的遭遇，也不可能改变当局的全面打压和使刘晓波重获自由，但是折射出学者对自身安全的忧虑，溢于言表。若国民不享有 “免于恐惧的自由”，则这样的社会可以和谐？这样的国度可以长治久安？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并未促进内地政治开放，眼前所见是政治尺度明显收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更遭到不合理践踏。中共面对诺奖“冲击”，选择高压以保政权，但是，掌握全国资源的中共其实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在仍然握有主导中国发展路向的能力下，推动政治改革，逐步开放政权，建设一个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上长治久安的路途。
寄望中共主导政治改革
使中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
内地的政治体制远远落后于急速发展的经济体制，使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呈现失衡，衍生贪污腐败等情，已经窒碍经济发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总理温家宝近期也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和重要。环顾国内外，现时并没有任何人或组织能够取代中共统治中国；很多人都希望中共领导中国走上一条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我们希望，这次因为刘晓波获诺奖而起的非理性打压过去之后，中共回归理性现实，推动一条“有序、可控”的政治改革之路，使中国晋身政治现代化国家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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