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3.23-3.30)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0年04月01日 来源: 南方周末
推荐:何雪峰
No.1西南大旱原因的三种猜想
搜狐评论,3月25日,作者:姚遥
(原文摘编)不管是以往的旱灾,还是此次的西南大旱,都有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农业缺水,农民缺水。因为水资源分配的逻辑,就是重城市重工业,轻农业轻农民。在水资源的分配上,本次西南大旱亦是如此。大旱持续了数个月,处于旱灾核心的始终是农村和农民。虽然今年的“两会”上,农民终于和城市居民拥有同等的选举权了,但是在同等三个多月没有下雨的情况下,农民的马还是因为运水而累死,城市居民并没有感到生活的巨变。仅仅知道最近部分县城终于开始了限制洗浴和洗车等行业的用水。
仅仅从计算经济账的角度,将资源调配到最“经济”的领域不为过。虽然农村和城市、工业一样的要消耗大量的水,但是城市和工业对于GDP的贡献,无疑是几何倍数于农村。因此,在水资源较为紧缺的情况下,优先保障城市和工业的用水,就是保障了经济的增长。农业生产因为缺水所受到的影响,工业的一个零头就可以补上。
不过,如今的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此次的大旱已经不仅仅是影响到农业生产的问题,而是农民生活用水,性质就完全改变了。生产用水影响的只是收入,而生活用水,影响的是生命、健康、卫生防疫,也就是一个人生存的尊严。水资源分配如此悬殊的问题,不能用市场行为来做注脚,不能用价高者得的逻辑来解释,因为分配的背后,首先是权利的不平等。一个有尊严的社会里,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农村和农民也要和城市和市民有着同等的用水权。
【推荐理由】保民生是本届政府的一个响亮口号,但民生问题的本质其实是民权问题,因为真正的民生依靠的是权利的分配与争取而非简单的施舍。挨过饿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细致研究了贫困与饥荒之后,提出饥荒不完全是由于食品短缺造成,而更可能是由于权利分配不均造成。回到旱灾,如果单单是农民因大旱而受到极大伤害,恐怕也同样不仅仅是水的短缺,而往往是因为权利分配的不均。
No.2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惧之
《中国青年报》,3月30日,作者:汪强
(原文摘编)老子曾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要说:“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惧之”,说得更明确一点,“官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惧之。”连云港市就有这样的例证。《新京报》记者是这样报道的:“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二人浇汽油自焚,68岁的男子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目击者称,两人自焚后,拆迁工作人员并未施救,拆迁工作也未停止。”唐福珍、陶会西父子用事实证明,某些官员并不惧怕老百姓死去。因此,我奉劝遭遇强拆的人,千万别再学着用自焚、跳楼之类的方法吓唬当官的,有些当官的根本不吃你这一套。如此做,不仅房子仍要被拆,还将性命搭上了,真不值得。
遭到强拆之后怎么办呢?到法院告状吧,可能不受理;向媒体反映吧,据说,一些官员只买中央媒体的账,如果上了央视“焦点访谈”,问题能立即得到解决。可这么点事要上“焦点访谈”,与买彩票中大奖一样困难。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还是“赔多少就是多少”,哪怕价值100万元只赔10万元(据报道,陶家养猪场仅地面建筑物就值15万元以上,而当地政府的赔偿只有7.5万元),你也老老实实地认了。
【推荐理由】到了连自焚都脱敏的地步,这让人生出无奈的慨叹,作者的无奈道出了现实的残酷。不过,媒体能原原本本报出这个新闻,就说明这事也不是完全无奈的。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后,我们以为强拆事件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错觉。
No.3警惕地方融资平台引爆泡沫
《南方都市报》,3月28日,作者:赵晓
(原文摘编)2009年,随着中央政府“保八”一声令下,地方融资平台对于资金的需求与银行信贷投放的冲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其疯狂程度犹如一对饥渴男女,整个银行系统投放的信贷资金的40%都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然而他们生下的很可能是一对双胞怪胎,一曰“烂尾工程”,一曰“不良贷款”。外人多以为地方卖地收入是主要的,但据财政部相关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为14239亿元,其实,这与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新增贷款的3万亿元相比,连一半都不到!
几乎在每一次的社会经济动荡中,首先受伤以及最受伤的都是普通民众。在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中,一个问题点是地方政府或显性或隐性的以土地财政为担保向银行信贷,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一女多嫁”,即同一块土地为数次贷款同时提供担保的诡异现象。同时,这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保持土地的高价位运行,从这个角度,我们完全可以说,地方融资平台实际上“绑架”了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又“绑架”了高房价、高房价最终掏空了购房者的钱包。如果将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都归结于地方有欠公平,事实上,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始作俑者其实也包括央行和银监会。发改委作为大型项目的审批部门,如果大量已上马未完工的项目成为“烂尾工程”,发改委当然难辞其咎!这也就不难怪,为什么前一段时间,一些发改委官员要站出来发表“开弓没有回头箭”、“要注意防止矫枉过正”等言论。说到底,对于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发改委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其实很有些难兄难弟的味道。
【推荐理由】通过卖地并以卖地收入作为担保建立融资平台,然后就是建项目盖房子获得政绩———难道这就是众多学者鼓吹的所谓中国模式?赵晓教授用数据说出了盛世危言,并直言不讳地点出了始作俑者们———地方政府、央行、银监会、发改委。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依靠的并不是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而是邓小平式的制度创新!2009年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让我们回到制度创新这一正途上来吧!
No.4能避免新一轮地产价格膨胀吗
《东方早报》,3月25日,作者:谢国忠
(原文摘编)中央又出台了一轮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监管的调控措施。但与中央的政策初衷恰恰相反的是,各地方政府已经在着手为新一轮的地产价格膨胀做准备了。过去一段时期,地方政府一直在利用银行贷款开展拆迁安置工作,拆迁费涨幅惊人,因为要按照目前的房价给拆迁户足够的补偿来购买新居。除非房产价格继续大幅上升,否则地方政府就会因为拆迁而赔钱。这种再安置行动对去年的房产需求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拆迁户用拆迁补偿款交了首付,于是,拆迁费成了政府对居民的最大规模财产支付,同时可能也是政府对现今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支持。
但拆迁费的正面作用也带来了两个重要的负面影响。第一,这实际上是一个增加社会需求的政策杠杆。地方政府借款来支付拆迁费用,而以土地作为抵押。拆迁户用这笔拆迁费作为首付再来进行住房按揭贷款。从银行的金融流程来讲,这笔贷款相当于没有真正意义的抵押物。
第二,高昂的拆迁补偿费,虽然对拆迁户有利,但是却把地方政府变成了房产价格进一步膨胀的利益相关方。最终这些花费还是要由中国刚刚出现的中产阶级来承担。过去几年中央的经济政策对低收入阶层还是比较有利的,拆迁制度也是帮助低收入阶层的又一波新政。但是代价却是由中产阶级负担的,他们最重要的几项花费———买房、养车和子女受教育———都在快速膨胀。但现有的房地产泡沫将可能会继续,中产阶级面临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除非政策体系有巨大的调整。拖得越久,对国民经济的损害也就越大。
【推荐理由】理论上,政府在市场交易中始终要保持置身事外、中立,但现实是,我们的政府推出的许多政策总是让自己越来越深的陷进去无法自拔。为什么我们一直对房价下调抱悲观态度,拆迁让政府变成了利益相关方这一实例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