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孔系列之一：关于人性善恶之争的另一种思路
到底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个问题从孟子那个时代起人们就一直争论不休。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将要用什么样的办法去管理这个社会。
儒家选择的是性善论。荀子一派表面上是性恶论，实际上他说的性恶只是针对小民的，圣人仍是大善的，圣人是可以“化性起伪”的，所以他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性善论。性善论听起来确实比性恶论好听。没谁喜欢别人说自己是个禽兽。哪怕现代科学早就证明了我们是灵长类中的一种，和非洲的大猩猩是表兄弟，可我们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动物，一般都是害羞地说：“我们是高级动物。”
而且说到性恶，有人说，我可以承认人是有一点恶，但人还有许多善呢？你们这些主张性恶论的家伙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是啊，这对性恶论者确实也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你看不见人性的恶，是睁眼说瞎话，可是你看不见人性当中的善也未必就是一种聪明吧。因为人性中的善和人性中的恶一样都是很明显的。
就因为这，性恶论者经常被儒生们揪住不放，和他们怎么辩也辩不清楚，就像被人拖到一个烂泥坑中打滚一样。
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看。
这个思路就是我们先问一问，人性的善恶标准在哪里？
我们是如何判断一件事情的善恶的呢？
以前有一个关于杀虫剂的广告，一上来就是几个虫子在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你说这个害虫的“虫性”是善还是恶呢？实际上一个虫子是不是害虫，与虫子本身的“虫性”是没有关系的。一个害虫，它也和别的虫子一样，只是按它自身的生长规律在生活而已。它安静地吃它自己的叶子，并没有惹谁，只是因为它凑巧吃掉了人的食物，在人的价值判断体系中，它才成了一只“害虫”。
虫子是不是害虫，与它天生的“虫性”没有什么关系。同样道理我们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与我们的“人性”（人的天性，也就是生物性，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本心”）也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本身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命需要而已。我会做许多好事，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做许多坏事。认为我有时做的是好事，有时做的是坏事，那只是社会的一个判断，对我自己来说，我做的都是我想要的。有时我的行为成了一个悲剧，在别人看来也许很可笑，或者是自作自受，那也只是因为我自己判断失误，想对自己有利，却遭了殃罢了。比如性欲也许可以算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但性欲是善还是恶呢，离开了一定的社会价值体系，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我强奸了一个女人，虽然这个事听起来确实很龌龊，但是如果没有被抓住，它对我自身来说就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在以前没有避孕措施的年代，它可以使我自己的遗传基因多传一份下去。从进化论的角度讲，为了鼓励我的这种行为，大自然还会在我传播遗传物质的同时让我的大脑中枢产生一种极度的快感。做为一个生物体，从我的生物性（也就是人性）角度上说，我是和老婆做爱的时候传播了遗传物质呢，还是在强奸的时候传播了遗传物质呢？这是一点也不重要的，说我和老婆作爱就是善的，强奸妇女就是恶的，这是社会的一个判断，对我自身来说毫无意义。只要能多传一点自己的遗传物质到后世去，我这个生物就算是在竞争中取得了一次很大的胜利了。
所以离开了社会的价值判断，争论人性本恶还是本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永远争不出头绪来的。人性本身是没有什么善恶可言的。人性只追求作为生物体的利益最大化。从社会的价值体系来看，人性是既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的。如果我遵循社会的价值体系去行动能取得更大收益，我就会去为善，否则我就会去为恶。当然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个社会，不同的人，价值判断也可能不一样。比如我自由恋爱了，这在《西厢记》的年代就是一个流氓行径，而在今天就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又比如我未婚同居了，同在一个时代，有人认为很丑恶，而有人却认为很新潮，是对人性解放的追求。所以我们说不但人性本身没有善恶，善恶是社会对人性的一个评价，而且即使是社会的评价也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的。这样看来，争论人性的善恶就更没有必要了。另外一般地说，当社会普遍的价值标准正确的时候，恶常常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愚蠢，许多的恶只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正确地判断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所以与其说人性是善的，还不如说人是聪明的来得更实际。
这样一看，儒家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极为荒谬的事情了。试想人怎么会天生就能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价值标准呢？更何况人世间从来就没有一套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一个婴儿，他一出生就知道怎么做是善的，怎么做是恶的，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说，他吃饱了，对妈妈露出笑脸，增添了天伦之乐，促进了社会主义家庭的稳定，所以他就是善的；他没吃饱，哭个不停，让妈妈为他烦恼——多么不孝啊，所以是恶的；如果有双胞胎的兄弟和他一起吃奶，他还会把对方推开，那就是大奸大恶的萌芽了。是不是这样呢？这也太可笑了吧。
也许婴儿们对待儒生的态度才是最酷的，也是最值得大家学习的，他可不管你说什么“性本善”不“性本善”呢，他只当你们是放屁，他反正只是埋头吃饱，充分享受他的人权，至于有没有推开自己的兄弟，他根本就不在意。
既然人性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反孔的人在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的时候还要引入“性本恶”的概念呢？
这原因很简单，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设定一个逻辑起点而已。
儒家是把“性本善”设定为他们的逻辑起点的，结果最终推演出的只能是人治、专制与独裁，以及相伴而生的周期性的社会动荡。
而我们是把“性本恶”设定为我们的逻辑起点的，结果我们最终推演出的是法治、民主与自由，以及相伴而生的整个社会持久的稳定富强。
所以“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只是一个假设。这个问题本身我们没有必要再和儒生们纠缠下去了。不是怕你们儒家，而是因为这种纠缠像所有儒家所打的官司一样，你永远只能看到一笔糊涂帐，湿漉漉的，粘乎乎的，像上帝吐的一口痰，永远也不会有清爽的一天。
我们所需要关心的是：这两种逻辑上的预先设定分别会给我们中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呢？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
反孔系列之二：儒家思想是中国革命历次失误的总根源
国共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西方的新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的一场流血斗争。
蒋是儒家的信徒。在他的案头长年放着一部《曾文正公文集》，他依靠的社会力量也是地主和由地主派生出来的资本家（不是西方那种在公平竞争基础上靠自己能力发家的资本家）。蒋一辈子最喜欢强调的也是“仁义礼智信”之类的人性善的东西。
上层的共产党人清一色都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年轻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反孔的。他们都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最激烈的支持者。可以说，当年反共就是反对新思想，这是无人能否认的事实。举个例子说，在湖南邵阳，清党的时候，只要是剪了短头发的女子，只要是上过男女同学的洋学堂的女子，抓住后，全部杀掉。而男女同学、妇女解放，当然只能说是西方传来的新思想了。
共产党是反孔的，但是遗憾的是，中国人所拥有的进步理论资源实在是太贫乏了。马克思说：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自己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也就是说只要是人，你就无法超越你所处的时代。人不能用手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球上提起来。对革命者也是这样。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占主导的思想只有儒学一家，所以尽管共产党是反孔的，可是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它也不可避免地感染了儒家思想的病毒。
中国共产党思想中的儒教色彩，用官方的语言说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当然是必须要有的。没有的话，我们就悬在空中了。但这一结合，也带来了问题，就是中国本土的理论资源只有孔夫子，所以这种结合很大程度上就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与落后野蛮的儒教的结合了。这并不是共产党人有意为之的事情，实在也是迫不得已。
下面我来举两个例子。来证明儒教思想是如何伪装成革命的样子来损害革命的。一是大家都大加诟病的党内斗争（主要是肃反）。二是大跃进。
先说肃反。也就是自己人杀自己人。杀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在鄂豫皖苏区，张国焘杀掉了红军指战员的二十分之一，地方上也跟着杀人，有的地方连续三任乡长都被杀掉，结果没人敢当乡长了。而在贺龙的湘鄂西苏区，中央派夏曦来了以后，搞肃反，全区杀得只剩下三个半党员。贺龙自己也被盯上了，为了自保，他只好把最贴心的一个营部署在自己的身边。徐向前的老婆也是被张国焘杀掉的。徐向前后来痛彻的说：“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许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是死在敌人手上的，而是死在自己人手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荒唐的事呢？这和当时的中央的委派制度有关。只要一个地方武装斗争开展的比较好，有了一定的规模，中央就会派人来控制这个地方。拿鄂豫皖苏区来说，黄麻暴动以后，地方领导人是徐朋人，这个人很能干，土生土长，与当地干部、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鄂豫皖边区的情况，但苏区刚刚有了一点规模，中央就想插手了。中央派来郭述申。郭述申工作干得也不错，但三中全会后，又派来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也是少有的一个人才，但四中全会后，又把张国焘换来了。为什么要这样频繁地委派干部到各苏区去呢？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央不是抽象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各有各的中央，中央领导变了，中央的政策变了，各地的领导人也得变。二是这些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开始都是代表中央接管各苏区权力的，但他们一旦工作做得比较好了，“坐大”以后，他们俨然就以地方领袖自居，对中央的政策开始有所抵触了。因为中央也未必就是对的嘛。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以新换旧，以确保对这个根据地的领导权。
频繁从中央委派领导人到各地，就必然造成各地残酷的肃反。为什么呢？一个新派去的领导他要开展工作，他自然就要你们听他的啊，如果你们不听他的怎么办？一支队伍，没有一个人拿主见，有时也不行吧。拿张国焘来说，他搞白雀园大肃反，起因就是31年９月初曾中生、许继慎等人在南下（曾的意见）还是北返（张的意见）问题上与张有不同看法，红四军的一些主要领导就在鸡鸣河开会，写了一份申明书，派人向以张国焘为主席的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官司一直打到中央。这使张感到自己的意志难以在四军贯彻，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不久他就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徐向前后来说：“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杀掉了许继慎等人，张国焘就建立了他对鄂豫皖苏区的绝对权威。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肃反的发生，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央的委派制度。干部不是民主选拔的，干部是从中央派去的。和平年代你委派个干部到一个地方去，虽说也不好，但所幸一般还不会死人，而在战争年代，你只要是委派制度，它就会害死人。
那么委派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吗？不是，看看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论述就知道了。马克思首先是主张民主的。那么这个委派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别的来源，就是从封建皇权中来的。委派干部就是委派钦差大臣啊。而皇权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学，所以最后还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的思想害死了人。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要利用儒学这种极落后的思想资源来搞革命呢？
只有一个解释，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可以利用。看看《阿Q正传》就知道，几千年的儒家专制统治让我们当时的社会只有王胡、小D和阿Q这样的底层人民，再加上赵太爷、假洋鬼子这样的统治者，你到哪里去寻求民主的资源？民主也是具体的，它不是悬在空中的一种纯粹思想，如果你以为民主可以离开现实，那就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空想罢了。但是没有民主之类的先进的思想资源，是不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就可以不搞了呢？当然不行，社会已经腐朽到这种程度了，内忧外患，不搞革命就意味着每一个人最后的灭亡。所以还是要搞啊。祥林嫂被人逼迫着改嫁，她一头撞在了香案上，头上撞了一个大窟窿。她的反抗方式当然不值得推许，因为她也还是为了守节，她是用守节这种封建主义的方式，为自己的尊严抗争。但是你能不能说：祥林嫂啊，你反抗的方式是封建性的，你就不要反抗了！不行吧，不反抗只能更快地沉入苦难的深渊。当时的共产党也是这样，整个社会并没有准备好一次现代革命的思想资源，但不革命又只有死路一条，那怕是夹生饭吧，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啊。
这就是肃反之类的党内斗争它的真正悲剧根源所在。
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就是大跃进的问题。大跃进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听起来好像死了那么多的人，都是共产主义给害的。而实际上是不是这回事呢？
我曾经问过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普通百姓，问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他们说：“就是吃饭不要钱，天天吃红烧肉；想要什么就到商店里去拿；绝对平均，没有穷人；老人小孩都由公社来养。”这种“红烧肉”的共产主义是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呢？不是吧，如果马克思听说这就叫共产主义非笑掉大牙不可。那下层人民心目中的这种共产主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从儒家的大同社会来的。《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样一看，就清楚了吧，当年害死了我们几千万人的完全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而是我们自己老祖宗的所谓“大同世界”的一个空想。也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一个人搞起来的事，你怎么赖到儒家的头上了呢？那么我请问，毛泽东头脑中的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是从哪里来的呢？好像不可能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吧。毛泽东头脑中的这个“共产主义社会”应该还是他早年受到的传统儒家教育的结果。
在几十年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失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它们的根源实际上都是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有人说：“外国可没有儒教啊，为什么只要是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呢？比如苏联和东欧也出现了大清洗。你能说也是儒家思想的问题吗？”我们说，外国（除了周边的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当然没有儒家思想，但外国也有落后的意识形态。如苏联和东欧，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是极为落后的，他们都是信奉东正教的，而东正教在基督教世界中是最落后的一种意识形态了。俄国原来还搞农奴制。所以共产主义在他们这样的国家也出了问题，只能说明我们的儒教在落后性上已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了，儒教就更不能脱了破坏革命的干系，我们就更要反孔。
今天，我们在这里只举肃反和大跃进这两个例子，说一说儒教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恶劣影响，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别的就不多做具体阐述了。
反孔系列之三：儒家思想是中国人缺乏社会公德心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有的缺少公德心的民族。
这样的话听起来当然没有地大物博，四大发明好听，但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事实。
今天的高等华人们在世界各地的表现如何，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国人在国内的公德如何，大家也已经看到，我也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不长进的民族？根源在哪里？如何改正？
儒教徒的话是不能听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道浇漓、人心不古，这样的话，他们已经说了几千年了。我们让他们主导这个社会，从孔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开始，到今天加强这个修养那个修养为止，我们并没有建成一个有公德心的社会。虽然据孔教诸人说今天的社会没有公德是因为大家没有读经的缘故，但清朝是读经的，你们去读读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就知道，那个时候更是没有什么公德可言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去找中国社会缺少公德心的根源。
没办法，又要找儒教的问题了。因为几千年里只有他们的思想是主导吧。
一读经，还真读出了问题。《论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此: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亲情面前，法律是可以靠边站的，公德之类的那就更是可以靠边站的了。
孟子是私淑孔子的，当然也会和孔子一个鼻孔出气。看《孟子•尽心上》中这样一段话：
桃应：舜为天子，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执之而已矣。
桃应：然则舜不禁与？
孟子：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桃应：然则舜如之何？
孟子：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这个桃应应该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他找到了孟子学说的一个很大的漏洞，故意这样一问，说是如果舜的老爸杀了人，舜该如何处理。我们看孟子怎么回答。孟子的回答也很干脆，就是要“窃负而逃”，就是要逃避法律的打击了。
所以从儒家的思想来看，家族亲情是最重要的。而公德则是无关紧要的。
几千年中国人都是以孔子思想为旨归的。所以中国人在公德方面就出了问题。中国人不是没有爱心，也不是没有道德，但中国人的爱心道德只局限于家族内部，或者也就只能以此推广到自己的同村或老乡之类自己认识的人中。中国人对自己认识的人绝对是有爱心的，也是极讲道德的。但如果是自己不认识的人，那就对不起了，除非你运气特别好，否则，你就是在大家面前活活死掉，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这样一种只讲家族道德不讲社会公德的道德范式，放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它当然并不引起太大的问题。因为，大家一辈子可能只认识自己那个乡里的人，人员流动极少。但是一旦到了一个现代的社会，人口流动性大了，这样的道德观念就不行了。
旧的道德观念不行了，我们能不能以儒教为基础建设一种新的现代道德呢？就像有些儒教人士提倡的那样。
我认为各位儒教人士想法是好的，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呢？
现代社会的公德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的，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公民意识。但中国的儒教当中有没有公民意识呢？虽然我们有许多儒粉翻遍了儒家经典想给儒教找一点什么民主的影子。说什么孟子说过“民为上，社稷次之”之类的话，所以认定孟子就是民本的，进而是民主的。但我遗憾的告诉你，没有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起码尊重，那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的。而在孔孟的理念中是根本没有个人权利的影子的。孔孟的思想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拿公民的财产权来说，这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一个权利，现代的所有自由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我们看孟子是怎么说的。“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为什么让国君不要言利呢？孟子不是体恤天下百姓，他是个大马屁精（儒家都是马屁精），他是体恤那些统治者。他的意思是说，你作为国君就千万不能说什么利，因为如果老百姓大家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了，也就是都有财产权了，“上下交征利”，那么你国君还有个屁的财富可言！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是“而国危矣”了。国君只有讲究“义”，让天下百姓只知奉献，这样国君才有财富和地位可言。看清楚了吧，儒家是连财产权都不给天下百姓的（最厉害的时候生命权都不给，“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话就是明证），百姓财产权都没有，还有什么样的公民权可以从中发生出来呢？
孟子是说过“民为上”之类的话，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养猪场的老板，那么我也会说“猪为上”之类的话的。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些猪了，我就破产了，饿死了。所以不要一看见“民为上”就屁颠屁颠的以为自己是个“公民”了。
在儒家思想里，有的只是奴才，而绝没有公民的哪怕一点点萌芽。在儒家的理想中，应该是最上面是一个君，下面全部是奴才。古时“大臣”的“臣”字最早就是奴隶的意思。看看，连大臣都是奴隶，还有什么人不是奴隶呢？
那么在一个奴才社会里，会不会什么社会公德可言呢？
当然不会有，虽然从古到今，统治者都在宣扬让臣子忠，但奴才也不是傻瓜，奴才也有奴才对付主子的办法，他清楚知道自己在上级那里是个什么东西。奴才的办法就是偷和破坏。奴才能够有资格偷的时候，他就会偷，所有的大贪污犯都是这样的国家级小偷。这个小偷也不容易当，因为你不当上一定级别的官，想偷也偷不到的。如果奴才级别不高，偷不到，他怎么办呢？他就会去破坏。私人的物品破坏起来是要倒霉的，因为别人会找他麻烦，他就会去破坏公共的东西（当然能偷到，他也会偷）。在中国，只要是公共财产，就会被人破坏得不成样子。前段时间，北京圆明园大水法被许多人破坏，最后被迫关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走进一个公园，只要是管理人员监管不到的地方，桌椅就被人糟蹋得不像样子，根本没法去坐。还有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只因为空气和河流是公共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大家都在拼命糟蹋。这些都是同一个原因。
儒家还有一种思想是为缺少社会公德推波助澜的。那就是封建等级制。封建等级制的观念之一，就是等级越高，你就越有权利破坏公共道德。如果你当了皇帝，你连自己的儿媳都是想搞就搞，搞过了还会有人给你唱颂歌，歌唱你的风流。唐明皇和杨玉环就是一个例子。白居易还给他们写了一个《长恨歌》。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小民，你那怕是在家里看看黄碟，你都可能被人抓到派出所去。
所以在中国，你能破坏社会公德，这也是身份的一种象征。你只要官足够大，你出门就可以警车开道，你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奴才他虽然没资格以大规模破坏社会公德来显示自己地位之高，但他在一些小的方面他还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许多公厕里都写着“小便入池”的话，你可以看见有些人就是对此视而不见，故意撒到池外。这时你观察一下他的表情，你会发现，他现在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总算找到了一回做贵族的味道。
另外儒家喜欢说性本善。只强调人的自我道德修养，而疏于对人的制度性的监管。这也是中国人没有社会公德的一个原因。在美国你闯了一次红灯，这个糟糕的记录会跟你一辈子，你以后想到银行贷款都贷不到！在中国，行吗？
从以上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儒家的基本思想与公民社会的理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你从儒家那里永远也找不到可以为公民社会服务的思想资源。你也就更别想找到能让全民提高社会公德的方法了。我们学雷锋学了这么多年，学出了些什么呢？美国人从来不号召学雷锋，可是拿我们的社会公德和美国人比比，你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
所以从根本上说，儒家虽然满口仁义道德，可实际上是最没有社会公德的一个思想体系。如果我们不彻底抛弃儒家的思想，我们就永远也不要想搞好我们的社会公德。
反孔系列之四：谈谈儒家下流的妇女观
儒家的妇女观是非常下流的，这与它一向提倡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有关。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只是这个庞大社会群落的一个小小螺丝钉，没有任何的个性可言，而妇女作为这个等级金字塔最下层的一员，她们自然也就承受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压力。
在儒家的妇女观中，最大的问题是妇女从来就没有被当做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妇女只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工具，被 当做男人的一个财产，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一直到今天，这一点也没有真正改变。
妇女作为社会的一个工具，它的表现形态有多种。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妇女是男人的一种财产。是财富的一个体现。古代儒教社会中妇女都是可以卖买的，也是可以作为礼物互相赠送的。皇帝奖赏功臣，用的也常常是妇女。中国古代历来有宝刀、名马、美妾赠人或换物的事例。《资治通鉴》卷215记载：“兵部尚书任环敕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六年”记载：“慎衿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屡目之，慎衿即以遗敬忠。”再如景龙四年（708），中宗封西突厥首领娑葛为西河郡王，即赐以宫女4人。《唐会要•南诏蛮》载，元和十三年（818），南诏转请剑南，西川节度使奏，表示愿“贡献助军牛羊、奴婢等。”又如《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载，长庆二年（822），“回鹘使者仆固昌，献其国信四床，女口六人，葛禄口四人。”
第二、生育工具。封建时代经济水平低，人口的增殖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妇女的生育就很重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妇女不能生育，那么就有两条路可走，一如果夫家还比较宽厚，丈夫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再娶一房。对此妇女不能有任何异议。二是丈夫还可以直接把这个妇女休回娘家。“无子”被列为七出之首，妇女在生育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可以为自己辨解的余地。
第三、淫乐的工具。作为淫乐的工具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的。升斗小民是没有多少机会可以玩弄女性。他们只能因为生活所迫而把自己的妻子女儿拿来供统治者玩弄。玩弄女性与让女性守节是绝对不矛盾的。相反让妇女守节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让妇女俯首贴耳地接受儒教徒给她们的安排，让她们能甘心情愿地供特定的那样一批人玩弄。除了这样符合儒教安排的特定的人之外，别的任何人想要染指就是女性的不贞了。对统治者而言，他们玩弄女性是正常的，是完全符合礼教的要求的。在古代买小妾、嫖妓这都是很风雅的事，是绝对不需要为此害羞的。能得到最多女性的人当然首先是皇帝。理论上说，皇帝可以玩弄他想要的每一位女性。而且在事实上这也是有可能做到的。民间流传的“游龙戏凤”故事（也是京剧中的一个传统剧目），讲述的就是明武宗在宣化与酒家女李凤姐的“风流佳话”。武宗于酒肆中当场强暴李凤姐。这对李凤姐来说本来是一个大悲剧。可是当武宗一亮出皇帝身份，凤姐就感激涕零了：“今以贱躯事至尊，曷胜荣幸之至。”皇帝之下，所有的统治阶级中的人们，就根据地位的高低不同，以及每个人个人爱好的差异，分别占有不同数量的女性。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意思是：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一段时间，就老了丑了，就要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了。这是很风雅的。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下，所谓的贞洁观念实际上只是对如何分配女性资源而做的一种制度化的规定。所以一脸正人君子相貌的儒家诸人，实际上是这个世界上最下流的一批人，他们在欺骗与压迫下层人民的同时，也就兼任了给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拉皮条的任务。
第四、其它工具。因为妇女本人是不被当做一个独立的人来看的，所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妇女除了上述作用之外，还可以有其它的作用。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作用，它有一个实质，那就是不把女人当人。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如果需要，女人是可以充作军粮的。安史之乱时，唐将张巡镇守睢阳城，被叛军围困，城中粮尽，于是张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这件事长期被儒家视为千古美谈。又比如如果丈夫没有钱用，甚至可以出卖妻子做别人的食物。明末河北大饥，“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午餐，见少妇裸体伏俎上”，马上要被屠宰出售，旅客起了恻隐之心，付了双倍的价钱从屠夫手中赎买下她。一问才知道这个女子是被自己的丈夫卖到屠户这里来的。这样的事，孔子之徒也没有什么异议。女性长期只被看成是一种工具，这种思想的流风所及一直到今天还有它的恶劣影响。比如当年在毛泽东的时代，国家建设缺乏劳动力的时候，就不顾女性的生理特点，一定要号召妇女去做“铁姑娘”。而现在呢，虽然不需要妇女当“铁姑娘”了，但也还在用其它方式让妇女为社会做出牺牲。有的地方官员私下里就支持卖淫嫖娼，说什么“娼盛才能繁荣”。这实际上就是以纵容妇女卖淫为手段，把妇女当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有人甚至用外国的例子证明，我们可以以牺牲一代少女的个人幸福为代价，为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有这样想法的人是很无耻的。因为第一，我们发展我们国家经济的目的何在？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不是为了少数几个人能过上高等华人的生活吧。如果只要几个高等人过上了好生活，其它全体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这样的社会能叫进步吗？如果我们当年牺牲几千万人就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个社会，那还不如当年不要造蒋介石的反，因为蒋介石早就让我们一小部分人过上了上等的生活了。第二，说这种话的人，他一定不是下层的弱势群体，他一定是个“上等人”。因为卖淫的女人绝大多数都是穷人家的妻子女儿和姐妹。“上等人”是根本体会不到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卖淫给自己带来的痛苦的。所以如果有人以后还敢提什么牺牲一代少女换取经济增长之类的话时，我们就请他把他妈和他老婆和他女儿和他姐妹拿出来先做个表率。
本来关于儒家妇女观已经有太多的人批判了，本来也会不着我再上来说这几句了。但是现实当中的许多事，老让人郁结于心。
举个例子，有一个普通的职员，因为找个情人，被领导整得受不了，在单位也被所有人耻笑，抬不起头。而领导自己公开有个小情人，带着到处吃饭喝酒，周围没有一个人会说点什么，大家反而说“领导也是人嘛！”为什么领导是人就可以利用纳税人的钱胡搞，而我也是人，为什么我两情相悦找个情人，就要被公众耻笑呢？这实际上还是封建等级制在起作用。女人的性爱功能，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它是早已被孔子之徒按封建等级分配好了的。你如果当了皇帝，你搞了自己的儿媳都没关系，别人还要给你唱颂歌，就像《长恨歌》里面唱的一样。你如果是个一般人，你就只能享受享受自己的老婆，然后羡慕地看着别人享受许多性爱。你如果是个穷人，你就不但自己的性爱权利都保不住，还要拿自己的亲人去给别人奸淫。这就是中国社会残酷的现实。
所以儒家的妇女观实在是太下流了。
不从根子上反孔，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没有妇女的真正解放，也不会有中国社会真正的稳定与和谐！
反孔系列之五:儒家思想是文革意识形态的来源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巨大的悲剧。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对文革的反思都还是远远不够的。很多人都说以后再也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悲剧了。但我想有许多时候我们还是太乐观了。因为我们认为文革的意识形态来源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算。
在网上有许多人，特别是儒教徒们都把文革的发生，归结于传统思想被破坏的缘故。甚至一厢情愿地认定当年如果能大力宣扬孔教就能避免这样的民族灾难。
这种观点与实际情况刚好完全相反。想大力宣扬孔教以扫除文革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完全错误的，是缘木求鱼的一种做法。文革悲剧的意识形态来源，恰恰就是孔教本身。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 关于文革的发动问题。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对文革的认识有这样一个经典表述：“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的“领导者”当然就是毛泽东。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就可以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持续十年的大动乱呢？把这个问题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位美国总统，他有一天头脑发热，想在美国搞一场文化大革命，你想能搞得起来吗？第一有这样文革思维的人，他肯定做不上美国总统；第二就算他做上了总统，他想搞文革，美国人民也不答应。
但是在中国为什么就搞得起来呢？当时中央里不赞同毛泽东搞文革的人太多了。比如彭真，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里就直接骂彭真，说他“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彭真代表的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全国上下大多数群众对这样的运动也是不赞成的，但是谁又敢说什么呢。
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文革搞起来了。毛泽东的威望太高了，权利太大了。文革前夕，毛泽东对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中国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已经拥有了几乎相当于封建君主的巨大权力。
现在有些人好像比谁都激烈，一说到毛泽东就是一无是处。而我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再也找不出哪一位领袖比毛泽东更伟大了吧。但是，哪怕就是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他也是一个人，不是神，他也会犯错。我们把权力全部都交给他，并且不设置任何监督，“大海航行靠舵手”，几亿人就用这一个脑袋思考，出事是正常的，不出事才是反常的。毛泽东确实犯了错误，但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就没有责任吗？如果把文革的责任全部往毛泽东身上一推那是很容易的，但解决不了中国未来的问题。文革用血的事实告诉我们，对任何人我们都不能绝对信任，哪怕你是毛泽东！一位不受制约的圣君，他也许会做许多好事，但是如果哪一天他头脑一热就可能会让我们整个社会高烧十年！
“三忠于”“四无限”这样的东西它的根子在哪里呢？只能是封建性吧，没有别的解释吧。能搞起这样的文革，只能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结果，儒教徒无论怎么辩解都是没用的吧。
第二、 关于“大民主”的问题。
现在有人一提起民主，就说中国不能搞，说你看看文革。可是文革的“大民主”是民主吗？不是吧，是一种假民主吧。从现代西方的民主理念来看，个人自由是优先于民主的。我们如果有五个人，我们能不能说经过投票以后，干掉其中的一个呢？当然不行，如果是这样的少数服从多数，只能带来暴民专政。那么这种暴民专政的源头在哪里呢？文革的发生并不是美国空投的特务在捣鬼，所以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去找原因。实际上还是儒家思想的问题，儒家思想中从来就没有任何关于个人自由的表述，它在维护封建君主的同时，所拥有的只是一种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对群众的盲目而愚蠢的尊重。孟子就是支持暴民专政的。孟子曾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左右”、“诸大夫”的话都“勿听”，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国人皆曰可杀”要不要听呢？孟子虽然说“然后察之，见可杀而杀之”，但后面还有一句“故曰国人杀之”，可见孟子对“国人杀之”他是支持的，他就是主张暴民专政的。这里面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从中看不出任何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二是是否“杀之”的主宰权在最高统治者（也就是为民父母者）手里，所以如果最高统治者不贤，或者是乱世，没有最高统治者权威的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实质上就是主张实行多数人暴政。文革大批判的时候，大字报里最常出现的词语之一就是“国人皆曰可杀”，每当有人受尽迫害而自杀，下结论的时候就会有一句“自绝于人民”，这明显就是受了孟子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实际上，个人自由才是第一位的，我们不能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一个人就干掉他，因为一来每个人都拥有天赋的自由权利，二来一个人被大家讨厌，也许只是因为他的思想太超前了。鲁迅曾打过一个比方，说猴子为什么没有直立行走呢，可能就是因为在第一个猴子想站起来的时候，其它猴子觉得他思想太超前，结果把它咬死了。“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可能并不是坏人，而恰恰是民族的精英分子。布鲁诺因为支持日心说，被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上，要知道当时的大多数群众对这一举动是支持的。所以孟子的“国人皆曰可杀”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思想。因为没有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这种思维方式就会直接造成了文革中那种以“大民主”为核心的暴民专政，并引发对社会精英的残酷打击。这样看来，老舍、傅雷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的死亡原因不在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在于传统的“国人皆曰可杀”式的儒家的“大民主”。因为马克思的斗争学说里并没有“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说法，列宁还说过“不学无术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好处的”这样的话，倒是我们的儒家学说为了愚民的需要，总是在提倡“愚者得福”之类的思想，在社会现实中也总是出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局面。文革中，毛泽东为了获得个人绝对的权威，鼓励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了整个社会在中间层面上缺乏权威，结果与传统儒家思想发生了共同作用，最终酿成了全社会残害精英的大悲剧。
所以，我们认为，文革的“大民主”，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它是在我们国家特有的儒教传统影响下的一种暴民专政。它的根子还是儒家愚蠢的民粹主义倾向。
第三、关于红色恐怖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推演不出关于社会恐怖的必然结果。如果方家有以教我，将不胜感谢。对文革中的恐怖问题，我的想法是它还是封建暴力观念在当代的一次复辟。大家不要误认为儒家是温文尔雅的，儒家的暴力倾向是很浓厚的。孔夫子就是一个暴力的提倡者，冉有为季氏聚敛，孔夫子就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和墨子、杨朱等人辩论，也把对方称为“禽兽”，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孟子是支持对别人采取暴力行为的。曾国藩、袁世凯这样的儒家人物，也都是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儒家性善说有一个推论，就是人都是善的，所以人也都是可以教化的，如果不能教化，那他就不是人类了，这样的人就可以用任何恐怖手段对付了。所以儒家的思想才是中国社会恐怖的真正来源。文革中造反派的逻辑与儒家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换了一个名词，只是用“阶级敌人”代替了孟子的“禽兽”而已。这里面也就没有任何的人权可言了。
第四、关于文革中对个人的精神戗害问题。
文革是一个戗害个人精神自由的年代。不允许大家有任何的对个性的追求。十年八个样板戏，全国一片蓝蚂蚁。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儒家思想的问题。儒家强调的是社会秩序，它对人的个性发展从来是不想关注的。它尊崇的是礼，为了礼，就要克己，就要限制自己的个性发展。儒家反对个性的突出，它强调“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的中庸之道，这样的中庸之道要是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那就变成了对个性的最大压仰。文革并没有采用儒家传统中“慎独”之类的词汇，但是它用了“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话，这和儒家《礼记•中庸》中所说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
第五、关于“评法批儒”的问题。
现在很多的儒粉都很喜欢让儒教扮演一个文革中受害者的角色，他们的论据就是在“评法批儒”的运动中，儒家受到了迫害。许多儒粉就据此想洗刷掉儒教思想在文革中所起的卑鄙作用。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儒和法它们原本就是一家，“外儒内法”，它们在一张床上睡了几千年，所谓的儒法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一对狗男女之间的内部争吵而已。法家的荀子本来就是一个儒生，他的性恶论，只是强调群众的性恶，他认为君主是善的，是可以“化性起伪”的，所以他所说的性恶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性恶论，他的性恶论从本质上来说是性善论的一种。儒家和法家在愚弄人民、剥削人民、镇压人民的态度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手段的不同而已。法家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而儒家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为掩护的政治欺骗。打个比方，如果让阿Ｑ上了台，他一定是一个比赵太爷残酷得多的统治者，“我手持钢鞭将你打”没人能受得了。他的统治手段就相当于法家，当然他这样的统治也不会长久。法家的这种残酷在历史上很快就随着暴秦的灭亡破了产。而儒家的残酷则延续了下来，因为儒家的残酷是一种骨子里的残酷，这种残酷很像是赵太爷的统治，他会和方方面面处好关系，他会用一套理论，让你阿Q王胡之流能听凭他的剥削，最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满口“仁义道德”。秦之后的封建统治都是这个样子的。儒家和法家在本质上是一回事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实际上只是一个误会，秦王朝没有想到儒实际上是最好的专制制度的维护者，秦王朝也因为没有用儒而走向了灭亡，“百代皆用秦政制”这是不错的，但儒家却不能因此摆脱了维护专制的干系，因为正是儒家为后代的秦政制涂上了一层好看的油彩。
正因为儒法之间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儒家在文革中真的受了什么委屈。毛泽东为什么要“评法批儒”呢？是因为他对儒家的“温良恭俭让”不耐烦了，他幻想能通过法家的暴烈来推动社会进步。当然实际上这样做是失败了。因为儒家固然不是好东西，而法家就更不是一种好东西了。今天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还是要把帐记在儒家身上，而没必要记在法家身上。因为儒法本是一家，法家只是儒家的一个拙劣的变种而已，并且法家在历史上早已声名狼藉，它在文革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文革中的种种问题，归结到儒家身上。
文革中还有许多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归结到儒家身上，比如只强调精神，而忽视物质的问题；派系斗争、武斗的问题；反科学的问题等等，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例说了。
总之，文革实际上是封建儒家思想（有时也以法家的面目出现）的一次疯狂复辟，而决不是儒教传统被所谓“红祸”打破后造成的恶果。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要真正避免将来再发生像文革这样的民族悲剧，我们恰恰不能去尊奉孔教，我们恰恰要彻底从根子上反孔。没有这样的反孔，就不会有我们民族真正的进步！
孔教不除，国无宁日！
反孔系列之六:儒家思想是中国教育体制的万恶之源
我们的教育已经烂透了。我们的教育是一种系统化的残害青少年的制度。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教育？关键在高考，高考是传统科举考试在当代的一个延续。而科举的源头在哪里？在我们的儒家思想。
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目的是培养奴才。儒家思想始终是把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放在第一位的，它是从来不鼓励个性发展，也不注重社会进步。几千年来，儒家教育的目的只是“明人伦”。“明人伦”的意义就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以这个宗旨培养出来的人，只会有对上司的唯唯诺诺，而不会有对社会进步的追求。
今天的高考制度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封建科举制度，但显而易见，它受到了封建科举制度很大的影响。它的主旨首先不是求真知，它的主旨首先是要求学生做一个顺从社会的人。这样的教育目标，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一系列难以改变的问题。下面我们择其荦荦大者，试做一分析。
第一、读书为了做官，带来学生的人格分裂与道德卑下。
儒家学说是一种伪善的学说，它明明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却总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这样的伪善表现的教育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读书就是为了做官，但人们却从来也不在公开的场合表露这一点。
如果不是为了做官，这样的书有什么好读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对我们来说都是废物，都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再也用不着的东西，教学方法又那么刻板，不能激发人们探索的欲望，我们学它只是为了拿到一块敲门砖。古人说“黄金屋”、“颜如玉”这样的话，就表明了读书的目的就在于做官。在中国，一直到今天，你不做官，你到哪里去拿到“黄金屋”和“颜如玉”呢？而且还不能做清官。别人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喝庆功酒的时候，只听到大家祝愿贵公子前途无量，没听说谁祝别人儿子将来做个包青天、孔繁森的。为什么？做个清官还到哪里去找“黄金屋”和“颜如玉”啊，这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
但是这样的话却不能说出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中学和大学就入党的那些人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上真正追求社会正义与进步的人，反正我遇见的几个都是品质上很龌龊的，哪里是为了什么社会进步，纯粹就是要寻找一种仕途上的终南捷径。他们说的和做的常常是正好相反的。这样的人，就是我们这个教育制度下的优秀分子！
目的是为了有一天去做贪官（也可以是个一般的官，反正决不能做清官），而口头上又不能表现出来，这就造成了中国学生在人格上的分裂。许多学生在老师面前、在众人面前拼命表现自己，而实际上对社会却极为冷漠自私。在中国的教育中，说谎是人生的第一必修课。你翻翻中学生的作文，里面充满了虚伪的感情，空洞的大话，和自己绝不相信的人生“哲理”。这是怎么来的，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一年级的小朋友就知道，哪些话可以讲，哪些话只能放在心里，可以做却不能讲。
中国孩子道德的卑下与心灵的麻木，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做一次访谈。这些学生都是两国高中生中的顶尖人物。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其余全部选择了财富和权力，却没有一个人选择真理和智慧。这就是我们的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的儒教徒说，这说明我们更要抓道德教育，要读经。这只能是屁话，因为这些孩子的问题正是儒教的伪善造成的，只要不能清除儒家的伪善，我们就没办法真正搞一点像样的道德建设。
第二、教育的出发点是要求顺从，所以不鼓励创新。
中国的教育是极为刻板的，因为在中国教育首先意味着对权威的顺从。在中国的这种教育制度下，撑死也出不了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的，因为中国的学生只敢去想老师教过的知识，老师没教过的知识，那是从来不敢想的。如果你自己有了什么新的想法，一定想在试卷上显摆一下，马上就会被打上一个红红的大叉。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有许许多多的大笑话。比如中学的现代文阅读，有一位作家（好像是余华）他的一篇文章被选做了现代文阅读题的材料，他的儿子被题目难住了，就让爸爸帮着做，结果爸爸全做错了！真的，各位如果不相信，你们立马去弄一份高考的试卷，把现代文阅读做一下，凭你什么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的，全部叫你人仰马翻！你就是鲁迅、郭沬若来了也白搭。我有一个朋友参加过高考语文改卷的，他对我说：“只要你没答出答案所给的几个关键词，就判错，这叫踩点给分，你说你有自己的见解，没用。”老师的答案是不容争辩的。还有我们的政治课，那哪里有一点严肃可言，简直就是世上下流和弱智的同义词。真难为这些老师这么些年是怎么教过来的。就是自然科学，它的死板与教条也让人难于忍受。只要是高考中曾出现过的题目，只要是高考曾经定下的答题标准，你就不能有任何改动，明明你是对的都不行！真的，真的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个在高中当化学老师的朋友就给我说过这样的事。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我们怎么能出什么诺贝尔奖？除了教出一大批亦步亦趋的蠢货之外，这样的教育还能干什么？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于儒教对权威的迷信和对师道尊严的盲目提倡。而这又是儒教“明人伦”理念的恶果之一。
第三、体罚学生，为适应将来的社会做准备。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接受老师的体罚，这几乎是中国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之一。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学生？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培养顺民。我们小时候大人送我们上学，就有一句话，叫“三个钱买书，七个钱买打”，许多家长给老师的一句话就是：“没事，你给我打！”中国的课堂上除了老虎凳没有用上之外，其它的刑具差不多都用上了。让孩子对暴力感到恐怖，这也是中国教育的工作之一，因为只有对暴力感到恐怖，这样的人以后才不会走到异端的道路上去。这是封建社会恐怖统治在今天的一个余绪。好学生不挨打，但他们心灵里面受的创伤一样重，因为他们给吓坏了，他们努力用功的很大一部分动力就来自于差生所得到的殴打。这样的人，以后走上社会他是没有胆子坚持真理的，因为他早就已经被打服了。
中国的孩子在学校里挨打，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对社会的一个适应。翻翻报纸，警察刑讯逼供之类的事不绝于耳。不服打的人，可能就会成为孙志刚，所以从小养成服从暴力的习惯也是一种社会适应能力，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嘴硬而成为张志新、林昭、孙志刚之类的冤魂。
至于说到体罚可以提高成绩，那是鬼话。西方人不体罚学生，他们不是反而创造了比我们多得多的科学成果吗？
体罚怎么来的呢？不要告诉我是从马教那里传来的吧，肯定是中国的传统特色吧。实际上它是儒家过分追求社会秩序，过分强调“礼”的结果，儒家把尊卑秩序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它一方面在口头上教化你，另一方面，你如果不服教化，等待你的就是暴力打击了。
第四、课业负担过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也是当前教育界不可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只要有高考制度在，学生减负就是一句空话。仅从90年算起，教育部就先后八次提出要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学生负担还是越来越重。一会儿要搞素质教育，一会儿要搞新课改，改来改去，根本就不可能解决问题。给学生减负，就有点像我们反对大吃大喝，年年喊，年年更厉害。你说不准老师给学生补课，家长找到老师悄悄补，你说学校双休日不能补习，学校就说我们不是补习，我们是素质教育辅导班，自愿参加的。我记得以前有一段提出反对公款吃喝，只能四菜一汤，结果有的地方是菜盘如脸盆，有的地方是先上十数个小菜，美其名为味碟。这和学校搞的减负如出一辙。
大家都在恶性循环地抓学生学习成绩。学生已经丧失了生活起码的乐趣。学习的压力不断下移，现在已经压到小学一二年级的身上了，有的小孩子，才八九岁，二年级，晚上做作业就要做到九点十点，写错一个字，罚抄几百遍。这叫教育吗？不是吧，这叫残害青少年！看过一个报道，一个小孩子，才小学三年级就因为作业太多想自杀。每年，我们都会听到一些因课业太重而自杀的事。你这哪里是教育者，你这明明是杀人犯！
为什么会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存在？关键还是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对当代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举考试它有一个特点，它为了保障形式上的公平（真正的公平是从来不可能有的），它是没办法考察一个人多方面真实能力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情商。你说这个情商怎么考，没办法考。但它是一个人今后能否有所成就的最关键因素。不但我们没法子考，就是外国人他也没法子考。因为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表现出来的，也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我们的高考，它都是只考一个书面的。西方它先考个书面的，仍然有机会继续考察你其它方面的能力，因为它们不存在一考定终身的事，它们的大学里淘汰率就很高，还有最关键的，它们的学生是不存在学校包分配的，没有真本事，到了社会上也白搭。所以西方人也有学习压力，但他们的学习压力放在了身体发育成熟了的大学，而且他们很注重情商培养，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情商，他们就算学得再多，也没法找个好工作。而我们的科举呢，它为了笼络人心，只能是一考定终身，如果它不能定终身，它的那一点污七八糟的知识根本就没有人去学了。一考定终身，是国家对于广大士子的一个诺言的兑现。如果不能兑现这个承诺，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这是必须要做的。况且，拿今天来说我们的整个社会高度集权，你如果把淘汰权下放到大学里，那大学的教授一定成了一个大红人，贪污受贿必将接踵而至。而国家包分配的制度，又让大家对人的情商的培养不可能有真正的兴趣。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我们就只能都往高考那一条道上奔。只好把课业负担往下压。只要有高考存在，就不会有符合人性的教育。一旦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大家就会一起陷入恶性循环中。高考很像以前给女孩子裹小脚，你明知这是不对的，可是当它降临到你的孩子身上时，你却无可奈何，只好服从，因为如果全社会大家都包小脚，就只有你的女儿一个人没包小脚，那么你的女儿可能就永远也嫁不出去了。
第五、轻视劳动，脱离生产实际。
教育本来是为了追求真理，改进民生的，可以在我们这里它却异化为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大家都想爬到统治者的台阶上去，这就造成一个问题。我们读书与生产实际脱节，有时甚至完全无关。樊迟问孔子种庄稼的事，孔子就很不高兴，称樊迟为小人。西方的理工科的学生个个都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实践者，他们清楚自己想要在工农业中做些什么，所以他们注重能力的培养。我们虽然也提倡能力，但很遗憾地说，只要有高考存在，就不会有真正的能力培养可言。
第六、收费高昂，是教育资源不公平的来源。
刚解放时，对贫穷人口的照顾还是比较好的，穷人家的孩子还有书读。现在呢？
从封建社会来讲，他维持一个社会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学费。学费一高，就可以保障只有地主阶级的人才能读书了。这可以进一步稳定这个社会。
现在，在社会分层逐渐明显的时候，我们悲哀地看到穷人的子弟越来越多地被拒之于教育高贵的门外。这样的事，如果在美国，早就吵翻了天了。可在我们的身边却很正常。
教育的问题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多谈了，因为大家对现实也看得很清楚。我想说的只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儒家思想对教育的控制，我们肯定就没办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啃咸菜论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