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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灾变的大凶之年，随着经济的全面衰退，中共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所有条件正在急骤地丧失，这些条件包括：知识分子的“安分”、中产阶级的拥戴、中共地方官僚的效忠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经济、社会危机的双重冲击下，维系中共政权二十年稳定的寡头共治的权力结构今年必将土崩瓦解。2009年注定成为中共政权由衰落转向灭亡的元年。
内部权力结构的崩解为什么是中共政权灭亡的最重要因素？这是由共产政权的性质决定的。王力雄先生指出：专制亡于内，这种灭亡方式，又以共产政权最为典型，共产政权封闭性和内向性，决定了它具有很强的镇压能量，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共产政权是纯粹被本国民众推翻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无一例外地亡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或游行示威等外因诱发的内部分裂）；共产政权之所以注定在数十年内垮台，并非因为其专制和残暴，而是因为其性质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决定了共产政权必因内讧而瓦解。
经历“文革”、“六四”，并且亲眼目睹了“苏东波”的中共统治集团显然看到了这一点，由邓小平、陈云带头，江泽民、李鹏完善，磨制出一种新的专制统治方式——寡头共治，这种方式有别于一切共产国家传统的专制统治方式——领袖独裁。
中共的专制统治方式早从华国锋下台起，就开始走向寡头共治。华国锋下台后，中共政权形成邓小平、陈云两大元老共治的局面。邓小平虽居主导，却受到陈云、李先念等人掣肘，远不能一言九鼎；
江泽民时期是江泽民和政治局七常委共治的局面。江泽民虽然号称“核心”，只不过在七常委中稍占些优势而已，却无法自行其是；
胡锦涛更是连自命“核心”的权威都没有了；胡时代的权力格局，是最典型的寡头共治局面，如僵尸一般僵硬颟顸的胡锦涛，连江泽民那点个人“做戏”魅力都没有，只在侵犯人权等维护党天下利益的行为上放得开手脚，他封网禁书固然肆无忌惮，但在其余问题上得看众常委的脸色行事，中共党魁一职，在胡锦涛身上，不再具有说一不二权威，俨然成了中共寡头集团的主持人和协调者的职位。
在的中共，就象一条九头恶龙，其庞大专制躯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个魔头共同驱动，中共党魁不再能一个人说了算，重大事情必须按九魔头中的多数意志行事。
寡头共治，尤其是邓小平、陈云死后的多寡头共治，是一种谁都不负责任的一种专制统治方式，但也是一种非常稳定的专制统治方式，它能够把内斗的激烈程度和破坏力降至最低。
邓小平、陈云的共治局面，使得政治观点的分歧不再危及身家性命，毛时代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也就很快消失；邓小平、陈云死后，“垂帘听政”结束，皇帝和“太后”的内耗隐患消失，“路线斗争”时代彻底结束；江泽民退位后，贪权恋栈的内耗隐患消失，中共形成七十岁退休、最高职务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矩”；胡锦涛时期，实权分散在众常委的手中，中共在十七大上形成了“接班人”人选由常委多数议定的规矩，以及总书记＋总理“双接班人”的规矩，这就形成了最高权力交接班的制度，最大程度地消减了最高权力交接内耗，这一共产国家的最大内耗；以及总书记＋总理“双接班人”的规矩的确立，又很大程度上平衡了派系之间的利益分配。
因为寡头共治改变了共产政权内部斗争的你死我活性质，而且，随着寡头共治的完善和成熟，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和激烈程度都不断下降，因此，在政权能够照常维持的情况下，各个寡头之间哪怕分歧再大、矛盾再深，也会竭力地共同维护一党专制，因为一党专制是他们共同的命根子：有一党专制在，怎么内斗都伤皮不伤骨、照样安享特权；中共一旦垮台，这些人都成了落水狗、甚至面临灭顶之灾。可见，在正常情况下，政治局那九个尔虞我诈、貌合神离的寡头怎么会不死心塌地地共同维护中共政权？
因此，寡头共治是一种无须政治强人就能够自我稳定的专制统治方式：出乎许多人的预料，邓小平死后，中共政权不仅没有陷入混乱，而且更加稳定地维持了十一年，这十一年当中，中共高层的内斗比任何时候都小、权力运作比任何时候都“程序化”。
胡锦涛时期的权力结构，是一种更加稳定的多寡头结构，它是成熟和精致的寡头共治。胡锦涛时期，通过更加纯粹的逆向淘汰筛选上来的九个寡头们，几乎清一色地不是屠夫酷吏，就是超级贪腐分子，为了维护巨大的既得利益和防止被清算，这些精细谨慎的技术官僚们，不仅与各自的派系拥趸紧密抱团，各寡头派系也达成了“做事不做绝”的默契——即相互之间的争斗不影响专制稳定、决不逾越一党专制底线，以维护他们共同的最大利益。
中共统治寡头共治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共产政权常见的“路线斗争”等激烈内斗消失、甚至“权斗反腐”也大大减弱，统治集团高层的稳定性和自我维护能力大大增强，这一结果，让那些坐等中共内斗“解体”（如期待“胡锦涛抓捕江泽民”）的人无比失望。
不能不承认，寡头共治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共产政权的内耗，中共政权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得以稳定近二十年，主要靠的就是一种寡头共治的权力结构。
那么，寡头共治能否让中共摆脱共产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宿命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维持寡头共治局面是需要条件的，条件就是社会的稳定。八十年代初，中共靠包产到户、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等松绑措施，拯救了濒临崩溃的经济，换取了社会稳定；一九八九年，中共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阻断了中国的自由化转型，以恐怖和高压换取了社会的稳定；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共大力笼络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官僚队伍：
一九九二后，江泽民、李鹏开始给教师、公务员队伍和事业单位员工加工资，此后一加再加，干部知识分子待遇大为提高，“脑体倒挂”消失；朱镕基时期中共大力笼络官僚队伍，朱镕基推行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国家大力投资基建、城市改造，为各级官僚“先富起来”另辟捷径；胡锦涛上台后大力加强土地出让的政府垄断，使得“卖地”完全成为官僚暴富的“新干线”，从此掀起了房价疯涨潮、延续至今的各地政府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狂潮……
官僚队伍、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是支撑一个政权的三根支柱，中共之所以能在“六四”之后维持了十多年的社会稳定，靠的就是以上的笼络措施。
但是，笼络措施的维持也是要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只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都不可能长久快速增长的，如今，随着经济大衰退的全面来临，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
江泽民、朱镕基虽然创造了经济繁荣，但那种粗放型发展和重外资、轻民企的快速发展是难以长久的，胡、温上台后，对经济采取了加强集权和行政干预的错误做法，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到来；正当胡、温经过六年努力把经济搞垮之际，西方世界也陷入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当中，进口锐减、外资收缩、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高涨，这对于严重依赖外资、依赖进口能源、依赖出口的中共国摇摇欲坠的经济，不啻是狠狠踹上一脚。随着出口锐减、制造业倒闭潮的持续扩大，中共税收剧减成必然，没有收成，拿什么去笼络呢？在衰退潮的冲击下，苦撑已久的房地产崩溃在所难免；而房地产一旦崩溃，银行的巨额坏账就会爆炸，金融必然崩溃；金融崩溃必然引发社会整体动乱，造成政权危机。
全面的社会动乱会冲破寡头共治的权力平衡，迫使寡头们激烈分化、共治权力结构崩解。众寡头平时虽然抱团竭力维持现状，可一旦社会动乱不可收拾、政权岌岌可危时，就大不一样了。中共九常委之所以平时能抱团，仅因为利益需要，根本不是出自同心同德；事实上，中共九个寡头之间，各人的见识、能力、思想观念均有巨大的差别，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互不服气；就已知的情况来看：
胡锦涛乃陈云余孽，系宋平、邓力群培养出来的硬党棍子，其思维方式停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顽固坚持共产党专制；江泽民及其代理人则热心于营造官僚资本党，心向李光耀、苏哈托式的独裁统治；温家宝内心倾向于民主宪政，但又反对激进市场化，其思想观念接近社会民主党。
而且，众寡头身负的历史包袱也大不一样：
胡锦涛身被八九“拉萨平暴”和零八“西藏镇暴”双重血债，又负有继续镇压法轮功六年的罪责，诚可谓罪孽滔天、恶贯满盈，为现今中共寡头中罪恶最大者，为了防止被清算，胡锦涛会死保专制负隅顽抗到底，而不可能作任何让步；
江泽民及其代理负有发起镇压法轮功的罪责，他们非常惧怕遭法轮功清算，这些人可能对民运力量作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法轮功问题上决不会让步；
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人没有杀人罪行，历史包袱最小，他们的可塑性很大。
可见，一旦危机来临，这些个性相异、习相远，且包袱轻重迥异的寡头们，必然向着不同的方向骤变，维系了二十年稳定的中共寡头共治的权力结构必然瓦解；而寡头共治的瓦解，必然引发中共政权的轰然倒塌。
在九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当中，未必没有袁世凯、叶利钦式的人物。因为是一条船上的人，在不出事的情况下，大家当然都倾向于维持现状，一旦出事而且危及政权，肯定分歧和矛盾重重就会因为利益的冲突而陡然放大、而且不可调和：在巨大的变局面前，既然共治已经无法保全利益了，就只能破局，竞相抢占有利位置、抓取有利筹码，由于激烈的利益冲突，寡头之间的公开摊派势不可免。
寡头们之间的摊牌，一定会在镇压动乱的过程中发生。寡头当中，胡锦涛无疑拥有超过其他人的职权优势，这使得变乱当头他具有行事主导权上的优势。
以胡锦涛的本性和经历来看，一旦社会动乱，他会本能地选择“拉萨平暴”方式，妄图再次以血腥屠杀保专制；经济没有崩溃的时期，这么做自然容易成功，胡锦涛本人，当年不是在拉萨屠杀“平暴”成功了吗？但是，在金融崩溃的情况下，调动军队杀人局面很难控制、后果既凶险又难以预料：
因为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中共没有能力给其庞大的镇压机器以特殊“照顾”，而中共的军警特情人员绝大多数也来自老百姓，随着金融的崩溃，他们的储蓄、他们家人的储蓄都一样变成废纸；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权，完全靠利益驱动，在自己和家人都破产了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有热情和积极性去帮胡锦涛卖命、杀人、背黑锅？
在金融崩溃的情况下，中共的广大中低级官僚同样成了破产者，这些贪鄙无耻、吃香喝辣惯了的家伙会发扬雷锋精神，在危急关头誓死扞卫胡主席？
况且，胡锦涛既不是革命元老式的政治强人，也没有能够服众的任何个人魅力。
因此，调军镇压动乱的最可能的结果是：军警镇压不力——骚乱持续扩大——官僚消极应付、政令不通——军警动摇甚至暗中暗中协助骚乱者、官僚逃离职守——局部骚乱演变为全国性的动乱——中共政权岌岌可危……
一旦动乱不能在短时间内镇压下去，为了保全既得利益，其他的寡头一定会联合起来把胡锦涛赶下台，“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且会抛弃其强硬的倒退路线，向反对派作出重大让步，力求党专制政权苟延残喘；如果仍然不行，寡头们一定会选择“改旗易帜的邪路”，他们会抛出胡锦涛及其走狗顶罪，以平民愤，并且同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达成协议，改旗易帜、咸与官僚集团维新，以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个阶段，中共政权内部一定会冒出袁世凯、叶利钦式的人物；这个阶段，人心不思乱，中国的叶利钦和袁世凯第二，因为符合官僚集团、中产阶层的利益、又受到反对派温和派的支持，成功建立新国家的希望很大。
满清覆灭近百年之后，中国的历史走了一大圈痛苦的歧路，又来到了一个近似于满清覆灭前夜的新拐点上，清王朝垮台的历史，会不会重演呢？1908年 12月，满清摄政王载沣在三岁溥仪的加冕典礼上，因为不堪溥仪的哭闹，脱口而出：“完了，完了，快完了！”结果三年后满清垮台，载沣一语成谶；2008年 12月18日，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鬼使神差地大声念叨一句很不吉利的话：
“…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将来拥有…”
这不正是载沣那句“完了，完了，快完了”的红朝现代版吗？
历史惊人的相似，但决不会完全重复；照这么走下去，今天的红朝摄政王胡锦涛，还有当年载沣退位后玩子弄孙、颐养天年的好命吗？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二中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