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17 10:59:25
哈佛洋秋菊朱莉上访的故事在《南都周刊》首发后，引起了国内外关注。不过可能也有一些读者同样关注刘士亮和刘士勋到底是怎么发生纠纷的？究竟谁更占理？
哈佛洋秋菊朱莉上访的故事在《南都周刊》首发后，引起了国内外关注。不过可能也有一些读者同样关注刘士亮和刘士勋到底是怎么发生纠纷的？究竟谁更占理？《“洋秋菊”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就认为：“这是一篇案件报道”，但是文章却没有采访刘士勋，有失公允。
对此我愿意加以解释说明：首先，这不是一篇案件报道。如果单纯作为案件，这起邻里纠纷还不足以构成一篇故事报道所必备的诸多要素。对于刘士亮和刘士勋的谁是谁非，自有法律公断。这既非我关注的重点，也非报道洋秋菊的初衷。
其次，对于刘士亮和刘士勋之间的纠纷，特别是对于刘士勋的观点，文章中已经作为事件一方给予了篇幅相当的陈述：引用法院的判决意见说明纠纷经过及判决结果、披露刘士勋不满判决也走上上访之路，借采访县公安局局长之口表示当事双方都有责任等。说到底，关注洋秋菊上访不是因为“谁有理”，而是因为“为何上访”“怎么上访”和“上访有戏吗”？
在把这起并不复杂的案件作为背景铺垫交待完毕之后，故事真正的主旨：哈佛洋秋菊为什么走上中国式上访之路？这才是我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也是文章见报后引起的一系列关注的根源。
事实上，无论对刘士亮，还是对刘士勋，我本人都持同情态度。他们的纠纷是农村宗族传统的一个遗留问题，在法治社会下，这样的纠纷解决起来应该更得力，而不是拖拉和无力。然而，正是因为地方和基层在处理这么小的纠纷的无所作为，才导致双方都不满意，都在上访。只要信访机构确实能够发挥监督、纠错的职能，人们用得着一遍遍从村到县，由市及省，最后扎堆北京上访还等不来结局吗？某种意义上，当事双方的上访，都是某些基层官僚系统处置不力以及不合理的上访制度的牺牲品。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修正、甚至终结这种种不合理的上访制度呢？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想，的确只应该有一个声音才对。
□杨猛(南都周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