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的逻辑
前一阵子一直忙着学校里的事情。加上有twitter这么一个发泄渠道，导致本人博客长期不更新。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随便写点东西放这里。
记得小时候，家长为了教育孩子，总会用小孩子身边的朋友做例子。比如家长会说：你看人家小明，学习多努力。这个时候，很多小孩子也许会用例子中人物的某个缺点作为回应。比如他会说：昨天小明还逃了班里的值日呢。要是家长脑子慢点，还真没准被绕进去而无法回应。不过一般的家长可能会加上一句：你净跟人家比这个！
说这个的事情，是因为最近在很多地方，看到大家讨论的时候，依然采用这种小孩子的逻辑。他们会列举各种实例，最后推导出与例子不相干或者偏离主题的结论。这让人觉得非常可笑。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Richard Stallman曾经在他的political notes里面提到过：美国发表了中国人权报告。紧接着，中国作为回应，发表了一份美国人权报告。两份报告的思路差不多，大概就是想说在该国人权状况如何恶劣等等。对此，我们的大胡子有个非常经典的评论：So what? 讨论哪个国家人权更糟糕只不过是在转移话题。仔细想想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说美国的人权状况糟糕，就能够作为践踏人权的理由？这套逻辑显然是行不通的，可偏偏还有人愿意继续用这逻辑来说服别人。
哪怕连一向精明的李敖，李大师，也没能逃出这个怪圈。每次讨论六四事件的时候，李大师最喜欢使用的反驳材料是这样的：美国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参战的士兵得到了政府的承诺，说是1945年会给这些老兵一些钱作为参战的奖励或补偿。结果1932年爆发了经济危机。老兵们于是坐不住了，跑到首都政府的中央广场上静坐，盘踞不去。美国政府于是开枪，放催泪瓦斯，驱逐老兵。此时，李大师通常会拿出一些当时的报纸，比如1932年7月29号的纽约时报，来证明当时的情况。当时纽约时报的标题是：Troops drive veterans from capital; fire camps there and at Anacostia; 1 killed, scores hurd in day of strife. 之后证实死亡并非只有一人。由此，李敖大师的结论是：如果外国人问起六四，就用32年美国政府的行为作为回应。虽然是个不幸的事件，但是很遗憾，我们中国政府不得已，学习了美国的做法。
这套逻辑听起来也很是让人信服。而且李大师把各种材料一一摆明，有图有真相。然而仔细想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不通的地方：难道说美国政府，德国政府，XX国政府杀人，就能表示中国政府杀人就是正义的吗？哪怕情景类似的情况下，哪怕是不得已，难道政府就不该受到指责吗？我并不认为当时六四时期的那场运动是一场绝对的正义运动，是一场单纯为了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因为从我看过的材料上来说，其中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细节。我甚至不想讨论政府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然而李大师的论证逻辑却似乎在说：因为你美国人也在同样情况下杀人了，所以中国政府杀人，虽然是悲剧，但也是出于不得已，所以不应该受到指责。
对于六四事件，我不愿意追究究竟是谁对谁错。谁的追求更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我的问题是：请问李大师那份1932年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如何来的？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报纸上，1989年又是如何报道六四事件的？现在的问题不该集中在政府是否有理由以武力驱逐学生这一点上，而更应该讨论，同样是面对政府的暴力行动，舆论是如何反应的。究竟是客观地报道事实，还是煽风点火，扭曲真相。纽约时报可以在事件发生之后，立即公布死亡人数和伤亡情况；而当时的新华社是否做到了尊重事实呢？
相信一向重视言论自由的李大师，一定也注意过这一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讨论六四事件的时候，就把精力集中在细枝末节上了。倘若说当时的政府是出于无奈，被迫开枪，仅仅在履行一个政府的义务。那么作为舆论监督部门，媒体是不是也应该履行客观报道的义务呢？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哪怕到了现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每逢谈到类似的敏感话题，要么闭口不谈，或是避重就轻，要么干脆就摆出一副官方嘴脸，评头论足。我们希望看到的客观，公正的报道简直是难得一见。哪怕媒体摆出客观的姿态，把各种数字摆明，仔细分析起来似乎也是掺了水分的。而倘若民间胆敢对此发表言论，轻者封杀，重者监禁，至于有没有因此送上性命的，就不得而知了。
为此，还会特意引用小孩子的逻辑：因为某某国政府以前也这么做，所以我们也会这么做，所以谁也别再说什么，谁再说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算做反华势力。然而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作为一个公民，评论社会事件的权利。我们是不是也要像小孩子家长那样，回应政府一句：你怎么净跟人家比这个？
说完六四这么个敏感话题，继续说说其他常见的实例。
上次在爱枣报上，枣听节目中讨论到“群氓”问题。大概意思是在讨论国民素养，进而联系到民族劣根性这么个长久以来关注的话题。主持人引用读者的言论，认为中国当前处于资本积累时期，国民中出现如此素养的人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嘉宾的回应是认为我们可以吸取别国经验，绕过这样的时期。
这又是一套小孩子的逻辑：因为不可避免，所以现在正常。问题是，我们讨论的不是现实的合理性，而是面对如此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哪怕如前所述，中国的确是因为处于资本积累时期，而导致了国民素养差。那么这是否就能为那些“群氓”的行为找到继续存在的理由呢？无论“群氓”存在是否具备合理性，我们都有必要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做出努力。而批判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正是这努力的开始。
这种“存在即合理”的逻辑，在众多“犬儒”人士中，十分盛行。大概的情景是这样的：当你和他们讨论某个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摆出一副饱经风霜，看遍世间炎凉的姿态，对你说 --- 这种事多了去了，在美国也一样有这种事情……或者会把整个事件的内幕披露一遍，以此推导出问题如何产生的，最后结论是“这事必然得发生，管它没用”。
倘若和这套逻辑纠缠下去，最终会因为论据不足，而无法继续讨论。原因很简单：我们无法有充分的论据证明说美国没有，或者少有这种事情；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事不是必然发生的。
不过跳出这套逻辑，就会发现，整个的逻辑根本就是背离了主题。难道说证明一个问题存在的合理性，就有理由忽略这个问题？就有理由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显然不是。
很多人在成年之后，都保留着小时候的习惯。幼儿时期的各种经历，也塑造了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但是倘若要有理有据地把一个问题讨论清除，还是最好避免这种小孩子的逻辑。要是想趟浑水，那干脆就别摆出一副理性分析的嘴脸，不如把脸一横：老子就这么干！你能把老子怎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