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本文发表于1993年，就是因为文中提到六四，我被社科院哲学所整肃，“助理研究员”一当19年，直到2009年被“扫地出门”。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可谓后极权时代思想压迫和思想抗争的一个见证。
读了劳思光先生《关于批判思潮与建设意识》一文（载《二十一世纪》总第15期，页4~7），萌生一些想法，信笔写来，草成一章，以就教于劳老前辈并学界同仁。
批判理论并非仅仅是“批判”
如果我理解的不错，劳老先生似乎把法兰克福学派一类批判理论视为某种“不甚明显的文化否定观”；它强调“社会”要对各种“罪恶”负责，从而使个人的责任变得“朦胧不明”；更重要的是，批判理论中的“批判”，似乎是与“建设意识”相割裂的，而劳老先生坚信“徒用否定思考，只能排拒眼前某种文化病，而不能保证人类走向进步”。
这种对批判理论的界说，尚大有商榷的余地。
在重点讨论“否定观”之前，先让我们看看“社会制约”与“个人的行为责任”问题（也许，用新马克思主义者更常用的术语“历史决定论”与“个体实践自由”的关系表述之更准确些）。诚然，批判理论家们对此发表的见解确实不无矛盾，但从马克思开始直到今天的哈贝马斯都试图从辩证意义上扬弃主客体之间、社会历史与个人意志之间的两相对立，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存在主义起家、晚年皈依马克思主义的萨特为此提供了一个好例：他的洋洋千余页的《辩证理性批判》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自由与必然之二律背反所包含的全部复杂性；而其津津乐道的“历史可理解性”（the intelligibility of history）则标志着哲学家理解历史、理解人（特别是作为创造着历史而又为历史所制约的个人）所达到的思想水准。1 当然，除了纯哲学性的形而上关系外，这个问题尚与20世纪的许多重大史实有关（如萨特对辩证理性的强调就意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公式主义和教条的辩证法）。不过，详细论证此说实非一篇短文所能及。
现在，着重讨论一下劳老先生所说的“文化否定观”。应该先予澄清的是：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的批判理论，并非仅仅是狭义的“文化批判”或“文化否定”，而是社会进化普遍意义上的“文明批判”。他们并不特别专注于英国社会、法国社会或德国社会的特殊病态，而是倾全力分析当代工业化文明所引发的种种“现代性病理学”（the pathology of modernity）。2 其次，尽管某些早期的批判理论家（如作为《启蒙辩证法》作者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弥漫持悲观态度——这既与他们概念分析上的缺失有关，也与他们当时的个人经历有关3 ——但就批判理论的本意来说，却绝非仅仅是消极的否定与弃绝。毋宁说，批判本身就蕴含着建设：以建设为指向的批判和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建设乃是同一努力的两个不同的侧面。30年代的霍克海默就曾指出，批判理论“无论在其概念的形成还是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极为清醒地使自己把对人类活动的合理组织，看作是应予展开和使其具有合法地位的任务”。因为，“批判理论不仅仅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后代，而是哲学本身的传人；它不仅是人类当下事业中显示其价值的一种研究假说，而且是创造出一个满足人类需求和力量的世界之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4 不管这位慷慨陈词的德国学者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这些金石之声毕竟成为如今法兰克福学派学术传统中最有生命力、感召力的一个部分。
不妨以当代最“红火”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哈贝马斯为例，略加证明。哈氏哲学以其“交往行为的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著称。那么，什么是交往行为呢？简单说，就是人们以达到相互理解为取向的行为类型。它既不同于以成功为取向的目的性行为（teleological action）,也不同于社会组织内部的规约行为（normatively regulated action）或意在掩饰主体内心世界的“剧场化行为”（dramaturgical action）。事实上，交往行为与目的性行为的区分在哈氏哲学中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正是由此引申出“系统”（目的合理性领域）与“生活世界”（交往合理性领域）的对立，从而进一步揭示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这个哈氏所认为的现代工业文明最根本的症疾。5 然而，哈贝马斯并未停在这里，并未把资本主义大骂一通了事：恰恰相反，哈氏哲学最有价值的地方正在于其建设特征或“建设意识”：既然现代性之顽症表现为系统力量对生活世界的颠覆（殖民化），那么现代性病症的医治、现代性危机的克服显然在于生活世界的自我复兴。我这里并不想评价哈氏“开启”的这个“文化路向”正确与否、能否真行得通，我想说的只是：像哈贝马斯这样的批判哲学家，其对于“建设”一面的关怀至少并不亚于对“批判”一面的热衷，而这才更全面地体现了“批判”一词的应有之意。
当代中国需要批判意识
我之所以对欧陆批判理论家多所褒扬，是因为与之相比，当代中国尚未出现一个同样深刻、同样强有力的批判学派，甚至中国压根儿就缺乏以文化自我反省为特征的学术传统。
自先秦灿烂而短暂的智慧大迸发后，中国士大夫文化很快进入了漫长的思想冬眠期。正如封建的华夏政治体制缺乏自省机制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御史监察制度尽管不无自我纠偏的理性化潜在内涵，但说到底仍然是皇权统治的工具），政治化的儒学所执行的亦主要是粉饰性的、论证现行统治之伦理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功能。难怪余英时先生称“歌颂皇朝、歌颂当代政治”竟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传统”。6 这真是一语中的，字字痛切！
历史已经走入20世纪（而今又快走出20世纪），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传统”仍然没有变，只是“歌颂”对象变了；由歌颂封建王朝，变成了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歌颂”背后所隐含的批判意识的泯灭、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因为“歌颂”人群中虽不乏作戏者，但发自内心的亦大有人在——即令发生了“文革”、“六四”这样的大事变亦仍“矢志不移”。这倒使我想起弗洛姆的一句名言：“人不会观察他不想观察的事实”。7 这是由于社会禁忌已经成功地把人的批判意识囚禁起来。而我则相信，如果不将这个“批判意识之囚”解放出来，21世纪的中国仍然没有希望!
至于批判与建设的辩证法，我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更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把它“吃透”、“玩活”。这里所谓“建设”，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和当今时代的科学的、历史的、冷峻的分析与把握上，以同国人一起寻求未来更合理的“路向”。
试举一例：中国现代化研究。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界定为社会进化之普遍意义上的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工业文明的过渡，而该过渡所要求的制度框架又体现为四大结构性组成部分，即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多元民主政体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表征新的社会整合原则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标志着主体自立性的个体人格的建构，那么本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在制度选择与运作上，显然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无论是民国时代蒋介石的假资本主义，还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都不是现代化过程之合理制度框架的体现，而更多的是对后者的扭曲。8 那么，何以然？在这个问题上，单纯诉诸个人因素无疑是浅薄的。人们固然有理由说，没有蒋与毛，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将是另外一副样子，但同样正确，且更加深刻的一个事实是：蒋与毛又是中国历史的产儿，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作了些什么和没能作什么、归根到底只能从这块土地、这个民族所深藏的种种内蕴中获得解释。
马列主义对本世纪（特别是本世纪后半段）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扭曲”亦只有部分责任。诚然，卡尔•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推测多含空想成分，其逻辑论证亦并非无懈可击；而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电气化”就等于“社会主义”的提法更露出浅薄，但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党专制、从“废除商品经济”到“大跃进”式的乌托邦，这中间的跳跃仍需一系列的文化因子作中介才能完成。讨论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哪些地方“变了味儿”固然重要，但深究这种“变味儿”如何可能更加重要。毕竟，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尚有许多精华，而我们中国人偏偏没有把这些精华学到手。
话说到这里，问题比较清楚了：要研究本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扭曲”，必须将其放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中考察之。一般而言，文化传统与制度选择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包含如下两方面联系：一个是文化传统对制度选择的可能制约；另一个是制度选择对旧的传统文化“更新”、“转化”的影响。合理的制度选择将有助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并降低转化过程必须付出的“交易费用”（借用Coase的术语）。不合理的制度扭曲则不但无助于传统的现代化，甚至会放大传统文化中的惰性部分，使其死灰复燃，变相膨胀，像铁蒺藜一样缠住现代化滚滚的车轮。
我想，探讨制度与文化间的这种“interaction”至少应该成为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它有可能使我们对熟知的历史生发某些新的认识或新的研究理路（例如，如果说，中国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一直面临深重的文化危机——民族危机实则不过是文化危机的另一种形式——那么本世纪的制度变迁是加剧还是缓解了这个危机？反过来说，制度变迁在什么意义上、什么程度内代表着对传统的超越，又在什么意义上、甚至程度内体现着传统的制约潜能？）。显然，这种研究将是“批判”的——它既包含对制度演变的省察，又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同时又是“建设”的，因为设若上列问题的辩析对未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确实绝非无关宏旨，那么，这里所谓“省察”与“反思”已经内蕴着识别扭曲、进而校正扭曲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现代化与现代性: 两个层次的批判与建设
这个问题更复杂些。在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不难发现一些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东方不发达民族正在竭力改变落后，从传统农业文明迈向现代化工业文明，途径则是建立现代化所要求的普通制度框架（在此意义上，中国本世纪出现的“制度扭曲”不过是这个大进程中的一段波折与反复）；但另一方面，西方发达社会却正在被现代性所困扰，彷徨于工具理性扩张与人文价值失落的二律背反，而造成这一窘境的，又恰恰与现代化制度框架的某些本质要素（如市场经济）直接相关。
这个文明悖论提醒我们，当国人殚精竭虑于现代化的种种谋划时，亦不可忽略这个过程隐含的负面因子。健全的批判思考，当不仅包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反思，亦应同时包括对现代化之普遍制度框架本身的理智反思。换句话说，一个成熟的民族，不仅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予以省察，也要对拥有普遍意味的文明进程进行省察，后者所体现的“批判”与“建设”，乃是对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
但是，应该马上补充的一点是，由于各自所处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同是“终极关怀”，人们的结论、思路、侧重点与取向亦可能大异其趣。上文已经谈过，欧洲批判理论家的成就之一，就是对工业文明悖论的出色的历史性阐释；同时，由于他们身处发达国家，不存在、也不会体会到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紧张。中国人则不同。对我们来说，与激奋于现代化的进化优势而忽略文明进程本身的二律背反相比，着意于现代性人伦异化的讨伐、进而导致狭隘的“文化守成主义”甚或文化复古主义的危险似乎更大些。事实上，几乎所有反现代化的理论主张都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借助玫瑰色的眼镜来解读中古社会，又用非历史的观点审视现代文明，结果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向后退、开倒车的鼓吹者。
本世纪以来的几代新儒家学者多主张用中国的传统智慧、“心性之学”来破解西方社会“机械的外在桎梏”，其中固然不乏博大的情怀与对现代性症疾把握上的睿智，但这种关怀一旦与“护本情结”扯在一起，事情就往往变得很不妙。我记得劳老先生就曾批评过前辈儒者唐君毅未能充分正视中国文化衰落的现实，其倡导复兴中国文化运动的具体做法，又缺乏普遍性与客观性。9 这个批评晚生认为是很深刻的。从本文角度看，事情的关键在于两个层次的问题不能无原则、非历史地搅在一起：前现代的药方医不了现代的病；关于现代性悖谬的种种思考当然应该加深人们对现代化的多角度理解，却不能成为拒斥现代化（尤其是站在前现代立场上拒斥现代化）的理由——更何况工具理性的扩张，也很难拒斥得了。
就理论而言，现代性-现代化中包含的文明悖论，也许只有在哲学人类学层次上才能释解。10 至于实践层次，目前尚不好说。现代性层次上的“批判”自当有助于现代化意义上的“建设”；二者又都以超越狭隘的文化守成主义、具备宽广的历史进化眼光为前设。这个问题的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的粗浅议论，只能算是某种抛砖引玉。
（本文作于1993年春，刊于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6月号，总第17期）
注释：
1、Jean-Paul Sartre: “Theory of Practical Ensembles”,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Vol. 1 (London: NLB Press, 1976).
2、Ju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Chap. 12; R. J. Bernstein (ed.):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pp. 1~4.
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目睹了20世纪30~40年代纳粹势力的崛起、斯大林主义的猖獗、工人运动的衰落，这些与哲学家们战时的流亡经历一起构成了强烈的思想刺激。
4、M.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页232。
5、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Vol. 1, 1984; Vol. 2, 1987).
6、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页139。
7、埃利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页105。
8、这个命题当然需要更详细的证明，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无法就此深入展开。近年来笔者从事的主要研究之一，就是从制度选择和文化约束的相互关系中检讨中国现代化史，“制度扭曲”自然属于研究的重点课题之列。
9、劳思光：“成败之外与成败之间”，《唐君毅先生纪念集》（台湾学生书局，1979），页263~269。
10、这里所谓哲学人类学，指从生物性与社会性双重角度理解人性、进而理解历史的哲学假设，见拙著《经济行为与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或即将出版的本人的英文著作Marxism and Human Sociobiology: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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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0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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