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顾名思义，指人的本性。人为了生存而占有空间以及食物等生存资源，从其以外的其它物角度讲，可以有善和恶（这个由利益的得与失而产生的）两种说法；从人自身角度讲，并无善恶可言（其得以生存并非因为善；得以终结亦非因为恶）；而从社会学角度讲，人性这个词 被赋予了种种行为规范，符合了某个利益体的行为规范，就叫“有人性”，同时换个利益体角度又可以叫“没人性”。圣哲们琢磨出种种“善”的行为规范，更聪明的人——强人，则决不拘泥圣哲之言，而让愚昧的人们照着去做，（ 愚昧的人都是常人——从识字而没头脑的文人、贤士，到善良的老百姓）。强人并不具有这个社会学角度的人性，强人骨子里只有动物性：无情无义、卸磨杀驴、心狠手辣、惟利是图，决无常人的廉耻观，所谓暴君是也；毒蛇猛兽、衣冠禽兽是也；男盗女娼亦是也，（常人的廉耻观在强人看来极为可笑。）但强人嘴上得喊仁义道德，表面得装做正人君子，让愚昧的人们保持循规蹈矩，并视其为好人。——这种强人的本性在学术上不归为人性范围之内，而称为兽性。实际上相对于人性来讲，有时兽性这个词远远表达不了这种人的狠毒。
在其现实性上，人性，就是人的本质。马克思给出的定义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页）。亦即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
但在我看来，无论是从哲学性还是从现实性来讲，用矛盾性来形容人性都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人本身是动物，但人又是智慧动物，和别的动物不同，整个人类有着比较普遍的道德标准，符合标准的就叫“有人性”，不符合标准的就叫“没人性”。
按照中共所说的，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所固有的明显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性，构成了我们党的党性。刘少奇曾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第94-95页)党性的内容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l)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2)坚持党的最高纲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3)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4)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5)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6)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党性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是千百万共产党员为了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英勇奋斗,忘我牺牲,开拓进取实践的升华。
但实际上，中共关于党性有很多理论，其中之一，是“工具论”、“特殊材料论”。在中共内部，刘少奇，是这些理论最起劲的鼓吹者。刘少奇援引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之说，大肆发挥道：“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象木料一样地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刘少奇的这段话用来说明中共主张的党性真是清楚明白。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人性和党性有所冲突怎么办，究竟是从人性出发还是服从党性？人性和党性孰者为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共党员，究竟会如何选择呢？中共党史的很多例子，都可以给出中共的答案，那就是宁可泯灭人性，也要坚决服从党性！为此兹举一例如下：
1931年3月，夏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在此期间，夏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行动，1932年4月，夏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 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其中，仅在洪湖地区被屠杀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有一万多人。1932年8月，夏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的“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洪湖红军的著名创始人，有着杰出才能的领导人段德昌，还有王炳南,柳直荀.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肃反”尚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三千多人。夏曦在位前后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竟然共杀掉红军和根据地干部，战士和群众达数万人。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毕节涉水过河时因身体疲倦被卷入漩涡而死，一说因杀人过多落水后身边的红军战士都恨透了他，扭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无人救援而死。
此后的“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大小事件更是证明了中共以所谓党性代替人性的本质，其功过是非自有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