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艺术家艾未未在其北京的工作室内。
By MICHAEL WINES
ublished: November 27, 2009
Sunshined/译
艾未未可能是当今中国最出名的艺术家和呼声最高的批评家，这些头衔表明他是个提倡打破陋习之人。这并非一件坏事，但最近他差点丧失所有。
艾先生当时在四川成都，准备在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审判中作证。“还不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们听到走廊里传来很大的声音，非常野蛮，像是好莱坞电影——挨个敲门：‘开门——我们是警察！’”他回忆道。
“他们踢开了门。我说，‘我怎么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警察？’他们说，‘我会出示证件的，’然后重打了我一拳。”艾先生指着他的前额的右边。“这一拳下手很狠。”
一个月后，在慕尼黑的一次展览中，被重击后时常感到头疼的艾先生进行了手术，以取出脑中的血块。
艾先生几近死亡。三个月后，他说，他的记忆力仍然不怎么好。另外一方面，“我的记忆里也一直没什么好事情。”
这听起来有点夸张。52岁的艾先生，大胡子，强壮，有着僧侣般的沉稳之气。他是国际知名的大师，成就超过过去十年内任何人的预言。他是知名的建筑师，鸟巢体育馆的协作设计师，装置艺术家，纪录片摄制师，有大约100名员工。
在艺术上，艾先生几乎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比如，为了展览，他可以从北京运送16个40尺的集装箱，内有9，000个定制的儿童背包。
当然，艾先生的世界并非玫瑰人生。在他早期备受欢迎的作品中，有一系列被称为“汉代花瓶的坠落”，他毫不留情地将誉为无价之宝的中国古代花瓶摔碎，彰示出
毁灭和重生的主题，该主题几乎贯彻于他所有的艺术作品中。其他作品使用了明清时期的花瓶、家具和建筑物，其内掺杂着很多现代元素，比如一个带有可口可乐标
志的陶瓮。还有一个系列的照片内有全球化的符号——故宫，白宫和埃菲尔铁塔——照片内艾先生向它们竖起了中指。
说到他的政治倾向，艾先生经常直面批评中国的领导人。鉴于北京对异议的容忍度很低，所以，他这样做无异于自杀。在奥运会之前，艾先生否认自己曾参与鸟巢的设计，表示政府已经将奥运会转变成了爱国庆典，而不是创造一个更开明的社会。
在北京北部，他简陋的工作室内，时长90分钟的采访中，艾先生称政府缺乏想象力，经常闪烁其辞，怀疑自己的人民，主要精力集中在自我保护上。
“他们不相信自由。他们不相信中国，”他说。“他们的任务简单明确：保护他们的统治，维持他们的统治权。这太可惜了。”
不管是否得到帮助，艾先生都非常努力。他煽动性的艺术作品，以及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关系到一个问题——为什么2008年5月四川发生地震时成千上万
的儿童死在教室内——为什么政府拒绝向公众给出合理解释。在地震之后，艾先生利用网络聚集了很多支援灾区的志愿者，收集了一个包含有5，000多名死亡儿
童的名单，以年龄和学校排序。现在这个名单贴在他工作室的墙上。“他们来自大约20所学校，这些学校在地震中化为灰烬，”他说。“但是，为什么学校周围的
建筑完好无恙？”
他们已经列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发送到政府代理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应在上周四之前收到回复。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2月，他们会发行一部关于地震的纪录片。
在慕尼黑，艾先生展出了迄今为止最醒目的作品：9，000个儿童背包铺满了艺术馆的墙壁。在蓝色的背景下，五颜六色的书包以汉语拼成了一句话：“她在这世界上度过了愉快的七年。”这是一名地震遇难儿童的母亲所说的话。
慕尼黑展览的标题是“非常抱歉”，讽刺当局对学校灾难事件的沉默态度。
艾先生被袭事件发生在他准备为谭作人出庭作证之前。谭是四川省的一名作家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当时也在调查地震死难学童事件。谭先生被控告颠覆国家政权。
艾先生因受袭而无法出庭作证，目前该案已宣判。本周，另外一个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黄琦被判三年，因其鼓励受难儿童的父母诉讼冤情。
在他们和强大的政府博弈的过程中，不祥和不安的感觉始终伴随左右。
艾未未的父亲，艾青，艺术家和诗人，年轻时在巴黎学习了波德莱尔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1932年当其回到上海时，被统治当局国民党以拘捕，因为他是个左翼分子。这是对的，1941年，艾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17年后，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建立初期，艾青因言论自由问题屡遭共产党的批判。共产党先将其流放到东北地区，后来直遣至西伯利亚。
艾青和他的家人生活在小木棚里。他接下来16年的工作是清洗乡村的公厕。
“他当时60岁了。他以前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但是不得不从头开始做。”他的儿子说，“每个晚上，他回家的时候，非常非常脏。但是他说，‘60年来，我都不知道谁打扫的我的厕所。现在也该轮到我为他们做点什么了。’”
“这就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当他思考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强大。他把厕所打扫地如此干净，他视之为艺术——就像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
他们一家人在1976年时返回北京，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在1985年，艾青先生，已经平反，受到了法国总统François Mitterrand授予的文学奖。而另一方面，他的儿子，迫不及待地想逃离中国。
年轻的艾未未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后来于1981年赴美。在纽约，艾先生说，他只是身处艺术界，但并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他干了很多临时工，搬家10次，缺少储藏室的时候只好用帆布。
1993年，当他的父亲生病的时候，艾未未忌于那些痛苦的回忆不想回国。但是1989年，天安门抗议者事件过后，他想，“世界可能已经不同了。”所以，他于1993年回到了中国，明了自己有一天可能会面临与父亲相同的命运。
后来，一系列的迹象表明，政府已经达到了底线。他的博客已经被关闭。有人在他的工作室外面安装了两个摄像头。警察已经开始调查他的财务问题，这是先兆，政治评论家通常因为财务问题被起诉。
“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他的律师和朋友刘晓原说。“但是如果他继续走下去，身涉一些关注度高的事情，我担心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对他非常恼怒。”
艾先生说他已经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一起做好了准备。“我从事艺术就是因为我想逃离社会的规制。整个社会太政治化了，”他说。“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艺术作品也越来越政治化了。”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09/11/28/world/asia/28weiwei.html?pagewante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