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同时，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从被捕到枪决，只用三天，秘密审判，不准上诉。这不是正常的审判，而是复仇。人们争取民主，却用非民主的手段对待獨裁者，原因就在于仇恨和恐惧。对人们来说，即使让獨裁者多活一天，都会带来危险，大家知道，这个该死的家伙一旦有了机会就会毫不迟疑地杀戮反叛的民众。所以，群众对齐奥塞斯库非常态的审判毫无异议，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似乎这一天的鲜血是完全应该的，人们知道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早在四十五年前，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对尸首，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任由仇恨的剔刀来剜割，任由怨毒的鞭子来抽打。
人们像害怕恶魔一样害怕獨裁者，甚至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他会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獨裁者更疯狂更决绝…… .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在獨裁者坐以待毙之时，他对敌人最大的希望或许是他平时最讨厌的民主和程序，可惜，太晚了。人们在獨裁者哪儿得不到的民主，獨裁者也很难从人们那儿得到。因为人们身上压根就缺少那东西，缺少的原因都是拜獨裁者所赐。正是因为獨裁者早早即把民主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所以獨裁者往往死于獨裁的方式。依靠暴力维持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也是暴力。
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几乎没有一个專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古罗马人也将之颂为美德，连西塞罗、弥尔顿等人文学者也公然诩之……可以说，古往今来，“暴君当诛”的理论常常受到舆论的鼓吹。这种理论发展到现代，以宪政精神明确下来，既人们可以用选票推翻自己不喜欢的政权。
选票是个好东西，可这个好东西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不能遭受任何恐怖的威胁，否则只能是个更坏的东西。现代極權体制恰恰是选票加恐怖，萨达姆的恐怖给他带来100%的选票，金正日的恐怖也给他带来100%的选票，某东方大国恐怖也往往带来“一致通过”。可见，極權主义是今日世界最无耻的恐怖主义。
恐怖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暴力垒起一堵暴力之墙，将理性堵在人们的生活之外。除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人们不知道选票里也能出政权。更严酷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人權信息的锁闭，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民主人士的迫害，这一切都使得“草民”和“父母官”一样头脑简单，行为鲁莽，缺乏正常的公民社会的精神滋养，没有现代文明习惯和宪政遗传。
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理性与宽容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政府把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獨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说明：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最信奉的就是《君主论》的名言：“军事问题应是君主惟一的专业，忽视军事就会亡国，而精通军事，会使你赢得整个国家。” 为此，他颁布了《优军法案》，使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军人，将整个国家预算的一半划为了军费。可惜的是，不不明白，权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险愈大。 1987年，在博卡萨被处死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若按他自己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将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将被砍掉两千次，耳朵将被削掉一千回，而脑袋，将被砍掉六百遍……。 应该说，从《刑法典》出笼的那一刻起，博卡萨的死，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特鲁希略，从马科斯到波尔布特，獨裁者无一例外都有性命之忧和牢狱之祸。只要御座的铜钉有一丝松动，只要从那个位子上稍有一点闪失，即有血光之灾。事实证明，獨裁者的“万岁”神话其实虚弱得很，不堪一击，企图依靠打压来做万世“核心”，永远“代表”人们是不可能的。
制度、司法和政治游戏规则，不仅主宰“草民”的命运，也决定着獨裁者的命运。在一个拒绝暴力、政治宽松、民主完备的社会，包括统治者和草民，人们少有性命之忧，多有“自由之忧”。 国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性格与政治形态之间有深刻的关联。癫狂、严厉、偏执、激烈、苛刻，等等，不仅是獨裁者的个人气质，也能深刻影响一个民族的灵魂。
中國大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乱，进入了一个后極權时代。随着極權统治的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强化，暴力逐渐隐藏在很多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是獨裁者运用法律的同时也在抛弃法律进行恶意的掠夺，对反抗者进行的无情的打压，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离开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倾向都在积累，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到一个临界点，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有一种反叛者是利用言论来抨击当局，以求用言论影响政治，他们是异议人士；还有一种反叛者是利用法律去帮助到迫害的人们，以求利用法律来改变法律，他们是维护权人士。这两种極權的反叛者，都是理性的改良主义者，但是他们往往被诬陷为“煽动颠覆政府罪”或者“颠覆政府罪”。
即使在皇权时代，异议人士也是善谏之士，言者无罪，往往还得到皇帝的嘉奖，而维权人士在帝王那里，也从来都是护法的勇士，自古都是红脸的忠臣。但是，后極權时代的獨裁者没有常理可言，也不喜欢按照常理出牌，只要便于打压，法律在能用的时候就用，不能用的时候也可以置之不理，于是很多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被监视起来或者送进监狱。
極權发展到后極權时代，就是腐朽的，垂死的和挣扎的極權统治，它表面上强大到了极点，实质上也就脆弱到了极点。连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想方设法进行打压，只能说明極權已经没有了自信，对社会恐惧到了极点。而这时候，社会也象一座蓄势已久的火山，在沉默中等待爆发。
有一个巨大的广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屠殺，可是至今没有一个勇敢的领导人出来说是他下达的开枪命令，相反，每一个领导人离任的时候都要通过某种方式告诉人们他和这场屠殺无关。这也昭示了獨裁者在装腔作势中能够感觉到危险的来临，他们在为这一天准备退路。
在“打倒人民公敌”、“獨裁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成了一只丧家之犬，惶惶然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專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国防军和基层“黨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那位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劫车而逃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里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
獨裁者的危机在獨裁者自身，獨裁者的退路在獨裁下是走不通的。要想解除危机，与其准备退路不如网开一面，让异议人士说话，让维权人士做事，让民主人士参与社会的建设工作，一起把把中國推向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的阳光下共同沐浴自由的阳光。民主之路是一条关乎獨裁者自身安全的路，这个道理希望现代文明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獨裁者能够快点想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