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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1430/userobject1ai223743.shtml

一。还原“世界最大代工工厂”: 百亿税收下的“孤岛”生活

　短短5个月，号称世界“最大代工工厂”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仅其在深圳的园区就接连发生了11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9死2伤，令人震惊。

　　有人因此更加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但也有人说它管理相当规范。有人说这是产业链末端的无奈，还有人则把原因归结为新一代农民工的脆弱。分析已经汗牛充栋，但真相却依旧模糊。基于此，早报记者深入到富士康深圳园区内外，广泛接触富士康员工以及各方人员，力求用一种平实的视角呈现富士康深圳园区及其员工真实的生存、工作和生活状况。

　　【核心提示】

　　自成系统的“封闭王国”，无所不在的保密制度，苛刻严厉的惩戒机制，内部优先的申诉、求助机制，不仅使富士康成为一个与外面世界隔绝的“孤岛”，也使每个员工在内心深处都构筑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宇宙”，它的能量和压力只有在自我体内循环，沉默、寡言、默默忍受——不习惯于与他人交流，更不善于向外界求助，直到有一天再也无法承受。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发自深圳

　　

　今年5月，深圳龙华富士康工业园东大门口，保安站在刷卡机前。 IC 图

　　高高的围墙和铁丝网，筑成了一个“富士康王国”。庞大、富有、神秘，是富士康留给“外面”世界的人最直观的印象。

　　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作为深圳的战略腹地，这里与紧邻的东莞市相似，支撑起整个区域经济命脉的是那些以数量庞大、出口为主的代工制造企业。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企业之一。1996年初，富士康在宝安区当时仍一片荒凉的龙华镇油松地块选址，建起了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区。这块面积仅3平方公里的科技园区，目前已有员工30多万，成为富士康在国内20余个城市布局的最为重要的基地。

　　几乎每个定居在深圳的人都深知富士康对这个城市的重要性：它的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的22%，每年为深圳创造出超过百亿元的税收。按富士康科技集团自己的说法，它力争成为深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主力推手。

　　在外人眼里，富士康是一个“独立王国”：一堵高高的围墙，严格的门禁、安检制度，将其员工以外的其他人隔离在外。你进不去，也出不来。今年以来，接连发生的11起员工跳楼事件更是为这个“围墙内的城市”增添了无数的神秘和诡异。

　　无论是网民的责难，还是媒体的评论，多数人的批评均是建立在他们“想象中的富士康”的基础上：很少有人真正走进富士康，一睹其真面目。日前，早报记者潜入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区内采访后发现：富士康内部的诸多员工对他们就职的公司也并不了解。在他们眼中，富士康有着太多的神秘。

　　“富士康城”唯一通行证

　　员工们吃饭、进入部门或宿舍、上下班时间甚至加班时间的记录，都与这个小小的胸卡相关。它会自动捕捉该员工在一天内的工作或生活的信息。

　　

　　每天早晨7点左右，浩浩荡荡的数万人大军，身着整齐的工作服，步履飞快地穿越马路，从四周的宿舍向富士康龙华厂区不断围拢。当成群的男男女女走在马路上方的人行天桥时，你能感受到整个天桥都在发出有节奏感的颤抖。

　　这是上班时间。年轻的员工们须列队刷卡进入厂门。尽管龙华园区有近10个出入大门，但每个门前，排队的人仍显得异常拥挤。

　　员工们拿出含有IC磁卡信息的胸牌，贴近一个读卡器，读卡器会显示出绿色，获准通行。否则，读卡器会显示为醒目的红色——这会引来值班保安的警觉。异常者会被“请”出，甚至会被盘问、搜查。

　　今年5月，多起跳楼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的安保系统再次升级，除了读卡器外，还增添了语音播报器。有人靠近设置了仪器的通道时，语音播报器就会自动播报：“进出请刷卡……”

　　这张贴有员工照片、印有编号的胸牌（门卡）成为识别员工身份及相关信息的唯一凭证：吃饭、进入部门或宿舍、上下班时间甚至加班时间的记录，都记录在这张胸卡上。它捕捉了该员工一天内的工作或生活的信息。

　　不同部门员工的胸卡有着不同的权限。一个部门的员工，只能进出园区内的公共区域（如食堂），以及与自己工作相关的特定区域。

　　除了进出大门的门口设有保安外，富士康还会在重要的岗线设置保安人员及读卡设备。据富士康内部员工介绍，有的部门设有四线门岗甚至五线门岗，每进入一个递进区域，就要刷卡一次。

　　除了员工，富士康每天还有大量的来访客户、供应商、应聘人员及车辆。这些人必须在特定的门岗，按照严格而复杂的流程，申请入厂的特定“通行证”，并接受保安及警勤人员的监督甚至搜查。负责任的保安人员有时候甚至会跳上车辆，仔细盘问检查车上的人员。

　　强悍的保安力量
　　“千万别小看保安，他甚至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他可以开除你。”

　　“在富士康，有三种人不能得罪。”新晋的员工总能从相熟的老乡或学长那里得到一个生存秘笈，“老大、保安和人资。”

　　“老大”是指员工的直接主管，如：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基层员工的线长、组长等基层管理者，他（她）掌管着员工是否经常挨骂或者能否被公正对待；“人资”是人力资源部（处）的简称，它掌管着员工的考勤，如请假能否被批准，往往最终的决定权属于人资的人员。

　　在富士康的正规场合及书面用语中，“保安”会被描述成“警勤人员”。这是一支直属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以及另一副总裁的独立力量。它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或管控。在外界眼中，富士康企业管理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半军事化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系这种威权力量的，正是这支作风强悍的保安力量。行伍出身的“执行力大帅”郭台铭一手创建的富士康集团，带有明显的郭氏风格，强调纪律、秩序，被渗透到整个公司文化的血液中。

　　保安的月收入约3000元，明显高于一线的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甚至也高于那些“新干班”（新世纪干部储备班）的员工收入。

　　“千万别小看保安，他甚至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他可以开除你。”一名富士康员工对早报记者说。譬如，下班后，员工走出工作岗位或者大门后，保安有权拦住一个“可疑员工”对其进行检查、搜身。这时，有经验的员工总会非常顺从地配合，否则有可能会引发冲突。在网络上，诸如“富士康保安殴打员工”的传言及视频屡有出现。

　　在上班的时候，保安可以对那些“不顺从的员工”进行盘问、检查。通常的结果是，这名员工会迟到，而多次迟到将面临除名的危险。

　　富士康的《员工守则》上规定：“禁止员工携带可拍照手机、智慧型手机等进入三线门岗（各厂房门岗）。”一旦发现有员工携带个人电脑、光碟、U盘等存储设备或者带有摄像功能的手机进入厂区或办公场所，保安也有权将这些人员“揪出法办”。一位员工称，哪怕是误带这些物品，只要在检查前，没主动申报，就有可能被开除。

　　但在一系列跳楼事件发生后，保安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前没带厂牌或误入园区，很可能会遭到保安的毒打，但现在基本很少打人，大多是把人“请出去”。

　　“开除”是富士康对员工最严厉的处罚。它导致的后果是：该员工不仅在解除劳动合同后，无法获得因工作多年而应得的经济赔偿金，甚至还将会被富士康永不录用。

　　早报记者翻阅富士康内部的《员工手册》发现，这份100页正文的小册子中，其中“员工奖惩”一项就多达16页，其中多数为惩戒性的条款。在这些条款中，员工可被富士康开除的理由多达85个，如：未经许可，私自在厂区内使用无线设备上网者；不服从保安正常检查与指示，致发生冲突者，等等。未佩戴胸卡而强行进入厂区或集体宿舍、在宿舍使用“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也是被开除的理由。

　　“在社会上再调皮捣蛋的小伙子，到富士康后，都变得很乖。”富士康一内部员工说，“只要是在园区内，如果与人家吵架，不管他吵得多凶，就是不敢碰对方一下，不敢打架。”这名已入职3年的员工说，他从未见过有员工在厂区内打架。按规定，一旦发现打架行为，参与者就将被开除。

　　

　　无所不在的保密制度

　　新入职的员工须和公司签订知识产权保密协定，甚至连自己的薪资水平也要保密。

　　

　　走进富士康园区，陌生人通常会变得手足无措。龙华厂区3平方公里的园区没有一个平面示意图。园区被划为10个区域，每个区域用英文字母如“A区”“B区”来命名。每幢大楼（包括办公场所与生产场所）都以诸如“G5”这样“英文字母+数字”的抽象符号来表示。员工通常只清楚自己工作及住宿的区域，对于其他部门的工作、住宿区域并不了解。

    富士康各公司也多是以英语缩写字母来命名的。据了解，目前富士康约有10多个事业群（事业群是富士康自己创设的概念，每个事业群是不同的法人，近似于通常所说的“子公司”），其中9个事业群的名字是英文缩写命名，如PCEBG、CMMSG、CCPBG、CNSBG、IDPBG、SHZBG、WLBG、NWIWG、TMSBG等。而每个事业群下面还细分为多个部门，部门也是用英文缩写字母来命名。

    一位曾在富士康工作过两年、现已离职的员工，仅能对自己所在的事业群及部门的名称作出准确解释，而无法“翻译”其他事业群及部门的含义。在他看来，富士康之所以用艰涩难懂、令外人费解的英文缩写来命名各个部门，一方面是正规化，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是使外界的人及其潜在的竞争对手难以迅速打探到各事业群及其部门的含义及所负责的领域，“相当于提高了保密的门槛。”

    “保密”是一把随时悬在基层员工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员工入职须和公司签订知识产权保密协定，甚至连自己的薪资水平也要保密。遇到有人泄密薪资的，则要“主动检举并积极配合调查”。稍有违反，则被认为“泄露公司机密”而除名。

    每位员工必须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要有极强的保密意识。譬如，在厂区、宿舍内不能随意收发电子邮件；若要收发，需逐级申报至最高层，经批准后，才可开通权限，而每日收发的邮件数量也会有严格的限制。此外，员工不能私自接受媒体的采访，否则会受到处分。

    一位在IDPBG上班的员工介绍，该事业群是苹果公司的全球唯一代工工厂，这个事业群的车间被人们通俗地称为“无铁车间”：员工进出车间都要经过异常严格的安检，不仅连一元硬币也不能带进去，甚至连女员工也不能穿含有铁质的内衣。

    被视为开启富士康“跳楼门”的是孙丹勇，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富士康，2009年9月，IDPBG的孙丹勇因为交其保管的一部苹果iPhone第四代N90产品样机失踪，而遭到公司内部调查。最后，孙丹勇从12楼纵身跳下，以证清白。自杀前，孙丹勇向好友透露，曾遭保安的殴打。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有时候也可能为保密所利用。富士康内许多普工的宿舍里，同住在一起的舍友，彼此连姓名也叫不出。他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员工们解释，虽同住一个宿舍，但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每个人都分属于不同的事业群，彼此的生活没有交集。而且，这里的流动性很大，有的人走了，空出的床铺会被另一个“新来的”所占据。

    生活在抽象符号宿舍与厂房的富士康员工们，上班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下班面对的是熟悉的陌生人。厂房—食堂—宿舍，周而复始单调的生活，看到的别人就像自己，疲惫、劳累，满眼的乏味。



投诉与求助“内部优先”

    在富士康也是内外两个独立的系统。例如：火警、匪警、派出所、医疗急救、安全生产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电话，富士康一般均会分为“内线电话”与“外线电话”。



    “有一天晚上，我拨打110求助。接电话的竟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安保人员。这令我大为吃惊。”富士康的一位前员工说。后来，她才知道，不仅富士康鼓励员工及管理者使用集团内部的手机“短号”（5位数字，相互间通话免费，但外面的人无法拨打），而且110报警求助等公共服务电话也是“内部先受理”。

    在富士康厂区内的宣传橱窗处，到处张贴着的一系列宣传图文资料。无论是员工对食宿有意见，还是对自己的加班时间、薪资波动有异议，均有多种申诉的途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申诉的渠道几乎全为公司内部的受理途径。如，与自己的直接主管面谈，拨打人力资源部门的电话，甚至可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集团总裁反映。根据富士康内部规定，所有的投诉、举报、申诉必须实名，而匿名的反映不被受理。

    这种看似健全的投诉（申诉）机制，在员工眼里，更多的是徒有其表的“纸面上的权利”。“我不可能直接向自己的‘老大’反映他对待下属态度粗暴吧？即使向他的上级投诉，‘老大’仍然很容易就知道是谁反映的，那我以后还要不要在他手下混了？”一位员工说。

    甚至连一些公共服务部门的“常用电话”，在富士康也是内外两个独立的系统。例如：火警、匪警、派出所、医疗急救、安全生产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电话，富士康一般均会分为“内线电话”与“外线电话”。换句话说，在富士康内部，有两个110、两个120、两个119，等等。

    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拨打110时，只能你提起办公（宿舍）电话，最先接通的一定是“内线110”。一位员工说，他当然有办法拨打外部的“110”，但他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除了保安会质问你为什么不先告诉他们外，还要受到直接主管的盘问与非难：“你居心何在？”

    也正是因为这种“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的习惯模式，常常导致基层员工在遇到问题时，要么寻求内部系统的渠道解决，要么只能默默承受。一位富士康员工说，前者是一些刚入厂的“菜鸟”的做法，“吃过多次苦头”后，他也会“默默承受”了。在最近发生的“第十跳”的案例中，据深圳警方披露，经历两次失恋打击后，南某赌博欠下数千元赌债。他与工友打架后，雇请社会上有劣迹的人员出面教训对方，但反遭对方敲诈勒索。若这一细节属实的话，至少说明“自力救济”在富士康内部颇为流行。

    孙丹勇事件也一样，在重大失窃事故发生后，他也并未拨打外面的110报警，而是由公司内的保安人员对其展开调查。这不仅有违社会的通常做法，也难以平息外界对富士康的种种质疑。

    “九连跳”发生后，记者曾联系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相关人员。对方称，没有发现富士康在用工、劳动者超时加班等方面存在问题，政府主管部门因此不便干涉企业内部的自主管理权。——这个说法其实也代表了此前政府部门对富士康监管的普遍心态。当富士康依靠其内部的纪律、规定和制度“解决”各种纠纷与分歧后，“外面的”的各种公共力量自然有缺位的理由。

    投诉是如此，求助也是如此。5月份以来，密集的“跳楼事件”也让富士康开始更加重视员工的心理问题。公司开通的关爱员工的热线、心理咨询热线等，也是集团内部的号码

二，富士康生存法则： “嗯；是；好；OK”

【核心提示】

　　当公众将目光聚焦在11名从高楼上纵身而下的年轻人时，却无意间忽视了他们身后的、数量更为庞大的群体：一群正在酝酿着逃离富士康的年轻的“85后”员工——被视为富士康储备干部的“新干班”成员。

　　从当初的满怀梦想，到如今的纷纷逃离，短短的2年间，这群年轻的寻梦者从“富士康大学”里发现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他们为何选择以告别的方式终结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发自深圳

　　“富士康大学”的多个面孔

　　“我们像饲养场的那些奶牛，有丰盛的牧草，有饲养人员体贴的照料，甚至还可以听上音乐，我们唯一要做的只是：不停地产奶，不用自己思考。”

　　

　　“端午节一过，就是富士康员工辞职的一个高峰期”。林峰得意而冷漠地笑着。2个月前，在缴纳了相当于其3个月工资的“违约金”后，他提前离开了富士康。

　　2008年6月，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的林峰，用一纸契约将自己“签”给了富士康科技集团。签约的时候，他满怀梦想，盘算着在这个世界500强企业里该如何“乘风破浪”。

　　如今，这个被他和同学们曾经亲切地称为“富士康大学”的地方，留给他的，更多的是不亲切的回忆。

　　“感觉又回到了大学校园。”这是林峰进入富士康后的最初感觉。众多的年轻人、多人共用的集体宿舍、公共食堂，还有改造的足球场……甚至比大学时待遇还要优越：这里不仅食宿免费（公司为每人提供11元/天的餐费），甚至不用自己洗衣服，只需交给洗衣房即可。“那时，我们都把它叫‘富士康大学’”。

　　“新干班”（新世纪干部储备班）成员林峰，不久就体会到“富士康大学”的另一面。与其他同事一样，他被分到产线（流水线）进行为期3个月的“基层锻炼”。这也是每个新干班成员必经的第一课。

　　林峰发现，真实操作工的生活比他想象中的辛苦很多倍。每人面前是一条不断转动的传输带和工作平台，他的任务是，给一台电子产品的某个小部件插上3个螺丝。然后，传输带自动将其传送到下一环。操作看似简单，实则对按螺丝的力度和速度均有讲究：速度太慢了，面前工作平台上的元件就会堆积如山；若手劲过重了，则会造成部件损坏，影响到产品的良品率。

　　“每天10个小时不停地重复着单调的动作”，几天后，林峰发现，尽管全身这么多组织，而工作真正用得上的只有手指。如果不是觉得这仅仅是3个月的“考验期”，自己肯定甩手不干了。尽管如此，林峰仍能引来整个车间近百人的艳羡——他是这里唯一的“新干”，他不必忍受线长的谩骂与侮辱。

　　仅仅半个月，林峰就与面前的机器“融为一体”了。他闭着眼就知道自己的哪个手指应放到什么地方、使用多大的力道。但他发觉自己的性情也变了。他觉得生活枯燥而乏味，舍友向他讲的那些事也不再富有吸引力：“某个普工在间歇10分钟内坐着就能睡着”、“那些女工全身上下都像粽子似的被包着，全身一片白，只有两只眼睛露着，如果在夜间突然出现，准能把人吓晕……”

　　3个月结束了。他被分到了新的岗位——品质工程师。与此相关的工种还有产品工程师、制造工程师。林峰尽可能地详尽地来描述自己的工作岗位，但繁琐而专业的术语仍然使外人很难很形象地理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林峰急了：“这么说吧，我们一天的活就是这样：互相吵架。”

　　由于分工非常细，各部门间的衔接难免出现问题，这时，兄弟部门间的争吵就会出现。大家互相埋怨，都不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都把责任推给对方”，林峰笑了，“我本来是个好脾气，但在这种环境下，脾气也变暴躁了。为什么要吵？你只能以进为退，你不吵，人家以为你好欺负，一出事都过来骂你。”

　　生活真没意思，这样的想法会毫无来由地冒出来。林峰不明白：为什么明明一个人能做的很简单的活，却要分解成多个部分，让3到5个人来完成？毫无成就感经常困扰着他。有时半夜里他会从梦中惊醒。失业时刻笼罩着自己。“再这样混下去，我不知道自己以后出去还能干些啥？”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让自己“明明白白地活”。他把这句话换成自己的QQ签名，激励自己。他说：也许富士康很适合别人，但它的确不适合我。“能在富士康留下的只有两种人：抗压性超强且能力非凡的真正人才，以及混混日子、从不用思考的庸才。可惜，我是属于这两群之外的那个群体，普通的大多数人。”

　　辞职后的林峰仍会常常想起他当初理解的“富士康大学”：“有人说，富士康是铁血的半军事化管理，我不太赞同。我觉得它更像是‘家长式的管理’。——富士康为我们包办了一切，甚至连洗衣服也不需要自己动手，我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干活。就像饲养场的那些奶牛，有丰盛的牧草，有饲养人员体贴的照料，甚至还可以听上音乐，我们唯一要做的只是：不停地产奶，不用自己思考。”

　　据富士康官方人士称，这两年，像林峰这样的离职人员率约为5%～6%。而富士康内部员工则认为，真实的情况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据。CNSBG事业群在2008年年底的一份内部通报显示，该部门的离职率高达80%。而当年与林峰一起进入富士康工作的大学同学也所剩无几。

　　被暂停的“逐年加薪”承诺  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形象地说，富士康员工人数增加了1/10，而员工成本却减少1/4。

　　超时加班、高强度劳动，是外界对富士康所谓“血汗工厂”指责最多的地方。然而，记者采访发现，除了基层普工的一些项目有时是必须加班外，富士康员工的加班多为“自愿”的，且要经过程序繁琐的申请手续。

　　据了解，员工加班通常要经过多个环节：首先，向直接主管（如课长）填报“加班预申请单”；然后，主管将该表单呈送部门经理批准。加班结束后，员工再次填写“加班确认单”，仍要经过直属主管和部门经理的依次审批。此种情况下的“加班”方为“有效加班”，能计入加班工资中，否则为“义务加班”。

　　一位员工一语道破“加班”的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多挣点钱嘛”。富士康的流水线上的普工，月基本工资只有900元（今年5月起调整为1050元）；而被视为储备干部的“新干班”成员转正后的工资也只有约2500元。对于富士康员工的主体——“穷二代”而言，提高收入的途径只有加班，特别是周六加班。周六的加班工资是正常工作日的1.5倍。

    一位富士康女工说，为了让自己能在周六加班，她和同事们想到了各种办法，譬如，在正常工作日的时候尽量使自己“忙起来”，使主管觉得“她的工作的确在工作日完不了”，为此，她要付出的代价是——每天下班后，仍要呆在岗位上“义务加班”（无薪水），这样方可换来周六的名正言顺的“加班”申请。

    08新干班成员告诉记者，起初富士康到各高校招聘时，多口头承诺员工的薪水会每年递增一次。可他们已进入公司近2年了，除了转正时底薪增加过，至今仍没有调整。据了解，目前08新干班成员的月收入多在3000-3200元（底薪为2500元）。若扣除掉社保费用及每月基本的生活开支，每月到手的收入只有2500元。

    员工工资徘徊不前，从一个侧面能得到验证。据富士康国际（02038.HK）去年的年报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集团共拥有雇员11.8万余人，较2008年同期的10.8万人明显增加；但同时，2009年员工成本总额为4.85亿美元，比2008年的6.72亿美元大减1.87亿美元——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形象地说，员工人数增加了1/10，而员工成本却减少1/4，可见，员工的工资水平受到了很大的挤压。

难以流动的科层

    升迁的偶然性很大。一个职位只有出现空缺时，才会从下一等职位中晋升，而一般管理者好不容易才“爬”到某一职位，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一般会极力维护自己的位置。

走在富士康厂区内，一看就能看穿对方的身份与工作：他们的衣服，以及一个细小的动作，就能“出卖”自己的阶层。譬如，穿黑色T恤式工作服的男孩，是基层流水线的普通工人，他们被称为“员”；而穿白色同样款式工作服的男生，则一定是毕业于大专或本科院校，他们是这个公司的“工程师”。

    只需要看他通过哪个通道上楼，就能分辨出他是一名台籍管理者，还是大陆的管理者：前者被称为“台干”，享有专门的通道，这个通道无需验明身份、无需刷卡，也无人检查；而被称为“陆干”的大陆干部只能沿着其余3条通道上下班，哪怕他的职位已经进入了高阶管理层，他仍只能从普通通道进出。这是一个从未被写入过正式文件，却被每个人小心翼翼遵从并维护的规则。
    员工们反映，在富士康，管理层的等级繁多而森严。据介绍，自低层至高层，富士康的管理职务通常有：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划分，事实上，上述职位中，如经理还会再细分为经理、资深经理；协理、资深协理等。管理者的收入与其所在职务的高低相关，其薪资构成中有一个较大比例的部分就是职务工资。

    “这里的各种等级划分制度实际上太复杂了，我们很多时候也分不清。”多位受访的富士康内部员工说，他们对这些并不是太关心，是因为等级实在太多，自己“爬不上去”，升迁的偶然性很大：首先，一个职位只有出现空缺时，才会从下一等职位中晋升，而一般管理者好不容易才“爬”到某一职位，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一般会极力维护自己的位置；若要升职，则需由自己的直接主管提议并申请，并经过该主管往上的多个主管逐级审批，而事实上很少有主管去揽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最重要的，作为大陆的员工，“即使你工作再努力、成绩再出色，一般也只能跻身于低阶或中阶的管理者中，而无法晋升为高阶主管。”多名受访者表示，“陆干”（大陆干部）不被重用，尤其是不会被安排到一些核心岗位是众人皆知的秘密。

    这一点，不仅被“陆干”们所诟病，富士康的最高层也心知肚明。富士康分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何友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富士康在大陆的员工达45万名之时，经理以上的“陆干”仅有80名，“距离全面参与公司主管运营决策有相当距离”。

    也许正是认识到这种“台陆有别”的用人策略引起了负面作用，最近两年，郭台铭开始在一些重要场合强调，要重用“陆干”的策略，并提出了“台干主外、陆干主内”的分工策略。

    一位08级新干班的储备干部说，自己不会为了“爬”上一个“毫无尊严”的主管的位置，而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宝贵青春。“我看重的不仅是职位，还有自由和尊严。”他说。

被“异化”了的执行力

    富士康的一个重要的存活法则是，只要“老大”让做一件事，你的回答只能有4种选择：嗯；是；好；OK。

在富士康，执行力是被看得最重的。上自郭台铭，下至基层管理者，对员工谈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执行力”。员工们常常在访问中脱口背出“郭台铭语录”：“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

    也正是因为科层等级的森严，以及公司文化对执行力的异常强调，一位干部说，在富士康的一个重要的存活法则是，只要“老大”让做一件事，你的回答只能有4种选择：嗯；是；好；OK。

    富士康内部流传的一个“段子”能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过分强调执行力”的思维：一天，郭台铭召集各高管开会，“我们年底前要造出一个宇宙飞船”，众下属异口同声：“一定完成”。尽管人人皆知依靠目前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实力，该目标不能实现。但是，各高管还是随即召集各中层干部开会，并逐级分解任务、制定时间表，于是，每个车间、每天流水线上的工人开始了加班加点、制造生产“宇宙飞船”的零部件。

    由于富士康企业文化里过分推崇“铁的纪律”，下级不敢质疑上级，他们能做的只有：将任务分解，向自己的下级下达新的指示。一旦基层员工出现失误或差错，问题则会迅速从基层传导至高层。在富士康，多个部门每天都有着早会、晚会的制度，他们的任务就是——及时通报工作进展、发现不足、立即纠正。例如，某车间生产HP打印机的某一部件，若某天该车间的产量或者良品率下降，不出几个小时，公司的高层都会知道这个小车间的秘密。紧随其后，高层马上召集会议、寻找对策，指示层层下达，压力被传导到这个车间。

    一位在富士康负责交货管制岗位的前员工说，富士康的压力传导机制是单向、递增的，若基层员工出了差错，其主管的做法通常是限时要员工整改，而很少会设法与员工一起解决，而压力全都集中在基层员工身上。压力就是这样产生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感受不到来自主管的支持（只能感受到指责），“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所以，当一个弱小的个体，面对庞大的公司的重压，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能成为压垮员工的“最后一根稻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



三，一应俱全的文体设施 一如既往的匆匆过客

【核心提示】

　　一间约30平方米的空间，分为上下两铺，简单的凉席，再加上一床自购的被褥，这就是一个富士康基层普工的“窝”。通常而言，一间宿舍住8人，面积稍大的住10到12人。

　　然而，同住一个宿舍的舍友，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叫不上对方的名字，也无人关心你来自哪里。甚至有人病卧在床，也鲜有人问候一句——在富士康的基层普工宿舍，这并非是个特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正值青春年少、活泼好动的年轻人变得如此冷漠？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发自深圳

　　

2009年9月22日，富士康若干食堂中的一个。CFP 资料

　　同住一个宿舍的10个舍友，彼此几乎没有交流，叫不上对方的名字，也无人关心你来自哪里。甚至有人病卧在床，也鲜有人问候一句——在富士康的基层普工宿舍，这并非是个特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正值青春年少、活泼好动的年轻人变得如此冷漠？

　　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

　　两个人上班的地方可能相聚数里，再加上人员流动性过大，，所以床铺的主人也经常轮换。

　　

　　一间约30平方米的空间，分上下两铺，简单的凉席，再加上一床自购的被褥，这就是一个富士康基层普工的“窝”。通常而言，富士康员工的宿舍一般住8人，面积稍大的住10到12人。他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同住一间宿舍，虽然同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可自己的舍友是谁，多数人并不清楚。

　　如果把责难全都简单地推在这些年轻的工人身上，这对他们并不公平。因为，宿舍的工友们是按照录用的先后随机分配的，然后各个新员工再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也就是说，虽然同住在一起，可是当你晚上回到宿舍去睡觉的时候，那些上夜班的工友已经离开了宿舍；即使与你一起上白班的舍友，你们也可能分在不同的事业群（相当于公司），两个人上班的地方可能相聚数里，因此鲜有机会交流。再加上富士康人员流动性过大，几乎每天都有人离职，每天也有新人进厂，所以，床铺的主人也经常轮换。

　　一位开冲床的富士康一线员工称，他上班的时候，每天10多个小时站着操作机器，“刚开始前半个月，双腿酸痛，简直支撑不下来，后来觉得自己的两只脚都变大了。下班后回到宿舍就想休息，也懒得与人聊。”

　　文体设施丰富却被闲置

　　园区内的公共文体设施几乎无可挑剔，但有些入职一年多的员工甚至还不知道园区还有游泳池。

　　

　　富士康官方在向外界介绍时，总会自豪地提起他们在深圳园区有5个标准游泳池，仅此一项就令其他企业自叹弗如。富士康员工也坦称，这里的公共文体设施几乎无可挑剔，有运动场、篮球场、娱乐室等，银行ATM机、餐饮店等商业配套设施也较齐全。

　　然而，早报记者发现，与那些本科毕业的“新干班”成员不同，富士康基层一线工人却对这些文体设施并不关心。有些入职一年多的员工甚至不知道园区还有游泳池。

　　一名富士康新干班成员分析，一线员工每天被“束缚”在机器旁，天亮一睁眼就要起床、上班，加完班后回到宿舍倒头就睡，“精神整天绷得很紧”，根本没时间去顾及这些文体设施。

　　情侣在监控摄像下拥抱

　　尽管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在头顶“窥视”，可情侣们早已司空见惯，视其为不存在。

　　

　　对于多数富士康的一线工人而言，周日是他们一周中最快乐、最自由的时光。这是一个休息天。有精力的年轻人多会走出“围墙”到外面透口气。有人去富士康南大门外的商场超市闲逛，也有人去北大门的广场上“围观”那些商家促销的活动舞台。

　　而北二门附近的草坪地，则是情侣们的最佳去处。尽管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在头顶“窥视”，可情侣们早已司空见惯，视其为不存在，仍躺在草坪上拥抱。再往东南方向走，一条近乎干涸的河流缓缓流过。在河床两旁，每隔三五米就有单身的男孩，或者坐着发呆抽烟，或低头发短信或玩游戏，神情漠然。遇到有人前来问路，头也不抬，有时候听到外人又重复问一遍，发短信的男孩才能缓过神来。但不要指望他能回答你的问题，“宿舍区十几个，我才不知道你找的那个在哪里”，说完，继续低头玩游戏，或发短信。

　　这一天，男孩子们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衣着，多数仍穿着富士康统一配发的黑色或白色T恤。而女孩子则换上漂亮的裙子。这几乎是她们一周中唯一能换下工服、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的时候。

　　“2007年时，富士康是一个女多男少的时代，女工在恋爱方面经常被玩弄。”曾在富士康工作过的、畅销书《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的作者青桐披露，“当时和我同栋楼的一个女工怀孕后被男方抛弃，最终跳楼自杀。”后来，她把这个真实故事加工后放进了小说里。在今年“十连跳”事件中，也有一位受伤的女工田某至今仍躺在医院治疗，其上半身已几乎瘫痪。至今，这位女孩仍不肯对外界吐露自己跳楼原因的员工，只肯简单地说，是因工作上的事。

　　网吧话吧和妇科医院

　　园区门口有一排排小话吧、有隐藏在角落里的网吧及挂着醒目的“人流专家亲自坐诊”招牌的妇科医院。

　　

　　无论是在龙华园区，还是在观澜园区，富士康各个门口外，扎堆最多的，除了各种标有“川”“湘”“赣”“豫”等地域词语招牌的餐饮店、小商品店外，一排排小话吧，隐藏在角落里的网吧，以及醒目的“人流专家”亲自坐诊的妇科医院的招牌。

　　每间小话吧里仅能容下一个人，坐在凳子上，或者站着，关上门，就可以与远方的亲人通上电话。网吧里不需要身份证件登记，老板也知道这里都是富士康的员工。妇科医院有的则打出各种优惠的条件。

　　也有员工，希望到更远的地方去转转。走上约半个小时，就可以来到一个被富士康人称为“龙华广场”的地方，各种商场、服装城、休闲中心在这里变得多了起来。夜幕降临，一些商家为了吸纳人气，在自己的门口放起了露天“电影”。尽管在灯光的照耀下，很难看清“屏幕”上的图像，但仍有三三两两的人聚拢过来。穿着白色高筒长靴和短裙、衣着艳丽的高个头女孩，分站在人流量较大的道路两侧，向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那些单身的男孩们散发着一张张彩色的卡片——图案多为一个或多个衣着暴露的女郎，上面写着某休闲娱乐中心的名字，有的还可以“包车接送”。

　　每月三五百元的生活费

　　“第7跳”身亡的卢新，8个月共往家里寄了1.3万元，平均每个月寄1600多元，当时他的收入仅2000元左右。

　　

　　“能在富士康呆下来的员工，多为‘穷二代’，家庭稍微好一点，也不会在这里受折磨了。”08新干班成员、来自河南南阳的张红岭说，自己甚至选择了“自闭”的方式来减少与同事、老乡的交往，连他唯一的爱好——户外运动也被忍痛割爱，“每月只出去一次，犒劳下自己”。

　　张红岭还主动向早报记者提起了富士康今年“第7跳”的卢新。

　　“虽然我不认识卢新，但我觉得自己的确与卢新很像，能体会到他的那种状况。”张红岭说，两人均出自于农门，靠自己的奋斗考上了大学，各自成为全村唯一的大学生，并被整个家庭甚至家族视为骄傲。

　　此外，让他记住卢新的，是因为卢新有一点和他很像：两个人每月都只有300到500元的生活费。据卢新的家人介绍，截至他出事时，8个月他共往家里寄了1.3万元，平均每个月为家里邮寄1600多元，而此时他的收入约在2000元左右——这也意味着，卢新每月留下来供自己开支的仅有300多元的生活费。张红岭说，他每个月的收入的绝大部分也都按时寄回家。“我留给自己500元，比卢新的300多元还要宽裕不少。”

　　但是，在深圳，这500元能应付的只能是购买牙膏、香皂、洗发水等基本生活开支。偶尔出去玩一次，也一定要选准地点，譬如不能太远（确保一天内返回）、不能有门票、自带午餐，要将花费控制在几十元内。

　　尽管来深圳两年了，张红岭对深圳一些知名景点的印象还停留在想象中以及从网络上了解的情况。与卢新一样，“穷二代”的张红岭们，最熟悉的景区是红树林、大梅沙，这是深圳两个门票免费的旅游地。

　　即使在为数不多的聚会上，张红岭可与老乡谈论的最多的还是工作。“习惯了。每天都工作，如果有一天不工作了，会觉得有点不适应。谈的话题自然也是工作。”25岁的他，刻意回避着与外人谈论自己的情感世界。“不想去谈女朋友，花销大，自己工作也不稳定，说不定哪天就离开这里了……”


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示意图，富士康员工提供。

一线普工的一天

　　●早上6点起床，去食堂吃饭。

　　●7点20分前，必须赶到所在事业群的生产线上，每天的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简单的晨会——布置当天的任务。

　　●7点30分，和前一班工人完成交接班，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

　　●12点左右，开始吃午饭（其间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虽然名义上有1个小时的吃饭及休息时间，但通常工人们都是急匆匆地吃完饭就赶到一线，因为流动线上的任务还在等着他们。

　　●下午5点，开始吃晚饭，晚上还有约2个小时的加班时间。

210007508803

跳楼的都是没脑子的

typee

看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吗，那就是富士康。
本来是嘲笑的是很多年以前的事，然而在今天依然在发生。

xiekunkkk

为什么不去学杨佳？

wjx5239

富士康吃人的机器

zhas

引用:

原帖由 210007508803 于 2010-5-28 15:00 发表
跳楼的都是没脑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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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能完全撇清富士康所有问题吗？能完全没有罪恶感了吗？

[ 本帖最后由 zhas 于 2010-5-28 17:3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