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_jackass

1.伴郎的N次方

我这个人,其貌不扬,其包不鼓,其才不高,其运不好,似乎生来是做伴郎的命.前几年好朋友们结婚, 不是做主婚司仪,就是在旁边递戒指.有一次好不容易相中另外一个递戒指的,待众人闹完洞房,本来想找伴娘来聊点共同的烦恼,却发现她下个月也要结婚了.

生年不满百,不如意事常八九-----希望本文不因这两个字被自动删掉吧-----对此桃花不开,我也只好无可奈何的接受.说起来,这里面也是有个典故的. 小时候,民间旧俗多有,常有许多风俗和禁忌.比如月圆之夜千万不能用手指着月亮,否则当夜里睡觉时,月亮婆婆会来割你的耳朵.当时莽撞,竟然指了,却也无事,于是为了在小女友们面前表示勇敢,常冒犯她老人家.没有想到,善恶到头终有报,如今她老公月老为她出头,竟然使我孤独如斯,连老鳏夫都没得机会做.孔子曾叹息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没想到月亮婆婆那么老了还记着我,对我深恶痛绝,撺掇她老公来报仇,可见女人得罪不起,信哉斯言!

虽然桃花运不好,但以我多次做伴郎的经验,却也对当代国人的婚礼有点旁观者的心得.说起现在的婚礼,似乎大江南北,都无不同.基本上都是中西合璧式,其实也就是不中不西了.比如新郎去接新娘,一路上放鞭炮,到了门口得塞个大红包给未来小舅子,为了把新娘接出来,得应付许多闲人,花许多工夫,这是以前的习俗. 可是到了大宴双方家庭亲朋故旧的酒店,两人却又换上西式的结婚礼服即西装和婚纱,像收费站一样站在大门口收红包敬烟,这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当新娘在长辈的陪伴和婚礼进行曲的伴奏下走进大厅,你会发现,主持人与新郎新娘又在进行类似基督教婚礼问答<我愿意,I DO>的仪式.之后,紧接着,夫妻又得来个传统的三拜.他们在虚构的天地,坐着的父母和对方面前相继下跪,然后喝交杯酒,给众人敬酒,被众人闹洞房......

好在到了第二天,新郎用不着一大早就把染了红的丝巾拿给众人验明正身,然后再点染成一枝红梅图做自得其乐的收藏品-----这大概是因为如今的新婚处女处男都太少,何况医学进步,没有了的可以再通过手术造出来,大不了用海绵沾了鸭血来个瞒天过海,也就难怪不管是新郎还是嫖客,所有人对此都不报希望了吧.

这样中西混杂的仪式,每一天,在每个地方都举行着,却少有人问个为什么,或干脆打破其规矩的,大概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的最好证明吧.如果我们把视野从婚礼扩展到人生当中,其它生老病死带来的红白喜事上,一斑窥豹,从中更可发见,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小传统里面,对中西文化的融合与杂拌,其实往往是但求其有用,取其所然,而不问其所以然.这种实用主义的现实调和态度,深刻烙印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一代又一代.也就无怪乎古有三教合一之说,今则化为有中国特色的毛思想邓理论和江代表胡时代了.

在当代婚礼的诸多环节中,我尤其对关键的跪拜天地,父母这一段感到很有兴趣.因为这是直接从传统中延续下来的,老百姓虽然对理学的"天地"难明其玄妙,向来敬而远之,但因为个人和家族血缘,传宗接代的密切关系,因为从戏曲和白话小说中得来的知识印象,所以在跪拜父母或长辈这一点上,却向来不会动摇,可以说是一以贯之.而且不单是婚礼,尤其是葬礼上,更是一跪再跪,连跪多日,以后初一十五,生辰祭辰,特别是清明,更要在祖宗牌位,先人墓碑前重复此种跪拜和祭祀仪式.虽然已是21世纪,中国人性开放到了可以现场直播的程度,在此种习俗细节上,却又如此顽强因循,背后必然有它的道理和不得不为之的力量在.所以,本文就和大家讨论一下中国人的跪.

2.农民与笼民

我们知道,老子<又名老聃,老莱子>在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向来是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他的阴阳之说,包容性太大,所以有的人以为他是道家批评儒家仁义,提倡隐逸自保,以求超凡脱俗的始祖,有的人却认为他和申不害韩非子们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讲诡诈的帝王心术的.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函谷关竹子太少,书写不便,所以他移民或偷渡去国外之前,只写了短短五千言就跑路了.也使得后人对于他的思想聚讼纷纭,为此争论不休.

在我想来,所谓一体双面,也许老子的阴阳之道,本就涵摄了以上的两个方面,所以他既以上穷天道来批判鄙薄人世间种种战争和虚伪,丑恶,又在无意中,给玩弄权术的人提供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比如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又建议说,在上者对百姓应当"虚其心,实其腹",最好是令其无知无识,无欲无求,老死不相往来,把他们当牲口和战争工具来使唤.在这一点上,老子很为后来的改革家和革命家所诟病,因为儒家再保守,也不过要求回到上古三代而已,佛教再如何舍世间,至少是为了保持个人心境上的灵明以证涅槃,而如果都照老子说的,绝圣弃智,那大家干脆都搬回洞穴或森林去,并且让身上重新长满毛发,男女变回公母好了.

当然,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我们未尝不能说,这是老子希望用倒退到原始均平状态的极端思想,来抗议和修正当时礼崩乐坏的等级社会的种种不平等,来抗议天子,国王,诸侯们为了一家一己的私利而驱使万民互相残杀,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苦难和不幸.很可惜,他的这个提议没有被批判性的接纳,却反而给了后来的皇帝们直接的启示和参考.于是争天下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而江山和老百姓却始终是被争的鹿与鼎,或如笼中之鸟,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发言权,更没有说不的权利.就这样在北方外族,地方门阀,流民暴乱,内宦外戚等各种势力此起彼伏的权力斗争的夹缝里,一次次被利用,被出卖,被洗脑,被牺牲......

说到洗脑,正如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来的,中国的民间,特别是农村社会里面,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那样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信仰或价值体系.农民-----主要是自耕农和长期佃农-----作为被土地,身份牢牢束缚的一个最庞大却散乱的社会阶层,自古以来,就只能接受来自上层的权力机构和意识形态的直接钳制与灌输.所以在中国,官方的大传统与民间的小传统是紧密配合在一起的.官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通过各种儒家经典,乡学的秀才和私塾教育,通过乡规民约和族中耆老,通过各种民间艺术如戏曲,说书,戏文等,逐渐从上到下,渗漏到下层社会中来.

但与此同时,因为儒家主要的是一个建立在宗法社会基础上的道德劝戒体系,它的关注点只在此岸,对鬼神取存而不问,敬而远之的理性态度,这导致其吸引力,强制力和宗教的信仰性都嫌不够,于是使得这个渗透过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扭曲和残缺化.这就使得宋明理学那样非常体系化的形而上的观念世界,在民间社会往往影响有限.<这也是程朱理学转为阳明心学,最后泰州学派终于大兴的一个原因>在传统儒家所不能涵盖的地方,种种佛教的,道教的,以及更多繁杂原始的民间宗教开始进来填补这个空白. 他们以宗教会道门的秘密组织形式,通过行医舍药,救困济贫和会众互相之间的照顾支持,把被当局者有意识分割和愚昧化的农民,村落,地区,由点而线,由线而面的联系在了一起.

虽然这种组织形式依然是单一的粗放的,但却为民众提供了一种心灵和身份上的归属感,安全感.一旦因为边境战争,饥荒,苛捐杂税,官吏暴政等外部因素的压力,使得多数人无法维持自己和家庭最基本的生存,那么这种初级的组织形式,就可能迅速转化成反抗当局的组织工具.但在传统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束缚下,民间的反抗行为通常又是有自我限制的,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除了少数打算着"彼可取而代之"的上层野心家, 多数参与抗暴的人,不过希望活得好些,希望自己的声音和境况被遥远的皇帝知道,朝廷换个清廉的官员来理政,最多是想通过被朝廷招安,换取军中职务,并惠及子孙后代,改变祖上世代务农,被人欺负而无告的命运.

我们不能轻易的把这种造反以求生存,求富贵的心态,斥之为农民的局限性和劣根性,因为在一个传统的等级化的四民社会里,中国人向来就是在一个永恒化神圣化的等级序列里生活着.他们籍此以认识世界,也籍此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存在价值,既无法跳出此社会,那他们当然只能在这个社会里,寻找更好的机会和攀爬更好的地位.可以说,正是通过在玄远的天道和切实的人道之间,在皇帝的中央集权和士大夫的地方分权之间,在严格的等级阶层制度和通过科举实现局部的阶层流动之间,在皇族,士,农,工商,军队各个阶层和势力之间,以这种各有其权力义务的等级序列的划分和排定,实现了一种微妙的调和与平衡,才使得中国历史虽然历经数千年,数十个王朝与异族的更迭变乱,其文化和制度体系却保持了大体上的稳定局面,一直延续到一百年前.

3.一个奇异的环

这种巨大的制度惯性和文化认同,使得民间在官方认可的三教之外,信仰繁多.而且同一个人可能同时信仰孔子,关公,观世音,元始天尊,妈祖,弥勒佛,土地公,城隍,八仙,白娘子,黄大仙,马恩列斯毛……甚至在同一个庙里,可以摆着不同信仰系统的偶像,而不同的偶像在其同一个信徒那里,却依然自得的和睦相处.对此,有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严格的一神教观念的朋友,认为中国人什么都信,也就等于什么都不信,但我们应该看到,在对各种神灵的一团和气的供奉里,其实神与神之间也各有其地位等级的分别, 这正好是膜拜他们的人间社会等级制度的投影.

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的笼罩下,中国人把群体关系和人伦道德摆在人生价值的首位.他们通过群体价值来实现自我价值,或者说,没有群体,也就无所谓个人.这和古希腊人在宇宙和自然中寻找真理,并认识自己的理性观念,或与基督教的信徒在对超越性的上帝的祈祷与苦修中追求灵魂的救赎都完全不同.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不管是谁,处在社会阶层的哪个等级上,他都不过是这种上下相系的等级环节的其中一环.而等级差别的具体体现,除了背后的权力分配带来的土地,财富和对他人的支配能力,就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屈膝跪拜.

比如我们看,在所谓四民社会里,农民和工商业者,是作为三民统归居其首的士来统管的.具体说,就是归其父母官-----地方官员和胥吏来管理.他们不论贫富,见官必须下跪,在这里财富上的贫富是第二位的,而身份上的贵贱才是第一位的.而只要你以秀才资格进入士人阶层,不管你多穷,对地方官却不必下跪,也不必领受其杀威棒.此外,士大夫阶层内部以地域,年资,门第,名望和门阀党争之别,又有明确的,类似科层制的升迁贬谪体系.同时,整个士大夫集团又从属于朝廷和皇权,他们见皇帝必须下跪.而看上去在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作为天子,作为上天之在人间的代表,他的一言一行,又受到那个道德化的天的挟制.虽然他在人间的权力无限,却必须遵守各种礼法的硬性规定和符合其背后的精神要求,而且制度化的春秋二祭,或封禅祭天,或对父母,祖宗,他也必须下跪.最后,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超越性的天,其实又是和民意密不可分的: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这样一来,在这个等级序列里,它不再体现为严格的上下割裂的线性结构,而是变成了一个奇异的头尾相衔的环形结构.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象棋一样,大象能吃老虎狮子,却又被处于最低级别的小老鼠所吃.或者说,就和剪刀石头布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绝对的权力主宰.

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很可惜,中国的历史,从来是枪杆子说了算,笔杆子则逃不过被利用,被豢养的宿命.如果你稍有不从,想在皇权之外,另外找一个权力核心来牵制他,不让他胡作非为,那么不管你是像董仲舒一样抬出天命,还是像后来搞九品中正和私兵的门阀,世家,或是干脆在科举制后以"仁义",道统自抬身价的士人集团,不管你想用哪种势力和思想来对皇权发出挑战,自最早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的秦始皇以下,从杀掉始作甬者的韩非子,焚书坑儒到满清大规模的文字狱,各代皇帝都已经给出了他们唯一的明确的答案.

在这里,儒家苦心设计出来的,从自我道德修养和自我行为约束出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制度理想,遭遇到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的血腥逻辑,善良的愿望遭遇"礼仪之邦"的漂亮口号下,实行"外儒内法"的当权者最无情的背叛和嘲笑.可以很明显看到,这种东方式的专制和承接古希腊和希伯莱这二希传统的西方不同.对一个中世纪的西方农民,庄园主,城市工厂主,商人或知识分子来说,他可以在国王和上帝之间的缝隙里,寻找到让自己自由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宗教神学和教会势力大张的时候,他可以和国王联合起来,通过宗教改革要求自己的信仰自由,而不是去购买贪婪愚蠢的赎罪符. 而当国王到处征税,征兵,大力挥霍和占据土地的时候,他可以依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通过与贵族联合或以"第三等级"的名义,争取自己的天赋人权.

这种观念上的理想的环状牵制结构,和制度设计上对皇权与官权事实上的监督制衡缺口,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使得儒家治国逻辑上的推演一旦落到实处,往往被权力争夺的暴力逻辑轻易推翻.而中国漫长的颠沛流离的历史,也给出了同样无奈惨痛的证明.当面临和西方人同样的处境,中国的农民,工商业者和士大夫却无法借由独立在皇权之外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来对抗无孔不入的权力的侵犯.并且他们只能让自己却成为这个权力体系里,不可逃脱的一部分,在等级对立中互相伤害.

4.官权与民权

比如在官本位即权力本位下,我们来看官民冲突这个老矛盾,老话题.儒家的民本主义向来为人所称道,他们从孔子之"仁",孟子之"义",和荀子的"礼法"出发,希望通过个人道德的自觉,自发涵养, 推己及人,以之维系和推动家族,国家,天下的发展.可以看到,这种个人的道德感和使命感,虽然在其他宗教的刺激下,被后来的理学提升到神秘的天人合一的高度上,但其着落点始终还是归宗在民本上.也就是说,在皇权,士权,民权的三角关系里,士人阶层取消了民权的独立性质,而是把自己视为民权的当然代理人.他们既以仁人之心为本,就通过为民请命获得了道德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以此来上干天道,规制皇权.

正是因为士人把自己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混一起来,才使得他获得了一种天然的道德神圣感.既然天意即民意,民意由士人代表,那么他理所当然的要成为领导和照顾民众,和皇权相抗衡的独立存在.可是这种看似神圣的代理制度实际上又如何呢?和我们上面揭破的一样,依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简直一塌糊涂.

除非你像海瑞一样,死守着儒家经典和皇明祖训,大明律,偏执到逼死自己老婆,穷到开不了锅,不断的死谏来求清名,除非你想得罪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和族人,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官员,是无法在无孔不入的等级和权力制度下置身事外的.所以,大多数官员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富贵,为了上下打点,必然要在儒家亲民爱民惜民的宣传之外,通过赋税劳役和司法迫害等潜规则乃至明规则,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自己权力范围内的民间财富.同时为了统治方便和稳定,就要尽力束缚其他三民的身份,迁徙和财富,控制其扩展规模,这就大大阻塞了民间智力的伸展和生产力的转型,而一旦其治下土地日益集中,与人口数成反比增长,民众无法苟活,就只能沦为盗匪,四处流窜或占山为王.他们首先打击劫掠绑架的,都是有官方背景的地方豪族,或富庶商人,一旦攻入城关,地方上的官吏也将无法幸免.

与此同时,为了剿匪,保官位和谋取私利,军队和地方官员势必更加凶残.从征兵,征粮到杀平民以邀功,逼富户以勒索,从而给地方上带来更多苦难.正因为如此, 自古乃有"匪过如梳,兵过如篦"之叹.借剿匪以自利,自重,又使得地方治安更加不靖,经济更加凋零,也就逼出更多乱匪来,于是就像原子弹的链式反应,内外交困之下,终于使得局部的小规模的内乱变成全国性的叛乱,导致赤地千里,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来.

而这样的结果只有三个:一个是像唐朝末年一样,流民反叛虽被残酷镇压下去,但整个帝国的实力和秩序在内乱中消耗殆尽,地方割据势力兴起,国内已经是人心思变,奄奄一息,维持不了多久就又陷入内战,终于被其他军事豪强代替.

一个是像元朝或明朝末年一样,造反者以重新分配土地,分发粮食,反腐败等均平思想为号召,推翻旧日王朝,然后自己马上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统治者,事实上却只有一仍其旧,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屠戮功臣和潜在的政治敌人,按部就班的走自己敌人走过的老路.还有第三个结果,就是像满清一样,借着内乱的机会,由外族乘虚而入.

后两种情况即是改朝换代,新的统治者在被迅速的文化和制度同化后,只要他们不过分杀戮和盘剥民众,由于人口急剧下降,土地相对剩余,将带来一个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的时期,按照王朝惯例,这个时期多为一百年左右.直到等级制度又开始压制社会流动,禁锢社会活力,加上西北方的部落军事国家的侵袭,饥荒开始蔓延,于是乱象复现,新的王朝就又陷入新的治乱轮回之中去.

5.皇权与士权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残缺的环形权力结构的另一个方面,即皇权与士权之间,既相互依靠,又彼此制衡和争夺的复杂关系.当然,不管谁见到皇帝总是要跪的,可是正如前面所述,士人集团还有另一个武器来制衡天子,即道德和民心.不过,就算在拿百姓疾苦,大义名分做号召的冠冕堂皇的争论之下,其实还是朝中君权与士权的权力争夺.当然,不管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总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此即是明代中晚期国运转折时期,嘉靖年间最大的政治风波,史称的 “大礼议”事件.

正德十六年,既爱上马当兵马大元帅,又爱下江南勾女的正德帝死后，总算让那些拿他没办法,被他折腾得高血压的大臣们松了口气.他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弟弟，按照血缘的远近，他的堂弟、孝宗皇帝的亲侄子嘉靖从湖北藩邸进京做了皇帝.可帝系是不能变的，嘉靖必须成为他伯父孝宗皇帝过继的儿子，即位才名正言顺，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兴献王、后)则成了叔父、叔母.对此,新皇帝很有点不爽,他感觉是被朝中群臣来了个下马威,压着接受一个自己不愿接受的既定事实,这无疑在本来就敏感的帝系之外,也冒犯到了他这个新皇帝的权威和尊严.

好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坐龙椅的永远不缺迎合上意拍龙屁的.观政进士张璁为代表的一批官员，极力迎合嘉靖帝，反对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所提出的考孝宗、叔兴献王的主张，认为这是一时之论，是嗣不是统.嘉靖帝乃兄终弟及，是继统.因此张璁等主张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在当时,他们和嘉靖都是少数派.

矛盾激发了，六部、九卿、詹事、翰林等官员，相继上疏抗争，皆被留中不发.为避免官员们纠缠，嘉靖帝宣布罢朝，斋居文华殿.翰林修撰杨慎言道：“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包括两位内阁大学士,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以及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大理寺等共二百二十九名朝廷命官，都到左顺门跪下.

这一举动，意味着文官共同体在和手握皇权的万岁爷争夺礼法解释权 -----民意民心毕竟是虚无缥缈的,无从证实,也没有人真正在意,唯有掌握礼法规制的解释和执行权,士人才能从旁牵制君王的无上威权,这是官僚团体制约皇权最重要的武器.屁股还没有坐稳的嘉靖皇帝,此时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这位少年皇帝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出动锦衣卫，以强硬的手腕解决这起群体事件.他命太监将跪伏官员的名字全部录下，并逮捕了丰熙、张翀、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母德纯等八人入狱.然而这并未能制止下跪行动,杨慎、王元正撼门大哭，百官也伏哭不止，哭声震动宫阙.

嘉靖对此毫不动摇,他动用特务和内宦,用他老祖宗朱元璋定下的廷杖,很干脆的打死了十七个官员，杨慎等人充军.实在受不了那些跪来跪去的臣子,他就干脆躲起来,或者说,把自己软禁起来不见人.经过十多年的拉锯战,最后,嘉靖帝完胜，如愿以偿的追赠自己的生父生母为皇帝皇后.

自优待士人的宋朝和不理士人的短命元朝后,大流氓朱元璋所开创的明帝国,本就是个皇权极大压倒士权的极权国家，宰相被废,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最高权柄,生杀予夺,皆由己出.而经过大礼议事件，在理论和礼仪上,嘉靖和他之后的皇帝们,终于为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在权力上终于独揽乾纲，威慑群臣.此事除强化了皇权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顺着嘉靖皇帝的意愿议礼有功，便可飞黄腾达，甚至一跃而为巨卿宰辅，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

此外,嘉靖虽然取得最后胜利-----在皇权等级制度下,这本是题中之义,理所当然的-----却自此对朝政心灰意冷,从此闭关锁朝,转而更加崇信道教,他既迷信方士，又好长生不老之术.议礼派既“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大礼议事件"结束后，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过撰写祭告天帝的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治风气日益败坏.所有这一切都加重加速了朝政的腐败，因此史家说:“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

6.跪着的中国

说起来,惊心动魄的大礼议,不过是千百年来,君权与士权为了各自的权力,或明刀明枪,或唇枪舌剑的斗争史上,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但在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士人集团与皇权的正面长期交锋,在历史上却实在是不多见.而且还有一点要特别引起注意:在三纲五常的礼教传统下,士人集团从没有也不可能考虑要废掉嘉靖,而只能是通过集体跪于宫门之外,来曲折的表达抗议和不满.我们不禁要问,何以他们只能通过如此屈辱,极端而最终证明没有任何效用的法子, 来要求皇帝让步呢?是否因为他们除了自我贬损其人格和地位的下跪,已经没有其他的手段来逼迫皇帝更改圣旨?是否因为在这个等级序列里,士人虽然自以为是代表一切,实际上在权力上授和身心皆不由己下,却连自己也代表不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跪着的大臣,折射出整个跪着的士大夫阶层,也折射出整个跪着的中国.

在权力集中,道德至上的制度和语境下,在专制皇权的步步紧逼之下,儒家由于世家沦落,科举禁锢,兵权更是牢牢为禁中驱策,已经无法获得真正独立的政治和道德批判地位.为了维持一种表面的秩序和谐,只好被迫一厢情愿的把当权者和道德化身结合起来,希望用自我贬低,自我虐待乃至自残自杀的方法,逼迫上位者服从软性的模糊的道德教条和抽象的德治法则,通过以身作则做道德和政治上的示范表演,以律百官,以化万民.

可是权力的极端集中,非正常交接与暴力争夺,使得读书人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现实往往南辕北辙,变成谁也说不清的灰色地带.如作为国本的三纲五常,就常遭遇内在理路的矛盾陷阱,具体到本次大礼议事件,结果士人集团就只有以自己所认定的僵化的政统帝系,<实际上这个问题本就是一团乱麻,谁也说不清,谁也说服不了谁>来代真正的伦理孝道,来谋求自己的朝中地位,来制衡新皇的专横跋扈.

这实际上是在一种非常不公平,不稳定,不对等的关系里面,士人集团用乞求,撒骄甚至撒泼的方式,来维持自己所片面理解的,国家神圣的象征性存在.结果呢,如此事后来所展现的,人家皇帝根本不搭理你,干脆足不出户,君王从此不上朝.

当士大夫们以神圣的道德的名义,摆的却是怨妇身段,玩的却是流氓手段,当小流氓碰到大流氓,小争吵碰到真刀枪,道德的游戏再也玩不下去,就只有束手无策,举手投降了.于是不管是君还是臣,是士还是民, 大家都道貌岸然,各安其分,实则君既不君,臣亦不臣,国既不国,民也不民.

于是大家都在权力的等级世界里借道德自欺欺人,------虽然公然的权钱交易,捐官卖爵,卖国求荣之下,大义名分早就名存实亡.于是大家都默契的遵守着权力噬人与自噬的潜规则,泯然世人,媚上欺下----既是欺负,也是欺骗.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看似强盛的一个个大帝国,却已是危如累卵,溃而不崩,或者只能溃而待崩.

于是跪着的中国,总是没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