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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德义:思想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殷德义:思想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这几天脑子很乱,总是胡思乱想,朱叶青先生在我的博客留言告诉我说:“……其实你无须改变文风,因为文风是不会被改变的,它原本是人“风”。我刻意想到这是你思想和性格的东西,大智慧自然是粗线条,珍贵在此,岁月会让人变得细腻,无须改变……”朱叶青先生前几天最让我惊骇的一个举动就是损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将好端端的会员证撕坏,然后装进一个瓶子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行为艺术,让我内心肃然起敬。

 

  前几天,在我的群里,和我的朋友“少先队员”辩论。他非常痛恨当前的贪腐官员,以至于憎恨当前的这个体制,去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发明一种可以摧残人的身体,让受刑者承受人生最残虐的酷刑却又无法快乐简单的死去,以此最畅快淋漓的报复,来让他们偿还曾经做下的“孽”。迄今为止,他仍然只是挂在嘴上,他的所谓的酷刑机器,始终停留在他异于常人的脑海里,不曾实现。

 

 

  其实,在社会现实中,当前有许许多多的人如“少先队员”一样的心态,他们眼睁睁看着邪恶运行,愤愤地看着那些官员们耀武扬威、飞扬跋扈,却耽于个人的力量之渺小,只有无奈和悲哀。这种怒天下之怒,哀天下之哀者,在中国,不计其数。有人说,我们毕竟只是一个小圈子,我很赞成。是的,这只是一个小圈子。比如我所能参与的群里,也不过那么几百个人而已,浏览我博客的,每天也不过几千个人而已,觊觎这些人能够去呼喊人民思想上的觉醒,实在显得白痴、幼稚。可我们转念一想,这事不能这么看,你说贪官污吏,历朝历代,谁人不恨?你说枉法不公,自古以来,何人不惧?你说选自己想要的官员,谁人不想?我们所恨之恨,其实也是寻常之恨,既然寻常之恨,自然也就属于“普世”之情了,既然“普世”,你就不难找到“同路人”。因此,我认为,圈子虽小,意义非凡,他们只不过是不言说罢了。不要以为忙忙碌碌的人民是傻子,其实他们只是没有找到共同的“突破口”,一旦有了征兆,可能他们比我们还要英勇百倍。有人说目前的国人,其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火药桶,一旦点燃,那将惊天撼地、响彻云霄。


  恨之由来,犹如冰冻之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我不认为中国人真的就那么低等,相反,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友爱族群,在这一点上,我很自豪。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劣质根性因何扎根存驻,值得我们思考。


  邪恶政权之罪愆昭然于天下,却要公然说谎,从不脸红,作为我们,眼看着他在世界大舞台上跳伦巴、探戈、华尔兹,却只有低头骂娘的份,甚至憋屈在肚子里嘟囔,自己的真实想法,在某些地方甚至也咬牙瞪眼说谎话。很多官员,除了打官腔,人话基本不敢说,一说就坏事,高层官员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一句话在说之前,大概在肚子里摸爬滚打将近三十秒,原因很简单,在中国,不看你做什么,而是看你说什么。历朝历代因言获罪者数不胜数,使得如今的国人都变得没了脾气,闷声发大财,沉默不语,明哲保身,沉默者,为碾压人性的邪恶铺平了道路,也为“和谐盛世”营造了一个虚假的氛围。于是,血泪控诉者看不到停驻的脚步,残暴的殴打得不到一声正义的怒吼,20年前广场上绝食的孩子们,相继被抬进医院,也换不来国人早就该有的声援。


  我最近在上下班的路上,迈着急匆匆的脚步,思考却在行走中进行。杨佳妈妈的遭遇,就那么稳定而有序的行使,这罪恶的执行者:警察、医生、精神病鉴定专家、朝阳医院开据相关证明的人、法官、检察院的负责审核人、命令传达者、律师,等等,所有这些人,他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考,可他们无一例外的,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我在杨佳妈妈的录音记录里面,只看到了一句人话,还能让我知道他们是人,在押解她去精神病院的路上,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们也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


  这些人无一例外的将走进将来关于专制政权法制的相关历史教科书中,作为特别案例每个人都将彪炳史册、光宗耀祖,谁都不能拿着制度之善恶为自己的卑鄙、龌龊、无能、懦弱开脱,那个号称“魏玛共和国的怪女子”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这称之为“平庸的邪恶”,可我却不觉得你们平庸,那是在一个完全觉醒的国度里,富有良知的哲学家的理性剖析,在中国,你们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用一个哲学家的理论为自己辩护。因为这里是中国,你面对的,是对你们恨之入骨的中国人。


  那个曾经帮助纳粹集团杀害犹太人的艾克曼,在大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仅仅是极其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同样的,那些在木樨地行进受阻的军人们,也是极其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可这不能完美的解释你们的行为。动机在哪里?真的没有吗?你的尽忠职守,你机械的服从命令,那么会不会换来应得的东西?会不会换来职位的升迁?饭碗的维持?如果会,那么这就是你的罪恶所在。你凭借着一个机械冰冷的命令,残害生灵,为的是你个人的利益,那么你就该受到公正的审判。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你们谁都不能心安理得的逃避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应该接受自己内心道德法庭的审判,直到实体惩罚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才能让自己的灵魂得以安息。


  复杂的体制,层级繁杂的机构,深不可测的上峰指令,意志的绝对权威,被上峰左右而不是民选的官阶、职务、级别、升迁,在这种芜杂繁琐的政治架构下,任何罪恶的运行,“设计者”与“执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衔接。设计者与执行者共同成就了罪恶果实,罪恶已然形成,实体责任人却可以在这纷繁芜杂的架构中找到推脱的理由,也正因为程序的复杂性,使得罪恶施加的轻重缓急成为一些人个人意志显现的绝好机会。

 

  例如文革期间那个残害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的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在严凤英吞服安眠药自杀之后,兴奋异常,要求医生解剖尸体,看看肚子里面到底有没有特务工具:“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当劈到耻骨时,严凤英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这个泯灭了人性的杂碎刘万泉,我相信他还活在世上,正因为当朝对文革历史的一再掩盖,人们无法人肉搜索他,使得这个人间渣滓仍然乐哉悠哉的活在这个世上,这种杂碎存在世上一天,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嘲讽。你能说这是制度之恶吗?文革发起为上峰,可开膛破肚这种事,责任在谁?我们怎么能接受他一个“服从命令、尽忠职守”了得?


    同样的,杨佳本人的遭遇,迄今都是一个未解之谜,我们又如何相信这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如果这一切都公开公平公正,那么为什么要对一个可怜的母亲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当报纸、杂志、互联网、全社会都在呐喊寻找杨佳妈妈的时候,你们却一起选择了沉默,这可以说是国家机密,可是,朝阳医院的医生、谢有名这个狗逼、精神病院的医生、看护人等等等等,你们也要保守这个秘密吗?如果说你们接到了这个命令,那么下达这个命令的机构和这些人员的机构,是一种什么层级统辖关系?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如果你也有爹娘儿女,那么你可不可以买一个一次性的电话卡,一个神秘的电话致电媒体:“杨佳的妈妈,我知道她在哪……”这个最具杀伤力的消息一经发布,对这个邪恶的政权会是怎样的打击?可是,如此的混蛋行径,怎么会被掩盖到今天?想到这里,我禁不住全身发冷,我除了日你们的姥姥,我还干什么呢?


  命令的下达者可以说执行者执行不当,执行者可以借口按照命令行事,多么残忍多么吊诡的罪恶都可以在上下的推诿扯皮中淡化减轻,并捎带着抹去良心上的阴影,其实,这是一种基于你自身利益考量的意淫,没有人会认同你的这些看法,今后,你们千万别拿这个去搪塞你的良心叩问。做下了,终归是要还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专制体制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刽子手,邪恶的帮凶,在这种体制下,执行罪恶的人和被害人之间没有必然或本质的差异,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邪恶的帮凶。谁在这里面尽忠职守,就注定不再能够分辨对错是非,无意识的规避良心评判,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在主观意识中,想的不是对错是非良善邪恶,而是遵命、执行、饭碗……“赶紧的杀了她吧!上面还在催,结束了我还要回家跟老婆孩子一起过生日呢!”一边行使罪恶,一边说出充满生活情感的话语,这并不令人奇怪。


  人活着,要有思想,有思想,就能思考,能思考,必然有判断,有判断,必然有是非对错。我绝不相信你们无法判断自己正在做的事,可你们却还是做了,那就说明你们成为了罪恶的共同体,决不能原谅。不要以为自己是服从党的领导,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就会成为这个体制内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其实,你同样处在危险之中。甚至比普通人还要危险。

 

  当年那个屠杀学生的益阳籍退伍军人熊灿辉,曾在20年前荣获“共和国卫士”的“光荣称号,这个称号得来真有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意味,这个沾满了学生鲜血的刽子手,在去年的922日死于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被押解进精神病院之前,他与人掐架,然后被警察叔叔带进派出所,之后被“精神病”,进入的当晚就死亡了,年仅39岁。死亡原因和孙志刚大同小异,这就是保卫极权统治者的悲哀下场。家属呼天喊地,捶胸顿足,以“共和国卫士”的旗号进行维权,殊不知这个“卫士”的旗号正是当前统治者最最害怕的东西,结果可想而知,不必赘述。同样的,每天闲着没事找这个去“喝茶”,找那个去“谈话”的国安人员,自己的妻子遭遇医疗事故惨死,上访维权,而且还跑到互联网上来血泪控诉,以期得到我们的支持,结果也是可想而知,不必赘述。还有那个在会议上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意见不合的警察,被辞退,然后穿上状衣,四处维权,状衣上面书写着今后“领导说啥就是啥,指东不打西,说狗不是鸡……”,他跟猪没什么两样了,这就是体制内领导要求下属的样子,明明是个茶壶,他说是个狗逼,你就得说“这确实是个狗逼,不是茶壶!”这些体制内的人的遭遇,其实就是体制邪恶的明证。不要以为现在你惟命是从得来赞许,说不定一转身,你就成了受害者。


  一个人越是信奉支持那些违反人类普遍价值的思想主义,越是死忠保守,就越可能在罪恶的体制中得到提拔重用。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越左越吃香。他们敢于说话,敢于操起杀戮的屠刀,祭起保卫胜利果实,维护一党专政的大旗,揣摩上峰意志保证自己始终政治正确,别出心裁、变本加厉的大胆作恶,很容易得到上峰的青睐,成为体制中的佼佼者,于是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黯然无光,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被一群疯狂的泯灭人性的人掌控着。这就是国人沉默的代价,我们谁都难辞其咎!


  由于专制体制下的单位部门林林总总,各个部门与组织之间的相互钳制或者竞争,暴力、迫害、钳制自由的手法个个都在标新立异,层层加码,参与迫害的人会争当标兵,争先恐后的去扩大影响和战果,以至于使得许多指令从上面传达下来到了实际的落实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完全超乎人的想象。一旦某件事情开始运行,相关的部门以及领导人士就开始进行别出心裁的行动,这个时候,一切已经失去了控制,这个罪恶的机器开始自动运行,哪怕其中偶尔有一两个零件(个人)出现了问题(良心发现),也不会影响它的正常运转。我们的这个体制之所以邪恶能够盛行,症结就在这里。杨佳的妈妈之所以被精神病,原因也在这里。


  人在抵抗恶的时候,需要有自己的道德判断,只有当我们把某种行为判断为恶并深信不疑时,才能坚持拒绝合作。在这个盛行邪恶的时代,恶的意识形态作祟,使得脆弱的个体失去了判断的能力,或者说主动放弃了应有的判断意识,这成为了一种体制内的生存常态,抗击、拒绝邪恶在当前成为一件非常困难、非常危险的事。但,这才是真正大写的人!勇敢的人!


  在罪恶施行的过程当中,每个体制内的人都无法独善其身,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抵抗极权邪恶的可能抱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悲观,他对真理部的运行剖解的入木三分。那个深悉极致语言,把语言剔除的只剩下骨头的塞姆因为太了解真理部的根本目的,最终“被消失”了。无论你是谁,政治上需要,该死你就得死,哪怕你是御林军,哪怕你是国安局,哪怕你是超级谍报人员,不一定那一天,黑洞洞的枪口就会在暗处对准你。你唯一设立的防线,只有你自己的思想。当前的意识形态大言不惭恬不知耻的声称,他思想的逻辑已经把握了整个历史的秘密,包括隐晦不明的过去,纷繁芜杂的当今和不可预知的未来,你的个体的单一思想无法解释历史,无法释透当今,无法指向未来,它以普遍的真理的名义取消多元的个体思想存在的合理性,限制我们个人的独立思想和思考的能力,打击、迫害一切与它不相符合的“异见”者,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机械的只知道执行的两脚动物,它摧毁和灭绝人性,侵犯和残害人类,这就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谴责专制独裁的道义根据。


    思想是我们目前唯一反抗的武器,我曾经说过,思想是不会流血的,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思想,并锲而不舍的传播这些文章,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我们彼此产生共鸣,达成共识,而让他们对我们的宣传永远都是鸡同鸭讲,我相信,我们总会迎来那一天,这一天不会很遥远,让我们共同期盼。

 

(去年的旧文,因为看到有网友转载,有恍然如梦之感,今日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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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这句话“开枪是命令,但打不打中则是良知了”。另外实际上思想是最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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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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