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

19.我成了“中共党员”

自7月2日公诉处来作了一次笔录之后，直到一个月后的8月6日，牢门再次为我打开：“2100”。

听到呼叫，我条件反射似的迈出监门。

这次来的不是公诉人，而是我的律师。酷暑当头，杨律师带着一个实习生赶来了。他穿了一件淡黄格子衬衫，见到我，还在擦着脸上的汗水。快一年了，终于让我等到了盼望已久的法律援助了。

杨律师拿出检察的《起诉意见书》（沪检一分侦[2001]6号），让我仔细阅读，把不符合事实的地方用笔划出来。

令我感到恶心的是，起诉意见书第三行里写着：陈询，中国党员。

我用笔划出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1、我不是中共的党员。

2、我并不知道10万元钱是谁的？只知道是借张法官的。

3、我向张法官借款10万元购房。当时我正在上班，张法官打来电话，叫我到兰平路去一次，就将10万元钱借给了我。而检察院的法律文书，却完全出于他们的主观臆想。

看到起诉意见书最后一页“移交手续”注明：卷宗16册，视听资料（光盘）72盘，审计资料一册。

起诉书文字不多，但诬陷之处却有好几处。特别是起诉书第三行白纸黑字的写着——陈询，中共党员。使我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人格侮辱。

因为平时看到的中共党员，特别无耻，特别没有人性，才符合共产党的党性要求。

我从来没有写过加入共党的申请书，怎么会是中共党员呢？人们都说共产党员有两颗脑袋，可以用党纪处罚来代替刑事处罚。可笑的是，市检察机构找不到构陷我的依据，竟用“共产党员”来构陷我了？他门一年多的调查结果，竟弄出这么个玩意？

在《起诉意见书》中，没有看到一份我违法的证据。除了苍白的文字游戏外，就是栽赃和诬陷。

看完这份严重失实的《起诉意见书》后，我反而感到平静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起诉，他们怎样上法庭呀？当然，我也感到气愤和难过——冤里冤枉地关了我这么久，看他们怎样收场？

荆楚

20.为幼子发狂的女人

一天早晨起床不久，6号监室关进来一个新犯。当被推进监室时，她才明白自己被公安局弄进看守所了。

她大骂公安局经侦处的承办们。她用看守所发给她的布鞋，狠命抽打着铁栏栅。抽打边不停地哭喊。

对于管教的厉声呵斥，她没有任何反应，仍然是又哭又骂。在她的哭骂声中，我才知道了她的案情梗概。

她原来是上海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开了一家公司。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的小男人帮她打理公司。她称那个小男人是“小狼狗”。

过去，“小狼狗”帮她打理公司。后来，“小狼狗”想霸占她的公司，就告发她受贿2万元。

她说她的公司开得很好，有车又有好房子。有一次，她生病住院，她的一个业务伙伴的香港商人去看望她，就给她打了2万元封包，以表示慰问。却让“小狼狗”知道了。于是两人经常发生矛盾。后来，“小狼狗”就告发了她……

接到“小狼狗”的告发后，公安局经侦处的承办就对她说：让她去公安局去说说清楚，就送她回家。于是，她在公安局经侦处“说”了一昼夜。

在这“说说清楚”的一昼夜中，她坤包里的手机也响了一昼夜。从上午响到晚上，又从晚上响到次日早晨4点。但经侦处的承办却严禁她接电话。

她知道电话是11岁的儿子放学回家后，见不到妈妈后打来的。所以手机铃声，简直是用刀子戳她的心。对她心灵的折磨可想而知。她异常耽心儿子受到惊吓，耽心儿子发生生命危险。而公安局经侦处的承办却以她的这个“弱点”为手段，来迫使她“招供”。

这样“说说清楚”，就把她“说”到看守所来了。

她是单亲家庭，她来到看守所后，仍然把管教当警察，以为跟“警察”说清楚了，就可以回家照顾她孤苦无靠的儿子了。所以她坚持跟管教诉说下去。

她大声地诉说，让“警察”给她评评理：“早晨来的时候，经侦处的承办们对我说，是送我回家的。怎么送到这里来了？他们都是一群骗子……”

这哪里是评理的地方啊。她真是一个天真幼稚而又可怜的母亲呀。

她向“警察”哭诉道：“11岁的儿子没有人管了啊，非常耽心儿子触电，耽心煤气……”

由于她不停地大声哭喊，2.3.4楼都能听到她的惨叫。于是楼上的管教都下来询问——是怎么回事呀？

一楼的管教为了不让她的声音传出去，就把所有电视机打开，把音量调到最大。以压住她的声音。

她两天一夜没合眼，还拼命跟电视机争高低：当她大声哭喊时，管教就把电视音量调大。但她一旦意识到自己声音被电视机声音淹没时，于是又提高嘶喊的音量……

第二天早上起来，她没有任何声音了，因为她的嗓子全哑了。

第二天上午，杨医生过来看她，她用沙哑的声音对杨医生说：“给我金嗓子喉宝。”这时，管教们发出吱吱的嗤笑声。

后来就听到杨医生大声训她说：“你再叫呀！给你金嗓子喉宝，你还可以大声的喊叫。是么？整个看守所都让你抬起来了……”

她哪里知道，杨医师是不会给她“金嗓子喉宝”的。当我的同室狱友听到她索要金嗓子喉宝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而我却想哭。

过了两天，她的嗓子好了，又叫又唱。声音很悲切凄惨，歌词也很完整。她唱的第一首歌是邓丽君的《永远是个小娃娃》。

妈妈有一个好娃娃，娃娃有一个好妈妈。树发芽，树开花，娃娃已长大。哦，妈妈。哦，妈妈。可知道我害怕。哦，妈妈。哦，妈妈。外面的风雨大。永远你是个小娃娃，在妈妈心中长不大……

在我们打坐的时候，她还在唱。唱的都是妈妈娃娃之类的摇篮曲。

这时，我们监房里的人，都变得心酸了。都说她惦记11岁的儿子，都快要疯狂了……她反反复复地大声吟唱着。我只能我默默地向我主祷告——但愿她年幼的儿子不要发生什么悲剧呀。

后来出狱后，我仍然常常想起她撕心裂肺的哀哭。就使我就连想到——成都的李思怡。小思怡妈妈被公安抓走，在一个月中，她被冷血的公安人员“正常忽视”。小思怡在黑暗、孤独、饥饿中煎熬，最后魂归而去。她只能以她幼小躯体的尸臭，向这个冷酷的世界提出抗议。

她不停歇地拼命哭叫和哀嚎，开始的时候，管教还过来呵斥她，说她装疯卖傻。后来，管教也感到无可奈何，就懒得管她了。管教们不时站在铁栏栅外，眼睛直钩钩地看着她。

后面的几天，我们谈论的都是她。我时常为她悲伤流泪。她哭诉着她孤苦伶仃的幼子无人照顾，这也是我的内心哭诉呀。

儿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儿子啊，妈妈受冤关押，不能照顾你了。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样？妈妈是多么想念你啊。我们母子音讯隔绝，这对我年少的儿子来说，也是一场非人的折磨啊……

共产党的公检法机构的人们啊，难道你们不是母亲养大的？难道你们能像孙猴子那样从石头缝隙蹦出来？难道你们都是断子绝孙的人？难道你们不懂得母爱和舔犊之情么？纵使再凶恶的豺狼，也有舔犊之情呀。

荆楚

21.换监

2002年9月12日上午9点，8号监房的牢门突然被打开。辛巴叫着我的番号：“2100，拿好所有自己的东西，出来。”

“拿好东西出来”，一般意味着释放。但看到辛巴凶巴巴的样子，我感到不是释放。于是随口问了一声：“换房么？”

辛巴说：“是的，你怎么知道？快！”

我脱口而出的话，让辛巴和狱友们都感到吃惊。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换房。

首先，08监室里这两天没有放人的任何迹像。平时，监室里的蜘蛛最敏感。每次放人的时候，它都会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然后又循着蜘丝返回。这个现象确实很奇特，也很准确。我默默地印证了很多次，屡试不爽。这两天也没有蜘蛛掉下来。

蜘蛛是我们孤独监房生活里的可爱小生灵，它是我们眼里的天使。每次大扫除时，我们都护着它们。我常常看它们专心致志地织网。它们织好网后，就静静地待在中央。一旦有蚊子触网，它就迅速地把蚊子吃进肚子里。有一只黄豆大的蜘蛛，已在我们监房里待了好几年了，一直被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护了下来。

其次是我一直还处于“侦查阶段”，不可能获得释放。

再则是看守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是放人，管教先在南铁栏栅前，叫将释放的人拿好自己的东西。然后走到北面走廊里，打开两扇牢门，然后检查有没有不能带出去的东西夹在行李里面。
而今天这样突然打开牢门，没有这些迹象。

且每当有人获释时，孔管教叫人准备东西的时候，她的脸上带着一丝喜悦，也会为即将出狱的人微笑一下。看到孔管教脸上的这种表情，我们就会明白，叫出去的人，准是释放了。

这次换房间，也是对我的一种惩罚。主要是我跟辛巴说的案情与起诉书不相符。我受冤关押，怎么能与起诉书一致？因此，辛巴断定我在欺骗她。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明显感到辛巴对我很不“客气”。所以辛巴来叫我时，我便推测肯定是换监房了。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我们对时间很敏感。昨晚我就在想，我已经在这个监房里整整关了一年了。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一年四季，我都在左顾右盼，心里忐忑不安。

换房是一种明显的惩罚。因为监房中“论资排辈”的潜规则很浓郁。到了新的监房，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毕竟需要低首下心，毕竟需要适应新的狱中“秩序”。然后才能一步步回归到从前的状态。

荆楚

22. 5号监室

我拿着自己的生活用品和被褥，被辛巴带到了5号监室。

5号监室里的人一看我不是新来的，就问我是哪个房间的？

我说是8号监室过来的。

到5号监室后，我整天闷闷不乐，嘴巴不说话，眼睛不看人。晚上睡在厕所边，又是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睡在第一铺位的李玲问我：“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去年的911”。

然后她又问：“什么部门送进来的？”

“市检察院一分院？”

她再问：“是不是姓顾的送你来的？”

“是姓王的。”

她听后很吃惊，然后大声叹息着告诉我：她也是911那天进来的，也是市检察院一分院送进来的。

顾和王她都接触过，他们是同一反贪局的两位副局长。

我说：“那就是说，911这天，王送我进来，顾送你进来？”

她说：“是呀。”

李玲是受他先生的牵连而入狱的。她先生在8月被顾送进来。我是受张法官牵连而入狱。张法官也在8月被王送进来。

我说，我被审讯了几十次。李玲说她也被审讯了十几次。原来，我和李玲同时成了王、顾两位副局长竞争正局长的位子的“政治筹码”了。

李玲被关了两年，法院无奈，就用了一个共同犯罪的罪名，判了她两年。宣判当天，就释放了。

就这样，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我们彼此安慰。李玲天天公开喊冤，而我则是把冤屈压抑在心里。

我说：“我进来以后，每天必梦见小人。”

她说：“我也是天天梦见小人。”

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和李玲慢慢熟悉起来，她在5好监室已有很长时间了，很像个有权威的人。她睡在第一个铺位上。几天以后，她让我睡在她的走道边，好离厕所远点。但给她造成了不便。

第五铺位的是高伊宁。她也是从7号监房换过来的。

一天早晨，高伊宁问我：“你家在什么地方？”

我说：“在闵行。”

她咕噜了一句：“我父母亲也住在闵行，我父亲在一个过去造炮的单位工作。”

我想，我单位过去也是造炮的呀。然后，我就仔细看她。突然，我说：“你是高德盛的女儿？”

她惊奇地望着我：“你怎么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询。”

她呜哇的一声，将我紧紧地抱住，眼泪唰唰地滚落，嘴里不停地说：“你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相见了。”

她呜呜哇哇地哭个不停，把我弄糊涂了。

原来他父亲经常在家里提起我，她也跟我的一个熟人关系很好。但她从来没有见过我。她父亲在911前一个月还来过我办公室，求我帮他做点事情。

高伊宁是在2001年12月被抓进来的。她是一个单位的工程师，也是副经理。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上司让她去跟外商签订了一个合同，以便产品出关。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就这样，她成了制毒、贩毒犯和走私犯了。已对她开过一次庭。假如罪名成立，数罪并罚，至少要判15年。她的律师说，争取最好的结果——判10年。

她把起诉书拿给我看。一个小偷也好奇挤过来看，被她骂走了。

我看了全部起诉书后，然后提醒她：“有一个关键点，你要特别注意。因为你是不知情的。是可以证明的。你在这桩事情过程中，也没有拿过一分钱。而那些拿过钱的才是知情人……”

后来，法院也采纳了这一点。

虽然她知道自己很冤。听说至少要判10年，对她的精神打击特大。身体也因此垮了下来，双膝关节红肿。上厕所时，蹲下之后，需要有人拉，才能站起来。

一天早晨，她醒来时，脑子里跳出一个“相”字。她就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算命。想了半天后说：“你是肯定要吃官司的。那‘木’和‘目’两字，代表你要在木栏栅里被人看住。”

她听后又追问我：“那有几年呢？”

我看过她的起诉书，罪名很大。我迟疑良久，也无法作答。

她很心急，就继续追问我。我就说：“四年不到吧。“木”不出头，就是“不”字。“目”字倒下去就是“四”字嘛。大概4年不到吧。”

她一听就笑了起来：“假如4年不到，我要挺过去。但律师说10年就已经很好了。”

她想到律师的话，又万分伤心起来。

自从这次猜测字游戏后，她好像有点信心了。一般情况下，一审以后，会在两个星期内判决。但对她迟迟未判决。她很着急。

我安慰她说：“这说明法院对你的判决很慎重，这是好事嘛。”

后来，在我无罪释放离开后，才打听到，她判了3年半。

检察院为了体现其政绩，往往用最多最重的罪名往当事人身上压。还好，法院有相对的抗衡空间。

否则，就算被冤死了，也毫无办法。

在监室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当每天早晨胧醒来前，假如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字跳出来，那这个字就决定你的未来的趋向。

在8号监室里时，我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我从来没有说出来，生怕遭到狱友们的误会或嗤笑。

到了5号监室，我才敢说出来。反正接触时间不长，我也不在乎她们的误会。

我每天早上冒出来一个“祥”字。祥字一般很好理解，就是吉祥的意思。但我平白无故地关了一年多，还有什么吉祥可言？

5号监室的狱友们一致认为，我会无罪释放。

她们将我与李玲对比，说李玲也是911进来的，已经开过一次庭了。而我的事情没有任何犯罪的法律依据，所以无法开庭。实在要法院开庭的话，是要贻笑天下的……

一天早晨，李玲的脑子里突然跳出来一个“臀”字。但没有人解开。

海霞也有过一个“袜”字。也没有人解开。

攀爱华有过一个“逃”字。我说，你没有放出去的兆头啊。要么就是逃。

攀爱华就说我欺负她。

其实，她接到起诉书后，她的自述是请我代笔的。我看他的起诉书，肯定要坐牢。

第二天，攀爱华脑子里又跳出来一个“赵”。

我说：“看到没，你不想走了。”

她说：“到底是几年呀？”

我说，是无期呀。这个“赵”字，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那个X在数学里面是未知数嘛。

狱友们听后都笑了。

后来攀爱华被判了15年。

在5号监时，我很快结识了这两位新朋友。5号监室狱友的安慰，给了我不少信心。我的愁云也渐渐地少了。我在等待着检察院对我下一步的行动。

荆楚

23.狱中鬼哭

5号监室离进门的地方较近，门口有一个喷水池。喷水池里养着几尾红鲤鱼。天气闷热的时候，需要打开喷头喷水，给鱼儿增氧。

喷出的水珠经常吹进我们的监室，使5号监室变得更加潮湿。

从5号监室北面走廊窗口望过去，是齐窗高的野草。大狼狗经常在草丛中穿梭。

我被调换到5号监房后，当然是重新睡在厕所边。厕所位于北走廊窗口的地方。换监时已到了秋天。晚上，冷风掠过我的身上，也掠过我的脸上。

睡在厕所边，所有人半夜小便，要踩过我的铺位上才能过去。即使睡着了，也会被弄醒。

由于我不适应新监室，我的失眠又加重了。

每天凌晨2-3点钟时，总能听到凄厉的鬼哭声。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恐怖凄惨的声音，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哭声。所以我十分肯定是鬼哭，而不是人的哭声。听到这种哭声，使我不寒而栗。

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也从来没有相信世间有鬼。但这一次亲身经历之后，让我改变了无神论的信仰，而相信人世间有鬼神存在了。

连续两个晚上的鬼哭，搅得我心烦意乱。我实在不能憋闷在心里了，我问同室狱友：“你们听见半夜哭叫的声音吗？”

但她们都说没有听到，但肯定有鬼。

她们就说出了9号监室的“红丝带”的故事。

过去，9号监室是羁押死刑犯的监室。死刑犯由于手脚被枷锁锁住，所以卫生、拿饭、喝水、换洗衣服等等，需要附近监室的值日人代劳。有好吃的东西，也首先满足死刑犯。

打扫厕的要求很高，要洗刷到厕所最底下的水管。常常需要撸起衣袖跪在地上，用旧牙刷刷去污垢，才算打扫干净。每当此时，老狱友就会站在旁边督促。

死刑犯一般要关较长的时间，有的宣判后，要过1～2或几年后才执行。

9号监室的死刑犯关得越久，越感到有愧于大家对她们的帮助。

一次，一个死刑犯在临刑前对狱友们说：“假如有一天我走了，我还会回来看你们。你们监室的厕所卫生就包给我，我天天来打扫得干干净净。”

每当狱友们说起她，都忍不住对她的怀念。半夜之后，9号监室的厕所会自动的抽水。狱友们非常害怕，就报告了管教。

而管教表面上不信，一本正经地训斥犯人在说谎。但9号监室夜半自动抽水的事情，却悄悄地在管教中流传开了。

有一次轮到吴管教值夜班。吴管教是复员军人，人很高大，胆子也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

那天夜里，当吴管教循走廊巡回检查时，正走到8号监室，听见厕所的抽水声。

吴管教马上查看9号监室，但厕所边确实无人。

平时，抽水手柄要十分用力才能抽水的。抽水手柄也没有坏的可能。

这一次，吴管教确实害怕了，且夜半只有两个管教值班。整个一楼的监室全在安静中。

第二天，吴管教找来了修理工仔细查看，抽水手柄确实没有坏。修理工反复试了几次，均一切正常。

修理工检查走后，每到下半夜，9号监室自动抽水还是经常的发生。

有人建议在抽水手柄上系上红丝带，吴管教破例答应了。她拿来一根红丝带，系在抽水手柄上。从此以后，9号监室安宁下来了。

所以每当我们路过9号监室时，最耀眼的地方，就是抽水手柄上的红丝带。老狱友说，已存在多年了。

由于连续两夜鬼哭，我就请狱友们注意听。

第二天早晨起来，有两人说也听见鬼哭了。她们因此变得非常恐怖。

5号监室的狱友说，市看守所阴气很重，死刑犯都是在这里长期关押后直接去刑场的。她们的灵魂没人引领，回不了家，就在这里徘徊。

管教对死刑犯是很关照的，从来不侮辱她们，并尽可能满足死刑犯人的生活条件。管教们也害怕死刑犯的鬼魂来缠住她们。

荆楚

24.小女孩的梦

一天早晨起来，我问因偷东西关进来的小女孩说：“你昨晚叫我的名字干嘛？”

她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回家去了，你把好吃的东西全给了我，我很高兴。”

李玲说：“你好美哦！白天想吃人家的东西，晚上做梦也想吃。就数你嘴最馋。”

小女孩是一个广西来上海的打工妹，在一家公司里干杂活。偷了老板价值七千元的手机，被老板报告经侦，就把她抓进来了。老板与经侦是狗肉朋友。在当时，七千元够判刑的。对于这个女孩，老板也够狠心的。

家住广西的小女孩进了看守所后，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下落。所以她身无分文。看守所的伙食很差，女孩又在长身体的阶段，使她经常处于饥肠辘辘之中，而变得很馋。她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巴望我离开后，把食物留给她。

5号监室的人对她从来不闻不问，也从来没有人分给她食物。一般人吃苹果都是连皮吃到只剩种子。
我来到5号监室后，食物虽然有限，但总有她的份。

每当我吃东西的时候，她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我手上的食物，看了让人心碎。

有时，我吃了一半，就给了她。

有的狱友对我这样做很反感，责备我对一个小偷这么仁慈。其实，我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当成一个做过错事的孩子。虽然她的年龄刚够判刑的资格。

过了一星期，到了10月25日，我真的被无罪释放了。我将所剩食品都给了她。

我获释离开时，刚开过大账，且送来一个月的食品。有未开封过的豆奶粉、饼干、榨菜等。

那些没有开过封的食品，硬是被上海的犯人要了去。

对于其他狱友来说，给她整包未开封的食品，是太奢侈了。

总的来说，小女孩也获得不少食物，算是一个大丰收了。但愿这些食物能帮助她渡过饥饿的煎熬。

荆楚

25、谁是陈询？

在看守所里，医生每天都会到各监室的走廊前来回走一次。有需要看病或拿药的，当医生经过时，就呼叫医生给予诊断，一般会给予治疗和服药。

但医生一般不会主动开口。只有新犯刚进来的时候，医生才特意到监室前询问。如有什么病史？有无传染病？开过刀吗？身上有疤痕吗？以后，再也不会主动问你什么了。

我被换到5号监室后，严重失眠，经常半夜睁大着眼睛，常常被密管教训斥，要我把眼睛闭起来。

密管教也把这种情况记录在案。第二天早晨，杨医生过来，我报告杨医生说：“晚上睡不着，请给我安眠药。”

杨医生朝我看看，去值班室看了看记录。就给我每日口服“珍合灵”片，代替安眠药。

因为我过去不多用安眠药，“珍合灵”片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但过了一星期，杨医生却要给我停药。

我说：“不行啊，我刚有点睡眠。”求他再开一星期。

她说如果需要长期服用这种药，就自己去买。

我说，我没有接见的权利，又不能通知家人给我送药。

默然了一会，杨医生说：“下星期给你，以后就不给了。”

下个星期的一天下午，杨医生突然直奔5号监房问：“谁是陈询？”

我走向前去说：是我。

杨医生说，“哦，是你呀。你身体还可以吗？”

我说：“还好，就是睡眠不好，你不能给我停药啊。”

杨医生看了看我说：“好吧，好吧，给你继续服用。”然后就走了。

我们监室的人都感到奇怪。杨医生从来不主动问犯人的身体情况，下午她也从不进监房的。我的请求，她答应得很痛快。

于是有人猜想，这是被释放的前兆。也许有人来询问看守所的医生，我这个“当事人”的身体情况。我想也是。检察机关毕竟很久（3个月）没有来过了。他们当然不了解我的身体情况。

在看守所里，每个人都学会用心灵去感悟或领会什么，用耳朵仔细地辨听声音，用眼睛察言观色，甚至用鼻子去闻出不同的味道。

一般情况下，有男犯人在监室窗外走过，她们也能闻到气味。虽然紧闭着窗口，还是可以透进些味道来。假如有男管教来检查这里的工作，整个监室都可以闻到男人的味道。

杨医生这次反常的询问，也使我感到快要回家了。看守所从来叫我“2100”的。检察机关是叫姓名的。因此，杨医生根本不知道谁是陈询，所以她一进来就问：“谁是陈询”。

大概是有人要求杨医生来看看我的身体状况。释放时，尽可能不要有病在身，不要有伤在身，以免让家属看见伤心，以免使看守所给人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检察院小矮子这干人毕竟心虚。释放时，家人、朋友、同学来看守所时，毕竟会留给大家一个印象。

来到5号监室后，开始几天虽然很不习惯，虽然辛巴仍然对我越来越凶，但我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越来越好起来了。

杨医生匆匆离去后，我的心里确实感到了一种轻松。

我暗想，杨医生对我特别关心，肯定有特别的原因。

荆楚

26.检察官夜间来访

杨医生来询问之后不久，一天晚上8点多，我正在看电视，长脚管教轻轻地把两扇牢门打开，轻声地叫我出去。

我问：“这么晚了，谁来会见？”

她说：“检察院的。”

说着，我们已走出了第四道铁门。看见谢公诉和顾承办两人，他们的神情不像过去那么威风凛凛了，眼光也很温和。不再像过去那样，他们在看到我时，眼光里充满了轻蔑。

待我在提审室坐定以后，谢公诉说：“陈询，检察机关决定对你解除强制羁押，改为取保候审。”
我平静的说：“我要见律师，到底怎么回事？”

我记得，6月11日，律师曾经为我申请取保候审。但检察机关在7月2日给律师的回复说：“案情重大，不宜取保候审。”今天，怎么突然由检察机关提出给我取保候审呢？

谢公诉说：“我们找过你的律师了，他在安徽。”

然后又说：“取保候审必须有担保人。”

但我还是坚持要见律师。

谢公诉说：“律师不能作为担保人。你可以给你哥哥一纸手书，让他做你的担保人吧。”并递给我纸和笔。

我写了同意哥哥作我的担保人的手书。他们拿了，就转身离去了。

回到监房，长脚管教给我解手铐时问：“怎么这么快呀？”

“来告诉我取保候审。”

长脚管教马上微笑着说：“是好事呀。”

我却没有高兴的样子：“你们这里，有很多关了很长时间后，又不明不白放出去的么？”

长脚管教说：“唉，你不要打听这些。出去总归是好事。”我在心里想，这就是她们心中的“国家机密”哦，当然不会告诉我的。

然后，长脚管教又问：“他们什么时候来接你？”

我说：“我没有问，已经关了400天了，还问啥？”

长脚管教说：“这倒也是。反正时间也不会长了。”

回到5号监室，狱友们纷纷问我是什么。我说给我取保候审。大家都为我高兴，个个很羡慕我的样子。当然也有狱友在暗自伤心，不停地叹息。我不知道她们是为自己叹息，还是为我叹息。

李玲问：“什么时候出去。”

“我没有问。”

高伊宁接口问：“你不高兴？”

我说：“是的，我高兴不起来。”

经过被捕后的一波波情感上的锻炼，此时的我，已是宠辱不惊了。

狱友们在作自己的准备——有的拿出家里联系方式，有的马上写纸条，有的希望我把衬衣留给她，有的希望得到我的被褥。那个广西女孩也一直围着我，她想我把食物留给她，以解她的饥肠辘辘。

检察院为何要在晚上来看守所？我回到家里后才知道。是因为我的家人在检察院把善后事情全部做好之前，不愿给我作担保人。为此，检察院连续几天找到我哥哥，请他做我“取保候审”的担保人。哥哥说：“我妹妹不明不白关了一年多，求你们放人时，你们说‘案情重大，不宜取保候审’。那么，现在就由你们继续羁押下去吧，不要来找我。”

那几天里，为了劝说哥哥答应做我“取保候审”的担保人，检察院反反复复打我哥哥的手机和我娘家的座机。哥哥只好将手机关掉。但家里的座机铃声不断，晚上只好把电话线拔掉，才能安睡。

最后是检察院夜间突访看守所。我不明就里，写了手书。

第二天中午，哥哥手机刚打开，铃声就响了。又是检察院的电话。

他们告诉哥哥，你妹妹有亲笔信给你，请你快点过来看看……

他们把哥哥骗去后，在他们的诱导劝说下，哥哥答应了做担保人。他们要我哥哥不要离开，吃完中饭之后，马上去看守所接我。

简单的案情，我被检察院关了400天。又由7月2日“案情重大，不宜取保候审”，到在10月26日，改为无罪释放。

我的911冤案，是一群白痴检察官的“杰作”啊。

Cindys

晚上去接出来的一般都是有幕后原因的，把你接回去，让你打电话通知符合条件担保你的人，然后再告诉你不再犯其它事，一年后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