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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空军         刘亚洲

概论 三次军事革命

第一次军事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千年陆战被海军终结。英国工业革命兴起，船坚炮利。它从海洋上对敌国纵深进行打击。拥有庞大陆军常备军的清国一击即溃。中国甲午之役，胜负亦决于海上。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全部。


　　第二次军事革命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空战的出现使世界战争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空战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了两件最重要的武器：飞机和坦克。德国人盯住了坦克，英国人盯住了飞机。德国军队有着重视陆军的传统。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飞机，却是为配属陆军作战的。德军崇尚空地突击。德国空军的主要编成是歼击机和强击机。从一开始它就是战术空军的架构。它把空军的打击方向定位在陆军前方的阵地上。空中力量的战略性被忽略。它不建造航空母舰，也不为海军配属航空兵。二战中，德国空军凡配属陆军作战，就虎虎有生气；凡独立进行作战任务，便无功。英伦战役就是明例。庞大的德国空军没有像它希望的那样从空中解决英国，它其实连独立解决一个战役的能力也没有。它甚至不知道是该先消灭英国的空军还是该先轰炸英国的城市。而德国陆军在失去空军时，也不免黯淡。敦刻尔克证明了这一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德国的失败始于敦刻尔克。我是从空中看到这一结论的。”德国人在空军失败不久，在海上也失败了，最后是陆地上的失败。英国人在一战尚未结束时就成立了独立的空军。它既有性能出众的歼击机部队，又有威力巨大的战略轰炸机部队。英国空军先是在敦刻尔克挽狂澜于既倒，又在伦敦解燃眉于倒悬。敦刻尔克奇迹后，丘吉尔说：“这次撤退包含着胜利。它是靠空军取得的。”英伦之战后，丘吉尔又说：“在战争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大量的人（英国人民），从如此少量的人（飞行员）那里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


　　第三次军事革命发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方兴未艾。这次革命的显着标志是：空中力量时代的来临。空中战场成为决定性的战场。空中的胜利成为最终的胜利。无航空便无领空。无空防便无国防。第三次军事革命来得如此迅猛，影响如此广泛，起点如此高，以致于第四次军事革命的曙光已在天际隐隐浮现，那就是对外层空间的军事争夺。可以断言，在本世纪，谁掌握了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天权；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制天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三个台阶

近十年来，美国发动了三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在这三场战争中，美国对空中力量的使用和发挥达到了极致。三场战争三个台阶，美军一步步攀登军事革命新高峰。①海湾战争。这场战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普遍的真理是：现代战争需要依赖诸军种联合作战才能取胜；在此之后，战争空中化趋势渐渐凸现。双方空中战场的较量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较量。四十二天海湾战争，有三十八天是空中打击，地面战争只有一百小时。美军以损失一百余人的代价，歼灭伊拉克四十二个师，击毙击伤十万人，俘虏十七万人，摧毁坦克三千八百辆，装甲车一千五百辆。不仅旁观者，连胜利者和失败者也被这些数字迷惑住了。伊军曾发誓要让美军踏过一片血海。美军在沙特曾订购了几万只尸袋和棺材。但空军改变了这一切。人类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地面战争时代，至此走入绝境。②科索沃战争。我称这场战争为“空袭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仅由空袭便达成战争目的的大规模战争。首创此种战争形式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因此被赠于“飞机总统”、“空袭总统”和“导弹总统”的绰号。南斯拉夫为打地面战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但未料到对手始终不给它这种机会。北约空袭空袭再空袭。一位塞尔维亚老人曾说：“上帝啊，你要是可怜塞尔维亚人，就让北约从天上下来吧。在地面上打一仗，是胜是负快点结束吧！”北约终于没有从天上下来。不分昼夜地轰炸了七十八天，直至南斯拉夫屈服。南联盟士兵走下空荡荡的战场时一言不发，一如他们没有射出一粒子弹的枪膛。这是一场不会被忘记的战争。它过去的越久，留给人们的思考就越多。在世界军事史上，这场战争的意义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份。首先，它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这是千年来无数军事家的梦。其次，此战之后，空军作用飚升。杜黑和他的继承者们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后就一直在酝酿的事情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结束时终于成为现实。③阿富汗战争。如果说海湾战争中对空中力量的使用还是战术性质的话，科索沃战争中对空中力量的使用则是战役和战略性质的，而阿富汗之战则纯粹是战争性质的。在历史上，从无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靠空军轰炸就能摧毁另一个国家的政府，最多是令敌国重创，而这一次美国在对塔利班的战争中，彻底推翻了传统智慧。战前，许多人包括我国一些军事理论家，都认为阿富汗山多洞密，最不适合空中力量发挥作用。阿富汗曾用人民战争打败过英国人，打败过苏联人，本想这一次也同样会令美国人铩羽。但美国人仅用二十天就漂亮地结束了战争，一步踏进西方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中亚。它仅仅使用了空军。不错它曾派出小股地面部队，但那是为空军精确打击服务的。现代空军的远程、精确、猛烈突击威力，在阿富汗之战中表演得酣畅淋漓。它不仅使传统陆军陷入攻防两难的境地，也使人民战争理论的根基发生动摇。我们对阿富汗战争自始至终予以极大关注，因为苏联打了那么长时间都打不下来，为什么美国人几天就打下来了？开打之前，很多军事评论家都说美国人会重蹈英国人和苏联人的覆辙，为什么没有？美国在阿富汗的胜利当然是它自己的胜利，但对于战争史来说，则是先进思想和先进理论的胜利。在二十世纪一百年时间里，空中力量走过了一段作战工具——重要作战手段——主要作战手段的历程；经历了小角色——配角——主角的过程；完成了次要作用——主要作用——决定作用的跃升。至阿富汗战争结束，空中力量发展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九十年代以前，空中力量被称为空军，因为它的确也不过是空军而已。但是，今天它的名称依然是空军，人们却再也不会用看待一个普通军种的眼光看它了。

学习美军

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成为历史。我认为，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美军是我军的对手，也是我军的老师。在过去的百年中，美军对空中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最直观、最形象的诠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军就在战争中重视使用空中力量。二战后开始主要以空中力量参战。海湾战争基本以空军参战。科索沃战争主要以空军参战。阿富汗战争完全以空军参战。一个世纪来，美军参与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战争，从来没有遭受到比对手更重大的伤亡，而且伤亡越来越少，直至零伤亡。这是因为美军始终紧扣军事革命的脉搏，不敢须臾落后。悠悠百年，它既凭强大的国力，又凭先进的技术，更凭前卫的思想，一直领导着世界空军的潮流。英国人曾靠战舰统治世界。美国人则把世界置于它那双硕大的飞机翅膀的阴影下。美军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点：①先进的军事战略。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战略；有什么样的战略，就有什么样的军队。军事战略也是治国之道。战略是行动的先导。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自己的战略，但这些战略多数有措施而没有境界，有细节但没有全局。要么不变，要么多变。而美军的战略始终是清晰而坚定的。正如全部二十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中东石油以及石油运输线而制定的那样，美军的发展战略始终都是以航空力量为主线而进行的。美国军事战略的突破口选在空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美国海军都在一直干着空军的事情。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克林顿、布什的NMD、TMD计划，都属于空军战略范畴。这些战略已经由天空升往太空。天空是太空的基石。太空有一天会成为战场。在太空成为真正战场之前（目前还不是），空中战场仍是主导战场。看看美国以前做了什么，就知道它以后要做什么。它将赖在天上不走。由于居高临下，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巩固美国的地位。美军的发展代表了未来军队发展的趋势。②解放思想。有趣的是，美国人并不成天叫喊解放思想，但其思维始终是开放的。我们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规定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可我们的思想就是解不开放不开。我们沉溺于过去。美国人眺望未来。美国没有历史，因此它也没有包袱。它最善学习。因为学习，所以容纳；因为容纳，所以智慧；因为智慧，所以敢想；因为敢想，所以创新。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的民族，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对军事而言也一样，那些最善于对军事力量进行战略转换的军队一定是常胜军。美军最强大，却最有危机感。这也是它思想解放的标志。它敢于憧憬胜利，也敢于憧憬失败。美国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本土一百三十年无战事。但美军报纸天天聚焦于国际冲突的热点，天天讨论美国怎样应付各种挑战，仿佛敌人已经逼到了家门口，美国已到战争边缘。普京说：“伟大的美国历来被对手低估。”我认为这主要是指美国人开放的思维而言。由于新军事革命汹涌而来，中国军队已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新时代对旧时代的淘汰是毫不容情的。面对这种浪潮，我们需要革新的决不仅仅是手中过时的武器装备。③科技的力量。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想，能不能说它也是第一战斗力呢？任何一项重大的发明，都注定将被强制性地首先用于战争。这是铁定的法则。现代科技一日千里。军事需要科技。科技反过来又推动军事革命。二者是双胞胎。美国最重视科技。我曾戏称：五角大楼的空气里都飘着创意。李政道曾对邓小平说：“美国百分之七的人是科学家。这些人全心全意在搞研究。”这股力量是可怕的。科技不仅改变了物质世界，甚至改变了精神世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凡是说出来的，就已经过时。一切不可能均可变为可能。

概论 空军，空军，还是空军


空袭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由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可以描绘出空中战争的特点：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没有前沿纵深之分；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没有军队老百姓之分。军队越来越知识化，战争却越来越平民化。前方可能比后方更安全。没必要像传统战争那样先打前方再打后方，上来就直插心脏。


　　蒋介石在制定台湾军队的发展战略时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是空军，第二是空军，第三还是空军。陆军排不上名次。”经过几十年经营，台湾的防空体系在亚洲、乃至全世界也是一流的。台湾军购清单中从来是空军居首。陈水扁上台后，更是闷头发展空军。他说：“搞空军只做不说。”一位台空军将领竟说：“我们的沉默，将让我们的敌人永远沉默。”由此可见，在未来的战争中，空军一定具备以下特点：①首当其冲。②准备在战争中担纲主角。③可能进行相对独立的战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程使用”。


　　一切表明，我们只能选择空军和空中力量。选择，是因为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抢占制高点。一个国家在崛起之初，为了征服敌国而不被敌国所征服，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而地理上的不败之地，就是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被称作地理上的绝对制高点，如高山、高原等地形。某些大河也提供这种地缘环境。古罗马占据着阿尔卑斯高原。奥斯曼占据着土耳其高原。蒙古人控制了蒙古高原。嬴政、刘邦、李世民崛起于陕西高原。空军便是今天的高原。据高原，才能向下俯冲。江河高下，一泻千里，势不可挡。我们虽然落后，但机会仍在。机会之门看似关闭，其实是虚掩的。命运之门也看似关闭，其实也是虚掩的。

回首杜黑 挫折与挑战

谈空军，有一个人我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这个人就是杜黑。1907年，这位意大利陆军中尉在没有任何战争实例佐证的情况下，不容置疑地提出以下观点：飞机用于战争必将彻底改变战争的面貌；战场上将出现新的军种——空军；新的作战领域——空中战场；新的作战模式——空中战争；新的军事学术——空中战争理论。二十世纪空中力量的发展证明，杜黑的理论不是对上一场战争的总结，而是对下一场战争的预言。在上个世纪最初的那些年里，他这样写道：“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战败。”“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战胜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百年战争史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着杜黑的正确。他的某些话简直就像针对今天而言。


　　任何先进理论都产生于落后的环境之中，并承受着落后的重击。愈是真知灼见，愈难被人所接受。对杜黑理论的质疑从未间断。实践有时候也并不站在真理一边，虽然它最终将这么做。①绝对制空权与相对制空权之争。杜黑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论述制空权思想的人。他认为，所谓制空权，就是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这是一种绝对的制空权。苏联人反对这种观点。苏联人把制空权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它认为某些时刻夺取局部制空权更重要。这便是相对制空权理论。苏联人用实践否定了杜黑并嘲弄了他：一举夺取全面制空权太困难，近乎虚幻，唯取得局部制空权可触及。卫国战争中数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会战，苏军都靠夺取局部制空权获得了胜利。德国空军将领默林承认：“俄国人常常取得局部优势。”②轰炸与空战之争。杜黑坚决主张夺取制空权只能靠空中进攻，力争把敌方的飞机消灭在机场上和工厂里。他极力反对空战。他的形象比喻是：与消灭空中的飞鸟相比，捣毁鸟巢和鸟蛋的办法更有效。英国空军崇拜杜黑，是“轰炸派”。早在1928年，英国空军参谋长就指出：对空军而言，不需要首先打败当然的空军，只需对敌方重要中心狂轰滥炸，置敌于防御境地，即为大胜。苏军和德军是“空战派”。他们兢兢业业地进行空战。迄今为止世界最大规模的空战都发生在苏联的蓝天上。空战被证明是歼灭敌航空兵、夺取制空权的阳关道。英国虽然不重视空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不列颠大空战，最后从空中挽救了英国。杜黑有些黯淡了。③独立进行空中战争与支持地面之争。杜黑认为，必须建立一支进攻型的独立空军，实施独立的空中战争，在陆海军发挥作用之前结束战争。他反对空军支持地面作战。他认为把航空兵隶属于陆海军之下是无用的、多余和有害的。这一观点被无数人耻笑。一切始于地面，止于地面。大炮尚且不能上刺刀，飞机何能，敢称天骄？二战中，德军闪电战大放光彩。闪电战的核心正是空地突击。为了更好地支持地面作战，德国还专门为空军研制了俯冲轰炸机。苏军的旗帜是大纵深作战。航空兵是天上的陆军。铁木辛哥说：航空兵的影响不是在深远的后方，而是在师和集团军地域内对敌人联合作战。这是两支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陆军。胜利者是不受置疑的。杜黑变黑了。

回首杜黑 核门槛

诸雄中，只有美国发展空军的战略是连续的、完整的、清晰的。飞机诞生在美国。制空权理论诞生在欧洲，但美国视如己出。再也没有谁比美国更看重天空了。一战发端于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唱主角的是坦克。一战结束于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主角换成了飞机。是役，美军出动了一千五百架飞机。西线天空一片乌云。美国人使用航空兵的决心令人叹为观止。打那以后，美国人再也没有离开天空。历史选择了天空，天空选择了美国。海洋曾征服陆地。天空又征服海洋。地面上得到的，从空中能得到；地面上得不到的，从空中仍能得到。落后的国家最能浪费智慧。先进的国家最能聚集智慧。智慧之争就是国力之争。胜利是强者的丰碑。失败是弱者的墓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战争中各国军民伤亡一亿以上：苏联两千万，中国三千万，德国近千万，日本六百万。而美国只有三十万。但美国参予了除苏德战役外所有重要的战役，并主导了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无论是地面的，还是海上的。谜底在天上。看看欧洲的天空和太平洋的天空就知道了。美国付出了最小的代价，得到的是整个欧洲和全部大洋。


　　天空无垠。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美国人一度走得太远了。太平洋战争是从空中开始的，也是从空中结束的。美国人不仅要获取眼前的胜利，还盯住了胜利以后的世界。它发明并使用了原子弹。列强踊跃。连中国也蹒跚跟进。核弹云集。人类即将被人类毁灭。核冬天未至，人们已先自寒了。核门槛高耸。世界屏息。人类如不存在，战争有什么意义？所有的常规战争理论至此突然陷入了绝境。杜黑渐渐被人遗忘。但美国人是清醒的。它最先垒起这道门槛，也是它最先跳过了这道门槛。①政治。它明白必须赢得冷战。恐怖的和平不是和平。它也不需要这种和平。②技术。麦克阿瑟说：“随着科学发明创造的不断涌现，战争力量的毁灭性现已到了改变传统战争概念的程度。”他只说对了一半。科学技术还可以使人们重新跳出“战争力量的毁灭性”。于是，以太空技术为特征，远距离、大威力、高精确、短时间为特点，以空中袭击为主要模式的“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出世了。任何现代战争首先必定是短暂的。速战要求短时。速决要求准确。速胜要求猛烈。这些特点，都为现代空军所具备，只有现代空军才具备。因此，我大胆地说，美国是从空中跨越核门槛的。也只有从空中才能跨越。突破核门槛的第一战是1986年美国空袭科比亚。这次空袭虽然没有后几场战争那么炫目，但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此战虽短，只有数小时，世界军事界却称其为“战争”。它是后几场战争的雏形。新军事时代所有的特点都在这场战争中留下了影子。


　　当现代空军跨越核门槛的时候，杜黑理论的强大时代穿透力也显现出来。人们发现，在二战中被割裂开的战略、战役、战术制空权，现在又被合在了一起。二战中被证明的制空权理论得到了进一步证明。二战中没有完全证明的空中进攻理论也得到了充分证明。而二战中对杜黑理论否定的地方，却突然失去了新的依据。杜黑《制空权》的每一段论述几乎都是准确的预言：①杜黑主张优先发展空军的思想差不多被所有先进国家所接受。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说过：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今后作战，陆海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也打不下来。②杜黑说：未来战争将从空中开始。首先使用空中力量的一方，肯定会在战场上造成迅速的、一边倒的决定性结局。1909年杜黑曾设想：仅靠空军的力量就能够在空中完全地结束战争。1999年，这一设想在科索沃得以完美实现。③杜黑论述过的关于民航作为空军后备力量的设想得到验证。继“驼峰”空运、柏林空运之后，海湾战争中美国又一次开展战略空运，几乎将一座中等城市搬到中东。④杜黑力主战略轰炸，反对空战，这被二战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受飞机的技术性能和威力的限制，战略轰炸远未达到结束一场战争的程度。但近年科技爆炸之后，这些难题豁然解开。精确制导武器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空中格斗基本消失。被发现即是死亡。⑤杜黑说，由于空军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对敌人心脏予以致命打击，失去制空权的国家会遭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并接受战胜者的任何条件。这个意义已经超出了军事范畴。我们看到，南斯拉夫在屈辱地向征服者交出了自己的土地之后，又按侵略者的要求更屈辱地交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杜黑的预言差不多都实现了，却是在曲折中实现的。这告诉我们，历史已经证明的，说明它是正确的；历史尚未证明的，并不等于就是谬误。它只是需要新的历史的证明。理论还是九十年前的理论，空军却不再是九十年前的空军。发人深思的是，九十年前的理论，居然对现代空军的建设更具指导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杜黑的理论越到后来越显出它对世界空军的影响仿佛没有尽头。当然，同任何伟大理论一样，杜黑理论也并不是无瑕的。很多时候，它差不多使全世界确信不疑，但似乎又有许多问号无法拉直。它像月亮，时圆，时缺，却始终高悬。直到今天，杜黑的《制空权》仍是世界军人们一个争论不息的话题。也许这正是杜黑不朽的原因。

回首杜黑 朝鲜战争

美军也有过挫折。美军虽然一直信奉杜黑的空中进攻战略，但朝鲜战争爆发时，核门槛已经横亘。美国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却无法对中国境内实施战略轰炸。于是，两个反常的现象出现了：一是在二战中很少进行地面战争的美军连续与中国军队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阵地战；二是不善于空中格斗的美国空军不得不同中国空军进行大规模空战。结局是令美国人伤心的：不同于美国以大机群突击作战胜利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亦不同于丢原子弹战胜日本的二战，美军是以一场以上甘岭闻名的阵地战的失败而结束朝鲜战争的。而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对世界空军的贡献就是“一夜之间”“培养”出一个“世界空军强国”。失败使美国人清醒。它永远记住了上甘岭的教训。它要给陆军插上一双翅膀。而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朝鲜战争不过是地面力量的回光返照。随即又发生了越南战争。后者的时间、规模、消耗都大大超过前者。但我发现美国学聪明了：美军的对手和朝鲜战争一样，也是一支纯步兵的陆军，但越南战争再也没有上甘岭，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地面战役也没有。越南战争的地面作战与历次地面战争有一个革命性不同：陆军行动空中化。陆军在天上的时间几乎和在地上的相等。在空中力量改变着战争面貌的同时，空中陆军也改变着战争面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又失败了。但和朝鲜战争不同，这是一次满载而归的失败。


　　中国空军在朝鲜天空上的胜利无疑具有历史意义。然而，胜利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大的敌人。与朝鲜战争的失败者美军相比，彼在跑，我在走。伞中的人总是落后于雨中的人。美国是一个在全世界受批评最多的国家，同时它也是受到自己批评最多的国家。它还是具有最多自我否定行为的国家。我始终认为，朝鲜战争给中国政治战略带来了正面影响，给中国军事战略则带来负面影响，困为我们突然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值得自己畏惧的了，这不免让人自满，导致了我军在战略思想和军事装备方面的停滞。中国空军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我们曾拥有空中英雄。英雄老矣，而同样老了的飞机仍在艰难飞行。在空军的战略思想上，朝鲜战争的影响巨大。我们只重视了经验，忽略了理论。中国空军过份看重空中格斗，对战略轰炸关注少。早在1921年杜黑就指出：“一个国家只拥有准备用于空战的空军不仅危害国防，并且被剥夺了对敌方目标发动进攻的一切可能性，将陷入严重的空中劣势。”朝鲜战争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武器——直升机。直升机在二战时还处于试用期，但美国人已看到，控制“一树之高”的天空非这种兵器莫属。这一点迅速在下一场战争得到证明。越南战争几乎就是直升机的战争。从那时起，美国陆军离开了地面。中国陆军航空兵的组建比世界晚了二十年，装备更逊。但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的不止是装备，更有思想和先进理论。先进的装备可以让先进的军事理论如虎添翼。形势如虎。与朝鲜战争时相比，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比那时弱，而我们的敌人却比那时强。落后不怕，怕的是看不到落后。摔跤不怕，怕的是不迈步。伟人经常犯错误，经常摔倒，而虫子不会，因为它们做的事情就是挖洞与爬行。杜黑说：“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才去适应的人微笑。”


                  

大陆军 突破防线

中华民族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曾经长期存在着“步兵对骑兵”的军事劣势，秦始皇将长城筑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上，期望以此抵消这种劣势。长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它是中国人建筑上的骄傲，却是中国人心灵上的耻辱。因为它没有阻挡住任何一次北方铁骑的冲锋。自古以来就没有突不破的防线。一部军事史就是进攻史。空中力量时代尤其如此。①更改传统观念。观念落后也要挨打。长城就是观念的产物。法国人的教训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天空布满飞机，但法军将领们对此视而不见。法国刚打胜了一场阵地战。胜利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当德国人在拼命造飞机和坦克的时候，法国人在拼命挖战壕。贝当元帅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宠儿是堡垒阵地战与步兵火器两者结合，遂构成法军的胜利。今后国防，如在全部国防线上建筑堡垒，则法国的安全可以保证。”他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代价。在德军的闪击面前，马其诺防线和中国的长城一样成了摆设。五十万法军几乎是坐在坚固的防御工事里当了俘虏的。在所有参加二战的国家中，法国犯的错误最少。战争不给它继续犯错误的时间和资格。相对于中国的长城，法国“长城”的教训对于军事史的意义要深远得多。中国长城的失败，是平面对平面的突破；而法国的“长城”的失败，则是立体对平面的突破。前者是在传统战争的框架内样式的变化，而后者是战争本质的变化。对马其诺防线的突破虽不完全来自空中，但已具备了空中突破的品质。它昭示着，随着空中力量的壮大，战争由平面走向立体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人的观念仅比法国人前进了几十里。它在太平洋上的进攻实际是为了建立一条“针对美国的海上防线”。（山本五十六语）这是一种防御性的进攻。它对航空兵的使用是不自觉的。即使大胜，也是不自觉的。面对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日本的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情。太平洋战争是没有争议的、主要由空中力量发起，主要由空中力量进行，并最后由空中力量决定的海上战争。从那时起，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成为海洋力量的主角。自太平洋战争之后，直到今天世界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水面舰艇之间的大规模决战。②弱国求存。陆地有天空，海洋也有天空。天空居高临下地成为陆地和海洋的主宰。整整一个二十世纪都在反反复复地证明这一点。但是，几千年的陆战思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加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没有一场战争是完完全全由空中力量决定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始终坚信最后要在地面解决问题。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本能地在自己的领土上构筑着一个个的防御工事。最后一条防线出在中东，是海湾战争前伊拉克人修建的。萨达姆把美军当成了伊朗军。他显然没有读懂对手。美军自一战以来从未发起过人海战术式的地面进攻。一如以前那些防线，萨达姆的防线也被无情地突破了。这一次突破则完全来自空中。萨达姆防线就规模而言不能与马其诺相比，但美军获胜的意义却超过了德军。德军对马其诺的突破还是战役性的，而美军突破萨达姆防线则标志着传统防御模式将从战争中消失。从空中对地面的突破也从战场扩大到战争的范畴。今天，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顾及来自空中的威胁而侈谈国家安全，再也没有一支军队可以完全不考虑空中力量的因素而妄图取得战争的胜利。陆地是有限的，海洋是有限的，只有天空是无限的。空中战争时代不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最后形态，但肯定是截止目前为止的最高形态。海洋决战已成为历史。地面决战将成为历史。只有天空决战这史诗性的一页正在被揭开。空中力量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于一支军队，防御就是防空；对于一个国家，空防就是国防。法国《今日军队》杂志在一篇文章中说：“最近三十年来所有的危机或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一样一点：如果敌人能随意从空中发动进攻，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行动就注定要失败。”以色列空军司令埃利亚胡说：“空军力量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军事革命的核心。”军事家应当看到这些，政治家也应当看到这些（下章论述）。令人遗憾的是，军事观念前卫的国家已行万里，军事理论落后的国家仍未跨过起跑线。后者年复一年地保持着庞大而过时的常备军。平时浪费大量金钱，战时浪费大量生命。这是一条看不见的马其诺。地面上的防线消失了，海上的防线也消失了，但人们思想上的防线并没有消失。其它防线可以从空中突破，这条防线从哪儿突破呢？③永远的进攻精神。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空军：第一种是进攻型的空军。这种模式的空军执行空中进攻战略，不编或编制少量的地面防空力量。第二种是国土防空型空军。专司防空职责，不具备外线打击力量。中国空军属于这种类型，也是全球大国中唯一保持这种类型的空军。第三种是攻防兼备型空军。这种模式的空军执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编制必要数量的地面防空兵力和空降兵力，航空兵是其主要成份。从长远看，只有建立一支进攻型空军，才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适应，也才可能确保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强势崛起。这不仅是对空军本质的认识，也是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目前我们只能是向攻防兼备型转换。我认为，攻防兼备的核心是攻。只有攻才能防。攻是最好的防。五十年前朝鲜战争发生，中国空军是在陆军基础上闪电般地组建而成的，共军陆军与秦、汉、唐军相似。富于进攻精神，弱者也能进攻。共军陆军的进攻特点就是机动作战。这未必不是今天中国空军的榜样。入朝作战之初，共军没有重装备，更没有空军，却大胆穿插，秘密渗透，仅凭三八枪就把美军赶过了三八线。战争后期，双方相持。我军有了飞机大炮，火力准备充分，进攻却难以奏效。因为美军在重武器和火力方面占有更明显的优势。我军进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放弃机动作战原则的深刻教训。中印边境战争时，我军又重拾机动作战的法宝。在火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迅速打垮了印度军队，而对手中有很多是参加过北非战役的部队。他们从蒙哥马利那里学来了火力制胜说，但碰上擅长机动进攻的中国陆军，一败如水。

大陆军 附庸

曾经成功地预言了“第三次浪潮”的托夫勒也对未来战争的大趋势进行了描绘：“只有推进距离远，打击力量强，行军速度快的军队，才能获得胜利；反之，推进距离有限，武器装备差，行军速度慢的军队必败无疑。”托夫勒前者说的是空军，后者的特征正是传统的陆军所独有。拥有飞机，并不等于拥有空军。拥有空军，并不等于会使用空军。不存在要不要空军的问题，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空军。正如不是要不要陆军，而是要一个什么样陆军的问题一样。日本的失误值得我们回味。二次大战中，日本的空中力量甚强，却是陆军和海军的附庸，而非一个独立军种。日本虽然有飞机，有坦克，有航空母舰，但它既没有真正看透天空，也没有真正看透海洋，甚至没有真正看透陆地。当美军的远程轰炸机已经将日本炸成一片焦土时，日本还在拼命制造零式战斗机，并把它改装成自杀飞机；当美国海军拥有一百艘航空母舰时，日本七万吨级的战列舰还在投入战场。法军用现代化的武器打了一场过时的防御战。日本用现代化的武器打了一场过时的进攻战。日本横行中国十余年，面对远远弱于自己的对手，竟没有打过一场像德军那样的陆空协同战役。对现代化的美军和苏军，它用偷袭。一旦偷袭不成，马上计拙。袭击珍珠港还是剽窃英军的构思。苏联曾是坚决反对杜黑学说的国家。它无情地批判过空军制胜论。苏联《军事百科辞典》竟这样写道：“杜黑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害怕人数众多的军队起来革命的心理。他夸大空军的作用。”苏军推崇大纵深作战理论，是有深深的陆军情结的。苏联将空军划分为军区空军，配属陆军的意图一目了然。苏联沿着三十年代创立的大纵深作战理论，一直走到阿富汗的山沟里，一直走到国家解体。中国军队师承苏军，再加上自己深刻的农民背景，对土地的眷恋更深。中国陆军太庞大。大等于肿。我们用世界最低的费用维持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以致于全军上下都在“忙生活”。台湾“国防部长”称：大陆军队对我不构成威胁，因为大陆军队还是一支“生活的军队”。纵如此，最近南京军区还成立反坦克旅。南京军区是用于对付台湾的还是俄罗斯的？台湾有让一个反坦克旅展开的地形吗？

大陆军 空中格斗

越南战争是百年来战争的分界线。这场战争一个最大的军事后果是：美国传统的地面陆军消失了，而美国空军从此告别了空中格斗时代。这二者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空军是因为陆军而存在，它必然也只能是战斗机部队。如果空军是为自己而存在，它就是一支战略合成的攻击部队。我认为，空军决不等于战斗机部队。杜黑认为：“即便是一支防御性的部队，也要建立强大的轰炸机部队。”在世界空军史上，德国空军的最大贡献就是它创造的战斗（而不是战役和战争的）奇迹最多。它产生了不少空战的王牌。但王牌越多，它离空军的本质就越远。一战时，王牌飞行员个人的勇敢、智慧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场空战的胜利，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制空权。这种情形就像冷兵器时代武士们的个人技术对战斗胜利影响很大一样。到了二战，这种情形就变化了。空战更多地表现为战役行为。虽然歼击机英雄们作为个人的战绩要远远地超过一战的纪录，但王牌飞行员对于整个战役或战斗的影响已大大下降。德国空军52联队共击落一万架飞机。德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世界第一。有八人击落二百架以上。苏联的最高纪录是六十二架。整个二战，美国只有一个叫理查德德的飞行员击落了四十架。但产生王牌最少的国家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同时取得了战争胜利。随着空军走向成熟，空中格斗愈来愈深地隐入历史。到了越南战争，王牌飞行员已成为难得一见的景观。美空军在参加越战七年之后才产生了第一个王牌。史蒂夫在某一天击落了五架米格机。这是越战的最后一个王牌，同时也是世界空战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个王牌。在天空这个大赛场上，以往是注重个人金牌的争夺，现在则是注重团体金牌的较量。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空战更不是夺取制空权的主要手段。只有空中打击，对对方所有空军目标的高强度打击，才是夺取制空权的主要手段。1942年，斯大林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没有组建轰炸航空兵。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但已经来不及纠正。”大约六十年后，俄罗斯空军才开始纠正苏联空军的错误。而美国早就认为歼击机是华而不实的奢侈品。六十年代美国空军拥有的五千架战斗机中，歼击轰炸机占了百分之八十八。现在比例更大。由于现代歼击轰炸机的有些能力已超过原来的战略轰炸机，能在无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独立作战，又具有同歼击机相近的机动性的全天候作战能力，攻防兼备。此后，各国基本上不再研制专门的歼击机。只有中国空军一直沿着格斗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空军1954年组建的二十八个航空兵师中，歼击机师有十八个，轰炸机师五个。到了1971年，中国空军共有五十个航空兵师，歼击师三十五个。今天，轰炸机师只剩下两个。中国空军成军五十年来，歼击机从歼五到歼十，发展了五代。而作为进攻型的轰炸机，只从轰五发展到轰六。作为战术进攻性的强击机则只有一种：强五。

大陆军 人民战争

战争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一切传统的战争理论都将被重新审视。人民战争理论也不例外。人民战争理论是一切地面战争时代军事理论的顶峰。在传统的地面战场上，再也不会有任何一种军事理论能够超越它的高度和广度。二战中，日本攻陷了中国的首都，以为战争已经完结，但实际上战争刚刚开始。苏军占领喀布尔只用了不到十小时，但接着它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巩固这个占领，最后还是失败了。今天，我们已跨入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世界与产生人民战争伟大理论时的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敌人已不是当年的敌人。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我们。战争当然也不是当年的战争。①人民战争理论其实是一种防御理论。它的核心是以时间换取空间，或以空间赢得时间。它大而慢，又慢而大。它是一个黑洞，使劲、缓慢而坚定地吞噬着一切物质。今天的战争属于进攻，而且是快速进攻。战争形式已不仅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当人民准备战争的时候，战争可能已经结束了。在高科技高歌猛进的现代，军队业已小型化，打击业已精确化。战则速决。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全民皆兵”，均不足以威慑敌人。台湾就是明证。台独分子不敢上大陆，却也不怕我军上岛。怎么打是我们的事，但他心里不怕你，这就是个战略问题了。②全民皆兵是地面力量时代的宠儿。倘若战争停留在地面决胜时代，没有任何敌人敢于挑战中国的人民战争。可是，军事家永远是人类最高智慧的族群。他们在陆地上这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前并没有徘徊太久，就想出了跳过它的办法：从空中。美军在阿富汗的胜利告诉我们：人民战争理论恐怕已经走到尽头。美国“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呈给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中国的多数国际投资仍旧被共军陆军和认可人民战争和积极防御思想的军事学派所掌握。今后十年共军的主战场在北京，为其在预算中的应有份额而战。这将是一场很难赢得的战争。在本来不多的预算中，绝大部分又被各大军区拿去，真正能够用于对未来战争有用的空军、二炮、海军时已所剩无几。”美国人也许希望中国一直沿着人民战争的道路走下去，这样就永远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挑战，因为美国决不会派它的陆军到中国大陆与中国陆军交战。正如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布莱尔所说：我们尊重共军在大陆上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我的总结语是：天空成为主战场，“人民”爱莫能助。

空军与国家利益 国家意志的体现

　自古以来，人类通过战争制造国家，又通过战争毁灭国家。今天，战神插上了翅膀。战争可以以飞行的速度突然逼近一个国家命运的顶端和谷底——胜利与失败。空军的作用凸现无疑。二十世纪世界公认的军事强国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个是以色列，我称它是“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特点是：爱好和擅长空中作战。美国兰德公司在一篇报告中称：“过去，英国皇家海军是不列颠王国全盛时期的缩影。今天，美国空军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美国的实力。”美国是在二十世纪初崛起的，确切讲是在一战中。碰巧的是，这一进程正好和美国空中力量的发展壮大同步，以致于无法断定，到底是富有的国力带动了空中力量的强大，还是空中力量的强大，为国家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利益，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家的富有。但毫无疑问这二者是互动的。国家强盛到没有对手的地步，它就一定会以正义的名义在世界为自己牟取利益，也必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整整一个世纪里，美国军人的身影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晃来晃去。先前它用海军和陆军，后来它用空军。以前美国被称作“世界警察”，今天它被称作“世界帝国”。朝鲜和越南是美国使用地面部队最多和最久的战场，也是美军历史上失败最惨的两次战争。美军至今仍在研究这两次战争。它深刻地总结教训，像凤凰涅盘般地从火中飞起来了。越战之后，美国重整旗鼓，四下出击。战争一场比一场精彩。1983年，美国动用空中力量轻取格林纳达。1989年，美国动用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像警察逮犯人似地把巴拿马总统抓进自己的监狱里。1991年，海湾大战。美国起初只不过是把空中进攻当作一种高效费比的作战方式，用以代替成本高昂的地面作战，但很快发现，它的收获远不止在军事上。从这时起，美国对国家战略企图与空军战略作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崭新的看法。1995年，美国通过空中轰炸迫使波黑塞族接受联合国决议。1999年，通过空中轰炸“独立”科索沃。2001年，通过空中轰炸灭掉塔利班。这些战争结果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甚至，这些结果可以直接被看作外交结果。这是一种和“炮舰外交”类似的“空中外交”。空中力量在实现美国国家意志的过程中，性质发生了变化。在空中力量时代，由于空中打击的短时、猛烈和精确，使武力成为一件最具威慑力的杀手锏而被带入外交场合。这使以往外交僵局的情况出现得越来越少，而作为最严厉的外交文件使用的最后通牒却出现得越来越多。我们看到，空中力量的代表——空军，在这里是作为一张外交的牌在使用，而不仅仅是作为武力在使用。有两个证据：①空中打击不仅是以对方的军事目标为主，更以国家战略目标为主；②空军不仅是代表国家武装力量在使用，实际上它还起到了避免动用全部国家武装力量的效果，从而事实上遏制了战争的扩大。美国军队从来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自独立战争以来，它就未被赋予过保卫国土的任务。百年来，除了二战外，其它所有的战争都是美国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主动发起或参予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外交性。以往哪里出了事情，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派军舰去。现在哪里出了事情，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派飞机去。美国已具备全球到达的空中力量。它的战略轰炸机可以从美国本土起飞，不须空中加油，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它认为是战场的地方。由于空军是战时最活跃最机动的军种，具有强大的作战力量，使它成为平时最具威慑性的国家力量。它因此成为实现国家意志的最佳工具。


　　与美国将空军主要作为一种外交手段使用不同，以色列将空军看作是国家生死存亡的保护神。德国国防军条令中写道：“应主要靠空军来保卫国家。空中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政治与战略这一层次上处理危机的素质。”以色列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以色列为强敌所包围。它太小，没有纵深，没有资源。若要生存，必须战斗。若要战斗，务必速决。它没有资格进行防御战，也没有能力进行持久战。一位以色列军人说：他们经受不起哪怕是任何一次小小的失败。对手败十次还是对手，而以色列败一次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它钟情于空军的全部理由。以色列第三任空军司令陶科夫斯基并未进过正规军事学堂，但他发明了“蛇鸟理论”：一条眼镜蛇连虎豹也畏惧三分，唯有雄鹰不怕，而且敢于攻击并善于擒拿它。这是陆上动物对空中动物的劣势。在陶科夫斯基手中，一支新型的以色列空军出世了。以色列建国以来，一共同阿拉伯国家发生过六次战争，一律获胜，以色列空军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像贝卡谷地空战、突击乌干达、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等战例，都成为世界空战史中的经典。空军是以色列的大宝。以色列将空军看得无比崇高。在它十四万常备军中，空军虽然只有三万人，却占了百分之三十八的军费。据《伦敦国际战争研究》统计，1975年，五千万人口的英国，有作战飞机五百架；人口四千万的法国，作战飞机四百六十一架；而人口仅三百万的以色列，作战飞机的数量也是四百六十一架。人均占有作战飞机的数量是全球第一。陶科夫斯基说：“资源有限的国家，必须具有质量上的优势。尤其是飞行员。”以色列飞行员世界一流。一般国家培训飞行员的淘汰率约在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百分之七十已不多见，而以色列的淘汰率高达百分之九十。1960年，以色列的航校里只毕业了一名学员。以一当百的质量，换来的是以一当百的战果。以色列人认为，真正的数量优势不是停在机场上的飞机的数量，而是同一时间内空中飞行着的飞机数量。于是，它创造了飞机高强度出动的世界记录：就一架飞机而言，美国空军的再次出动时间是二十分钟；埃及是三—四小时；而以色列是七分钟。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的飞机出动率是百分之五十，以色列则达百分之九十六。埃及总统纳赛尔说：“以色列空军力量比其编制兵力要大三倍。”从某种意义上讲，看懂了以色列空军，就看懂了空军和国家的关系，就看懂了未来空中力量时代的全部含义。

空军与国家利益 经济与民主

新世纪，这两个问题都与空中力量有关。英国人曾经有一种说法：“民主是靠海军来保卫的。”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取决于民主，而一个国家的民主取决于经济。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基石。中产阶级队伍越庞大。民主就越牢固。国家的稳定与否也是这样。现在世界上，穷的国家不够稳定，特别富的国家也有些不稳定（贫富悬殊和成为弱国攻击的目标），只有人均产值在五、六千美元上下浮动的那些国家很稳定。中国“六四”事件时，北京不稳，上海不稳，成都不稳，但广州和深圳相对稳定，就是因为特区人的收入已远高于一般地区。英国人兴起时，全球殖民，靠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掠夺肥了自己。人民富了，便对民主有了追求，这正是英国现代政治文明最早影响世界的重要原因。而英国富人要继续富下去，还得靠殖民地资源的养活。于是，英国商人走到哪里，英国海军就走到哪里。这与人体一样，人的神经和肌肉长到哪里，他的骨头就伸向哪里。这就是海军与经济、民主的关系。今天，海洋力量已向空中力量称臣。真理不变，角色变了。美国人是站在英国人的肩膀上走向世界的。它对世界资源的掠夺更加疯狂。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确保美国对世界资源的充分的浪费式享用。尼克松对地缘政治理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把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结合起来了。哪里是资源的中心，哪里就是地缘政治的中心。地缘政治是围绕资源走的。资源当然指的是稀有资源。如果有一天只有少数人能够享用阳光的话，地缘政治的中心肯定就是太阳。争夺的对象就是阳光。在新的安全观念中，安全不能只理解为国土不被侵犯，而应理解为利益不受侵犯。你的利益走多远，你的安全前沿就应该有多远。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美国，同样也适用于正在崛起的中国。中国的民主有待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有待于对资源的利用。美国解决经济和市场问题的办法是：吃世界。中国若要发展，不可能只吃自己。这就是中美两国最根本的利益冲突。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它只希望中国在消耗自己国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得到美国支持的前提是，你别出去。这边用台湾把你通向市场的路给封了，那边通过阿富汗战争又把你的石油截了。你胃口好了，但“粮食”必须依赖国内资源，只能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国际上的一点也不给你。国内物质资源耗完了，再耗什么呢？再耗人力资源。下岗工人实际就是人力资源。由此可见，民主说到底也是一种资源的消耗方式，正如集权也是一种资源的消费方式一样。中国未来新安全概要应分为两部分：一个是边界安全即本土安全；另一个是安全边界即利益边界。边界安全是有限的，而安全边界应当是无限的。安全边界越远，本土安全系数就越大。看到这一点，发展空中力量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了，也不是一件可缓可急的事了。美国的国务院与中国的国务院不同，它是管世界的。它的利益已遍布全世界。对美国而言，世界的事就是国家的事。中国短期内不会像美国那样吞吐世界，但它总要吮吸世界几口的，换句话说就是靠世界资源滋养。这正是美国今天处处与中国为难的症结所在。美国向来是根据别国的实力而不是意图来选择敌人的。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中国才有资格成为美国的朋友。切记，战争在美国人手中是工具。而在有些人那里，战争却成了目的本身。

空军与国家利益 政治

和平时期，空军作为一支高度机动的武装力量，对稳定国内局势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1991年8月19日，亚佐夫等“八人帮”发动政变，囚禁了戈尔巴乔夫，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外界认为，政变已经成功。只有叶利钦还据守“白宫”负隅。“八人帮”派格拉乔夫率一六O空降师去逮捕叶利钦，但风云突变，一六O师叛变，非但不抓叶利钦，反而向叶利钦提供了三个保障：①保障叶利钦的生命安全；②保障叶利钦与世界各国领袖特别是美国总统的通讯联络；③保障叶利钦向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权力。结果，形势急转直下。至次日，事已不可为了。苏联共产党轰然崩塌。

新高度 电子屠杀

世界战争史上，战略战术是随着技术而改变的。1916年德军用马克沁重机枪向密集队形的英军扫射，英军一天伤亡即达六万人。密集队形冲锋从此退出战场。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蓬勃发展，空军发展史上迎来历史性的变革。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改变了战争的空间。战场扩展到无边无际：卫星在天空。潜艇在深海。弹道导弹打到地球任何地方。电子战在电磁空间进行。心理战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战场不是普通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的扩展，而是另行创造的一个非自然空间，那就是电子空间。1986年6月9日贝卡谷地大空战是空中电子战的第一次实践。以色列的预警机在距离战场百余公里的地方盘旋。叙利亚飞机一起飞，所有数据都通过预警机源源输送到以色列飞机上。预警机同时对叙利亚飞机实施电子干扰。双方飞机连一个格斗动作都没有做，叙机甚至都没有发现对手，一个惊世骇俗的记录就诞生了：三十二架叙机全被击落，以机无伤亡。次日再战。叙军升空五十架飞机，无一生还。五十比零。贝卡之战是世界空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决定因素是电子技术的系统化。以此战为标志，二十世纪的军队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代差”。数十年过去，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大了。如果说英阿马岛之战、以叙贝卡之战是同一个时代先进与落后之战的话，那么到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双方进行的就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战争了。美军领风气之先。它在二十年间，从非洲打到拉丁美洲，从欧洲打到亚洲，战争有大有小，对手有强有弱，都取得了胜利。皆因美军在电磁空间占有绝对优势，能对对手进行电子屠杀。空袭不过是表现形式而已。作为一场战争来说，无论是空战还是整个战争，电子战都是灵魂之战，是首要阶段和最高阶段的决战。美空军对中国的电子战早在1994年就开始了。以那一年东南沿海的异常空情为发端，近十年来，遍地空情异常。但没有一起获得圆满答案。我认为这是美军对我进行的火力侦察。隐形轰炸机更是不止一次地光顾过我国领空，而我们却懵懂无知。我不禁发出《红旗谱》的喊声：“革命了！”空军军事技术革命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①指挥从平台化到系统化。第一代飞机主要是人机对话、地面指挥、空中格斗。第二代是空中指挥。第三代则是空中预警机的自动指挥。飞机作战距离愈来愈远。朝鲜战争以前的作战距离是几百米，越南战争时达到几公里、十几公里，后来竟达一百公里开外的超视距作战，直至达到不可思议的遥远。②无人机进行空战和轰炸。美国陆军学院战略研究所的约翰博士曾这样对一位来访中国学者说，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葛底斯堡，你可以站在葛底斯堡的高处察看一下这个古战场。1863年美国内战时曾有二十万人在这里战斗。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百五十人就可以控制这一地区。到了2025年，我们只需十人。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革命。③网络对抗与网络作战。网络对抗也许是二十世纪战争的终点，却无疑是二十一世纪战争的起点。透过天空，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是空军的世纪；透过另一个寂静的战场，我们能看到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战的世纪。美国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说：重要的不是航空母舰的大小，空军的多少，而是智慧的多少、思考和运用信息伞能力的大小。信息伞可以代替核武器伞。

新高度 高边疆

二千多年前，孙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是在以一种浪漫的夸张阐述他的军事思想，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样的比喻会变成现实。这简直就是阿富汗战争的写照。美军从九天凌厉扑来，塔利班钻进深深的山洞。当年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苏联红军的。塔利班还是当年的塔利班，美军却不是苏军。塔利班打的是游击战，美国人打的是“星球大战”。“星球大战”的首要标志是卫星参战。这使得战场始终是垂直的。一方心明眼亮，一方无处躲藏。在阿富汗上空飞行的精确打击力量和无人驾驶飞行器，每天都在改写着战争的规则。布什总统说：“阿富汗作战使我们对未来军事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比专家和智囊们讨论十年的收获都大。当我们所有的军队都能连续确定和跟踪移动目标，包括从天空和太空进行监视，战争方式就会真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说对了。阿富汗战争又展现了军事革命的前景。科索沃战争是以天空对地面，现在则是以太空对地面。西方军事专家评论说：1990年由五十万美军参与的“沙漠风暴”行动，可能是最后一场需要大型坦克师隆隆进行的战争。今天塔利班在同看不见的敌人作战，成为美国军事革命的首批牺牲品。这次革命最终会像火药的运用一样具有历史意义。飞机出现在战场是一次历史飞跃。太空力量对于传统战争的巨大影响，可以看作是另一次更高的飞跃。阿富汗战争是一场具有多重战略意义的战争，其中之一就是展现美国的太空实力，验证其现有的太空武器、理论，检阅其跃跃欲试的航天军。新的趋势在向我们招手。天空和战争都在向太空延伸。


　　二十世纪的两次（即制海权和制空权）军事革命使战争完成了由陆权和海权的平面模式向天空权模式的转换，本世纪我们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深层海域（深层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谁能控制空间，谁就能控制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早已把战争科幻化，把军事移到远离地球的终极战场。太空军事理论也悄悄诞生。一个叫詹姆斯·奥伯格的美国人出版了《天权论》，正式提出天权和制天权问题。在美国看来，美国的天权，就是它的高边疆。一部美国的历史，就是边疆不断变化的历史。自1776年独立以来，出现在美国国家层面的边疆战略就有：老边疆——以前的十三个州；新边疆——后来的五十个州；外边疆——两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方盟主。美国人具有鲜明特征的才智应当归功于边疆。每一个边疆都孕育着一个新的机会。现在，高边疆又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宇宙战略。当阿富汗战争结束时，我看到，遥远的太空已为迎接下一场战争做好了准备。不仅布置了平台，成立了军队，出台了理论，装备了武器，还积累了经验。


　　有一个现象很有趣。本世纪初航天器在军事上的应用和上世纪初飞机在战场上的运用有着惊人的相似。①飞机最初用于军事，主要是侦察和通信；今天卫星的功能也如此。②飞机沿着火力打击、争夺制空权、主宰战争的方向前进；今天人们为太空战设计的也是这样一条思路。③当年空战未至，《制空权》已出；今天太空战未至，《天权论》也已发表。④当年空战发生之前，各国都成立了辅助性质的航空中队；今天，各国航天部队已枕戈待旦。⑤一些国家为卫星设计安装的各种概念的新武器，如激光、动能、粒子束等，就像一战之初为飞机加装机枪和航炮。1999年科索沃战争，空中力量完胜。有人说：空军已到达战争的顶点。但刚刚跨过世纪的门槛，一场更新型的战争证明，那个顶点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天是空间时代空军的早期。空间时代空军已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从空中力量过渡到空——天力量，并继续朝天——空力量前进。就像空中战场是地面战场的延伸，太空战场也必然是空中战场的延伸。美国是在太空军事化方面走得最远、最快的国家。但它的危机感比谁都强烈。五角大楼说：我们不得不停止去想明天，而去想后天。后天是什么样呢？我看不到，但我能看到的是：没有什么地方不被看作战场；没有什么技术不能用于军事。这就是历史，当然也是现实，同时还是人类的命运。二十一世纪肯定不会是人类最后的世纪，但太空肯定是人类最后的战场。太空是战争最后的高地，也是所有国家和军队最后的机会。

新高度 大思维

大战场呼唤大思维。我这里所说的大思维，既不是指对空中力量的认知，也不是指对电子战、太空战的憧憬，而是指对我们自己、我们所处时代及我们对手的认识。我们需要伟大的观念。在战争历史上，伟大的观念要比伟大的将军少，但影响要大得多。我们需要博大的胸怀。就像空中力量时代飞行员一定要具有比格斗时代飞行员更博大的胸怀、更宽阔的视野一样。中国军队面临困境。困境往往意味着一个潜在的机遇。我们的对手太强。但我一直认为，与今天的美军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是中国军人的幸运，而不是不幸。我们需要美军那种大思维。它敢于把问题思考到最深处，思考到极致，甚至思考到绝境。譬如，就在全世界都在为传统战争方式的消失而感到困惑的时候，美军却在为空军的消失感到困惑。美国目前四个军种，都装备着大量的各式飞机，都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战争。美国空军惊呼：“空军变得越来越没有特色。”“空军将要消失。”这不是大思维是什么？面对未来的战争，美国军事专家说：如果我们必须去打，就应该从脖子以上准备好，而不是脖子以下。它已经把战争规划到“智”的范畴里去了。这也是大思维。有美军这样一支队伍作共军的对手，不是坏事。中国在发展中需要一个敌人，才有机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有人曾问可口可乐总裁：“为什么可口可乐能够长盛不衰？”这位总裁答：“因为有百事可乐。”中国火车最近纷纷提速。铁道未改，速度猛增。过去的几十年为什么不提速？因为那时没有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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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从上海APEC会议看世界多极化战略格局形成的必然性
刘亚洲  
　
　　中国领导人在上个世纪即认为，国际战略格局的多极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把积极推进多极化战略格局作为既定国策。国际形势的发展印证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新世纪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就开展多边合作、经济贸易自由化等所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共识，都将对世界多极化战略格局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上海会议向世界表明，多极化战略格局是世界发展和进步必然选择。国际社会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世界战略格局的多极化进程。

正确处理各国的多样性需要多极化战略格局

　　世界各国千差万别，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多样性。各国的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自然条件等都不尽相同；各国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千差万别；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存在着重大差异。不论何种国际战略格局，都是以各国的多样化为背景而展开的，都是建立在多样化的基础的，都不能改变世界的多样性。并不是所有的战略格局都能够正确处理多样化问题。资本主义自近代兴起以来，便极力通过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手段进行全球性的侵略与扩张。资本主义扩张的实质，便是企图以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来取代各国的多样性，"逼"着各国放弃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改变原有的文化传统，从而"彻底地"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但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遇到国家的反抗，资本主义扩张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清一色的资本主义"地球村"。各国的多样性不但保留下来了，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二战以后，华约与北约都试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战略格局，都想以自己的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观念去"同化"其他国家，取消其他国家的多样性，但是，双方的努力都没能成功。总有"不听话"的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而与世界的两极对抗。就是在两极集团内部，也不时传来"不和谐"的声音。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世界的解体，北约对世界的影响骤然放大，以填补由于华约的缺失所形成的力量"真空"。虽然北约不惜动用武力来打击与自己作对的国家，希望以打促变，以压促变，但也不能改变世界的多样性。历史一再证明，任何要抹杀各国的多样性、强求一致性、单色调的努力，注定要遭到失败。多样性是人类世界的基本特征。

　　能否正确地处理多样性问题，是多极化战略格局能否顺利形成和发展的基础。APEC以独特的方式较好地处理了各成员国的多样性。参加上海APEC会议的21个成员国中，有亚洲国家，也有大洋洲国家、美洲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有东方国家，也有西方国家……国情的不同，使APEC成员国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和丰富的多样性。APEC在处理这种多样性时显示出高度的包容性与灵活性。在组织形式上，APEC既不同于WTO这类以全球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国际经济组织，不同于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型的地区贸易集团，也不同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这样的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APEC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结构，成员国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加入（或退出）的。这种弹性较大的组织结构，比那些较为刚性的组织结构更能包容成员国业已存在的多样性。可以说，APEC是在承认亚太地区地域广、民族众多的前提下，对国际经济组织形式与开展地区合作样式的一种创新。在处理问题时，APEC并不强求各成员国的一致，成员国也没有义务放弃原则性的分歧，各国都有各自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力。在APEC内部没有任何谈判场所和谈判机构设施，整个组织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论坛。这样，APEC就以一种较为灵活的方式处理了由于各国的多样性所引发的问题。也许有些问题不能彻底解决，但成员国之间能够了解对方的见解，这至少为合理、公正地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但是，APEC毕竟又是一个组织。APEC会议所形成的共识、宣言等，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但参加会议的政府首脑和政府其他领导人对于自己作出的承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具有相当强的"软约束力"。此外，APEC也对成员国提出了渐进性目标，如发达成员在2010年、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等。总之，APEC以"大家庭精神"尊重了各成员国的多样性，包容了各成员国的多样性，正确处理了各成员国的多样性。

　　APEC"大家庭精神"的核心理念有四个，即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繁荣。"大家庭精神"对多样性的正确处理，为当前国际战略格局走出困境，并进而向多极化战略格局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曾经指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极少数国家或大国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多极化战略格局的形成并不会一帆风顺，而必然要经历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单极主导或"一超多强"、"一超"凌驾于"多强"之上的局面，只是世界向多极化战略格局过渡时期的过渡现象。这种战略格局使目前世界形势趋于复杂化。西方强国在向其他国家输出其商品、服务及价值观念时，越来越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处于单极中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于其他国家的多样性具有排斥性，并不完全建立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即缺乏一种"大家庭精神"。这样，就会引发消除多样性与保持多样性的矛盾，从而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必然要求多极化的战略格局，只有多极化战略格局，才能有利于正确处理全球范围内各国的多样性。多极化战略格局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表现，每一个处于"极"位置上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具有一定的特性，而多"极"则会有多个特性，即多样性。同时，由于多极的相互制衡作用，各个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制度与价值观念时，就有了更多的参照系，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从而有了较为宽松的保持多样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各国因多样性而互补，因互补而合作，因合作而共同繁荣，从而可以进一步巩固多极化战略格局。

正确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需要多极化战略格局

　　国际战略格局与各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它集中地反映了国家利益需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把已经存在的或将要建立的国际战略格局作为与其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的基本外部环境。各国围绕建立和维护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格局所展开的激烈斗争，其基本内涵或深层动因，就是各国之间的国家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迄今国际关系史上存在过的国际战略格局，都是代表少数大国、强国利益的。因为少数大国、强国能凭借其超乎中小国家的实力在其中居于垄断或主导地位，而大多数弱小国家则处于被支配地位。

　　协调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始终是处理大国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在不同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方式，从而产生出不同的结果。18、19世纪，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所获取的经济、政治优势，建立了以它们为主导的国际战略格局。这种战略格局是独占性的、封闭的。它们占据了大量的殖民地，并依托这种战略格局对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进行压制。20世纪初，世界列强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凡尔赛和约"和华盛顿会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和华盛顿体系，目的是维护和巩固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的既得利益，维护各战胜国之间的均势。这种战略格局仍然是封闭的。德国、意、日等法本斯国家不满足于这种战略格局的安排，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美、苏、英等国在雅尔塔会议的基础上又建立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这种格局的最初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有其历史进步性。但它毕竟是大国之间相互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尤其是在美苏同盟关系破裂以后，美苏两国随即转变了剧烈对抗的关系，它们争取世界霸权，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严重障碍。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封闭性的国际战略格局不能正确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与其所处的时代及各个大国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无关系。长期以来，各个大国坚守着"零和游戏"的规则，它们认为，利益总量是有限的，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所得与所失之和等于零。处于旧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心位置的大国，总是竭力反对任何其他大国的兴起，以免对自己的中心位置构成威胁，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观念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它预先设定了大国之间对抗性关系，看不到大国之间由于合作而给双方带来的利益。这种观念的错误还在于，它坚持了一种狭隘的优势利益观，认为只有保持对其他国家的优势，才能确保国家利益，它不能容忍别的国家的强大而对本国相对优势的冲击。

　　要正确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允许多个力量中心存在的多极化战略格局。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APEC就是一个开放的、有多个力量中心存在的国际性区域组织。在APEC，聚集着美、中、俄、日等一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这些大国，既有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美国、日本等大国，也有后来才加入的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先加入的大国并没有排斥后加入的大国，后加入的大国也没有对先加入的大国构成威胁。大国与大国之间普遍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和"高层对话机制"，比较好地协调了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现时所谓"高层战略对话"，意思就是双方分歧仍然存在，但却要保持对话、有沟通，而非视对方为敌人。分歧虽无收窄，但可暂时搁置一旁。双方的焦点，主要放在共同利益上，力求取得最大的共识。以合作的姿态寻求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以冷战思维相互摩擦，这是APEC大国之间能够较好相处的根本原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多极化战略格局

　　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全球化是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它为提高世界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希望。新经济有潜力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组织和企业管理的变革，以及创造、传播知识与财富。然而，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面临着诸多挑战。

　　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客观地说，发展中国家并不是经济全球化天生的抵制者，只有当经济全球化一再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失，发展中国家才会反对经济全球化，更准确地说，是反对以不合理的战略格局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在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战略格局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是两个不平等的转移：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向发达国家转移，二是发达国家的商品与劳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两种转移的结果，使发达国家越来越处于世界生产体系的高端，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处于生产体系的低端，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少数发达国家还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向别国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从短期看，这种结果有利于增强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巩固现有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战略格局。但从长远看，这种结果对于现有战略格局与经济全球化、新经济都是不利的。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已经爆发了多起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的事件。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19、20世纪。那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利用其在工业革命中的先发性，凭借武力扩张，企图建立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大市场，以使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整合配置，发动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但这次浪潮带给人类的，是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是两次世界大战。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是使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尝试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使目前的经济全球化陷于困境的根本原因。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纯粹自发的过程，它是可以引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于人类是福音或是祸害，完全取决于人们的认识和选择。上海APEC会议把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并举，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并提，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上海会议上，各成员领导人进一步认识了扩大经济技术合作的影响、促进APEC各论坛中经济技术合作的管理和协调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如果贸易投资自由化只有发达成员受益，APEC将在这一地区失去生命力；如果发展中成员经济长期萧条、市场萎缩，发达成员也很难真正从市场开放中获利；如果不平衡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利益关系，经济全球化将只能是一句空话。惠普公司董事长卡利·费奥里娜说，过去一些企业相信"零整数"的概念，认为一方赚钱就必然要有一方赔钱。但现在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零整数的概念失效了。如果世界一半人口每天只有两美元收入的话，世界经济还能快速增长吗？彼此成功，将对彼此有利，彼此争斗只能是双方受损。我们需要的是共赢。

　　建立"共赢"的机制，就是要建立多极化的战略格局。多极化战略格局是以平等自愿、民主协商、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在多极化战略格局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才能分享世界政治民主化的成果，才能够应允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并确定开放的方式和速度，才能有充分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和权利；国际社会才有可能共同努力，制定行之有效的国际规则，从而正确地引导和管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其真正地造福全人类，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只有在多极化战略格局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才能够朝着"有利于缩小南北贫富差距，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有利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世界多极化的战略格局的形成将对整个国际军事态势的变化起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推动下，国际军事斗争呈现出新的形式，战争的焦点不仅仅是为了争夺资源和扩大地域政治势力，而是向以保障实现夺取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这一更深层次的目的发展。一些军事大国认为，只有夺取了这一制高点，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控制世界。但是，国际安全形势有时与此恰恰相反，国与国的领土争端、种族矛盾、恐怖活动等各种冲突不断出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新的威胁。因此，从军事角度看，上海APEC会议精神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有一种平衡的战略关系。军事战略必须适应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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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 [刘亚洲］
                                       

战略产业

主席用古人的话告诫我们：处非常之时，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何谓非常之时？我的理解有三点：第一，世界格局猛烈变化。第二，中国国家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过。第三，危机继续存在。危机的意思就是危险中有机会，机会中也有危险。真正的机会会伪装成陷阱，真正的陷阱也会伪装成机会。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大国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实现强国梦”之类的口号。它必须是具体的、可触摸的。有些战略是现实。有些战略是想象。想象比现实还重要。想象是创新的基础。历史发展不可能等到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才向前迈进。我们需要战略产业。


　　战略产业即大战略。要把大战略当作产业一样来经营。我国国家战略资源是有限的。战略失误将流失最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以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筹帷幄，制定了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并且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时的两个通病：①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战略产业，缺乏明晰的国家战略目标。忽而虚，忽而实。虚时特别抽象，实时特别具体。国家行为基本囿于“刺激——反应”模式。雨来打伞，风来穿衣。就事论事。随机应变多，长远谋划少。过去我们也如此。毛泽东凭直觉搞战略，虽不乏光彩，但终先天不足。他只游过江，没出过海。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文革是最大的败笔。百年来，中国始终没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原因固很多，但缺少全球视野，缺乏对内对外政策的通盘谋划，是重要原因。②战略谋划应当是冷静的，甚至是冷酷的。而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时往往被冲动和狂热牵着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许多不得意的时光，加上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事实，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衡心态，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这使人民敏感和易折。其实，该得到的未必已经得到。不该得到的必须放弃。只有理性占主导地位时，情绪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在心乱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是不智的。

大象

世界是一片丛林。西方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从来就倡导的是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在这片丛林中中国是什么？美国无疑是狮子。我认为中国是大象。大象可以隐藏在树丛中，但还是大象。你可以宣称自己不是森林之王，你还可以尽情地展示温顺的形象，但你不能否认自己是大象。你的战略地位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缩回去。狮子不必咆哮。大象不必躲藏。①经过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中国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弱大国向次强国的转变。中国人为此梦想百年，孤独了何止百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便可佐证这一点。现在不是中国想不想与美国为敌的问题，而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必须与中国为敌的问题。②中国是个比任何国家都更能把举国之力集中起来运用的国家。她的无形影响力比那些有形的国力指标所能显示的要大得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长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短处。运用得好，其兴也速；运用得糟，其败也速。苏联就是前车。③今天中国是一个拥有非洲般贫困和欧洲般富足的国家，而这恰恰是西方“中国威胁论”兴起的根源。他们在中国发达的东部看到的是惊人的发展，感到的是中国的威胁；他们在中国落后的西部看到的是惊人的贫瘠，感到的还是中国的威胁。因为你无论要维护东部的繁荣或改变西部的贫穷，都需要更多的资金、能源和市场。资源之争是新世纪的根本之争。这种争斗是你死我活的。这里有一个切蛋糕的原理：蛋糕就那么大，想切的不止你一个。你多切一块，别人自然就少切一块。这就是威胁。“中国威胁论”不能简单看作是西方反华势力制造的一个阴谋。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希望；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挑战。感情使一些国家接近中国，理智却使它们离开中国。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出现得特别晚。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奉行的是重义轻利的准则。其实，即使在两个最友好的邻国间，也必然存在利益冲突。甚至越是邻国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当中国的形象已经在别人心目中改变后，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气度。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手段。

知雄守雌

知雄而不称雄，是一门高超艺术。中国现在有点像领导者。领导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于时刻被人注视。把众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种功夫。把众人的目光从自己身上分散掉，则是一种更大的功夫。世界有两种规律：一、人家只尊重强者，对弱者决不手软。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历史上中国人爱犯这样的毛病：居于优势时，往往用作贱别人的手段，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居于劣势时，又往往用作贱自己的方法，以取悦对方。今天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对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认知。①中国历来是一个战略内向的国家。这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华文明和别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场，就不再退场了。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这个文明从未发动过一场远征。他认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历史上对外用兵，中国人都极谨慎。但对内统一，这个民族却从未优柔寡断过。最大规模的战争都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发生在统一战争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个核国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唯中国除外，俱是中华文明的解读。②今天中国的“大”，很大程度上还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单项指标方面，我们不要说难望西方发达国家之项背，就是新加坡这等蕞尔小国，也比我们强许多。我们的胜利有相当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胜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让人痛苦。美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也只体现在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弱小，并未强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国对美国安全的挑战，在美国看来，“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将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③为了不被别人看成威胁索性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又不想被别人敌视更不可能。这需要我们选择一种更精明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应当是我发展，就要让别人也因此发展；我得利，也要让别人从中得利。这一点要学习曾国藩。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做我们的老师。


　　“守雌”，就是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更多地选择合作而非对抗，进行经济竞争而非军事竞争。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采取了搭西方经济快车的战略。今天，中国日渐丰肥，已对这辆车造成明显压力。美国和日本同时在经济上调整对华战略，就是西方对此压力做出的初步反应。目下虽不至于撵我们下车，但车票必然愈加昂贵。中国加入WTO步履维艰，就是此理。我们应争取主动。乔良有句话说得好：“上了车还要有下车的勇气。”搭车有搭车的好处，该下车时就要果断下车。日本经济居世界第二，却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除了战败国身份，它采取的全面依附美国的搭车式战略，极大地限制了它向大国目标的迈进，使其动辄受制于美国，仅一步之遥终不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下车就是要降低对美、日的经济依赖。用通俗的话讲：“不能把全部家当放进一个篮子里。”迟早要下车，晚下不如早下。早下早主动。开发西部。走内源式发展道路。把目光转向欧洲和周边，多几个支点才好左右逢源。我的设想是：在中国边境地带，再营造几个类似深圳的特区城市，通过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力，牵引与周边国家的分区合作。我们获利，周边国家亦获利。我们坐过别人的车，现在我们也得给车让别人坐。

经营信仰

一个国家可以包容各种思潮，但只能有一种国家精神。当前，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文化革命毁灭的恰恰是文化。文化残缺导致国家精神残缺。我国国力渐处于强势，精神上却渐处于弱势。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全球化下的“一球两制”，这恰好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江主席“三个代表”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我们确信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目标仅仅定位在物质化的综合国力的强大上。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①坚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每一次真诚的尝试，都指向社会主义。同样，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信仰就是激情。如果说现今世界上存在着新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也应当有新的共产主义精神。邦萨伊德说：“世界不是一种商品。”我曾说：“权力不是印钞机。但可以变出钱来。良心、人格、尊严不是商品，但常被当作商品出售。”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道德也是一种信仰，甚至是更重要的信仰。这正是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精髓。西方认为：“亡党者，共产党也。”正是基于我们部分党员道德沦丧乃至信仰滑坡这一事实。有的人观望别人的时候总是谴责别人道德败坏，自己行动的时候却又在败坏道德。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难道我们也不能选择是否有一副或好或坏的心肠？笔落在有坏思想的人手里比刀落在谋杀者手里还危险。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腐败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贪官一日不除，社会风气便一日不会好转；社会风气一日不好转，贪官就一天也不会绝迹。②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其混一，倒不如让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改革的动力已经接近极限。我们需要新的刺激点。这就是总书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变革不可避免。为了防止出现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局面，必须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等待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就是稳定之一。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根本的稳定。邓小平曾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把稳定看成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是实现稳定的手段，这正是苏联解体的悲剧根源之一。过去我曾讲：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的问题在南疆，南疆的问题在宗教。今天我讲：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权，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则是励精图治，巩固**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要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民会沉默，会沉思，但最擅长的却是接受。思想拒绝冗长。民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法治就是使听不见的声音被听见。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法治。没有法治而强调道德，就等于践踏道德。③在动态中治国。古代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大抵与中央主义有关。中国历史简言之就是一群人拥向中央，一群人逃离中央的历史。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都是在动态中而不是在静态中建立的。社会越运动，思想越深刻；社会越平静，思想越简单。


　　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也好，强盛也好，都只能从内部开始。对我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战略性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压力再大，也只有通过与内部各种社会张力结合才能引发问题。经营信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攘外必先安内”。

狮子

这个庞然大物太重要了。注视着它就等于注视自己。每次美国总统上台都要牵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怕这个上，盼那个下。愁得睡不着觉。简直比美国人还着急。其实，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不是世界。你既不能把它全当真，也不能把它全当假。什么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坏的。世界最强者也是最弱者。仅此而已。


　　①中美不是敌人。中国的战略利益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既然美国把中国当成想象中的敌人，中国何必把美国当成现实中的敌人？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促使了两国关系的僵化。在美国方面是“妖魔化”中国，在中国方面是“理想化”美国。关系好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好”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关系坏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坏”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这便加深了误解，实际上，美国所有的战略都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体制不过是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工具。美国对中国，拉也是为了利益，打也是为了利益。中国对美国也应如此。历史证明，什么时候中国对美关系不好，中国外交在总体上就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好，则中国外交就主动有利。“与美和则诸事皆好；与美恶则内外俱损”。我们还是要全力搞好中美关系。②美国战略重心并未向亚洲转移。美国眼睛盯的是世界。中国眼睛盯的是美国。不能认为中国把美国当成主要对手，就以为美国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不能以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就认为美国在整体战略上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战略关注点不止一处。它的战略重点不在亚洲，并不等于不在亚洲打仗。它最关注欧洲时，两场战争却都是在亚洲打的。它的重点在欧洲，并不等于欧洲就没有和平。美国对现今世界强调的是秩序而不是统治。它不会统治世界，也无力统治世界。它倡导的是由美国主导下的合作，而非对抗。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基本做法还是拉你参加它的秩序，条件是你必须遵循它制定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绝不能简单地定义为“邪恶”的。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包括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相比，这种秩序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这也是它的接受度比历史上同类霸权要高的原因。我不怀疑美国处心积虑要使中国改变颜色。我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有一个以肢解我国为目标、以军事扩张为手段的对华战略？现在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更不会打核战争。核战争把东半球变成废墟。美国要废墟干什么？如果非要说有核战争危险，那么也是在前苏联的庞大核武器库被彻底销毁之后，核战争才有真正可能。③中美间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意识形态不同而延伸出来的主权问题。美国“挟人权以令主权”。中国则是“主权高于人权”。中国近代饱受欺凌，主权屡失，于是主权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不能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也不必解决。每位美国总统上台都要高举人权这面旗，而后又悄悄收起。历史上美国总统入主白宫和离开白宫时对中国的看法总是不一样的。东方不是西方的复印品。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接受西方的援助，并接受了美国开出的“条件”，最终带来的是暴乱和国家解体。马来西亚则拒绝了美国的“药方”，因此也拒绝了自由化。西方的自由化导致民主。东方的自由化总是导致暴乱。


　　中美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利益冲突。多极化并不意味与美国对抗。多极化虽然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有矛盾，但问题归问题，合作归合作。


　　台湾独立的危险是存在的，但不是今天。台湾问题目下陷入僵局，但不是死局。打破僵局的机遇还是存在的。战争是打破僵局的一种形式，和平也是。我们过早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使台湾失去了进行谈判的原动力。很多条件本来是应当在谈判桌上给对方的，使他们有一种成就感。现在台湾对我们的做法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精神原子弹，手里捏半个露半个，就比一整个还强。


　　世事如棋。大国是棋手，其它国家不过是被拨弄的棋子。大国有王霸之策，小国有存亡之术。有资格角逐于棋盘上的不过美、俄、中、日而已，即棋手，其它国家如印度、南北韩、东南亚都是棋子。台湾更是一粒小棋子。那草木，虽然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草木。那日月，迟早是共产党的日月。我常想，中国文化真了不起。台湾和大陆隔绝一百年了。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隔绝了一百年还有这样的认同？对于台湾人民而言，中国永远是他们的家。家就是当你风光的时候想不起它，但你失落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它。


　　对台关系就是对美关系。但把台湾问题上升到中美关系中唯一的焦点，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台湾只是美国对华关系中的一张牌，而不是参与牌局的牌手。美国把这张牌打得很出色。我们也应当学习美国打好台湾这张牌。国民党为了面子丢了里子。民进党为了里子而不惜牺牲面子。谈总比打好。和平统一，迟比早更有可能。统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当前的对台工作要特别警惕和防范新左派。极端民族主义和新左派都鼓吹“救亡”。轻贱造成了轻浮。新左派往往幻想自己站在民族的巅峰，像旗帜那样，即使不飘扬，也具神圣之感。


　　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真正意义在于：①从大战略角度看，台湾问题既是中美关系的障碍，又是联系中美关系的媒介点。对台湾来讲也是这样。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是把台湾拴在大陆身上的一条纽带。1958年金门炮战时，毛泽东说：打炮就是要拉住你。你别跑，内战还没有结束。这让我想起长城。长城曾是把汉族和异族分开的工具，又是汉族与异族交往、融合的一个中介。②国内政治的需要。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应当把它和大陆政治与国家体制的整个走向联系起来看。国家统一只有放在政治层面上解决，才是根本大计。江主席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台湾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忧患的镜子，可以时刻警醒我们。当前，台湾与大陆的改革都进入了关键阶段，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比如，台湾今日的政治环境要比往昔宽松得多。多党制为**政治介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不仅要与民进党打交道，还要与岛内所有的政治力量打交道。利用台湾“民主政治”的特点，把**的声音在台湾岛内表达出来。③台海适度紧张对军队建设有利。美国几乎每隔十年就有一个具有拉动力强、创新力大的重大军事科研项目出台，激活军队，刺激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军队需要政治上的刺激点。真正的战争不在军事，而在军事之外。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醉翁之意不在台。台湾的历史告诉我们。它从来没有在军事上成功地保卫过自己。李登辉曾寄希望于“一战而独”，陈水扁则寄希望于“不战而独”，二者都是由军事上的绝望而派生出来的政治花招。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求战的内在冲动。中国军队应当强盛、强盛、再强盛。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在战时能给对手造成的破坏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军事就没有外交。我军是著名的文明之师。文明之师并不等于是文质彬彬之师。只有战无不胜之师才称得上文明之师。我们要像进口尖端武器一样引进外国军队的合理的机制，尤其是创新机制和管理机制。我认为我军不应当把美军定位在对手位置上。“立足于强敌介入”不等于把美军定为对手。只有“立足于美国介入”，才能最后争取美国不介入。只有准备战争，才能避免战争。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安全是发展的结果。台湾问题是美国长期使用的筹码。换个角度看，这个筹码使用的时间越长，也就延长了中美两国最终在台湾问题上摊牌的时间，及至可能不摊牌。目前在战略上，我所不能承受于台湾的，也正是美国所不能承受于我的。这种战略态势也许需要时间来改变。


　　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不应该是在战区战役层次来运作，而应当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格局中去。台湾问题再重要，也只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一个局部。台湾问题不是战略核心。我们越在意它，就越容易被美国和台湾当局所利用。台湾问题是我党的一笔政治资源，关键看你怎么运用。

西进，西进

古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我说：“西出阳关天地宽。”中国西部是亚洲心脏。亚洲腹心谁主沉浮？西进应当成为我国未来十年的重要战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战略重心向西移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早在几年前就做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决策。很多人都把这种决策看作是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而采取的战略举措，我认为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西进战略，我的理解是着眼于影响周边乃至远达欧洲的战略谋划。有的事容易开头，不容易结尾；有的事容易结尾，不容易开头。西进战略则是开头与结尾俱难的事。


　　西进战略的核心是直扑中亚。中亚是第二个中东。不仅在资源上是第二个中东，在局势方面亦是第二个中东。中亚极具地缘战略价值。可以说，位于欧亚大陆桥两端的国家，谁控制了中亚，谁就可能控制另一端国家的明天。苏联解体后，中亚争夺战已打响。美国占了先机。中国紧随其后。“上海五国机制”是我们进军中亚的号角。美国的“新中亚战略”已经制定完成。其它大国的中亚战略仍在襁褓中。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的“新中亚战略”比其太平洋战略对我更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中亚不仅是俄罗斯的软肋，也是我国的软肋。“疆独”问题便是美国新中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若要在二十二世纪称雄于世界，本世纪必须彻底解决本国的宗教问题。①近百年来，帝国主义总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对我进行侵略、渗透。②宗教本身带剥削性。它基本是不劳而活。③在中国，民族问题总是与宗教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④将来若出现动乱，极有可能是宗教利用民族问题发难。⑤有的地区不能正确理解中央的民族政策，摇摆不定，忽而左，忽而右。有个别地方对宗教的口子开得太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用不着低三下四地拨巨款修庙。庙修好了，照样骂你。进军中亚便是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宗教进行正面碰撞。左宗棠西进，为中国奠定了百年西部疆域。我们向西，则着眼于中国的根本崛起。北约东扩，前锋已触中亚。美国与中国在中亚较量的那一天迟早会来到。先下手为强。


　　西进战略应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在边境地区选择适当地点，按照深圳模式建一个乃至数个物流贸易或石油加工中心城市，使其成为未来中亚共同市场的核心。中亚地区一旦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连片开发，就会建立起我们的西部战略支撑点，打破美国企图在中亚打进楔子的阴谋。第二步：调整西部行政区划，对广袤的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分解，如再设西康省或分前后藏，把新疆分成若干个民族自治区，使当地各民族间相互制衡，相对冲淡与汉民族的矛盾，使任何民族分裂势力都有其内部的抵消机制，进而让疆独、藏独势力失去动辄影响全局的地域基础。第三步：打通欧亚大陆桥，与欧洲形成一个大欧亚经济共生带，用与西方国家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和共同利益，去拆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堵。


　　西部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空间巨大，资源万千，沉睡百年。新的地缘政治概念是：资源决定战略。谁控制了资源，谁就控制了世界。美国开发西部，帝业终成。俄罗斯开发东部，是与美国开发方向不同，但性质相同的重大历史事件。今天我们向西，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必然，也是我们的宿命。命运只对真正高尚、伟大的民族微笑。

家有恶邻

日本是华夏文明圈内派生出来的一个岛国，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影响远小于中国，尽管它曾一度成功地侵入了它的文化母国。中国强大了两千年，给日本送去的是先进的文化。日本强大了一百年，给中国送来了屠杀。日本是中国的恶邻。中国有“战日派”，日本有“战中派”。不管中日间是否还会再战，但激烈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日本的壮年早已逝去。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随着痛苦记忆的消失，剩下的只有对庞大帝国的缅怀，就像我们对秦皇汉武和成吉思汗的缅怀一样。


　　日本的策略是一贯的，那就是永远反对远东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十九世纪末先是日清战争，接着是日俄战争，再接着是二次大战。美国对日本的野心看得很清楚。它被日本咬了一口之后，反过来死死咬住日本不放。美国在日本驻军，用日美安全条约把双方捆在一起，既有防俄、防中的一面，也有防日、限日的一面。今天远东最强大的力量是美国。现在明明是美国打压日本最厉害，而日本最敌视的却是中国，这一点颇值得玩味。处理日本事务，我们需要新思维、新观念和勇气。


　　我认为，除了在台海，中日无再战可能。但中日决战台海需要两个前提：其一，大陆攻台。其二，美国撒手。目前美国一直卡着日本不允许它南下。美国不容日本军事染指太平洋。这是日美战略的根本冲突点。只要美国势力一天不离开太平洋，这种势态就一天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一显身手之处了。


　　①改变旧目光。作为一个资源小国，日本如果再次铤而走险，目的只会是一个：攫取资源和能源。这是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主要动机。今天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首先，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其次，中国资源日趋紧张。日本军国主义即使复活，极大的可能也只会北上南下——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要资源。我们减轻对日本的压力，美日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日本是中国的宿敌，但非强敌。我的目标应锁定大敌，放过小敌。对历史旧账应采取这样的方式：永不忘记，绝不纠缠。②增强日本的独立性有助于我国安全。应有条件地支持日本在世界多极化潮流中的一些合理要求。日本的强大是不可阻挡的。它目前是军费大国，还不是军事大国。日本的公司像军队，军队却像公司。早已军民一体化。某一天清晨，它会突然翻身坐起。既然挡不住，不如顺水推舟。比如，如果多数国家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也未必坚决反对。这样一可以满足日本要求，化解日本朝野对我的敌对情绪，二可以使美俄将主要对手锁定日本。两强之间必然爆发战争，这是历史规律。一个强大的日本比日美联盟容易对付。独立的日本可以成为中美间的缓冲区。③逼日本北上。只要台湾独立不得，中国就卡住了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为获得生存所必须的资源，只能向北。我们是否可考虑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立场，鼓励其北上的决心。我判断，日本有可能与俄罗斯在不久的将来争夺西伯利亚。其大致做法不外其二：除向西伯利亚投资以对其进行控制外，还可能暗中支持苏联解体时出现的主张西伯利亚独立、建立“阿穆尔共和国”的地区分裂势力。如果这一前景实现，结果不是两败俱伤，就是俄罗斯被进一步削弱，最终退出亚洲。获取西伯利亚控制权的日本隔白令海峡虎视阿拉斯加，自然对美构成巨大威胁。美日一过招，世界又有好戏瞧。如果俄罗斯对日本单独开发西伯利亚有疑虑，中国可建议由中日俄三国联合开发。中国这一腿插进去，就再也不拔出来了。现在中国人已深入西伯利亚，如水银泻地。普京不止一次警告：“西伯利亚要用中文了。”中国人多，唯缺乏战略指导和有效组织。凡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就没有中国人；凡是有俄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中美友好对日本不利。中日友好对美国不利。灵活自如地驾驭这些关系，需要成熟的国际感觉。

捭阖策

张万年副主席说：“战略不等于策略。”大战略确定后，策略和谋略就成为实现战略的关键。


　　一、中国与俄罗斯。近一百五十年来，中国有一百四十年是在俄国的压力下沉重地活着，只有苏联解体这十年我们相对轻松一些。林则徐说：亡中华者，必俄罗斯。俄罗斯民族是个扩张民族，也是个自我更新精神极强的民族。它用几百年时间完成了从原始部落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跨越。1917年，俄国创造了社会主义；1991年，它又重新选择资本主义。它不断革故鼎新。这样的民族是不会久居人下的。看懂了俄罗斯的双头鹰国徽，就看懂了俄罗斯民族。它一头看着欧洲，一头看着亚洲。现在这个徽章就挂在普京座椅的上方。俄罗斯已经比苏联小了很多，今后可能再小下去。版图小了一些，人的自由却多了许多。这是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原动力，不可不防。我们要警惕俄的复苏，更不能帮助俄复苏。我们该做的只能是借助俄罗斯的力量，以抗衡美国。但切不能把这种借势演化为结盟关系。普京对美国打中国牌。我们对美国打俄国牌。既要眼高，还要手快。制敌而不制于敌。其实中俄都在利用对方的资源来壮大自己。只有俄罗斯的弱势状态不改变，中国才有借助它的可能。因此，中国的对俄战略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既不能让俄罗斯强大到有能力威胁我们，也不能让它虚弱到彻底倒向美国。其实美国也是这么干的，它不想让俄罗斯虚弱到倒向中国。任何两方相争，第三方都会渔利。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觉：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的是尖端武器，俄罗斯从我国进口的是民生用品。尖端武器昂贵且很难找到替代国。民生用品便宜且很容易找到替代国。中俄贸易顺差在中方，主动权则在俄方。从长远看，我们不能为俄罗斯输血。


　　二、中国与印度。印度没有远大的世界战略目标。印度自立国以来，一直奉行机会主义国策。它的大国梦完全建立在一个不现实的梦想上：战胜中国。以前，印度军事实力的增强主要是为了防范中国，而不是进攻中国。但物质基础决定一切，印度有了几件“杀手锏”之后，“北抗”策略正在向“北进”演变。印度朝野已达成共识：必须战胜中国，印度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印度的野心是我国于1962年给予的。那一年，我们掌握了时间，却忽视了空间；取得了胜利，却没有得到实利；赢得虚名，却没有得到公理。金辉说：“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彼得大帝的“推进到印度，那里是世界的仓库”宏伟蓝图，差一点在中国人手中实现。我嗟叹。


　　中国不必太把印度放在心上。未来中印之争，可能不会是领土之争，而是水源之争。雅鲁藏布江终会在中印间起争端的，要早做准备。泰戈尔诗句中有一句谶语般的话：“河岸对河流说。”国际水道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危机点的地域。中东地区已由领土之争渐渐转变为水源之争。现在的新名词叫“水战”。我对印度应实施战略警戒。我有一策：东西钳击，泰山压顶。巍巍喜马拉雅山绵延数千公里，平均海拔六千米以上，不利于仰攻，却利于俯冲。倘若后勤无虞，江河高下，一泻千里。兵锋再叩印度平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就是泰山压顶。东面经营云南。云南距印度咫尺之遥。中间只被缅甸北部割断。那里是中国军队传统的作战地域。吴三桂曾征缅甸。二战时中国远征军从印度经缅甸打回云南。我军解放初期也饮马边陲。缅北三角区成为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自由之地。注重云南战场建设势在必行。纵陆军不出缅甸，在滇西建大型军用机场，部署苏三○军机，印度亦不能承受其重。西面全力支持巴基斯坦。以天敌制敌。印度无法抵御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同时进攻。从经略中亚的角度看，我应将巴基斯坦拉进“上海五国机制”中来。与巴基斯坦修好百年。除夹击印度外，尚有二利：第一，中国西部需要一个出海口。中国如前出印度洋，世界顿起波澜。印度洋应是中国的新边疆。第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把儒文化国家与穆斯林国家的合流视为基督教国家的大患，这从反面提示我们，改善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是我对付西方的绝招。自十字军东征始，基督教国家与穆斯林国家冲突了上千年，还将继续冲突下去。西方怕什么，我们干什么。我应对巴基斯坦采取无条件、无原则的支持立场。1999年，巴为使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挑起印巴炮击事件。中国以巴主动寻衅不予支持，致使巴铩羽。表面上看，中国扮演了在国际道义方面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实则是一次失误，肯定伤害了巴对我的信赖程度。


　　三、中国与南北朝鲜。我不同意一种流行甚广的看法：中国应尽量维持朝鲜半岛的分裂现状。越南统一，中国受气。养狗咬了自己。历史不能简单类比。朝鲜民族有极旺的凝聚力。统一只在朝夕。何况，我们的价值观是国家统一，难道人家就该永远分离？朝鲜民族对中国的认同与越南民族大相径庭。朝鲜和日本一样，是复仇民族。朝鲜统一，日本是最大的输家。日本一内阁成员说：“朝鲜统一后必向日本算账。”日本表面上与北朝鲜为敌，暗地里却接济北朝鲜，使其拥有分裂的力量，却没有完成统一的实力。对南朝鲜也如此。


　　朝鲜不管以哪一方为主统一，都对中国有利。从目前看来，以南方为主的统一可能性大，也不能完全排除北方。南方有金钱，北方有意志。我曾讲：“只要商店的货架上有东西卖，这个政权就不会倒台。”此论断不适于北朝鲜。北韩连在板门店站岗的士兵都面有菜色。日均每人一百八十克粮食。十六岁青年的身高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岁小孩。在这种情况下却硬把卫星送上天。如果是以南方为主的统一，战争恐怕不可避免，不会像两德那么简便。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明知自己失去赖以生存的实力，也绝不可能和平放弃已有的利益。甲午战争就是没落的清王朝不甘失去东亚主导地位的最后一次抗争。美国人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它制定了详细的对北韩作战的方案。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棋盘上，朝鲜半岛的分量重于台湾。我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远不如美国。


　　四、中国与东南亚。对中国周边诸国区别对待，分而制之。东南亚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中国怀着复杂心理。想亲又不敢太近。想离又不敢太远。南海周边存在着一条从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再到所罗门群岛的“危机弧”。那些国家绝大多数为群岛国家，为松散型国土的典型。地缘政治上称东南亚为“破碎地带”。这里民族构成复杂。政见混乱。宗教不一。这些国家本来缺少原生力，当然分离主义严重。我应积极插手这些国家事务。毛泽东当年曾在印度尼西亚小试牛刀，因遭美国狙击而北。自那以后，我再未试图卷土。你不进攻，人家就反攻。南沙问题就是步步退缩的恶果。我进则敌退。有一个例子：几乎与我国西进战略确定的同时，哈萨克斯坦将首都迁出阿拉木图，因为那里离中国国境太近了。这事对我们应有启迪。中国南海已日趋“巴尔干化”。南海掀起了“圈地”大潮。六国七方割据南海。南沙群岛已被瓜分完毕。于我国而言，这个地理概念从此只能被称作是一个地图概念。我国在南沙未树一座井架，未打出一桶原油，而有的国家已从贫油国变成了石油出口国。南海之争，表面是岛礁之争，实则是资源之争。用历史准则看，中国占上风；用地理准则看，菲律宾等国占上风。新世纪所有国家的最高目标都是为了控制和利用更多国际资源来满足本国的政治经济需求。


　　我认为，对台斗争和对南海的斗争是两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斗争。南沙的得失关系到整个东南亚的得失。我应在“破碎地带”和“松散国土”上做文章。对东南亚诸国分化、分制。大力培养亲华势力。如无亲华势力，中国就是控制了南海也照样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守卫南海诸岛会困难极了，更不要谈迈过南海前出印度洋。南海问题一定要在中国整个东南亚战略的框架下解决，才是根本之道。


　　最后的话：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地域很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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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观之美日中三国演义［刘亚洲］
                                       

                                        刘亚洲

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什么都可以失败，战略不能失败。战略的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

引子：在动荡的大势中思考战略观

“美国人已到门前！”美国的帝国心态越来越明显，帝国形态也越来越明显。新千年伊始，它四处出击，四处得手。整个世界都被它挤压得透不过气来。但美国的战略重心仍未东移。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看不出它欲东移的迹象。

看一个人的品德，要看他的眼睛。看一个人的素质，要看他的对手。中国的对手是不是美国？反正美国的对手不是中国。美国还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可以平起平坐的对手。亚洲的事情，它有日本和台湾替它办，它才不必亲劳呢。“美国人已到门前”，是指中国的后门——中亚。

中亚在地理上接近世界中心，那才是美国人最关心的地方。它的战略着力点始终在欧洲。这是一个基本战略判断。做出这个判断对中国维护“二十年战略机遇期”非常有用。中国是个战略贫乏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造成的。中国古代多谋略。西方人把思想家当作民族的骄傲。中国人把计谋当作民族智慧的结晶。若问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的谋略强于战略。谋略多出自弱国。诸葛亮有他的苦衷，不得不如此。蜀国最弱。他只能败中取胜。强国乏谋略，因为其太强而无须谋略。然而美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强国不同，它强而有战略，因而更强。我们还远没有认清过去，就急急忙忙地追赶未来；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摔倒，却又匆匆地赶路。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什么都可以失败，战略不能失败。战略的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

中国需要新智慧走向新世纪。局势动荡没什么不好。动荡才能检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成熟。动荡就是生命力。动荡可以用来推动变革。先让我们从动荡的大势说起吧。

一、三国演义：美国、日本和中国

从上世纪后几年到本世纪前四年里，世界基本没有平静过。这种不平静是美国一手制造的。美国一天也没有闲着。它从不闲着。有敌人的时候和敌人打，没敌人的时候和自己“打”。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全世界都在研究美军，它自己也在研究自己。美国是个具有最多自我否定行为的国家。美军也是个具有最多自我否定行为的军队。正因为如此，美军才一直能够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汲取思想，改变自己并且通过自己改变世界。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打的是空地结合。一时间，军事理论界烽烟四起。科索沃和阿富汗战争，它又全打空军。世界全震惊了。伊拉克战争，它再次让陆军登场。一两个陆军师在两河流域纵横驰骋，完成了一个国家的征服。当所有的人的目光被牢牢粘在伊拉克的关头，美军又转向了。

2004年，伊拉克战争硝烟未散，美军就搞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演习，名叫“夏季脉动04”。演习安排是：在全球同时调动七艘航母，同时在五大洋演习，最后齐集太平洋。前面都是实质性的：进行水面联合作战、反潜战、潜艇战、海空联合作战；后面就是表演性的、政治性的了。到太平洋集合示威，给世界看。主要是给中国看，给台湾看，也给日本看。

有人就据此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东移到太平洋了。但恰恰相反。美军这次宏大的演习结束于太平洋，主要是想对这一地区起威慑作用。它要真想来反而不用如此大张旗鼓。大约在四、五年前吧，就有人断定美国已经战略东移。结果是什么呢？美国连续在欧洲和中东打仗。其实，美国没有什么战略东移不东移的问题。美国前几年就有个战略叫“全球力量，全球到达”。美军是全球攻防。欧洲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这是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中东也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这是地理因素所决定的，当然也有能源因素。对美国而言，欧洲的事情办完了，才能顾及亚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就是这么做的。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欧洲的战略态势自二战后已经大大改变。当年苏联的坦克集团如乌云般密布，美国采取守势。现在苏联垮了，美国采取攻势。但不能根据这种攻防态势的转换来判定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离开了欧洲。实际上，只要美国还是以称霸全球为目标，欧洲就是它的重心，就是它的基本支撑点。它一只脚站在本土也就是美洲，另一只脚站在欧洲。这样它才能伸开两只手，遮蔽世界的天空。亚洲没有这个条件，撑不起美国的野心。美国的文化源自欧洲。欧洲今天全是它的伙伴和朋友，亚洲却存在不少挑战。没有亚洲，美国至多是手臂短了一点，但还是世界老大；没有欧洲，美国的一条腿就断了，它就不是巨人了。它甚至失去了灵魂。所以，美国永远不会丢掉欧洲。今天的事实是，欧洲基本风平浪静，而亚洲却可能出现火灾。美国关注亚洲是为了救火。从美国的角度是未雨绸缪。

再回来说美军的“夏季脉动04”演习。这次演习又反映了美国军事战略的一些变化。主要是海军战略的转变。美军这次动用了七艘航母，和伊拉克战争时动用的一样多。美国自格林纳达之战后的全部战争表明，五到七艘航母这样一个数量是美军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否则就集结不起足够的空袭力量和海上打击力量。大国的一次演习往往有多种寓意。美军这次演习要达到的目的有三个：

第一，控制海洋。美国发起伊拉克之战的真实目的是控制世界中心，并以此为基点，辐射全球。所以说，伊拉克战争导致了美国海军战略的改变。美国国家战略也需要海军战略改变。美国已经控制了天空，打垮伊拉克后又控制了陆地的心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岛”，下一步它该控制什么了呢？当然就是海洋。美军通过这次演习已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全面制海”。全球一共有十六条海上咽喉要道，亚洲占了五条，其中三条在东南亚，一条在东北亚，一条在太平洋东北海域。美军肯定追求的是全面掌握这十六条海上要道，确保战时能封锁他国海上航运和海洋力量。清朝曾经建立了一支农民的海军。英国建立了一支商人的海军。美国今天追求的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

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美国正在分割全球，而且，莱斯在上任前又在全球安排了六个下刀的口子，意图再明显不过。美国近期内主要任务是切小肉（布局），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

第二，更加机动。随着美国称霸全球战略部署的展开，美军务必具有与这种战略相对称的机动速度。不久前，拉姆斯菲尔德对五角大楼下达了向“10——30——30”模式军事构想过渡的任务。这正好印证了美军海军战略改变的事实。这一构想的实质是，在美国政府做出向某个地区动武的决定之后，美军要在十天之内进入战争准备，并向预定地区进发。此后三十天内，美军应击败敌人。次后再三十天内，美军应完成调整部署，并能到达全球任何一个新的地区完成新的战斗任务。按照这一构想，美军一年之内可以连续打赢五场战争。很显然，美国总战略需要美军能以更高的节奏获取胜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更快、更高、更强”。

第三，为下一场可能出现的战争打腹稿。西太平洋地区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大。这一地区若出问题，美军插手，主要是动用海上力量。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同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的想法。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海军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在战争中，其现有的部署体系反应较慢，不能保证足够的航母集群迅速到位。这个问题对于伊拉克这样一个没有还手能力的国家尚不严重，如果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敌国，美国就将力不从心。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对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作用不大。打大国没试验过，但打小国，打弱国，打表演赛，现在看来还没有问题。

三个目的，我认为最后一点最重要，它不仅通过这次演习给了美军一个指向性的战略暗示，即太平洋地区可能是未来战争的爆发点，而且指明了美军介入战争的方式和规模。

美军施展拳脚，已臻化境。在今天世界上，美国想打谁就打谁。俄罗斯是谁打它它就打谁。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事实就是这般严酷。中国怎样应对这场大趋势？让我们先看看别的国家是怎样应对的吧。先看俄罗斯。近十年来，美国为什么连续发起一场又一场战争？就是在收获冷战成果，把当年苏联的势力范围要么收复，要么扫荡。中东本来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现在面目皆非。美国打掉伊拉克，又捎带着搞掉了利比亚。它实际是一场战争两个胜利。俄罗斯只剩下了叙利亚和伊朗两个朋友了，日子过得相当艰苦。美国这十年趁俄罗斯急剧收缩的时机在全球急剧扩张。偏偏“9·11”事件又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扩张的更好借口。一如日本制造的珍珠港事件让美国赢得整个亚洲一样，美国要借“9·11”赢得整个世界。以前它还装装样子走走联合国形式，伊拉克战争它连这块遮羞布也抛弃了。想打就打。有理由要打，没理由编个理由也要打。打完再让联合国追认。北约不停东扩，实质是美国人不断东侵。北约的疆界现在离莫斯科只有五百公里。短兵相接啊。刺刀逼到了家门口。然而，这一切，俄国人都默默地忍下了。它是“打落门牙和血吞。”俄罗斯人不该出头时绝不出头。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俄罗斯都充当了叛徒的角色。叛徒这个词是科索沃战争时一个俄罗斯学者说的。当然，俄罗斯这样做无可厚非。它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俄罗斯的利益。它现在搞投机，不会一直搞投机。它是个大国，曾经还是个超级大国。它的心机隐藏得很深。对美国它是一副嘴脸，对中国它又是另一副嘴脸。它一面售军火给中国，一面又对这些军火的技术含量严加控制。至于石油管道，它宁可让日本介入也不会让中国介入。前不久俄罗斯搞了一次核演习，有人说这是俄罗斯面对美国的挤压发出的“最后的吼声”。可它这次演习在什么地方举行？在靠近中国的地方。俄罗斯，不简单。

再看看美国的盟友欧洲。美国的国家目标绝不是与任何国家（包括欧洲）“和平共处”，而是建立一个操控全球的大美利坚世界联邦帝国。这就不可能不与西方大国发生冲突。其实，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冲突的历史性契机已经形成。“西西冲突”已取代“东西冲突”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导。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既有打击俄罗斯的意图，又有打击欧元的意图。今天欧元被提升到这样一种可怕的高度，可见美国人的阴谋吗。当年日元也有过相同的情形。伊拉克战争爆发，欧洲看破了美国欲控制世界中心进而控制欧洲板块的心思，所以格外起劲地反对这场战争，比有些阿拉伯国家还起劲。但美国照打不误。欧洲也只能咽下这颗苦果。世界政治天空单向倾斜。谁都感到了压抑，但谁都没有力量把这个倾斜的甚至是坍塌了的天空撑起来。德国前总理科尔最近就说：美国人一极化的局面还要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一个法国领导人也只能委婉地说：“希特勒想建立一个单极世界，而最后世界成了两极世界；戈尔巴乔夫想维持两极世界，却导致了一个单极世界。同样理由，美国想维持单极世界，就一定能如愿吗？”今天的世界和二战时很相似，西方大国都在搞绥靖，都不愿惹火烧身，而总想把祸水引到别人身上。

美国因为想成为世界的霸主，结果先成了世界的公敌。如果我们有世界眼光，就能感受到别人所受的重压。如果我们只有中国眼光，就只能感受到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给我们制造的麻烦。其实与别的国家相比，特别是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所受压力还算小。乍一看，中国现在由于台湾问题的凸现而面临两难境地：中国如果与美国进行全面的军备竞赛，或者说与台湾进行全面的军备竞赛，那么最终会像苏联那样被美国拖垮，中国如果维持低军费政策，把主要财力用于经济建设，这将使中美军事能力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对美国的武力讹诈无能为力。但，我们难道就没有更好的选择吗？

现在该说日本了。日本有一个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实就是想让世界承认它的大国地位。但真正影响它成为世界大国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当年毛泽东就说过，日本没有真正的战略家。今天它还是如此。它甘于做美国的附庸。美国骑在它的身上，卡着它的脖子。日本若想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自由地活着，就必须甩掉背上的美国。但日本看不到这一点。日本现在只跟一个国家过不去，就是中国。中国当年被它掠夺资源，今天为它提供市场，可它还处处与中国作对。历史上美国打过它两次，还扔了原子弹，但日本不仅不痛恨美国，反而感激和敬畏美国。中国没打过它一次，还不让它赔款，但有没有日本人感激中国？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这要从它的民族心态讲起。日本的岛国地理形态，造就了日本人的岛国心态：胃口大，心胸小，气量窄，同时又个性倔强，偏执、残忍。欺软怕硬。日本的历史虽然不短，但那是一部没有哲学的历史。中国的历史长，并有哲学，但那是一部错误哲学的历史。

而美国的亚洲战略就是让亚洲人打亚洲人。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对中、美、日大国关系的现状和远景有清晰的认识。

美国在亚洲的头号对手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恐怕美国不少有智之士也是这样认为的。六十年前，美国打败了日本。美国这一仗打得相当艰辛。日本给它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日本强悍的民族精神，完备的教育体系，发达的科学技术，所有这些结合到一起，令全球刮目。用邱吉尔的话说：“日本的战争机器效率高得可怕。”只用了三个月，日本就把英、美的力量驱出了太平洋和东南亚。以前有哪个国家这样做过？今后又有哪个国家能这样做？战争末期，日本已山穷水尽，还制定了一个“一亿玉碎”计划，让美国望而生畏，最后靠核武器才解决问题。这一仗美国打出了什么心得？那就是日本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在和平时期也会表现出来，只是表现在不同领域而已。看看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就一目了然。它的社会效率也高得可怕。1945年日本是一座废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中国的水平不相上下。后来中国搞“文化大革命”，自我折腾，日本经济开始崛起。不到二十年，日本就把中国甩到后面一大截，遥遥直逼美国。但美国始终掐着日本经济的脖子。日本“小”的东西造得很精致，“大”的一个也不行。科技革命来临后，日本又欲冒头，弄得美国不敢造次，连忙制造了一个亚洲金融危机，才遏止了日本冲刺的势头。美国知道，中国是个重意识形态的国家，爱走极端，最善于自耗，或者说是自戕，一盘散沙。日本人凝聚性特强。中国像个老人，日本像个青年。中国暮气重，日本朝气盛。所以，美国一直死死控制日本。美国对日本的警惕要比对中国警惕大得多。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美国为什么给日本制定了那么个永远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了。美国才不是为中国，更不是为亚洲，而是为自己。它是为了今后在称霸世界时少一个对手多一个帮手才这么做的。美国的目的基本达到了。按照美国人的设计，今天日本成了一个经济巨人，却仍然是军事侏儒，政治小国。用石原慎太郎的话说：美国割掉了日本的睾丸，日本只能当美国的太监。现在日本也扎扎实实地是美国的全球太监。

再往深里说，美国控制日本，遏制日本发展，还有一个种族文明的冲突问题。意识形态的争斗消逝之后，种族文明之争又浮出水面。日本人发动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提出的口号都是驱逐白种人。它一面要“脱亚入欧”，一面又要为黄种人而战。你敢说这思想不极大地刺激美国人的神经？《日本可以说不》中，石原就质疑美国为什么对德国不用原子弹，而对日本使用。这个问题问到根上了。我以为有两个答案：一、种族因素。美国天然地以欧洲为自己的根，对欧洲有一种本能的亲近。但对亚洲就不是这样了。二、美国要用核武器来彻底摧毁日本的意志，让日本从此顺从美国。了解了这段历史，你就了解了日本人的处境。你就能够触摸日本人处在白种的美国控制下的“痛苦”。以前它是亚洲老大，现在它是亚洲唯一被白种人骑在胯下的民族，还不如菲律宾。菲律宾敢要求美国撤走军队，日本就不敢。

美国不仅在控制日本，还在改造日本。先说控制，六十年的历史证明，美国通过它一整套制度设计和战略运作，如日美安全条约啊，苏联入侵啊，中国威胁论啊，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啊等等，已经实现了对日本的彻底控制。美国绝不会主动给日本松绑。日本把成为正常国家的希望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上，这很幼稚。它向外派兵，讨美国欢心。利用美国的默许偷偷发展武力。但它越如此，离它的目标就越远。虽然中日磨擦是日本得到美国信任的前提，但日本始终没有意识到美国对它的战略意图。美国就是把日本当成一条军犬，替它看住美国潜在的对手，以前是苏联，现在是中国。但中国个头太大，且近年来崛起势头甚猛，美国觉得仅有日本一条军犬还不够，又豢养了一条台独狗。两条狗替它看中国。

再说改造。日本和德国虽同为战败国，日本就不如德国做得好。原因是德国是个哲学历史均深厚的国家。日本要想改变自己的国运，应首先改造自己的文化。美国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日本人的野性精神正渐行渐远。日本曾经有一个庞大的武士阶层，具有深厚的武士传统。这种精神使日本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虽然说武士的激烈急迫之外少了一些从容与持守，但日本民族正是赖此而强盛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菲律宾丛林中走出一个衣衫褴褛的日本兵，他没有接到上级要求他放下武器的命令，一个人在原始森林里坚守了三十年，已不会讲话了。今天的日本青年，哪里还有这种勇悍的精神？日本年轻人中的自杀率甚至超过西方国家。

美国非常清楚，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它要安稳地在亚洲当霸主，最大挑战只会来自两个国家，一个中国，一个是日本。其中尤以日本最可能。有一部分美国战略家就认为，将来反咬美国的必然是日本。美国一直比较轻视中国，但它挺重视中国的潜力。中国一直有这样的潜力，但一直没有变成现实。日本的实力则是现成的，那就是强大的经济力。目前美国亚洲战略的重点是牢牢控制日本，同时警惕中国。“挟一个，看一个。”还有可能要“吃一个”。哪一个？北朝鲜。

然而，还未结束。美国的亚洲战略还有更深的一层，也就是核心层——防止中日联手。

谁都认为“中日联手”是不可能的，但美国人认为可能。美国人制订战略时总是能看十几步。我们能看到明天就很不错了。它不仅能看到后天、大后天，甚至更远。中美两国最大区别就是战略思考层次的差别。美国考虑的是全球，所以它考虑得长远。我们考虑的是区域，这在布局上就差了一节。美国知道，以现在的情势，靠中日任何一国单独的力量，都不可能动摇美国的亚洲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中日联手。中日如果联手，就有可能形成欧盟那样的亚盟。这不是空谈。东盟就是未来亚盟的雏形。亚洲有着共同的儒教文化基础。按照美国一直信奉的文明冲突论，当亚盟形成，首先被驱逐的肯定是美国。即使不成立亚盟，仅仅靠中日联手本身，美国就会受到严峻挑战。它很难继续在韩国驻军。失去东亚，东南亚也不保。美国就要从整个太平洋退缩。它的全球势力版图就缩小了三分之一。美国在亚洲就被边缘化了。全球的政治格局就要重新洗牌。真正的多极化时代就到来了。很显然，中日联手，受益的不仅是中日两国，还有全世界。受损的只有美国。

如果以为美国在亚洲的唯一对手是中国，所以才用台湾牵制中国。这就把美国看简单了。美国是让中日互制，然后再分别制之。它既利用日本压制中国，也利用中国压制日本。美国向亚洲调动武装力量，名义上是为台湾而恫吓中国，其实也有对付日本的意图。近年来日本加强武备，很多中国人惊呼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可能比中国还紧张。但美国为什么不制止日本发展军备呢？因为日本的发展幅度还在美国的允许范围之内。美国知道台湾因素只能延缓中国成为现代大国的进程，而日本却可以毁灭中国成为大国的可能。

美国对中国有太多的牌可用。中国对美国缺少好牌可出。美国根据中国的发展速度，一张一张地不慌不忙地打牌。它现在打台湾牌，那是中国的力量到能威胁美国的程度还有相当距离。到了一定程度，它就要打其它牌了。可能是新疆牌，也可能是民族牌，也可能是日本牌。美国在打台湾牌的同时最可能也打日本牌。一旦美国开始打日本牌，我们就要特别警惕了。日本是它的王牌。美国挑起中日争端，必会先全力支持日本，然后再限制日本。对中国则反过来，先限制打击，然后再扶你一把，不让你彻底垮掉。美国直接上场的可能性有，但甚微。最大可能是当裁判。最后结果一定是中日两败俱伤。美国不会允许中日间出现最后的胜利者。它需要中日双方就像现在这样死死咬住永远地不松口。世世代代做鹬蚌，它永远做渔翁。只要中日双方不能超越历史和仇恨，还这样互相死死地盯住对方，中日双方就谁也成不了世界大国，永远在亚洲做二流国家。

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三边关系。然而，不幸的是，这是国际结构中最不稳定的三角关系，那完全是美国人一手造成的。这也正是美国的战略期望点。摸清了对手底牌之后，我们该如何出牌？

中日联手说起来简单，行起来谈何容易？爱因斯坦说：“现在我们的世界最缺乏的是善意和力量的结合。”有力量的人没善意。有善意的人没力量。日本是前者。中国是后者。中日之间仇恨深重。英德法之间也有血海深仇，但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但中日不行。原因在日本。有两个原因。第一，中日和则两利，败则两伤，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可惜现在是被日本用做外交辞令。日本没有看到这一点，它看不到这一点，就永远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中国是具有大包容心的国家。日本是心胸狭窄的国家。中国在中日关系上从来是向前看的。中国当年不要日本巨额战争赔款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毛主席、邓小平都是向前看的。现在的中央也如此。因为这是中国根本的战略利益所在。日本今天奉行的是中国战国时期“远交近攻”之策。这是一种地区争霸战略，非全球争霸战略。美国希望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奉行这种以邻为壑的战略，那样美国就更自在了。

第二，日本是个曾经有着世界野心的国家，它特别对中国有野心。二次大战美国快打到日本本土时，日本国内竟然有人主张放弃本土，集中力量保卫满洲。由此可见日本人的大陆情结。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称这场战争为“国运相赌”。赌什么？赌以后一百年内中国不会强盛。他们大致赌对了。但是美国就像日本打败清国一样打败了日本。美国不仅是打赢了一场战争，而是熄灭了日本百年世界帝国的雄心。就像中国人总是情不自禁地怀念秦皇汉武一样，日本人也一直念念不忘它那个刚刚消失的大帝国。日本人对中国人有着心理上的巨大优势。他们从来不承认是败于中国之手。日本人说：“我们是一头狼，挨了十几拳，死于两颗子弹。”十几拳指中国，两颗子弹指美国扔的原子弹。一些日本人说：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买我们的产品；首相天天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还是照样会买我们的产品。

批评完日本，还要做自我批评。我国几代领导人对日思维都是正确的，但民间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潜流。这种潜流在最近的互联网上达到了极致。这是一股不健康的潜流。我们的人民对日本的心理极不平衡，因为中国从未真正击败过日本。中国对美国的自信完全建立在朝鲜战争和局的基础上，但对日本就不存在这种自信。不自信造成了愤怒。愤怒造成了不理智。不理智造成了失态。一百多年来，我们对日本多数时间是在控诉，其余就是遗忘。“9·18”、“7·7”、“12·8”、“8·13”，历史实在残忍，用那么多纪念日来提醒我们。但提醒之后我们又干了些什么？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除了敌对还是敌对。仿佛只有与日本敌对，才能够将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面对历史问题，中国既要讲现实主义，更应该讲未来主义。中日两国都应该具有开阔的眼光。这不是情感的选择，而是利益的选择。抗日战争结束六十年了，但双方民间仍然充满敌意。政府的政策不可能总压抑民意。这种情况任其发展，再加上美国的怂恿，谁说中日不会再战？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能解决战与不战的问题，就只能解决怎么战的问题了。果真如此，那是很不幸的。首先是日本的不幸。

我们有些民间人士总是批评日本不反省，而我们自己有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呢？战争袭来时，伪军满城，这不需要反省吗？战争结束，蒋介石为了打内战，放弃驻军日本，这不需要反省吗？国民党军一个师的部队能在十六名日本兵面前缴械投降。而甲午海战时日本海军要求每个逃生的水兵都必须有风度，因为清国人会看他们的笑话，从而使整个民族蒙羞。这不需要反省？青岛一个老人回忆抗日战争，说了两件事：第一件，所有的中国人经过日本兵岗哨，无不低头鞠躬，奴颜婢膝。第二件，日本投降后，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列队走过市区，围观的老百姓吐唾沫，扔石头，杀声震天。脸上沾有唾沫和血迹的日本兵不为所动，仍整整齐齐地行进。老人说：“日本人没投降时你们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日本老板警告员工有一句常用的口头禅：“不要像中国人那样懒！”我听后脸红。一个美国人写道，当他夜晚从东京的摩天大楼望下去时，所有楼层的房间都开着灯，“每一张办公桌前都坐着一个忙碌的日本人。”广岛亚运会结束时，六万人退场，会场上竟没有一张纸。美国的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人！”去年十月一日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人们散去后，满地废纸，随风飘舞。我们也和日本一样，是个不善于反省的民族。就拿“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来说，此语有误，却说了一百年，今天还在说，可能还要说下去。落后就一定要挨打吗？鸦片战争时，清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一，并不落后。甲午战争时，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比落后吗？一点也不。在“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前应加上“观念”两个字，即“观念落后就要挨打”。可百年了，这两个字就一直加不上去。我们比任何民族都固执。
结论：①把对日战略放在对美战略的大框架下进行思考。把如何处理好对日关系放在国家战略全局来考虑。有人说：“就算日本是美国的一条狗，中国为了对付狗的主子，不要跟狗掐，应该防狗咬。必要时还要丢给它一个肉包子，目的是让它离主子远一点。”中国究意应当怎样对待日本，我在《大国策》中说得非常清楚。日本的强大，必将使美国和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去牵制日本。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态势。

      ②在台湾问题上，不要把美、日、台毫无区别地推在一起。这样正中台独和美国下怀。美、日、台对付中国方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至少美国和日本国家利益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应付对手的联盟战略，要主动化解对方的联盟。

      ③美国的国家战略固然非常前卫，但是作为民主国家，它有自身的特点，它的政策是连续的和可预见的。把握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是与政府有关的大财团的利益，就能够把握美国的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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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马

                                 刘亚洲

　　多年后，重来战地，山峰青翠依然。硝烟尽散。战场无言。烈士也无言。我扑
向山前。这是我生命中的山。我将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遗留在此，它常将我唤。
主峰大改观，正面226个台阶，象征着主攻方向牺牲的226名官兵。侧面84个台阶，
象征着助攻方向牺牲的84名官兵。拾阶而上，多年前那个月黑风高夜轰然涌现：大
地发抖。天色血红。炮弹暴雨般泻下。大军似狂飙卷向山头。火光中可见一排排黑
影倒下，更密集的黑影嗖嗖向上。最先冲上山的是副连长张中权，他的肠子被打出
来，塞回去继续苦战，直到牺牲。他的雕像今天静静屹立在峰顶。我们来到烈士陵
园，几千座坟茔在沉默中爆发。我听得见烈士们的喊杀声。大家都落泪。我寻找墓
碑上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蓦地，我看到了马占扶和马玉龙。“二马!”我叫道。
　　马玉龙和马占扶是回民。马玉龙是排长，马占扶是战士。我第一次听说他俩名
字是作战前几天。我到主攻团采访。政委告我：“突击连有‘二马’，两个回回，
大马勇敢，是尖刀排排长；小马胆小，是‘夹带人’。”我要求去突击连。团政委
简约介绍“二马”情况：马玉龙父母都是“回民支队”的老战士，母亲曾担任过甘
肃某县副县长，他自军校毕业，有文化。马占扶是西宁农村人，父早亡，家贫。初
见马玉龙，就留下极深印象。是个黄昏，我来到突击连驻地。马玉龙正坐在山坡上
看两头牛性交。夕阳将群山涂一层血。两头牛简直沐浴在火焰中。它们热烈相爱，
不顾人来。一霎间我与公牛眼睛对视。我从那双眼睛中读懂了全部生命的含义。马
玉龙托腮，全神贯注。我蓦地有些感动。这像一幅油画。一战士来叫排长，见此情
景，连忙把眼捂上，吐口唾沫：“呸，畜牲就是畜牲，大白天乱来!”马玉龙喝道：
“马占扶，你懂个屁!”于是我也认识了马占扶。
　　当夜我宿在突击连。晚饭时，马占扶把一听罐头放进口袋里，马玉龙发现，命
令全排集合，把马占扶狠狠克了一通，随即令他出列。他的裤袋鼓鼓囊囊。马玉龙
把罐头掏出，猛掷在地。马玉龙告我：马占扶不止一次干这事。他家穷。他要把这
些东西攒起来战后带给母亲。马玉龙说：“他是‘夹带人’，觉悟太低。他平日从
不吃饱饭，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娘岁数这么大一口饱饭也没吃过。”睡觉前，
忽闻骚动。我出去。战士们都站在空地上围观什么。马玉龙阻止我过去。告我：下
午营教导员带一名通信员来突击连，半路被潜伏的敌方特工队袭击。打死人还不算，
还把教导员大卸八块。现在教导员被肢解的尸体刚抬回。我的心为这酷烈的暴行而
发栗。战士们都流泪。马占扶率先哭出声来。哭声响成一片。马玉龙拔出手枪，在
空场上来回走动。他眼红红的，乱蓬蓬的头发像狮鬣，他也真令我想起笼中躁动不
安的狮子。在他的房屋的门上，一群燕子正筑巢，叽叽喳喳叫不停。马玉龙显然被
聒噪得烦，抬手就是一枪，树枝纷落，燕子散去。深夜，我梦正酣，忽然一声枪响，
是那么近，犹在耳边。我心哐哐剧跳。一声尖叫撕破寂静：“特工队!”屋内顿时陷
入可怕的混乱。一个黑影兔子似的冲出门去，急促的脚步声远去。是马占扶。大家
都起来，方闹清是一场虚惊。哨兵走火。那声尖叫是某战士条件反射。清点人数，
独少了马占扶。第二天，马占扶被友邻部队送回。昨夜他从梦中惊起，一口气狂奔
二十里，鞋也未穿，脚板全是血，浑不觉。马占扶回排时，马玉龙噼噼啪啪地鼓掌，
一脸鄙夷之色。马占扶抬不起头来。
　　进攻的前一天，我又来突击连。驻地静如坟墓。战士们出出进进，神色肃穆得
要死。马玉龙说：“从前天接到作战命令起，全连没一个笑脸!”我与马玉龙相顾，
无语。突然，马玉龙站起来：“他妈的，太静了，静得不对劲儿!”他举起一个炮弹
壳，猛砸桌子和床，砸窗户。那些物什哭叫着粉身碎骨。他的举动立即瘟疫般地传
遍全连。所有的战士都开始砸东西，摔暖瓶，扔装具。突击连翻江倒海，端的是狂
欢。各种声响震耳欲聋，是一曲交响，关于生命的。誓师大会后还有两项程序：一、
官兵们谁欠有债务，写下来，一旦牺牲，这笔钱由组织代为归还。二、写遗嘱。司
务长发下去的借款单，收回来后，无一人写一字。连马占扶也没写。我问马玉龙：
“这是真实情况吗?”他说：“不是，家里困难的战士多的是，只是大家不乐意欠国
家的钱!”遗嘱多是使用录音机。马玉龙给母亲录的话是：“你曾告我，打仗时不要
想娘，一想娘，就不勇敢了。儿一定要当英雄。儿从小就好强。到部队后，领导也
老批评我有个人英雄主义倾向。我认为，个人英雄主义也在英雄主义范畴内。”马
占扶对着录音机啜泣，断断续续地讲了半小时。他口音重，我实在听不懂他讲些什
么，但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每讲一句就要喊一声娘。他一共喊了26声娘。就在马占
扶声泪俱下录音的当儿，马玉龙吩咐一班长打响后一定要盯紧马占扶。我猛然感到
了一种残酷。我的双眼溢满泪水。临行前，喝壮行酒，又是一团死寂。只有马玉龙
屋檐下传来燕子的呢喃。它们又在那儿筑巢呢。马玉龙冷冷地望了一会儿，捡起块
石头掷过去，覆巢之下，燕子惊飞。





　　午夜，突击连秘密运动到山脚下，潜伏。马玉龙命令一班长紧挨着马占扶趴在
草丛中。凌晨，一发炮弹击中马占扶的隐蔽处。马占扶负重伤。在对方鼻下潜伏谁
也不能动，只能眼睁睁地望着。马占扶痛极了，把一颗手榴弹塞进嘴巴里，死死咬
住。他像石头，纹丝不动。他流了那么多血，把趴在周围的战士衣服都浸湿了。事
后一战士回忆：“我像泡在水里一样。”发起冲锋时，马玉龙第一个跳起来，命令
一班长：“带着马占扶，上!”马占扶仍一动不动。一班长拎他的背带，哎呀，这样
轻。马占扶竟整个儿被拎起来了，原来他下半身被齐斩斩地切断。他早已牺牲多时
了。马玉龙率尖刀排直插主峰。战士悲壮到了极点。马玉龙在一处秘密掩体前被机
枪打断双腿。全连被火力压制。马玉龙昂起血糊淋漓的头颅，艰难地向掩体爬去。
连长惊觉他要干什么，高叫：“一排长，不要这样!”马玉龙在向掩体机枪口扑过去
的那一瞬间还来得及回了一下头，向着连长灿烂地一笑。这笑容像一道阳光，劈开
了黑暗。直到今天这阳光依然灿烂。马玉龙身上被机枪洞穿了170个窟窿。战斗结束
后，马占扶的遗体被抬下来，战士们想取出他嘴里的手榴弹，却怎么也取不出。他
咬得是那样紧，以至于它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了。按民族风俗，回民是要土葬的，
但马占扶的遗体太惨烈，只能火化。火葬场拒绝火化，因为手榴弹会在火中爆炸，
无奈，用手术刀切开嘴唇，才取出来。当战士把这枚染血的手榴弹放在我手上时，
我突然感到一阵揪心裂肺的痛。我看见手榴弹钢铁的弹体上清晰地印着一排牙印。
马占扶是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才死去的呀。这个总也吃不饱饭的“回回”是从哪儿来
的这么惊人的令人恐怖的力量呢?马玉龙的遗体被抬到他住的屋前。战士们为他换衣。
小心翼翼地替他擦拭身体。他的无神的眼睛一直凝视着灰暗的天空。我站在旁边，
不忍睹。燕子又一次在屋檐下筑巢。燕雀不谙人间事，欢叫如常。战士用竹竿把刚
筑好的窝捅下来。噫!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一只燕子箭一般地从空中俯冲下来，
猛撞在屋檐上，发出“嘭”的一声响，头溅血，死亡。大家尚惊愕，又有两只燕子
用同样的方式撞向大门，俱死。我恍然，燕子三次筑巢不成，以自杀抗争。燕子的
悲哀有谁知?人的悲哀又有谁知?最壮观的情景出现了。不知从何方飞来一群燕，在
死去的燕子尸体上盘旋，当然也在马玉龙的尸体上盘旋。是那么多，快不见天了。
叫声凄越哀婉。羽毛在空中飘浮，洒向人间都是泪啊!
　　部队给烈士家属拍了电报。马玉龙的母亲和未婚妻赶来了。她们到医院冷藏间
看望亲人的遗体。白被单轻轻揭开，烈士面容如生。未婚妻嘤嘤哭泣。马玉龙母亲
一滴泪未掉，突然扬起胳膊，“啪”地扇了儿子一个响亮的耳光，大声说：“你这
个不孝的东西!不是说好了你为我送终么?你怎么走到我前面去了啊!”随即晕厥过去。
我被深深地撼动了。这个回族老太太孱弱的身躯中蕴藏着怎样坚强的精神力量啊!当
晚，她命未过门的儿媳妇重新找人。好姑娘，也是不屈的种儿，一句话不说，端起
一盆清水，泼在地上，随即扑进母亲怀中大哭。我明白，这是回族风俗，暗喻：女
子嫁人犹如泼出去的水，再难收了。马占扶的母亲由于一时难寻，部队便派两名干
部携带马占扶的骨灰盒前往西宁。一日，经人指点，他们见到了马占扶的母亲。他
们的心被揪紧了。这竟是烈士的母亲：衣衫破烂不遮体。花白的头发像草窝。端一
只碗，颤微微沿街讨饭。干部抱着骨灰盒一边落泪一边在心里说：“大娘，占扶来
看你了。”马占扶叫了26声娘的录音带就在口袋里装着。干部终不忍把噩耗告诉老
人，逃似的跑掉了。于是，马占扶的骨灰一部分葬在了战地陵园，一部分静静地呆
在华山脚下，他的团队里。老人是1994年去世的。十年中，她天天盼儿子的信，总
盼不到。临终那一天，她嘱咐村里的人，如果儿子来信了，要代送到她墓里。
　　我冲动地想完成此事。我来到“二马”的团队。团政委已是师政委。我把我写
的关于“二马”文章给他看。看毕，他叹口气，语调沉痛地说：“遗憾，永远也弥
补不了了。”

　　〔责任编辑 杨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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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初中课本上的原文（与作者原文有所增减）
胖胖：

我曾倚马万言，可给你写信，笔有如千斤。下个月你就十四岁了，我从不知道十四岁也是人生的一个台阶。我和你妈妈都是十五岁参军的。你爷爷是十六岁参军的，因为日本人来烧杀抢掠。你外公也是十六岁闹红的，因为穷。学校是课堂，人生也是课堂。你在教室中学习，我们在生活中学习。世上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相同的人生之旅。在这年龄上，有人当了宰相，如甘罗；有人苦闷求索，如潘晓；有人牺牲了，如刘胡兰；有人进了劳教所，如少年犯。

坦率讲，我是欣赏你的，一如欣赏一部作品。即使没有血缘关系：我仍会欣赏你，因为你身上有许多闪光的东西。你最大的特点是心地善良，这种善良是与生俱来的。人心如海，世事如焚，偏你心中是一片净土。你对大自然充满爱心，小时候在上海，你才四岁，见有人摘花，你气得跳脚。电视中有砍树的镜头，你对我说：“树会疼!”你敬重一切生命，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生命。家中有蛾子乱飞，我常拍打，你总说：“它们也是生命。”小时候你看见一则报道：海洋动物锐减，从此你再也不吃海鲜，直至今日。你说：“鱼我是能吃的，但不吃，保护海洋生物。”我常自问：这孩子难道心中有佛吗?难怪那一次你在青海塔尔寺，喇嘛们蜂涌出来看你，说你头上有佛光。有胜于无。放眼望去，山林被砍伐，二百年后世界只剩一棵树。动物被屠杀，中国人什么都敢吃。我曾给你讲袁崇焕的故事，当活龙虾被端上桌子，眼珠悸动，胡须颤颤时，我想：这不就是被凌迟的袁督师吗?从此我也拒绝吃生龙虾。你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哺育你，教导你，反过来也被你的行为所教导。某次考试，你一道题做错了，随意瞟到同桌的正确答案，但你偏不改，就这么交上去。宁阿姨说：“你真笨!”那天我极累，有电话找，我对阿姨说：“就说我不在。”随即我感到羞愧，这不是说谎吗?在这一点上，我甚至不如你。

你的另一个优点是具有平民思想。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我珍视它。平民思想是现代化和现代政治最重要的灵魂。我们恰恰缺少平民思想，嘴上说平等，骨子里最不平等。我曾说过某城市的市民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这其实是一种不平等。自古人们就如此：当别人强大时，用诌媚取悦对方。当自己强大时，用作践别人来取悦自己。我家是一个极平常的家，可你妈妈家却不同，你偏又在这个家庭中成长。你没住胡同但你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胡同，若考胡同知识，你准夺标。妈妈在北京生活了40年，还不如只生活了14年的你对胡同那么熟稔。每到星期日，我总带你穿梭于胡同间，对那些斑驳的大门、陈旧的院落、满是疮痍的砖墙，你表现了多大的兴趣啊。上小学时你不会骑车，用汽车送，你从不让汽车挨近校门，接你时必须停在远处，你贴着墙根儿悄莫声地滑过来，宛如做了亏心事。我上小学时总爱与同学比爷爷的军衔，爷爷是中校，我吹牛说是上校。有一次爷爷来学校，我露馅了。你对家庭和附加干家庭上的东西无兴趣，你的兴趣在于今天哪儿破坏了文物，明天哪儿被污染。某次上街。一个叔叔把废纸掉在地上，你拾起来扔进垃圾筒。
十四过了，就奔十八；十八过了，就奔三十；三十过了，就如江河一泻千里。你就是你，你不是别人，先做自己，再作别人。有些父母希望孩子做这个做那个，其实是在弦子身上寻找自己。我们对你无要求，唯有希冀。

一、应有博大的胸怀。天空大，比天空还大的是人心。邓小平爷爷是距你最近的伟人。他博大如天体。有些人栽倒一次就起不来了，可他倒了三次还站起，终于笑到底。毛主席胜在韬略，邓小平胜在豁达。他放得下，拿得起，举泰山如茶几。你则常举轻若重。小时候，别人批评一句，你牢记许久。考试前，你如临敌；考试若小挫，你总苦苦焦虑。我带你出国、照像，你总问：“别人会不会以为我是在世界公园拍的假景?”有时候做题答案与同学一致，明明是自己做的，却怀疑：我是不是抄同学的?你说你爱想事，却不告我们想什么。思想会发酵，心理雄关难越，但必须越，否则你就不能涅盘。切记：豁达豁达再豁达。我的诀窍是：从生命入手，既要珍惜生命，又不要太过看重。生命是一种渲泄，生命是一种咆哮，生命也是一个有无。一个人如果连死亡都不怕，还怕什么?小时候，我的喉咙卡了一根鱼刺，一个月不出来，我直觉自己要死了。就是某日清晨，一个老人摔倒在学校旁的马路上，竟被一泡马尿呛死了。我忽然觉得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奇怪的是我也忽然无惧了。同学间有意见算什么?批评又算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打不倒的敌人，只有打不倒的自己。人只有征服自己，才能征服世界。
二、要有铁一般的意志。你人很聪明，但意志稍缺。与一般孩子相比，你意志够强了，但与你即将要做的事业比，还不够。你说不喝可乐，果就再不喝。考试小挫后也屡次发誓不玩游戏机，但常挡不住它的诱拐。这就是说，小事尚可，中事不够，大事更不够。对此，父母有责任，我尤有责任，在骨子里不愿让你吃苦，甚至见不得你吃苦。我总想为你创造条件，这也是一种变相地在孩子身上找回自己。聪明是一种财富，意志是更大的财富。聪明人办小事，坚强者办大事。战斗最难坚持的是最后三分钟。与外公一起闹革命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河西走廊牺牲时只有二十六岁，他的妻子是女红军，已怀孕，仍被马匪躁躏，娶作小老婆。她讨饭逃回南方，将孩子生出来养大。解放后，又受到三十年不公正待遇。她几回欲死，但想到一定要把丈夫的骨血养大，便苟活下来。一个女子，处在这个境地下，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终于。在前年，她被平反。她带着已经六十岁的儿子来到河西走廊烈士陵园看望丈夫。照片上，孙玉清年轻英俊，而她，连她的儿子都是鸡皮鹤发，瘦骨嶙峋。她抚着丈夫的镜框哭道：“我到今天才来看你。你的儿子都老了啊……”我是与你一同看的电视，当时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我是为这个坚强的女人的意志而流泪。孩子，一定要坚持，越不能坚持越要坚持。黎明前最黑暗。胜利前最绝望。成功前最渺茫。坚持住，你就会迎来黎明，迎来胜利，迎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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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对话
                                       

前言
　　 伊拉克战争尘埃落定。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这场战争。《空军军事学术》编辑部记者戴旭采访了成都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刘亚洲中将。在两个小时里，刘将军侃侃而谈。特将戴旭与刘亚洲的对话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战争结果：地区性战争，世界性震撼
　　 记者：伊拉克战争从2003年3月20日正式爆发，到4月11日美军攻占巴格达。进攻者以区区十万余人的军队，在二十几天的时间里，几乎没经过像样的战斗就完全征服了一个世界中等强国。不少人觉得伊拉克战争不像一场战争，而更像一场游戏。
　　 刘亚洲：这场战争有点戏剧化，但它仍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2003年这个春天里的二十天耐人寻味。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我曾说过：假如一千年以后还有历史，它将这样记载：海湾战争充满了惊叹号。这次伊拉克战争之后，我要说，“新海湾战争”不仅仍然充满了惊叹号，还充满了问号，当然还有省略号。这场战争看起来已经结束了，但它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记者：新起点是什么意思？
　　 刘亚洲：这虽然是一场地区性战争，但造成了世界性震撼。此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甚至可以这样说：许多国家的边界通过这场战争被悄悄地重新划了一遍。至少在美国领导人的脑中被重新划了一遍。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世界绝不会回到伊拉克战争之前去。这场战争已经改变了历史，并在继续改变着历史。英国首相布莱尔在英国下院辩论时讲过一句话：“此战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国际政治格局。”他的话讲到了点子上。
　　 记者：刘将军，你能否再深入地就此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刘亚洲：我从两个方面来谈谈对这场战争的理解，一是从政治上，二是从军事上。1962年我军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后，毛主席形容此战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说是政治军事仗。”伊拉克战争具有军事政治双重含义。政治上，这场战争有三个意义：①这场战争是新旧世界秩序划分的分水岭。金一南说：“战争决定秩序。”此话很对。冷战之后，不，从冷战时期就开始了，美国一直在追求一种“新帝国秩序”。什么叫“新帝国秩序”呢？就是美国以其强大的政治、军事、文化、精神、宗教的力量独霸世界。国家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就要称霸。任何国家都一样。不称霸是因为你没有称霸的条件。就像只有有钱人才说贫困是一种财富一样。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更大的权力。二十世纪国际体系的最后一个基石就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集体安全机制和国际法秩序。美国是这个机制和秩序的主要发起国和制定国。现在美国通过这场战争把这块基石彻底砸碎了。这场战争是美国“新帝国秩序”下的第一场战争，具有头等重要的历史意义。美国一个议员说是这场战争有“历史精神”，他触到了这场战争的实质。这场战争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②文明冲突。文明冲突说到底就是一种宗教冲突。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宗教冲突，当然也是文明冲突。你可以不承认有文明冲突，你能不承认有宗教冲突吗？小布什说过这场战争是“新十字军东征”。后来又说这句话是“失言”。其实哪里是失言呢？那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冷战之后，另一种规则的战争开始了。它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文明冲突。当今的文明冲突，以西方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最为激烈。美国不仅要象它所宣称的那样要“改造”伊斯兰世界，它的终极目的是打垮整个伊斯兰世界。自古以来，文明就是通过战争来移植的。美国以军事方式与世界对立。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从美国政客口中完全可以找到答案。美国保守派代表人物伍尔西说：“伊拉克之战可以被看作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次战斗。世界已经发生过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第四次世界大战正在中东发生。”
　　 记者：由于美国在军事力量领域中的这种不对称军力，其鹰派政客已产生了一种近似狂妄的战争迷信。国际政治的天平急剧倾斜。西方学者将美国比做一辆正在向山下冲去的、刹车失灵的战车。
　　 刘亚洲：伊拉克战争已成历史。但2003年的春天让整个地球的人们都感到一种新世纪的寒意。比利时首相最近说美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超级大国。因为美国的危险，世界也变得危险起来。我接着说第三个意义：地缘政治。地理即命运。从古至今，此理不变。一般强国在崛起之初，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地理上的不败之地就是地缘政治中必须控制的地区。中东就是这样一个地区。有人说，石油是中东之宝，也是中东之祸。美国二战后全部中东战略都是围绕石油展开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美国控制中东，既为石油，又不全为石油，它有着比控制石油命脉更深远的目的。你知道，中东地区在历史上不仅是能源基地，更是世界著名的交通枢纽。拿破仑早年就开始注意到控制这个要害枢纽的世界意义。美国控制中东，使世界力量为之重新整合。历史将为此产生巨大改变。从现在起，美国已经割断了亚洲、非洲和欧洲间的陆上通路。这个事实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我正在撰写一本书，名字暂定为《西部论》，将充分对这个问题展开探讨。这里就不多讲了。
　　 记者：军事上的影响呢？
　　 刘亚洲：上个世纪以来，世界一直存在着两大武装集团：一个是前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一个是美国。这两大武装集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军事理念。我说的军事理念包括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武器装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队大致都是按这两大阵营划分的，非此即彼，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冷战以后发生的这几场战争，其实是这两大武装集团之间的战争。是两大集团两种不同军事理念的战争。现在我可以说：以苏联为首的武装集团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武装集团。
　　 打个比方吧，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像一场拳击赛。还是当年的美国重量级拳王和那个伊拉克侏儒。不同的是拳王更强壮而侏儒更虚弱了。还是当年的“擂台”。当然还是当年的结果——一个回合击倒对手，不，这一回侏儒是被吓倒的。因为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胜负就已经确定了。问题是我们应当看到擂台背后的东西。
　　 记者：这一点，很多人也许都没有想到。
　　 刘亚洲：必须想到。尤其我们中国军人必须想到。这场战争的世界性意义是，全面昭示了苏式军事体系的危机。凝视着伊拉克战争的废墟，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似曾相识的场景：黎巴嫩贝卡谷地、利比亚首都、南联盟、阿富汗……我发现这些战地和废墟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前苏联的盟友或涉足之地；都是主要采用苏式武器系统和军事思想；都在美国的信息化空中打击下，或支离破碎，或灰飞烟灭。为什么？
　　 两次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伊拉克是一个陆海空三军全面“苏”化的国家。从“飞毛腿”导弹、米格战机，到主战坦克，无一不是苏（俄）制。不仅数量庞大，比较先进，而且成系列引进；不仅引进装备，也引进体制和思想。
　　 记者：世界变化太快了。我们知道同样以征服占领一个中等国家为目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动用了五十万左右的军队，打了三年，无功而退；越南战争美国也动用了五十万军队，打了十二年，最后撤出。伊拉克战争结果怎么会是这样？
　　 刘亚洲：我想用另外两场战争的结果来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是超级大国，在同一个战场和同一个对手作战，苏联先后动用一百五十万兵力，主要进行地面作战，结果打了十年，付出了五万余人的伤亡，最后彻底失败，国势从此一蹶不振。美国只派了千余人的特种部队，主要出动空中力量，只用了六十一天，死亡十六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在正面交战中阵亡的），就彻底消灭了塔利班。
　　 我们还可以把美国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和俄罗斯进行的车臣战争做一个比较。这两场战争也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反恐作战，战场均为中亚山地，对手都是游击武装。美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而俄罗斯从1999年8月至2002年5月，已伤亡十万人以上，至今仍深陷在游击战的泥潭中。这次伊拉克战争结束不久，车臣又发生了恐怖爆炸袭击，俄军驻车臣的副司令被炸死。一句话，战争远未结束。
　　 记者：您认为俄美军队之间的主要差距在哪里？
　　 刘亚洲：主要在军事技术和战争观念上。先谈军事技术。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精确制导技术已把战争带入了“精确战士”时代。美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具威胁性的武器布署到它认为是最需要的地区。美国一天之内在科索沃投下的总量，比我军部署在东南沿海所有导弹的总量还要高。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针对阿富汗多山多洞的情况，迅速研制出“温压”。这种可摧毁山洞、地下掩体或建筑物内的一切，但不会损坏建筑物——有点像中子弹。这种根据战场情况迅速研制新型武器的能力也是一种“武器”，而且是一种更加厉害的武器。除了有预见性地准备武器以外，美国还根据战场需要随时研制和提供有针对性的武器，这一点很重要。相比之下，上甘岭时我们使用爆破筒、包、步话机，到了对越自卫还击战时还在用。
　　 当然，这里面有个工业基础的问题，但主要是战争观念前瞻性和国防工业的应变能力问题。不能等战争打响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就应该注意。今天的每一分钟迟钝，将来都是要以鲜血做代价的。
　　 由于拥有近一个世纪的技术差，我们看到美国和塔利班不是士兵对士兵、炮弹对炮弹，而是导弹对子弹、卫星对准星。
　　 记者：在美军精确、有效、持续的空中打击下，塔利班攻守失措，迅速瓦解。
　　 刘亚洲：与美军相比，俄军高技术只是部分地体现在武器平台上，未形成系统。俄军在车臣基本上还是靠常规兵器作战，其各作战平台互相之间和与指挥机构，尚未实现信息交链。技术决定战术。俄军和车臣武装并未形成“代差”的技术优势，不能像美军那样利用绝对的信息技术优势实施不对称作战。
　　 记者：这让我们想起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也是在面对美军强大的空中优势时，却实施了大纵深机动和穿插，充分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优势。
　　 刘亚洲：破解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办法只有一个：机动。只有拥有了机动权——我提出这个名词，才能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然只有你打我而我不能打你。这次伊拉克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还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军队和塔利班的败因就是因为没有机动权——主要是无法实施机动。美军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上的失败，和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及俄罗斯在车臣战争中至今没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控制对方机动的能力。你看过电影《上甘岭》吧，白天阵地是美国的，到了晚上又被我们夺回来。只要对方还有战场上行动上的自由，取得胜利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而那些王朝的综合国力、军力、火力，都远在游牧民族之上。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游牧民族的骑兵具有极大的机动性。来去如风，狂飚千里，使中原王朝防不胜防。
　　 美军今天搞这个系统那个系统，数字化信息化等等，根本目的就是要剥夺对方的战场机动权。这也是美军未来的潜在对手们要特别注意的，没有机动权就没有生存权。
记者：美军是如何控制对方机动能力的呢？
　　 刘亚洲：简单地说，它使自己成为千里眼、顺风耳，同时却让对手眼瞎耳聋。我们说今天的美军强大，就是因为它拥有战场感知能力。有这样一组数据：美军从发现目标到实施精确打击的时间，即完成发现——定位——瞄准——攻击——评估战果这样一个“打击链条”所需的时间，海湾战争时是一百分钟，科索沃战争时为四十分钟，阿富汗战争时为二十分钟，而此次伊拉克战争只有十分钟，基本实现“发现即摧毁”。就对方而言，即“被发现即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根本来不及实施机动。如2001年11月间，美军一架侦察机发现一支车队在夜幕掩护下撤离喀布尔，立即把情况通过卫星传送到美国中央指挥中心。五角大楼下达攻击命令，三架战斗机很快飞到目标上空，投下三枚制导。同时，无人侦察机也向地面车辆发射了导弹，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架无人攻击机。后经证实，包括拉登的助手阿提夫在内的近百名塔利班人员在此次空袭中丧命。这一幕是美军在阿富汗作战行动的缩影，也是未来美军惯用的战术攻击手段。
　　 和美国老鹰扑兔的犀利与敏捷相比，在车臣战争中，俄军就像大蟒追兔，盲目而迟缓。由于缺乏现代化的侦察与通信手段，俄军无法及时发现神出鬼没的车臣武装，屡屡贻误战机。和美军追杀阿提夫恰成对照，在车臣战争中也有这样一个镜头：俄军一支空降分队在山区陷入车臣武装重围之中，由于联络中断，指挥部无法查明该分队的具体位置，致使九十名官兵苦战三昼夜而得不到支援，最终全部被歼。
　　 记者：在伊拉克战争中，也有这样的镜头：3月20日傍晚，美国发起首次打击以后，伊拉克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导弹。仅半小时后，一架美军的F-15飞过来，向这部秘密隐藏、正准备再次机动的发射车发射了导弹，伊军战术导弹的行动从此绝迹。4月7日，美国特种兵发现萨达姆及其政府高官进入了一幢建筑，立即呼唤在空中巡逻的战略轰炸机。也是半小时之后，美军的战略轰炸机赶到，投下两枚两吨多的，炸出一个六十米直径的大坑，萨达姆从此生死不明。
　　 刘亚洲：以后这样的镜头我们将屡见不鲜。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最大区别在于，俄军打的是机械化战争，而美军打的是一场信息化的战争。俄军采用的是各种常规作战平台和以陆军为主的作战思想，其大规模的步坦协同或空地协同作战，及攻城掠地式的战役合围，无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机械化战争的翻版。尽管俄军比车臣叛军拥有绝对的常规力量优势，却没有能力剥夺对方的机动权。这就是它与美军的根本区别。
　　 记者：现在，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就容易理解了。美英联军是一支基本信息化军队，通过数据链把空天地海、本土统帅部、前方司令部和战场上每一个士兵连为一体，反应灵敏，随心所欲。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战果，赢得胜利。
　　 比较而言，伊军则是一支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军队。尽管伊军在兵力、地面兵器数量方面占有优势、空军飞机数量也相当可观；尽管伊军吸取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教训，并学习了南联盟和车臣战争的经验，采取固守城市、寓军于民、全民皆兵的战略战术，仍然不堪一击。
　　 刘亚洲：隔代战争就是这样，当年八国联军也是这样屠杀清军的。我记不起是读过的哪本书了，是英国人写的——鸦片战争中，清军的一个炮台被英军攻占了。清军尸横遍地，四百官兵全部战死。英军呢，只轻伤两人。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这次战争，伊拉克由于首先被搞得耳聋眼瞎，以至于本来就不够粗壮的胳膊和腿也不能伸展了。俄罗斯军事家斯里普琴科在《超越核战争》一书中评价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说：“伊拉克非常认真地准备了一场过去的战争”。到了2003年，世界看到伊拉克准备的是一场什么战争呢？十二年前，伊拉克还有坦克师、还有空战、有萨达姆防线，但现在却只有步枪和人体。
　　 记者：如果说海湾战争伊拉克和美军有“代差”的话，到了伊拉克战争，这种差距已不是一代。有人说是第六代战争（信息化战争）对二代半（线膛武器和半机械化）战争的较量。双方军队的整体功能是近百年来相差最为明显的，甚至超过当年清军的大刀长矛对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双方军队武器装备和实力也相差巨大，但还不是“划时代”的。
　　 刘亚洲：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有着巨大“代差”的战争。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参与的几场战争是一种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的量变的话，这场战争就是一种质变。它标志着美国自越战结束后开始新的军事革命已接近最后完成。这是世界军事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所以，伊拉克的失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只不过由于伊拉克的不抵抗或者说不能抵抗，夸大了敌方的胜利战果，同时将这种结果绝对化了。面对如此绝望的态势，它的政府想打而不能打，它的军队应该打却不敢打，它的人民根本不愿意打。于是，战争的结果让人叹息：民族活着，国家已死去。
　　 记者：其实，美国在伊拉克展现出来的超级军事能力，还只是冰山一角。
　　 刘亚洲：由于伊军的糟糕表现，美军真正的战力并没有表现出来，如最拿手的强项——电子战、新概念武器、太空力量等，美国都只是动用了很小的一部分。在今天世界上美军占了三个第一：①新军事革命它是领头羊。形象地说，在长跑竞赛中，美国不但习惯跑在第一，而且与第二名的距离一直保持在一千米左右。若感受到这距离可能缩短到九百米（还只是有可能），美国就感到威胁。②军费第一。美国的军费是排在它后面的十二个强国军费的总和。③军力在全球不可比拟。但更令我们不安的事实是：美军还在急速地膨胀着。一旦美国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建成，一个覆盖全球的战争新体系就将全部构造完成。美国的对手用以威慑美国的最后工具——核武系统也将失效。到那时，一个以绝对不对称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单极政治体系，也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帝国体系就将出现。一如机械化闪电战催生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样，信息化战争时代，已经孕育着一个世界新帝国的雏形。这场战争的结果所展现出来的远景，真让世界胆寒。
　　 那一天还没有到来，但正飞速地向那一天逼近。
记者：我感到震惊。
　　 刘亚洲：还是让我来谈谈俄罗斯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16日有一篇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领导的伊军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像样的抵抗便溃不成军，这让俄罗斯倍感震惊。现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反思俄的军事体制。据说相关的改革也将提上日程。”当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俄罗斯的一些军事专家曾警告说，美国军队会在巷战中遭受重创。然而，二十多天的战事进展证明，美国迅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俄前国防部官员维塔利．什雷科夫说：可以说，伊拉克军队就是按照俄罗斯军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没想到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会溃败得这么快。俄罗斯的军事指挥家们在震惊的同时，也开始对自身的军事体制进行反思。俄罗斯高级军事专家和政府官员们都认为，苏联解体十几年来，俄罗斯社会唯一没有改革的就是军事体制。俄罗斯军队的组织结构、武器装备以及军事理论等仍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
　　 俄国防部一位官员说：“俄罗斯军队的结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已经显现出来的，而且这种差距是巨大的。”俄罗斯虽然是目前除美国外，军事实力最强大的的国家。但它的整个军事体系仍然处于机械化时代。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都是以美式武器系统和作战思想对俄式武器系统和作战思想的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战争的毁灭性的结果，也是苏（俄）式军事学说和装备体系的全面失败。今天，那些遍布全世界的信息化战争的废墟，也是苏联军事遗产的废墟。
记者：二战时，应该说双方的武器系统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朝鲜战争中，苏联米格机的性能甚至超过了美制战机。正是这种性能上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空军在技术和训练上的不足。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苏制米格-21曾是美国F-4鬼怪战斗机的克星，而苏制“萨姆-2”曾是美国B-52的恶梦。七十年代的中东战争，依然是美苏武器系统和作战思想的较量。虽然，苏式军事体系的呆板初露端倪，但“萨姆-6”导弹的表现却震惊了世界。
　　 刘亚洲：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给世界军事理论界带来一缕新鲜空气，但这缕空气非常小，非常少，稍纵即逝。有人嗅到了，有人嗅不到。特别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是从失败者而不是从胜利者身上学习经验的。战争初期，阿拉伯国家装备的“萨姆”导弹曾经成功地阻止了以色列空军的攻击，并为地面进攻提供了制空权，所以很多国家因此开始大力发展防空导弹。同时，由于反坦克导弹的出色表现，也赢得了一片喝彩。我国的国防工业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两类导弹的研制行列中，从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特别是主力战机和信息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当时苏联也和我们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在和美国的全面对峙中已渐露疲态。美国挟电子革命的强势，使主战武器全面升级换代，而苏联却心有余力不足，只能在部分武器平台上作最后的追赶。发生在“贝卡谷地”的战斗，被称为“空袭革命”，以色列依靠电子优势，六分钟之内就全歼了曾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大出风头的“萨姆-6”导弹。世界在震惊之余，也不由得感到，昔日强大的军事帝国已成昨日黄花。九十年代，伊拉克和南联盟的一败如水，昭示苏（俄）军事体系，已经完全无法抵御代表着最新军事革命趋势、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军事体系的“压迫”。
　　 记者：俄罗斯由于实力的削弱，国防军工和科研体系的瓦解，短期内已难以形成应对信息化战争的整体能力。这也是美国在此次战争期间，对俄罗斯如此藐视的根本原因。美军敢于毫不顾忌地攻击俄外交车队，反映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刘亚洲：自苏联解体后，俄军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大范围改革，这十年也是美军军事急剧变革的时期。军事上的差距其实是经济和社会差距的缩影。可以预期，在整体实力落后的情况下，俄与美的军事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甚至会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我甚至有种预感：它还会落在中国的后面。
　　 俄罗斯尚且如此，那些以苏（俄）式武器体系装备和信奉苏（俄）式军事战略指导思想的国家，其军事危机感可想而知。一些国外军事专家评论说，伊拉克战争之后，世界又将掀起一场新的整军运动。我军马上就要开展的精简整编，实质就是一场整军运动。对于那些和伊拉克军事状况非常类似的受苏式军事体系影响深厚的国家，面对伊拉克的废墟，应该彻底清醒了。
　　 记者：战争结果如此触目惊心，我想很多人还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
　　 刘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军事理论家说：圆锹和铁丝网可以打倒步兵和大炮。法国元帅贝当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宠儿是堡垒战与步兵火器的结合，遂构成法军的胜利，今后国防，如将全部国防线建筑堡垒，则敌人即无法在陆上加以摧毁与超越。此种阵地同自动火器与铁丝网配合，足以掩护后备军之动员集中，则法国安全可以保证。”他忘了时代是前进的。马奇诺防线的悲剧出现在法国绝非偶然。
　　 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悲剧了。我们必须彻底走出苏式军事体系这片历史的“坟茔”。怎么走？江主席在十六大报告中已经指出：信息化带动机械化。
　　
　　
　　　
　 　 二、战争特点：空地之争
　　 记者：刘将军，现在我想请您谈谈这场战争的特点。您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刘亚洲：用一句话来概括，空中战争。这既是这场战争的特征，也是近年来历次战争揭示出来的未来战争发展趋势。
　　 记者：空中战争？我想请刘将军系统地谈一下。此次伊拉克战争不同于美军近二十年来历次战争的是，一开始便出动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并且一路狂奔占领了巴格达。这一现象也在不少国家引出未来战争中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军种作用之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亚洲：我们先看事实。从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看，它不像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更像一场大规模的警察围捕行动：一个手持凶器的犯罪嫌疑人占据了一座楼房，一群警察小心翼翼地包围上来。突然，一名狙击手击中了嫌疑犯，使其倒地动弹不得。警察一拥而上，把嫌犯带走。把嫌犯看成伊拉克，警察看作美国和英国地面部队，狙击手当作空中力量。这场战争的动画片就算制作完成。而关于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作用的问题也一目了然。
　　 记者：这个比喻很形象。
　　 刘亚洲：此次伊拉克战争，尽管美军投入了大量地面部队，但是我认为，空中力量仍然是这次战争的决定性力量。美国的利益在全球，美军实行的是全球战略，战争范围广大。这就要求军事力量必须具备远程、快速部署、精确打击、短时猛烈、保持绝对制空权等特点。美军现有作战力量中，惟有空中力量符合这一要求。格林纳达战争后，美军总结经验说：二十四小时运来一个营，比三个月运来一个集团军还管用。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到这次战争，空中力量无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记者：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从一开始就投入地面部队呢？
　　 刘亚洲：战争一开始，许多人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还提到了我前不久写的《百岁空军》一书。在那本书里，我提出了战争已经向天空——空天转移的论断。他们问：你的判断是否有误？我回答：这场战争恰恰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准确的。美军从一开始就投入地面部队的理由有这样几条：首先，在一场战争中使不使用陆军，如何用，关键取决于战争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美国将此次战争的目的锁定为“推翻萨达姆政权”，“解放伊拉克人民”。极端的战争目的决定了美军开战不久就不能不使用地面部队。要“倒萨”，要“解放”，不接触是不行的。让我再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判断来说明此事。抗美援朝和越战，美国人非常清楚真正与他们交手的是中国人。军方和政界的鹰派人士曾提出进攻中国的问题。但后来他们统一到这样一个共识上：“如果我们在大陆使用了陆军，将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中国能接受几架甚至几十架被击落的U-2飞机，但中国很难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今天阿拉伯人的心态与当时中国的心态有些相似。美军上来就使用地面部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我将在此呆下去，不走了。朝鲜战争为什么打？为什么要援越抗美？这种心理是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共有的。你可以砸烂我的家，但你不能到我家里来。美国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它派陆军来，就是告诉全世界：我就是要到你家里去。
　　 记者：就是说，美国动用陆军的真正含义是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的？
　　 刘亚洲：是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军一上来就“做秀”，就是表演。有一个事实你一定注意到了：战争初始，美国大规模邀请全世界——包括中国的记者随军参战？为什么？做给世界看。美国打伊拉克的目的之一，就是杀鸡给猴看。海湾战争也是，利比亚战争也是，科索沃战争还是。美国看到它杀了那么多“鸡”，可有些“猴”看不到，要么也跟着它学会了“杀鸡”。萨达姆就派人暗杀过老布什。本．拉登更大胆，让五角大楼变成四角大楼。所以，美国要换一种方式。要占领。让世界看看，和美国作对不仅是打烂你的问题，还要灭了你。这就有了阿富汗战争样式。但阿富汗太穷了，家徒四壁，而且那里地形和民情也不适合。所以美国只给它做了换头术。但伊拉克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地形和民心状况也适合使用地面部队。主要是，美国还有更大的中东改造计划。这一切都需要陆军。
　　 美国在表演，世界在发烧。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对此的确感到了恐惧。这就是美国使用地面力量的政治效果。那些认为美国又要重视地面力量的人，是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军事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不仅仅是从目的上说，有时在手段上也体现出来。
　　 所以，应该说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一场政治仗。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萨达姆的抵抗也是政治性的，从一开始他就不是在争取胜利，而是在寻求一种体面的失败。当然，我不能不说现在他的失败仍是非常不体面的。
记者：萨达姆的抵抗很不坚决。
　　 刘亚洲：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他对美国人的意图和手段根本摸不清楚。他怎么能坚决？美军的作战目的只有一个，而且非常坚决，那就是此战为新世纪的帝国霸权奠基之战。克劳塞维茨说过，一个战争如果有两个目标，那是很危险的事。就象一张照片只能有一个焦点一样。美军使用地面部队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原因，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战争果实。地面部队提前进入可以防止伊拉克点燃油田。它的目的达到了。同时，美军下决心长期驻扎伊拉克，它必须要避免环境灾难。这一点与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者：使用陆军还应该有军事方面考虑吧？
　　 刘亚洲：美军使用地面部队的那一天，我正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旁。画面上，坦克轰鸣，烟尘万丈。我脑海中突然跳出一句话来：这一日长于百年。因为在战争史上，这一日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那一天我想了很多，也想得很深。我在思索了几小时之后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虽然没有证据但我还是这样判断了：美国自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来，都是空中力量在唱主角，美国军方内部肯定发生了一场争论。核心是海军、陆军不愿当配角，不愿被边缘化。尤其陆军很有危机感。有一个事实可以印证这一点：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四大军种的反思、总结，竟然是瞎子摸象般地各说各话，总结出来是四场海湾战争。门户之见和军种利益之争的结果是，有了陆军的“数字化”和联合战役理论。主持修订美国陆军1993年版《作战纲要》的是海湾战争时被指责为作战保守的陆军第七军军长弗兰克斯，而弗兰克斯后来又是阿富汗战争和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总指挥。因此，美国使用陆军包括动用数字化的第四师，还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所以，美国此次大规模动用地面部队，是一次新陆军的练兵，检验一下自海湾战争以来陆军的改革成果。但就是这样一次练兵，伊拉克战争的事实证明，也没有练好。
　　 战争结束后，我们知道了果然发生过这样一场争论，倒不是发生在军方，而是发生在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之间。有趣的是，这种争论不是军种之争，而是文职官员与陆军高级将领之争。双方目标一致，但作战手段却大不相同。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精确闪击战”这一全新的战争概念，简称为“拉氏理论”。所谓“精确”二字的根本涵义就是指战争的高智能化。“拉氏”理论的精髓在于：将陆军改建为规模更小的、易于部署的“战斗群”，战斗力接近特种部队，配合空中打击，引导精确制导武器突击重要目标，迅速完成战斗任务。而“鲍氏”理论的精华是：大量运用地面部队，围绕陆军重型师展开战斗行动。
　　 战争开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折衷的方案：“拉氏”理论在被付诸实施的同时，“鲍氏”理论也被采纳了，但大打折扣。许多陆军高级将领认为此次动用的地面部队应当与1991年海湾战争时差不多，即动用十个陆军师，而实际上仅用了两个完整的师。这次地面部队的规模比“沙漠风暴”时小的多，但战果却大得多。我认为“拉氏”和“鲍氏”两种战争思想有个最根本的不同：前者不再强调摧毁敌人的兵力和工厂，而把重点转移到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上来；后者则还要强调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争结果证明了拉氏作战理论的正确。
　　 记者：怎样看待美陆军的“练兵”成果呢？
　　 刘亚洲：首先，这次“练兵”是在有绝对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不错，美国陆军的推进速度相当快。第三机械化步兵师在身后丢下激战尚酣的纳西里、纳杰夫等多个城市不管，长途奔袭数百公里，创造了战争史上大纵深突击的新记录。这很像我军的大范围穿插。此次战争中美军推进的速度几乎等同于或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闪击苏联的速度。快，可以给人一种力量的感觉。快就是力量。然而，如果没有空中优势，这种推进是不能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不是一场速决的战争。至少从空中战争的意义上讲不是。从天空的角度上看，这场战争的时间应当被视为不仅仅是刚过去的四周，而是十二年。2003年3月20日以来发生在伊拉克的战争不过是一场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战争的继续。十二年来，美国一直霸占着伊拉克的领空，活活扼杀了伊拉克的空中力量。我在战前讲过这样一句话：“伊拉克军队的灵魂被偷走了。”指的就是空中力量的不复存在。其次，十二年的空中禁飞，轰炸，侦察，使伊拉克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军队的心理都受到重创。伊拉克的意志已经奄奄一息。伊拉克像一间风雨摇摇欲坠的小屋，轻轻一推就会坍塌。美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练兵的。为什么说它没有练好呢？我们看到美国在通过各种形式反复侦察判断没有危险之后，在空中力量的“斩首行动”之后，出动了地面力量。但事实是：全世界充满好奇和期待的、美军唯一也是全球唯一的数字化第四师从海上运送海湾，历时一个多月才抵达战场，到达伊拉克时战争已基本结束。美第四师士兵调侃说：“第四师如果要参加战争，就只有向第三师开火了。”突显地面力量机动性受制于自然障碍的巨大局限。而地面主力第三机步师几乎没有实质性作战。其在战场上的高速进军，是以绝对的制空权保障和空中力量全面扫清前进障碍为前提的。你看到没有？美军地面部队一遇到抵抗就停下，要不就绕过去。整个战争中陆军没有攻下一座城市。当然，巴格达是攻下来了，但那是地面部队“攻”下来的吗？有消息说是美国人花钱买通了共和国卫队的军官，让他们放弃了抵抗。是买路钱的作用。空军就没有花买路钱嘛。西方就有人说，整个伊拉克战争，美英地面部队的作用只打一分，空中力量的作用打九十九分。虽然绝对了一点，但还是看到了本质的。
　　 所以我说，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地面力量，是为达成特殊目的情况下的特殊运用，并不代表美军对其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战略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记者：不同的军种担负着不同空间和领域的基本作战职能。各军种的使用，依据战争目的和样式而定。一般而言，空中力量主要是一种进攻性力量，也可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如果让它防御、占领和保护，它就勉为其难。
　　 刘亚洲：打个比方，空中力量像人的两只手，你让它去砸烂人家的窗户、门板是可以的，但你要把人家的房子占住还要防备人家来夺，那非得依靠双脚——地面力量走进去不可。所以，不看战争目的和空地力量的本质特点，片面地比较二者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但就总体而言，受限于作战空间的自然形态，陆、海军的局限性较大，而空军却呈现出全空间、全领域通用的特点。海军只能在海上，陆军只能在陆上，空军哪里都可以去。当然，这是绝对化的说法。但是，有一个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有着在欧洲强大无敌的陆军，两个人都想征服英国。但是谁也无法把他的陆军送上英国，因为有英吉利海峡和强大的英国海军。所以，拿破仑不得不面对滔滔大海泯灭雄心，希特勒却在空中差点要了英国的命。只是他空中战略的失误才功败垂成。
　　 记者：现在回过头去看，伊拉克战争的胜负一点都不意外。自始至终，伊军防空体系完全失效，听凭美军狂轰滥炸。伊军雷达不敢开机，防空导弹很少发射。飞机不敢起飞。
　　 刘亚洲：伊拉克空军一架飞机也没有起飞参战。伊拉克空军哪儿去了？伊拉克有三百架余架作战飞机和一百多架武装直升机，但却没有了空军。战前，伊拉克的战斗机还到美军的营地进行了侦察，战争开始反而不见了踪影。它为什么不用？因为它知道，它所有的机场都在美军的死死监视之下，、导弹随时会从天而降。没有雷达保障、没有通信引导、缺油少弹的战机纵使升空，等同送死。
　　 记者：美国没有在战略上完全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但在空中战场实现了。战后，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伊拉克西部的一个地方，一次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五十二架战机。有而无用，等于没有。
　　 刘亚洲：传统的地面战役——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一次也没有发生。伊拉克不同于塔利班，它有着完整的国家机器，有着相当规模的正规军，而且美英联军提前投入了地面部队，客观上给了它以迎战的机会。但是，伊军没有做任何军事意义的抵抗，甚至看不见有组织的退却。大批部队不是成批失踪就是成建制投降。大批坦克完整无损地被缴获。伊军由于完全失去了天空，也完全失去了自信。不仅对空袭无能为力，对地面战争也不知所措。
　　 在现代战争中，无航空便无领空，无空防便无国防，防空体系就是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防御体系。由于这一体系的瘫痪，战争成了单方面的屠杀。
　　 记者：在有着大规模正规军和重型兵器参加的战争中，全世界第一次没有见到战役甚至正规战斗的场面。


刘亚洲：既没有像样的“战”，当然就没有有效的“争”，只有形式上或象征性的“斗”。这是不能扭转战局的。伊拉克战争留给世界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新闻部长萨哈夫的豪言壮语。可惜，语言既不能击落敌机，也不能击毁坦克。
　　 我注意到，即使是伊方武装力量抵抗比较激烈的几个小城镇，美英联军的地面力量也没有发起过强攻，而主要是召唤空中火力予以打击；而在伊军溃退和弃守时，地面部队才发起追击性的行动。美第三机步师对巴格达的进攻，是在侦察发现伊军未设防时发起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在由大规模陆地军事力量参加的地面战争，信息化的空中力量也在战略、战役、战术的层次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地面部队为什么能够一路狂奔，为什么能够兵不血刃而轻取敌国首都的答案。
　　 记者：经你这样一点拨，我心中的许多谜就解开了。
　　 刘亚洲：由于这场战争的特殊目的，美军不得不使用地面部队，但结果是：美军放弃了自己的长处，把自己拉到了伊拉克可以抗衡的层次。战争的结果证明了拉姆斯菲尔德理论的正确性。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由总统任命的文职官员对美国军队的战争计划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拉姆斯菲尔德做到了。接着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更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此次战争最大的赢家是拉姆斯菲尔德和以他为首的文官集团，最大的输家是陆军。2003年4月26日，拉姆斯菲尔德前往海湾视察美军，临走前，在没有任何直接原因的情况下，他授意陆军部长托马斯．怀特提出辞呈。4月28日拉姆斯菲尔德抵达海湾，受到了美军将士热烈的掌声与欢呼。这一天，是年逾七旬的拉姆斯菲尔德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天。拉姆斯菲尔德的成功不仅仅是对美国陆军的胜利，也是对俄罗斯军事理论的胜利。事实证明，一支更灵活、更有杀伤力、规模更小的军队，完全可以打败一支庞大的、观念陈旧的军队。伊拉克军队兵力庞大。根据苏联的大范围前沿作战理论的要求，伊军集结了大批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指挥结构高度集中。但这样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的防线却在短短的几天里就被数量很少的美军击破。俄罗斯军事观察家惊呼：“军事范例已经改变。其它国家最好注意，美国人已经重新书写了教科书。”
　　 记者：请您具体谈一谈美国空中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运用特点。
　　 刘亚洲：我在《百岁空军》里说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世界叫空军为空军，因为它的确不过是空“军”而已。但是，八十年代以后，空军虽然还是叫空军，世界却再也不能以看一个普通军种的眼光看它了。武器装备的革命性变化带来空军战略战术的革命性变化，空军的地位也从支援陆、海军作战到以我为主，陆、海军辅助再到独自担负战争任务，不断发生着新的质变。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我们看到，空中力量的代表——空军，是作为一张外交王牌在使用，而不仅仅是作为武力在使用。空中打击不是以对方的军事目标，而是以国家战略目标为主。空中力量的使用具有战略性。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动用空中力量的做法与前几次战争如出一辙，也是首先并全程作为战略力量使用的，而且更直接、更突出、更明显。首先是全球造势，海空胁迫，立体包围，试图不战或小战而胜。美国在近十几年来，连打五仗：一是海湾战争，二是北约空袭波黑塞族战争，三是空袭伊拉克战争，四是科索沃战争，五是阿富汗战争，今天的战争是第六场。六场战争，次次如此。全球空中包围，这已经成了美军进行现代战争准备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看美国想不想打仗，想打多大的仗，只看它的空中力量部署的情况就知道了。
　　 记者：空中力量的部署体现着美国的战略意图和进行战争的主要样式。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共集结了一千余架各型作战飞机，从陆到海，对伊拉克实行密不透风的“月牙形”包围。美国本来是想四面合围伊拉克的，由于土耳其的原因，美国无法在伊北部屯兵，这才闪出一条缝来。
　　 刘亚洲：伊拉克首先交出了天空，而后又交出了陆地。伊拉克战争是战争史上的一次奇观：天空是敌人的，陆地是自己的。敌方在大规模集结，武装到牙齿。己方却不得不接受敌方的核查，并销毁导弹。美国今天的实力不仅比冷战时更强，甚至比1991年海湾战争时也“提高了两——三倍”（美国陆军上将韦斯利．克拉克语），而伊拉克无论如何也无法同垮掉的前苏联相比。从军事上讲，交战双方的力量悬殊如此之大。美军占尽优势。这是古往今来任何一支部队梦寐以求的交战方式。但即便如此，美国人仍然先在天空上唱戏，尔后再把舞台搬到地面上。
　　 记者：实际上，正是在如此强大的空中重压下，伊拉克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有关联合国武器核查的全部的、苛刻的条件。
　　 刘亚洲：萨达姆甚至允许美国的U-2侦察机不受限制地在国土上空“核查”。这种飞机我们最熟悉不过了，“黑寡妇”。这哪里是核查？是侦察。伊拉克明知如此，但无可奈何。它只能退让，它步步退让。终于退到了死角。很多人对伊拉克如此速败感到不可思议。对于一个被重创、制裁、禁飞、核查，翻箱倒柜折腾了十几年，又被侦察得一清二楚的国家和军队，哪里还谈得上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怎么能够抵抗如此泰山压顶般的军事重压？战争开始前，伊拉克就已经失败了，只是尚未落花流水。
　　 记者：萨达姆是让美国一步步逼到了陷阱里。后来，萨达姆曾准备投降，其次子库赛曾赴埃及等国就流亡条件展开斡旋，但美国急不可耐地发动了战争，致使其集结强大的空中力量的战略威慑未竟全功。
　　 刘亚洲：美国的空中威慑并不只停留在静态的部署上。你看它第一天是怎么打的？“斩首行动”。名字起得血淋淋的。战争一开始即发起决定性空中打击。美军进行了空前猛烈的大空袭。在短短数小时内美军共出动了各型作战飞机两千余架次，共发射或投掷了精确制导弹药一千余枚，相当于科索沃战争中一周的投弹量。如此密集地使用兵力和巨大的投弹量，效果非凡。路透社报道说：“整个地球都在震动。”
记者：您认为美国空中打击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刘亚洲：瘫痪。就这两个字。瘫痪战是近二十年来美国空军一贯的作战思想。回顾空军诞生近百年来，大国空军的战略运用一直在打击军事力量和打击社会潜力、战略轰炸与空中支援之间徘徊。二战中，美英主要侧重战略轰炸，而德、苏侧重战场支援，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总的来说，越战以前，由于战争胜负是以陆上战场的结果为准，故空军一般多是间接的军事打击。越战后，特别是海湾战争后，瘫痪战渐成主流。
　　 从军事上延伸开去，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是“瘫痪”政策，至少对中国如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在哪里？它真的就是想肢解中国吗？恐怕不是。怕中国崛起吗？恐怕也不完全是。我认为它只是想瘫痪中国，这是军事上“瘫痪战”的政治运用：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美国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因为那样一来，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平衡打破了，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美国不会让中国垮下去。中国彻底垮下去日本就起来了。
　　 记者：美国在海湾战争后总结说：“多国部队在空中战役中的战略目标是非常雄心勃勃的：通过摧毁伊拉克的电信、战略防空和空军，让伊全国领导出于瘫痪……多国部队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功。”
　　 刘亚洲：美国空军有个沃登上校，思想新锐敏捷，我称他为现代杜黑。他有个“五环目标”理论，第一环是战略核心环。第二、三环是国家的经济力量、民心、士气等。第五环是军事力量环。此次伊拉克之战，美国空军只打了第一环和第五环。这是美国的战争目的决定的。美国企图以最小的伤亡、最小的破坏、最短的时间，推翻萨达姆政权，占领其城市和油田。如此，只有两个最大的障碍——政府首脑和军队。打首脑是直接实现战略目的。打军队是拐一个小弯间接实现——军队完了政府当然完。
　　 记者：在我们编辑您的战略文集时，记得您说过这样一句话：由于空军是战时最活跃最机动的军种，具有强大的作战力量，使它成为平时最具威慑性的国家力量。它因此成为实现国家意志的最佳工具。
　　 刘亚洲：这是从它战役打击能力的角度看它的战略作用的。任何军兵种、武器和思想都一样，因为它的实用性，所以才有威慑性。因为有战役能力所以有战略作用。我们前面说美国通过集中空中力量对伊拉克进行战略威慑，主要就是以它后面表现出来的战役打击能力为依据的。
　　 记者：说到空中威慑，我想起朝鲜局势。朝鲜半岛局势最近愈加紧张。都说美军有可能动手。但美军却从三八线大规模后撤。这是为什么？
　　 刘亚洲：这正好说明美国不是靠它的陆军进行威慑和准备战争的。实际上它的陆军靠前部署，不仅不能威胁对方，还在对方的威胁之下。它这样一撤，部队离开了对方大炮的射程，这时候它的翅膀就开始威胁对方了。这个消息还可以表明，陆军在今天是很容易受威胁的，而它自身却无法对对方造成什么威胁。
　　 记者：美国此次派出了大量地面部队，为什么不在主要的战役、战斗中使用它们？它们有制空权保障，完全可以发挥强大的火力，在地面战斗中取胜。1979年我军在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就完全使用陆军进行了一场纯粹的地面战争。
　　 刘亚洲：这就是战争思维方式的问题。
　　 看美国人打仗，不要孤立地看某一场战争，要看它一贯的战争思维。美国军队的基本特点是：技术越来越先进、复杂，战略战术却越来越简单、原始。胜利，尽快胜利。在政治许可的情况下，无所不用其极。二战后期，美国有各种各样战胜日本的办法，但为什么用原子弹？他完全可以不计军人的伤亡登陆日本嘛。这次伊拉克战争，美军当然可以依靠地面力量取胜，但那不是最好的胜利方法。杜黑认为：一旦夺得制空权，必须能够加以利用，摧毁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有了制空权而不加以利用，等于双方都拥有制空权。那制空权还有什么意义？美军不使用地面力量打主攻，是因为同样追上一只兔子，猎鹰比猎狗更有效。
　　 至于我军那场战争为什么那么打，我一直以为应该深刻反思。我写过《金门战役检讨》一文，但实际上我军值得检讨的决不只是一个金门战役。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美国人的战争思维是，到达一个目标有一千条道路，肯定有一条是最好的，美国要走的就是这一条。而根据简单的数学原理，两点之间，直线最近。空中又是唯一能够划直线的地方。
　　 刘亚洲：基本准确。飞机诞生一百年来，确切说美国军队自一战开始，重视使用空中力量就是其最基本的特征。理解这场战争外观的空中化，先要看美国人这一百年的战争历史。百年历史里隐藏着美国式的战争思维。
　　 在过去的百年中，美军对空中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最直接的诠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军就在战争中重视使用空中力量。二战后开始主要以空中力量参战。一个世纪来，美军参与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战争，从来没有遭受到比对手更重大的伤亡，而且伤亡越来越少，直至零伤亡。这是因为美军始终紧扣军事革命的脉搏，不敢丝毫落后。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军事革命中的作为，将会对它的兴衰和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
　　 记者：我记得您说过美军的成功得益于先进的军事战略。您在《百岁空军》中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战略；有什么样的战略，就有什么样的军队。战略是行动的先导。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自己的战略，但这些战略多数有措施而没有境界，有细节但没有全局。要么不变，要么多变。而美军的战略始终是清晰而坚定的。”正如全部二十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中东石油以及石油运输线而制定的那样，美军的发展战略始终都是以航空力量为主线而进行的。
　　 刘亚洲：在当今世界各强国中，只有美国发展空军的战略是连续的、完整的、清晰的。飞机诞生在美国。制空权理论诞生在欧洲，但美国立即拿过来为己所用。美国从来不拒绝好的东西，就象它从不拒绝人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坦克首次登上战争舞台。可到了那次大战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时，美国人就使用飞机了。那次战役，美军出动了一千多架飞机。虽说战果不象想象得那么大，它自己也损失不小，但它已把全世界军事家的目光从陆地引到了天上。打那以后，美国人再也没有离开天空。天空之后是太空。太空之后是宇宙。美国人的目光深邃得不见底。历史选择了天空，天空成就了美国。地面上得到的，从空中能得到；地面上得不到的，从空中仍能得到。美国为天空付出了很多，然而它从天空得到的更多。让我们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就明白了：战争中各国军民伤亡一亿以上：苏联两千万，中国三千万，德国近千万，日本六百万。而美国只有三十万。但美国参与了除苏德战场外所有重要的战役，并主导了其中决定性的战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和悬殊的结果呢？就因为美国重视天空，争夺天空，主宰天空。美国付出了最小的代价，得到的是整个欧洲和世界全部大洋。有一个事实谁都不能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美国海军都在一直干着空军的事情。
记者：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克林顿、布什的NMD、TMD计划，都属于空军战略范畴。这些战略已经由天空升往太空。天空是太空的基石。你说过，太空有一天会成为战场。在太空成为真正战场之前，空中战场仍是主导战场。
　　 刘亚洲：看看美国以前做了些什么，就知道它以后要做什么。它一息尚存，就不会离开天空。由于居高临下，世界上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巩固美国的地位。
　　 美国不是不用地面力量。朝鲜、越南，就是二战后投入陆军最多的地方，结果呢？败得也特别惨。从那时开始，美国对动用地面力量似乎有一种“禁忌”。美国为什么怕用陆军？不是美国人怕死，而是它怕失败。这是由这个军种天然的缺陷和美国人的心理决定的。衡量一支军队战斗力的标准有三个：打击距离、推进速度、杀伤威力。很显然，和空中力量比起来，陆军在这三个方面全面落后。陆军规模庞大、行动不便，且容易陷入对方持久战的泥沼。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万里奔袭，飞行时间十六个小时，攻击时间只有三十分钟。如果换了陆军，怎么打？


记者：您的话让我想起美国最近三位总统关于战争的讲话。海湾战争刚结束美国总统布什就说：“海湾战争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空中力量的价值……从第一天起，空中力量就大显神威。海湾战争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保持空中作战优势……我们的空中打击是战争史上最有效的”；而在对科索沃战争决策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宣布：“空袭可以解决问题”，“只进行空袭”。2001年12月初，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城堡军事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阿富汗上空飞行的精确打击空中力量和无人驾驶飞行器，每天都在改写着作战的规则。阿富汗作战使我们对未来军事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比专家和智囊们讨论十年的收获都大。当我们所有军队都能连续确定和跟踪移动目标，包括从天空和太空中进行监视，战争方式就会真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刘亚洲：有这样辉煌的历史经验，有这样无与伦比的优势，有这样显而易见有效而简单的手段，再加上它一贯的珍惜生命的传统，美国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战争不是演戏。不需要花架子。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桥。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绝招。狭路相逢勇者胜，智者胜，先驱者胜。近几年来美国的对手中不乏善战——当然只在地面善战——之人，但美国根本不给他们机会。你还记得科索沃战争中这样一个镜头吗？一位塞尔维亚老人站在多瑙河畔怒视着天空说：“上帝啊！你要是可怜塞尔维亚人，就让北约从天上下来吧！在地面上打一仗，是胜是负快点结束吧！” (** boxun.com)
　　 记者：是的，当时的报纸这样报道说：“空袭警报和爆炸声已经持续两个月了，据说贝尔格莱德动物园的动物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不过这些动物不识字，它们读不懂北约飞机投下的恐吓传单，也体会不到人们因为停电喝不到热水，打不通电话的痛苦。‘害怕’二字已经无法概括塞尔维亚人目前的心理状态。人们太疲惫了，不但失去了上街抗议和用人体盾牌保护大桥的热情，甚至连深夜从床上爬起来去防空洞都有气无力……塞尔维亚人不想再打下去了，可是也不甘心交出用血和泪维护了几百年的尊严，渴望着最后一拼的人越来越多……
　　 刘亚洲：美国人太狡猾了。你想要的东西它绝不会给你。这也是扬长避短。北约没日没夜地轰炸了七十八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如此烈度的轰炸。塞尔维亚老人雪白的头颅还在血雨腥风中怒立，南联盟的头颅却低下了。政府屈服以后是军队的屈服。军队屈服之后是政府的崩溃。1999年6月一个阴暗的日子里，“渴望着最后一拼”而始终没能“最后一拼”的塞族军人走出丛林，走下空荡荡的战场。
　　 记者：这一仗因此成了战争史的经典：仅靠空袭就达成了战争目的，还实现了进攻方的“零伤亡”。
　　 刘亚洲：别看美国当时也集结了地面力量，但它不会轻易使用。美国有四大军种。尽管它的每一个军种都可以独立进行一场战争，尽管它的地面力量也是天下无敌的，它依然要使用最有效的力量和手段。美国这次派出了地面部队，好多人都以为那是打仗用的，不对，那是打扫战场、占领和维护治安用的。真正的交锋是空中的事。
　　 记者：您的观点异常鲜明，伊拉克战争是从空中决定胜负的。对此，您认为简洁、准确、整体的描述应该是怎样的？
　　 刘亚洲：还是让我重温杜黑八十年前说过的话吧。杜黑认为，国家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军民的战斗意志，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力量重心。对力量重心的直接打击将加速战争进程并影响战争结局，胜利将属于能首先粉碎对方物质和精神抵抗的一方。而航空武器的出现提高了直接打击对方力量重心的手段。空中力量所具有的这种独特能力将使空中战场成为决定性战场。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遭到这样一种毁灭性的空中打击，他们的社会结构将很快瓦解。没有一种居民坚强到能长久地承受这种空中进攻。人民出于自我生存的本能，为了终止恐怖和痛苦，将会起而要求结束战争。
　　 杜黑说，未来战争将从天空开始。首先使用空中力量的一方，肯定会在战场上造成迅速的、一边倒的决定性结局。对于未来战争没有准备好的国家，一旦战争爆发，将会发现自己已经来不及准备，甚至连战争的趋向也看不出来。由于战争这一特性的重大转变，决定战争的胜负是很快的。
　　 杜黑还说，空军可以先于其他军种取得胜利。由于空军能以闪电的速度对敌人心脏给以致命打击……首先取得空中优势的一方，将在战争中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失去制空权的国家，会遭受到巨大的精神折磨。“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战胜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
　　 记者：陆军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连续发生的局部战争表明，它已经步履蹒跚。1992年美军编有十八个陆军师，2001年只剩下九个，其中真正满员的只有三个，到2007—2010年将全部裁掉陆军师，其新军种将根据战略攻击和战略防御任务来重新构建。您是不是认为陆军——广义地说是地面力量，像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士斯里普琴科少将说的“作为一个军种将退出历史舞台”？
　　 刘亚洲：革命已经发生。不少国家先后摈弃了“数量取胜”的传统信条，纷纷采取措施适度削减军队数量。美军将总员额由原来的二百余万减少到一百多万，法军由原来的五十六万减少到四十万。据伦敦国家战略研究所统计，1985年全球兵力总额近三千万，1999年降为二千万出头，减幅达百分之二十二。美国人总是走在世界的前头。这次伊拉克战争有个很大的烟幕，就是看上去好像传统陆军和地面战又复活了。谁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谁就上了美国圈套。有两点我要再次强调一下：第一，尽管美国的机械化步兵师非常先进，但没有空中优势的保障，它依然寸步难行。如果说传统的陆军在未来还有作用，千万不要忘了取得制空权的前提。第二，作为防守方的伊军装甲师和步兵师，有哪个发挥了陆军师的作用？一攻一防，实际上已经为未来传统陆军作了基本定位。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陆军走到今天，在陆上基本上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今天的人类早已到了离开地面，在更高更远更深的地方拓展空间了。战争是人类的影子。人类走到哪里，战争就到哪里。人类已经不仅仅呆在陆地上了，战争怎么会仅仅停留在地面上？我说过，不是要不要陆军的问题，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陆军的问题。真正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是传统陆军，而新型陆军将应运而生。现在人类正进入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的军队当然不同于机械化时代的军队。不仅陆军，什么军种都如此。既如此，何必忧心忡忡？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历史规律。我们今天也没有继续用关老爷的大刀嘛。
记者：您认为美国陆军的数字化部队代表未来世界陆军的发展方向吗？
　　 刘亚洲：不。我认为传统陆军的先天缺陷不是信息化技术能够予以弥补的。美军的数字化师只是一种试验品，充其量不过是美国现行军事战略和军种利益争斗的产物，并不代表美国军队未来的发展趋势，当然也不能成为其他国家参照的样板，尤其不适合我军。美军是全球性进攻战略，我们是积极防御战略。美国陆军不用担心制空权问题，我们则不然。其实，美国搞陆军师的数字化，它自己也未必相信那就是世界未来陆军的发展方向。顺便说一句，伊拉克战争一结束，指挥这场战争的弗兰克斯上将就被宣布退休了。弗兰克斯是美国陆军数字化的倡导者和陆军作用的坚决维护者。他是陆军中打过越战的将领，他特别想在这次战争中让陆军翻身。由于太急于表现自己，结果反而造成了失误和损失。他的解甲归田与陆军部长怀特的辞职有异曲同工之妙。
　　 记者：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布什总统明确表态支持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取消“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研制计划的决定，说这是国防部为实施军事战略调整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支持“十字军战士”火炮研制的中坚力量是美陆军部长托马斯．怀特和国会中的一些代表，他们认为，“十字军战士”比现在服役的“帕拉丁”火炮的火力强一倍。他们还指责国防部文职人员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把陆军置于“危险境地”。陆军官员纷纷到国会游说。他们背着拉姆斯菲尔德准备了一份报告，希望国会能够向国防部施加压力。
　　 刘亚洲：表面看起来是一套地面火炮系统之争，其实背后有着美军高层关于未来地面力量作用的认识分歧。拉姆斯菲尔德说过：“美国步兵将不会在任何地方进行战争”。注意，投入战场和进行战争不是一回事。美国在阿富汗也投入了步兵——特种部队。他们是怎么作战的呢？美国一开始就派出了“三角洲”和“绿色贝蕾帽”特种部队。他们也和塔利班的士兵一样骑着马四处奔波。但他们既不是逃跑不是进攻，而是在寻找和呼唤。在他们的马背上，驮着卫星定位仪和激光指示器。他们可以随时下载卫星画面，根据画面去搜寻塔利班的踪迹。也可以通过卫星呼唤飞机进行轰炸。
　　 记者：美国《新闻周刊》说：历史上步兵的任务就是接近敌人。大多数步兵与敌人的距离不到二十五码。但阿富汗的美军步兵并没有扣动板机，而是命令远方的攻击机开火。
　　 刘亚洲：这次伊拉克战争，数字化的第四师为没有赶上战争感到很遗憾，其实，所有美英地面部队都没有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地面战争。所以，关于陆军未来作用的问题，不仅全世界困惑，美国自己也不一定明白。我觉得在未来陆军作用的认识和建设上，根本不应该惟美国马首是瞻。指导战争的最高原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队建设也是这样：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和平时期的发展，从哲学角度上看也是一种“战争”。我们准备得好，我们发展得对，我们就可避免战争，赢得战争。
　　 我们也要敢于思考。今天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他还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就大声疾呼：现在是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帮助他们国家的时候了。军队要整顿以迎接挑战。在适当的地方，该扩大的时候扩大，该缩减的时候缩减。要有冒险精神，要由不怕惹火烧身的人来进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时常温习这两句话。
　　 回到陆军的话题上，对于防御者，不管是哪个军种，都不应该只以自己相同军种的敌人为观察对象。所有军种在未来战争中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面对敌人信息化的空中（天）一体精确打击，怎么保卫国家重要目标？怎么保护自己？面对非接触作战，怎么反击对手？用什么攻？用什么防？
　　 记者：有这样一组数据：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百分之五十的经济潜力被破坏，包括百分之百的炼油厂、百分之七十的机械厂、百分之四十的储油罐、百分之八十的桥梁、公路和铁路，但南军损失只有五百人，装备损失不到百分之一。并不是南军隐蔽和防卫得好，而是美军没有把它作为打击重点。我们看到南军虽然完整，却根本没有能力保卫国家。这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因为要占有经济目标，所以将攻击重点转向军事目标，结果没几天，伊拉克号称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就烟消云散，证明其连自己都不能保卫，更不要说保卫国家了。
　　 刘亚洲：这就是我上面说的问题。战争的严峻命题已经出来，现在不仅所有军种要回答，一切军事理论和武器系统也必须回答。一些国家不看军事革命的发展大势，固执地保留着以传统陆军为主体的庞大而过时的常备军，看上去威武壮观，其实不过是一条会蠕动的现代“马奇诺防线”。平时浪费金钱，战时浪费生命。我们的敌人和危险不是模糊的，而是清晰的，我们真正的危险是总也看不清自己。
　　 记者：很多人一看科索沃战争的“零伤亡”，就高呼“空军时代到来了”。一看伊拉克战争地面部队大规模使用，又说“陆军复活，接触战争并没有过时”。美国一场战争一个打法，要这样跟踪和研究，恐怕是现代版的邯郸学步……
　　 刘亚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要犯这样的错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要历史地看。不用多，就看一百年吧，趋势也是明摆着的：战争是越打越高，越打越远。1900年清军还用大刀长矛吧？几米之内决生死。但八国联军的来福枪把这个距离拉到了百米开外。后来是大炮，到了几公里几十公里，然后是坦克、飞机几百公里，后来是导弹……空天地海电一体，非接触的时代到来了。下一场战争有可能是无人战争。
　　 伊拉克战争中我们还能看到地面部队的行动，看到武装直升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下一场战争这些镜头可能就消失了。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战后美国急不可耐地改进、加快无人机的计划就明白了。据说美国的隐形无人攻击机已基本研制成功，隐形武装直升机早就出来了。到2010年它全部的空军都要隐形化。精确制导武器成本大大下降，差不多相当于一枚特种炮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可以大量使用精确弹药，而不必大量使用成本高昂的人员了。美国人宁可毫不在意地扔掉一百吨，但不肯轻易地付出一个人的牺牲。它为什么拼命地改进技术、战法？为什么特别重视使用空中力量？就是这样一个“成本”概念。
　　 美国2000年出台了一个“全球警戒线、全球到达和全球力量”的战略构想，这个构想中提出的空间作战飞行器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可以进入太空，攻击地球上的任何目标。到2020年美国空军主要是四种平台：B-2、F-22、联合攻击战斗机和无人驾驶战斗机。这些平台的共同特征是隐形。美国未来战争的许多理念实际上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就已经实验了，比如大规模使用隐形战略战斗轰炸机和无人飞机。无人战争时代就要到来。铺天盖地的导弹、，像冰雹一样倾泻而下。就是有飞机来也是隐形的，连无人机都隐形。四十年前美国的陆军就不与它的对手们面对面地较量了。美国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在技术上一时可能追不上，但我们在思想上要追上，至少不能落后太多。
　　 记者：也许是历史的惰性吧。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就已经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有点军事改革的样子。
　　 刘亚洲：这惰性让中国尝到了一次比鸦片战争更痛苦的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埋下了清朝灭亡的种子。战争就是这样，小失误小代价，大失误即灭亡。而思想认识上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记者：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确立“先发制人”战略以来的首次军事实践。您认为它展现出了美国怎样的一种战略行为方式？
　　 刘亚洲：它更富有攻击性，更轻易地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了。让我们回顾一下1901年出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是怎么说的：“所有称霸世界的伟大民族都是好战的民族，而当某一民族失去其好战性格时，它也就失去了与其他优秀民族处于平等地位的自豪权利。世界上没有比战争胜利更伟大的了。”一句话，美国人扩张成性，这和我们民族严防死守成性是一样的。
　　 记者：2001年的美国总统让人想起1901年的美国总统。

                                       

刘亚洲：美国军队从来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自独立战争以来，它就未被赋予保卫国土的任务。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除了二战是由于海外领地被偷袭，导致美国参战，其他所有的战争都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利益标准主动发起或参与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外交性。
　　 记者：空中力量在美国国家战略层面上，担当什么角色？
　　 刘亚洲：军队是国家的代表，空中力量是军队的代表。以往哪里出了什么事情，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派航空母舰去。现在，美国有了更快、更省事、更有效的手段：全球到达的空中力量。它的B-2隐形战略轰炸机，航程一万多公里，不需要空中加油，就可以从美国本土起飞，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它认为是战场的地方。
　　 可以说空中力量已经成为美国实现国家意志的一把长剑。靠着这把长剑，美国在当今的世界傲视群雄。二十年前，它还被称为“世界警察”，但现在它被称为“世界帝国”。
　　 记者：一位西方的历史学家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拥有全球控制和干预能力的帝国。
　　 刘亚洲：二十年前，美国有时还被弱小的对手打得焦头烂额。二十年后，美国已在为遇不到真正的对手而踌躇满志。
　　 一切都是因为时代变了，战场变了，战争方式变了，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改变。正像重装甲步兵确定了罗马帝国的地位和海军确定了大英帝国的地位一样，美国也要凭着空军奠定它在今天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军空军已经计划在十至三十年内把自己变成一支随时可以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敌人都无与伦比的航空航天力量。
记者：到今年12月17日，是第一架飞机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一百年来空中力量发展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轨道？
　　 刘亚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空军的历程就是世界空军发展的缩影。在战神插上翅膀的一百年中，战争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不曾有过任何发明像它这样，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就将整个战争的面貌彻底改变。改变了战争面貌就等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回顾一百年来，几乎所有重要战争和重大国际事件，都笼罩在一双巨大翅膀的阴影之下。这一百年的军事史，仿佛就是一部飞机——空军——空中力量应用、发展、壮大的历史。简单地讲，如果说空军是一粒种子，那么它萌芽于一战，盛开于二战，结果于越战，成熟于海湾。到了今天，是收获期。沿着战争规律起起伏伏的征途，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空中力量走过了普通武器到重要力量再到主要作战力量的历程；经过战术——战役——战略层次的递进，完成了从对战争贡献的次要作用——重要作用——主要或决定性作用的跃升。
　　 记者：1928年，杜黑在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上战争与海上战争的经验教训之后，指出：航空武器参战将给战争形态带来根本变化。他认为航空兵的出现不是一种改进或一种革新，而一场彻底的革命。由于这种新因素的出现，战争演变曲线由此开始中断了原先的连续性，突然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刘亚洲：这个方向就是天空。一百年来这条急转直下的曲线再没有回落过。循着历史的惯性，它又冲进了新世纪，并继续向未来最高的战场冲去。结论：这场战争和前几场战争一样，显示出一种崭新的战争模式：空中力量取代和压倒地面力量。
　 三、战争实质：信息化
　　 记者：刘将军，您对我们谈到了这次战争的结果、特点。现在我想请您谈谈这场战争的实质。
　　 刘亚洲：一言以盖之，战争的实质就是信息化。江主席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十二年来，他几乎每一次接见军队的官兵都大声疾呼信息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江主席的确是高瞻远瞩的，走到了我们的前面，甚至走到了时代的前面。
　　 记者：我有同感。
　　 刘亚洲：过去战争打的是什么？是综合国力。现代战争打的是什么？是科学技术。任何重大的科技发明和创造，都首先和必须使用于战争。哪怕是强制性的也如此。历史不止一次证明这一点。反过来说，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科技落后，感受最真切、最痛苦的也莫过于它的军队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运用了人类最高阶段的科学发明和知识，包括牛顿力学、物体动力学、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有机与无机化学、计算机网络……这个单子可以列几十页。这的确是崭新的划时代意义的军事革命，即由大规模集结陆地军事力量的地面战争，转变为依靠高科技电子制导的空中控制力量，主要依靠空中作战遂行战略目的的战争。如果说它还有地面战的话，那也是新型意义下的超地面战争。对不起，“超地面战争”这个词是我发明的。
　　 记者：我理解，信息化的含义是不是指武器装备的数字化程度空前提高？
　　 刘亚洲：我认为，信息化有三个层面：①武器平台的电子化；②作战系统的网络化；③战略打击的“心理化”。
　　 记者：刘将军，你把“心理战”的问题放到信息作战的范畴中来，据我所知，别人还没有这样做过。
　　 刘亚洲：科学技术改变了战争，随即它又改变历史。汤姆逊说：信息不仅仅是一件武器，它还是一种能够改变战争文化和定势的新技术。它能改变一切。它所带来的变化比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变化都来得强烈，比坦克、潜艇甚至原子弹都要厉害。为什么我们有的军事评论员一直期待着在伊拉克出现人民战争，出现游击战和巷战却始终未能如愿？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和军事技术的进步已使得这种游击战不再有效，至少不再是一种决定性的战争方式。在今天的战场上，谁拥有绝对的信息掌控权，谁就无疑能获得胜利。与美军相比，伊拉克人的战争，甚至包括俄罗斯的战争，实在太……太二十世纪了。
　　 记者：这个比喻真妙，可浮一大白。
　　 刘亚洲：由于美军掌握了绝对制信息权，这场战争打得得心应手，非常轻松。谈话一开始你说什么来着？这场战争像游戏。这样看还真有点那种意味。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透明得像一面玻璃镜子。每一次攻击都要事先告诉对方，然后在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准备中，用精确制导打击敌方的军事政治目标，而且还要尽量少伤对方的军事人员。有些俘虏甚至当场就释放了。仗打得那么激烈，可巴格达夜间灯火通明。白天交通正常，真正有趣！美军这么做，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因为它太自信了。
　　 记者：美军这一回没有投入一种完全新型的空中平台。它的F-22已经正式列装，F-35也基本定型，但都没有拿来。为什么？
　　 刘亚洲：一是还没有大规模装备，二是不需要。那是美国为未来更强大的对手准备的。我早就讲过，伊拉克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伊拉克之战后，美国才开始面对它真正的对手。这个问题我也将在《西部论》中做进一步探讨。
　　 记者：作战系统的网络化，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似乎美国近年来的每一场战争都有这个名词的影子。它的整体概念是什么样的？
　　 刘亚洲：简单地说作战网络信息化系统就像人身上的神经系统，只有神经系统健全的人，他的手脚才能灵活自如，如果“中风”，他就会瘫痪。如果是严重的“脑溢血”，就只有死亡，或成为“植物人”。

记者：我看过一份资料，阿富汗战争中，在佛罗里达坦帕湾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战争室里，指挥官们像度假的游客悠闲地欣赏电影一样，观看并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阿富汗的图像。然后，由四星上将弗兰克斯对全球美军发出打击塔利班的命令。通过卫星，美军可以对该地区的每一个人进行监控。阿富汗的崇山峻岭都清楚地显示在屏幕上。攻击指令下达给在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坦的机场和印度洋上的美军航母、美国本土的飞机。真正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万里之外。
　　 刘亚洲：美国的信息化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在这场战争中根本没有动用预警机，因为伊拉克完全丧失了电子战能力。
　　 记者：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一个参加过战争的美国空军将领形容说：如果没有制信息权，军队不过是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战场的情况就好像一个突然打开电灯的厨房，伊军是满地乱跑的蟑螂，我们一个一个地、不慌不忙地把他们全部杀死。那么，今天的情形该怎样形容呢？
　　 刘亚洲：今天伊军等不到美军把他们全部杀死，已先自溃散了。美军凭借其强大的电磁压制、精确打击能力，使伊拉克的空防体系全面失效。雷达不敢开机，飞机不能升空，导弹不能发射。伊拉克地面作战力量不仅无法进行有效机动，也不能进行集结，甚至不能坚守地下工事。我们都知道脑袋控制拳头的道理。被剥夺了信息的军队，就好像被挖去了眼睛、耳朵，摄走灵魂的躯壳。你见过被击碎脑袋后还能挥拳踢脚的人吗？在雷达、通信系统被摧毁之后，伊拉克的百万大军就像是被抽掉核心部件的一部机器，笨重而毫无用处。
　　 记者：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比喻。战前，多数人已经猜到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只是谁也不会想到伊拉克败得如此迅速彻底。伊拉克数十万正规军的表现甚至低于塔利班游击队。伊拉克战争就此成为二十一世纪军人们的又一本教科书。
　　 刘亚洲：第一次海湾战争，战前很多人就以双方坦克、飞机和军队的数量推断战争的结果。这次战争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军事专家说，伊军虽然进攻力量不足，但防守特别是地面防守还是绰绰有余，将给美军以重创云云。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是一方的坦克不能开火、飞机不能起飞、军队不能动弹，那又是什么结果？而美国正好就拥有这种让对方战争能力下降为零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无与伦比的信息优势。
　　 记者：从海地、利比亚、巴拿马、格林纳达，到海湾战争、科索沃、阿富汗，又到伊拉克，美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从非洲打到拉丁美洲，打到亚洲，又从亚洲打到欧洲再打回来。大战小战，弱旅劲敌皆有。世界不由得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美军所向披靡？
　　 刘亚洲：伊拉克战争结果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伊拉克战争结果的解释同时也是对海湾战争结果和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结果的解释。其实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进行的所有战争结果的解释。
　　 美军的胜利，无一不是利用在电磁空间具有的绝对优势，对其对手进行电子屠杀的结果。空袭不过是战争和胜利的外在表现形式。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电子战、信息战和空中力量的交互发展。
　　 刘亚洲：世界战争史上，战略战术是随着技术而改变的。1916年德军用马克沁重机枪向密集队形的英军扫射，英军一天伤亡即达六万人。密集队形冲锋从此退出战场。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蓬勃发展，空军发展史上迎来历史性的变革。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改变了战争的空间。战场扩展到无边无际。卫星在天空。潜艇在深海。弹道导弹打到地球任何地方。电子战在电磁空间进行。心理战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战场已不是普通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的扩展，而是另行创造的一个非自然空间，那就是电子空间。
　　 记者：西方军事理论家把电子战作为“昨天的战争”和“明天的战争”的分界线。
　　 刘亚洲：1982年6月9日贝卡谷地大空战是电子战的第一次实践。你一定读过我二十年前写的《恶魔导演的战争》，其中专门有一章写了贝卡谷地的大空战。最初我的书名就叫《明天的战争》。那是世界空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决定因素是电子技术的系统化。以此战为标志，二十世纪的军队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代差”。
　　 到了海湾战争，电子战无论样式或规模，一切都堪称登峰造极。那根本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电子大屠杀。我只能用屠杀这个词来形容。如果说海湾战争是一种“外科手术式”战争的话，那么，它首先是“脑外科”手术。作为一场战争来说，无论是空战还是整个战争，电子战都是灵魂之战，是首要阶段和最高阶段的决战。
记者：正是因为有了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常规军事技术，正是这些技术的完整统一，使美国军事力量与他的对手以及潜在对手相比，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即使在以火力和机动来决胜的传统战争中，目前世界上也没有一支足以在整体上打败美军的军队。
　　 刘亚洲：在二十年来美国所进行的战争中，有一个共同点：所有对手的军队在美军面前都毫无建树。主要原因是，系统对系统的对抗和压制，实际上使平台对平台的对抗难以实现。1999年科索沃战争，南联盟空军司令驾驶米格机试图和北约战机一决雌雄。但是，雷达被干扰，通信被中断，老将军看不到对手在哪里，却被对手死死锁住，一上天即被荷兰的一架战斗机击得粉碎。其他五架米格机也是只升空五分钟即被击落。最先进的防空导弹也只有五分钟的生存时间。
　　 记者：这次伊拉克战争，人们既没有看到飞机对飞机的空战，也没有看到坦克对坦克的厮杀。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乘着沙尘暴，曾经出动了上千辆坦克向美军反击，但一露头就被美侦察机和卫星发现，结果遭到美英攻击机和武装直升机的凌空剿杀。他们梦想中的库尔斯克坦克大决战在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变成碎片。
　　 刘亚洲：由于这种完全倾斜的战争态势，不可避免地将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巨大的折射，这就是信息战的第三个层面：心理战。心理战可以说是这场伊拉克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了，它被称为战争之前的战争、战争之外的战争、战争之上的战争。
　　 记者：刘将军，请您深入地谈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我一直认为，心理战属于信息战的范畴。从有战争以来，就有心理战。它是战争的一种形式，是在物理空间之外的较量。孙子兵法就讲攻心为上，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孙子的不战，是不经过战场上的残酷战斗，但必须在心理层面上经过激烈的较量才能达到。
　　 从这次伊拉克战争看，美对伊军实施的心理战是精心策划的。按战略、战役、战术的层次次第展开，脉络清晰。这和美国历次战争都不同。它标志着心理战作为一种独立的战争形式已经登上人类的战争舞台。
　　 记者：怎么理解各个层次上的心理战？
　　 刘亚洲：以这次伊拉克战争为例。战略层次的心理战，是指综合运用国家的整体实力，采取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及军事威慑等，试图迫使对方在外交领域里接受自己的条件。比如，美国一开始就利用联合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多次扬言避免战争的唯一条件是萨达姆流亡等等，同时在海湾进行大规模军事部署。美国在这一层次上的心理战实施，和它的全球规模的海空军包围是一体的。顺便说一句，美国一意孤行发起伊拉克战争，也是对于全世界的一场心理战。这与美国此战的根本目的有关。伊拉克战争之后，如果你注意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世界变得微妙起来。朝鲜核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以巴问题也以路线图为契机出现了某种和平解决的前景。
　　 记者：战略层次上的心理战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刘亚洲：综合国力。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指小国、弱国，无法实施战略层次上的心理战。在这一层次上跟美国过招的，只有当年的苏联。赫鲁晓夫在红场阅兵时指着洲际导弹对美国人说：苏联能像制造香肠一样制造它们。美国闻此，心惊胆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已没有谁能够对美国实施这一层次的心理战，而只能处在战略心理防御的地位。
　　 记者：一份资料上说，美军有着相当完善的心理战指挥体制，国家层面即战略心理战，由国务院、国防部新闻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负责。
　　 刘亚洲：这场战争与以往的战争最大的不同是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广泛参与了，几乎成了战争奥运会。美军让很多记者随自己的部队一起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战样式。美军让这些人看到的当然都是美军强大和“正义”的一面，无形中就是在震慑对手，夺取人心。美军甚至还违背一贯的新闻自由的原则，对己方的报道严格审查。负面新闻一律封杀。对待那些不友好的新闻机构，美国除了在舆论方面回击，还采用“误击”的办法，予以武力摧毁。
　　 记者：回想起来，这场战争假消息满天飞。国外称之为“谎言加”的战争。
　　 刘亚洲：谎言是战争的需要。不同的是以前是双方互相欺骗，现在不仅如此，还欺骗世界。其实，说穿了都是在以假乱真，制造有利于自己的战争氛围。
　　 记者：除国家层面的心理作战行动之外，美军还投入了隶属于空军的193特种飞行联队这种专业化的空中心理作战部队，在战场上遂行心理作战行动。该联队向伊拉克发送广播电视信号，每天用阿拉伯语进行长达十七个小时的“反萨”广播。上述心理作战行动极大地打击和震慑了伊拉克的政府和军民，直接从战役层面上配合了美英联军的空中打击和其他军兵种部队的作战行动。
　　 刘亚洲：这就属于战役战术层次上的心理战了。美军还对伊拉克高级军官发送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息。你看，美军的信息战优势就这样转化为了心理战优势。先不说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的内容，单从美军能够知道伊军高级军官的电子信箱地址和手机号码这一点，就能想见美军的电子战能力。很多人包括我们一些军事专家对美国为什么空袭之初不像上一次海湾战争那样，先打掉伊拉克的电视台感到不解。实际上，美国是借用伊电视频道对伊拉克军民展开反宣传。
　　 记者：美军是无所不用其极。
　　 刘亚洲：明代大哲学王阳明讲过这样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涉及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心理层面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心理的失败是最终的失败。心理的胜利也是最终的胜利。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支军队来说亦是这样。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无论科学技术怎么发展，也不能忽略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一切高技术战争最终还是要落在人身上。人还是战争决定的因素。所以我曾讲过，地球上所有的战争，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或是未来的，都是人的战争。
　　 记者：上一次海湾战争中，伊军的作战部队在多国部队心理攻击的打击下，大批官员开小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士兵不战而降，使多国部队在进攻中所遇到的抵抗强度大大降低，从而加快了战争的进程。
　　 刘亚洲：这一次，心理战效果更明显。伊拉克国防部长准备向美军投诚，所以命令共和国卫队不抵抗。阿齐兹也做了美国的线人。看看战前战后投诚的伊军高官——更不要说伊军士兵，就知道美军心理战的效果了。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萨达姆专门给它的军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任何官兵都不允许穿白色的内衣和内裤，甚至连白汗衫、白袜子、白手绢也不能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白衬衫、白手绢和白内裤都可以被士兵们当成白旗而投降。你看，一个军队的士气已经崩塌到了这种程度，仗还怎么打？由此也可看出美军心理战的效果。
　　 记者：在这场战争中，伊拉克人民好像一点也不支持萨达姆的政权。
　　 刘亚洲：完全不。


记者：在这场战争中，伊拉克人民好像一点也不支持萨达姆的政权。
　　 刘亚洲：完全不支持。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在广州遇到的事情今天在伊拉克重演了。当时，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着珠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英军官兵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今天，我们在伊拉克看到的情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军一路猛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路不破，桥不炸，雷不埋，有些地方甚至欢迎美军。我们的军事专家一再期待在伊拉克出现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固然好听，但它的前提是人民愿意为战争作出牺牲。现在很难说有几个伊拉克人民愿意为保卫萨达姆政权而战、而死。人民战争是指人心背向，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概念。得民心者才能得人民战争。失民心者只能进行个人战争。萨达姆就是进行的一场个人战争。两伊战争如此，入侵科威特如此，两次海湾战争亦如此。野心家把人民驱入战争。战争最终又毁了野心家。
　　 记者：你讲的鸦片战争的情形令人惊心动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刘亚洲：鸦片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专制政府和贪官政府，一定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人民不知情时，民心士气尚可一用。人民一旦知情，加上外敌入侵，必定土崩瓦解。美国的心理战就是让伊拉克人民较早地知道了萨达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复兴党是个什么样的货色。贪官体制必然造成本国百姓的不满，所以贪官政府的最大任务必然是压制国内的反抗，根本没有对外用兵的余力。从历史上看，贪官政府对外用兵也从来没有取胜的先例。我有过一句话请你记住：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记者：刘将军，你讲的这些也属于心理战范畴吗？
　　 刘亚洲：是最高阶段的心理战。历史告诉我们，心理战凌驾于一切战争之上。人类千百年来都一直在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小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境界”，只有到了信息战时代，才第一次有了这种可能。这是这场战争留给世界和未来的最大启示。
　　 记者：伊拉克战争的确让我们又一次感到，信息化战争的时代已经到来。托夫勒说：“在新的战争形式正在崛起之时，旧的战争形式还不可能完全消失，就像信息时代虽然正在到来，工业时代还没有消失一样。至今还有大约二十个国家拥有对本地区影响很大的工业时代的军事力量。至少在未来的冲突中，有些国家仍派步兵前往作战。只要那些贫困落后、愤怒不满的国家的军火库里还充斥着低技术水平、低精确度的武器、愚笨型而非智能型的坦克和大炮，那么，所有工业时代的作战方式和武器，包括挖战壕、建地堡、人海战术、肉搏战等，都将毫无疑问地被继续开发利用下去。”
　　 刘亚洲：他还说过：随着世界从工业时代跨入一个新的时代，这种传统的战争和反战争的知识，已十分危险地过时了。
四、战争观念及启示
　　 记者：伊拉克战争已成为昨天。
　　 刘亚洲：仗是打完了。环顾战场，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凄凉感。我不禁想起历史上法国莫莱特元帅发给拿破仑的一封电报：“陛下，战斗已成为过去。这里已是片甲不留。”战场上可能片甲不留，但战场之外的东西却有许多。我在思考。你在思考。军队在思考。国家在思考。
　　 记者：伊拉克战争开始时，我们有些军事专家说看不懂。
　　 刘亚洲：那些专家有这样的困惑，是因为他们还停留在传统的战争观念里。我在看电视时也听到他们说“包饺子”啊，“扎口袋”啊，“埋地雷”啊，“地道战”啊等等，差点把我带到《平原游击队》的电影里去。
　　 记者：《纽约时报》4月18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萨达姆的中国参谋”的文章，说“在这些专家的头脑中，仍然顽固地残存着‘人民战争’的陈旧思维”。并说，有这样的专家，中国军队也许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刘亚洲：这种说法只能代表西方政界和军界的某些观点，不足为凭，但是，用半个世纪前的战争观念看今天的战争，的确是刻舟求剑。伊拉克战争不是一场新得让人看不懂的战争。十二年前的海湾战争，四年前的科索沃战争，两年前的阿富汗战争，大同小异嘛。二十年前的马岛之战、格林纳达之战，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军委江主席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连时代都跟不上，怎么创新？我军实现现代化有太多的瓶颈，但观念束缚是最大的制约。
　　 江主席站在时代的高度，一再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我们许多干部也跟着喊，却只是满足于空喊。我现在在四川任职，四川过去有个著名的企业家叫牟其中，他有套哲学：只要说过了，就等于做过了；只要做过了，就等于做成了。他的哲学决定了他的下场。问题是这种哲学在我们相当多的干部头脑中还有影响。首先，要有思想。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
　　 记者：讲得好。
　　 刘亚洲：观念的改变是最大的改变，也是最根本的改变。这是伊拉克战争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思想和观念引导目的。目的演变为行为。行为养成习惯。习惯造就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如果说，在经济领域内，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那么，在军事领域内，我们可不可以说：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解放战斗力呢？你注意，我用的字眼是“解放”，而不是“提高”。
　　 记者：“解放”二字，有警醒之意。
　　 刘亚洲：和美军同处一个时代，既是我们的不幸，又是我们大幸。不幸是因为其强大，大幸也是因为其强大，而我们有对手。有对手就有参照物。有参照物就有前进的目标。有目标就有动力。世上任何事只有两流，一流与末流，当中的全不算数。记住，永远只与比你高一等的人争吵。相比较我军，美军反而有些不幸。我认为，美国空军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飞机越来越先进，而战术却越来越呆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相当长时间以来，美国空军缺少一个真正的对手让他们来检验自己的飞机到底有多么强，更谈不上战术上的较量了。所以美国空军现在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美军在训练中特别强调贴近实战。二十年来美军战争不断，却对训练贴近实战这一点须臾不敢忘记。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美国一所军校在射击训练课程中，从不使用我们军队常见的那种人像平面靶。他们把木靶穿上敌军制服，在里面塞满干草，然后把蕃茄酱倒入塑料袋中并戴上帽子，作为靶头。学校的教程中写道：你可曾在战场上看过敌人在胸部挂着一块白色木板，上面还画着圈圈，标出数字的呢？敌人不会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摆好姿势让你射击，他们只会像老鼠一样从掩体内伸出头来窥视四周。我要你打的就是这颗老鼠头。要你平时就熟悉脑壳破裂时迸出像蕃茄酱一样的血腥镜头。这才是贴近实战。
　　 记者：太有意思了。
　　 刘亚洲：我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访问学者，在美国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自信对美国人是了解的。美国人并不把解放思想成天挂在嘴头上，但思维始终是开放的。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本土一百三十年没有战争。这样一个从未遭受过外敌入侵的国家，它的军队的报纸却天天聚焦于各种国际冲突的热点，天天讨论美国应该应付怎样的挑战。只看那些文章的题目，你一定会以为有人已经逼到了它家门口。它已濒临战争的边缘。另一方面，全球唯有美国在世界各地不断地进行战争。其战斗力已锤炼得炉火纯青。它吹牛自己是“全球无敌军”。美军对世界军队来说，已不仅仅是一支军队，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它不停地在高起点上启动。它开风气却都不为师。
　　 记者：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评价美军。
　　 刘亚洲：说它不为师。是因为它不停地反思，不停地推翻自己，不断地创新。近几年在军队有一个名词令大家耳熟能详：世界新军事变革，或是世界新军事革命。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仿佛世界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这样一场新军事革命。其实这场军事革命或变革作为一个运动是不存在的。在美军中根本没有这个提法。在西方一些专家的著述中有这种提法。是我们把这种革命和变革夸大了。没有这种革命运动，并不等于没有发生这种革命。它确确实实已经发生了。美军不强调变革，是因为它天天都在变革。对美国而言，战争不需要理由。对美军而言，战争不需要规则。有句俗语这样说：年轻人知道规则，但老年人知道例外。套用此话，我说：我军知道规则，美军知道例外。最不好玩的游戏是——轮到你上场时却改变了规则。人生往往如此。战争又何尝不如此？我曾是作家。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无技巧就是最大的技巧。对打仗而言，最大的章法就是无章法。我的老朋友周涛说：“大河从来不讲章法。黄河九曲十八弯，恣肆汪洋，毫无章法。小河很讲章法，很遵从规范，因为它是小河嘛。”对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言，观念就是战斗力，就是素质，也就是说它是最本质的东西。武器装备的差别可以通过采购得到弥补，军人素质的差别却用钱买不来。一支军队真正的“杀手锏”其实就在这里。
　　 记者：振聋发聩。
　　 刘亚洲：我们军事评论家为什么会判断失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的观念落伍了。他们人在今天，思维结构却停留在昨天，甚至前天。虽说传统并不代表落后。现代也未必代表先进，但世界变化太快，一步落下，步步落下。譬如，我们的专家谈“诱敌深入”，谈“空城计”，但美军根本就没有同你周旋的企图。在今天高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占技术优势的一方已非常明白敌人在哪里，自己在哪里。当然，我还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军事评论家的基本观念并非完全代表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理论的产物。
　　 记者：这种说法也是第一次听说。
　　 刘亚洲：与美军相比，我们的差距主要在素质上和思想上。我身在西部，研究西部。我对西部的总体评介是：西部缺少思想，但从不缺乏精神。我军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呢？素质包含多种含义。观念是最重要的。一条锁链，最脆弱的一环决定其强度；一只木桶，最短的一片决定其容量；一个人，素质最差的一面决定其发展。
　　 记者：请说慢一点。我要把这话记下来。
　　 刘亚洲：美军与伊拉克军的碰撞具有世纪性意义，也具有世界性意义。这是一场军事领域内的革命。上一次革命发生在德国。上一次世纪性的碰撞发生在德国与苏联之间。千年来，欧亚草原的游牧文明为人类战争史舞台提供了一支历久不衰的攻击力量——骑兵。骑兵支配了战争史千年之久。古德里安的坦克集团为骑兵挖掘了坟墓。布琼尼是信奉骑兵决定一切的统帅。他将古代的骑兵技术与现代火力结合到一种完美无缺的程度，把骑兵的打击力发挥到极致。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布琼尼可能成为二十世纪的成吉思汗。但不幸他遇到了古德里安。想想当时情形吧，数万名哥萨克骑兵以血肉之躯猛扑德军的钢铁军阵。刀光和太阳光芒一般亮。喊声山摇地动。但转瞬之间，血流成河。第聂伯河平原成了死亡世界。当德国装甲集群隆隆地碾压过几万匹战马的尸骸时，不仅为昔日辉煌的骑兵在战争史上划上句号，同时也标志着在战争领域内工业文明对游牧文明的最后征服。布琼尼一世的英名毁于一旦。正如坦克成为骑兵的终结者一样，空中力量和信息战又成为了坦克的终结者。下一次世纪性的碰撞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到来呢？我忧虑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远方。
　　 记者：我被您感动了。
　　 刘亚洲：伊拉克战争给我们的第二点启示是，一定要注重战略。我这里指的是军队发展的战略。军事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今天世界上，军事战略的发展日趋复杂化，变化速度也日趋加快。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的演变，大体上可以说十年一变，而冷战后的军事战略则为每两、三年一变。当然，变中也有不变的东西。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中，都有其继承性的根源。迄今为止，美国军事战略已经历了九次大的调整。敌人多变，我们不变，这是不行的。我认为，对于中国军队的改革，只有战略问题没有战术问题（或者说暂时没有），只有决心问题没有能力问题。面对美军咄咄逼人的态势，我军必须有所准备。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美国下一个要打谁的问题。下一个要打谁不重要，关键是要不要打我。有备无患。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记者：在制定战略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刘亚洲：避免失误。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这次伊拉克战争前后，法国就存在着战略失误。从民族感情上讲，恢复昔日大国荣光一直是法国政府和民众追求的目标。法国辉煌历史始终是激励法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精神动力。任何一届政府上台都不能不顾及这种民族自强的强烈愿望。但是，法国对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强烈愿望，总是使其对自身实力的影响力作出不切实际的估计，以致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脱节，经常陷入尴尬境地。回顾战后法国外交史，可用一句话概括：以二流国力充当一流大国角色。在“低位政治”上，法国的确为世人瞩目；但在“高位政治”上，法国总是铩羽而归。进攻越南是这样，出兵阿尔及利亚是这样，第二次中东战争中武力入侵西奈半岛也是这样。此次伊拉克战争，面对美国的坚定决心、强硬姿态和惩罚威胁，法国不得不再次低下高贵的头颅。在一般性事件上当“出头鸟”，结果很多为他人所乘。在重大事件上先斗后退，结果又损害了公信力。法国剩下的只有沮丧。
　　 英国与法国一样，也曾辉煌一时，对保持大国地位与影响的期望始终十分强烈。但英国又是一个很现实的国家，有着深厚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均势外交传统，这使英国在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上与法国明显不同，其具体体现就是运用“美英特殊关系”。反观战后英国外交史，也可用一句话概括，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充当沟通大西洋两岸的“桥梁”，在平衡美欧矛盾中维护自己的发言权。
　　 伊拉克战争中，英国顶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参战，即是出于对维护“美英特殊关系”深层次战略的考虑。战后，又以联合国应主导伊拉克重建为由，迅速着手弥补与法、德裂痕，这是融入欧洲的现实所需。值得认真回味的一个现象是，在伊拉克战争中，英军只攻巴士拉而不染指巴格达。这就是英国人的老到之处。
　　 记者：这些问题经您一点拨，我豁然开朗。
　　 刘亚洲：战略的贫困是一个国家不能发展的大忌，也是军队不能发展的大忌。有一个口号叫“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什么都可以贫困，唯独战略不可以贫困。伊拉克之战后，高金畑说：“战争变小了，战略变大了。”他以睿智的头脑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十数年来他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把我军的国防大学从一座战役大学变为一所战略大学，这也正是先哲的思路和行为。我军目前的战略主要是战争准备问题。有一种现象很耐人寻味：我军要么思考军事哲学，思考得特别抽象；要么思考军事斗争，思考得特别具体。高金畑说：“我们不应总是翱翔于军事哲学的天空下不来，也不应总是沉湎于具体战法的低层而不上来。”我一直记着毛泽东的一句话：“要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要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术。”
　　 记者：在战略问题上，我军要么只看自己，要么只看过去。
　　 刘亚洲：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把这句话反用之，我说：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实践中来的。有的情况下，走在最前面的是谬误，后面才跟随着真理。因此，有时不是真理在引导我们前进，而是各种谬误在引导我们前进。
　　 记者：你的思维像豹子似的，跳跃很快，一闪就到天边去了。

刘亚洲：这是朱苏进的话吧。我记得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整个战争史里都暗藏着一个更痛楚的事实：从纯粹军事艺术角度来讲，划时代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大多是由侵略者那一方创造的，而由被侵略那一方消化吸收，最终击败侵略者。恺撒、拿破仑、希特勒，都是非正义的战争大师兼卓越的军事艺术开创者。我们最终消灭了他们，然而我们常常用十倍的血肉才能埋没掉他们那一份。剩下的那九倍血肉，是我们为他们的军事艺术而付出的代价。之后，我们还得继承他们的军事思想军事艺术，犹如他们活在我们体内，活在我们兵器上。
记者：用这段话来形容这场伊拉克战争和打胜这场战争的美国，再贴切也不过了。
　　 刘亚洲：伊拉克战争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中国军队必须走自己的路。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很难赶上他们。美军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有人把毛泽东化叫做革命化，或叫政治化，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它许多丰富的内容。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天才。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当然，“毛泽东化”只是一种提法。我使用它无非是想给人以深刻印象。其实质就是发扬我军自身的特点。
　　 记者；前不久见到一篇文章，说伊拉克在战争初期进行非正规作战取得一定的成果和战争中后期被动与失败的局面启示我们，在高技术条件下弱国抗御强国的战争中，弱国唯一的选择就是人民战争——中华民族素有不屈服外来压力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抵御外侮的优良传统，有依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光荣历史，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就一定能够打败一切入侵之敌，等等。您认为，未来我们的敌人会像美军入侵伊拉克那样入侵我们吗？
　　 刘亚洲：对任何战争，不能做简单的类比。如果谁真的把我们当成伊拉克，把美军想象成未来入侵我国的敌军，只能说这是一种弱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时代不同了，对手不同了，战争怎么可能还是原来的样子呢？就说人民战争，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军事思想体系，而不是一个八股文式僵化的模式，不是随便把今天的一些新技术新名词往里一装就可以的，不是把人民手中的步枪换成便携式导弹就行了的。仿佛这样一做，传统意义上的人民战争就成了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比如，传统人民战争的前提之一是“诱敌深入”，我们现在可以“诱敌深入”吗？传统人民战争强调以空间换时间，让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我敢说未来的敌人不会有一兵一卒到我们的国土上来，倒是铺天盖地的、导弹打向我们的首都、水库、核电站等等……
　　 再说你就是想那样打，把人家诱进来，人家也不一定同意啊。战争总是双方的事。美国前太平洋战区司令布莱尔就说：我们尊重共军在大陆上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
　　 记者：我忘了这句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说的：“传统的人民战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守土卫家的理论。”而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巩固和开拓国家发展权，不会再有能够威胁民族生存权的敌人。
　　 刘亚洲：我说过这句话。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军事思想的精髓都是作战思想，其核心内容又称为总战法。信息作战，是当今最时髦的军事术语。它首先是作战思想，其次才是一种作战方法。美军总强调不对称作战，其实，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恰恰是不对称作战，我们才是不对称战争的老祖宗。遏制美军的杠杆不在战场之内，而在战场之外。我劝你多读一读乔良的书。乔良的理论有其独到之处。乔良是先行者中的先行者。有人是落伍者中的落伍者。我们对美国的战略威慑越是切实可信，美国就越是不敢强度介入。在今天的情况下人民战争怎么打？需要研究。如果我们还以传统的看家护院式的人民战争作为根本的战略指导，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了它们的目的——把中国死死地压在那片黄土上。我一直在研究美国，我发现美国有一个大战略——它总是造成一种态势，让你感到你的本土受到威胁，迫使你把人力和物力全部投到陆地上，从而把海上和天空的通道给它闪开，而它决不会从陆地上到你那里去，它从天上去。你看，今天我们的大陆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我们的海洋领土被侵略得不成样子。我们的战争观念不能再困在领土上了。国家利益的边界在扩大，军事战略要体现出这一时代特征。
　　 记者：传统的人民战争理论确实应该与时俱进。以前是热兵器对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战争是接触式的，人民的优势容易发挥。以后是非接触作战，敌我双方可能根本就不见面。诱敌深入不可能也不能允许发生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歼敌于海空之中，破敌于太空之上，很可能成为基本的战略战役要求。如何发挥人民战争优势？也是个问题。
　　 刘亚洲：我们的地面观念根深蒂固。战争从来遵循扬长避短、避实击虚，我们懂这个道理，敌人也懂。比如我军历来的传统是擅长近战、夜战，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地面的歼灭战。这些传统都是在当年的战争中形成的，当然是以陆军为主。事实上，今天不仅我们很多人的观念还停留在这里，我们的兵器更是如此——无论是陆战武器，还是海战、空战武器，主战兵器都是近战居多。
　　 记者：从对伊拉克战争的现场点评到事后的分析、争论，我们看到，我军有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地面战争仍是未来战争的基础。
　　 刘亚洲：美军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和越南战争中得出的最大的教训是，大规模机械化兵团的地面作战，弊病太多。首先是在国家层面上动员复杂，投送战场耗资太大。更主要的，地面大兵团在山岭、丛林地区无法展开，笨重迟缓，因此无法对付分散持久的游击战。此情景就像一头掉进沼泽里的水牛，无法抵挡蝎子、蚂蝗、蛇群的攻击一样。这两场战争后，美国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它再也不动用大量的地面部队进行大规模作战了，而主要以空中力量为主。地面则是让搜集情报和指示目标的特种部队唱主角。它的主要战略目标都要求通过空中打击实现，地面缠斗和机械化决战被禁止。这次伊拉克战争一开始，尽管美军坦克前进的履带声隆隆作响，我就一针见血地说，这不是打仗。它不会跟伊拉克的坦克对阵。它更不会去打巷战。它几乎是在表演。我们也许还会对未来地面战争的消失感到将信将疑，但美国人却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二十年的战争经验证明，美国已经摸索出了更好的战争方式，那就是信息化的空中打击。今后，不管是谁，只要他抱着早己陈旧过时的地面战争、机械化战争的经验和幻想不放，谁就要失败。
　　 看看世界军事的发展潮流，战争将会越趋向人道化（当然，我是从军事意义上讲的）。高技术战争不仅在改变着战争样式，也在改变着战争的伦理观念。在精确战争时代，因为武器的非制导化而出现的超大规模杀伤战争已经不再出现。不仅要强调自己低伤亡、少伤亡甚至零伤亡，也不喜欢多杀伤敌人。毕竟战争的目的不是杀人比赛。从这一点说，美国花买路钱瓦解伊军高官也好，用空中力量斩首和震慑也好，有它值得研究的地方。而使用陆军或主张攻坚战，主要以人力对抗而不是技术和智慧对抗，只能是将更多的生命变成尸体。这本身就是违反军事发展规律和战争本质的。
　　 我认为战争的本质不应该是它的残酷性，而应该是智慧和技术的较量。技术越来越进步，社会越来越文明，战争也越来越人道。中国人为什么到现在提起日本人就咬牙切齿，并且中日两国和两个民族的关系始终难以真正地互相信任？就是当年日本人杀中国人杀得太多了。对于日本那是一个永远的污点。对于中国那是永远的耻辱。但是，你看看近年来美国打的一些仗，它打完那些国家，那些国家的人民从感情上说并不是真的对美国怀有深仇大恨，只有被推翻的政府会这样。中国古人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只要达到战争目的就可以了，岂在多杀伤！最好一个都不要杀。非杀不可一定要少杀，最重要的，自己也要少死。不怕牺牲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不要牺牲。当然这有点理想化，不过要有这个概念。当年冷兵器时代不大量使用人力不可能，因为技术含量实在太低了。现代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我们要看到，技术的发展和在军事领域里应用的根本价值，在于降低胜利的成本。
　　 记者：说到成本，似乎美国人很注意这一点。
　　 刘亚洲：谁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美国作出了榜样。靠打仗赚钱，美国在世界上是独一家。美国人打仗赚钱是从越战后开始的。把打仗当生意，而不为纯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不仅赚钱，还要极力减少成本，尤其是生命成本。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预测美国发起战争的手段了，它肯定要以最经济、最简单的手段进行战争，获取利益的最大化。胜利不是唯一的目标和标准。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胜利和代价之比，这个系数——我称之为胜价比，这才是美国要追求的。它不仅在战争之前让别人分摊战争经费，夺取战败国的资源，战后更大规模卖武器，还有其他的手段。总之，它步入了一个战争的“良性循环”，越打越富，越富越打。当然，这像吸毒一样，是很危险的。但就战争观念而言，它是先进的。不是这一点，美国也不能一场接一场地打。你看，二十年美国已经从拉美打到欧洲、非洲和亚洲，亚洲都打一个来回了。不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强大，更主要的是它这种打法，它越打越强大。当然，美国的霸权主义是应该谴责的，但它的战争观念，值得借鉴。战争观念啊，令我良久沉思。我一直觉得，比更新武器更重要的是更新战争观念。甲午战争中清国的综合国力比日本强，也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杀手锏”，但没有引进先进的战争观念，结果不堪一战。殷鉴不远。伊拉克战争又让我们看到观念落后的可怕。
　　 记者：刘将军，您认为我军未来发展应当把握的重心是什么？
　　 刘亚洲：我认为有这样几点：第一，我军一定要具备“大赢”的精神。管理大师杜拉克说：“当前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一场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
　　 记者：“大赢”的核心与内涵是什么？
　　 刘亚洲：面对新的时代新的战争，我们应当培养和确立一种进攻意识，就是在总体防御战略前提下首先要有强大的反击能力，而不是防御能力。以攻对攻，才能以战止战。以前机械化时代，是防“线”，还可以在边界屯兵，加大纵深节节抵抗。现在是防“面”，怎么防？防不胜防。就像一个只拿着盾牌上战场的士兵不会打赢战斗一样，一支只注重防御的军队既不能得到胜利也不会带来安全。一部世界军事史就是一部进攻史。中国的核武器只所以有威慑力，就是因为可以打出去。如果换成防空导弹就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记者：说到防，我觉得对于今天中国军队的很多人来讲这已经不是一个军事概念。我们的意识里，就有着老祖宗的重防轻攻的基因。
　　 刘亚洲：有道理。我们几千年的军事思维就是守和防。中国的地势西北西南是高山，东边南边是大海，冷兵器时代都是天然屏障。唯北部可做通道，但我们的祖宗却搞了个万里长城，没有挡住别人，却把自己永远地挡住了。很长的时间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不是长城不长不高不坚固。是我们的战争观念太保守。秦始皇居高临下攻六国，横扫千军，何等气概！可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却垒起了“院墙”。结果呢，代代修代代守代代丢。到了清朝后期，世界进入热兵器时代，大海不仅不是屏障，反成坦途。可惜清廷不知权变，还是防，在海边架起炮台。从虎门到吴淞口到大沽口再到旅顺口，炮台如林。那简直可称作海上长城。结果怎么样？到现在我们还在还历史的欠账。今天是空中力量时代了，我们所有的地理优势都失效。想守也守不成了。可是，我们有些人继承了老祖宗那种保守固守的基因，不能守就考虑防，试图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刺猬以自保，就是没有想过，为什么不可以武装几只牙齿和利爪扑退敌人？你看动物世界，被吃掉的并不都是弱小的一方，而是没有进攻意识的一方。一只狮子敢攻击一头长颈鹿；一只小豹子敢攻击一头水牛。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打成那个样子？日本刚开始侵略中国的兵力并不大，只有几十万人，而且自始自终也没有超过一百万人。为什么半壁江山沦落了？就是蒋介石不抵抗造成的。国民党军只知道退，躲到西南的大山中。共产党的军队不一样，向敌后挺进，结果把日本拖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主席虽然用的是持久战战略，但本质上还是一种进攻。日本刚开始也试探过苏联，在哈勒欣河被红军一顿迎头痛击，打得日本从此放弃北上计划，掉头奔向了珍珠港。是什么救了苏联？就是进攻精神，能力还在其次。想想，如果苏军退让会如何？腹背受敌。德国一把刀，日本一把刀。西方历史学家评论说，当年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如果英法联军攻击德国十分薄弱的侧翼的话，整个德军部署都会被打乱，就不会有后来的很多事情。
　　 记者：前几年美国搞了个“中国威胁论”。人家一喊，我们就马上辩解。美国什么时候心虚过？它从来理直气壮。这个世界上强大就是真理。实力就是尊严。引伸一下，在军事方面，有进攻精神，才会有真正的安全。
　　 刘亚洲：我们必须当强者。西方所尊重的强者包含三重意思：第一，你必须有实力；第二，你必须证明你有实力；第三，你必须让别人明白，你有勇气和决心在必要时使用你的实力。三者缺一就不够格。
　　 记者：这三层意思说得深刻。
　　 刘亚洲：刚才我说，第一是“大赢”，现在说第二：以人为本。现在中国许多企业家都爱提出一个时髦的口号：以人为本。军队也需要这样，甚至更需要这样。这里也包含着三层意思。①尊重人的精神。我还是先举我们企业家的例子吧。国内企业家当中不乏精明能干之人、聪颖过人之人。可是，我们的企业家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思维方式缺乏现代精神和人文精神。当企业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思维上的缺欠带到企业管理中去时，会有意无意地放大了这些缺欠，使这些缺欠伤了很多人。我曾对一些企业家说过：单凭你模仿大人物的举止、言语这一点，我就知道你是个小人物。他们总是把金钱放在首位，把人放在末位。这最终导致他们既失去金钱也失去人。他们往往是胜在起点，败在终点。这是中国企业始终不能做大或无法长久兴旺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军队中也有类似的问题。②人才战略。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几千年来，中国战争的方式都是驱民作战。战争是打规模。清军和太平军作战，双方都使用人海战术。这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今后的战争已焕然一新。拉姆斯菲尔德的理论就是以小取胜，以快取胜，以精取胜。这需要军队拥有一大批专业人才。在中国历史上，总是文化程度低的人战胜文化程度高的人。在世界历史上，总是文化程度高的人战胜文化程度低的人。今天世界尤如此。我在此处提出文化程度问题你也许感到突兀，其实这真是我军一个严峻的现实。我军中高级干部的文化程度不要说与美军相比了，就是与地方干部比也有很大差距。举某大军区为例：该大军区五个集团军，三十六名军职干部，只有三个大本。而那个军区所在的省，八个正副省长，全是大本。该军区十八个师长，没有一个大本。这次，我军许多专家学者预测伊拉克战争都不准确，原因就在于不熟悉研究现代化战争所应坚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世上没有两次相同的战争。同社会其它领域相比，战争充满了更多的偶然性和不确实性，完全准确地预见战争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是不可能的，“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关键是掌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否则，就容易把上次战争的特点看作规律，并运用于预测下次战争；或者把某一场战争的特殊规律看作一般规律，照抄照搬别国经验。人才太重要了。人才是稀有资源。在当前我军面临精简整编的情况下，人才尤其重要。我们要有邓小平同志那种尊重人才，保留人才的精神。我给你举一个例子：1985年百万大裁军，为什么军队不弱反强？为什么没有出现人才断档？因为小平同志眼光远大，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早几十公里。他在1983年时就在部队大规模地选优、选轻，把一大批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人才擢拔起来，用到各个层次的关键岗位上。今天我军军以上干部，大都是83年提升的干部。两年后，大规模裁军才开始。③容忍不同思维的精神。我们的干部不尊重人的另一种表现是思维求同，这种心态使得我们爱重用那些表面上听话的所谓老实人。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周伟焜说：“作为一位高级主管如果不能容人，你只喜欢提拔那些想法、做法和你一致的人，就会在你的周围聚集一批与你思维想似的人，那时，你这个主管就很危险了，因为当你江郎才尽时，你周围的人并不能帮助你，因为你们的想法和做法都几乎是一个模式。”中央党校一个教授说：“如果我们不鼓励人民去自由的思想及提出新意见，我们社会虽然可能显得平静，但事实上将完全停顿。”此话用于我军完全合适。西方哲学家说：“我们只有感谢不一致性，它使人类生存下来。”霍金的成长就得益于社会的巨大宽容。刚才我说过天才是稀缺资源，但比天才更稀缺的是让天才茁壮成长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即个体服从整体，淹没于整体。很多有个性的人才都被无情地扼杀。倘若一个人想平庸，阻挡者很少；倘若一个人想出色，阻拦者很多。诡计喜欢多穿衣服，而真理却愿意裸露。真正愿意亮出自己观点的人是无畏无私的人。这是我的思考，也是我的烦恼。烦恼使我思考，思考又使我烦恼。人生最大的苦恼就是躲不开苦恼。以上的话也可以被视作是批评。批评越尖刻，反省越深刻。
记者：我记得你在一次关于军队改革的会议上还提出一个概念：目标管理。

刘亚洲：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什么叫目标管理？举美军为例：它有那么多军官，包括白发苍苍的中将和上将，竟没有一个胖子。个个身材修长。精气十足。我特别注意美军在伊拉克走下飞机的情形。骄阳如火，茫茫沙漠。汗下如雨。美军的军官和士兵们人人负重几十公斤，毫无疲态，一律把腰板挺得笔直。你再看看俄罗斯军队，它有多少大胖子？因为美军制订了严格的目标：身高多少，体重就多少；年龄多少，体重就多少。超重则警告，警告无效则免职。他能胖吗？他敢胖吗？我军的目标有些虚。譬如在选拔干部时，我们的文件中曾有一句话：“个别优秀的”。一句话就撕开了个大口子。优秀的具体标准是什么？谁优秀？谁不优秀？
　　 记者：党的十六大提出理论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亚洲：我军是一支光荣的、战无不胜的军队。我们曾经战胜了无数敌人和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面对新军事革命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对时代、对对手有清醒的认识。我们需要伟大的观念和博大的胸怀。我们需要创新。创新是一切理论的灵魂，而理论又是军队建设的顶层设计。
　　 记者：说起创新，我也想起杜黑的两句话：“死抱着过去陈旧的东西不放对未来没有什么教益，因为未来跟过去发生的一切根本不同。对未来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索。”
　　 “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这个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走新路，谁就能取得新战争手段克服旧的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
　　 刘亚洲：我们要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军事理论的创新问题。军事理论研究的成果，只有到了下一次武装冲突时，才能检验其真正的价值。
　　 记者：所有的奇迹都在重复同一个真理：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就必须战胜自己，而变革就是唯一的战胜自己之路。
　　 刘亚洲：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思想，我们党的理论清晰而深刻地前进着。曾经长期占据我们思想的“阶级斗争”“一大二公”的政治喧嚣早已在这前进的步伐中，弃如撇履被踏入了泥土。但相比较之下，我们不能不看到，和我们国家其他领域的改革进程相比，军事领域的改革步伐还不够大，思想还不够解放。军队改革滞后于国家改革是历史造成的。滞后一点尚可，滞后太多就有问题了。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支柱之一。
　　 记者：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世界的后头了。
　　 刘亚洲：一位美国军事专家说：面对未来战争，如果我们必须去打，就应该从脖子以上准备好，而不是脖子以下。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不到三年，已经连续经历两场大规模战争。两次战争都证明空军——空中力量已到达战争的顶点，但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天是空间时代空军的早期。空间时代空军已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从空中力量过渡到空——天力量，并继续朝天——空力量前进。就像空中战场是地面战场的延伸，太空战场也必然是空中战场的延伸。五角大楼说：我们不得不停止想明天，而去想后天。我在想，后天的战争是什么样呢？
　　 记者：战争让天空变得恐怖，天空反过来让战争更加恐怖。夹在战争与天空之间的和平越来越脆弱了。
　　 刘亚洲：战争不需要浪漫的情绪，只需要睿智的思想。正像杜黑近百年前的预言所云：“胜利总是向那些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那就让我们一起思考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吧：当我们和战争一起向二十一世纪走去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杜黑曾经看到过的微笑吗？
　　 记者：谢谢刘将军。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刘亚洲：岳飞曾无限感慨：“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如果不是你，我哪会滔滔？有两句话：对那些听不明白的糊涂人，你跟他谈什么？对于那些真正了解你的人，你用不着跟他谈。我沉默的时间居多。这是我谈话的准则，也是我做人的准则。
　　 200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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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再祭   刘亚洲
                                       



　　　　　　　 改变未来的选择需要从改变历史入手――自题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１６４４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
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
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１９４４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
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黨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毛澤×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黨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
损。褒，它促使我黨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
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
连毛澤×也不能免俗呢。毛澤×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
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
殿试呐！”毛澤×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黨
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
能做，只能做自己。××黨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
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
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專政人民。神州又一
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鄧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
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
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
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階級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
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
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
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１６４４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 其实是多尔衮) 、崇祯、李自成、张
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
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
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
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
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
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
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
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
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
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
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
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
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
“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
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
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
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
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
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
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
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
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
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
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
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
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
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
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
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
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
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
！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
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
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
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
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
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
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
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
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
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
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
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
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
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
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
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
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
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
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
三个突出特点：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 斯坦
格尔语) 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
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
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
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
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
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
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
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
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
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
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
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
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
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
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
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
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
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
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
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
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
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
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
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
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 注
: 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
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
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
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
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
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
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
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
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
專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

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
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
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
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
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
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
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过高的欲望必须克制。短期内巨
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
成功。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
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
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
２００２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
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
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
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
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张献忠军每屠杀一个地方，都
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说明
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
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
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
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说: “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有一句耳熟能详
的口号叫“振兴中华”，多尔衮就是振兴中华的功臣。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
不过不能说它拯救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复存在。埃及人和
希腊人都不是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住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
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
威胁始终在北方。中国的希望也始终在北方。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古代的皇帝
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当皇帝的籍贯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陇海铁
路沿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汉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
篮。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全国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
没有河南能有中国吗？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
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
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
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
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们的步伐仍没有
停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远方。和成吉思汗一样，八旗铁骑几乎把冷兵
器时代的征伐演绎到了完美的极致。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
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
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
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
三倍还多。清朝留给民国的领土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
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
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
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
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
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
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
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
实则还是失败了。 [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
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
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
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
国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
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
学家有国籍。目前在许多西方强国都可以组成北大、清华的尖子班。中国缺乏人
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
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
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
难怪无数人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
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
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封王。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
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
高的爱新觉罗们呢？入关前，他们活得再有滋味，也不过是解决了温饱。史载，
山海关大战前，清军驻欢喜岭，战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将投入一场决定民族和
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当是饱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当，却不过是菜肉包子，可
见平时他们吃些什么。但就是这些视菜肉包子为佳肴的人，竟有气吞宇宙的气概。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
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
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
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
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刚才我提到的那
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
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
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
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
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
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９·１１”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
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
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
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
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
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
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
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
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
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
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
对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吗？我在承德给你建庙，全部仿造拉萨的气象，
请喇×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吗？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
蒙古的王子，她们生的儿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长大了，会造舅舅的反？

　　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
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
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
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
的强*。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
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
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
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
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
则是一种精神凌迟。三百六十年了，我们汉人的伤口还在滴血。在中国境内，只
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
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
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亚太经济组
织会议上，全部领导人都按东道主的服饰穿着，被称作“唐装”。那是什么“唐
装”？那分明是满洲的马褂嘛。旗袍和马褂是多尔衮留下的纪念碑。

　　二、机会与机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
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
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
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
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
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
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
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
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
：“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
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
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进北京。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門
下，他又问天。对准承天门的匾额张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稳天
下。”结果不中。一头一尾，两次用箭，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
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
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
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
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
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
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
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
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
西安把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
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
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
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
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
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
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
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
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
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
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
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
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
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
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
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
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
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階級
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取代暴×。中国的历史，
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
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
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
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
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

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
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
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
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
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
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
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
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
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
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
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
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
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
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
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
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
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
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
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
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
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
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
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
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
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
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
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
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
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
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
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
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
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
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
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
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
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
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
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
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
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
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
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
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
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
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
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
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
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
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
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
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
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
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
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
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
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
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
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
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
在几乎六十年后，鄧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
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
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
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
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專制，
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
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
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鄧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
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
产物。鄧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鄧小平元年”。鄧小平改了我
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鄧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
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
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
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
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
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
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
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
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
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
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
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
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
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
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
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
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
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
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
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
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
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
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
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
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
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
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
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
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
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
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
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
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
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
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
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
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
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
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
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
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
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
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
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
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
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
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
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
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
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
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
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
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
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
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
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
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
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
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
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
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
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
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澤×也不容儒。他
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在“文化大×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
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獨裁，
獨裁确立專制。專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
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
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
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
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
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
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
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
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
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
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
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
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
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
政黨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
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
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
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
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
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
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
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
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黨的解体上也能得到
印证。当执政黨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黨员也异常平静。
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
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黨员不把执政黨看成是自己的黨，而看
成是黨内当权者的黨。绝大多数黨员看着执政黨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黨被解散
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
朝是一个打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
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
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
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
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
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
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
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
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
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
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
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
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
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專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
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
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
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
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
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
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
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
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
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
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
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
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
民族而战。”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
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
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 [注：洪承畴，曾任
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
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
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
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
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
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
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
“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
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
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
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專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
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
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
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專制交给精力充沛的專制。”这就要说到專制下的人民了。
專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
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
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
人在極權和專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
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
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
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
国”和“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
度要比对專制还是民×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
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
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
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
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 挟潼关大胜
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
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
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
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
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
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專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
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
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
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
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
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
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
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
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 无捆绑) 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
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黨部队，遇见十六个
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黨军俘虏去燕子矶
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
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
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
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
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
黑龙江) 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
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
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
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
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
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
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專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
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
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
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
“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階級的残暴，
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
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
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命”
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
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
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
部被打压，中产階級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
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階級。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
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
争。”

　　中国的汉*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在哪里？汉*在我们心里。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
中。汉*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
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
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
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
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嘴脸，说
：“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
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
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
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
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诈
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
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
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
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
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
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
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
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
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
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
“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
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
人抓住国民黨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
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
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
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
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
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
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
專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
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
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
乙对家人大声喊道：“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
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
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
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
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
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
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
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
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
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
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

沫若祭  
　　
　　写毕《甲申再祭》，意未尽，还想再给郭沫若写篇祭。郭沫若是大文学家，我就从文学说起。


　　①十九世纪，法国总统应邀参加一个大富翁举行的晚宴，到场后总统发现，他自己的席位竟排在第十六位。排名第一的是一位铁路工程师，第二位是文学家，第三位是诗人。一位来宾问主人为何这样安排，主人回答：“这是真正伟大的人的排名。所谓伟大，是指那人不可或缺，不可取代。排名第一的工程师是因为他身怀世界最尖端的技术，谁也不能取代。第二、第三位也是一样，但总统却并非只有他来当才行。”蒋南翔任高教部长时，在一次报告中说到：“给我足够的条件，我可以培养出五十个杰出的科学家，但我不敢保证培养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②文学必须与政治挂钩，因为文学在政治之上，政治在文学之下。在中国，文学可以躲得开政治，政治则躲不开文学。统治阶级需要文学，人民则不一定需要。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文字狱，就可以知道文学有它的力量。它足以使暴君发抖。历史上同样有那么多谄媚的文学，也可以看出文学的力量。它足以使人民发抖。文学是永恒的，政治是短暂的。文学是春天，政治是夏天。当权者害怕文学，文学同样也害怕当权者，他们都不害怕的只有一样东西——人民。小说当然可以反党，虽然它不一定反党。它同样可以用来歌颂党。以文学为革命工具是小看了文学。不以文学为革命工具同样是小看了文学。作家不需要表现什么时代精神，但是时代却反映着作家的精神。在江青眼里，文学必须干预政治才叫文学。政治必须强奸文学才叫政治。文学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学都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无病呻吟，风花雪夜，故作高深，技巧深沉，同样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政治一方面爱文学，一方面虐待文学。文学反过来也是一样。政治是一门艺术，文学是一种生活。文学比政治残酷得多，也厉害得多，生命力也强得多。在古代中国，做政治家，多不得好死；做文学家，多不得好活。


　　③鲁迅是有人格的作家。“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作家只有狗格和猪格。把那个时候的某些作家比喻成畜牲，其实是侮辱了畜牲。鲁迅时代的中国文学属于兴旺史。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学属于衰亡史，直到另一个鲁迅出现。不怪乎今天中国文学界最流行的口号是：全中国读小说的人联合起来，不再读小说！王蒙对中国作家的评介可谓入骨三分：一等诡诈，二等智商，三等学问，末等人格。刘心武说：“中国作家……小心眼小聪明小阴谋小儿科，蔚为小观！”郭沫若是代表人物。郭沫若有才情没有人格。有文学没有政治。有脸无皮。他用文学敲开政治大门，而政治最终又谋杀了他的文学。沫若以《女神》燃烧了旧中国。一句“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足以使他在文学史留名。沫若又逢伟大领袖。倘若作为政治领袖的那个人不是文人，沫若仍可以做文学。偏偏那个是文人，沫若则只好搞政治了。领袖号召除四害，沫若遂做诗发表：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粮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善，光是偷懒没事干；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文化革命起，沫若却被放在油锅上煎。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批判。连儿子也不能幸免。1967年4月，小儿子郭世民在音乐学院被批斗，自杀。整整一年以后，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学院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死亡。接连失去两个爱子，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怀疑那场吃人的革命，更不怀疑领袖。我曾亲见伟大领袖讲话时郭沫若的表演。郭沫若双耳重听，所以用手护之，侧耳倾听领袖的每一句话，还把身子尽可能地朝领袖方向倾斜。某次，郭沫若注意到领袖未戴手表，当场把自己的瑞士名表解下来给领袖戴上。领袖终身用此表。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每到夜深人静时，沫若就伏在办公上桌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一抄就是一整夜。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儿子深深的父爱，溶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然而就在儿子死后两个月，在一次会议上，他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江青听了后却不屑地对别人说：“诗人像一匹马，不能不给它吃，不吃要饿死；又不能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它就跑不动了。”据说她的丈夫这时说了一句警世名言：“多嘴比虱子还讨厌：虱子不吵。”我听说这件事后，曾问一个作家：“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硬？”答：“花岗岩。”我说：“不对，世界上最硬的是郭沫若的胡子。像他那么厚的脸皮都能穿透，还有什么东西比他胡子更硬呢。”


　　让我们回到鲁迅的时代吧。我们要做鲁迅。我们坚决不做沫若。鲁迅实在伟大，他居然连母爱都敢怀疑，他说：“母爱像穿在身上的湿棉袄，脱了嫌凉，穿着不舒服。”对母爱都如此，对领袖的爱就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有一点我仍存疑：鲁迅没有生活在领袖的阳光下。倘若他活到那一天，会变成什么，难说。人人都说，倘若鲁迅还活着，必然会被打成右派。可是，死了的鲁迅却曾被用作打右派的棍子，难道这全是偶然？老舍便是明证。老舍年轻时倜傥不羁，嫉恶如仇。他与朋友在饭馆吃饭时，曾从鞋底抽出钞票付账。朋友问他钞票为何藏在鞋中，他指着钞票恨恨地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轻的老舍，文稿常被编辑改动，深感头疼，某次，他把书稿送出版社后，在旁标明：“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可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老舍，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进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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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悼念张自忠将军的文学名篇：《将军泪》                                                   作者：刘亚洲

（1）

　　人们都说，张自忠将军没有泪。日本人说，他是中国第一位男子汉。日*的说法也许是可笑的，然而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怕他。

　　为什么不？喜峰口、芦沟桥、台儿庄、十里长山，他不止一次让大和魂哭泣。

　　就是当他最后死在日本人手中的时候，杀死他的人仍然整整齐齐地列队向他的遗体敬礼，并像护送自己将军的尸体一样护送他离开战场。

　　战胜的日本军从一个市镇通过，百姓们得知那具蒙着白布的尸体就是张自忠时，不约而同地涌到街道上，跪倒失声痛哭。“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师长也走在行列中，见状大怒，喝道：“自忠将军没有泪！他也不愿意看见眼泪！”

　　我准备写一部《张自忠传》，这是多好的细节，闪闪发光呢。

　　去年，我采访了一位曾给张自忠当过副官的老人，把那个细节告诉他。他摇摇头说：“将军也有泪。”

（2）

　　那一阵，天老哭。

　　它在哭这片被强奸的土地。

　　通往台儿庄的津浦铁路旁，张自忠的大军在疾进。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会战就要在那里拉开帷幕。中、日双方，它将是谁的奥斯特里茨？

　　大雨如注。被千军万马碾踏过的土地是泥泞。

　　突然有令：停止前进。

　　雨中，全军肃立。张自忠身披黑色大氅，策马来到军前。

　　一阵凄厉的军号声响起来。将士们统统变了脸。那是杀人的号音呀。

　　两个士兵被五花大绑地推过来。

　　将军凝视他们，良久，向站在身旁的警卫营营长孙二勇摆摆下巴。

　　枪声聒耳。马蹄前，横下两具尸体。

　　张自忠向全军宣布了他们的罪状：昨天，这两人路过一爿小店铺时拿了两把伞，不给钱反而打了店老板。“这种时候，我不得不这样做。”张自忠说，“我要打仗，而且要打胜仗。”

　　他吩咐孙二勇把绑在他们身上的绳子解开，好生掩埋。

　　尸体被抬走以后，他沉痛地低声说：“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还未杀敌，可我先杀了你们。怨我，怨我平日没教好你们。”

　　他低下头。

　　副官心酸了。他以为将军也含泪，可是他错了。将军很快抬起头，眼里没有水，只有火。“还有比这更坏的事情，”他说，“昨天夜里，我军驻扎在田各庄时，一个弟兄竟摸到民房里去糟踏人家姑娘。十六岁的黄花闺女呀，日后要嫁人，要当娘，如今全毁了。天快亮时，那家伙跑了，可那姑娘肯定地说，他就是我手下的人！现在，他就在队列中！”

　　队列凝固了。

　　张自忠目光如剑。“男子汉敢做敢当。这事是谁干的？站出来，算你有种！”

　　空气也凝固了。“站出来吧。你如果有母亲，就想想你母亲；你如果有女儿，就想想你女儿。要对得起她们。站出来，我老张先给你敬个礼。”

　　他的戴着雪白的手套的右手缓缓举到帽檐边。

　　风声，雨声，人却没声。“那好吧。”张自忠笑了，笑得很冷。“我只好不客气了。那姑娘说，她把那个家伙的大腿根给抓伤了。今晚宿营后，以连为单位，全部把裤头脱下来，检查大腿根！全部，一个也不许漏掉，包括我！” 　　

　　副官说，当时他清楚地看见站在张自忠将军身边的那个人颤抖了一下。 　　

（3）

　　宿营后，真相大白了：干下那丑事的人竟是警卫营营长孙二勇。

　　张自忠大怒：“我瞎眼了，养了一条狗。抓起来！”

　　所有的人心里都很亮：孙二勇活到头了。拿走百姓两把伞的人尚且被处以极刑，他做下这种事，够一千次了。谁不知道张自忠将军眼窝浅，容不得一粒沙子。

　　然而，当军法处长请示张自忠如何处置此事时，将军竟足足沉吟了5分钟，才说出一个字：“杀。”

　　他怎能不沉吟？就算孙二勇是一条狗，那他是一条“有功的狗”啊。

　　二勇，一个勇字还不够，再加一个。他使用这名字是当之无愧的。

　　他曾是张自忠手下驰名全国的大刀队成员之一，喜峰口的长城上，有18颗鬼子的头颅像皮球一样在他脚下滚动过。“七·七”事变中他率一个半连扼守芦沟桥，与日军一个旅团搏杀。桥不动，他也不动。

　　尤其是，他是张自忠的救命恩人。一年前，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是汉奸们眼里的钉子。一夜，张自忠路遇刺客，担任贴身警卫的他奋身扑到前面。他胸膛做了盾牌。三颗子弹竟未打倒他，刺客先自软瘫了半边。

　　有勇气，又有忠心，一个军人还需要什么别的呢？他衣领上的星星飞快地增加着。

　　这一回，星星全部陨落了。 　　

（4）

　　杀人号又一次在鲁南的旷野里震响。昨天的一幕重演了。不同的是，张自忠没有出现在队列前。他不监斩。 　　

　　他坐在自己的行辕里喝酒，一杯又一杯，是否要浇去心头的块垒？不，不是块垒，是一座悲哀的山。

　　军法处长代张自忠昭令全军：孙二勇犯重罪，必死，而有余辜。尔后，问将死的人：有何话说？“我想再见张军长一面。”孙二勇说。

　　副官把孙二勇的请求禀告将军，将军一跺脚：“不见。快杀！”

　　他端起酒盅。副官看得真切，他的手在微微颤抖。酒溢出来。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刑场上。杀人的人就是被杀的人的部属－－警卫营士兵。他握枪的手在颤抖。

　　孙二勇圆睁双目喝道：“抖什么？快开枪！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孙二勇倒下去的同时，张自忠却在行辕里站了起来。他那颗坚强的头颅长时间地垂着。副官又一次觉得他会含泪。 　　

　　将军的眼神确实是悲哀的，然而并未悲哀到含泪的地步。

　　将军来到队列前的时候，一切已归于沉寂，相信不沉寂的只有将士们的心。他策马从卧在地上的孙二勇的身边经过，故意望也不望。

　　他不发一言，胳膊猛烈向前挥动着。地平线上，台儿庄苍灰色的轮廓隐隐在望。有强风，他的大氅使劲掠向后面，线条极其有力。他的战马高扬起前蹄，连连打着响鼻。这情景，令人想起滑铁卢战役最后一分钟时的惠灵顿。”“他的近卫军开始蠕蠕移动。

　　当晚，前锋接敌。 　　

（5）

　　只要这场战争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被讲述过，台儿庄就被讲述着。它诞生了也许有千百年却如同死着一般默默无闻，这场战争使它永远活着。

　　从1938年3月28日开始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台儿庄成了死亡世界。地球上两个最相同的民族为着最不相同的目标相互屠杀着。谁都相信自己会胜利。但胜利总是吝啬的到最后一分钟才降临，而在那以前，是胶着的苦缠苦斗。

　　一天晚上，张自忠正在灯下读《春秋》，忽然传令兵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报，报告军长……他……他，他回来了。”那小兵一脸惶恐的颜色。“谁回来了？”“孙，孙营长。”“什么？”

　　那个人，20天前他走了，若回来，需要20年，何仅20天？

　　门开了，走进来的果然是警卫营长孙二勇。他象从另一个世界归来，面容枯槁，头发蓬乱，军衣几乎烂成破布条。

　　他向张自忠敬了一个礼，未说话，眼圈先红了。“你活着？”“我没死。”

　　原来，那天行刑的士兵心慌慌的，连着两枪都没打中要害。他在荒野里躺了一天，被百姓发现，抬回家去。伤口快痊愈时，百姓劝他逃跑，他却执意来找部队。

　　自始至终，张自忠的脸沉着。他连续下了三道命令。一、“给他换衣服。”二、“搞饭。炒几个好点的菜。”最后一道：“关起来，听候处置！”

　　处置？还能怎么处置？他已经被处置过了呀，而且是最高一级的处置。副官觉得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既执了法，又活了人，真像当年曹孟德割须代头，皆大欢喜。他送孙二勇去军法处，甚至这样对他说：“”“你这小子，命真大。” 　　

　　回到张自忠身边后，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了一句：“还让二勇去警卫营呀？”

　　张自忠厉声反问：“你还想让他当营长？”

　　副官窃喜。这话泄露了将军的心机－－没有杀意。孙二勇的性命在他自己的贴身口袋里装着呢。

　　谁知，仅隔一夜，形势急转直下。次日清晨，副官刚刚推开张自忠的门，一下惊黄了脸：整个房间充满了浓浓的烟雾。失火了？惊骇稍定，才看清张自忠坐在桌前，烟蒂埋住了他的脚。他抽了一夜烟。桌上摊着一张纸。副官偷偷送去一瞥，那上面写着：二勇、二勇、二勇……无数。

　　他的心蓦然一惊：要坏事。

　　早饭后，张自忠召集全体高级将领开会。 　　

（6）

　　会议做出的决定像一声炸雷，把副官打懵了：将孙二勇再次枪毙。

　　事后副官才知道这主意是张自忠将军提出来的。他只有一个理由：“我要一支铁军。”

　　尤其在此时，面对铁一样的敌军，自个儿也得是铁。

　　全体高级将领都认为张自忠的决定是正确的，又全体为这个决定流下了眼泪。

　　部队正在喋血，申明军纪绝对必要，可对于这样一个战功累累的军官，甚至在死过一次后又来找部队要求杀敌，做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残酷的。

　　唯有张自忠没有掉泪。他忽然把话题扯开好远：“昨天，李长官（李宗仁）召集我们到他的行营开会，部署向日军发动最后进攻的事。在那里，我遇见了我的好朋友邵军长。分手时，我问他，何时再来？他说，快则两天，晚则一星期，或许……或许再也不来了！”将军顿了顿，“留着眼泪吧，大家都是看惯了死亡的人，又都准备去死，犯不着为这样一个要死的人伤心。”

（7）

　　天擦黑的时候，军法处长拿着张自忠的手令走进关押孙二勇的小屋。孙二勇站起来。

　　军法处长宣读手令。他心情激动，最后几句几乎是哽咽着念完的，倒是孙二勇显得令人意外的平静，立正、挺胸，动也不动，像尊雕塑。在他的戎马生涯中，他无数次这样受命。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军法处长问：“你有什么话要说？”

　　孙二勇毫不犹豫地：“服从命令。”“那么随我来吧，去见军长。”“做什么？”“他请你吃晚饭。”

　　张自忠的屋里摆了一张圆桌，大碗菜，大碗酒，满腾腾一桌。张自忠把几个高级将领都请来作陪。

　　这是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面对着比平时不知要好多少倍的菜肴，谁有胃口！饮酒吧，不如说是饮料。 　　

　　所有的人都默默地向孙二勇劝酒，他来者不拒。看他那架势，大有把全世界的酒都喝光的意思。

　　他微醉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菜盘和酒碗都要见底了，一位师长又提出那个问题：“有什么话要留下来？”

　　孙二勇站起来，脸红红的，头晃着，呆滞的目光久久地停在张自忠身上。突然，他一把扯开了自己的衣服。 　　

　　哎呀，他的裸露的胸膛叫人看了后是怎样惊心动魄呵。伤痕斑斑，每一道伤痕，都有着一个流血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清楚地记录着他冲锋陷阵时的英勇和无畏。这些伤痕是为张自忠留下的，大多是间接的，但至少有三块是直接的。

　　众人都低下了头。不忍看，真的不忍看，那残缺的胸膛在喊在泣。

　　只有张自忠不为所动，表情冷漠得近似冷酷。他端坐着，像座难以撼动的山。

　　他用手指着身边的一个师长：“站起来，解开衣服。”

　　又一具爬满伤疤的胸膛。

　　张自忠又指指另一位师长：“挽起你的衣袖！”

　　两道深深的刀痕。

　　张自忠又指向第三个人：“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肩头，弹痕累累。

　　军人面前，极目一片刀丛剑树，怎能不带伤。

　　最后，张自忠哗啦一下撕开自己的军装。他的胸膛上也有几处伤痕。他那男性味十足的胸膛因为这些伤疤而显得不完美，又因为这些伤疤而显得更完美。

　　这些伤疤是为中国留下的。 　　

（8）

　　日出了。台儿庄的太阳好红好大，天边染着血。

　　死刑在清晨执行。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死刑执行仪式了：在一个预先挖好的大坑边，战友们依次同二勇握手告别。张自忠也走过来与孙二勇握手，说：“放心走吧，我会替你多杀几个鬼子！”

　　孙二勇向坑里走去。一具棺材在那儿等着他。他在棺材里躺下，闭上眼睛。

　　远处，有部队在列队，风儿送过来一阵歌声。

　　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照我家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枪响了。这一枪是准确无误的。二勇的脸霎时间变得红彤彤的。

　　张自忠大步离开刑场。副官紧跟着他。将军的步履有些踉跄。歌声又响起来了：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里不用你牵挂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张自忠突然用手捂住面孔。副官看见，泪水从他指缝里涌出来。 　　

（9）

　　两天后，台儿庄会战结束了。

　　国军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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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附：

张自忠牺牲前写给他部下的信：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下清(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黄)维纲、(刘)月轩、(樊)伦山、(祝)常德、(刘)振山、(金)子烈、(刘)纯德、()铭秦、(张)德顺、(张)德俊、(吴)迪吉、(翟)紫封、(李)九思、(范)绍帧、(安)克敏、(杨)斡三、(陈)芳芝、(于)之？、(张)文海、(朱)春芳诸弟。

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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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亲爱的爸爸、华东野战军21军老战士刘建德──作者题记

    一、意义

    1949年10月24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十四天，共军二十八军下属三个团共九千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发起金门战役，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覆灭，是共军成军以来唯一一次彻底的败仗。我军历史上虽有湘江之战、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皖南事变等惨重损失，但均非全军覆灭。1949年以前，我军驰骋陆地。敌强时，我避而歼之；敌弱时，我聚而歼之。1949年我军始下海进攻岛屿，乃全新课题。海岛作战，胜则全胜，败则全没。这一作战特点直至今日仍颠扑不破。

    金门战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金门战役虽战于一隅，却影响全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无金门之战，便无今日台湾。中国命运至1949年走到重要关口。共军横扫中国如卷席。美国人已抛弃了蒋介石。当时，国民党军一部在西南，一部在海南岛，一部在中越中缅边境，台湾实际是个空岛。胡琏认为：台湾岛上总兵力不会超过十万。且「官比兵多，枪比人多」。我揣测毛泽东的「庙算」：克闽境后，扫荡金、厦诸岛，尔后效郑成功、施琅故事，在福建造船，千帆竞渡，直取台湾。下台湾后，再回头收拾西北、西南山河。倘若如此，历史将改写。但毛泽东是一位大陆战略家。他可在陆地上将蒋介石八百万精锐鲸吞，但金门战役却败了。与其说败给蒋军，不如说败给海洋。自那以后，悠悠五十载，共军兵锋再未染指台湾海峡。1949年10月27日金门战役获胜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流了泪。他太需要一次胜利了。他太知道金门战役的意义了。他说：「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金门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它位于大陆边缘，北与马祖毗连，构成两栖性的边缘地带。金门是台湾的桥头堡。蒋介石说：「无金门便无台、澎；有台湾便有大陆。」历史上郑成功、施琅攻取台湾，都以金、厦为出发地。金门在敌手中，进可封锁内陆，退可屏障台湾。金门若在我手中，台湾海峡的交通线便面临极大威胁。台湾顿失前敌。大军渡海，朝发夕至。就是到今天，欲解决台湾问题，仍首先要解决金门问题。

    金门战役奠定了国民党经营台湾的心理基础。蒋介石是旧军阀的克星。毛泽东是蒋介石的克星。说什么「胜不离川，败不离湾」，我的评介是四个字：「逢毛必输。」内战二十年，生生锻出一支铁军。共产党无一地而夺天下。国民党坐天下而失天下。共军打国军，左右都是赢。国军打共军，横竖都是输。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心理优势崩溃于零。至1949年，更是士气土崩，精神瓦解。一败如水。在这种情况下，金门战役象一针强心剂，注入国民党濒死的肌体。这个党又活过来了。

    五十年来，国民党认真汲取丢失大陆的教训，励精图治。台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台湾，经济独秀于世界之林。军事赖美国撑腰，也不乏看家的本钱。政治满盘西化。已成为我心腹大患。蒋经国认为：「金门战役是国民党的转折点。」胡琏说：「金门战役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台湾有人把金门战役比作中国历史上的赤壁之战，道理正在于此。两相比较，确有相似之处：赤壁有宽阔的江面，金门有宽阔的海面；赤壁之战是以弱胜强，金门之战总体上也是以弱击强；赤壁之战后中国三分，金门之战后祖国统一被阻挠。民进党上台后，继续接过「古宁头精神」的接力棒。吕秀琏称：「古宁头大战，两岸变两国。」民进党的一个杂志说：「金门之役，过去诸种意义都还在，今天则增添了新的意义：它是由中国中华民国过渡到台湾中华民国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的价值永远没有褪色。」我曾访问金门，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金门扮演的是小兵立大功的角色。」

    研究金门之战的意义。江主席说：「台海必有一战。」金门战役，我军是以陆地为基地，渡过一个海峡，到一个岛屿登陆作战。当时我军将领只看到这是由岸至岸的水上运动，认为是由此岸到彼岸的运动作战，如同对大河大江的渡河攻击一样。而实际上，金门之战是一次两栖登陆与反登陆作战，与我将来解放台湾的战争模式是一样的。台湾是放大的金门。二十八军是缩小的我军。金门之战是一面镜子，可以正衣冠，可以论得失。金门战役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今天仍不同程度存在。时光虽不能倒流，历史却可以重演。唯有认真吸取金门之战血的教训，才能在未来的台海决战中稳操左券。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军应加强对败仗的研究。胜利有一百个父亲，失败是一个孤儿。我们对金门之战关注太少。这一点，我们需要有美军的精神。美军直到今天还在研究越战，而对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却不大用心。越战是美军战史中最惨痛的一页，虽已翻过去二十多年，可美军仍不停阅读，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失败是警钟。胜利又何尝不是警钟。美军对失败死死咬住不放，对胜利则格外当心。其实这正反映它求胜心切。我们正相反：胜利浓泼重彩，失败轻轻带过。研究战史也是治史，需要董狐笔。要避免「年代久，失之真；年代近，失之偏」的倾向。

    现在开始检讨金门战役
二、轻敌

    当时敌我态势是：共军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入闽，以排山倒海之势南推。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福建南安人，出生于菲律宾，衣锦还乡，闽人治闽，无限风光。叶飞号称「小叶挺」，善战，多谋，常胜。解放战争以来，十兵团平山东，扫淮海，跨长江，克福州，战无不胜。1949年10月17日解放厦门，金门顿成一座孤岛。岛上守军为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约两万人。十兵团十万大军隔海虎视。优劣立见。这时候，最可怕的敌人出现了。这个敌人就是轻敌情绪。一股有毒的气氛弥漫在十兵团上空。

    主帅轻敌。此乃兵家大忌。古今中外，将帅轻敌而丧师者，不可数。未战而轻敌，胜负已定。这也算成败系于一人。叶飞知兵，本不至此，但他被节节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他的心不在金门，而在台湾。他根本不把金门李良荣的两万残兵放在眼角。他已把目光投向了海峡另一端。恐怕不仅他，整个三野，整个共军，都如此。当时风靡的看法是，不怕敌人守，就怕敌人走。十兵团的作战原则是：尽量把敌人有生力量歼灭在大陆和沿海岛屿，不使其逃到台湾，为日后解放台湾增加难度。

    十兵团曾有三个进攻方案：一、先金后厦；二、先厦后金；三、金、厦并举。都是为着一个作战原则而制定：不放跑敌人。二十八军的作战口号乾脆就是：坚决打金门，渡海攻台湾。金门不要说无法与台湾比，就是与厦门比也差得远：守金门的李良荣兵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战斗力弱。守厦门的汤恩伯集团是精锐之师，蒋军嫡系；金门没有永久性工事，厦门有永久性设防工事要塞；金门是个小县，厦门是座大城。厦门被克，金门指日可下。在1949年10月在泉州召开的兵团作战会议上，叶飞意气奋发地说了四个字：「此役必胜！」一位老前辈曾对我说：叶飞在老虎洞宴请厦门地方领导，用筷子指菜盘，道：「金门就是这盘中的一块肉，想什么时候夹就什么时候夹，跑不了。」大笑，傲气溢于言表。十兵团入闽前，毛泽东曾发给华东野战军一个电报：「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它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毛泽东没有提到金门。金、厦自古就是一个生活圈。「金为泉郡之下臂，厦为漳郡之咽喉」。可见毛泽东眼中也有厦无金。恰恰是金门，改变了历史，改变了大陆的形态。

    厦门解放后，叶飞任军管会主席。他曾在此做地下工作，被捕，九死一生。尔今大军入城，万人空巷。十七年前他是厦门的穷学生，十七年后他是此城的征服者。有一个细节许多历史学家都忽略了：叶飞一进厦门，就把母亲从家乡接来。这反映出他认为已无大战。大敌当前，主帅先自松懈。他对厦门的市政工作投入的精力远远超过对军事工作的关注。戎衣未解，心已歇了。就要对金门发起攻击，他却命令兵团后勤部在10月底前筹措大米四百万斤，柴草六百万斤，供应厦门市。同时，责成泉州、漳州两地全力支援厦门。他任命了一系列地方干部，包括任命了一位金门县长。这位县长的任命直到今天仍有效。叶飞甚至还有时间去大学做报告。

    行前，秘书特意提醒他：不要忘了带钢笔，不少学生要求签名。他把攻打金门的任务交给二十八军。我一直认为，叶飞选择二十八军打金门是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理由一，在十兵团中，二十八军善守不善攻，甚少攻坚任务，多是打阻击战；理由二，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在上海治病，政委陈美藻治理福州，参谋长也不在位，军中只有副军长肖锋一人，既当爹又当娘。做此决定仍然是出于叶飞的轻敌。叶飞对肖锋说：「看来大陆再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你们二十八军就扫个尾吧。」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叶飞说：「进攻金门本来就是二十八军的任务，没什么改变了。我是充满信心的！」10月20日左右，二十八军向兵团呈报了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叶飞因处理地方事务太忙，竟没有看一遍，惶论研究、修改，便批准。大战将起，因敌情不明，特别是离开了广东潮、汕地区后在海上游弋的胡琏十二兵团动向不明，肖锋有些犹豫。叶飞在电话中说：「只要上去两个营，你再掌握好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叶飞还交待：「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轻敌至此，焉得不败？部队就是被这种轻敌送进虎口的。

    后来得知，不仅十兵团，就是华东野战军也被轻敌情绪笼罩。五十年代初期**批判「高、饶反党集团」时，陈毅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进攻金门，全军覆没，本是军事机密，我忍不住要讲出来。就在解放上海那年秋天，为了给解放台湾打下基础，党中央决定首先解决金门，这是台湾的门户。三野接受这伟大的任务。可是当时我与饶漱石对如何解放金门，发生了歧见。饶漱石产生了轻敌思想，认为我军一登陆，金门就会不战而降。派一、两个师进攻，金门问题就能解决……」

    ②全军轻敌。主帅的态度便是全军将士的睛雨表。叶飞如此，进攻金门的总指挥员肖锋又好到哪里去了？十兵团老同志都讲：肖锋甚至比叶飞还轻敌。叶飞主要是在战略上轻视敌人，肖锋则在战略上和战术上统统轻敌。首先让我们看看这次进攻部队的编排：第一梯队的三个团隶属三个不同建制的师（主攻团二四四团属八十二师、助攻团二五一团属八十四师、二五三团属八十五师）。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不明白肖锋怎么排了个这么古怪的阵容，不像是啃骨头，倒象是喝稀粥。后来二十八军一位老领导向我道出原委：肖锋也认为此战必胜，胜利后必有缴获。他的指导思想是「照顾本位，最后抓一把」，希望各部队都能在最后的胜利中分摊点实惠。

    事实也证明肖锋是准备庆功的。他在指挥所里摆了酒。第一梯队登陆成功后，他曾连饮三大杯，豪情万丈地用报话机遥祝：「同志们奋勇前进！」其次，准备工作不周密，训练不严。当时共军全是旱鸭子，二十八军也不例外。多数战士头一遭见大海。一团长竟说：「谁在海里放了这么多盐，那么咸！」在这之前，十兵团是共军全军唯一进行过岛屿作战的部队：北打平潭，南打厦门。平潭上去四个连，蒋军即垮。厦门上去七个连，敌人也守不住。两岛小胜，致使将士们认为海岛作战不过尔尔，并不看重那个状似哑铃的小岛。后来遭到败绩，先怨潮汐，再怨船少，均是准备不周所致。何况船并不少。当时一位县委书记说：「福建这么大，我看筹一千条船也能筹到。」一个船工在战后说：「什么没船？我住的那湾子里就有一百多条哩。」不下苦功，功败垂成。最后，让我们看一看进攻部队的作战方案。我在金门「古宁头大战纪念馆」里看到敌人缴获的二十八军制定的「战法」：「火力压制，多点登陆，一处撕破，四面开花，隔绝阻塞，各个击破。」霸气横溢，有我无敌。惟觉实少虚多，对困难未在意，对失败不顾及，仿佛不是作战，是演习。在许多不同部队的作战命令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相同的字句：「登陆就是胜利。」我主攻团的作战计划还有这样一则命令：「每人携带熟给养三餐，准备苦战一天。」助攻团则准备「在金门县城吃中午饭」。

    五十年后，傲气仍可触摸。纵是头脑最清醒的主攻团团长兼政委邢永生，曾在下海前对师长钟贤文开玩笑说：「这一次我回不来了。你再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了。」其实他的清醒也不过比别人前进了十几米。他是决心用三天时间解决战斗的。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三天，只用三天，我一定回来！」船只那样缺乏，第一波只够载运九千兵，可有些船上仍然装了不该装的东西，令我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可耻。主攻团的几条船上都载着大量新印制的人民币，据说是准备用来庆功时大把花销的，被国民党军缴获时许多钞票连褶印都没有，整整装满好几箩筐。另一个团的船上装了猪，也是庆功用品。更可笑的是，居然在有的船上还载着办公桌椅，以便「新政权使用」。

    我军轻敌，包括轻视了蒋介石固守金门的决心。起初，蒋介石讲：「如果说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后来他把这个荣誉给了金门。厦门失守后，他曾严令汤恩伯：「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金门岛原来确无永久性工事，但由于受到蒋介石垂注，十月初，开始大规模建设。材料不够，国民党军拆了寺庙、祠堂，包括民房，甚至用坟墓墓碑做碉堡。十几天之内，在古宁头到一点红之间宽达十公里的海岸线上，二百多个碉堡耸立起来。后来这一线正是是共军的突破点，碉堡给登陆部队带来了灾难。其实，稍有战争常识的人都明白蒋介石弃厦守金的理由：其一，厦门是重要港口城市，人口二十万。大陆解放后，厦门即成死城。其二，厦门离大陆近，金门离大陆远。厦门被大陆三面包围，金门则靠外海，利于台湾支援。叶飞、肖锋饱战之士，就算忽略了上述两条理由，而下面两个迹象也被忽略，就属不该了：我军进攻厦门时，汤恩伯是在船上指挥的。而我军攻金门，汤恩伯则上了岛；我军攻厦，非但台湾不增援，金门近在咫尺，也未派一兵一卒增援。叶飞和肖锋都被迷雾蒙住了双眼。

    今天，台军已非当年蒋军，台湾亦非金门。更何况天险横亘。台海作战将比金门作战艰难万倍。不是台湾固守台湾，而是整个西方固守台湾。自我方备战以来，一股在金门之战见过的、似曾相识的气味渐渐袭来。前年，有关部门论证台湾可不可打，雄心万丈，壮语盈耳。有的讲：「打！朝发夕至！」有的讲：「台湾军队不堪一击，我军稳操胜券。」有一张报纸更以唬人的大标题这样写道：「我军的导弹可准确无误地打到李登辉的办公桌上。」去年，这个部门论证如何打，我去参加，更见一团鼓噪。心浮得都飘到半空中去了。我出一题目：「现在举头是卫星，低头是雷达，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朝福建运兵？」一人回答：「那还不容易！你看见这几个七天的长假期了吗？全国那么多老百姓在列车上移动。我们可选一个长假期，将军队士兵换上老百姓的服装，坐火车入闽。神不知，鬼不晓！」我报以苦笑。主办单位让我最后发言，我只讲了一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三、渡海工具

    传统的渡海作战，有两条原则必须遵循：一，第一攻击波要具有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对渡海工具要求甚高；二，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今天对台作战，不上岛则另当别论，若上岛，依旧要循这两条原则。金门之败，恰败在这两条上，尤其是渡海工具。

    先机制敌。蒋介石因为早下决心经营台湾，对船只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1949年9月，他命令汤恩伯：敌军若来犯，必在每月满潮之时，务必要派海空军在此之前不断搜索敌船，凡可通海口各内河之上游一百海哩内的大小船只，必须彻底炸毁。台湾飞机不光炸福建，连浙江、江苏沿海都炸了，甚至炸了上海造船厂。二十八军是采取把船沉在水底下的办法才保留了三百多条船的。国民党后来吹嘘：蒋介石的手谕对金门之战起了决定性作用，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我军高级将领中对此清醒者唯粟裕一人。一前辈对我讲：十兵团攻金门前，粟将军焦燥不安，在办公室里倒骑椅子，凝视军用地图，整整一日不动，后取口琴吹奏《苏武牧羊》，曲颇凄凉。

    肖锋说粟裕对攻击金门有「三不打」指示：没有一次运载六个团的船只不打；敌增援不打；要求山东沿海挑选六千名久经考验的船工支援十兵团，船工不到不打。其中第一条和第三条都与渡海有关。今天，针对我对台攻势，陈水扁叫嚣：与大陆决战于境外，决战于岛外。据了解，所谓「外岛战略」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战争逼近之前集中优势海空力量摧毁我渡海工具。美国兰德公司曾向美军方提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时美军应采取的三个方案，其中B方案就是所谓「海峡战略」，即以中国的渡海能力和渡海部队为主要打击目标。选择在中国部队在渡海过程中给予毁灭性打击。

    ②第一攻击波必须独立作战。第二梯队不能依赖第一梯队的船只返航接运，必须自备船只。二十八军进攻金门第一梯队三个团九千余人，如岛上敌情不骤然变化，取胜把握应当是有的。今天我对台作战，我认为第一梯队登岛人数必须在三十万以上，与台军总兵力大体相当，否则不足以制敌。美军判断我军登陆台湾需二十万人，这是建立在有第二梯队的基础上的。金门之战，二十八军曾有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隔海待命。大军枕戈，眼巴巴地盼望第一梯队的船回来。肖锋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进攻前，他曾专门指派三名得力参谋负责督促船队返航。肖锋与他们一一握手，反覆叮咛：「你们别无其它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督促船队返航，切记！切记！一定要迅速返航！」第一梯队于凌晨二时登陆，正值最高潮，水深浪阔。为着减少伤亡，船只长驱抢滩，愈近愈好。不料部队登陆后，恰好退潮。正拟返航，潮水已退到十米开外。船只统统搁浅。天亮后，国民党飞机和军舰赶来，对我船只又轰又炸。三百战船无一幸免。海峡这一边数万大军目击战船大火熊熊燃烧，无计可施。海岛作战，有人无船不算兵。三天三夜，无一人一船返回。当兵团最后撤消进攻命令后，在大陆的我军几万将士冲到海滩上，放声大哭，声震海天。用各种兵器向天空射击，把天打出个窟窿。

    ③民船不可靠。民心不可用。五十年前对金门作战和今天对台湾作战，都是在民情陌生地区用兵，我们面临两个敌人。当时，福建刚解放，百姓对我军恐惧。船工俱怀二心。我在金门「古宁头大战纪念馆」看到二十八军一份被缴获的文件上这样写道：「攻打金门，四大要领。船工退缩，严格督促。」粟裕要求山东派船工南下，道理正在于此。二十八军登岛作战部队奋战至最后一滴血，全部损失，却也把蒋军打得鬼哭狼嚎，高魁元战后曾愤愤地说：「山东尽老八路！」二十八军是渤海军区老底子，主要战斗员均是山东人。福建船工多用重金买来。每船三两黄金，每人三两黄金，再加鸦片。即便如此，那些船工要么藏匿不出，要么故意捣蛋。

    战役最激烈时，兵团从厦门重金募得一艘火轮，拟增援金门，但船主竟疯也似地把船开上沙滩搁浅。上了船的船工也怕死得要命。尽管给他们先吸了毒，仍如鼠。接近金门海滩时，枪炮如煮，他们都吓得龟缩船底舱不敢出。许多船都是由不谙水性的共军驾驶，致使有失。我军上岛之后，金门老百姓毫不支持我军，反与我为敌。我军在古宁头村与蒋军鏖战时，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村民们都聚在附近山头看热闹。村史载：每当飞机投中目标，村民都大声欢呼。还有一村民鼓掌道：「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实在太精彩了，比看电影还过瘾。」他还说：「花一万块钱都看不到这种场面。」这个无耻的村民名叫李石，纯种中国人。蒋军押共军俘虏和伤员下战场，村民皆喊：「打！打！打！」古宁头村史还载：战后掩埋共军战士尸体，村民齐动手。有许多受伤很重的共军官兵，并未死亡，「一个个脑袋光秃秃的，眼睛睁得圆滚滚的，呻吟声此起彼落。」村民们将他们全部活埋。「有一个年轻小伙子约莫十六、七岁，被掩埋时还一直猛摇手，看起来凄惨而可怖。他哀号着，乞求着不要埋他，最后仍被活埋。」这段实录，令人落泪。

    我若攻台，台湾民众就是金门古宁头村民。

  
四、困兽斗

    古人作战，很讲究「围师必阙」，即给敌人留一条生路，不使其殊死搏斗。置之死地而后生。海岛作战，守方处孤岛，临绝地，唯有死战求生，别无他途。金门之战正是这样。国民党守金门的二十二兵团既非嫡系，又是累败之师，其中二十五军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被全歼于碾庄，军长黄伯韬自杀。五军则全部覆灭于淮海战场陈官庄。装备也不如我军好。这一点从敌人截获的我军电报中可获证实。10月26日，金门岛上战况惨烈，我军向后方呼援，一主官道：「再不增援我们就垮了。唯一希望，我能活着回来。」我军大陆指挥所首长训斥他：「你部枪械全是美式装备，兵不仅多，而且是全军最精锐的，怎么还打败仗？你还有脸退回来吗？」除了武器，国民党军员额也不齐。为着军饷，号称一个兵团，实则仅弱旅八千。就是这样一支老师，在金门之战中竟焕发出了百倍的青春。道理很简单：绝地使然。日后我军攻台，台军面临与金门守军相同的境地。莫道台军不堪战，届时必做困兽斗。某军委首长问我对我军攻台的看法，我讲了一个寓言：一只狮子发现了一只兔子，追了半天没追上。别的动物笑话狮子，狮子说：「我追兔子不过是为了一顿早饭，而兔子跑却是为了全部生命。它当然跑得快了。」台海之战，小心我军成狮子，台军必然是兔子。

    李良荣取弱势。李良荣在国民党中号称「小老弟」。当年孙中山以大元帅身份在黄埔军校阅兵，检阅到末排最后一人时，孙中山见其人个小，面容谦和，遂抚着他的头说：「好个小老弟。」名如其人。李良荣一直在派系倾轧的国民党军中采取低姿态，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取弱势」。他的部队装备奇差，举一典型事例说明：二十二兵团乘船登陆金门，汤恩伯在李良荣的陪同下观看，只见船甫靠岸，一堆一堆的老百姓蜂涌下船。汤恩伯诧异：「军情如火，应该下令战斗兵先下船，为什么让民夫抢先？」李良荣答：「这正是二十二兵团的战斗兵，因为尚未领到军衣，所以仍穿民服。」汤恩伯大惊，道：「形同乞丐，怎么可以临阵作战？」因二十二兵团官兵每人背一斗笠，金门老百姓呼曰「斗笠军」。

    我军攻克厦门后，蒋介石给李良荣打电话，问他能否守住金门，李良荣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就在这一日，他召集全兵团团以上干部训话：「金门岛在军事上是一死地，如不死里求生，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命令把海边仅存的几条轮船全部炸毁，颇有点项羽的味道，说：「现在好了，从这一刻起，我们谁也无法到海上逃生。大家只有在金门岛上与共匪拼啦！今日之战，胜则生，败则死。」李良荣显然懂得点老子。人类崇尚强盛，自然崇尚柔弱。老子认为，自然界那些气势汹汹的东西都不行。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最厉害的反而是柔弱的，低姿态的。大海姿态最低，最后万川归之，水全流进去了。

    ②双方隔膜已久，仇深似海。在绝处相逢，你死我活。二十二兵团一退役军官对我讲：金门战役前夕，一则谣言在战地广为传播：我军攻克厦门后，许多蒋军官兵藏匿于民家及空屋中不肯投降，我军张贴告示，并用广播车沿大街小巷喊话，劝蒋军出来投降，并告之已备妥轮船，马上送他们回台湾。结果半天之内，有数百名蒋军官兵出来，被集合于厦门码头。天黑后，被我军全部用机关枪射杀。这种拙劣的欺骗伎俩，在当时的氛围中，着实令蒋军官兵大起恐怖。他们的意志因恐怖而坚强。后来的战斗因恐怖而残酷。10月26日，二十八军主攻团仰攻金门县城附近的一二三高地时，蒋军坦克突然出现在我军背后。我军战壕向前，后背完全暴露于坦克的火力之下，无任何遮拦。敌坦克使用国际法禁用的钢珠弹向我军疯狂射击，钢珠弹射出后呈V形扇面，一平方米内竟有上千颗钢珠，霎间血流成河。

    这不是战斗，而是屠杀。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部份官兵放下武器。但敌坦克手高喊：「厦门守军下场如此！」并不停火。敌坦克手沐巨梁称：「这是我数十次战役中从未见过的最惨的画面。」后来仅在一二三高地下埋葬的我军忠勇官兵遗体就达一千多具，今称「万人」。金门战斗结束后，蒋军除把大部份战俘送往台湾，还将一些俘虏集结到海滩，用机关枪射杀。（古宁头村史）今日台湾与大陆的情景与金门战役时相似。和平时，只有隔膜；战争时，全是仇恨。李登辉比蒋介石走得远，陈水扁比李登辉还走得远。吕秀莲早踏上不归路。

    ③李良荣的两手。李良荣甚狡猾。他明白他的「斗笠军」光靠吓唬还不够，还要鼓点劲儿，于是他效仿狄青，搞了迷信的一手。他请人为即将到来的大战测字，出一「烟」（）字测凶吉，结果为「火烧西土」。战役中我西来之船果然在十里长滩被烧，应了此卦。可笑的是，五十年后，台湾岛上也有人拾起这段牙慧，再次以「烟」字卜未来台海大战的凶吉，结论自然仍是「火烧西土」。李良荣的另一手就充分做好战争准备。李良荣判定：共军不登陆金门则已，如登陆金门，则必在古宁头至一点红之间。10月24日下午，二十二兵团在古宁头和一点红沙滩上举行大规模反登陆演习，到黄昏才结束。结果几个小时之后，我军果然在这一线登陆，登陆点选择与李良荣的判断不差分毫，而战斗的情景又与白天蒋军演习的情况如出一辙。故蒋军得以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彼此如演习般配合，极为顺利。

    攻击，攻击，再攻击。台湾军队教科书中这样写道：「古宁头战役之前，我军守岛，皆采取守势作战。而古宁头之战，二十二兵团不守却攻，奠定胜局。金门、马祖与台湾皆为海岛，仅大小有别耳。保卫台、澎、金、马基地之作战，皆为反登陆作战。反登陆战在本质上为守势，但在作战行动上则必取攻势。因为只有以攻击手段，始能消灭登陆之敌，达成防卫之目的。此古宁头作战宝贵之经验也。」由此可见，将来我军攻台，台必攻我。纵是本岛作战，台军也必取攻势。

    我军必须做好与台军对攻之准备。李良荣在金门作战前制定的作战原则就是：「我们可以采纳毛泽东的战术。毛泽东在大范围内围攻我们，我们在小范围内反攻他。当年在江西围剿毛泽东，他就是用这种战术对待我们的。」金门战役一打响，我军攻势迅猛，尖兵直插金门蜂腰部和金门县城，金门岛上「三高」已去其一。在这关键时刻，李良荣非但不收缩部队，反而命令部队进攻。他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向炮声前进！」战场顿呈犬牙交错状态。我军前锋已逼近北太武山，但身后不仅有蒋军未攻克的碉堡，还有蒋军的攻击部队。我军抓获的第一批俘虏近千人聚集在滩头，结果被蒋军攻击部队夺回。更严重的是，李良荣手下师长尹俊指挥部队从侧翼向我滩头阵地猛攻，攻克后将搁浅的船只付之一炬。10月25日入夜，用国民党十九军军长刘云瀚的话讲，「是最危险的一夜。」因整日激战，双方伤亡极大，所有部队都已投入战场。

    共军增兵共军胜，蒋军增兵蒋军胜。就在此刻，李良荣仍下令他的疲惫不堪的部队进攻。他的部队装备差，有些连队三人共用一支枪。等一个人阵亡之后，其他人再拣他的枪使用。师长下到营，团长下到连。四十二团团长李光前赤膊冲锋，高叫：「今晚是我们二十二兵团生死存亡关头。天亮前我们如果不把敌人赶下海去，我们就要下海了！」被我击毙。他是蒋军战死者中军阶最高的。后半夜，蒋军冲到我控制的一点红阵地前时，几乎死伤殆尽，只剩五个军号手。这几个号手一边交替前进，一边在散兵坑里吹冲锋号。五把军号鬼哭狼嚎，犹有万马千军。战后，在一点红阵地的散兵坑里清扫弹壳，每个坑里都能清扫出两三簸箕弹壳。战况惨烈，可见一斑。

    李良荣再做困兽斗，仍不足以将我军赶下大海。双方呈胶着状态。就在这当儿，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五、「神风」

    整整三百五十七年前，李自成率大顺军征讨不肯投降的吴三桂，两军在山海关下大战。一方是屡战屡胜的大顺军，一方是骠悍的关宁铁骑，旗鼓相当，杀得天昏地黑。就在此时，一股大风从海上刮来，迎着李自成军刮去，瞬间飞沙走石，四下一片浑沌。当李自成睁开眼时，惊异地发现对手已换成了八旗兵。多尔衮挥大军，乘此风，万马腾跃，锐不可挡，杀入自成军中。大顺战士齐呼：「辫子兵！」大溃。一战而改变中国历史。清史称这股风为「神风」，既取上天眷顾之意，又为这一股突然介入的生力军取个美好的名字。

    金门战役中，也有一股「神风」──胡琏的十二兵团。正是这股「神风」，把我军登岛部队推上了绝境。胡琏所属十二兵团本驻广东潮、汕地区。当时，我二野大军已下鄂、赣，前锋触粤境。四野克湘问桂。就在这时，用胡琏的话说：「毛泽东突然做了个奇怪的决定，令刘伯承与林彪交叉运动：刘进西南，林下两广，全是舍近求远。」这样一来，致使十二兵团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从容由潮、汕撤到海上。当时胡琏十二兵团有三个去向：一、舟山；二、台湾；三、金、厦。一时间，中国东南部全都屏住呼吸注视着胡兵团的一举一动。

    叶飞心存幻想和侥幸。叶飞一直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胡琏兵团的动向。但一举端掉金、厦，为解放台湾铺一块坚实的基石，对他诱惑太大。「小叶挺」的判断力失常了。10月9日，二十八军进攻大嶝岛得手，抓获的俘虏中发现有胡琏十二兵团的官兵，肖锋亲自审讯俘虏，并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兵团报告，叶飞说：「不可能吧。胡琏兵团还在潮、汕地区未动。」金门战役发起前两、三天，二十八军侦听敌人电台，听到金门敌人高兴地讲：「来了几船活的，来了几船死的。」经分析，活的指军队，死的指军火。仅隔一天，又截获到胡琏兵团增援金门的情报，叶飞说：「这是敌人在说‘反话’。他要真的增援就不这么说了。」10月23日凌晨，运载胡琏兵团的商船已抵达金门料罗湾海面，在大陆用肉眼便看得清清楚楚。

    由于风浪大，部队不能登陆，商船停泊不动。二十八军将此情况上报，叶飞竟说：「这些商船是金门部队撤退用的。打平潭岛时，敌人不也派商船来撤兵嘛。」10月24日，风声紧。种种迹象表明胡琏兵团即将登陆，肖锋心情矛盾。一方面，他对部属说：「现在情况不同了。胡琏兵团今非昔比，不堪一击。不要有过多的顾虑。」一方面他给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打电话：「刘主任，你是二十八军的创建者。在关键时刻，你要帮我们说话呀。现在可是关键时刻啦，是关系二十八军命运的重要关头。如今敌人倒底增加多少？还打不打？」刘培善答：「决心不变。」叶飞怀着侥幸心理说：「我们要抢在胡琏兵团之前占领金门！」

    胡琏隐蔽企图。多年后知道，其实胡琏兵团一离开潮、汕，蒋介石就命令他增援金门。他根本不像十兵团情报部门说的那样：「在海上徘徊。」只是胡琏把他的作战意图藏得很深，骗过了我军。譬如，十二兵团并未向厦门增援一兵一卒，可他却请汤恩伯派一支部队以十二兵团的名义上街游行，既鼓舞民心，又蒙蔽我军。我军攻克厦门后，并未发现十二兵团官兵，遂认为胡琏好虚张声势。10月24日，胡琏兵团已在金门海面停留了一天一夜，一俟风浪平息就登陆，这时胡琏却狡猾地命令向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撤回台湾。

    这份电报被我截获。叶飞正在召集兵团会议研究晚上进攻金门事，情报处长将这一电报的情况报他，他说：「很好，看来现在是最好的攻击时间了。一则胡琏兵团还没有上岛，二则李良荣兵团还没撤走，上岛不至于扑空。」金门战役遂于当晚仓促发动。事后证明，金门作战早打三天，晚打三天，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惨痛的结局。早打，胡兵团未到；晚打，胡兵团到了，敌变我变。如今偏偏选的是敌人最强的时候：李未走，胡已到。结果，我军在北岛登陆，胡琏在南岛下船。在最关键的时刻胡兵团的生力军源源涌入战场。我军愈打愈少，敌人愈打愈多。事至此，已不可为了。国民党战史承认：「25日夜间，共军获得休整及增援，战力又告恢复。若非十二兵团增援，金门原有守军，势难达成其任务。」

    金门之战对我军而言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是武器──敌坦克。金门岛上有一支装甲部队，共有美制M5A坦克二十二辆。叶飞和肖锋都知道这个情况。但我军历来对蒋军坦克十分轻视，加之这支装甲部队始组建不久，主要成员都是从淮海战场双堆集突围逃出来的残兵败将，哪敢言勇？我登陆部队并未认真准备反坦克作战。从以下例子就可看出他们的粗疏：部队确带了打坦克的火箭筒。当时火箭筒分为前筒、后筒和火箭弹三部份，需三人配合才能发射。因欠准备，结果前筒装在甲船，后筒装在乙船，火箭弹装在丙船。强行登陆后，建制混乱，甲找不到乙，乙找不到丙。火箭筒全然无法使用，遂使敌坦克得志。更令我军始料不及的是：10月24日下午，蒋军坦克配合步兵在一点红海滩进行反登陆演习，一辆坦克发生故障，无法开动，停留原地修理。午夜时分，我军第一梯队恰在这一带海滩抢滩。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辆坏了一夜的坦克居然开动了。当即向我登陆部队开火。M5A坦克火力很强，一辆单车的火力超过一个装备齐全的步兵连。一个坦克营的火力则超过一个步兵师。它给予我军重大杀伤。由于缺乏反坦克兵器，我军战士曾在身上裹着炸药包向敌坦克猛扑，不果。部队为避其锋，撤入海滩附近的防风草丛中。坦克冲入我军隐蔽处做蛇形碾压。后来，这辆坦克被国民党授予「金门之熊」称号。陈诚称：「金门作战，装甲兵居于首功。

    历史是教科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将来我对台作战，务必做好第三股力量以突如其来的形式介入的准备。这第三股力量可能是日本，主要是美国。我可以断言：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国必然参战。理由有四：二十一世纪美国已把遏制中国的崛起当作首选目标。②台湾具有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③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④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它如不干涉别国主权，它就不是美国。昨天，我们从蒋介石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今天，我们应从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能用嘴巴来保卫，只能用武力。我们必须做好与美军一战的准备。事实上，美军已制定好的几套对我作战的方案中，第三套方案极似「神风」，原文如下：「让中国完成二十万人以上的登陆，再突然介入夺回制空、制海权并封锁台湾海峡。联手台军围歼失去弹药与补给的中国军队。这个方案可以给中国极大的政治打击，相当程度地震撼和摧毁留在大陆的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

  
六、「打仗，打将！」

    战争胜负取决于将帅。拿破仑说：「一个老虎领一群羊，羊都变成了老虎。一只羊领一群老虎，老虎都变成了羊。」此话有深刻道理。古今中外都如此：没有不能战的军队，只有不能战的将领。法国人性柔弱，在与外国作战中很少胜利。腐败的清朝与那么多列强作战，无不大败，独对法国一役获胜。但自拿破仑出现，法军则成了百战不殆的雄师。拿破仑一死，又恢复常态。这情景颇值得玩味。国以兵为骨，兵以将为主。将强则兵强，兵强则国强。

    金门之战，蒋军只所以能一逞，就是用对了人。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启用胡琏，今天看来确是一着高棋。当时，蒋介石已下决心死守金门，曾对陈诚说：「金门乃台湾门户，看守大门，最好能放上一只猛虎，其次也应当是一只恶狗，决不可放一头老牛。你看谁可以？」陈诚早瞩意胡琏，因为胡琏是他的嫡系，陈诚与胡琏都发迹于十一师和十八师，号称「土木系」（土字拆开是十一，木字拆开是十八）但他不明老头子的心思，小心翼翼地说：「汤恩伯吧？」蒋介石道：「给他多少军队，打掉多少军队。」汤恩伯失守上海后，蒋介石对他说：「不要老逃跑，名誉要紧。」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说：「他要是战死在上海就好了，只不过多活了几年呢。」陈诚说：「胡伯玉吧。」蒋介石点头。

    蒋军中有「二胡」，胡宗南与胡琏。前者号称「西北王」，后者号称「金门王」。今日台湾军队流行的口头禅是：「十个西北王，抵不上一个金门王。」由于台海战争迫在眉睫，登陆与反登陆作战特别受到台军重视，故尔对胡琏的研究顿掀一股高潮。我把胡琏端上来解剖一番，自另有一片苦心。解放战争初，胡琏为蒋军十二兵团副司令，司令为黄维。毛泽东是相当重视十二兵团的。该兵团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

    我读《毛泽东选集》，有一重大发现：《毛选》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人不是刘少奇、周恩来，也不是蒋介石，而是黄维，高达一百四十四次。毛泽东并未提几次胡琏，但黄、胡一体，都是十二兵团魁首，毛泽东当然是把他俩放在一个天平上的。毛泽东曾亲笔通告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十八军胡琏，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实力，侍机取胜。」双堆集作战之后，杨勇曾说：「我们宁愿俘虏一个胡琏，不愿俘虏十个黄维。可惜胡琏给跑掉了。」对其重视，可窥一斑。国民党军史上评价胡琏是十二个字：「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他麾下十八军，被国民党其它部队称为「吃人部队」，是战斗力较强的。

    胡琏为人比较现实，并不一味蛮干。黄维和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我刘邓大军包围得铁桶似的，胡琏时在南京。南京为十二兵团空投物资，官兵都说：「投这些东西不济事，最好把胡老头投下来。」胡琏自告奋勇，在全军皆墨的前几日空投至双堆集。在高级将领是与军队共存亡还是突围的问题上，胡琏很实际，要求突围，这就与杜聿明、黄维发生了冲突。杜聿明说：「我始终认为突围是下策。坐战车一个人走是可以的，但是遗弃官兵，落得个万人唾骂的下场。」胡琏则不管这一套，乘战车突围。因为害怕当俘虏，他在突围前向医务人员要了大量安眠药，准备在不能脱身时，服药自杀。不过他的伎俩被我一眼看穿：他根本不准备死。他是军人，身上有枪。危急中一颗子弹就能结束生命，要一堆安眠药干什么？显是作秀。后来有人指责胡琏怕死，只身脱逃。我倒不认为他怕死。其实他也不怕死。

    10月25日金门岛上炮火连天，但海上风浪奇大，料罗湾无码头，十二兵团无法登陆。当时登陆的方法是在岸边停一艘船，运兵船靠近岸船，人再上岸。军情如火，不能再等，便采取所谓「空中飞人」方式登陆。即海浪涌上来时，两船船身得以在霎间靠近，人在这一倾刻跳到另一船上。巨浪退时，两艘船身立即拉开。一连长带头跳跃，由于不慎，被两舰船体挤成肉浆。人人胆寒。这时胡琏却坚持要当「空中飞人」。结果他惊险地跳过去。给了官兵以很大的鼓舞。国民党战史上说：「若非胡琏将军亲临指挥，十二兵团的战力，亦难作高度的发挥。」

    ②治军有方，恩威并重，颇得部下死力。双堆集惨败后，胡琏用七天七夜逃回南京。蒋介石问他：「下步如何？」胡琏答：「若蒙给我三个军的兵力，深信必可协同友军击败匪寇。」蒋介石立即下手谕：「予胡琏以名义，成立三个军。」胡琏遂到江西，重组十二兵团。他提出「一甲一兵，一县一团；三县成师，九县成军」的徵兵办法，在短短几月内就使十二兵团重新成军。我军逼近，他率十二兵团且退且练，至潮、汕时，一支新军已训练成型。蒋介石给予评价：「有十二兵团就有台湾，有台湾就有中华民国。」简直把胡琏抬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从潮、汕下海时，胡琏全部私人家当只有十根金条。他知此去必有恶战，召集军长、师长，当面分之，各得其一。在蒋军中，胡琏是有「侠帅」的好名声的。1947年，蒋军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我军包围在山东孟良崮，坐以待毙。当时蒋军二十五师、六十五师、八十三师俱离孟良崮很近。但张灵甫第一个向离他最远的胡琏求救：「伙计，我恐怕不行了，你得赶快来救。」胡答：「我正在加紧进行。你看过济公传吧。要学八魔斗济公中的济公。」

    知彼。刘伯承、粟裕深知胡琏。根据毛泽东那段批语来看，他亦深知胡琏。胡琏也深知我军。金门战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军一直在做重战金门、解放台湾的准备。蒋介石则一直让胡琏固守金门，当金门防卫部司令，就是因为他熟悉我军。1977年胡琏逝世，遗嘱将自己水葬于金门、厦门之间的海底深处，自称「长眠海域，魂护台、澎」。胡琏离开潮、汕时，心知无论防舟山、防金、厦，当面都是我华东野战军，这也是他的老冤家之一。他亲自编了一本小册子《关于陈毅匪军》。

    据看过这本书的人讲，书中对我三野的成长过程、构成要素、协同战法等，研究得比较透彻。得到蒋介石命他增援金门的手谕后，他又令部属编纂了我军攻击海岛可能采取的战法。此文在十二兵团抵达金门海面时才杀青。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胡琏预测的我军几种战法：1、瓜分战法：将敌人之防线切成数段，先猛攻腰部，再围攻两端，使左右不能相应。（我军第一梯队正是在金门的蜂腰部抢滩，尔后右取一二三高地，居高临下，直逼古宁头；左取北太武山，控制金门东半部。）2、断道战法：以猛冲的动作，将金门一分为二，尔后深入东南及西南后方海岸，先断我海上交通，东西席卷，歼灭全部守军。（我第二梯队的任务即如此。）3、三猛战法：猛攻、猛打、猛追，力向纵深发展，击溃防御者之体系，不为少数守军所惑。着重独立作战。（我二十八军作战计划上写道：「在战术思想上，强调越海作战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树立有我无敌的战斗决心。在动作上强调单船突击，单兵突击的思想。」）好个胡琏，简直象是钻进我军肚里的蛔虫。

    十二兵团参加过金门作战的一位退役军官王四元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胡琏登上金门岛之后，伫立湖南高地观战。「斗笠军」师长郑果告他：敌二十八军代军长肖锋率两万余众来犯，已遭痛击，肖锋谅巳被击毙。胡琏微笑不答。蒋军将一部共军包围在垄口，一边进攻一边高呼：「活捉肖锋！」这时有一名共军干部跃出堑壕，大喊：「我是肖锋！」随即拉响手榴弹壮烈牺牲。一时间，敌酋肖锋毙命之说飘散四方。胡琏却在此时做出两个判断：1、共军登陆金门的人数不会超过一万人；2、根据共军攻击凌乱、协同不好的情况看，上岛的指挥官估计不会超过师级，很可能最高是团级。事实证明胡琏判断极为精确。10月27日，金门守军向台北报捷，俱称击毙敌军长肖锋以下师长五至六名，连远在北京的周恩来都以为肖锋牺牲了，胡琏却在电报中称：「我军仅虏得隶属不同军、师之四个团长。」

    我军以百战百胜之师进攻金门失利，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三个团的兵力登陆，竟然没有一名师指挥员随同登陆指挥。二十八军制定的进攻原则是「奇袭加强袭」，这是对的，但无统一指挥，奇袭尚可，强袭谈何？首先，竞渡时已十分混乱。除主攻团在团长兼政委邢永生的指挥下在大嶝岛海面完成全团战斗编队外，其它两个团则一鼓开进，以致登陆地点大都偏离预定目标。主攻团倒是在一点红展开攻击，但遭敌顽强阻击，损失巨大。其次，由于没有统一指挥，各团上岸后一个劲儿朝纵深猛插，没有立即修筑工事，巩固滩头阵地。只有在古宁头突破的助攻团团长刘天祥留下一个营巩固登陆场。事后证明，正是由于在古宁头留下了一个营，才能以该点做为支撑点，坚持战斗达三天之久。

    而孙云秀率领的增援部队四个连也正是在这个地段登陆的。最后，无统一指挥即无协同作战。登陆点只有一个。很容易被敌人反击，封闭。一点红确是金门最好的海滩，利于登陆，无可厚非，但我军能想到，敌军也能想到，失去了奇袭之效。诺曼第登陆和仁川登陆均是选在最不适合登陆的地点，反而成功。三个团上岸后，根本无法互相靠拢和沟通联系，只是由三个团的首长各自直接接受军指挥所的命令，部队撒了鸭子，终被敌人各个击破。二十八军为何未派一名师指挥员随第一梯队过海，至今仍是个谜。有文章说是邢永生明知此战必败，不让师长上船，此说牵强。我看还有深层原因。10月26日，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之后，我军派另一位团长孙云秀增援，已明知岛上**龙无首，却仍然不派师领导上岛，这就不能不令人愤慨了。我看倒是一位当过毛泽东警卫员的八十二师师领导道出了真情：「已经送掉这样多的人还不够，还要我们去凑数！」

  
  七、血洒海疆

    五十二年前，为了祖国的统一，我英勇共军九千健儿，义无反顾地渡海作战，血洒海疆。壮志未酬，魂魄不灭。我常常在夤夜听见他们恨恨的呐喊。由于主帅轻敌，指挥失当，壮士一去不复返。九千颗不屈的心脏，千载之下，谁与抚平？历史告诉我们，大方向错了，纵有万千忠勇之士，也只能空抛头颅，凄问长天。金门之战是我军宝贵遗产。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再败。

    继承金门之战的遗产，包括继承九千烈士的忠贞精神。他们的浴血苦战并未改变历史，但他们的精神必将改变历史。他们的作战极为英勇顽强。他们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他们死了。他们败了。他们仍然是我军的旗帜和军魂。在未来的祖国统一之战中，后辈将了却他们未竟之愿。我的血管中涌动着他们的鲜血。他们的名字在我心中永生。

    邢永生。主攻团团长兼政委。主攻团船队接近一点红海滩时，敌人炮火极为猛烈。邢永生伫立团指挥船头，挺然如临风玉树。身边参谋、警卫纷纷中弹牺牲。特务连连长说：「情况不妙，是不是回来呀？」邢永生厉声回答：「只有前进，决不后退！」主攻团登陆后，被敌人坚固碉堡压制在空阔的滩头，主攻团几名「爆破英雄」，身绑炸药包，爬到碉堡附近或冲进碉堡，与碉堡同归于尽。主攻团前锋曾抵金门县城，终被打垮。邢永生受伤被俘。主攻团官兵们被打散后一直各自为战。26日，国民党军军长高魁元、刘云瀚乘车前往湖南高地，突遭我军袭击，险些毙命。27日下午陈诚来金门视察，忽然有一百多共军官兵从隐蔽的草丛中向他猛冲，他心胆俱裂。这些都是主攻团的零散人员。邢永生押到台湾后不久即遭杀害。邢永生下海前，炊事班做好饭，他说：「回来再吃！」结果他永远也吃不上了。他的妻子直到今天每次吃饭时总要在桌上多摆一双筷子，对孩子说：「这是你爸爸的筷子！」

    ②刘天祥。助攻团团长。他的部队在古宁头登陆，建立了登陆场，最后也是他的部队在古宁头坚守到最后一刻。他率部与胡琏十二兵团在古宁头村展开逐屋争夺，战况空前酷烈。至今古宁头仍屹立着刘天祥的团指挥所，上面弹痕累累。古宁头每一寸土地都落了炮弹。古宁头村民说：「黑土一攥血淋淋。」胡琏曾视察刘天祥部的阵地，对手下军官说：「我就是要你们见识见识，看看人家战场是什么样子。人家上岛到现在，没进过一粒米水，一个人对我们好几个人，这仗还不残酷吗？你瞧人家的阵地，连块像样的纸片都没留下，你们做得到吗？这样带兵的，才够格。把兵带到这个份上，不容易啊！」最后失利前，刘天祥打开报话机与肖锋通话。刘天祥的最后一句话是：「敬爱的首长，我的生命不在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步话员则最后说了一句：「永别了，首长！」耳机里随即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大陆指挥所里的人无不落泪。

    ③孙云秀。团长。10月25日夜，兵团和二十八军派孙云秀率四个连增援金门。孙云秀明白，这种后来被人们称作「添油」式的增援于战局无补，此去必死，但他凛然受命。他把手表摘下来，连同他最心爱的钢笔一起交给师领导，庄重地说：「这一回我是革命到底了。这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吧。」头也不回地下海。上船时又请通信员转告肖锋：「我死后，请肖军长和贡大姐代我告知洛阳城东老家父母，并让妻子王佩兰改嫁。」孙云秀上岛后，一度将战局改观，但终因胡琏十二兵团参战，寡不敌众，失利后撤入深山。10月28日清晨，敌人从四面包抄过来。警卫员递给他一把花生米，他吃了一粒便吐出来，说：「他…的，吃饱了去做俘虏吗？」他与几个战士被敌包围，突围无望，他突然跃起，对着敌人高喊：「朋友，过来吧，我就是团长！」他打倒几个敌人后，对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国民党军史上讲：「孙匪云秀极为彪悍，饮弹自尽后，尸体兀自屹立不倒。」

    ④徐博。助攻团团长。战斗失利后，徐博潜入深山，在一个山洞里藏了一百多天。胡琏清扫战场时，在俘虏中查不到徐博，在死尸中寻觅亦不得。胡琏不相信徐博会洇水逃回大陆，始终不放弃寻找。后一位北太武山的村民向蒋军报告：他种的红薯常常在夜晚被部队偷吃，查附近部队无此事，胡琏判断可能是藏匿共军所为，于是出动一个师的兵力进行搜山，终于将徐博搜出。徐博「长发长须，形同野人」。不久被杀害。

    我军广大战士亦无比英勇，喋血苦战，至死方休。10月27日，金门岛上战斗已基本结束。蒋军海军永安舰在古宁头海面巡弋，看见有一艘帆船在飘移，船上不见人影，随即赶去，发现那是共军的船，船甲板上躺着十几个满身鲜血的共军重伤员。他们都默默地擦枪。显然已无子弹。蒋军令他们投降，他们无一回答，继续擦枪，最后被蒋军机关枪一通狂扫，鲜血染红了大海。11月5日，已是金门战役十天之后，国民党军忽接到古宁头村民报告，说山根下发现一名共军。国民党派一个连赶去，看见在远处田埂边跪着一个共军，头从田埂上伸出来，端着一支步枪，作瞄准状。蒋军卧倒，喊话，良久，那共军纹丝不动。小心翼翼地过去，才发现那共军士兵早已死去多时，只是战斗姿势不倒。尸体已有味了。

    金门战役我军被俘四千余人，其中三千人于1952年被台湾用渔船分批遣返大陆。这三千人一律被开除党籍、军籍，遣返老家种地。一部份人被定为叛徒，判刑。文化大革命中，三千人统统受到批判，纵是农民也不能幸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1983年后，为这批苦难将士恢复政策，也不过是补发一点钱物，恢复党籍，按复员处理军籍问题。其中不少人由于挨饿、生病、批斗、年迈等原因，早已不在人世。活着的人都年过七旬，华发飘零。一生也就这么毁了。助攻团教导员陈之文，被俘后坚贞不屈，在集中营里组织斗争，回大陆后却被定为叛徒。1983年，通过复查，为其恢复党籍，三十余年冤屈得到申张，因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猝死。全村人痛哭，道：「老陈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都受了，可什么福也没享过。命薄啊……」

    1989年10月，金门战役四十周年的时候，叶飞登上厦门云顶岩，眺望金门。突然下起了雨。白发苍苍的叶飞拒绝家人要他避雨的要求，伫立山顶，任凭雨水将他浇得透湿。随从们发现，叶飞的双手在微微颤动。他的手另一次颤抖是1989年1月，他回到阔别了七十年的出生地菲律宾。菲方给予叶飞仅次于国家元首的待遇，鸣礼炮十七响。叶将军一世英雄，最后一仗却留下了永生的遗憾。

    不久，肖锋和妻子贡喜瑞也来到厦门海边。他带来了酒。他遥望金门，向大海里洒了三次酒。金门作战失利后的第二天，他来到兵团司令部，见叶飞时，「面色惨白，失声痛哭」。这一次他没有哭，但是眼睛久久潮湿着。

    2000年10月，金门作战五十一周年之际，我来到了与金门隔海相望的福建崇武。这儿有一座全国独一无二的「共军庙」，庙里供奉着二十八军二十七名烈士。这是当年一位被二十八军官兵从敌机轰炸下救出的小姑娘所立。当时住在她家的二十七名共军战士全部战死在金门。姑娘如今已是六十七岁的老妪。我和她一同攀上山岗，远眺金门。我特意带着驻军的一个司号员。老妪指着金门告我：金门战役一个月以后，岛上还不时传来枪声。那是濒死的共军战士在做最后的挣扎。我命令司号员对着大海，对着金门，对着无垠的天空，吹起熄灯号。英灵应当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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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论 ［刘亚洲］
                                       

　　刘亚洲

　　不能认为中国把美国当成主要对手，就以为美国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不能以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就认为美国在总体战略上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美国的战略重心仍在欧洲。美国可以没有朋友，但不能没有敌人，中国是美国近期的敌人，俄罗斯是美国远期敌人。对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国内。对美国最大的制约来自美国国内。

　　台湾问题实际是大国间的一场游戏。对台关系就是对美关系。与中国在台湾海峡对垒的不是台湾，过去是美国，今天是整个西方，未来则可能是日本。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史的精彩动人场面，如果不是发生在台海的话，至少也是与台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战略上进行重大调整。全球为之牵动。世界格局大变。在这种背景下，台湾问题也绝不可能循着以前的轨迹前进。敌变我变，不变受其乱。我们的目光不可须臾离开美国。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美国是当代的成吉思汗。它的意志就是别人的意志。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其它六个世界最强国的总和。它不仅以军事征服世界，更以它的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征服世界。后者比前者更有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都必然是对美关系。中国也不例外。本世纪初，在外交关系上应有一条准则：中美关系第一，其余在后。美国强大到我们不得不重视的地步，这决不是怕与不怕的问题。鉴于此，我们特别要了解美国究竟奉行了一条怎样的战略。我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并没有向亚洲转移，美国也没有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我们不能认为中国把美国当作主要对手，就认为美国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此其一；不能认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便以为它在总体战略上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美国仍然把中国当成地区性对手，此其二。

　　一、冷战结束后，美国总战略的重要核心是攀登新经济制高点。

　　美国的对台战略是服从于这个总战略的。美国独特的优势能确保它吸取全世界的英才。独特的国情则确保这些英才脱颖而出。独特的体制更将英才推向政权的宝塔尖。美国多少代战略决策层未犯大错误，或能及时挽救错误，正是此理。资本主义靠经济起家，历史上一直推崇重商主义。“谁掌握了世界贸易，谁就掌握了世界本身。”资本主义的战争首先是经济的继续，其次才是政治的继续。除了世界大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进程。美国和苏联搞了几十年冷战，苏联在冷战中被拖垮，美国却在冷战中完成了新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这其实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交锋。苏联解体后，世界地图被无声地重新画了一遍，执笔者是美国。美国打胜了政治仗，它还要打胜经济仗。新世纪是经济的世纪。“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由美国来安排世界经济秩序，划分经济势力范围。第一世界吃肉，第二世界喝汤，第三世界啃骨头，或连骨头也啃不上。“全球化”是一把利刃，将彻底阉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最近美国有人提出“大美利坚合众国”的概念，是“全球化”的最好注脚。

　　上世纪中叶，世界上出现了政治圈。世纪末，政治圈除极个别外都崩盘，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圈。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必然。我认为，地缘上的军事因素已被地缘经济因素所取代。当今世界存在着“两圈一点”：以美国为首的北美经济圈，欧洲经济圈，东亚经济点。本来中东是有可能形成一个经济圈的，但被美国扼杀在襁褓里。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以石油为武器，同西方打了一场石油战，引发全球石油危机。仗打得很出色，但战略意图过早暴露。美国立即意识到，丰富的石油可能使中东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核心，这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美国的中东战略由此出笼：扶持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中心开花。这还不够，还挑唆阿拉伯国家的相互残杀。美国的中东政策大获成功。以色列虽小，愈打愈强，因为有美国撑腰。阿拉伯虽大，愈打愈弱，也不得不依靠美国。美国既是凶手，又是警察，还是法官。

　　欧洲经济圈在十九世纪就已形成。美国最重视也最害怕这个经济圈。英国科学家麦金德曾提出“地理中枢”的概念。他将欧、亚、非大陆称作“世界岛”，居于顶端部份的欧亚大陆是全球的胸膛，欧洲平原则是心脏。麦金德说：“谁统治了欧洲平原，谁就控制了全球‘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支配全世界。”地缘政治决定了欧洲形成经济圈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了欧洲形成经济圈的必然性。欧共体的成立，铸造了欧洲圈的核心。苏联解体，前东欧国家争先恐后加入欧盟，为欧洲圈筑起了外墙。欧洲经济圈这块蛋糕越作越大，过去拿破仑和希特勒没有办到的事，欧盟办到了，这对美国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亨廷顿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当全世界的老百姓纷纷涌到美国大使馆寻求移民时，许多国家则到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寻找入盟券。如果下一个世纪不是美国人的世纪的话，那一定就是欧洲人的世纪。”美国欲独步天下，必迎战欧盟。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的道理。

　　冷战后美国打了两场战争。我认为这两场战争都是经济战争。

　　①伊拉克之战。伊拉克曾是美国坚强的盟友。伊朗革命成功后，美国挑唆伊拉克进攻伊朗。伊朗在战争中削弱，伊拉克在战争中变强。阿拉伯世界都站在伊拉克一边。萨达姆已成为中东的核心。美国人并不是不了解萨达姆的野心，却纵容他的野心无限膨胀，终于入侵科威特，触犯众怒。中东第二次可能形成的经济圈消弥于无形。中东是美国的命脉所在。在世界未发现新能源之前，石油是美国赖以生存的必备条件。为了石油它不惜一战。其实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美国就已经胜利了。“沙漠风暴”只不过是给这个胜利锦上添花而已。有一个基本事实：1991年3月，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大胜，就从那一刻起，美国经济开始增长。这一轮增长竟长达一百个月，是相当罕见的。

　　②南联盟之战。这场战争毫无疑问是针对欧盟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欧盟积极参加了打败自己的战争。明知这是颗苦果，也不得不咽下。东欧阵营崩溃后，一统的欧洲已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发展前景。美国适时地在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挑起民族矛盾，竟使波黑冲突延续十年之久，把欧洲拖得苦不堪言。欧盟仍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艰难前进。1999年欧洲统一货币——欧元面世。就在此时，美国发动了南联盟之战，使新生的欧元汇率一跌再跌，至今仍挣扎在低谷。美国人的战争动机是隐秘的，口号则是公开的。吊死一条狗，什么样的理由都可以找到。美国为人行事，一切从自己的总战略出发。只要达到战略目的，可以当*子，也可以当君子。与美交往，务必要注意它的两重性。譬如，它一面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搞独立，另一面又帮助土耳其政府剿灭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中国向美国打开大门时，正是中国人权状况最糟的年代。1976年，美国三缄其口。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989年，它却大张挞伐。

　　本来东亚地区早就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圈。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更是以小龙的姿态腾跃。可它至今仍是一个经济点而不是一个经济圈。原因有二：①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②经济与美国联系过份紧密。对美依赖性太强。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命门”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手腕轻动就能将其制服。1997年美国挑起亚洲金融风暴，这些国家被通吃。这时候东亚的地平线上跳出一缕曙光。中国人来了。邓小平是最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战略家，二十年前他就看到了今天。他的改革开放路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大宝。中国经济坚挺，政治独立。对自己而言，早已吃饱，尚未吃好；对世界而言，有中国不嫌多，缺中国则嫌少；对美国所建立的经济秩序而言，中国立不足，破有余。如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指日可待。这个经济圈可以命名为“大中华经济圈”。它包括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甚至可以将南亚部份国家囊括进来，而那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华人之手。美国人曾统计过，现在把大陆、港、澳、台的生产总值相加，已超过一万四千亿美金，世界排名第四。外汇储备则跃升世界第一。这些数字五年一小翻，十年一大翻。世界格局必然为之一新。

　　美国人还认识到，新世纪经济的竞争主要是海洋的竞争。新世纪人类蛋白质和各类食物百分之七十将来自海洋。海洋也许还是新能源的基地。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讲，美国和中国被浩瀚的太平洋隔开，即使做不成朋友，也不会成为敌人。但从经济地缘理论上讲，中美则是邻居，而且是近邻。美国人在谈到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时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太平洋是不存在的。”新世纪中国的经济崛起必然是以消耗世界资源特别是太平洋资源为代价的。假如中国和美国般强大，资源消耗必然比美国还大。乔良讲：“你的馍大了，别人的必然小。争斗是必然的。”蒋介石讲：“海上一寸土，胜似陆地一座山。”他是从军事角度说这番话的。日本人讲：“太平洋意味着‘北’（发达国家），亚洲意味着‘南’（发展中国家）。”美国人说：“太平洋应是美国的湖泊。”新世纪美国的太平洋战略极富前倾性。布什新政府班子中处理中国事务的官员大多出自海军，这充分证明它的对华战略是海洋战略。相比美国人而言，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慢半拍。上世纪末，南中海掀起了“圈地”运动大潮。由于南海蕴藏大量石油，它已不再是海洋的概念，而是新大陆。美国人深深卷入其中。南海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称其为“近海”。相同的地理概念，美国人则称“沿海”。字面同义，但内容迥异，美国的“沿海”富有鲜明的扩张性。我们的“近海”则小心翼翼，死守门户。1988年海军在南中国海打了一仗，受到赵的批评。

　　美国的总战略是经济“全球化”，在这个前提下它是不容许东亚经济圈出生的，遑论中华经济圈。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美国在亚洲的一切所作所为就有轨迹可寻了。

　　①亚洲战略。我们往往是只看到美国在亚洲只有一个对手，其实美国在亚洲有两个对手：中国和日本。美不仅要遏制中国，还要遏制日本。再进一步，利用中国遏制日本。更进一步，利用日本遏制中国。美国把中日两国都当成棋子摆布。苏联解体，中国也是出了一份力的。没有大三角中的中国因素，苏联全力对付美国，历史可能是另一种写法。基辛格当年游说那些不同意与北京联手制苏的参议员时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们去不了北京，那么我们也去不了莫斯科。”日本今天是扮演中国过去的角色，还是中国继续扮演中国的角色？是中国解体还是日本崩溃？美国正在精心编导。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实力、军事潜力、政治野心了然于胸。它被日本咬了一口之后，反过来死死咬住日本不放。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感动，也值得我们学习。在美国的“宏观调控”下，日本人只能在家用电器、汽车、金融业上放光彩，而美国人则悄悄完成了信息革命，还顺便用金融危机敲打了日本一下。愈往后发展，日本经济与美国距离愈大。日本不摆脱美国，永远成不了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更是想也不须想了。实际上，对美国的附庸地位早使日本痛苦不堪。今天日本最大的心愿是利用台湾问题把美国牵进亚洲，让它再陷一次朝鲜和越南战争的泥潭。而日本正是从这两场实际是中美之间的战争中渔利的。

　　李登辉深谙日本人心思。他与日本步调一致。与其说李登辉是美国人的奴才，不如说他是日本人的奴才。古有李鸿章，今有李登辉。“七块论”实际上是日本人最先提出来的。“两国论”看似是德国总理科尔的版权，其实也是日本的锦囊。日本最希望冲突兴起。不管是谁跟美国干，只要不是自己和美国干就行。别国谁跟谁打都是机会。日本高速发展已到顶，人口又迅速老龄化。从2003年开始，日本人口开始绝对负增长。有人戏言，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到下世纪初，日本只剩下两个人。日本的发展速度只能寄希望于别国放慢速度或停滞。不幸日本的对手是美国。美国精明过人。这个世界上只有它骗别人，别人谁能骗它？美国的亚洲战略是一个一石三鸟的战略：将大陆、台湾、日本卷入一场战争之中。破坏由大陆、港、澳、台组成的中华经济圈，削弱日本，拖垮或肢解中国。我预言，一旦台海战端起，二十一世纪就可以说基本是美国的世纪了。二战后，美国始终钳制不允许日本势力南下。到现在为止，美国不让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插手，日本也不敢公开动作，只敢利用民间的声音鼓噪一下。一旦台湾接近日本，不要说中国不能接受，美国也不能接受。美国在台湾的存在，不仅针对中国，也在于牵制日本。台湾问题既是美国对付中国的一颗棋子，对日本亦同样。美国人鼓吹建立TMD，既要更紧地把日本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还要藉此削弱日本的经济力量。TMD对付中国和对付日本的比例各占一半。

　　②对华对台战略。美国终是要在台海挑起一场冲突的，但不是现在。不是美国没有准备好，而是它还没有把日本准备好。对日本的准备除了军事准备还有修宪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不是掌握在台湾自己手中，也没有掌握在大陆手中。时间表由美国人制定。它不允许台湾人制定，更不允许日本人制定。这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时美国大为光火，竟用这样的言语辱骂李登辉：“美中关系好比一杯调好的鸡尾酒，李登辉是杯中突然发现的一块鸡屎。”美国人不是不能流血，但它不会让别人盘算着使它流血。现在台海出事，只能是中美过招。螳螂捕蝉，日本在后。美国如陷入对华战争，可能就不得不放手日本。这一放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中、日、台战火一起，这三个地方包括香港的资金都会涌向美国，就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不管战争进行到什么程度，谁胜谁负，亚洲市场都会向美国彻底敞开。美国也会参战，但战争远离美国本土，它还是受益者。战争曾给美国带来财富，财富又促使美国走入战争。为经济而战是美国新世纪的座右铭。

　　二、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寻找新的敌人，这是它确保自己首强地位，维持有利于它的世界格局平衡的重要战略。

　　苏联解体后，美国人患了“敌人缺乏症”。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说：“美国需要一个敌国，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美国在两次大战中以德国为敌人，在冷战中又以苏联为敌。到了一定时候，又会宣告其它潜在敌人的存在。”美国加工制造敌人的手段相当出色。它是根据目的而设定手段，而后再由手段来证明目的。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合理性的目的。有了目的，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的。纵观美国百年历史，它可以没有朋友，但绝不可以没有敌人。没有了敌人，就等于没有了矛，要盾何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需要敌人的鲜血来灌溉自己的果实。这是美国国内的需要。美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精英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组成结构是政治家、商人、军人、上层宗教领袖。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军火生产国。为了保持强国地位它要维持相当规模的常备军，军队需要尖端武器，武器需要科研，科研需要生产，生产了就要使用。这就是为什么近百年来美国每隔几年就要对外用兵一次的症结所在。这架国家机器一旦启动就不能停顿下来。这是政治问题，更是经济问题。

　　冷战后，美国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它的选择有二：一是创造新敌人并继续保持军事优势，二是将美国转化为一个和平时代的经济体。当时相当多的政治家对后者抱有幻想。我则指出：美国非但不会转轨，反会增强军力。它愈强大，就愈孤独；愈孤独，就愈追求强大。而强大的军力必须要有合理化存在的理由，那就是寻找敌人。美国垄断了军力，更垄断了“理由”。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我们看其外交政策甚杂乱，仿佛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得罪多少国家就得罪多少国家。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小布什新政府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外交走向。共和党是反共右派、宗教右派和企业右派三股力量结合而成。反共右派第一优先是反共。企业右派第一优先是生产利润，别的统统不计。小布什和切尼都是石油业出身，他们对环保的态度可以想见。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一上台就撕毁京都协议的道理。宗教右派的第一优先是反对人工流产，所以对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深恶痛绝。小布什眼花缭乱的外交政策背后其实完全是有规律的。

　　美国挑选的敌人多是那些预备崛起的国家。谁出头就打谁。美国认为，它已经编排了世界的格局。它为世界制定了秩序的肇事者。这个秩序符合美国最高利益。崛起的国家总是现有秩序的肇事者，这就必然成为美国的敌人。上世纪初，德国和日本崛起，欲冲破世界给他们划定的发展界限，结果挑起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二战后苏联强盛，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一切战略都围绕如何击败苏联这个敌人而制定。两伊战争后，伊拉克坐大，美国一个闷棍将其打趴。维持平衡和打破平衡的争斗昨天有，今天有，明天还有。这里面没有什么对与不对，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如果硬要说对与不对，那么，崛起国要发展是对的，发达国家要遏制也是对的。

　　谁是美国选定的敌人？多数人说，美国的敌人只有一个：中国。我说，美国的敌人有两个：中国和俄罗斯。中国是美国近期的敌人，俄罗斯是美国远期的敌人。中国在将来有可能再次成为美国的朋友，俄罗斯则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

　　①中国。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是：要使强国不成为敌国，要使敌国不成为强国。美国认为，中国目前虽大，但不强，正走向强大。中美两国现在不能算是敌国，但存在着成为敌国的可能性。美国对华战略是：既要使中国不成为敌国，又要使中国不能强大起来。美国现阶段制造新敌人，是为战略过渡期做准备的。放眼世界，北韩太小，俄国太老，阿富汗年少，伊拉克已倒，惟中国恰恰好。这些年来，在对外关系中，中美冲突最多，这是很自然的。美国要维持现秩序，而中国要成长，必会强烈碰撞。

　　最近，美国国会活跃着一支名叫“兰队”的组织，其主要成员是国会议员助手、智囊团成员及少数少壮军人，多是冷战后既得利益者，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他们已把靶子锁定中国。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美国人在欧洲动作神速，但在亚洲慢了半拍，结果让另一个强国崛起了，代替了苏联在亚洲的地位，那就是中国。俄国人也不怀好意地凑热闹，说：“现在我们和美国谁也不能打中国这张牌了，因为这张牌重得拿不起来。中国现在已是独立选手了。”可笑的是，“兰队”成员中几乎没有中国通，懂中文的更少。我深信，这批毛头小伙子的鼓噪不可能改变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眼光：中国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不会崛起，更不会威胁美国。中国缺乏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是地缘政治制约力量太大。中国与二十四个国家接壤，其中有五个国家人口超过一亿。美国只与两个比它弱小得多的邻居为伴，还受两洋庇护。第二是全民族封闭的封建的思维方式将极大地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99年末，某部门到北大和清华学生中做一项调查：你认为二十一世纪将由哪个国家来主导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填的是“中国”。中国人“自恋”，是充斥着自卑的。因为自卑，所以自大；因为自大，所以自夸；因为自夸，所以弄虚；因为弄虚，所以作假。台独是中华文化的产物。第三是人口和环境。两个形势，一般恶劣，并在继续恶劣着。我曾断言，中华民族将来亡国灭种，恐怕就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人说：“中国单凭其十三亿人口，就让世界不敢小看。”我说：“就凭这十三亿人口，世界就小看了你。”美国现在把中国当主要敌人有国内政治因素（共和党右翼色彩浓重），有经济因素（防止中华经济圈出现），有日本因素（挑唆日本斗中国），还有台湾因素（既防止李登辉把美国拖入战争，又防止台湾回归祖国）。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态度是：既不让你高速发展，因为你高速发展了会成为美国强劲挑战者；又不让你发展太慢，发展太慢会造成内乱，给美国带来麻烦。中速发展最符合美国利益。看清这一点，可以大胆地说，美国不准备同中国打仗，而原来它是真正准备与苏联开战的。中国对美国来讲是个泥淖。这一点美国人比中国人看得还清楚。中国虽不是超级大国，毕竟是超大社会。美国对华战争开始之日就是它象罗马和英国那样无可挽回地衰退之时。

　　美国在台湾存在的利益，超出仅仅是牵制中国的一面。台湾如果不保，南韩也会出问题。即使不出问题，一旦朝鲜统一，哪怕是以南方为主的统一，美国也很难维持其军事存在。这两地一失，美国在东亚即无所依托，很难再控制日本。日本卧薪已久，一旦挣出美国的束缚，很难企料大和战舰将驶向何方。因此，美国在两岸之间更多是玩平衡。一会儿给台湾一块肉，一会又给大陆一块肉。既让台湾觉得有独立的希望，又让大陆觉得有统一的可能。当政治上需要就一个中国政策表态时，美国总要卖些武器给台湾；当台湾当局在美国的默许下启动一项新的分裂祖国的阴谋时，美国总是重申它是遵循中美间三个公报的。我们必须看清一个事实：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如果也说“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的话，它要亡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与日本和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有本质区别。

　　②俄罗斯。美国把中国看作暂时的敌人，把俄罗斯看作长期的敌人。对中国，美国只说不做，或少做；对俄国，美国只做不说。或说好话。前不久布坎南向小布什建议：联俄制中。理由是：“东正教的俄国是美国天生的盟友”。话说过了不免可疑。我看布坎南的话很大程度是转移俄国的注意力，降低其警觉。俄国终究是要崛起的。两百年前，法国人托克威尔就预见了未来世界上美俄两极争霸的格局。他的预言今天仍有某种警示作用。俄罗斯具有重新翻身的一切条件：第一，它有广阔的领土，无尽的资源。第二，俄罗斯民族文化底蕴深重。早在二十世纪初，它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等多方面已进入世界前沿。而中国今天仍不能与百年前的俄国相提并论。今天俄罗斯的科学家人数超过一百万。第三，俄罗斯民族结构单一。第四，它的核打击力量足以将世界毁灭数次。可以说，只要其改革以制度化形式取得成功，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得以建立，俄罗斯的复兴是挡不住的。我认为，俄罗斯的改革已渡过最艰难的阶段。从长远看，俄国对美国的挑战只是暂时受挫，尚未根本解除。尤其是，俄罗斯距美国的战略中心欧洲只有咫尺。美国对俄罗斯一天也不会放松警惕。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带有根本性的生存权力之争，不是文明冲突，与意识形态更风马牛不相及。冷战结束后，俄国人学得乖巧了。它汲取了当年的教训：苏联本不具备与美国争霸的实力，却非要竭尽全力去一争高下。这本身就是一种生态越位行为，其失败是必然的。近年来它一直屏息待变。无论多大的屈辱都打落牙齿含血吞。美国发动南联盟之战，打到了俄罗斯家门口，它却一声不吭。倒是远在万里外的中国大喊大叫，充当了反对美国的带头羊，结果导致大使馆被炸。美苏争霸时，世界才是两极。苏联死亡后，中国人眼中的世界竟变成多极了。一位中国外交家讲：“世界格局形象地讲，就是一只虎，多只狼，大群羊。”中国把自己比喻成狼，俄罗斯把自己比喻成羊，还是只小绵羊。它如此苦心孤诣，不出头才怪。我们偏沉不住气，似乎要抢在俄国之前成为美国的首敌。我判断，二十年后或再长一点时间，俄罗斯会水落石出，越过中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敌手。台海开战更是俄国复兴的天赐良机。它不仅可以卖武器给中国，还可以在东南亚局势失衡后，在亚洲乃至其它地区插足。美国人对俄国人的伎俩了然于胸。冷战后北约继续强势存在就是明证。美国对俄罗斯采用的是“蟒蛇”战略，就是用自已粗壮的身子紧紧箍住世界，不使任何国家具备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能力，蛇头始终对准欧洲。北约东扩，一再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北约将在亚洲与美日联盟会师。布热津斯基称此战略为“左右开弓，东西对进”。

　　三、对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国内。对美国最大的制约来自美国国内。

　　细心研究美国政治制度之后，我发现，美国任何一个政治家背后都有一个利益集团，而各个集团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但这些利益集团都服从于一个整体的利益，那就是美国人民的意志。美国制度的基础是个人至上，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也是这个。美国政府的利益是与民意一致的，否则它早就垮台了。所有的区别在于表现形式，前者逻辑更严密一点，推断更细心一点，而后者更情绪化一点。中美双方关系从短期看是由两国政府决定的，但从长期看，两国人民的看法也会起作用，甚至起根本作用。美国是和平主义国家，又是民主国家，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少数分子想发动战争几乎不可能得到国会特别是人民的支持。两次世界大战都不是美国挑起来的。在历史长河中，美国政府鲜有左右人民的时候，而大部份时间是为人民所左右。邓小平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曾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套用他的话，我们应寄希望于美国人民。毛泽东始终坚信美国人民对中国是友好的。过去说：“革命制止战争。”谈到中美对抗时，刘亚红说：“实力制止战争。”我说：“人民制止战争。”越南战争时，美国政府是想将战争进行到底的，但美国人民挺身而出，坚决反战，战争遂不得不中止于美军失败之际。这在美国历史上破了天荒。今天，在对台湾和平思维几乎用尽，对美国修好各种方法几乎用尽的时候，我们是否可换一种思维进行思考？

　　中美关系有一个显著特征：好起来好不到哪里去，坏起来很容易。为什么会这样？有无深层原因？有无规律可循？我们应当看到美国政客强*人民的一面，更应当看到人民不为政客强*的一面。美国政府有大美国主义的危险思维方式，即美国一切都对，翻脸如翻书般容易。美国人民却始终是一支公正力量。世界上有这支力量和无这支力量是不一样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塔吉说：“未来决定于中方如何看待美国。”这句话错了，应当是未来将由美国如何看待中国而决定，特别是美国人民如何看待中国而决定。可以得罪美国政府，绝不可以得罪美国人民。美国人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和平能量，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战争能量。山本五十六对这一点认识非常深刻。日本政府拟对美开战，山本力阻。他知道美国人民的战争欲望一旦被挑起，日本必败无疑。有资料说罗斯福明明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隐而不发，也是想利用鲜血来唤醒人民。

　　我们同美国政府进行的是一场争夺战，争夺人民的战争。这需要我们具有博大的胸怀和高度的智慧。举台湾问题为例，应当看到美国政客与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政客崇尚霸业，人民崇尚民族自决。政客支持台湾独立，人民未必真反对中国统一。美国人民有其价值观，民主是价值观之一，统一也是。

　　①历史上美国曾经走到分裂的边缘。为了统一，美国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美国人问：“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我会反问：“当年美国人为什么要打美国人？”答案亦简单，当一部份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美国人要将美国一分为二时，战争自然发生。林肯不仅领导美国人民打了一场内战，还使历史接受了这场内战。在美国公民的誓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忠于祖国，永不分裂，”置于首位，放在“自由”与“公正”之前。这是美国人民用六十二万人的生命换来的一句箴言。

　　②美国人种源自英伦。在他们的母国里就存在棘手的独立和统一问题。北爱尔兰始终要独，英格兰始终要统。美国站在英国一边。血缘与文化使然。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始终支持加拿大政府反对魁北克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如何把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客剥离开来，这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机会。消极的人每每从机会中看到难题；积极的人每每从难题中看到机会。

　　现在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政客对中国的“妖魔化”。“六四”之后这种“妖魔化”始终在有条不紊地、扎扎实实地进行着，已对美国人民产生了影响。美国国内对我较为友好的力量正在出现分化。去年美国国会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时，从投票中可以看出，以前对我友好的非主流集团如黑人、犹太人和拉丁美洲裔集团正离我远去。而在台独、藏独、疆独诸多问题上与我严重对立的集团势头正旺。“妖魔化”的逻辑，乃是将别人视为妖魔，然后用对待妖魔的方式对待它，最后它就会成为真的妖魔。我在美国任访问学者时的指导教授曾向小布什指出：“如果你总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么最终中国就真的会成为敌人。”这种警告对中国这边也同样适用。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方面表演得淋漓尽致。中国媒体在“妖魔化”美国方面基本无表演。中国媒体对美国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心理。美国在中国的媒体上总是呈现两副面孔：一副是傲慢。世界霸主，老虎；另一副是开放，自由，民主，科技发达，文明兼富足。地狱是美国，天堂也是美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没哪个高层领导没有批评过美国，也没有哪个高层领导不把自己子女送到美国。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北京学生包围美国驻华大使馆，愤怒到沸点，又打又砸。一位美国记者问大使尚慕杰：“这些年轻学生反美情绪如此强烈，中美关系怎么办呢？”尚慕杰笑道：“不用急，不过几天，这些学生就会排着队再到这里来，苦苦申请赴美签证。”他的预言被证实无误。应当说，中国媒体对美国的宣传是现实主义的，因此基本是准确的。美国媒体如果能做到象中国媒体一样，事情就是另一副模样。美国媒体不是在报道中国，而是在道德审判中国。美国媒体对美国人民影响极大。1980年，只有百分之十八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1989年，美国媒体就对人民进行铺天盖地的“轰炸”，百分之五十八的美国人民认为中国是威胁；1999年美国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这个人数上升到百分之六十。怎样才能制止美国媒体对中国“妖魔化”？我认为症结还是要从中国内部找。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插手得很深，是因为你自身裂痕太大。美国制造敌人之所以容易，因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处在发展阶段，存在许多历史积累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只有我们自己把事情做好，才能无懈可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安全威胁最大的因素还是在中国国内。譬如，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北约说它有确凿证据：我驻南使馆为南军传送军事信息。空袭之初，北约锁定从总统米洛舍维奇寓所中发出的无线电波，后来该电波消失了一天，再度出现时，却来自中国大使馆。这虽是敌方一家之言，但从战争全过程我们的表现来看，美国公众立即就深信不疑。美国媒体没有增进中美友谊的义务，它只有满足美国公众需求的义务。总的来说它是客观的。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美国政府可以“只做不说”，但美国民意却要求“既做且说”。这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我在最后一章里还要进一步阐述此观点。

　　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在美国，不在中国。但美国不怕搞坏中美关系，而中国害怕搞坏中美关系。因为美国对中国太重要了。自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就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始终存在着“美国因素”。进入新世纪更如此。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方向上都有美国的影子。

　　①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谨记邓小平的话：“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中国不是美国的敌手；中美之间不搞对抗。”现在对中国而言就是不搞“以美划线”：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赞成，凡是美国赞成的我们就反对。要敢于不如人。邓小平就是敢于不如人的典范。这是他钢铁般的意志和灵巧的斗争艺术的完美结合。只有敢于不如人，才能终于超越人。老子说，海乃百川之王。地低成海，人低成王。小国有小国的活法。大国有大国的活法。强者有强者的活法，弱者有弱者的活法。

　　②中美关系暂时受到挫折，但不会永远挫折下去。我们既要看到美国政策中有遏制中国、西化中国的一面，还要看到美国政策中有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一面。美国政策中含排华因素，也包含（相信将继续包含）与中国协调与合作的因素。现在在中美关系上悲观主义者太多了。中国人奢谈危机。说“机”中有“危”，往往忘了“危”中还有“机”。我们太热衷于成功，又往往面对不了失败。我是中美关系乐观主义者。两个国家最终如何行事，还是会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中美之间发生全面冲突的可能性看起来很大，但双方合作的利益太大了。世界上有许多重叠的利益。中美间也有。

　　③我特别担心中美关系恶化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如果一直和美国敌对下去，要想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是很难的。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军国主义不是爱国主义。冷战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武力不是维持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国家的强大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而军事实力是不能简单转化为经济实力的。由于中美在发展上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国家，中美经济不是竞争，而是互补的。一个巨大的资金、技术同一个巨大的市场相结合既是中国跻身强国之林，也是美国保持长盛不衰的必要条件。美国固不希望中国强大。在充满国家利益矛盾的这个星球上谁希望别人强大？印度希望中国强大？菲律宾、越南希望中国强大？问题不在于别人是否希望自己强大，而在于谁能向自己提供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技术帮助。在此意义上，中国除了西方和美国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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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



　　　　　　　　　　　　　　　　刘亚洲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
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
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

　　１９７２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
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
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
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
阳。”

　　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
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
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
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

　　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
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
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

　　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
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
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
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

　　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
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
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
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
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
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
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
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
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
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

　　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
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
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
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
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９. １１”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
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
看起来我们从“９. １１”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
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

　　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国
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
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
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
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
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
身就知道了。

　　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
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
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
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
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９. １１”是
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
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９. １１”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
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
钧一发。

　　楼上的人们通过ＥＸＩＴ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
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
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
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
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９. １１”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
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
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
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
神啊。

　　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
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
法尼亚坠毁的那架７６７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
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
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
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
斗。什么叫民×，这就是民×。民×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
骨髓中。

　　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
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
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
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
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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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资料]

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巳成为历史，我认为，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美军是我军的老师。在过去的百年中，美军对空中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最直观、最形象的诠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军就在战争中重视使用空中力量。二战后开始主要以空中力量参战。海湾战争基本以空军参战。科索
沃战争主要以空军参战。阿富汗战争完全以空军参战。一个世纪来，美军参与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战争，从来没有遭受到比对手更重大的伤亡，而且伤亡越来越少，直至零伤亡。这是因为美军始终紧扣军事革命的脉搏，不敢须臾落后。悠悠百年，它既凭强大的国力，又凭先进的技术，更凭前卫的思想，—直领导着世界空军的潮流。英国人曾靠战舰统治世界。美国人则把世界置于它那双硕大的飞机翅膀的阴影下。美军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先进的军事战略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战略；有什么样的战略，就有什么样的军队。军事战略也是治国之道。战略是行动的先导。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自己的战略，但这些战略多数有措施而没有境界，有细节但没有全局。要么不变，要么多变。而美军的战略始终是清晰而坚定的。正如全部二十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中东石油以及石油运输线而制定的那样，美军的发展战略差不多始终是以航空力量为主线而进行的。美国军事战略的突破口选在空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美国海军都一直在干着空军的事情。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克林顿、布什的NMD、TMD计划，都属于空军战略范畴。这些战略已经由天空升往太空。天空是太空的基石。太空有一天会成为战场。在太空成为真正战场之前（目前还不是)，空中战场仍是主导战场。看看美国以前做了什么，就知道它以后要做什么。它将赖在天上不走。由于居高临下，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巩固美国的地位。美军的发展代表了未来军队发展的趋势。
(二)解放思想

    有趣的是，美国人并不成天叫喊解放思想，但其思维始终是开放的。我们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规定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可我们的思想就是解不开放不开。有的国家沉溺于过去，而美国人眺望未来。美国没有历史，因此它也没有包袱。它最善学习。因为学习，所以容纳；因为容纳，所以智慧；因为智慧，所以敢想；因为敢想，所以创新，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的民族，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对军事而言也一样，那些最善于对军事力量进行战略转换的军队一定是常胜军。美军最强大，却最有危机感。这也是它思想解放的标志。它敢于憧憬胜利，也敢于憧憬失败。美国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本土一百三十年无战事。但美军报纸天天聚焦于国际冲突的热点，天天讨论美国怎样应付各种挑战，仿佛敌人已经逼到了家门口，美国已到战争边缘。普京说：“伟大的美国历来被对手低估。”我认为这主要是指美国人开放的思维而言。由于新军事革命汹涌而来，中国军队已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新时代对旧时代的淘汰是毫不容情的。面对这种浪潮，我们需要革新的决不仅仅是手中过时的武器装备。

(三)科技的力量。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想，能不能说它也是第一战斗力呢？任何一项重大的发明，都注定将被强制性地首先用于战争。这是铁定的法则。现代科技一日千里。军事需要科技，科技反过来又推动军事革命，二者是双胞胎。美国最重视科技。我曾戏称：五角大楼的空气里都飘着创意。李政道曾对邓小平说：“美国百分之七的人是科学家。这些人全心全意在搞研究。”这股力量是可怕的。科技不仅改变了物质世界，甚至改变了精神世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凡是说出来的，就已经过时。一切不可能均可变为可能。

  摘自[战略演讲录]之《空中力量对大国与历史的意义》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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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与一位县委书记的谈话---刘亚洲
                                       

● 刘亚洲

　　县委书记：L先生，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但您时间短，马上就要走。我只好挑最重要的问题了。您知道，我们县是个贫困县，以农业为主。县委书记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农业。当前，“三农”问题已成为国家一个严峻的问题，你能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L先生：我以前当过兵，但对农民问题始终是关心的。中国是个农业国。中国军队有着强烈的农民烙印。常说共军的大陆军意识浓重。陆军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农民。因此共军还算一支农民军。农民军怎么能不关注农民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农民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共军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很少有人把中国军队和农民问题结合起来看。其实这二者密不可分。你看，共军最大的兵源来自农民。他们的素质基本是农民的素质。他们的观念也是农民的观念。部队中乡土观念很重，还有山头主义，无一不是从农民习性上派生出来的。
　　
　　县委书记：有道理。
　　
　　L先生：共军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它成军至今，快八十年了，基本没打过败仗。纵观中国历史，共军能够媲美秦军、汉军、唐军，早期清军，比宋军强，比明军强，比晚期清军更强。我们面对的敌人总是比我们装备好，无论是蒋军、美军、印军，但为什么共军战无不胜？这个原因恐怕还要从农民身上寻找。中国农民数千年来艰辛劳作，劳动强度极大。天灾频仍。环境恶劣。农民与天争食，特别能忍饥耐劳。这样的人一旦从军，能迅速形成战斗力。锄把子和枪把子是联通的。他们也许没有远大的理想，也许不懂高深的技术，但最能吃苦。作风顽强。农民根植于大地。共军在地面上不让任何一支劲旅。到天空和海洋上也许是另一回事。朝鲜战争中，共军进攻时除了吹冲锋号，还敲锣。美军士兵最怕听见那刺耳的锣声。每忆此景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农村里庙会跳大戏的。共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荣誉，本质上讲是应当属于中国农民的。
　　
　　县委书记：想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
　　
　　L先生：也有另一面。中国农民，主要是汉族，世世代代的劳作形式是农耕，终生脸朝黄土背朝天，他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脚下这块土地。他们缺乏游牧民族那种广阔的视野，更缺乏渔牧民族也就是海洋民族那种开拓的勇气和精神。中国军队历史上很少有远征，哪怕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很少，便是此理。
　　
　　县委书记：唐朝军队也许是个例外。
　　
　　L先生：唐朝实则是鲜卑人的王朝。只是有人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鲜卑是马背民族。
　　
　　县委书记：清军呢？
　　
　　L先生：初期清军一往无前，马背上得天下。后来它向农耕文明投降了。晚期清军不堪一击。它是在马背下失去天下的。
　　
　　县委书记：不错。
　　　　　　　　　　　
　　
　　一、用观念战胜观念
　　
　　L先生：“三农”肇始于这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中国自古至今一直以农业立国，农民人口非常庞大，对社会的稳定性极其重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变流民。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这个称呼古来有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就被统治阶级污蔑为“流贼”。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另一个称谓我们耳熟能详：“盲流”。其实，“盲流”和“流民”有血缘关系，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流民有两种，一种是有根的，一种是无根的。无根的更具破坏性。解决办法是让他们生根。
　　
　　今天，中国的农民问题很严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面临无数的困扰、焦虑和难题，而最大的世纪性难题是农民问题。我在同一位中央首长谈话时曾提到过“农民危机”这个词，我不知道有什么词能比它更准确。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中国。毛泽东在打天下时特别重视农民。他的法宝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起于贫瘠的农村。革命成功了，革命万岁。农村依旧贫瘠。贫瘠的农村今天会不会再起革命，这个命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民的革命性决不能低估。湖北的红安县走出了两百多个将军，全是农民。两位国家主席也是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你比我清楚。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文章如山，事例如海。李昌平就是咱们湖北人，他的书《我对总理说真话》是一个制高点，《中国农民调查》是另一个制高点。这些书我都看过，但感到不满足。他们疾呼有余，深思不足。过多的现象掩盖了过多的本质。激情取代了冷静。农民问题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何在？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找原因。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纺织业是中坚力量。后来一度纺织工业大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他们寻找原因，发现问题出在羊毛上。羊毛供不应求。羊毛少是因为羊少了；羊少了是因为草少了；草少了是因为授粉的蜜蜂少了；蜜蜂少了是因为破坏蜜蜂的老鼠多了；老鼠多了是因为猫少了。所以，英国人从养猫开始，将此作为恢复纺织业的发端。猫多了，老鼠少了；鼠少，蜂多；蜂多，草多；草多，羊多；羊多，羊毛多。纺织业重新振兴。这一历史事实应当对我们有启迪。
　　
　　县委书记：L先生，你说中国农民的“猫”是什么？
　　
　　L先生：我认为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什么观念？歧视农民的社会意识。此观念存在已数千年矣！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不公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
　　
　　中国虽然是个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链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包括深植在农民自己心中。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贪官犯罪后，在法庭上请求宽恕时，都说只要能留他一条命，他哪怕下乡种地都可以。种地的怎么啦？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的观念在作祟。农民莫非连罪犯都不如？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向毛泽东乞求时都说过相同的话，更不用说其他人了。现在城里人犯了罪，惩罚措施之一仍是吊销其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本不是什么“接受再教育”，一是惩罚，二是转嫁城市危机。所以文革结束后，它首先受到纠正。
　　
　　美国有种族歧视，中国有阶层歧视。城市越大这种歧视越严重。有个农村人来北京探望亲戚，刚出北京站，一股冷风吹来，他打了个大喷嚏，鼻涕喷溅在地上，顿时从斜刺里冲出来五六个“小脚侦缉队”，人虽老，声音洪亮，说他随地吐痰，要罚款五元。农民嘟囔一句：“北京人怎么这样？”老太太厉声道：“那谁叫你来的？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农民内急，找厕所，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还得买票。卖票处距厕所有几百米。农民心想：果然是首都，厕所都像个衙门。乘公共汽车，虽说是无人售票，可一个形象很泼辣的女孩把在门口，用一根竹竿啪啪地敲打，喊着：“投币！投币！”到亲戚单位，门卫就像警察似的，审犯人一样地审问他：哪儿来的？有介绍信吗？和要找的人是什么关系？农民气极，返身就走，发誓永不进京。
　　
　　都说美国妖魔化中国，我看中国人自我妖魔化倾向最严重：后人妖魔化前人，大城市人妖魔化小城市人，群众妖魔化领导，当然有时领导也妖魔化群众，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妖魔化工人，然后这些人一起加起来妖魔化农民。可悲的是，农民一旦变成非农民，也立即翻脸，加入妖魔化农民的行列。
　　
　　县委书记：这种歧视观念是怎么形成的？
　　
　　L先生：根源还得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我认真思考过，中国文化中有两个东西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一是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统治者都极其重视人口数量的多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古代战争都是打规模，驱民作战。打规模就是打人口，换句话说就是打农民。毛泽东说：“人少好吃馍，人多好干活。”就是这种规模思想的体现。于是，人口越来越多。中国现在所以可以被称为无可争议的“大国”，最过得硬的指标就是人口世界第一。历代统治者从来把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视为竞争的资源，视为实力，而不视为“人”。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有哪一条是为农民说话的？统治者利用农民来改朝换代。一个时期被战乱消耗掉的人口，在和平时期里总是被加倍地生产出来，一直达到另一个饱和点，便又发生新战争；人口再减，再制造。绵绵不绝的人口为统治者的私欲提供支援。朝代换来换去都是一样的面孔。农民被驱来赶去都是一样的悲惨命运。
　　
　　第二，中国古代所奉行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都是反智的，也就是说都是愚民的。维护皇权非愚民不可，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愚民首先是愚农民。在中国实行数千年之久的小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不仅是封建王朝的保障，也是愚民的最佳策略。农民的生存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农民而言，生活是什么？就是为生而活。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到贫穷的陕北采访一个放羊的青年农民，问他：“放羊干什么？”农民答：“挣钱。”“挣钱干什么？”答：“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儿。”“生娃儿干什么？”“放羊。”“放羊干什么？”“娶媳妇。”这已成为中国最经典的对话之一。古老的亚细亚式的农业环境使农民一代一代地异化。聪明才智在这种异化中消失殆尽。人性也在这种异化中变形。在小自然经济方式中，你的得益就是别人的损失。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高兴不能与别人分享，而痛苦必须传染给别人。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农民的葬礼，农民在哭死去的父母时，惊天动地，泪飞顿作倾盆雨，仿佛非要把亡人哭醒，下决心不让死者安息。我后来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即兴表演。把高兴微缩，把痛苦放大。西方人的葬礼完全不同。他们在承受痛苦时，尽量忍住眼泪。他们认为悲伤属于自己。他们总是把高兴与别人分享。
　　
　　农民对土地眷恋越深，封建王朝的统治就越巩固。农民的视野很难逾越过自家的田头。改革开放初期，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亩三分定天下。”当时实行包产到户，很多农民分到了一亩三分地。不要小看这一亩三分地，就是这块地，农民就很满足，惬意，在那里精雕细刻。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令人感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大学读书，有一次去“支农”，逢长江发水，荆江分洪。数十万农民必须抛弃土地，搬离到很远的地方。明天就要分洪了，可当天夜里，很多农民还返回地里打了最后一次农药。我久久不语。这种恋土情结虽令人唏嘘，却是反智的。农民只有彻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一会儿还要谈到。
　　
　　坦率地讲，我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处理农民问题亦有重大失误。毛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的。他在咱们湖北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我认为他写的第一篇革命文章是《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他本人也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他也是依靠农民打下的天下。但悲惨的事实是，近几十年来对农民的歧视有增无减。对农民的压榨迫害之酷烈，也是仅见的。今天中国农民问题那么严峻，其实种子是在毛泽东时代就种下的。共和国领袖以农民之身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农民的事。这是国家之幸还是不幸？还是毛主席说的好：“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包括教育毛泽东这个农民本人。
　　
　　李昌平《我对总理说真话》一书对现实的观察相当敏锐，但对历史的评述却有偏差。他否定现在，肯定过去，尤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政策。这很不准确。五十年代我们的作法还不如历史上某些统治者。专制王朝有时还会让农民休养生息，可我们简直不让农民喘口气。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被强迫着立即加入互助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农民深恨公社。因为这是变相地不花分文地把农民手中的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并以“剪刀差”形式巧妙地占有农民全部的剩余价值。有一组数字，很说明问题：从1978年到1995年，国家财政总支出，从1122.09亿元上升到6823.72亿元，增长了6.1倍；而用于农业的支出从150.66亿元上升到567.22亿元，增长了3.8倍。但同期内，国家财政总收入由1132.26亿元上升到6242.20亿元，增长5.5倍，其中农业收入由31.65亿上升到362.05亿元，增长11.4倍。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比例在增长，但社会对农民的反哺比例却在衰减。农民彻底沦为无产者，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就是“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起，首先拿人民公社开刀。再接着，就是“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灾害”、“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被重创，伤亡之惨重，我的著述中多次提及。即便如此，农民还是忍耐下来。有一次，向越南运送粮食的车辆在四川境内被一群饥饿的农民拦截。他们爬上车，割开粮袋，捧起生米就大嚼大咽。一农民看到粮食上有“援越”字样，立即大喊：这米吃不得，是给越南兄弟的！所有的农民立即住手，连吃进嘴里的米都吐了出来。还把口袋缝好。多好的农民呵！当年为马寅初平反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看到了有关马寅初的案卷，感慨万千，含泪说：“共产党应该起誓，不能再迫害知识分子了。”我觉得这话用到中国农民身上也合适。
　　
　　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灭亡。我们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死死摁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底层。只要祖上是农民，就有可能世世代代沿袭下去。鲤鱼有“龙门”，农民有“农门”。要想跳跃“农门”成为城镇户，农民们像刘邦一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不愿出去。一道户口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多数农民在这道沟前倒下。少数人过来了，旋即加入挖沟的大军。这种户籍制度距现代文明太远了。户口之墙与其说建在世上，不如说建在人的心上。宫希魁有篇文章《用大视野审视农民问题》里，有句话很深刻：“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没有‘工作’。”农民自己也这样认为。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单位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则不需要。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选用临时工的规定》明确提出：“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从此，“盲流”这一带有巨大侮辱性的称呼成为农民的耻辱和标记。毛泽东可能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民国初期，他可以无需带任何手续就外出求学，甚至拿着一封私人的信函就到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县委书记：L先生，你说的真是深刻。
　　
　　L先生：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我们歧视农民的观念无处不在。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纳税群体，可农民却享受不到任何纳税人的待遇：没有公费医疗，没有养老保险，更没有城里人那么多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待遇。试问，这公平么？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歧视农民的观念。用观念战胜观念。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考题，我们要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要从剖析和改变中国文化入手。光治表不治里是没有用的。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在农民问题前翻了船。毛主席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前翻了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的休养生息。然而，今天，改革的思路即将用尽。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恩惠即将用尽。时代在发展。昨天不代表明天。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较过去而言富裕了许多。在那段时间，家已经与集体、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还是在荆江分洪区，1998年大洪水时，农民自发地保卫家园，决不后退。没有人来号召和鼓动他们，全是自发。村干部说：谁比较富裕谁就比较积极。“不用喊，上堤跑得跟兔子一样快。”今天，改革深化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我们必须与时代同步。
　　
　　二、把八亿农民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
　　　　　
　　L先生：高金钿在谈到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安全真正的目的与其是寻找战斗或战争的胜利，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把这个观点套用到农民问题上来，我觉得与其帮助农民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如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农村的战略态势是什么？我认为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安全需要战略家。解决农民问题何尝不需要战略家？战略家是强者，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世界，改变世界，这是愚蠢的。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高金钿称此为“替天行道”。整个中国的潮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她的上层建筑不变行吗？她的基层和最底层不变行吗？如果不变，不是旧的上层建筑吃掉新经济，就是新经济吞噬旧的上层建筑。邓小平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就是此理。
　　
　　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党和政府的事，又不全是党和政府的事。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不能把这批人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来，那么你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在中国生根。顶端和末梢同时发动，两场战役，胜利会师，乃中国世纪之幸。两场战役目的相同，形式不尽同。顶端搞党内民主，末梢搞村民自治选举。可以有先胜后胜，甚至允许失败，却不允许不打。只要投入战场，就会形成高金钿说的“有利的战略态势”。
　　
　　县委书记：我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我指的是“顶端和末梢”。
　　
　　L先生：我提出的实际是个很严肃的话题，即“农民参政”问题。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提过这个说法，但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不，是从我心中跳出来的。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开明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而现在，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有一种看法，上层先把政治体制改革弄妥了，再普及农村。这颇类似一些经济学家前几年提出的“淋下效应”。洗澡时喷头淋水，浴缸满了，自然就漫出来，润泽其它地区。当时提出这个观念是针对西部发展的，核心为：不管西部，一味发展东部，东部大富，西部自然会被带动。“淋下效应”用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是不合适的，这样做是不能够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有句玩笑话：我们乡下人才开始用纸擦屁股，你们城里人已经用纸擦嘴了。一个看似粗鄙的玩笑反映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县委书记：农村已经开始进行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我们县也搞了。
　　
　　L先生：现在的这种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选举尚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这种选举还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我指的是推动者。农民往往对选举抱无所谓的态度，参与意识极其淡薄。第二，允许和推动这种选举的人或部门意识深处有私秘：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少，离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大利益核心地位甚远，因而运作起来阻力小。这种心态决定了这种选举的“做秀”成份大于实际内容。第三，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有待明确。从政治常识上讲，通过上级组织部门选拔和任命的干部，大部分情况下只对上级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上级给的。村党支部就属于这种情况。通过广大群众选举的干部应该对群众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群众给的。村委会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现在的状况是，党支部权力垄断。在农村真正说了算的不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而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在重大决策上必须听命于村党支部。这样做也许在中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党领导一切，但会损伤村民的选举积极性。现在农民对选举的热情已减。他们由热烈变为冷静，由冷静变为冷漠，由冷漠变成冷酷。再加上有些地方操纵选举，让民主走形式，搞口服心不服，或搞“手服心不服”。
　　
　　不久前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村里搞选举，一个谋求连任的村委会主任，民愤极大，外界都认为他肯定会落选，但他在发表竞选演说时非常自信，口气也特别武断。他说：“我已经当了一届村委会主任，该捞的已经捞得差不多了。如果你们不选我而选另一个新手，他没尝过当官的滋味，捞起来肯定比我更厉害，更贪婪，你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村民们果然认为理由充足，真的就选了此人。有人听到这故事时笑了，我根本笑不出。这故事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对选举的冷漠，二是农村的腐败问题已到了不得不引起关注的程度了。这或许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许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
　　
　　县委书记：对此我有同感。
　　
　　L先生：前不久，我专门利用休假时间到一个贫困县去看乡村选举，碰到一个农民，我同他聊起来。他告我：“吃不饱饭。”我说：“种地还吃不上饭呀？”他说：“我不种地了。”“为什么？”他说：“种了还不够给那些当官的呢。这也提成，那也提成。这也缴税，那也收费。种了地收点庄稼自己都不够吃。”我问：“这样的官你可以不选他呀。现在不是有乡村选举吗？”他说：“选举？谁选他了？他的官位都是掏钱买的！谁掏钱多谁当官。一个选的也没有。上面命令谁当啥谁就当呗。”他说他们乡的书记用贪污的钱买了个副县长的职务。
　　
　　在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无几。也许有数量上、方式上的差距，但质量肯定一样。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已经不是个人道德的考验，而是整个农村政治制度的疏漏。全国都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全国逾八成以上的财富掌握在不到两成人的手上。农村情况更甚。
　　
　　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猛于虎。农民最根本的负担在于供应城市居民低价粮及低价工业原料。政府则对主要农产品的购销进行垄断。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主要谈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官与民的比例，成了农村社会的大肿瘤。农民要养庞大的官僚群体。这又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基层政权无非是一个县衙一个县太爷，两三个师爷，几个衙役而已。但今天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未变，你看看我们寄生在农民身上的基层干部增长了多少？数量惊人，不，骇人呵。就举咱们县为例，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光衙门就有几十个。还不包括乡镇到村那些小衙门。衙门再小，也是衙门。衙门不大，蝗虫不少。编制动辄上十上百。享有特权的蝗虫们的胃口又出奇的好，“三百座名园一扫一个空”。我亲耳听到农民说这样的话：解放前压在我们头上的是三座大山，而现在压在我们头上的是数不清的大山，根本透不过气来。书记，你给我说一下农民究竟有哪些税要缴纳？你想到多少说多少。
　　
　　县委书记：农民要向村里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是最基本的。还得交乡镇政府的计划生育费、乡村道路修建费、抚优费、烈属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
　　
　　L先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农民苦不堪言。当年我去河南一个县出差，这个县竟然还有向做馒头的人收费的“馒头办”。收税天经地义，但税费太多，或太高，会抑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国民收入反而会减少。有谚曰：“这达标，那达标，都要农民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不管农民怎么办。”“身上三把刀，镰刀、犁刀和税刀；头上三个霸：村霸、乡霸和税霸。”而他们交纳的税费，首先在最基层就遭到腐败糟蹋一遍，继而被层层糟蹋。叫“轮奸”也不为过吧。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任职的四川。有一个女孩子，税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中部一个贫困县的某乡镇担任税务员。该乡镇位于万山丛中，农民居住分散。女孩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艰辛跋涉，去各村收取那微薄的税款。有一天，她翻了四座山，趟过三条河，几次掉进冰冷的河中，只收了三块一毛六分钱的税款。回到镇上已是掌灯时分了，税务所所长见她风尘仆仆，动了恻隐之心，说：“走，跟我出去吃顿饭。”所长带着女孩来到县城，走进一个饭馆。女孩被里面的情景惊呆了：乌烟瘴气，杯盘狼藉，乡镇的干部大部分都在，一个个喝得醉熏熏的，大呼小叫。女孩怯生生地问所长：今天是不是有重要活动？所长笑了：“有什么活动？天天如此。”女孩愣了半晌，突然返身冲出饭馆，面对着阑珊的灯火，放声大哭。她到现在手里还紧紧攥着今天收来的三块多税款呀。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共产党从此失去这个女孩子了。
　　
　　县委书记：大吃大喝我们这儿也很严重。
　　
　　L先生：哪里是大吃大喝那么简单的？这是权力腐败。这就带出了我要说的第二点：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会带来绝对性腐败。我的看法是，腐败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腐败，一种是绝对性腐败。民主制度也无法消除一般性腐败，而专制体制必然造成绝对性腐败。这两种腐败区别何在？一般性腐败源于人性内在的贪欲，源于道德自律的丧失，权力制度的任何缝隙都将孕育腐败的种子。而绝对性腐败则直接产生于权力制度因为垄断性的权力制度的本身就是腐败的最佳土壤。一般性腐败产生于个别的腐朽分子，而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整体的制度。为什么所有的农村都有大吃大喝？为什么大多数农村群众与干部都尖锐对立？其道理就在于此。
　　
　　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农民，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怀的。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既得利益的政党，不可能真正关心贫困者。这样说肯定是错误的，但许多党的基层组织肯定存在这种倾向。跟印度等其它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者不但衣食无着，就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只有任人宰割。
　　
　　农村的两极分化比城市毫不逊色。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阻碍了农民对发展的参与。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视察了秋季黄河水灾的灾区山东省东明、鄄城二县，发现那里有些乡镇干部的豪宅比解放前的地主庄园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锦涛问张高丽：“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高丽说：“这是腐败和渎职行为。”胡锦涛说：“说明白些，这是犯罪行为，要逼农民上梁山。”我们经常教育人民包括农民，要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对国家充满信心。但腐败将一切教育击得粉碎。当前贪污和腐败，似乎有种紧迫的、时不我待的意味儿。正是在腐败分子身上体现出的这种紧迫感，使老百姓每每觉得这些干部首先对事业、对国家没有信心了。如果他们对国家有信心怎么会那样？有次吃饭，一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对我说：“贵党党员首先自己不相信党，要老百姓怎么相信？”他微醉，居然称我党为“贵党”了。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情况相当了解。他讲了一件事：前些日子回家，他看见一个本家的叔叔，手里拎着一只鸡，去给乡镇干部送礼。他问叔叔干啥去，叔叔说：“干啥去？我^_^送鸡去！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开枪打鸡。国民党来了，那些兵进院子抓鸡。土匪来了，到鸡窝里掏鸡。现在好啊，村干部不抢不抓，你主动给他送去。”
　　　　
　　农村本来就存在着两大问题，耕地锐减和人口激增，再加上腐败问题，三个问题激荡冲撞，极有可能爆发危机。中国的人口问题自清中叶之后已相当严重。太平天国运动产生就与人口压力直接有关。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进行民主选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进行包括农村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上层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
　　
　　县委书记：盲流问题也使乡镇政府都感头痛。
　　
　　L先生：解决盲流问题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盲流处理得好，是国家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①这些人在当地都是富余的劳动力，精力无处发泄，如不允许他们走动，势必在当地聚集滋事。②他们流到外地，一门心思赚钱，就无精力旁骛了。③盲流多来自贫困地区，他们每年寄大量的钱回家，无疑带动了家乡经济的发展。四川打工仔和打工妹每年寄回去的钱，接近全省的财政收入，有人说还超过了。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城市的生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已不像以往那样非常容易地消化源源不断涌入的农民打工者。同时，农民打工者由于户口门槛不能享受城市设施和福利，没落为城市边缘人，成为无恒居无职业的游荡不定的数量惊人的无产者群体。一个农民，如果离开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前年我曾到深圳监狱里访问过一个农村民工的死囚。他这样对我说：“我们这些人生来一条烂命，吃不饱穿不暖，受人歧视，死无所谓。”显然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的心态，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这些人一无所有，所以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有句话说：知识分子怕共产党，共产党怕农民。个中滋味，很令人回味呢。
　　
　　好几年前就有人谈论“陈胜吴广”。那是对农民领袖的呼唤。我对改革开放至今的农民领袖问题做过研究，我认为农民领袖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领袖是从农村宗族中产生的。在同一地域的农民，由于土地、水源、山林在一起，往往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利益共同体。表现形式上就是宗族势力。同时，家族色彩也很浓重。第二阶段，农村领袖是带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典型人物是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有一位打过仗、负过伤的高干到大邱庄参观，质问禹作敏：“有了钱就搞特殊，你凭什么坐这么好的车？”禹作敏的“坐骑”是奔驰 600，价值百万。禹作敏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带着穷人打富人，而我，是带着穷人变成富人。”第三阶段，也就是今天，农村中崛起了一个农民领袖群：“减负代表”。湖南、江西等省近几年影响较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台前幕后都有人组织操纵，这就是“减负代表”，又叫“减负英雄”。他们为数虽少，却无不一呼百应，具有“翻江倒海”的能量。这些人的特征是：一般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大多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一定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境较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对国家有关农业的文件和政策比较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处理农村群体事件的基本态度。
　　
　　县委书记：经您一点拨，我豁然开朗。我们县发生的几起农村群体性事件，我在处理时就明显感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影子存在。我当时称他们是“黑手”。
　　
　　L先生：说错了，他们不是“黑手”。这些人应当称作“红手”才对。比起乡村那些腐败的干部，他们不知要好多少倍。他们一般不骂共产党。就是骂，也是“儿子骂老子，有口无心”。如果乡村自治选举能把这些人选为领导人，肯定有益。我老家安徽宿县有一个村是有名的“上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上访过。组织他们的人就是一个“减负英雄”。后来在选举中，把这个人选为村委会主任，这个村子从此再也没有上访告状的。
　　
　　这个问题再一次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而这样做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民参与到社会政治中来。中国的改良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缺少人民的参与。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胜利，就是广大人民全身心充满热情的投入。
　　
　　我还想说说农民民主与农民素质。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
　　
　　县委书记：我想请教一个具体问题，怎样做才能使农民参与政治体制改革呢？
　　
　　L先生：我看至少有三点：一、大砍衙门，砍它个落花流水，砍它个头破血流。此乃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农民减了负，才有政治热情，正面的政治热情。负担如虎，农民也会产生政治热情，那就是负面的政治热情。所以，精简机构特别精简基层机构的问题，务必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上来看。二、对农民而言，这权力，那权力，首要的是受教育的权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普遍的贫困和文化水平低下，是很难产生民主的。农村一切问题都与教育有关。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的不公平。农民意识的基本四要素是：“愚”、“穷”、“弱”、“私”。这四点互为因果。李国文曾说过，中国的所有的事情都坏在农民意识上，这话确实是不错的。农民读书少，知识就少；知识少，就多生；一多生，就受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对一千多个农户做过家庭婚姻状况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青年的通婚圈子直径范围不超过二十五公里，其中仅在六公里范围之内的就占了近百分之八十。社会学家称为“小盆地婚姻”。十几年过去，这种状况改变了多少？你应当比我清楚。
　　
　　县委书记：基本没改变。在我们县，很多青年农民婚姻对象的第一选择是本村人，因为大家相识，知根知底。这样的婚姻最牢靠。
　　
　　L先生：第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给农民以公平待遇。今天中国充斥着许多不公平，但最被漠视、命运最悲哀的是人数最多的农民。李昌平含泪上书：“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我觉得此话应改为“要给农民以公民待遇。”国民和公民在本质还不完全一样。英文“公民”一词中就含有城市的意思 ──CITYZEN。民主的前提也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国民意识。虽是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我们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八亿村民变成公民。因为缺乏公民意识，农民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虽极多，却无组织，没有凝聚力。不是洪流，也不是人海，而是黑压压的乌合之众。八亿农民居然没有代表自己的组织形式。你看，我国工人有工会，它是正部级单位；文艺家有文联，正部级单位；作家有作协，也是正部级单位。学生有学联，企业家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唯独农民阶层是个例外。为什么不能成立“全国农会”，像“全国工会”一样？
　　
　　县委书记：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L先生：有一个人叫董时进，可能你没听说过，他在1947年时成立了一个“中国农民党”。他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他的一些观点到今天还值得探讨。譬如他说：“华北有剥削性，而江南没有。”“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农民只是在分得土地后，暂时的情绪高涨了一下，过一段时间就是会低落的。”他反对我党的土改政策，因而遭到批判。1949年，中国农民党在北平解散。
　　
　　我党在夺取政权时，各地都有农会。夺取了政权后，反而抛弃了这种组织形式。一个靠农民运动起家的政权，如果忘却和背叛了农民，终将会面临来自农民的挑战。1993年3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全国所有农业大省和主管官员集合在北京，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蜂起。几天后，他便卸去一切职权，回到家中颐养天年。十二年过去了，万里的批评犹在耳边，可农民问题依然严重。
　　　　　　
　　三、让农业真正走向市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后，我国的政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行割断了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自然流通。表现在政治上是确立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制身份制度，农民沦为二等国民。在经济上，从农村汲取过多。把农民作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劳作主体，却不是农业经营的利益主体。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中国既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肯定长期以来是经济的主体。农民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由于农民阶层处于分散状态，由于千年以来的歧视农民的观念作祟，由于政治体制的缺陷，农民长期以来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无法成为社会利益分配的主导者和操纵者。
　　
　　为什么说今天的中国农民还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呢？有三个原因：①农民只有生产自主权，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按经济学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农民在无利或微利时，应当可以选择不生产以规避风险。但目前农民不能自主，说明农民尚不能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还在服从一种意志经济。②农民只是义务主体，而不是权利主体。③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产前、产中、产后），只有“产中”的权利，产前和产后有利可图，却被权力部门垄断。比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再高，农民也得买。因为供应渠道单一。价格与市场脱节。农产品价格再低，农民也得卖。收购渠道依旧单一。不卖就只能烂在仓里。
　　
　　鉴于此，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对立情绪越来越大。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说过一句话：“国家与家庭永远是作战的。”讲的是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存在着永恒的冲突。以此来形容目下中国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很贴切的。农民为国家创造了那样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在城里转化为条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城市人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些补贴，这些补贴却没有一点农民的份儿。农民在财产上的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构成了中国农民最显著的特点。政府追求稳定，把大量精力放在城市，仿佛城市不稳定就是国家不稳定。农村不稳定总不如城市不稳定来得凶猛。只要不酿成全县、几个县、几个地区的大规模事件，就不必挂心。
　　
　　县委书记：不合理的东西被穿上了合理的外衣。
　　
　　L先生：今天，农民问题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国家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可农业仍然被桎梏在计划经济的紧箍咒里。农业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再说明白一点，农业还不能算一个独立的产业，还没有独立自主地进入市场。八亿农民生产了农业产品，不知道市场在哪里。
　　
　　县委书记：说得好！
　　
　　L先生：只要农业不真正地走向市场，农村就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农村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农民就始终是土地的奴隶。只要农民是土地的奴隶，中国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小康社会”，也就是说不能形成一个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没有宪政，就永远没有真正的现代化。只要农业产品一天被市场边缘化，农民就始终是社会边缘人。
　　
　　县委书记：L先生，你认为应当怎么办才好呢？
　　
　　 L先生：求诸于人不如求诸于己。农村改革触及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问题，难度空前，但没有退路。好在中央十分重视，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上头重视了，你们下面千万别忽视。我不想开出解决农民问题的药方，但我有自己的思考。总起来说，就是：要有大思路──彻底解放农民；要有大前提 ──给农民以公民待遇；要有新战略以社会发展为中心；要有新举措──社会反哺农业、反哺农民。无农不稳，无商不富。不看重农民，要吃大亏。中央已深刻地看到这个问题，农民问题正被列入各项议事日程。中央决定在五年内减免所有农业税，令人鼓舞啊。我说过这样的话：“农村的胜利不是最后的胜利。”但没有农村的胜利，就没有其它的胜利。
　　
　　我注意到，个体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媒体称其为“新农业革命”，即在农村实现“零税赋”。这与中央精神是一致的。当然，“零税赋”只是可喜的第一步，后几步要紧跟上。光免税赋远远不够。其实，每年征收农业税的成本相当高，甚至与农业税总体持平，再征收的话根本不合算。与其把“零税赋”看成是经济行为，我看说它是政治行为也不为过。仅举一例，收税过程已使农村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许多农民印象中，乡镇干部要么不上门，一上门就是收税的。
　　
　　县委书记：L先生，你的一席话既是警世恒言，又是喻世明言。这些话我从来没听到过。我曾多次去省里，去北京，和很多农业问题专家座谈，他们的见解反而不如你深刻。这真奇怪。读了你的书，我认为你的外交思考也在职业外交家之上。
　　
　　L先生：折杀我也。如果非要我说，我想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深刻认清局势。真正在思想和理念上做到与时俱进。举例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解决了“主人”问题，现在则要解决“主体”问题。
　　
　　什么是“主人”问题？即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主义的农村，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农民为什么不热爱土地？土地为什么种不出庄稼？为什么“十个社员九个贼，你不去偷你怪谁”？国营工厂工人为什么不热爱机器？大庆油田赢利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高兴？大庆油田亏损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伤心？过去，生产队里死一头牛，社员欢天喜地等待分肉。现在农民家里死一头牛，全家都会掉眼泪，会伤心地一天吃不下饭。是主人就是主人，不是主人装不出主人。是主人就会爱惜国家的财产。是主人决不会盗窃自己的财产。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主人”问题已然解决。
　　
　　“主体”问题是新问题。农民虽然成了自己财产的主人，但不是自己产品的主人。农业远未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土地、劳动力、资本应当自由流通，当然这种流通是以产业的自主和自由为先决条件的。我只能提出这个命题，而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多多，比如如何打破现行农村治理体制对农业中间环节的把持；如何打破现有的户口制度，使农民获得身份自由，从而导致农民直接走向市场，等等。这些都等待农业专家来诠释。
　　
　　第二，信息功能。农村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传递到高层决策部门，而这一点现在做得奇差。客观原因是，农村偏僻，交通不便。农民少文化，素质低。主观原因是，担负主要信息传递功能的县、乡政府及村委会，囿于自身利益，很难做到下情上达。一个乡镇干部就对我说，现在农村有两座金字塔，一座叫成绩金字塔，一座叫问题金字塔。前一个金字塔是倒着的，从村、乡、区、县、市、省、中央七级，凡是成绩，比如粮食产量啦，扫除文盲数目啦，节育人口数字啦，每上报一级，都要夸大虚报，以显示成绩。越往上越粗。“层层加水，水到渠成。”“层层加码，马到成功。”这个弊病是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为了鼓舞士气，消灭敌人一个连，说消灭了一个营。不想传到现在，遗害无穷。而后一座问题金字塔，则是顺立的，因为问题被一层层缩小。一路缩小上去，最后缩到中央一级，问题只剩下小尖尖了。这个比喻真妙。
　　
　　相反，决策部门的声音也被层层阻隔，农民们听不见或听不清。信息严重的不对称。上面知情，下面不知情。信息对有权者透明，对无权者不透明。最终没有权力获得信息的当然是农民。
　　
　　第三，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村的出路不在农业。我们要摆脱重农意识，逐步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关键是如何盘活潜在的资源。
　　
　　县委书记：是啊，“潜在资源”这句话值得思考。
　　
　　L先生：是要思考啊。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对青年说的：第一是思考，第二是思考，第三是不能总是思考。解决农民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尤其是，再过几年，中国农业将与世贸的农业政策接轨，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形势。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如强行接轨，很可能使中国农业危机提前引爆。这倒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个世界性的农民问题。去年九月，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韩国农民李京海为抗议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在会场外自杀身亡。接着是场外涌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者，他们高举着“WTO杀死农民”的标语牌冲击会场。韩国已是发达的工业国，人均收入一万美元。韩国的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还享有政府的农业补贴，其农民尚且不能忍受WTO农业政策的冲击，那么中国农民能忍受吗？李京海留下的遗言是：“既然活着不如死，就选择死。”我的韩国朋友说，这是一种至高无上、无法剥夺的最高权力。但愿中国农民不要只有这种权力。
　　
　　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实则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农业政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肯放弃农业。在这一点上，美国最为典型。美国的棉花成本是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的两倍，但美国政府每年都对棉花产业进行高达三十亿美元的贴补，使美国的棉花得以廉价倾销。哪个国家能与争锋？在今天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都是发达国家，而主要粮食进口国却都是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是传统的农业国。中国的农产品本来就没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与WTO农业政策接轨后，却挡不住发达国家对我的粮食出口。农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我心里酝酿着一个解决农民的终极方案，还很不成熟，现在应当马上做的就是取消农民的一切负担。原因：①农民参与国家竞争的需要；②中国农业GDP只占15%，却要养活70%的人口，这种结构面临崩溃；③对农民收费成本过高已背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④按国际惯例，中国应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了。
　　
　　最后，还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问题。人口是中国现代化一个长久卸不掉的包袱。我有一个感觉：人口在与土地作战。出路何在？答案恐怕还得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寻找。打个比方，中国缺水，但以色列更缺水，几乎无水，为什么以色列的农业位于世界前列？因为科技突飞猛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缺的不是水，缺的是科学。中国农业只有依靠科技才能突破。我来自西部，西部贫穷的农村最缺乏的首先是观念，其次是科学，再其次是政策，最后才是资金。
　　
　　县委书记：茅塞顿开！茅塞顿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L先生：就此打住。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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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破解共军战无不胜的神秘DNA

    共军是一支举世公认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从她成立那天起，至今80年了，她依然“神采依旧、光焰照人”。她的神秘令她的对手们一直都无法参透。当战争的硝烟逐渐退去，边关的枪声日趋宁静，市场经济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直陈我们面前之时，在一些人心目中这支军队的地位、价值和作用似乎在这潮流涛声中也变得逊色了。我们军队中有的同志在金钱、功名、利禄的世俗眼光直视之下，也有些迷茫、惶惑之感，个别人甚至丧失信心。
   
    刘志和、徐志雄、满绍华同志所著的《共军文化论》（共军出版社出版）一书，不但破解了对手们多年参悟不透之谜，也为我们廓清了眼前的迷雾：那就是“文化”。文化是军队生命体中的血液，是血液中独具特色的遗传基因——DNA，也就是共军独具特色文化的传承、延续和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她以凝重、深厚的历史积淀承载、传承着中华文明，孕育、铸就了雄踞天下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伟大精神。共军文化在传承、延续中华文化的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培育发展了自己独具特色、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文化，生成了享誉世界的共军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伟大精神。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革命和拼命精神，构成了共军文化的思想内核，筑起了我军雄视天下的精神长城，使我们这支军队虽饱经风霜却愈发刚强，千锤百炼愈发熠熠生辉，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80年来经久不衰、永葆青春的奥秘所在。
   
    共军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在风起云涌的军事变革的新形势下，挖掘、开发共军文化资源，保持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防止文化流失，培育部队战斗精神，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新的课题。《共军文化论》一书作者以锲而不舍的探研精神提出这一命题并作了开拓性和初步的诠释，无疑对引导全军广大官兵正确解读共军文化这一重大课题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思路，提供了一本鲜活、生动的教材。同时，它还带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无穷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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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 《王仁先》（早期）
                                       

1984年，中国与邻国在云南麻栗坡老山、者阴山一带爆发了边境冲突。一批军队作家到前线采访，我在其中。

　　当时我正在调查军队中婚姻问题，想就此写一篇论文。到参战部队，我也侧重这方面调查。我到了许多单位，吃惊地发现：参战部队中凡有未婚妻的官兵，战前大多都吹了。有一个女大学生给未婚夫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父母说：你要牺牲了倒也罢了，假如你断了条腿，或少了一支胳膊，那怎么办?”有一个连队进攻作战，异常惨烈，指导员等三十多名官兵牺牲。烈士遗体抬下来，指导员未婚妻的绝交信正好到了部队。连长集合幸存的官兵，当众念这封绝交信，一旁静静地躺着指导员的遗体。全连战士都哭了。

　　我在连队当过兵，知道战士们津津乐道女人。但在麻栗坡，情形大变，凡将投入战斗的部队，官兵均不谈女人，仿佛有约在先。只听过一件例外的事：某连组织突击队，连长和指导员争着要率突击队冲锋，争执不下，最后连长怒了：“老子是结过婚的，摸过女人!我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了王仁先的故事。

　　
　　王仁先是某部副连长，干部子弟，人生得英俊高大。战前，与他相处了五年的女朋友离开了他。他所在的连队将作为尖刀连进攻老山主峰。他率领一个排驻在老山脚下一个小村庄里。房东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叫阿岩，已婚，有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阿岩一见王仁先就喜欢上了这个潇洒的小伙子，向他频送秋波。王仁先虽失去爱人，却也未必就看上阿岩。毕竟一个是干部子弟，一个是农村妇女，中间隔着鸿沟呢。阿岩是个很有性格的女子，青山咬定不松口。她把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每天给王仁先做最好的东西吃；每晚为他烧洗脚水；给王仁先洗所有的衣服。她甚至在自己丈夫面前也不掩饰对王仁先的情感。王仁先训练回来，她竟能撇下正在说话的丈夫，迎着王仁先而去，为他拂去一身尘。王仁先起初在抵抗阿岩，但随着阿岩炽热的进攻，也随着老山战事的一天天激烈是否也随着笼罩着连队的官兵失爱的阴云一天天浓重呢，总之，他的抵抗渐渐变得软弱。

　　6月某日，已确定翌晨进攻老山，战斗命令已发出。那一刻，连队一片死寂。王仁先来向阿岩做最后诀别。阿岩为王仁先的军用水壶装了满满一壶水。王仁先喝了一口，哎呀，比蜜还甜。阿岩不知道往壶里放了多少糖。她以为越甜越好呢。王仁先的眼睛潮湿了。这时候，阿岩使用了最后的、也是最原始的手段：撩开衣服奶孩子。她把整个心扉向她所深爱的男人敞开了。在王仁先心中，所有的长城轰然崩坍。他颤抖着走向阿岩。

　　灶里的火熊熊燃烧。他俩也在燃烧。第二天，情况突变，进攻时间推迟。凡事有第一次，就有一百次。堤已决口，汹涌澎湃。于是，在老山脚下，在村边，在树林中，甚至在阿岩家的牛圈里，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每次二人完事之后，王仁先总是一言不发，闷着头一颗接一颗地抽烟。而阿岩呢，则老是笑，咯咯地笑个不停。她是欢喜呢。她得到了她渴望得到的东西，一如刘备得到了天下一样。这样的事瞒得了世界，瞒不了丈夫。阿岩丈夫向部队告发了。他没有说具体是谁。弄不清丈夫是真不清楚，还是不肯说。

　　发生这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那还了得。部队上下极为重视，层层调查。他们在牛圈里搜到许多带过滤嘴的烟头，顿时知道是王仁先所为，因为全连只有他抽这种过滤嘴高级香烟。连长找王仁先谈话。王仁先拒绝承认此事。营长也找他，他还不讲。营长火了，命令：“全连集合!”然后请阿岩与她丈夫来指认。打谷场上，一连官兵肃立。阿岩和她丈夫来到队列前。

　　后来该连指导员告我：此时阿岩，全不似犯了什么错事，毫无颓丧之气，反意气飞扬。指导员说：“原来我想，她肯定会巡睃一遍后说，没有那人!这样就一了百了了。”万没想到，阿岩径直走到王仁先跟前，指着他说：“就是他!”
　　
　　一霎间，空气凝固。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王仁先冷冷地望着阿岩，而其他上百双眼睛则冷冷地望着王仁先。阿岩的第二句话更令全连震惊：“我疼他!”

　　当地人把“疼”当“爱”讲。这是赤裸裸的爱情宣言呀。全连把目光转向她。她勇敢地与全连官兵对视，泪水渐渐涌上了她的眼眶。
　　
　　三天后，团里下达了对王仁先的处分决定：降为排长，党内严重警告。又过几日，进攻开始。连队开拔。阿岩又烧了一壶放了糖的水，去找王仁先。连队不让王仁先见她。村口，部队逶迤而前，阿岩站在大树下焦急地张望。有些官兵从她身边走过时，轻蔑地议论，甚至还朝地上吐口水。阿岩均不在意。王仁先过来了，不朝这边瞥一瞥。走过去后，也再未回头。
　　
　　当夜，老山鏖战通霄。火光映红了南中国的天空。从第一声枪响直到最后寂静。阿岩一直坐在村头，一瞬不瞬地看着老山方向。她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放光。丈夫拽她回屋，她不肯。丈夫气极，打她。下手极重。辫子开了，头发散下来，遮住半张面孔。血和泪一起淌。她整整坐了一夜。
　　
　　部队攻克老山后，王仁先迅即被派到最前沿的“李海欣高地”。营长事后说：“我就是要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不派他派谁?”7月12日，对方以一个加强师反攻。战斗残酷到了极点。王仁先表现十分英勇，还击毁了一辆坦克。更重要的是，他利用报话机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使我方大炮宛如长了眼睛。老山岿然。
　　
　　数月后我登上“李海欣高地”时，仍可见草丛中白骨枕藉。对方发现“李海欣高地”上的王仁先，全力进攻。战士全部战死。王仁先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对报话机喊了一声：“我走了!”遂被炮弹击中。死时二十五岁。全连在老山主峰上目击王仁先奋勇冲杀，感慨千万。他死时，大家都摘下钢盔。
　　
　　一个月后，连队撤下老山，又回到阿岩的村庄休整。部队刚进村口就看见阿岩。她像一株相思树似地伫立在送走部队的地方。连队官兵依然从她身边鱼贯而过，不知怎的却换了一种心情，没一个吭气。连营长都低着头匆匆而过。部队全部过完，天已冥，阿岩的身影依然在暮色中绰约。根据王仁先在战斗中的表现，团里为他报请一等功，但上级不批，还发下话来：“这种人还立什么功?”连队大哗。
　　
　　王仁先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为他立墓碑那天，连队官兵全数来到陵园。远远地，他们看见，一个窈窕的女子的身影在坟前晃动。走近才看清那是阿岩。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王仁先的坟头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香烟，全是过滤嘴的。一片白，仿佛戴孝。后来他们才知道，阿岩卖了家中唯一的一头耕牛，买了十几条王仁先爱抽的那种上等香烟，在坟前全部撒开，一颗颗点燃。她垂泪道：“让你抽个够。”
　　
　　我来到老山前线时，王仁先所在连队又重上老山驻守。我执意要去看望。正值盛夏，大旱。老山地区已有两个月不下雨了。阵地上疟疾肆行，军部派两个女军医带着药品与我一道上山。过了“三转弯”之后，天色渐渐变了。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当我们接近主峰时，天降大雨。好雨!万千条水柱抽打着皴裂的红土地。已在阵地上驻守一个多月的连队久旱逢甘霖，大喜。官兵们一个个脱得赤裸裸地，冲到山坡上，任凭雨浇。他们坚强的裸体白生生地，把人眼睛刺得疼。一百多人呵，那是一百多件雕塑。他们一个个举手向天，呼喊。喊声惊天地泣鬼神。那是怎样一幅动人的图画。我身后两个女军医哭了。我也一阵鼻酸。我觉得我触到了大山的心跳。

　　从老山主峰下来，我特意找到阿岩的村庄。阿岩不在，她出远门了。我问村长阿岩长得什么样，村长说：“阿岩是麻栗坡最美的女人。”


　　关于爱情，我感触良多。人世间，情是最美丽的东西，同时也是最让人迷茫的东西。对于文中的王仁先，虽然是被动接受情爱，但作为第三者，我始终不以为然。无论何种理由，破坏别人家庭的总不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对其尽忠职守，浴血奋战，其英雄气概值得称道。

　　英雄已逝，生前的过失与辉煌，均已随黄土随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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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刘亚洲将军的激情演讲(节选)

发生在“越战”时期的一个真实故事
                                 

       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王仁先》。
       这篇文章反响很大。王仁先是十四军四十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干部子弟。战前因违犯纪律受了处分，后来牺牲了。有人认为他不是英雄，我认为他是英雄，而且是高高大大的英雄。当时十四军军长×××曾说：“听说刘亚洲要写王仁先？十四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别人把此话转给我，我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王仁先的故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典范。
       王仁先本来在昆明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部队往老山开拔时，女朋友跟他吹掉了。部队开进老山地区后，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王仁先和几个干部住在一个苗族农民家中。女主人是很漂亮的苗族姑娘，结婚不久，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女人性格很奔放，很刚烈。少数民族的姑娘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不象汉族女人，不敢爱也不敢恨。汉族是最没有爱情的一个民族。别看汉族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它没有爱情。外国因为爱情可以发生战争，中国行吗？吴三桂算是为爱情打仗的男人了，偏偏又是个汉奸。落水洞这个苗族女人见到王仁先之后，立即就爱上了他。王仁先英俊帅气，一米八的个子。据说他的嘴老是紧抿着，象高仓健。王仁先开始对她是一屑不顾的。农村女人嘛，家里那么穷。虽然长得不错，已是有孩子的人了。部队上老山前，苗族女人给住他家所有的战士水壶里都灌满了水，给王仁先那壶里特意加了糖，加了那么多的糖，以至于象蜜一般甜。晚上，苗族女人抱着孩子来到王仁先屋里。她对王仁先使用了最原始的手段：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他俩就这么在屋坐着。王仁先拼命抽烟。他在抗拒。但最后终于没抗拒住。为什么没有呢？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明天部队就要上老山。这一去，他可能就要“光荣”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连女人都没摸过。他肯定心有不甘啊。这是人之常情。他俩当时就在猪圈里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情况陡变，进攻推迟了。作战计划推迟，爱情已然来到。什么事情都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那些日子，落水洞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影子。当然，相当多的次数还是在猪圈里。王仁先每次做完事都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好凶啊。苗族女子高兴，就在猪圈里唱歌。好个有性格的女子！后来她丈夫查觉了，问她跟谁，她不说，丈夫就告部队了。十四军感到这是个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军长下令严查。部队把住在苗族女人家附近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列队，把这个女人叫来认。这女人真是刚烈得紧呐，今天我想起来还肃然起敬。她走到王仁先跟前，一指，说：“就是他！”又说了一句什么，我学不出来，意思就是我喜欢他，我爱他。
       保卫科长说：“我早就猜到是王仁先了。我看到猪圈到处丢着高级烟头。那种过滤嘴的香烟连里只有他抽。”王仁先受到处分，还从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那天，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线去。7月12日，越军一个师和我军在老山地区发生剧烈争夺战。炮火连天。因为落水洞离前线近，可以看到天边一片火红。苗族女人就坐在村头，望着老山方向。丈夫打她，下手很重。头和嘴都流血了，她不动。王仁先在最前方的高地上。他是炮兵参谋，及时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我军炮火象长了眼睛一样，落到敌人头上。８月份我登上老山，往下望去，还可见累累白骨。那都是“７·１２”被击毙的敌人。后来敌人发现这个地方有名堂，集中炮火打这里。王仁先牺牲了。他的战友说当时他是靠着一棵树死的。他是站着死的。部队下来之后，仍从落水洞过。苗族女人站在村头，一个个地寻找。官兵们从她身边过，都低着头，象犯了错误一样。他们都整过王仁先，这时完全转换了一种心情。最后这个女人知道了王仁先牺牲的事。你看她要做什么？她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了，买了两条相当高级的过滤嘴香烟，来到王仁先的坟前，把两条烟全部拆开，一根一根点燃，插在坟头上。坟头都插满了。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１９８４年，我到老山的时候王仁先的墓已经立起来了。开始军里不打算给王仁先记功，后来在我们这批作家强烈的要求下记了功，大概记了一等功。当时我去烈士陵园找他的碑，找到了。我就学这个女人，把一包烟撕开，都给他点燃，插在坟上。那时我是空军联络部副营职干事。事隔十五年之后的１９９９年，我在北空当政治部主任，又专门带了王春波、刘潘之几个处长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青翠依然。这次我专门从北京带来烟酒，在坟前把酒给他倒上，把烟给他点燃。跟着我去的处长都流泪了。他们说，主任你对这个地方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啊！我到成空以后呢，暂时还没有去。我当然要去。千年的墓碑会说话。麻栗坡那个地方有几千座墓碑，走近它那是走近每一个灵魂。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平时心里的那些污泥浊水都不存在了。


右二为王仁先、右三为119团李参谋长



(叙事诗) 王仁先----根据英雄故事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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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t123 (Redant) at 2005.3.30 16:34

＜本文发表于: 相约加拿大:枫下论坛 www.rolia.net/forum ＞
清明节就要到了，下面请允许我讲一个颇具争议的英雄人物，他曾演绎过一段凄美动听的爱情故事。


祖国西南边陲，有一座巍峨矗立的老山，
宛如一位勇士，守卫在祖国门坎，
又如一把利剑，斩断了强盗凶焰。
漫山木棉杜鹃，讲述着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白云丽日蓝天，歌唱英雄战士---王仁先。

往事二十年前，南疆风云突变，
宁静的西南边陲，骤起战火烽烟，
优秀华夏儿女，齐心捏紧铁拳，
浩荡千军万马，聚集西南前线，
从友谊关到红河边，从发卡山到着阴山，
炮声隆隆震天，好一场铁血之战。

云南麻栗坡县，位于老山对面，
英勇作战大军，扎下十里营盘，
王仁先时任副连，率队来到前线，
借住苗族村寨，加紧战前训练。

女房东阿岩，年轻美若天仙，
幼子虽在摇篮，风韵绰绰依然，
自从部队进驻，阿岩见到了仁先，
内心青春骚动，掀起万丈狂澜。
阿岩如痴如梦，梦幻绚丽无边，
梦中潇洒青年，醒来竟在眼前，
她难掩心头喜悦，脸如红霞一般。。。。

话说军人王仁先，一位英俊青年，
时年二十五岁，个头一米八三，
女友美丽聪慧，热恋已经五年。
南国烽烟骤起，王仁先报名参战。
未料世俗谗言，蒙蔽姑娘双眼，
惧怕战场之上，男友三长两短，
命丧黄泉也罢，万一伤重致残？
如其婚后难堪，不如早早了断。
一封绝交书信，满纸无情之言，
七尺刚强男儿，读罢肝肠寸断，
冲到竹楼外面，仰面长啸云天：
古有楚国烈女，随夫东征西战，
临危绝不偷生，血洒乌江侧畔。
更有女杰木兰，替父远征边关，
巾帼屡建奇功，美名千古流传。
如今华夏女子，薄义却重金钱， [ 相约加拿大:枫下论坛 rolia.net/forum ]
我等欲捐身躯，她们竟为哪般？

王仁先意志坚强，不忘重任在肩，
斩断儿女情思，强把苦水吞咽，
日日摸爬滚打，天天刻苦训练。
夜晚归来风尘仆仆，一旁疼坏阿岩，
她要用爱情火焰，化开他心中冰川。

每日晴晨官兵远行﹐水壶均已灌满，
王仁先品尝一口：“哎，这水甘甜？”
抬头一看，阿岩笑眯着眼。
每日官兵归来，饭菜早已备好，
军衣沾满了泥巴，阿岩洗净晾干，
王仁先疲惫不堪，刚坐床边，
一盆温热洗脚水，又端到跟前，
看阿岩笑脸，鲜花般灿烂。

王仁先自视高贵，起初不以为然，
他是干部子弟，军旅前程无限，
阿岩与他之间，犹隔一道深涧，
不过一漂亮村妇，徒献殷勤也枉然。

那晚令下，翌日攻山，
王仁先屋内，走来阿岩，
怀抱幼子，端坐他的面前，
衣衫薄如蝉翼，宝宝吮乳正酣，
胸脯雪白如脂，双眸泪珠微含，
原始野性手段，令他心灵震撼，
真挚热烈情感，溃他最后防线，
此时无声胜有声，英雄难过美人关。

王仁先如履深渊，唯有拼命吸烟，
他在挣扎逃窜，却又徘徊不甘：
“我是关云长么？她是貂蝉？
明早要与她告别，也许自己将化作硝烟。”
战前失恋的压抑，此刻象一座火山，
王仁先热血沸腾，颤抖着走向阿岩，
任灶中柴草，熊熊燃烧，
楼外月落了，星儿神秘地眨眼。。。

次日情况突变，进攻计划推延，
王仁先所在连队，出征作战暂缓。
阿岩喜出望外，全心投向王仁先。
此刻，爱已如脱缰烈马，无遮拦狂奔向前，
又如开启的美酒，让你不得不饮个畅酣。 ＜ r o l i a. n e t ＞

他俩如影相伴，似一对深情野雁，
古老的爱情故事，又续新的诗篇。
有时屋内，村边，有时林中，甚至牛栏，
王仁先如箭离弦，阿岩她真情奉献。
每次激情过后，王仁先总是闷声不言，
吸烟，吸烟，再吸烟，仿佛要吞灭，胸中的火焰，
再看阿岩，如同禾苗久旱，得到爱情甘泉，
咯咯咯咯，笑的真甜。

王仁先阿岩的奇恋，在村寨中悄悄传遍，
阿岩的丈夫阿坚--一位憨厚青年，最终听到了传言。

阿坚怒不可遏，痛斥阿岩情变，
又到部队诉冤，要求给予查办。

前方正在激战，军纪岂能违反？
军令下连队集合，谷场上官兵肃然，
阿坚拽着阿岩，来到队列跟前，
他要阿岩指证，谁人将她侵犯。
哪知阿岩，趾高气扬，毫无后悔羞惭，
当众指出情人，声称是她情愿：
“是我疼他爱他，我要与他永远。”
阿岩饱含热泪，发出爱的宣言，
好一个痴情的苗家女子，敢爱敢为，可敬可叹。

王仁先受到处分，职务不再副连，
降为排长，留党察看。
三日后进攻开始，部队赶赴前线，
阿岩提一壶糖水，急急追到村前，
她招呼情哥：“请多看我一眼，
再喝一口水吧，阿妹祝你平安。”

老山昼夜鏖战，火光映红了山峦，
村口大树下面，阿岩通宵达旦，
她两眼发光，透出烈火一团，
她焦急万分，牵挂着情人的危安。
丈夫阿坚，拽她回返，
阿岩不从，阿坚挥拳，
阿岩血泪纵横，乌发凌乱不堪，
老山枪炮声整夜没断，阿岩守在村前，彻夜未眠。。。。

老山被我攻克，王仁先被派往前沿，
“不派他派谁？” ，营长委以他重担。
那是著名的“李海欣高地” ，敌我争夺的焦点，
如把老山比做尖刀，王仁先位于刀尖。

七月中旬的一天，战斗残酷极端，
敌人反攻山头，派来了王牌师团，
炮如金蛇乱窜，弹似瓢泼一般，
掩体工事早已掀翻，棵棵大树几被斩断，
王仁先抵近观察，将敌况清点，
我方大炮雷霆万钧，颗颗炮弹如添双眼，
山下筑起道道火墙，敌人阵前陈尸过千，
余者抱头鼠窜，我方阵地岿然。

敌人老羞成怒，炮火猛轰前沿，
顿时天崩地裂，处处烈火浓烟，
战友们先后倒下，王仁先亦中弹片，
他斜靠一截树干，发出最后呼喊：“我去了” 。
鲜血染红了山石，犹如朵朵杜鹃，
静静红河抽泣，巍巍老山肃然，
又一曲英雄凯歌，奏响在万里蓝天。

七月，连队撤下老山，村口又见阿岩，
相思树一般，她已秋水望穿，
官兵们鱼贯而过，个个沉默不言，
不忍心，告她实情，或看她一眼，
队伍全部走过，怎不见情人仁先？
日已落，天亦暗，阿岩俳徊依然，
企盼那个高大熟悉的身影，在暮色中出现。。。

王仁先安息了，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
园內绿树长青，英雄們悄然长眠。
话说阿岩，欲为情人祭奠，
变卖了唯一耕牛，换来几条高级香烟，
来到烈士墓前，撕开烟盒，支支点燃，
插遍英雄坟头，青烟缭绕一片，
阿岩泣不成声，心中默默叨念：
“我的阿哥仁先，知你最爱吸烟，
那就吸个够吧，阿妹送你走远，
今生我已如愿，与你心心相连。”

王仁先已经远去，身后毁誉参半，
壮士舍身为国，英雄不是神仙，
散去吧碎语闲言，让正义永留人间，
听百鸟鸣唱，歌颂他豪气凛然，
看绿水青山，写不尽无限思念。

03/30/2005 改编 ＜ 相约加拿大 ROLIA.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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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与道德 刘亚洲
                                       

                                                                                     2005年01月05日
　　同志们：下午好。

　　今天，本来是要到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的，但我嫌那个地方太大。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主席台上，你们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样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大教室，就是想拉近与同志们的距离。我不是做你们大家已经习惯的、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么一讲，你们就那么一听，也不要记，也不要录音。讲错的地方我自己负责。与其他领导同志给你们做的报告相比，我讲的东西起点低，没高度、也没什么深度，不象他们的报告又是“高举”，又是“深入”的，气势恢宏。我总是从小处着手。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信念问题，第二个是道德问题。

　　一、信念问题

　　马丁·路德·金讲：“我有一个梦。”和他一样，我也有一个梦。强军梦和强国梦。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这不仅是梦，已变成我的坚强的信念。我们都是军人。和我相比，你们都是年轻的军人。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讲课的时候，曾经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说，军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是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志的。你们是军队的明天，因此你们也是军队的太阳。我非常热爱这支军队。我十五岁参军，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我已经为它奉献了青春。我必将为它奉献终生，虽然我不敢讲是否能为它奉献子孙。我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爸爸就是个老军人。１９３９年，他和家乡的六个青年农民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惨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其他六个人都在这场战斗中战死，只剩下我爸爸一个人。两年后，我爸爸担任了营教导员。打淮海战役，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一八七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六个人。敌人潮水般涌上来。爸爸打开了随身带了十年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有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他舍不得穿。他背了它十年，走了万里路。在这最后的关头，他想把它穿上，一试，才发现两只鞋都是左脚！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他笑了，我却感到心酸。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时期。鄧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军队的地位依然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澤*民同志为核心的黨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可以这样说，没有“六×”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６月×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門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門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六×'这天早晨天安門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是黨领导下的军队，这个班是没有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军队为了“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昆明基地政治部詹本发主任谈到这个问题。在北京当兵是很难的。“六×”时，北京有的人在阻挡共军进城的时候是下了毒手的。残害共军的行为令人发指。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伤然后活活地烧死；三十九军的班长崔国正在崇文门烧死吊起来；六十五军的班长李国瑞在阜城门被烧死后吊起来。后来杨尚昆主席接见了三个烈士的家属。这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杨尚昆主席就注意到了。杨主席说，这三个烈士的姓名中都有一个“国”字。你看刘国庚、崔国正、李国瑞，就是死的最惨的三个烈士，名字中都有一个“国”字。杨主席讲，说明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国军队在“六×”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江山。这是军队在新时期所做的一次贡献。

　　另一次就是１９７９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和后来的“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特别是１９７９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共產黨，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１９７８年复出，７９年１月访美，２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黨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黨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共军经过“文化大×命”不能打仗了，但鄧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２月１７日，共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鄧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澤東，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鄧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１９７９年打的。１９７５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會主義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會主義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會主義，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會主義是没有生命力的。到１９８９年，所有的东欧社會主義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军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限量。

　　然而，我们的军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奉献出自己的？我上次来，跟庄可柱司令、齐海田政委讲过，我是有云南情结的。１９７９年作战的时候我在空军政治部，空军虽未出动，但地面战争一样揪着我的心。后来“两山”作战，总政组织一批作家采访，第一次是１９８４年，收复老山的时候，到十四军，我去了，还有叶楠、周涛、乔良。后来，我又单独去了几次。１９９９年，我又来了一次。我深深地眷恋着云南。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当时到参战的部队去，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特别是“两山”作战的时候，后方是歌舞升平啊！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几乎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一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上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单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我真是觉得心酸。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烈士在遗书里面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一个人讲，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这些东西看了以后，真是让人难受。官兵们的精神象泰山一般伟大。我从后方到前方，前后方反差之大，不可言！不光是生活，还有其它方面。比方说，我曾经调查过四个军的参战部队，这四个军的参战部队凡是有未婚妻的干部，百分之百都吹掉了，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我看了一个姑娘的绝交信，写的也有道理：“你牺牲了还好，你要是负伤缺个胳膊少条腿瞎个眼的，我们怎么往下过？”这也很实在。二十七军的一个副指导员领着突击队进攻一个山头，牺牲了。三十个突击队员牺牲了二十个。回来以后，连长把全连剩下的人集合点名，在一个老百姓的打谷场上，副指导员的尸体和这二十几具烈士的尸体就在旁边躺着。在这个时候，副指导员的未婚妻的信到了。什么信？绝交信。连长当着全连的面也就是当着活着的人的面，当然也当着这个已经牺牲的副指导员的遗体，念这封信，全连战士无不泪流满面。我时常品味当时的氛围和他们的心情。人性的光辉在这一刻闪烁出最明亮的光芒。走入战争的时候很少有豪言壮语。真正能打动人心的绝非长篇大论，更非大道理。沉默比喧嚣更有力量。我去过一个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哪里像小说里、电影上、电视上描绘的，参战前部队的求战情绪是多么的热烈，口号声连天，写血书等等，都是夸大其辞。部队作战前，驻地一片死寂。干部都躲得远远的。这些干部平时是很豪迈的。有一个干部一直到现在和我还有交往。那个时候我是个副营职干部，他是师长。他见了我，豪气干云地说：“我有三个想法，你给我写到书里去！第一，我要做中国的巴顿；第二，士兵算什么？士兵就是阿拉伯数字；第三，我盼望打仗。打一仗升一级。”就因为这几句话，我不原谅他。他对士兵没有感情呵。连长、指导员平时如果和战士关系好，还能在一起。如果平时有点矛盾，就都躲到一边去了。但枪炮一响，干部也好，战士也好，都是义无反顾。

　　你们都知道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王仁先》。这篇文章反响很大。王仁先是十四军四十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干部子弟。战前因违犯纪律受了处分，后来牺牲了。有人认为他不是英雄，我认为他是英雄，而且是高高大大的英雄。当时十四军军长×××曾说：“听说刘亚洲要写王仁先？十四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别人把此话转给我，我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王仁先的故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典范。王仁先本来在昆明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部队往老山开拔时，女朋友跟他吹掉了。部队开进老山地区后，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王仁先和几个干部住在一个苗族农民家中。女主人是很漂亮的苗族姑娘，结婚不久，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女人性格很奔放，很刚烈。少数民族的姑娘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不象汉族女人，不敢爱也不敢恨。汉族是最没有爱情的一个民族。别看汉族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它没有爱情。外国因为爱情可以发生战争，中国行吗？吴三桂算是为爱情打仗的男人了，偏偏又是个汉奸。落水洞这个苗族女人见到王仁先之后，立即就爱上了他。王仁先英俊帅气，一米八的个子。据说他的嘴老是紧抿着，象高仓健。王仁先开始对她是一屑不顾的。农村女人嘛，家里那么穷。虽然长得不错，已是有孩子的人了。部队上老山前，苗族女人给住他家所有的战士水壶里都灌满了水，给王仁先那壶里特意加了糖，加了那么多的糖，以至于象蜜一般甜。晚上，苗族女人抱着孩子来到王仁先屋里。她对王仁先使用了最原始的手段：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他俩就这么在屋坐着。王仁先拼命抽烟。他在抗拒。但最后终于没抗拒住。为什么没有呢？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明天部队就要上老山。这一去，他可能就要“光荣”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连女人都没摸过。他肯定心有不甘啊。这是人之常情。他俩当时就在猪圈里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情况陡变，进攻推迟了。作战计划推迟，爱情已然来到。什么事情都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那些日子，落水洞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影子。当然，相当多的次数还是在猪圈里。王仁先每次做完事都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好凶啊。苗族女子高兴，就在猪圈里唱歌。好个有性格的女子！后来她丈夫查觉了，问她跟谁，她不说，丈夫就告部队了。十四军感到这是个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军长下令严查。部队把住在苗族女人家附近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列队，把这个女人叫来认。这女人真是刚烈得紧呐，今天我想起来还肃然起敬。她走到王仁先跟前，一指，说：“就是他！”又说了一句什么，我学不出来，意思就是我喜欢他，我爱他。保卫科长说：“我早就猜到是王仁先了。我看到猪圈到处丢着高级烟头。那种过滤嘴的香烟连里只有他抽。”王仁先受到处分，还从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那天，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线去。７月１２日，越军一个师和我军在老山地区发生剧烈争夺战。炮火连天。因为落水洞离前线近，可以看到天边一片火红。苗族女人就坐在村头，望着老山方向。丈夫打她，下手很重。头和嘴都流血了，她不动。王仁先在最前方的高地上。他是炮兵参谋，及时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我军炮火象长了眼睛一样，落到敌人头上。８月份我登上老山，往下望去，还可见累累白骨。那都是“７·１２”被击毙的敌人。后来敌人发现这个地方有名堂，集中炮火打这里。王仁先牺牲了。他的战友说当时他是靠着一棵树死的。他是站着死的。部队下来之后，仍从落水洞过。苗族女人站在村头，一个个地寻找。官兵们从她身边过，都低着头，象犯了错误一样。他们都整过王仁先，这时完全转换了一种心情。最后这个女人知道了王仁先牺牲的事。你看她要做什么？她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了，买了两条相当高级的过滤嘴香烟，来到王仁先的坟前，把两条烟全部拆开，一根一根点燃，插在坟头上。坟头都插满了。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１９８４年，我到老山的时候王仁先的墓已经立起来了。开始军里不打算给王仁先记功，后来在我们这批作家强烈的要求下记了功，大概记了一等功。当时我去烈士陵园找他的碑，找到了。我就学这个女人，把一包烟撕开，都给他点燃，插在坟上。那时我是空军联络部副营职干事。事隔十五年之后的１９９９年，我在北空当政治部主任，又专门带了王春波、刘潘之几个处长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青翠依然。这次我专门从北京带来烟酒，在坟前把酒给他倒上，把烟给他点燃。跟着我去的处长都流泪了。他们说，主任你对这个地方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啊！我到成空以后呢，暂时还没有去。我当然要去。千年的墓碑会说话。麻栗坡那个地方有几千座墓碑，走近它那是走近每一个灵魂。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平时心里的那些污泥浊水都不存在了。

　　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军队里。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美国军队绝对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德国、法国、英国都是。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它的军队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全世界都是这样，巴基斯坦、南朝鲜、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巴西，都如此。这是个规律。美国军人是相当保守的。美国军人保守并不是作战观念保守，而是政治上保守。我举例说明：美国军人和美国政客看待中国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客能看到中国崛起对世界的重要性，包括对美国的重要性。它知道除了遏制中国之外还需要与中国合作。美国军方的观念则保守得多。它认为，在新的世纪美国要确保五十年至一百年不落后，仅仅教训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小国家是不够的，必须找一个大国来教训。他把这个大国锁定中国。这是从世界角度上讲。其次，从中国角度上讲。“文化大×命”是个断层。×革中没有其它出路，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到军队来。因此，那一代的青年人中的精英都到部队上来了，一车皮一皮往部队拉。部队现在当到团以上干部的，没有一个草包，如果有，他是假装的。这些人就是不到部队来，继续留在地方，我有一句话，基本“职务相等”。什么意思呢？今天部队的团职干部不到军队来，在地方就可能混个县级干部。今天的师一级领导在地方上都是地市级干部，不会错的。经过“文化大×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已相当成熟。现代化没有军队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中国的民×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予。中国军队任重而道远啊！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给我们军队的使命，需要更多的人才。军队现在已经人才济济，但是还不够，还要多些，更多些。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这是江主席的话。要特别注意人才的个性和共性。今天我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个性问题。个性问题有不少，我这里主要谈的是地域性。很多人在研究人才时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它挺重要。有一个现象大家一定注意到了，黨的第一代领袖多出自长江流域，多出于湖南省。它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鸦片战争，一是湘军。１８４０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由东南沿海顺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逐渐向内地渗透的。长江流域领风气之先。科技、文化、制造业得以发展。思想焕然一新。第一波留*學*潮就主要是从长江流域开始的，最上溯可到四川。太平军兴起，沿长江东下。湘军军兴，亦沿长江东下。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自裁湘军。湘军将士携着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逆江而上，回到湖南。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两处：一是盖房子置田地，一是大办学堂。毛澤東等领袖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学堂的。湖南文化蓬蓬勃勃。故当时有“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地域对部队的影响极大。京津地区部队有自己的特点。成都地区的部队也有它的个性。昆明地区的部队又有它的个性。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門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二十八军也是这样。二十八军是６月×日早晨向天安門广场开进的。前一夜惊涛骇浪，许多部队已经攻进去了。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什么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纱帐一样。这不是把自己当鬼子了吗？他那个政委也是够操蛋的。政委还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个人还在那里做诗。刘华清副主席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话：“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后来刘副主席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我到成空以后，就研究成都地区部队。空军机关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什么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呢？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兰州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其次是沈阳。为什么？广州地区的干部不去呀。生活比较好。南京和华东地区生活也比较好。北空在北京也不用去。问题是成空的干部也不愿去。他不愿意离开成都，这就是文化使然。成都平原是个盆地。四川人有一种“盆地意识”，不思进取。黄涛（单位、职务不详，估计为作者朋友——编者注）说过“视觉盆地”的话，用这句话形容成都平原，很贴切。除了地理成因，还有历史成因。自古以来，凡在成都地区为王的，从公孙述开始到明玉轸止，当然还有张献忠，对中原都是采取守势战略。诸葛亮六出祁山，率部队打曹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他知道，我要不攻，连守都守不住。他成功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邓艾伐蜀，攻克江油到绵竹之后，后援部队没上来，自己也精疲力竭，说明日干脆班师算了，结果硬着头皮往前一走，摧枯拉朽。搞了半天才明白蜀国原来力量是很空虚的。自古以来成都人都取守势，一直传到今天。你们都见过成都的“川军出川作战纪念碑”，但可曾对它发问？中国人为国作战，哪分省籍？你见过湘军出去打仗还要立个“湘军出湘纪念碑”么？河南人出去打仗还要立个“豫军出豫纪念碑”么？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作战，偏要立个纪念碑，恰恰是川人守势心态的印证。但一个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成空部队都处在边远艰苦地区，领导下部队，目击部队那种艰苦奋斗的场景，会对灵魂产生洗礼和冲击。成空领导一般都比较淡泊名利，道理就在于此。昆明基地雷达团有一个排长，月工资四百元，每月寄给瘫痪在床父母二百元，小孩上学一百五，生活费只有几十元。家徒四壁。但在艰苦的地区一干就是十年。空军丁文昌政委去看望了他，说：“你很不错，我给你敬个礼。”排长眼泪刷刷地流。这是最高奖赏了。你们昆明基地位处云南。这里是“老山精神”的发祥地。你们是近水楼台。“老山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世代记取。

　　共性问题。我军干部有三个普遍性的问题：

　　①缺乏讲真话的勇气，当然也缺乏讲真话的能力。去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我得出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寧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共產黨的教训，以及我黨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黨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趣！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一定要处理好思想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思想越活跃，社会就越稳定。思想越自由，社会就越前进。反之，思想越压抑，社会才越不稳定。“文化大×命”中，“四人帮”不仅在无耻地强奸人民的思想，他们甚至是在“轮奸”人民的思想。这种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是从步兵连队出来的，我有个最深刻的体会：当过连长之后才知道怎么当班长。有些人为官一生，至死不知道这个官是怎么当的。有的人一辈子在讨伐别人的思想，其实他不晓得他的思想最该受讨伐。总政组织部邓正明部长在退休时，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为官一生最大的体会是：多交小朋友，少交大朋友；不忘老朋友，稳定好朋友。”他说的仅仅是朋友吗？不，他说的是思想。我这个人你们也许不了解。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从物质上讲，我也许最穷；从精神上讲，我肯定最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就象小平同志讲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由于我掌握了自己的“思想主权”，所以我从不说假话。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次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应当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又不得不说假话则不应伤害他人。现在，领导干部要带头讲真话，要喜欢讲真话的人，要敢用讲真话的人。但常常的情形是：“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当年我们批判林彪时，说他在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原因是当时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红旗倒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林彪后来成了罪人，但这件事他不错，不仅不错，还有益呢。一个下面的干部，用这种形式向黨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这是一种到今天都应该提倡的精神。由于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千古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这篇文章也写不出来。

　　②知识。我讲的知识，不仅仅是指文化程度。我讲的知识是一种综合素质。今天的知识分子，我给他们讲，我不认为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仅仅是“知道分子”。你懂得不少，书看了不少，但真学问不行。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读书，第一是要钻进去，第二是要跳出来。重要的是钻进去，更重要的是要跳出来。要有自己的心得。军队要担大任，必须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军招生了不少大学生，但情况如何呢？我在北空时作了个调查，挺令人心寒呀。从八十年代开始到２０００年，从大学里招收本科大学生一千八百多人。这一千多人中只有十一人在主官位置上，还包括连级主官。大部分人都走了，因为你没有给他创造环境。留不住他。和平年代，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知识分子的能力；井冈山时期，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工农干部的能力。在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领导有没有私心？一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只敢用二流的。二流的领导只敢用三流的部属。不能有这种武大郎心态。齐政委有句话讲的挺深刻：“都说成空这滩水混。我说不混，为什么，因为没有龙。”讲得好啊。龙是什么？龙就是人才。人到用时方恨少。一旦空出个师职军职位置，有时感到没有人啊。成空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最缺人才的地方，往往是压制人才最厉害的地方。你没从根本上培养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深思和猛醒。你要培养他，给他创造条件。你得用他。给猴子一棵树，给老虎一座山。我们改革开放的精髓之一，不就是让读书人有钱，让有钱人读书吗。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个人曾经讲，我在读书人当是是有钱的，我在有钱人当中是读书的。有一个省委领导讲，在读书人当中，我是职务比较高的；在职务比较高的人当中我是读书的。我套用这句话说，在军人中，我是读书的；在读书人当中我是军人。今年是转变作风年，成空下决心要使用一批高学历人才。给有知识的干部闯开一条路，调查已经完了，下一步就是使用。怎么用，我还在想。我不怕探索，不怕前进，不怕摔跤。你们都知道有个“胎瓜效应”。一棵西瓜秧结几个瓜，第一个瓜叫胎瓜。这个胎瓜可能是苦的。但是，后面一个比一个甜。没有这第一个苦的，就不会有后面几个甜的。那么就让我就来当这第一个胎瓜吧。走错不怕，你得走嘛。闯错了不怕，你得闯嘛。

　　③干部选拔机制有待改进。现在我们干部的选拔机制既不是古代的考试机制，也不西方的民×机制，更不是竞争机制。我们的机制是什么呢？是伯乐机制。就是这么一个伯乐机制——在几种机制里面最落后的机制，也用不好。封建残余一天不根除，这个问题就解决不好。严复这个名字你们听说过吧？他在英国留学时，曾与日本后来的首相伊藤博文同班。他的成绩比伊藤博文优异多了。回国之后，伊藤博文当了两届总理大臣，发动了两场战争，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严复呢？回国后默默无闻，只翻译了一本赫胥黎的《天演论》。但这个严复说过一句话。我认为就凭这句话，他足以不朽。他说：两千年来中国的所谓国家，其实是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是一家之兴；亡，是一家之亡。严复戳破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天机。孙中山后来闹革命就高举着四个字：“天下为公”。满清已经垮台近百年了，但反封建的使命依然方兴未艾。它很坚强啊。它不存在表面中，它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北京有个很著名的智力节目《SK状元榜》，老师曾出一个题目考学生：“WHO IS THE MAN THAT EVERYONE ADMIRES AND VERYMUCH WANTS TO BE？”（有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羡慕，并都想成为这样的人。请问这人是谁？）学生脱口而出：“KING”（国王）。而答案是HERO（英雄）。你们看，中西方的差异就在这道简单的题目里准确无误地显现出来。而那是个十六岁的学生，我们的未来。我们常常是错了还不觉得。有一句话你们大家都听说过：“用好作风去选作风好的人”，还堂而皇之地写在《求是》杂志上。错了。这是典型的人治的东西。你用好作风能选出作风好的人吗？这是其一。其二，谁相信你这个好作风啊？你好作风的标准是什么？其三，你凭什么来选？应当让群众选。我最不喜欢看中央电视台那些播音员。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年轻播音员全是那些老播音员的翻版，一模一样。我说这准是那些老播音员去选的，总是选那些长得像自己的那些人，跟他女儿和儿子一样。当然，在干部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应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但有一条我们现在做不是早了，而是晚了，就是选拔干部尽量民×。民×是什么？民×就是一句话：多数统治。你选干部，哪怕用伯乐机制选干部，也要大多数人都说好才行。很多同志对我国的干部年龄制度有微词。年龄制度是对民×选拔干部机制诸多*踏中比较厉害的一种。应惟才是举，而非惟年龄是举。有人五十岁就不行了。托尔斯泰八十岁还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干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干部象打枪一样，有个“抛物线”，要取“最佳值”。我给你们举沈空许其亮司令员的例子。许司令有大气，胸怀宽阔如海。有政治头脑。我说我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人。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岁就当了大军区副职，马上就十个年头了。“大限”已到，年纪尚轻。我对一个总政徐才厚主任说：许其亮如果退了，那将是共军的笑话。他以大区副之身退下来，竟还不到一个师长的最高服役年限。师长最高服役年龄是五十五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期。

　　深刻了解了干部的特点，才能发现人才，挖掘人才。我算个小人才，不算大人才，更非全才。与其它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支军队。正因为部队困难、有需要改善之处，才需要我和我们。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们干什么？因为爱而无私。因为无私而无畏。有的高级干部，一事当前总想自己。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雷锋咱做不了，朱伯儒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还可以吧。官帽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哪一顶能掉到你头上？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疆界无限宽广。我上国防大学，国防大学说了两个想不到：第一，想不到军队还有这样的人；第二，想不到军中有这样的人还能生存。这说明军队有希望。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真正能够刺痛你的，真正能够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锋芒。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职，那都没有用。我写过不少书。我宁愿我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有人读得懂我。有人读不懂我。彭东海（《空军军事学术》主编——编者注）说：“我能读懂你。但是读一两遍还是读不懂你的。”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

　　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我本能地感到，我们处在中国的大时代。中国转型在即。一旦转型，就需要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我们军队现在太缺少有风采、有个性的人。而过去我们的人才如群星璀灿。我建议你们看看吴东峰的书。打江山的那些将军们多有特点啊。尤太忠将军下部队就喜欢数猪。每至一个连队，不问人多少，只问猪多少。干部若答错，必遭骂。如答少一头，尤说：“官僚主义。”如答多一头，尤说：“弄虚作假。”朱镕基总理对我爱人李小林讲，１９５８年，他到三O一医院看望病人，在电梯里碰见了彭德怀元帅。彭老总刚看完一个身患绝症的老同志，彭说到生病时，讲了三个“然”：“大不以为然；不得不然；顺其自然。”朱总理说：这三个“然”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至于毛、邓，就更不用说了。“三大战役”前，有人对毛主席说，国民黨势力还很大，一口吞吃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坚持要打三大战役。那同志说：“这是赌搏。”毛主席说：“好，赌一个新中国！”江主席讲：“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最重要的是思想创新，其次是行为创新，再其次是文章创新，再再其次是语言创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句话，哪怕是坏话，能流传下来，也是值得的。我们现在制造了那么多文章，说了那么多话，都是垃圾，美丽的垃圾。就写材料而言，我们每天都在进行无效劳动，重复劳动，甚至是有害劳动。江主席曾说：“他们（指某个部门）送给我的材料，我一份都不看！”看看我们今天的材料，空洞无物，穿鞋戴帽，令人愤慨！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号，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赵*紫*阳的错误。赵*紫*阳“六×”之后是很嚣张的。当时有一张照片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代表鼓掌通过对赵*紫*阳的处理决定。照这张照片时赵*紫*阳背朝着镜头，他也在鼓掌。他是要走进历史的，他也走进了历史。政治斗争啊。我认真研究了小平同志的政治斗争艺术，发现他始终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从来不把政治斗争看成个人恩怨。你对他好不好，他不会以此为标准，他以历史和国家、黨的利益为标准。第二，从来不与对手在日常琐事上发生冲突。第三，永远不和与自己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的对手较量。老鼠向狮子挑战，狮子拒绝了。狮子说：我如果应战，不管你赢你输，你都赢了。我干嘛理你？当时姚依林主持政治局会议，赵*紫*阳要求发言，姚依林问，你需要多长时间？赵*紫*阳说要一个小时。姚依林说，一个小时太长了吧。赵*紫*阳说，那就两个小时。那态度很嚣张的。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没有参加会议，先念同志也没去。最后陈云同志的书面发言时间到了，是他的秘书许永跃同志送的。许永跃现在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一张纸，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黨中央对他的希望；二、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一切处理。陈云。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日。”后来这封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掷地有声，太棒了。我经常在想，我们的材料如果能象陈云同志的信一样就好了。这一点，老百姓都比我们强。有一个打工妹到河北打工，干了几天后给家乡的亲人发了一封信，只有八个字：“此地钱多，人傻，速来。”精彩绝伦！此地钱多，前提有了。人傻，条件有了。速来，结论有了。我们就搞不出这样的东西来。

　　当然，我们讲了那么多军队的好的方面，并不是否认它的问题。相反，中国越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发生广泛对话，我们就越会发现军队许多不如意的地方。譬如在观念的更换上，它没有了那种开一代社会风气之先的朝气，象解放初期和“文化大×命”初期那样，但在社会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它又没有表现出傲世独立的对抗姿态。在社会的整体构成中，若用经济发展的术语来为军队定位，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区域，只能算是中部区域。有趣的是，中央出台的大力扶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科技强军和质量建军方针几乎是在同一年提出，也可以证明中国军队的情况。

　　当然，我们讲了那么多军队的好的方面，并不是否认它的问题。相反，中国越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发生广泛对话，我们就越会发现军队许多不如意的地方。譬如在观念的更换上，它没有了那种开一代社会风气之先的朝气，象解放初期和“文化大×命”初期那样，但在社会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它又没有表现出傲世独立的对抗姿态。在社会的整体构成中，若用经济发展的术语来为军队定位，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区域，只能算是中部区域。有趣的是，中央出台的大力扶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科技强军和质量建军方针几乎是在同一年提出，也可以证明中国军队的情况。

　　二、道德问题

　　做人嘛，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我在《大国策》中说，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付较好的心肠。较好的心肠指什么？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核，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这促使我们的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今天，中国在大步前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

　　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比如，“高薪养廉”。在中国，高薪未必能养廉。为什么？中国文化有很浓重的“家文化”色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父辈一定要给子孙留钱。这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我们作父亲的，自己薪水再高，还要想着留给孩子，因此他还要贪。这也是中国官场“贿赂文化”的成因之一。中国文化的形成有三个主要因素：

　　①生存环境。自古以来，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口就比欧洲多。中国女人被“家文化”变成了生育机器。欧洲人对土地的人均占有面积比中国大许多，可它还觉得狭小，喘不过气来，要重新开拓新土地，因此才有了新大陆的发现。中国人则在这片恶劣的环境中争斗。生存法则十分严酷。但文化的形成一味强调环境是不够的。坏的环境塑造一种不成功的文化，好的环境仍然能塑造一种不成功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就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中国这片土地自古以来植被很好，满是森林。山西蕴藏着那么丰富的煤，就是古代森林的证明。由于树木太多，人们从居住地出来毋需走太远就能得到木材，所以盖房子就用木头，又简单又省事。久而久之，中国的建筑就成了土木结构的形式。欧洲民族步入文明时，环境较中国而言恶劣许多，少树，多石。他们要盖房子只有向山要石材。久而久之，西方建筑形成砖石结构的形式。千年以降，我们的林子砍光了，土木结构的建筑坍塌了。人家的砖石结构的建筑留下来了，森林也保住了。意大利能看到两千年前建筑，相当于中国的秦汉。中国现在连明朝建筑都罕见了。

　　②宗教。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有人曾问我对“×××”的看法，我说我对“×××”的看法就是没看法。我根本不正眼看它。道教、佛教都不值得提，“×××”就更不值得提。它甚至连邪教都算不上。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同志们，你们有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对会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

　　很多同志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我们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我们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外国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这个水珠确实能把整个太阳包容进去。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人家所拥有的。就拿盖庙来说，西方人盖庙，总是把一座山头齐齐地削掉。这是一种气势，一种与大自然抗争的勇气。中国人盖庙，总是把它盖在深山之中。看起来是与这个深山和谐地成为一体，实际上是一种投机。有幅古画，叫做深山古刹，很有名，但画上没有现出一堵墙，没有出现一片瓦，画的是什么呢？两座大山中间有一条小路，一个和尚挑着担子在这儿挑水。这幅画的意境是什么呢？就是说深山藏古寺，寺和山融合到一起去了。我们肯定认为这很巧妙呢。中国人投机心理很重，都渴望不劳而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少人投身商海，都想着“明天该轮到我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想当那一部分人。受了多年“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却都想成为被服务的对象。秦以前，中国人不是这样。汉以后，特别是刘彻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才变了。我最爱读《史记》。翻遍《史记》，没有对叛徒的描写。今天我们有多少叛徒！那时候很少有告密者。今天告密者遍地！昨天，空军工程大学政委王鸿生来看我，我们当年在空军政治部是战友，我俩谈到了这么一件事：王鸿生所在部里有一个干事，是个领导很看重的人，他的同事与一个姑娘通奸，他搬了个小板凳在同事门口坐了大半夜，直到把两人“捉奸”。他受了表扬。我嗟恨不已。我说：是什么力量支配着他在黑暗中坐了那么久？绝对是一种犯罪的意识。保定、易县，易水，古时候是出荆轲、高渐离、田光、樊於期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抗日战争中就保定府出的二狗子最多。我当作家时曾到保定采风，一个农民给我唱了一首过去的歌：“那一年鬼子进了村，我们扛起枪当了兵……”后来才知道他当的是什么兵，伪军。外国不是没有叛徒，但比中国要少得多。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起作用？精神力量。１９８６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深夜出去，红灯亮了，没有任何车，所有汽车到路口都自动停下来。我不理解，说美国人怎么这么傻呀。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控制。控制自己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小节如是，大节更如是。日本人讲，中国人的阵地很容易突破。黎鸣说得好：“中国宗教把老百姓变成了羊。”同样是坚守阵地，西方人虽然也害怕，但他能约束自己。我们呢？首先是希望别人去挡子弹。看别人跑了，想，你凭什么跑？我也跑。你当伪军吃香喝辣的，我也当。你贪污，我也贪污。我不能比你吃亏。西方国家不是没有接受贿赂的事，但总体上讲要比我们少。当他接受贿赂时，良心和精神会约束他。迟浩田副主席讲过一件事，对我印象极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根据地，七、八个鬼子扛着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在“跑反”。狼撵羊嘛。一个女孩子在公共汽车遇到抢劫，满车人无人吱声，她感慨道：“我爸爸说过当年日本鬼子一个人就管咱们一个县，过去我不信，现在信了。”有一个小女孩，是个车站检票员。“文化大×命”中火车比较拥挤。火车一进站，人们轰地一窝峰地往里挤。这个小女孩说，你们这么多人，我一个女孩不可能都抓住，我也不想全抓，抓谁呀？抓第一个挤的。于是大家乖乖地排队。

　　③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中国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种群。中国人最善长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第三是玩弄权术，最后是明哲保身。满清人对中国的统治最为成功。它深谙中国人官场的特征：效忠个人，不效忠国家。有奶便是娘。满洲人统治中国汉、蒙、藏三族，针对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手腕：西藏人信佛，清廷便在承德仿照西藏的样式修庙，把喇×接到中央来当大爷；蒙古人剽悍，便使用婚姻手段，把皇女嫁给蒙古王公。你生了儿子，都是我外甥。对汉人，用科举。汉人有个毛病，好当官。只要给你官作，就象给了狗一块骨头似的，服首贴耳。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是研究毛澤東的，他认为毛澤東一生中一共干了三十一件事：（１）１９２１年入黨（２）１９２５年转向农民（３）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加入国民黨（４）１９２８年建立农村基地（５）江西苏区（６）富田事件（７）１９３５长征（８）遵义会议（９）与张国焘争夺中×领导权（１０）１９３７年与国民黨合作（１１）与江青结婚（１２）延安整风（１３）七大树立毛澤東思想（１４）夺取全国政权（１５）推行土改（１６）１９５０年参加南朝鲜战争（１７）高岗事件（１８）三反五反（１９）公私合营及农村合作社（２０）反×（２１）大跃进（２２）庐山会议（２３）与苏联决裂（２４）酝酿打倒刘少奇（２５）发动文化大×命（２６）援越抗美（２７）确定林彪为接班人（２８）与美国解冻（２９）扶持“四人帮”（３０）打倒鄧小平（３１）安排接班。

　　我仔细研究了这三十一件事，发现其中二十件事与摧残人的精神和道德有关。（我在下面打了杠）到１９６６年，毛澤東终于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使全国人民的道德素质降低到可怕的水平，国家几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精神呵，那是一个人的立命之本，是一个民族的强大之本，是一个国家的生存之本。什么都没有，但不可没精神。前不久到航空兵三十三师时，我又去了渣滓洞集中营。江姐等一大批烈士牺牲在那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江姐在监狱不是还绣了五星红旗嘛。她不知道五星红旗的样式，把一颗大星绣在正中央，四个角各一个小星。国民黨准备开始大屠殺时，共军已经接近白市驿了。华莹山游击队已经同四十七军接上头了。游击队说，你赶紧去，白公馆渣滓洞那儿马上要处决政治犯了。结果共军认为华莹山游击队员是个骗子，可能是敌人设的圈套，他们没动。结果，屠殺开始了。烈士们是多么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呵。有人说，真遗憾，他们没看到新中国。眼看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他们却未能见到。我说你错了。讲心里话，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心中信仰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在这个时候死去不是一种痛苦，那是一种幸福。真正痛苦的是那些活了下来的，看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反×、三反五反、“文化大×命”，被自己为之献身的黨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最后丧失了信念和信仰，如同走肉行尸。失去了信仰的共產黨员是个什么样子？你看看现在这些贪官污吏就知道了。有着信仰的共產黨员是什么样子，你看江姐和许晓轩就知道了。竹签往指头里插，痛得钻心。意志如钢铁。现在的贪官个个怕死。官越大越怕死。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逮捕时气焰万丈，说：“如果我有问题，政治局一半人该杀头！”到真准备枪毙他的时候，他跪地求饶：“给我一条生路吧。”胡长清死到临头了还说，我能写字，你们留下我，我给你们写字。你又不是颜真卿，你就是颜真卿也把你杀掉。安史之乱不是把颜真卿也杀掉了吗。他还哀鸣。反观那些地痞流氓，包括“×××”的一些人，他们倒显得挺“有种”。贵州处决一个犯人，押赴刑场前警察要把他的裤腿扎起来。为什么要扎裤腿呢，怕他屎尿齐出。他说，开玩笑，给我扎什么裤腿？打的时候，在他背上要害处用粉笔画个圈。一枪下去，打倒了。他骂了一句，×××，打得不准。又打一枪，他骂，真蠢。连打了五枪才打死。武警战士手都发抖了。你看我们这个武警战士，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生怕被人认出来，打完后被几个人拥着，匆匆忙忙跑到汽车里，一溜烟开走了。胡万林大家知道吧？在被审判的时候是相当嚣张的。法官问：你什么文化程度？胡答：大学。问：在哪里学的？答：自学。大地是课堂，猪是我的老师。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延伸阅读：西方学者：中国有思想，但没有哲学 ）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延伸阅读：芦笛：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 ）。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

　　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① 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

　　②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

　　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时，北京军区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死。6月4日清晨，北京市民把他的尸体点燃了。尸体烧焦了。下午，天热，肚子鼓得老大。这时候，一个青年人拿一块玻璃，走上去把肚子一划，肠子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他就用塑料绳把肠子根部扎起来，一大堆肠子就挂在肚子上。几千名北京市民在旁边围观，无一人阻止不说，俱大声叫好。这个青年人弄完后说："看，多像一朵花啊。"我说，这朵花开得好惊心好动魄啊。外地人听见这件事后，说，北京人真残忍。香港和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人真残忍。南朝鲜、日本人听说这件事后说，中国人真残忍。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到后说，东方人真残忍.

　　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去年发生的"9.11"事件了。今天，正好是"9.11"事件一周年。"9.11"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9.11"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9.11"之前去。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赵粤（作者朋友，现在总政联络部工作——编者注）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 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1997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 "。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 "9.11"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

　　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后来还是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扭转了局面。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9.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①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三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 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像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

　　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 "。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级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还是毛泽东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 "9.11"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 "也不对。美国政府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③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 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

　　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 "9.11" 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 "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

　　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 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

　　"9.11"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9.11"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我非常反对不实在的东西。我到成空以后，要么不开会，要么就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开短会。我来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学习改成自学。拿着文件念，学习的什么呀。我在同习惯势力抗争。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气馁。比方说我一般下部队不吃饭，只要一天能回来的，我都带着干粮，我不吃部队。我到三十三师，在北空也是这样。如果不得不吃，我只吃简单的。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真正的"...员上岛去吃喝他两三年，绝对把他吃光了。还有一个笑话是说开会的，有一个局长，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气。老婆说，孩子都来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家里财产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后来还是秘书比较了解他，凑过去悄悄在他耳边说： "局长，人到齐了，开会吧。"局长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说明人们对这种东西的反感、厌恶。

　　"9.11"不仅是美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搞不好中国就是"9.11"最大的牺牲品，关键是你怎么把握，全世界都面临重新洗牌。研究美国，我们应把握它真正的内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处。有一句话说的好：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

　　今天给你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说："百年国耻！"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方能减小。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注：本文是刘亚洲将军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时，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一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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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已成为昨天。仗是打完了。环顾战场，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凄凉感。我不禁想起历史上法国莫莱特元帅发给拿破仑的一封电报：“陛下，战斗已成为过去。这里已是片甲不留。”战场上可能片甲不留，但战场之外的东西却有许多。我在思考。军队在思考。国家在思考。

——刘亚洲(空军副政治委员，中将)

伊拉克战争之初，我们有些军事专家说看不懂。专家有这样的困惑，是因为他们还停留在传统的战争观念里。我在看电视时也听到他们说“包饺子”啊，“扎口袋”啊，“埋地雷”啊，“地道战”啊等等，差点把我带到《平原游击队》的电影里去。

    《纽约时报》当时发表了一篇名为“萨达姆的中国参谋”的文章，说“在这些专家的头脑中，仍然顽固地残存着‘人民战争’的陈旧思维”。并说，有这样的专家，中国军队也许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可怕。这种说法只能代表西方政界和军界的某些观点，不足为凭，但是，用半个世纪前的战争观念看今天的战争，的确是刻舟求剑。伊拉克战争不是一场新得让人看不懂的战争。十二年前的海湾战争，四年前的科索沃战争，两年前的阿富汗战争，大同小异嘛。二十年前的马岛之战、格林纳达之战，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军实现现代化有太多的瓶颈，但观念束缚是最大的制约。

    启示1

    改变军事观念

    观念的改变是最大的改变，也是最根本的改变。

    和美军同处一个时代，既是我们的不幸，又是我们的大幸。不幸是因为其强大，大幸也是因为其强大。相比较我军，美军反而有些不幸。我认为，美国空军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飞机越来越先进，而战术却越来越呆板。因为相当长时间以来，美国空军缺少一个真正的对手让他们来检验自己的飞机到底有多么强，更谈不上战术上的较量了。所以美国空军现在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举个例子：美国一所军校在射击训练课程中，从不使用我们军队常见的那种人像平面靶。他们把木靶穿上敌军制服，在里面塞满干草，然后把番茄酱倒入塑料袋中并戴上帽子，作为靶头。学校的教程中写道：你可曾在战场上看过敌人在胸部挂着一块白色木板，上面还画着圈圈，标出数字的呢？敌人不会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摆好姿势让你射击，他们只会像老鼠一样从掩体内伸出头来窥视四周。我要你打的就是这颗老鼠头。要你平时就熟悉脑壳破裂时迸出像番茄酱一样的血浆的血腥镜头。这才是贴近实战。

美国人并不把解放思想成天挂在嘴头上，�思维始终是开放的。�?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本土130多年没有战争。这样一个从未遭受过外敌入侵的国家，他的军队的报纸却天天聚焦于各种国际冲突的热点，天天讨论美国应该应付怎样的挑战。只看那些文章的题目，你一定会以为有人已经逼到了他家门口，他已濒临战争的边缘。另一方面，全球唯有美国在世界各地不断地进行战争。其战斗力已锤炼得炉火纯青。美军对世界军队来说，已不仅仅是一支军队，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它不停地在高起点上启动。它开风气却都不为师。

    美军不强调变革，是因为它天天都在变革。我军知道规则，美军知道例外。最不好玩的游戏是——轮到你上场时却改变了规则。人生往往如此，战争又何尝不如此？对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言，观念就是战斗力，就是素质，也就是说它是最本质的东西。武器装备的差别可以通过采购得到弥补，军人素质的差别却用钱买不来。

    我们军事评论家为什么会判断失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的观念落伍了。譬如，我们的专家谈“诱敌深入”，谈“空城计”，但美军根本就没有同你周旋的企图。

    启示2

    一定要注重军事战略

    伊拉克战争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一定要注重战略。我这里指的是军队发展的战略。军事战略也是国家战略。迄今为止，美国军事战略已经历了九次大的调整。我认为，中国军队的改革，只有战略问题没有战术问题(或者说暂时没有)，只有决心问题没有能力问题。面对美军咄咄逼人的态势，我军必须有所准备。

    在制定战略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避免失误。我举个例子。在这次伊拉克战争前后，法国就存在着战略失误。从民族感情上讲，恢复昔日大国荣光一直是法国政府和民众追求的目标。法国辉煌历史始终是激励法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精神动力。但是，法国对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强烈愿望，总是使其对自身实力的影响力做出不切实际的估计，以致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脱节，经常陷入尴尬境地。回顾战后法国外交史，可用一句话概括：以二流国力充当一流大国角色。在“低位政治”上，法国的确为世人瞩目；但在“高位政治”上，法国总是铩羽而归。进攻越南是这样，出兵阿尔及利亚也是这样，第二次中东战争中武力入侵西奈半岛也是这样。此次伊拉克战争，面对美国的坚定决心、强硬姿态和惩罚威胁，法国不得不再次低下高贵的头颅。在一般性事件上当“出头鸟”，结果很多为他人所乘。

    战略的贫困是一个国家不能发展的大忌，也是军队不能发展的大忌。伊拉克之战后，国防大学副校长高金佃说：“战争变小了，战略变大了。”他以睿智的头脑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我军目前的战略主要是战争准备问题。有一种现象很耐人寻味；我军要么思考军事哲学，思考得特别抽象；要么思考军事斗争，思考得特别具体。高金佃说：“我们不应总是翱翔于军事哲学的天空下不来，也不应总是沉湎于具体战法的低层而不上来。”我一直记着毛泽东的一句话：“要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要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术。”

    战略的贫困是一个国家不能发展的大忌，也是军队不能发展的大忌。伊拉克之战后，国防大学副校长高金佃说：“战争变小了，战略变大了。”他以睿智的头脑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我军目前的战略主要是战争准备问题。有一种现象很耐人寻味；我军要么思考军事哲学，思考得特别抽象；要么思考军事斗争，思考得特别具体。高金佃说：“我们不应总是翱翔于军事哲学的天空下不来，也不应总是沉湎于具体战法的低层而不上来。”我一直记着毛泽东的一句话：“要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要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术。”

    启示3

    中国军队必须走自己的路

    伊拉克战争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中国军队必须走自己的路。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很难赶上他们。美军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当然，“毛泽东化”只是一种提法，我使用它无非是想给人以深刻印象，其实质就是发扬我军自身的特点。

    对任何战争，不能做简单的类比。如果谁真的把我们当成伊拉克，把美军想像成未来入侵我国的敌军，只能说这是一种弱智。

传统的人民战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守土兰业睦砺邸Ｈ魏喂�家、任何时代的军事思想的精髓都是作战思想，其核心内容又称为总战法。信息作战，是当今最时髦的军事术语。它首先是作战思想，其次才是一种作战方法。美军总强调不对称作战，其实，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恰恰是不对称作战，我们才是不对称战争的老祖宗。遏制美军的杠杆不在战场之内，而在战场之外。我们对美国的战略威慑越是切实可信，美国就越是不敢强度介入。在今天的情况下人民战争怎么打？需要研究。如果我们还以传统的看家护院式的人民战争作为根本的战略指导，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了它们的目的——把中国死死地压在那片黄土上�?nbsp;

    我一直在研究美国，我发现美国有一个大战略——它总是造成一种态势，让你感到你的本土受到威胁，迫使你把人力和物力全部投到陆地上，从而把海上和天空的通道给它闪开，而它决不会从陆地上到你那里去，它从天上去。我们的战争观念不能再困在领土上了。国家利益的边界在扩大，军事战略要体现出这一时代特征。

    我们的地面观念根深蒂固。战争从来遵循扬长避短、避实击虚，我们懂这个道理，敌人也懂。比如我军历来的传统是擅长近战、夜战，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地面的歼灭战。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和越南战争中得出的最大的教训是，大规模机械化兵团的地面作战，弊病太多。首先是在国家层面上动员复杂，投送战场耗资太大。更主要的，地面大兵团在山岭、丛林地区无法展开，笨重迟缓，因此无法对付分散持久的游击战。这两场战争后，美国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它再也不动用大量的地面部队进行大规模作战了，而主要以空中力量为主。地面则是让搜集情报和指示目标的特种部队唱主角。它的主要战略目标都要求通过空中打击实现，地面缠斗和机械化决战被禁止。我们也许还会对未来地面战争的消失感到将信将疑，但美国人却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

    看看世界军事的发展潮流，高技术战争不仅在改变着战争样式，也在改变着战争的伦理观念。在精确战争时代，不仅要强调自己低伤亡、少伤亡甚至零伤亡，也不喜欢多杀伤敌人。毕竟战争的目的不是杀人比赛。从这一点说，美国花买路钱瓦解伊军高官也好，用空中力量斩首和震慑也好，有它值得研究的地方。而使用陆军或主张攻坚战，主要以人力对抗而不是技术和智慧对抗，只能是将更多的生命变成尸体。这本身就是违反军事发展规律和战争本质的。

启示4

    我们必须当强者

    有人问，我军未来发展应当把握的重心是什么？我认为有这样几点：第一，我军一定要具备“大赢”的精神。面对新的时代新的战争，我们应当培养和确立一种进攻意识，就是在总体防御战略前提下首先要有强大的反击能力，而不是防御能力，以攻对攻，才能以战止战。以前机械化时代，是防“线”，还可以在边界屯兵，加大纵深节节抵抗。现在是防“面”，怎么防？防不胜防。就像一个只拿着盾牌上战场的士兵不会打赢战斗一样，一支只注重防御的军队既不能得到胜利也不会带来安全。中国的核武器之所以有威慑力，就是因为可以打出去。如果换成防空导弹就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我们几千年的军事思维就是守和防。中国的地势西北西南是高山，东边南边是大海，冷兵器时代都是天然屏障。惟北部可做通道，但我们的祖宗却搞了个万里长城，没有挡住别人，却把自己永远地挡住了。到了清朝后期，世界进入热兵器时代，大海不仅不是屏障，反成坦途。可惜清廷不知权变，还是防，在海边架起炮台。从虎门到吴淞口到大沽口再到旅顺口，炮台如林。那简直可称作海上长城。结果怎么样？到现在我们还在还历史的欠账。我们有些人继承了老祖宗那种保守固守的基因，不能守就考虑防，试图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刺猬以自保，就是没有想过，为什么不可以武装几颗牙齿和利爪扑退敌人？

    我们必须当强者。西方所尊重的强者包含三重意思：第一，你必须有实力；第二，你必须证明你有实力；第三，你必须让别人明白，你有勇气和决心在必要时使用你的实力。三者缺一就不够格。

刚才我说，第一是“大赢”，现在说第�：以人为本。这里也包含着三层意思�?.人文意识与现代精神。我曾对一些企业家说过：“单凭你模仿大人物的举止、言语这一点，我就知道你是个小人物。他们总是把金钱放在首位，把人放在末位。军队中也有类似的问题。2.人才战略。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今后的战争已焕然一新，需要军队拥有一大批专业人才。我军中高级干部的文化程度不要说与美军相比了，就是与地方干部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这次，我军许多专家学者预测伊拉克战争都不准确，原因就在于不熟悉研究现代化战争所应坚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3.容忍不同思维的精神。我们的干部不尊重人的另一种表现是思维求同，这种心态使得我们爱重用那些表面上听话的所谓老实人。天才是稀缺资源，但比天才更稀缺的是让天才茁壮成长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即个体服从整体，淹没于整体，很多有个性的人才都被无情地扼杀。

    我们不能不看到，和我们国家其他领域的改革进程相比，军事领域的改革步伐还不够大，思想还不够解放。军队改革滞后于国家改革是历史造成的。滞后一点尚可，滞后太多就有问题了。

    一位美国军事专家说：面对未来战争，如果我们必须去打，就应该从脖子以上准备好，而不是脖子以下。人类进入21世纪才几年，已经连续经历两场大规模战争。两次战争都证明空军——空中力量已到达战争的顶点，但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空间时代空军已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从空中力量过渡到空—天力量，并继续朝天—空力量前进。就像空中战场是地面战场的延伸，太空战场也必然是空中战场的延伸。五角大楼说我们不得不停止想明天，而去想后天。我在想，后天的战争是什么样呢？

                                                摘自《战略演讲录》郭树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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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陆地、海洋与天空*刘亚洲
                                       


　　                                       概论

　　三次军事革命

　　第一次军事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千年陆战被海军终结。英国工业革命兴起，船坚炮利。它从海洋上对敌国纵深进行打击。拥有庞大陆军常备军的清国一击即溃。中国甲午之役，胜负亦决于海上。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全部。第二次军事革命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空战的出现使世界战争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空战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了两件最重要的武器：飞机和坦克。德国人盯住了坦克，英国人盯住了飞机。德国军队有着重视陆军的传统。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飞机，却是为配属陆军作战的。德军崇尚空地突击。德国空军的主要编成是歼击机和强击机。从一开始它就是战术空军的架构。它把空军的打击方向定位在陆军前方的阵地上。空中力量的战略性被忽略。它不建造航空母舰，也不为海军配属航空兵。二战中，德国空军凡配属陆军作战，就虎虎有生气；凡独立遂行作战任务，便无功。英伦战役就是明例。庞大的德国空军没有像它希望的那样从空中解决英国，它其实连独立解决一个战役的能力也没有。它甚至不知道是该先消灭英国的空军还是该先轰炸英国的城市。而德国陆军在失去空军时，也不免黯淡。敦刻尔克证明了这一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德国的失败始于敦刻尔克。我是从空中看到这一结论的。”德国人在空军失败不久，在海上也失败了，最后是陆地上的失败。英国人在一战尚未结束时就成立了独立的空军。它既有性能出众的歼击机部队，又有威力巨大的战略轰炸机部队。英国空军先是在敦刻尔克挽狂澜于既倒，又在伦敦解燃眉于倒悬。敦刻尔克奇迹后，丘吉尔说：“这次撤退包含着胜利。它是靠空军取得的。”英伦之战后，丘吉尔又说：“在战争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大量的人（英国人民），从如此少量的人（飞行员）那里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第三次军事革命发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方兴未艾。这次革命的显著标志是：空中力量时代的来临。空中战场成为决定性的战场。空中的胜利成为最终的胜利。无航空便无领空。无空防便无国防。第三次军事革命来得如此迅猛，影响如此广泛，起点如此高，以致于第四次军事革命的曙光已在天际隐隐浮现，那就是对外层空间的军事争夺。可以断言，在本世纪，谁掌握了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天权；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制天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三个台阶

　　近十年来，美国发动了三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在这三场战争中，美国对空中力量的使用和发挥达到了极致。三场战争三个台阶，美军一步步攀登军事革命新高峰。①海湾战争。这场战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普遍的真理是：现代战争需要依赖诸军种联合作战才能取胜；在此之后，战争空中化趋势渐渐凸现。双方空中战场的较量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较量。四十二天海湾战争，有三十八天是空中打击，地面战争只有一百小时。美军以损失一百余人的代价，歼灭伊拉克四十二个师，击毙击伤十万人，俘虏十七万人，摧毁坦克三千八百辆，装甲车一千五百辆。不仅旁观者，连胜利者和失败者也被这些数字迷惑住了。伊军曾发誓要让美军踏过一片血海。美军在沙特曾订购了几万只尸袋和棺材。但空军改变了这一切。人类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地面战争时代，至此走入绝境。②科索沃战争。我称这场战争为“空袭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仅由空袭便达成战争目的的大规模战争。首创此种战争形式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因此被赠于“飞机总统”、“空袭总统”和“导弹总统”的绰号。南斯拉夫为打地面战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但未料到对手始终不给它这种机会。北约空袭空袭再空袭。一位塞尔维亚老人曾说：“上帝啊，你要是可怜塞尔维亚人，就让北约从天上下来吧。在地面上打一仗，是胜是负快点结束吧！”北约终于没有从天上下来。不分昼夜地轰炸了七十八天，直至南斯拉夫屈服。南联盟士兵走下空荡荡的战场时一言不发，一如他们没有射出一粒子弹的枪膛。这是一场不会被忘记的战争。它过去的越久，留给人们的思考就越多。在世界军事史上，这场战争的意义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份。首先，它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这是千年来无数军事家的梦。其次，此战之后，空军作用飚升。杜黑和他的继承者们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后就一直在酝酿的事情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结束时终于成为现实。③阿富汗战争。如果说海湾战争中对空中力量的使用还是战术性质的话，科索沃战争中对空中力量的使用则是战役和战略性质的，而阿富汗之战则纯粹是战争性质的。在历史上，从无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靠空军轰炸就能摧毁另一个国家的政府，最多是令敌国重创，而这一次美国在对塔利班的战争中，彻底推翻了传统智慧。战前，许多人包括我国一些军事理论家，都认为阿富汗山多洞密，最不适合空中力量发挥作用。阿富汗曾用人民战争打败过英国人，打败过苏联人，本想这一次也同样会令美国人铩羽。但美国人仅用二十天就漂亮地结束了战争，一步踏进西方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中亚。它仅仅使用了空军。不错它曾派出小股地面部队，但那是为空军精确打击服务的。现代空军的远程、精确、猛烈突击威力，在阿富汗之战中表演得酣畅淋漓。它不仅使传统陆军陷入攻防两难的境地，也使人民战争理论的根基发生动摇。我们对阿富汗战争自始至终予以极大关注，因为苏联打了那么长时间都打不下来，为什么美国人几天就打下来了？开打之前，很多军事评论家都说美国人会重蹈英国人和苏联人的覆辙，为什么没有？美国在阿富汗的胜利当然是它自己的胜利，但对于战争史来说，则是先进思想和先进理论的胜利。在二十世纪一百年时间里，空中力量走过了一段作战工具？？重要作战手段？？主要作战手段的历程；经历了小角色？？配角？？主角的过程；完成了次要作用？？主要作用？？决定作用的跃升。至阿富汗战争结束，空中力量发展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九十年代以前，空中力量被称为空军，因为它的确也不过是空军而已。但是，今天它的名称依然是空军，人们却再也不会用看待一个普通军种的眼光看它了。

　　学习美军

　　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成为历史。我认为，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美军是我军的对手，也是我军的老师。在过去的百年中，美军对空中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最直观、最形象的诠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军就在战争中重视使用空中力量。二战后开始主要以空中力量参战。海湾战争基本以空军参战。科索沃战争主要以空军参战。阿富汗战争完全以空军参战。一个世纪来，美军参与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战争，从来没有遭受到比对手更重大的伤亡，而且伤亡越来越少，直至零伤亡。这是因为美军始终紧扣军事革命的脉搏，不敢须臾落后。悠悠百年，它既凭强大的国力，又凭先进的技术，更凭前卫的思想，一直领导着世界空军的潮流。英国人曾靠战舰统治世界。美国人则把世界置于它那双硕大的飞机翅膀的阴影下。美军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点：①先进的军事战略。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战略；有什么样的战略，就有什么样的军队。军事战略也是治国之道。战略是行动的先导。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自己的战略，但这些战略多数有措施而没有境界，有细节但没有全局。要么不变，要么多变。而美军的战略始终是清晰而坚定的。正如全部二十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中东石油以及石油运输线而制定的那样，美军的发展战略始终都是以航空力量为主线而进行的。美国军事战略的突破口选在空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美国海军都在一直干着空军的事情。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克林顿、布什的NMD、TMD计划，都属于空军战略范畴。这些战略已经由天空升往太空。天空是太空的基石。太空有一天会成为战场。在太空成为真正战场之前（目前还不是），空中战场仍是主导战场。看看美国以前做了什么，就知道它以后要做什么。它将赖在天上不走。由于居高临下，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巩固美国的地位。美军的发展代表了未来军队发展的趋势。②解放思想。有趣的是，美国人并不成天叫喊解放思想，但其思维始终是开放的。我们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规定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可我们的思想就是解不开放不开。我们沉溺于过去。美国人眺望未来。美国没有历史，因此它也没有包袱。它最善学习。因为学习，所以容纳；因为容纳，所以智慧；因为智慧，所以敢想；因为敢想，所以创新。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的民族，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对军事而言也一样，那些最善于对军事力量进行战略转换的军队一定是常胜军。美军最强大，却最有危机感。这也是它思想解放的标志。它敢于憧憬胜利，也敢于憧憬失败。美国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本土一百三十年无战事。但美军报纸天天聚焦于国际冲突的热点，天天讨论美国怎样应付各种挑战，仿佛敌人已经逼到了家门口，美国已到战争边缘。普京说：“伟大的美国历来被对手低估。”我认为这主要是指美国人开放的思维而言。由于新军事革命汹涌而来，中国军队已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新时代对旧时代的淘汰是毫不容情的。面对这种浪潮，我们需要革新的决不仅仅是手中过时的武器装备。③科技的力量。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想，能不能说它也是第一战斗力呢？任何一项重大的发明，都注定将被强制性地首先用于战争。这是铁定的法则。现代科技一日千里。军事需要科技。科技反过来又推动军事革命。二者是双胞胎。美国最重视科技。我曾戏称：五角大楼的空气里都飘着创意。李政道曾对邓小平说：“美国百分之七的人是科学家。这些人全心全意在搞研究。”这股力量是可怕的。科技不仅改变了物质世界，甚至改变了精神世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凡是说出来的，就已经过时。一切不可能均可变为可能。

　　空军，空军，还是空军

　　空袭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由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可以描绘出对华空中战争的特点：①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没有前沿纵深之分；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没有军队老百姓之分。军队越来越知识化，战争却越来越平民化。前方可能比后方更安全。没必要像传统战争那样先打前方再打后方，上来就直插心脏。

　　蒋介石在制定台湾军队的发展战略时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是空军，第二是空军，第三还是空军。陆军排不上名次。”经过几十年经营，台湾的防空体系在亚洲、乃至全世界也是一流的。台湾军购清单中从来是空军居首。陈水扁上台后，更是闷头发展空军。他说：“搞空军只做不说。”一位台空军将领竟说：“我们的沉默，将让我们的敌人永远沉默。”由此可见，在未来的战争中，空军一定具备以下特点：①首当其冲。②准备在战争中担纲主角。③可能进行相对独立的战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程使用”。

　　一切表明，我们只能选择空军和空中力量。选择，是因为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抢占制高点。一个国家在崛起之初，为了征服敌国而不被敌国所征服，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而地理上的不败之地，就是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被称作地理上的绝对制高点，如高山、高原等地形。某些大河也提供这种地缘环境。古罗马占据着阿尔卑斯高原。奥斯曼占据着土耳其高原。蒙古人控制了蒙古高原。嬴政、刘邦、李世民崛起于陕西高原。空军便是今天的高原。据高原，才能向下俯冲。江河高下，一泻千里，势不可挡。我们虽然落后，但机会仍在。机会之门看似关闭，其实是虚掩的。命运之门也看似关闭，其实也是虚掩的。

　　回首杜黑

　　挫折与挑战

　　谈空军，有一个人我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这个人就是杜黑。1907年，这位意大利陆军中尉在没有任何战争实例佐证的情况下，不容置疑地提出以下观点：飞机用于战争必将彻底改变战争的面貌；战场上将出现新的军种？？空军；新的作战领域？？空中战场；新的作战模式？？空中战争；新的军事学术？？空中战争理论。二十世纪空中力量的发展证明，杜黑的理论不是对上一场战争的总结，而是对下一场战争的预言。在上个世纪最初的那些年里，他这样写道：“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战败。”“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并接受战胜者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百年战争史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着杜黑的正确。他的某些话简直就像针对今天而言。
　　任何先进理论都产生于落后的环境之中，并承受着落后的重击。愈是真知灼见，愈难被人所接受。对杜黑理论的质疑从未间断。实践有时候也并不站在真理一边，虽然它最终将这么做。①绝对制空权与相对制空权之争。杜黑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论述制空权思想的人。他认为，所谓制空权，就是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这是一种绝对的制空权。苏联人反对这种观点。苏联人把制空权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它认为某些时刻夺取局部制空权更重要。这便是相对制空权理论。苏联人用实践否定了杜黑并嘲弄了他：一举夺取全面制空权太困难，近乎虚幻，唯取得局部制空权可触及。卫国战争中数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会战，苏军都靠夺取局部制空权获得了胜利。德国空军将领梅林承认：“俄国人常常取得局部优势。”②轰炸与空战之争。杜黑坚决主张夺取制空权只能靠空中进攻，力争把敌方的飞机消灭在机场上和工厂里。他极力反对空战。他的形象比喻是：与消灭空中的飞鸟相比，捣毁鸟巢和鸟蛋的办法更有效。英国空军崇拜杜黑，是“轰炸派”。早在1928年，英国空军参谋长就指出：对空军而言，不需要首先打败当然的空军，只需对敌方重要中心狂轰滥炸，置敌于防御境地，即为大胜。苏军和德军是“空战派”。他们兢兢业业地进行空战。迄今为止世界最大规模的空战都发生在苏联的蓝天上。空战被证明是歼灭敌航空兵、夺取制空权的阳关道。英国虽然不重视空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不列颠大空战，最后从空中挽救了英国。杜黑有些黯淡了。③独立遂行空中战争与支援地面之争。杜黑认为，必须建立一支进攻型的独立空军，实施独立的空中战争，在陆海军发挥作用之前结束战争。他反对空军支援地面作战。他认为把航空兵隶属于陆海军之下是无用的、多余和有害的。这一观点被无数人耻笑。一切始于地面，止于地面。大炮尚且不能上刺刀，飞机何能，敢称天骄？二战中，德军闪电战大放光彩。闪电战的核心正是空地突击。为了更好地支援地面作战，德国还专门为空军研制了俯冲轰炸机。苏军的旗帜是大纵深作战。航空兵是天上的陆军。铁木辛哥说：航空兵的影响不是在深远的后方，而是在师和集团军地域内对敌人联合作战。这是两支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陆军。胜利者是不受置疑的。杜黑变黑了。

　　核门槛

　　诸雄中，只有美国发展空军的战略是连续的、完整的、清晰的。飞机诞生在美国。制空权理论诞生在欧洲，但美国视如己出。再也没有谁比美国更看重天空了。一战发端于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唱主角的是坦克。一战结束于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主角换成了飞机。是役，美军出动了一千五百架飞机。西线天空一片乌云。美国人使用航空兵的决心令人叹为观止。打那以后，美国人再也没有离开天空。历史选择了天空，天空选择了美国。海洋曾征服陆地。天空又征服海洋。地面上得到的，从空中能得到；地面上得不到的，从空中仍能得到。落后的国家最能浪费智慧。先进的国家最能聚集智慧。智慧之争就是国力之争。胜利是强者的丰碑。失败是弱者的墓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战争中各国军民伤亡一亿以上：苏联两千万，中国三千万，德国近千万，日本六百万。而美国只有三十万。但美国参予了除苏德战役外所有重要的战役，并主导了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无论是地面的，还是海上的。谜底在天上。看看欧洲的天空和太平洋的天空就知道了。美国付出了最小的代价，得到的是整个欧洲和全部大洋。

　　天空无垠。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美国人一度走得太远了。太平洋战争是从空中开始的，也是从空中结束的。美国人不仅要获取眼前的胜利，还盯住了胜利以后的世界。它发明并使用了原子弹。列强踊跃。连中国也蹒跚跟进。核弹云集。人类即将被人类毁灭。核冬天未至，人们已先自寒了。核门槛高耸。世界屏息。人类如不存在，战争有什么意义？所有的常规战争理论至此突然陷入了绝境。杜黑渐渐被人遗忘。但美国人是清醒的。它最先垒起这道门槛，也是它最先跳过了这道门槛。①政治。它明白必须赢得冷战。恐怖的和平不是和平。它也不需要这种和平。②技术。麦克阿瑟说：“随着科学发明创造的不断涌现，战争力量的毁灭性现已到了改变传统战争概念的程度。”他只说对了一半。科学技术还可以使人们重新跳出“战争力量的毁灭性”。于是，以太空技术为特征，远距离、大威力、高精确、短时间为特点，以空中袭击为主要模式的“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出世了。任何现代战争首先必定是短暂的。速战要求短时。速决要求准确。速胜要求猛烈。这些特点，都为现代空军所具备，只有现代空军才具备。因此，我大胆地说，美国是从空中跨越核门槛的。也只有从空中才能跨越。突破核门槛的第一战是1986年美国空袭科比亚。这次空袭虽然没有后几场战争那么炫目，但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此战虽短，只有数小时，世界军事界却称其为“战争”。它是后几场战争的雏形。新军事时代所有的特点都在这场战争中留下了影子。

　　当现代空军跨越核门槛的时候，杜黑理论的强大时代穿透力也显现出来。人们发现，在二战中被割裂开的战略、战役、战术制空权，现在又被合在了一起。二战中被证明的制空权理论得到了进一步证明。二战中没有完全证明的空中进攻理论也得到了充分证明。而二战中对杜黑理论否定的地方，却突然失去了新的依据。杜黑《制空权》的每一段论述几乎都是准确的预言：①杜黑主张优先发展空军的思想差不多被所有先进国家所接受。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说过：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今后作战，陆海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也打不下来。②杜黑说：未来战争将从空中开始。首先使用空中力量的一方，肯定会在战场上造成迅速的、一边倒的决定性结局。1909年杜黑曾设想：仅靠空军的力量就能够在空中完全地结束战争。1999年，这一设想在科索沃得以完美实现。③杜黑论述过的关于民航作为空军后备力量的设想得到验证。继“驼峰”空运、柏林空运之后，海湾战争中美国又一次开展战略空运，几乎将一座中等城市搬到中东。④杜黑力主战略轰炸，反对空战，这被二战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受飞机的技术性能和威力的限制，战略轰炸远未达到结束一场战争的程度。但近年科技爆炸之后，这些难题豁然解开。精确制导武器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空中格斗基本消失。被发现即是死亡。⑤杜黑说，由于空军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对敌人心脏予以致命打击，失去制空权的国家会遭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并接受战胜者的任何条件。这个意义已经超出了军事范畴。我们看到，南斯拉夫在屈辱地向征服者交出了自己的土地之后，又按侵略者的要求更屈辱地交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杜黑的预言差不多都实现了，却是在曲折中实现的。这告诉我们，历史已经证明的，说明它是正确的；历史尚未证明的，并不等于就是谬误。它只是需要新的历史的证明。理论还是九十年前的理论，空军却不再是九十年前的空军。发人深思的是，九十年前的理论，居然对现代空军的建设更具指导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杜黑的理论越到后来越显出它对世界空军的影响仿佛没有尽头。当然，同任何伟大理论一样，杜黑理论也并不是无瑕的。很多时候，它差不多使全世界确信不疑，但似乎又有许多问号无法拉直。它像月亮，时圆，时缺，却始终高悬。直到今天，杜黑的《制空权》仍是世界军人们一个争论不息的话题。也许这正是杜黑不朽的原因。

　　朝鲜战争

　　美军也有过挫折。美军虽然一直信奉杜黑的空中进攻战略，但朝鲜战争爆发时，核门槛已经横亘。美国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却无法对中国境内实施战略轰炸。于是，两个反常的现象出现了：一是在二战中很少进行地面战争的美军连续与中国军队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阵地战；二是不善于空中格斗的美国空军不得不同中国空军进行大规模空战。结局是令美国人伤心的：不同于美国以大机群突击作战胜利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亦不同于丢原子弹战胜日本的二战，美军是以一场以上甘岭闻名的阵地战的失败而结束朝鲜战争的。而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对世界空军的贡献就是“一夜之间”“培养”出一个“世界空军强国”。失败使美国人清醒。它永远记住了上甘岭的教训。它要给陆军插上一双翅膀。而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朝鲜战争不过是地面力量的回光返照。随即又发生了越南战争。后者的时间、规模、消耗都大大超过前者。但我发现美国学聪明了：美军的对手和朝鲜战争一样，也是一支纯步兵的陆军，但越南战争再也没有上甘岭，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地面战役也没有。越南战争的地面作战与历次地面战争有一个革命性不同：陆军行动空中化。陆军在天上的时间几乎和在地上的相等。在空中力量改变着战争面貌的同时，空中陆军也改变着战争面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又失败了。但和朝鲜战争不同，这是一次满载而归的失败。

　　中国空军在朝鲜天空上的胜利无疑具有历史意义。然而，胜利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大的敌人。与朝鲜战争的失败者美军相比，彼在跑，我在走。伞中的人总是落后于雨中的人。美国是一个在全世界受批评最多的国家，同时它也是受到自己批评最多的国家。它还是具有最多自我否定行为的国家。我始终认为，朝鲜战争给中国政治战略带来了正面影响，给中国军事战略则带来负面影响，困为我们突然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值得自己畏惧的了，这不免让人自满，导致了我军在战略思想和军事装备方面的停滞。中国空军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我们曾拥有空中英雄。英雄老矣，而同样老了的飞机仍在艰难飞行。在空军的战略思想上，朝鲜战争的影响巨大。我们只重视了经验，忽略了理论。中国空军过份看重空中格斗，对战略轰炸关注少。早在1921年杜黑就指出：“一个国家只拥有准备用于空战的空军不仅危害国防，并且被剥夺了对敌方目标发动进攻的一切可能性，将陷入严重的空中劣势。”朝鲜战争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武器？？直升机。直升机在二战时还处于试用期，但美国人已看到，控制“一树之高”的天空非这种兵器莫属。这一点迅速在下一场战争得到证明。越南战争几乎就是直升机的战争。从那时起，美国陆军离开了地面。中国陆军航空兵的组建比世界晚了二十年，装备更逊。但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的不止是装备，更有思想和先进理论。先进的装备可以让先进的军事理论如虎添翼。形势如虎。与朝鲜战争时相比，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比那时弱，而我们的敌人却比那时强。落后不怕，怕的是看不到落后。摔跤不怕，怕的是不迈步。伟人经常犯错误，经常摔倒，而虫子不会，因为它们做的事情就是挖洞与爬行。杜黑说：“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才去适应的人微笑。”

　　大陆军

　　突破防线

　　中华民族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曾经长期存在着“步兵对骑兵”的军事劣势，秦始皇将长城筑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上，期望以此抵消这种劣势。长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它是中国人建筑上的骄傲，却是中国人心灵上的耻辱。因为它没有阻挡住任何一次北方铁骑的冲锋。自古以来就没有突不破的防线。一部军事史就是进攻史。空中力量时代尤其如此。①更改传统观念。观念落后也要挨打。长城就是观念的产物。法国人的教训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天空布满飞机，但法军将领们对此视而不见。法国刚打胜了一场阵地战。胜利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当德国人在拼命造飞机和坦克的时候，法国人在拼命挖战壕。贝当元帅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宠儿是保垒阵地战与步兵火器两者结合，遂构成法军的胜利。今后国防，如在全部国防线上建筑保垒，则法国的安全可以保证。”他为自己短视付出了代价。在德军的闪击面前，马其诺防线和中国的长城一样成了摆设。五十万法军几乎是坐在坚固的防御工事里当了俘虏的。在所有参加二战的国家中，法国犯的错误最少。战争不给它继续犯错误的时间和资格。相对于中国的长城，法国“长城”的教训对于军事史的意义要深远得多。中国长城的失败，是平面对平面的突破；而法国的“长城”的失败，则是立体对平面的突破。前者是在传统战争的框架内样式的变化，而后者是战争本质的变化。对马其诺防线的突破虽不完全来自空中，但已具备了空中突破的品质。它昭示着，随着空中力量的壮大，战争由平面走向立体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人的观念仅比法国人前进了几十里。它在太平洋上的进攻实际是为了建立一条“针对美国的海上防线”。（山本五十六语）这是一种防御性的进攻。它对航空兵的使用是不自觉的。即使大胜，也是不自觉的。面对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日本的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情。太平洋战争是没有争议的、主要由空中力量发起，主要由空中力量进行，并最后由空中力量决定的海上战争。从那时起，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成为海洋力量的主角。自太平洋战争之后，直到今天世界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水面舰艇之间的大规模决战。②弱国求存。陆地有天空，海洋也有天空。天空居高临下地成为陆地和海洋的主宰。整整一个二十世纪都在反反复复地证明这一点。但是，几千年的陆战思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加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没有一场战争是完完全全由空中力量决定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始终坚信最后要在地面解决问题。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本能地在自己的领土上构筑着一个个的防御工事。最后一条防线出在中东，是海湾战争前伊拉克人修建的。萨达姆把美军当成了伊朗军。他显然没有读懂对手。美军自一战以来从未发起过人海战术式的地面进攻。一如以前那些防线，萨达姆的防线也被无情地突破了。这一次突破则完全来自空中。萨达姆防线就规模而言不能与马其诺相比，但美军获胜的意义却超过了德军。德军对马其诺的突破还是战役性的，而美军突破萨达姆防线则标志着传统防御模式将从战争中消失。从空中对地面的突破也从战场扩大到战争的范畴。今天，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顾及来自空中的威胁而侈谈国家安全，再也没有一支军队可以完全不考虑空中力量的因素而妄图取得战争的胜利。陆地是有限的，海洋是有限的，只有天空是无限的。空中战争时代不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最后形态，但肯定是截止目前为止的最高形态。海洋决战已成为历史。地面决战将成为历史。只有天空决战这史诗性的一页正在被揭开。空中力量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于一支军队，防御就是防空；对于一个国家，空防就是国防。法国《今日军队》杂志在一篇文章中说：“最近三十年来所有的危机或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一样一点：如果敌人能随意从空中发动进攻，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行动就注定要失败。”以色列空军司令埃利亚胡说：“空军力量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军事革命的核心。”军事家应当看到这些，政治家也应当看到这些（下章论述）。令人遗憾的是，军事观念前卫的国家已行万里，军事理论落后的国家仍未跨过起跑线。后者年复一年地保持着庞大而过时的常备军。平时浪费大量金钱，战时浪费大量生命。这是一条看不见的马其诺。地面上的防线消失了，海上的防线也消失了，但人们思想上的防线并没有消失。其它防线可以从空中突破，这条防线从哪儿突破呢？③永远的进攻精神。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空军：第一种是进攻型的空军。这种模式的空军执行空中进攻战略，不编或编制少量的地面防空力量。第二种是国土防空型空军。专司防空职责，不具备外线打击力量。中国空军属于这种类型，也是全球大国中唯一保持这种类型的空军。第三种是攻防兼备型空军。这种模式的空军执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编制必要数量的地面防空兵力和空降兵力，航空兵是其主要成份。从长远看，只有建立一支进攻型空军，才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适应，也才可能确保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强势崛起。这不仅是对空军本质的认识，也是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目前我们只能是向攻防兼备型转换。我认为，攻防兼备的核心是攻。只有攻才能防。攻是最好的防。五十年前朝鲜战争发生，中国空军是在陆军基础上闪电般地组建而成的。共军陆军与秦、汉、唐军相似，富于进攻精神。弱者也能进攻。共军陆军的进攻特点就是机动作战。这未必不是今天中国空军的榜样。入朝作战之初，共军没有重装备，更没有空军，却大胆穿插，秘密渗透，仅凭三八枪就把美军赶过了三八线。战争后期，双方相持。我军有了飞机大炮，火力准备充分，进攻却难以奏效。因为美军在重武器和火力方面占有更明显的优势。我军进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放弃机动作战原则的深刻教训。中印边境战争时，我军又重拾机动作战的法宝。在火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迅速打垮了印度军队，而对手中有很多是参加过北非战役的部队。他们从蒙哥马利那里学来了火力制胜说，但碰上擅长机动进攻的中国陆军，一败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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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 中国空军必须具备攻防兼备
                                       
空军是以飞机为主要作战平台，在空中进行空空作战和空地（海）作战的军种，素以远程作战能力、高速机动能力、强大突击能力、精确打击能力著称。同时，空军又能在空中进行防御，加之现代空军还多统辖高效的地面防空力量，因此，空军在理论上应是攻防兼备的军种。然而环顾今日世界，由于各国政治制度、综合国力、地理环境、军事战略的不同，各国空军追求的结构和功能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是进攻型空军。这种模式的空军，执行空中进攻战略，不编或编制少量的地面防空力量。 　

　在航空兵编成中，作战飞机的大部分为对地面和海上目标进行攻击轰炸的飞机和既能空空作战又能空地（海）作战的多用途战斗机，少部分为专门防空的战斗机，并且有与主战飞机配套的侦察机、预警指挥机、空中加油机、电子战飞机及各种类型的精确制导弹药，具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并且主要通过进攻实现防御目的。此外，还有较强的战略战役空运能力。比如美国空军，由于其主要任务是在海外作战，别国空军又难以对其国土构成较大威胁，因此其空军编成虽然也有少量防空力量，但主要是空中进攻性力量，属于进攻型空军。第二种是国土防空型空军。这种模式的空军，执行专守防空战略，除编有地面防空力量外，在航空兵中，主要是编制能够遂行防空作战任务飞机，不编或编制少量的对地攻击飞机，缺乏对敌方纵深空中进攻的能力。第三种是攻防兼备型空军。这种模式的空军，执行空中积极防御战略，既编制必要数量的地面防空兵力和空降兵力，航空兵又是其主要成份。在航空兵编成中，进攻、防空飞机均有较大比例，空运飞机也占一定比例。既能进行防空作战，也能对敌纵深进行战略、战役突击（反击）和空降作战。多数国家的空军属于或趋向于这种模式。 　　
各国军界从近几十年的局部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的实践中深深感到，现代战争一方面需要依赖诸军种联合作战方能取胜，另一方面局部战争空中化趋势十分明显。空袭与反空袭作战成为高技术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空袭成为可以达成战略目的的独立作战样式，双方空中战场的较量常常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较量。空中战场的作战，主要依靠空军以及海军、陆军的航空兵、导弹兵、电子对抗兵和其他相关力量。而空军要能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既必须具有打击敌方临空的空袭兵器的内线抗击能力，更必须具有对敌方纵深目标进行突击（反击）的外线打击能力。只有两种力量和两种功能兼备，特别是进攻力量很强，才可能赢得战略主动。因此，加强进攻力量、实现攻防兼备，成为多数国家空军模式的主要选择。从我国周边看，俄国空军在防空军与空军合并成新的空军实现攻防兼备后，大力加强轰炸机和多用途战斗机部队建设，空中进攻能力大为增强；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一些国家的空军，也大都走攻防兼备、以攻为主的道路。 　

　我第三代领导核心主持军委工作十多年来，对空军的发展建设和战略运用问题十分关心，有过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和指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空军思想，形成了我军新时期的空军军事思想体系。“攻防兼备”就是其中的核心思想之一。他１９９９年为空军成立５０周年题词：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而奋斗。在此前后，他还多次要求空军要逐步实现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转变。江主席“攻防兼备”空军思想，就是要求我国空军在坚持？的领导、人民军队性质和实现装备现代化的同时，在力量结构和作战功能上，必须是攻防兼备。而当前又必须加强空中进攻力量建设。它体现了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对空军力量结构和功能的内在要求，是惟一正确的空军发展战略。空军既是国家的防空力量，更是主要的外线打击力量。如果空军进攻力量太弱，就变成了防空军而不是空军；攻防兼备结构是高技术战争验证的正确模式。经验说明，建立防空力量、进行战略防空，对于保存战争潜力、减少国家损失、争取战略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攻防兼备是我国空军面临的使命任务的要求。 　

　我国空军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空军战略也完全体现了这个方针的精神。我们不会侵略和威胁任何国家。但是，我们国家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坚持分裂祖国的势力有可能最终无视中央政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而逼迫我们使用武力。霸权主义国家则声称主要使用空海军力量进行军事干预。我国空军在可能进行的这场高技术战争中是主要的作战力量之一，不论进行何种样式的作战，都必须以强大进攻为主要手段，以有效防空为基本条件，做到攻防结合、以攻为主。因此，空军的力量必须是攻防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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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攻防兼备要论》--刘亚洲
                                       
划时代转型的指针

一、江主席“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思想的提出，是空军成军以来建军思想的最具重要意义的转变，是空军划时代转型的开端，必将引发空军建设全方位、全纵深的变革。
二、“攻防兼备”突出了“攻”的思想指向，意味着我们将向昨天偏重于“防”的空军告别，同时也符合一条基本的军事原理——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无疑，“攻防兼备”思想将最终推动中国空军在使用方式、使用原则上产生质的飞跃，为我空军做好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奠定基础。

以观念突破为转型前导

三、观念的突破是创新的元点。我们的空军一直是“国土防空”型的支援空军，也是一支缺少独立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这其中既有时代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首先在观念上有所突破。
四、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的思想。不论进攻作战还是防空作战都要贯彻“进攻”的原则。
五、突破以“空战”为主、把空军作战等同于“夺取制空权”的观念，确立以“空袭”——空中打击敌战略目标为主要任务及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
六、突破以“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同时还应明确，支援作战也要从主要支援陆军转向主要支援海军和二炮作战。
七、突破“战术空军”的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目标。
八、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增强未来战场特别是空中战场将始终并存或交叉火力与电子两个战场空间的意识。特别是今后的空中作战，其受制于电磁空间将甚于常规空间，因此对空军来说，具备电子攻防能力，几乎与具备空中攻防能力同样重要。

确立转型期的空军战略及发展战略

九、决定空军向攻防兼备型方向发展的基本依据有两条：
我情与敌情。我情，即我空军现状和国家安全战略对空军的总要求；敌情，则是我国当前对主要威胁、潜在威胁和对手的现状。只有弄清这两条，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装备、编制、训练、指挥及作战方式的改进，空军“攻”与“防”的任务，才能有的放矢，真正确立。
十、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潜在及可能动用空军的作战方向：
a)台海——与空军的磨擦和对峙，与美在台海的潜在对抗；
b)南海——与菲律宾等环绕南沙群岛诸国的潜在冲突；
c)印度——尽管目前与印度直接交战可能性尚小，但因印巴冲突克什米尔问题引起争端，导致中国卷入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d)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磨擦和摊牌；
e)美国在日、韩、南海（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
f)西部边疆民族分裂势力。
十一、在强敌虎视、弱敌染指的情势下，对我空军应付的能力的评估；除个别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战力和少量武器装备的水平差强人意外，总体实力尚嫌不足。
十二、在此前提下，我空军战略似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
十三、战略决定发展战略。应摈弃与当前之敌拼装备的发展思路，确立“非均衡发展战略”。即着重在武器平台与弹药的跨代组合、部队的混合编组、战法的综合使用上下功夫。因为不论与台湾、日本甚至印度相比，我们在经费上并不占优势，只有另辟蹊径，才可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十四、空军发展在今后5-10年所要达到的目标：
1、近程打击能力；
2、争夺局部制空权能力；
3、全领域防空能力；
4、独立遂行空军战役能力；
5、对主要对手形成可信威慑力。
十五、目标的有限生经费的有限，使我们必须为空军制定确保可以实现的发展原则：相称，够用，胜任。即就规模面议，要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就实现作战目标的手段面议，要够用；就承担任务的能力面议，要胜任。
十六、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所能获得的编制与经费。安了“庙”才能留人，有了钱才能发展，而员额和经费取决于任务。国防安全对空军的倚重程度越高，空军可能获得的员额和经费就越多。因此，空军应勇于承担任务，也要乐于承担任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空军有了首当其冲、全程用我，争当主战力量，军种的气魄，才能为空军的转型与发展争得必要的资源。

首期目标：建构战役空军

十七、从发展水平而言，“攻防兼备”的空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战术空军、战役空军、战略空军。
十八、空军建军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成为具有独立作战和战略打击能力的战略空军。但这是中国空军一时做不到的事情。而仅有战术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无法完成我们面对的任务。那么，眼下及今后年10内，我们对“攻防兼备“的定位，就只能是建设一支具有战役打击能力的战役空军。
十九、所谓“战役空军”是指不仅可以与其他军种配合，而且能够独立遂行战役任务、具有战役主战能力的空军——这是一个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选择，是与我们的任务和能力相适应的目标。也是基本够用，经努力又可实现的目标。
二十、空军战役应同时包括四个方面：空袭、空战、空防和电子对抗。
二十一、战役空军的基本任务：
1、突击并摧毁战区内重要战略目标；
2、争夺并掌握战区制空权；
3、确保战时要地空防安全；
4、以战术或战役级手段谋求战略威慑；
5、支援作战。
二十二、战役空军的建设思想、作战指导、编制体制、装备、训练都必须根据特定的“攻防”任务做有针对性的设计。同时加强对从“6日战争”以来，各国组织空军战役的经验教训的研究，针对我们的具体任务，研究制定空军战役作战纲要，创造具有中国空军特点的战役战法。
二十三、要提高司令部和指挥员对空军战役的计划指挥能力，改变目前一线指挥员多为塔台飞行指挥的现状。
二十四、建立空军虚拟作战实验室，加强对空军战役虚拟作战的研究与软件开发。用实验验证思想和理论的创新成果。

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二十五、对台作战是空军的主要作战方向。空军在对台作战中要确立“以我为主”的思想，因为非万不得已，我对台作战应不以谋求全面占领为目标。而应主要依靠空军和二炮、海军的空中打击和海上封锁。即使实施登陆作战，其合理方案不应是诺曼底式的渡海登陆，而宜采取“垂直登陆”方式。这就需要空军开辟“空中走廊”，组织机降、空降，对台作战肯定将更多地凸显空军的作用。
二十六、对台的主要打击方式应为空袭，而不是空战。对台作战，如按空中格斗式空战，我很可能会处于下风，因此只能换一思路：可像以色列在“6日战争”中那样，一举瘫痪对手于地面，从而获得局部制空权。
二十七、对台空袭应以摧毁其机场设施为主要目的，使其坚藏于地下的飞机无法升空作战。作战可依需要分为全面空袭和“外科手术式”空袭。
二十八、提高在敌防区外的摧毁打击能力，对台空军和其他军事目标应尽可能实行非接触作战。
二十九、把空降作战纳入空军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降兵参与对台作战，应把以伞降突击为主的模式，改变为以机降为主，伞降为辅。采用这种方式作战，更为隐蔽、快速、突然性强、损失小且进退自如，若与攻击直升机部队配合，将形成更加大的空降突击力。

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三十、显然，对于一支以具备战役打击甚至战略打击能力为发展目标的空军，除必须加大轰炸机和其它辅助性支援飞机的比重外，还应把更适于空袭作战，而不是更适于空中格斗的战斗机定为主战飞机。
三十一、超视距空战已成为现代空战的主要样式，通过近距格斗制空的可能性已明显下降。这预示着未来空战中弹药将重于平台。
三十二、与其把有限的经费用在购买价格昂贵的新机上，不如把功夫下在改进机载设备、提高弹药性能上，因为这既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又是中近期内提高空军战斗力的捷径。从费效比的角度看，获得或改进设备和弹药，比获得新武器平台要简单也更便宜。大多数情况下，导弹的更新都比飞机的更新要廉价易得。同样性能的导弹，从B－2飞机上发射与从轰－6飞机上发射，杀伤效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对弹的质量考虑优于对机的质量考虑，这是质量建军必须有所侧重的一种思路。
三十三、提高弹药精确化程度是迅速提高攻击能力的关键，也是空军装备发展的关键。应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全面的精确化改造，同时研制新弹药。弹药的发展也要符合“最小耗费”原则，对面状目标，可以发展面状毁伤弹药。总之一切从需要出发，要根据任务和目标组合搭配各种技术性能的弹药。
三十四、要提高飞机和弹药的“互通性”，做到一种机型，多种（导）弹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
三十五、武器的采买必须以主要任务为指导。如对台作战若以打击机场、军港为主，就不应花大钱购买空战飞机，甚至也不必把钱用于购买价格昂贵的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飞机上。因为对战役空军而言，导弹和精确弹药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可从马岛战争阿根廷空军的表现中体现出来。
三十六、要大力发展对实施空军战役极端重要的预警机、电子对抗及侦察机、空中加油机。

关键在于组合

三十七、组建空军战役打击集群。平时就将战斗机、轰炸机、电子战飞机进行混合编组训练，以期获得经验和默契。每个编组应根据不同任务，编制不同比例的各型飞机，用搭积木的方式（模块化）灵活搭建与调整部队的构成，改变目前单一机种各自为训、长期停留在战术作战水平上的状况。“混编集群”是战役空军的基石，其出现本身就是对空军内部各兵种协同的加强。
三十八、根据混编集群的特点，需要将现有机场进行基地化改造，以提高对多机种的综合保障能力。
三十九、武器系统的跨代际组合，是一个蕴涵无限创造力的新思路。B－52加巡航导弹，使老机型再立新功，A－10利用外挂武器获得了它原本不足的夜战能力，就是富于启发的事例。如轰－6改装海鹰系列导弹用于空——舰，空——地攻击，均可成为我们的选择性思路。
四十、借鉴美空军与联邦航空局共同建立“联合监视系统”（JSS）做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军民合用、现代化的空中警戒系统，为防空作战提供技术支持。
四十一、重视美空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以空中任务指令指挥空中战役的经验，在实施空中战役时，制订我们自己的空中任务指令，以实现联合作战。
四十二、空军是最易从中获益的军种。台湾、印度、日本的电子网络技术都比较先进，因此，眼下比提高空军空战能力更为紧迫的，应是如何优先提高我们的电子作战能力。可行步骤是，先在技侦所下设立“实验分队”，然后再组建师级规模的电子作战部队，主要遂行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黑客”攻击、电脑病毒、网络破袭等任务。“信息——火力”平行并重，才是全面提高空军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

变地域指挥为领域指挥

四十三、在空军编制体制上要打破划地设防的“军区空军”架构，建立与职能和功能相关联的部队和指挥司令部，如战役司令部、战术司令部、战略司令部、空天司令部、防空司令部、训练司令部、实验作战司令部等。其主要任务分别是：
战役司令部——负责重要作战方向的空军战役的组织指挥；
战术司令部——负责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及支援作战的组织指挥；
战略司令部——负责对敌实施战略打击和组织战略空运；
空天司令部——负责对航天作战力量的指挥并对航天部队与其它部队的联合作战进行协调；
防空司令部——负责全空域及要地防空作战；
训练司令部——负责组织全空军的空中和地面作战、勤务训练；
实验作战司令部——负责实兵和虚拟作战演练，编写作战条令条例。
四十四、成立空军二级职能司令部将彻底改变“国土防空”型空军的旧形象，也可摆脱使空军二级司令部的撤留完全依赖于陆军战区存废的被动局面。
四十五、职能司令部的建立，可通过对现有军区空军改制的方式完成，以减少“拆庙”、“建庙”引起的大震动，避免迟滞“战役空军”成型的步伐。具体可如下调整：
战役司令部——南空；
战术司令部——广空；
战略司令部——沈空；
空天司令部——兰空；
防空司令部——北空；
训练司令部——成空；
实验作战司令部——济空。
四十六、各司令部设大军营、大家眷区，作为后方基地。而所属部队则在相对集中、少量分散的原则下全国分布。

中远期发展目标前瞻

四十七、初步筹建航天作战部队，中近期主要为承担卫星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讯甚至卫星攻击的任务。下一步则为向空天一体打击能力方向发展。
四十八、现在即可着手组建师级直升机作战集团。为迅速形成规模，直升机的发展和配备应以性能单一、价格便宜的轻型机为主，中重型直升机和特种直升机为辅。
四十九、要大力研制空军战役作战软件系统，实现指挥计算机网络化。组建网络作战部队，负责网络防御和进攻作战。
五十、成为具备有战略打击能力、有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威慑力、能够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战略空军、是中国空军最终目标。



第二部分　阐　释

关于“划时代转型的指针

在整整半个世纪里，中国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与我陆、海军并肩作战，参加了自抗美援朝以来历次保卫国家领土、领海、领空安全的局部战争，长年累月地承担着“国土防空”的任务，成为国家领空安全可倚重、对潜在敌人有威慑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近10年来，孕育已久的世界军事革命拉开序幕，海湾战争连续38天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从头到尾的空中战役，把空军推到了这一革命的最前沿。两场战争从战法上看极为相似，都是一边倒的攻防作战。一方进攻，另一方防御，结果是防御的一方均遭败绩。同样的结局，给现代攻防作战提出了令人深思的严峻课题。德国国防部在评价海湾战争的意义时，认为其证明了“防御性防御”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生命力。而俄罗斯军方则认为，多国部队在海湾地区的表现为俄军反对“防御主义”的辩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消除了长期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防御卓越’的观念”。虽然这些看法不无偏颇，但我们透过西方的观点，仍可以看出，这两场世纪末的重要战争，使西方军队从装备技术到作战思想得到了全面更新，也一下子拉大了我与世界强国空军的差距。特别是冷战结束，两霸对峙之势消失，我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与美国及西方的矛盾日渐凸显，周边安全形势亦变得更为严峻。台湾问题、南沙问题、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等等，构成了我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内忧外患。这一切都对空军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空军的现状看，应该说一时还难以胜任。
显然，变革势在必行。
军委江主席站在国家大战略的高度，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这一指示既赋予空军以新的使命，也指明了空军发展的方向；既顺应了世界军事革命的潮流，也与我现实的国情、国力相适应。相对于我们几十年奉行重点在“防”字上的空军而言，这一变革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要真正落实江主席新世纪空军建军思想，我空军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主战方式、体制编制、指挥体系、武器装备、人员训练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和创新。

关于“以观念突破为转型前导”

观念的突破是变革的前提，空军的战略转型亦如此。只有观念上的改弦更张，才能使我们获得与世界空军发展接轨的端口，从而摆脱那种只想从技术和装备层面上寻找突破口的改革。这一点，应成为我空军上下的共识和自觉。
时至今日，有哪些观念仍在桎梏着我们，使我们翅膀沉重，难以向现代化的空军跃升？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突破什么，确立什么，才能成为一支胜任国家安全需要的现代化空军？

首先，应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思想。
自6日战争以来，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采取防御的一方都处于劣势。即使在十月战争之初坚守巴列夫防线的以色列，也未能抵御埃及人的进攻，只是在伺机转入反攻后，才稍稍扳回战场劣势。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看更是如此，再坚固的防御阵地、再严密的防空体系，只要是采取单纯的防御作战，就无法抵御进攻一方连续不断的打击。因为当代的特别是美军的空袭，已不同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的狂轰滥炸，而是依赖高新技术兵器的多批次、全方位、长时间、高强度、周密计划、用清晰的战役行动实现战略目标的空中打击。如多国部队空军在“沙漠风暴”中战斗出动6.9万架次，北约飞机在“联盟力量”行动中战斗出动2.1万架次，尤其是普遍采用了圆概率误差小于10米的精确弹药，使每一架次的出动都有所收获，空袭成功率大提高。这种技战术级别的成功，最终奠定了进攻者的空中优势，确保在有效压制伊拉克和南联盟的防空体系后，根本用不着与其空防力量纠缠，而是全力打击两国战略目标和有生力量，摧毁其战争潜力，瓦解其抵抗意志，使战争行动从一开始就直指最高目标，无须循序渐进。这一崭新特点，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方针的我军，必须充分予以警惕和把握的。
整体的防御态势，决定了我空军在未来战争中必须在“攻”与“防”两个方向上，完成遂行战役的准备。在现有条件下，实施空中进攻战役，是我眼下尚难做到但必须努力达成的目标；而实施防空战役，则是我现阶段起码应具备的能力。为此，有针对性的研究破解美军及北约空军的空袭战法，就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伊拉克和南联盟被动挨打的事实告诉我们，对西方强国空军的防空作战，要害不应在“防”字上，而应在如何“攻”上下功夫，也就是如何实现江主席提倡的“攻势防空”思想。说到底，还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攻我此，我攻你彼。对付空中进攻的最好办法，仍然是空中进攻而不是地面防御。
从武器发展的周期看，眼下我们正处于“矛”胜于“盾”的时代，而空军则正是这支“矛”的矛尖。它速度快，火力猛，机动性强，天然适合攻势作战，本质上就是进攻性力量。全世界对空军力量的使用，一开始就充满了进攻意识。从杜黑的“进攻的行动而不是防守的行动，是最适合于空中力量的行动”，到美国空军AFMI－1条令中强调的“进攻是空军人员在作战中的第一选择”，无不把进攻作为空军作战的第一要义。但这还不是我们主张“攻势作战”的全部理由。
对中国空军来说，确立“攻势作战”思想，主要是被变化的敌情和任务所决定的。如对台作战，无疑将主要是攻势作战；又如，在南沙回敬敌意国家的军事挑衅，有时就必须在自卫的前提下进行攻势作战。即使是在总体防御的态势下，如发现敌国针对我的战争意图已很明显，且其它手段已无力阻止事态发生，我除果断出手、先机制敌外，别无选择，就应毫不犹豫的对敌进行预防性打击。对空军而言，就是将敌航空航天兵器提前摧毁于“起飞发射”之前。显然，这种在战略防御态势下主动的战役战术进攻行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积极防御。认同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把“后发制人”的原则绝对化。
此外，从费效比的角度衡量，为达成同样的战略目标，防御投入的力量要远高于进攻。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以巡航导弹为例，指出建立防御巡航导弹体系的费用是发展巡航导弹的8－14倍。况且进攻与防御的作战效果指标不一，防御要求的是“天衣无缝”，而进攻却并不要求“弹无虚发”。显然，前者的难度大大高于后者。这也使进攻与防御两者间产生明显的费效比剪刀差。选择“攻势作战”，不仅更易于实现既定目标，而且也可以减少花费，这对经费严重短缺的中国空军来说，应是更明智也更合理的选择。
不过必须明确，我们所说的“攻势作战”是“攻防兼备”的“攻”，不是一味无条件、无前提的进攻，更不是被动挨打后再还手的“攻”，同时也不是进攻与防御力量的平分秋色，而是要强调攻势作战，以进攻实现防御。即使是战略防御，也需要进攻性作战。陆战如此，海战如此，空战更是如此。杜黑为空军制订的信条是“用进攻来防御”，此话可作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一战争规律的空军版。

二是突破以“空战”为主的观念，确立以“空袭”为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
二战以来，世界空军的主战样式臻于成熟，战术级的骑士式空战基本让位于战役战略级的大规模空袭。时至今日，更发展为以精确弹药为打击手段的空中联合战役。如果说，已经高度空中战争化的海湾战争还需要以100小时的地面战斗作为必要煞尾的话，从空中开始又从空中结束的科索沃战争则已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空中战争。这场战争起码表明了以下两点：1，独立的空中战争已经出现。空中战争的目的是打击敌人的整体国家力量和意志；2，夺取制空权仍然是空中战争的重要目标，但已不是首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
多年来，我空军一直沿袭以空战为主的作战方式，基本战术仍是形成于抗美援朝、成熟于国土防空、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的“一域多层四四制”。其技术基础是在目视条件下的航炮战，并用勇敢＋协同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种主战方式从技术到战术基本符合抗美援朝、国土防空时期空军承担的任务以及特定的战场条件，因而收效良好。但这一成功经验，已不适应超视距条件下的空中格斗，更不适应防区外打击的空袭作战。因为今天我空军的任务早已不仅是保持一条“米格走廊”，也不再是打几架敌侦察机或“擦边机”，而是要承担对敌战略目标进行空中打击或对敌打击我战略目标的行动进行反制。其间虽然仍可能会与敌进行空战，但目的已主要不是夺取制空权，而是削弱进而瓦解敌对我的战略进攻。夺取制空权的行动，只有在配合陆海军作战时才凸显其意义。独立的空军战役或战争，应是在空袭敌地面目标，打击敌防空体系，摧毁敌整体战争力量和抵抗意志的进程中，使制空权自然而然的成为我囊中之物，而不是去刻意的争夺。马岛之战后，阿根廷空军总结的教训之一，应是如果他们始终以打击英舰为目标，而不是中途转为与“海鹞”空战争夺制空权，将可能因击沉更多的舰只而迫使英远征军撤离战场。
因此，不论进攻作战或是防御作战，空袭都应成为中国空军首先的主战方式。


三是突破“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
“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使空军的使用处于其他军兵种的从属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空军的发展，同时也就限制了对空军的使用。
独立作战能力是空军作为军种存在的立身之本。由于技术装备和作战思想的局限，至今仍未成为我空军自觉追求的目标。要完成从支援作战到联合作战，再到独立作战的三级跳，我空军在各方面都明显准备不足。但这不应成为迟滞我朝此方向转型的理由。在精确武器系统极大提高了空军作战效能，使独立遂行战略打击、独立完成作战任务，成为当今世界先进国家空军发展趋势的今天，我空军在作战思想、指挥体系、兵器配置、编制架构等等方面的除旧布新，已变得刻不容缓。
二次大战后，战胜国迫使战败国“无条件投降”或占领敌国领土的战争已基本绝迹。现代战争大多为局部战争，以全面战争谋求无限目标的方式，已让位于以有限武力实现有限目标。这种对政治目标的程度性分解和对战争规模的可控性操作，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理念之上的。同时也对实现这种新型战争的手段和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既要减少伤亡、降低战争的政治及经济成本，也要最大限度地迫使敌国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为此，西方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实验了远战或“非接触作战”的办法，把其原本就居于优势的空中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具有强大信息化火力的空军，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突出作用得到举世公认，也使空军的独立作战由可能变为现实。这样说并不是要重谈“空军制胜论”的老调，只不过是想指出一个事实：拥有独立作战能力的空军，可以为国家动用军事力量实现政治目标，提供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支持。
大力提升空军独立作战能力并不是我空军今后发展的唯一目标，但这却是实现其它目标的前提：只有具备了独立作战能力的空军，才能真正实现与陆军、海军、二炮等军兵种的联合作战或支援作战。未来作战将主要是联合作战，这已是现代战争的基本定式。就此意义上说，独立作战和联合作战应成为我空军未来作战的两种基本样式。
不可否认，支援作战——无论是支援陆军还是支援海军，仍会是今后空军作战的任务之一。但从今后可以预见的主要作战方向来看，空军支援作战的对象将可能从主要支援陆军，转为主要支援海军或二炮作战。而对三者的支援由于各具技术和战术特点，对空军的要求会明显不同。对此，我应预有准备。

四是突破“战术空军”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空军”目标。
　　我空军长期担负国土防空任务，主要作战对象是侵入领空侦察和袭扰的小批量敌机。除在抗美援朝、入闽作战初期有过大规模空战外，其它多数情况均属战术级别的空中格斗，由此逐渐形成我独有的空战特征和传统，同时也把自己定格在了战术空军的水准线上。
这是历史的遗产，也是历史的局限。
一支大国空军不具备战役打击能力，甚至没有成型的空中战役思想，是令人堪忧的，尤其是在战略打击能力已成为衡量世界强国空军标尺的今天。只擅长空中格斗、缺少战役空袭能力和战略打击手段的战术空军，不仅无法与美国这样的强敌一争高下，即使对台作战，也未必能稳操胜券。对我空军在这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设法改变。
马岛之战，处于世界二流地位的英国空军，尚能以老式“火神”轰炸机，万里奔袭，对阿根廷守军实施有力的空中打击。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军动用其所有作战飞机，仅用半天时间，便将实力强于自身的埃及空军全部瘫痪于地面。相形之下，对于近在肘腋的台湾、南沙、钓鱼岛等随时可能出现危机的地域，我如果不拥有足够的空中打击能力，如何应付事端？尤其是对台斗争，一旦开战，势必就是战役规模，远非一两场空战所能解决，甚至极有可能由空中战役演化为一场空中战争。届时，很可能就是二炮与空军挑大梁，还有可能出现空军唱独角戏的局面。对这一前景，如果我们事先不做好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在关键时刻就将难以承担历史重任。
依现有基础和条件，我空军在短时期内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成为一支战略空军。但通过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攻防兼备”的转型，建设起一支具有“独立遂行战役打击”能力的战役空军，应该是可能也可行的，属于只要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目标。

五是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
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证明，电子战场是空军作战的第二空间，电子战场的重要性不仅不亚于空中战场，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决定性战场的趋向。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贝卡谷地空战”，就是电子战胜负决定空战胜负的经典战例。越是先进国家的空军，对电子战就越重视，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明令禁止一切不带电子吊舱的飞机升空作战。在科索沃战争中，电子作战飞机更成了“低密度、高需求”的紧缺资源，需要量极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科索沃航空兵与导弹战役的经验教训》认为：“电子战飞机的缺乏，仍然是现代空战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尽管电子战飞机的出动率已经达到总出动率的40%，美空军将领还是认为在这次空中战役里“电子战出了问题”。但是，他们也精明的指出，提高电子战能力，并不一定要增加新的电子战平台，完全可以通过改进现有作战飞机电子装备的质量来解决。可以说，已经试图从技术装备角度把空中战场与电子战场组合在一起的美军，在这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各国空军的前头。
与空中战场的作战能力相比，电子战更是我空军的弱项，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与现代战争的要求都存在巨大差距。电子战场上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空中战场上我与先进国家空军的距离，使我们在两个战场的全面对抗中均处于下风。由于至今我们都对电子战场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一差距尚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扭转这一趋势的关键，首先是把电子战场与空中战场的关系，提高前者的强弱决定后者胜负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增强把两个战场组合为一体的自觉性，并在资金和技术投入两方面向电子战场建设最大限度的倾斜。

关于“确立转型期的空军战略及发展战略”

空军战略的制定必须明确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对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和形势做出评估，对我空军在其中担负的角色及完成这一角色的能力有正确的认识。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一超多强”将继续是世界的基本格局。作为处于上升态势的地区性强国，我国尚无谋求全球利益的紧迫需要，我与周边国家及相关国家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将是局部的，因此能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和力量也将基本是局部性的。就是说，除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我构成全面威胁，或有全面威胁我的战略需要。而美国在其未完成全球布势之前，也会力图避免出现与我全面对抗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在我空军的转型期，我将主要面临的是局部的军事威胁和军事冲突。即使是在最具爆炸性的台湾问题上出现美军直接干预这种最坏情况，我与美的军事对抗也应是有限度的局部冲突，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此外，不论是南沙和钓鱼岛，还是西藏和新疆这些存在或隐或显安全威胁的地区，一旦爆发事端，撇开其影响的大小不谈，单就其范围和烈度而言，无疑都将是局部的、有限的。哪怕在所有这些事端的背后都有美国的插手，也多属捣乱或制造麻烦，远没到中美全面摊牌的时候。正是在这一大战略背景下，国家赋予了我军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任务。军事力量的有限程度决定了使用空军的有限程度，这一切构成了我制定空军战略的前提。
任何战略的提出，只有与制订战略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其自身实力相一致，才是可行的。美国谋求的是全球霸权、全球利益，其军事战略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定的，美空军的“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则是其分支战略。从技术层面上看，这是与美空军实力大致相称的战略设计。对于国家战略目标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中国来说，军事战略的制订也必然与美军完全不同。作为分支战略的我空军战略，就必须既与我大战略目标相一致，也与我自身实力相适应。
在以上种种考虑之后，我们认为，空军战略似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简称“威慑——打击战略”）。在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切近我空军现状的“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战略。
威慑，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势。所谓“局部威慑”，是指我空军应有能力对威胁我国周边安全和利益的敌对势力保持足够的阻遏态势，使其明白任何危害我国安全和利益的举动，必将付出高昂代价，从而知难而退，不敢轻易冒犯。作为一支能够迅速挥出重拳对敌实施打击的军种，空军比其它军兵种更适合用做国家的威慑力量。威慑而不是作战，是国家使用空军的另一种方式，而且是比作战更经常使用的方式。对今日空军来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古训已经过时。威慑也是一种用兵，并且是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用兵。
要使威慑可信，仅有威慑是不够的。必须实实在在地拥有惩戒打击的手段和实力。以我现有的国力、军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空军拥有的空中打击能力将十分有限；这一点与我国所追求的有限的安全和利益目标可算是一种时代的契合，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空军战略，显然只是“有限打击”。这里面既包含了能力的有限，也包含打击目标、打击范围、打击深度的有限，还包含了集中使用力量于某一局部和方向的考虑。即把有限的打击能力投放在重点作战方向和重点作战对象上，并对打击范围、打击深度等方面都进行程度控制，使其不致失控，不致滑向全面战争的境地，从而使空军力量的运用与国家现实的政治目标相吻合。
需要强调的是，“有限打击”，并不意味着打击手段、方式和力度层面上的残缺。恰恰相反，对于必须打击的目标，我应尽可能地具备完备的打击手段、多样的打击方式和充分的打击力度。我空军实施空中打击的手段越多，越能对不同的威胁作恰当的反应，对威胁进行慑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效果也就越好。如陈水扁上台后，台军针对我的基本战略意图是所谓“境外决战”，意在使军事冲突远离台湾本岛。若我空军拥有直接摧毁台本岛要害目标的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能力，即可使台军意图不攻自破，或一攻即破。此一能力还可使我必要时单独或与二炮联合遂行空中战役甚至空中战争，在不进行登陆或封锁作战的情况下即足以慑止台独。
再如为应付外国分裂势力对我西部的威胁，采用囤重兵于西部的方式显然不足取。空军“腿长”行动快，若编训几个以对地突击为主的空军混编集群，就能较便捷的控制西部广阔地域，也可对周边国家形成威慑。
“威慑－打击”战略是总体防御态势下的进攻性战略，但褡不意味着我们一遇到威胁就会诉诸战争。面对局部威胁，应先通过威慑去慑止对我的侵犯，然后才考虑打一场局部战争。
一般说来，威慑的强弱与实战能力大小成正比。英军在马岛之战中表现出的实际战力，在其特混舰队离开后，依然能使阿根廷长期怀有恐惧，这就是威慑的作用。拥有力量，只是形成威慑的前提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恰当的使用力量，坚定而巧妙的展示使用力量的决心，才可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我若将苏－27部队放在内地，周边一旦有事，部队向前一推本身就是威慑，并且是时下正在流行的新安全理论所强调的“紧急威慑”。而将其事先部署在前沿地带，就完全丧失了此各功效。对力量并不充盈的我空军而言，使用力量的谋略和拥有力量同样重要。
我国幅员广袤，分兵把口式的空防体系既浪费也无效。采取“威慑－打击”战略可以有效抵御侵略，也符合我空军资源紧缺、大部分部队装备落后的现状，在不必过多增加对空军军费的投入、拖累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情况下，集中财力、精力于眼下紧迫的战略转型。同时还为空军今后的发展留出了余地。
空军战略是空军发展战略的依据。与“威慑－反击”战略所内涵的局部性和有限性特征相应，我们在整体实力上一时无法全面赶超世界强国空军，但又确需有几手克敌制胜的“撒手锏”武器和本领，这就使得我们应把空军的发展战略，确定为能长则长、该短就短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由于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充分显示出了远高于敌手的作战效能，使得许多国家的空军自觉不自觉地跟在美国后面，采取了“尾随”式发展战略。这条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可能是现成的大道，对中国空军却行不通。除国力所限——经费短缺、技术落后外，主要还是美国对我在军火采购和关键技术方面实行重点封锁。这些都是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人能在技术上采用尾随方式超越对手。对俄罗斯空军我们也同样不能尾随。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应该尽可能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先进空军国家引进现代化武器，但前提是必须承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一支现代化空军是不能采购来的。对别国武器系统的过度依赖，本身就是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马岛之战中的阿根廷空军就是前车之鉴。相反，中东小国以色列在极度恶劣的战略环境中生存，拥有一支强大空军是至关重要的保障。这里当然有美国鼎力支持的因素，但以色列空军自主而明智的发展战略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
抗美援朝时期，我空军一面学习苏联空军的作战经验，一面认真总结自己的独特战术，采取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方针和“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使我在短时期内便被美军惊呼为“世界第三空军强国”。今天看来，其中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在空军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就只能“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别人的长处我能学就学，能借就借，学不来借不来的，就发展我们自己的。
要让发展这个硬道理不沦为一句空话，就必须选择好发展的方式。江主席多次强调，军队发展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非均衡发展战略”正体现了这一思想，非均衡发展就是要在发展中有所侧重，也就是在对外明确作战对手、对内分清轻重缓急的前提下，提出发展的重点和顺序。具体说来，在有利于现实还是有利于长远的发展中，偏重于现实；在提升空战与空袭能力的权衡上，侧重于空袭；对改进飞机还是改进弹药，向改进弹药倾斜；在空中战场和电子战场的建设上，着力于电子战场；在技术装备全面更新还是跨代组合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一句话，采取有针对性的非均衡发展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扬我之长，击敌之短，达到非对称作战的效果。
需要明确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一个动态系统，它所确定的侧重点会根据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而变化，也会随着空军自身的发展而调整。“非均衡发展战略”作为一种思路，即把有限资源不论是经费、装备还是注意力都向最需要同时又最薄弱的环节投放的思路，应成为我空军在整个赶超阶段为实现超越式发展的基本选择。
实现任何战略都需要人和资源，空军战略和空军发展战略的实现同样如此。我们在根据这两个战略架构转型期空军体制和寻求所需经费时，应充分考虑实现这两个战略　最低限度需要，这是空军必须争取的使自己在平时足具威慑，战时首当其冲的基本条件，也是空军作为军种存在的基本利益所在。

关于“首期目标：建构战役空军”

必须承认，现实中的中国空军，从作战思想到实战能力，都只是一支适于空——空和地——空防卫作战的战术空军。就此意义上说，数十年无大战，对国家是一件幸事，对空军的发展则可能是一种不幸。因为它固化了我以防为主的战术空军型态，把一支空军变成了事实上的防空军，且时至今日都未能跳出这一窠臼。我们理解，江主席对空军提出的向“攻防兼备”转型的要求，所要转的就是这个“型”。告别战术空军，是我们走向转型的起点。而转型是为了建设一支符合中国国家战略、拥有战略打击能力、能独立或联合进行空中作战的现代化大国空军。这一目标对于空军是一种战略级的要求，而从战术空军向战略空军的转变，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这中间有一个无法越过的过渡带，那就是——战役空军。在我们还不能马上拥有空中战略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具备一定规模的空中战役打击能力，当可应付我国目前正在面临的紧迫威胁。因此，建设一支综合战力暂低于战略空军却远高于战术空军的战役空军，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是我战略转型的首期目标。
一支规模虽大但作战能力只停留在战术水平的空军，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空中战役，这是战史给我们的教诲。在名声上虽不及米切尔那么显赫，对现代空军作战的见解却更胜一筹的塞尔维斯基，在其所著《空军力量制胜论》一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论证。他的论据是，德国空军发动不列颠战役时，已是一支规模不小的独立军种，但其装备和作战思想都只适用于战术支援作战，因此“在对敌方空军和众多地面目标进行一场地地道道的空中突击时，变得毫无用处”。结果，众所周知，德国人输掉了不列颠战役。
衡量战役空军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备控制战区和影响战局的整体作战能力，这种能力同时也就是非战时期对潜在敌国的局部威慑力。战役空军在作战规模上，以实施空中战役为上限；在作战目标上，以战区内敌战略重点为对象；在作战样式上，以更带进攻色彩的空袭和电子战为主项；在作战手段上，则更注重现有手段的多样化组合。尽管战役空军所承担的基本任务是局部的和有限的，但它追求的效果是以局部左右全局，以战役（包括战斗）对整个战争产生战略性影响。与战术空军相比，战役空军显然更符合“攻防兼备”的发展方向，也更适应“威慑－打击”的战略需要。
我们以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役空军，应从以下8个方面着手：
1、重构理论：
由于没有直接参战，我们应拿出比当事国更认真的态度，去总结别国空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马岛战争、海湾战争、拉索沃战争和美军空袭格林纳达、利比亚的行动，从理论上给以深层探索。因为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都没有非常成型的空军战役理论总结出来（只有沃登上校《空中战役》一书，勾画出了美式空军战役的雏型，并在海湾战争进行了成功尝试）。旁观者清，它山之石恰可以成为我们更新自身理论的镜鉴。眼下，世界空战样式的迅速演变，现实威胁对我提出的严峻课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创新，精确设计，尽快拿出适合我空军作战使用的“空中战役理论”。使空军的战略转型，真正获得理论上的支撑。
2、汰选装备：
对装备的汰换遴选，必须以空军所承担的具体作战任务为基准，以提高“威慑－打击”能力为尺度，增优补新，裁冗删废。目前我空军以歼击机为主战平台，已不能满足战役空军作战行动的需要。若要组织实施以空袭为主的空中战役，空军就须以空袭兵器为主战装备。为此，应加大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在总体编制中的比重，并在人员与资源配置上对轰炸机部队给以较大幅度的倾斜，使之在达到一定规模的同时，装备质量亦有显著提升，应主要是能投射巡航导弹和精确弹药、具有电子对抗能力、全天候作战的飞行平台。
3、整合编制：
空军的编制体制，应从上至下都根据空军战略的要求和战役空军的格局，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首先，将比照陆军战区划分的军区空军体制，转变为以职能划分的空军二级司令部（此点将在后面详加论述）；第二，改变以歼击航空兵师为主干的现行编制，将部分歼击师改装成战斗轰炸机部队，尽快提高空袭兵力的编配比例；第三，参照美空军“远征部队”做法，尝试编成若干个不同机种混编的作战部队，摸索出空中突击集群的合理编配结构。
4、变革指挥：
我空军目前的作战，师以下基本上是塔台指挥，指挥所的作用也主要是引导空战，这样的指挥方式不可能超出战术战斗级别。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情况看，组织实施现代空中战役的要害，已经主要不是考验司令官个人的战场指挥艺术，而是要看整个的计划、协调和控制系统，怎样有效地按程序使用兵力，去实现“空中任务指令”。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对空战指挥的传统理解，学会按程序控制作战和协调部队，培养出一代真正懂得空中战役的指挥官。
5、更新训练：
空中格斗训练是空军航空兵最基本的作战养成方式，但它却不是提高作战能力的唯一方式。根据空军已经和即将承担的任务，显然，我们更需要的是加强空袭训练和联合作战训练。而所有这些训练，都必须以实施空中战役为背景，并且还要特别强调夜战训练。因为最近的几次局部战争表明，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美空军越来越偏爱夜间进攻，意在利用技术优势，对不具备夜战能力的敌军实施一边倒的打击。敌之强项，恰是我之弱项。应对之策，别无它法，除尽可能在武器装备上缩小差距外，恐怕更多的是要想方设法，改进我们目前已然过时的训练模式，建立起一套崭新的适应未来空战特别是空中战役的训练体系。
6、集约保障：
未来空中作战是体系的对抗，未来的作战保障也就是体系的保障。因此，必须把与空中作战相关的情报、通信、领航、气象、电子对抗、工程维护和抢修等诸方面的保障，变成一个被信息技术充分处理过的集约化系统，以提高其整体效能。而这个系统，应该在场站基地化的基础上实现。
7、强化兵演：
从“空地一体战”理论开始，美军的许多新战法都出自“作战实验室”。现代虚拟和仿真技术，可以在相当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训练培养部队的作战能力。虽然实兵演习的功能仍然培养不可替代，但作战实验室的作用已愈见优势。与以往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同，现在将可能在作战实验室中学习到战争。与实践出真知并行的口号是：实验出新知。不仅自然科学如此，军事科学也开始如此。在和平时期，一个作战实验室的功用绝不亚于建立一支实兵的“蓝军”部队，但肯定事半功倍。这方面同样是我空军的弱项，甚至可说是空白。为迅速提高我空军的战役作战水平，起码在可能实施的对台作战之前，组建起一个由空军主管作战首长挂帅的综合性“空军作战实验中心”，是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
8、改进战法：
将“空军作战实验室”中获得的成果，直接转化为既适合我空军现状、又有利未来作战的新战法，使我从久已习惯的战术空战和战术空袭的套路中跳出来，自觉进入战役空战和战役空袭的层面。最终使战役空军从编制体制、武器装备、人员训练到作战思想全面成型。

关于“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如不出现其它意外突发性事件，对台军事行动，无疑将是空军近未来作战的主要方向。
但兵者国之大事，对台斗争动用武力的门槛，肯定不会像局外人所理解的那么低。即使开战，其目标也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胜利。为统一而动武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所以，对台作战注定要遵循政治高于军事，军事服从政治的大前提、大原则。
我们必须明白，对台作战是有限目标的作战，即以军事手段打击台独势力，目的是以打求变，迫使台当局歧路而返，回到政治解决统一问题的道路上来。同时，还要精心控制战局的发展，尽量不给美国及西方势力借口干预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得师出有名、短促迅猛、收放自如，也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很显然，要收到如此上佳的作战效果，除了采用美、以空军在中东上空屡试不爽的“外科手术式空中打击”，其它方式都很难奏效。因为这是唯一不拖泥带水，又能反复使用的手段；也是诸种对台方案中，于我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使台军防不胜防因而威慑效果最好的作战样式。此法如在对台作战中移用，也恰能展我空军之所长。
因此，即使单从作战效果考虑，我空军也必须力争成为对台作战的主战军种。
根据台岛内三军部署情况，美日海空军近在咫尺的现实，以及我“以打求变”的战略目标等因素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对台作战如采用海上封锁、攻打外岛、渡海登陆等方案和样式均不理想。
理由如下：
海上封锁——其本意应是在避战的前提下达成使台屈服的目的，但依我现有实力，很难将事态控制在此目标区内。一旦美舰队（极有可能是美日澳海军联手）以施行“人道主义援助”之名介入，就将使我陷入既不能打又封不住的困境，除非我不惜与美一战，而这显然又违背了封锁的初衷；
攻打外岛——此举既背上了对台动武之名，又未必能收震撼“台独”之效，反可能促使台当局进一步与大陆脱离近距地缘接触（台军从太平岛撤防即已有此迹象），亦使美国有借口有时间正式插手台独，成为加速台独的催生素；
渡海登陆——此为实施难度最大的作战样式。面对经营了数十年反登陆准备的台军，即或不考虑美日海空军介入的因素，如采用陈旧过时的“诺曼底方式”登陆作战，其代价必将极其高昂。因为，1、我现有之跨海投送能力尚不及二战时的盟军；2、台面对我方向之防御能力强于德军的“大西洋壁垒”；3、台湾海峡宽于英吉利海峡。仅以上三个因素就足以使渡海登陆作战很难奏效。
单从效果看，如确需进行登陆作战，也不必非“诺曼底”一种思路。采用更为先进也更为有效的“布拉格方式”或“格林纳达方式”，对台实施垂直登陆，应比前者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代价也更小。但从我现有装备及投送能力来看，尚不完全具备此类型作战的实力。
但这些还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渡海攻台，主要不是能不能打下的问题，而是打下后怎么办？打下台湾并不等于解决了台湾问题，而只应看作是问题的开始。让数十万大军在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陌生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下长期驻守，风险难测，搞不好就会深陷泥沼。况且，美军极有可能在我实施登陆之时或成功登岛之后，派出数支航母特混编队，以其优势海空力量遮断海峡，断我登岛部队后路，重演一幕更大规模的“金门战役”。对这一可能前景，我必须预有顾虑。
以上分析只是对几种热门方案的可行性做出评估，而不是要否定对台作战在军事上的可行性。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选择恰当的对台作战方式，在军事上取胜台军是完全做得到的。必须看到，我取胜台军的因素主要不是双方在军事实力对比上孰优孰劣，而在于对手本身无法改变的致使缺陷，即在地缘上与大陆过于接近、在地理站缺少战略纵深，这两点决定了台湾与大陆在军事上根本没有可比性，也决定了不管他买多少架第三代战机，多少艘“宙斯盾”战舰，都无法真正成为大陆的对手。因为在现实的地缘地理态势中，台军基本不可能有效地抵御我对其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其在飞机质量上所占的有限优势也就无从发挥，无法从我手中夺走局部制空权。
该打击方式是集中使用导弹、飞机、潜艇、直升机（必要时包括特种部队登岛破袭）同时突击台所有机场、军港及主要指挥、通讯、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及全岛电力系统，务求一战瘫痪台空、海军力量（可参照以色列空军在“六日战争”中对埃及空军的打击方式），使之与我的军事对抗失其所恃。打击时间应控制在数小时至数天以内，并尽可能减少台民众伤亡，一俟目标达成，即行停止攻击。此战法在军事上较为可行，在心理上亦可造成震撼，在政治目的未达时还可反复使用，并能在两次打击的间隙给台当局及民众留出转变态度的余地。
如我空军选择这一方式对台作战，就必须在主战方式上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把空袭——大规模的空对地打击，而不是空战――无论何种规模的空中格斗，变成战役空军的基本作战样式。这应被视作我由战术空军向战役空军转变的开端。即转变那种将空中格斗夺取制空权当作第一要义的信条，把空对地打击，以削弱削减敌战略力量作为空军作战的首要目标。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空军有100余架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只有6架在空中被击落，而且都是被中距导弹在视距外击落。美国空军认为，夺取制空权最有效的办法是实施空中进攻战役。显然，美国人所说的空中进攻战役，不会指的是那6架被超视距导弹击落的米格战机。
这一见解并不是要以制地权取代制空权，而是要强调一切制空权都始于地面，因为所有的飞机都要依赖起飞平台——无论是机场还是航空母舰。特别是台岛内机场少，又主要分布于靠近大陆一线，这就使杜黑攻击鸟巢比打鸟更有效的主张得以成立。这也正是我们主张对台空军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而不是与其进行一对一空战的出发点。对这一点，美国人看得也很清楚。兰德公司在向台湾方面献计献策时，第一条就是提醒台空军保护好他们的空军基地，使其“始终保持作战能力”。这反过来也向我们提示了什么部位是台湾的软肋，有助于我对攻击目标的选择。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时时保持清醒的战略意识，包括科索沃战争中的盟军司令克拉克，在选择空中打击的目标时，以其陆军式的外行和短视，把目光盯在了如何消灭南联盟军队的装甲车上；倒是其空军司令肖特将军深谙空军作战的战略价值，他不屑于把北约的空中力量分散到无足轻重的小目标上。而是集中于打击“对敌人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基本的战略、经济甚至情感资源，……严重瓦解敌人的意志和战斗力。”这对我们来说不无启示意义。
国家战略决定主战方向，作战目标决定主战方式，主战方式决定主战军种。在一场从手段、从效果、从代价上看，“非接触作战”都大大优于接触性作战的战争中，空军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为自己提出的“首战用我、全程用我”的口号，也只有在这一强项被充分发挥时，才开始具有实质意义。

关于“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在武器的选择上，合理比节约更重要。浪费固不可取，但盲目地削减开支同样不是省钱办法。合理的选择武器，都是用较少经费谋求较好装备的最佳途径。所谓合理，就是先要弄清楚对什么样的敌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打什么样的仗。知道了这些，就等于知道了需要什么武器。
世纪末无大战，世纪初似乎也不大可能有大战。尤其是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这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把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应付局部的、紧迫的威胁上来。对于军费并不宽裕的我军，这是所能指望到的最有利的外部条件了，剩下的，就要看我们在“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方面，是否能显示出足够的精明。因为即使是每年军费近3000亿美元的美军，也同样不敢没来由的大把花钱，而是力图根据敌人性质与威胁特征来决定武器的发展和采购。只是由于其树敌太多，对武器系统适应性的要求随着敌人的增加而扩大，结果丧失了武器性能的指向性，不得不以普适的要求去发展价格昂贵的“全频谱”武器。
总想突出重点却又总是分散力量，不是美军独有的尴尬。在总体装备规模上贪大，在单件武器性能上求全，为有备无患而不计成本，几乎是各国军队的共性。在技术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这一趋势已日益成为各国军费开支的难以承受之重。台空军从美法购入200架第三代战机，既超出了本岛防卫的需要，又不足以构成对大陆空军的优势，反使其在军费使用上背起了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武器装备选择不当的典型事例。
对我空军来说，装备什么武器应以满足主战需要为原则。如果我们确定以空中打击战役为主战方式，那就应该集中力量装备空袭兵器，而不能同时还想在空战或防空武器方面有过多的兼顾。那种在每一只碗里都撒胡椒面的做法，是优化装备的大忌。
作战是最没有模式可循的行动。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空袭作战，我们只能区别把握。美空军的空袭是全球到达式的战略性打击，所以它对飞行平台的航程和隐身性能有很高的要求；而我们的空袭基本上是局部范围的战役打击，如对台作战，不过200来公里的战役纵深，对飞行平台的性能要求显然不及美军，但在对弹药性能的要求上，却应努力向美军看齐。因为在现代空袭作战中，与拥有精良的作战飞机相比，更重要的是拥有足够的精确弹药和投掷精确弹药的能力。B－2飞机无疑比B－52要先进得多，但它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战略空防上。若从目前两者均用于战役轰炸的效果看，B－2与加装了新电子设备的B－52相比，未见有两者身价那么悬殊的优势。能够佐证这一点的另一论据是，弹药技术的研发周期比飞机的周期要短，弹药作战效能的提高也比飞机要快，从经费的投入上还更节约。据有关专家测算，武器精度提高1，杀伤力就提高8，其与普通弹药的费效比是1：12。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这个道理决定了眼下我快速提高战役打击能力的途径，主要应靠发展和改进弹药而不是靠引进和制造新型飞机来实现。这样说，绝没有贬低飞行平台在作战中重要性的意思，如果既有性能良好的飞机，又有性能同样优良的弹药，当然能使我空军如虎添翼，但任何性能的增加都意味成本的增加，优良性能的叠加，就可能使这只“飞虎”的身价，高到我目前无法承受的程度。两相比较，我们只能说，对经费有限的中国空军的现状而言，弹比机更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无论是对机还是对弹的选择，应该依据何种标准？是求“够用”，还是求“最好”？这个总是一点不比“弹——机之争”更简单。在马岛战争前，英国军方已就出售它老掉牙的“火神”轰炸机与博物馆谈价钱。战事一起，“火神”重上战场，经改装弹仓和空中受油管后，竟化腐朽为神奇，一下子变成了整个战役重要突击力量。曾被我空军击落过多架的U－2飞机，也算得上是老态龙钟了。但美国人为它加装了新的电子设备后，老树再绽新花，直到最近的科索沃战争中，仍能够继续扮演良好的情报、监视与侦察平台的角色。通过加装设备以提高和改变武器性能的做法，不仅对性能复杂的飞机有成效，而且对结构单一的弹药也同样有效。美国在科索沃使用的部分由卫星系统制导“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防区外攻击弹药”，只是在常规航空炸弹上加装一个2万美元左右的全球定位器，便使它成为可接受全球定位卫星引导的高精度炸弹。现在，尝到甜头的美国人，又准备投资24亿美元，再改造9万枚炸弹以充实其精确弹药库。据说法国人也已开始学习这一做法，着手对其老旧的普通炸弹进行精确化改造。这些例子说明，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已经过时、起码算不上“最好”的武器，只要经过合理化改装，就能“够用”于现代空中作战的最新需要。
有鉴于此，我宜马上着手，加速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精确化改造，其中也包括对老式飞机的用途改造。如可考虑将海军的“海鹰”系列导弹，改进加装在轰－6飞机上，使其具备原本没有的中近程空对舰、空对地打击能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武器和战法的创新使用不光是要考虑一个新字，还应考虑费效比。如用第三代战机打巡航导弹是一种大胆创新，但成本似乎太高，且当数百枚巡航导弹像蝗虫般飞来时，以我数量有限的现代战机，很难避免一密而百疏的结果。在这方面，似应借鉴美军用波音747－400加装激光炮作为反导平台的思路，研制留空时间更长且相对造价便宜的飞艇或改装现有运输机，充当打巡航导弹的武器平台。类似思路也许是一条使我空军在较短时间内，低成本，高效能地提升战役打击能力的捷径。
当然，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绝不仅只是个改进旧弹药的事。只要条件具备，经费允许，更应注重也更应鼓励的，是研制开发更合需要的新武器。如海湾战争中美军为摧毁伊军地下坚固目标专门制造的深钻炸弹，又如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为减少攻击目标时附带杀伤而使用的石墨炸弹，再如专为突破严密空防而设计的“防区外联合攻击弹药”，对这些同样适合于对台作战的战争“新宠”，包括其它能满足特定战场需要的武器，均可采用“订单式设计”的办法，提前向有关部门订制。
趋势表明，主要是武器弹药的改进，而不是飞机性能的改进，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导弹对航炮的取代，是空战史上弹药使用的飞跃，也使空中格斗式的空战变得越来越罕见，越来越古典，越来越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结论已一再被近20年来的现代空战所证实。在马岛战争中，英军“海鹞”式飞机击落的31架阿根廷飞机中，除有24架被“响尾蛇”导弹击落外，尚有7架被航炮击落。而到海湾战争时，伊拉克被击落的38架飞机中，只有2架毁于航炮，其它36架均为导弹所击落，并且70%是被“麻雀”AIM－7M导弹在超视距情况下摧毁。超视距空战正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空战样式，这一趋势已日益如晴空般明朗。倘若此时还要把我有限的空中资源，投放到提高歼击机格斗的性能上去，显然不明智。

关于“关键在于组合”

未来的空军作战，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二是独立遂行空中打击。两种方式，都需要空军具备超出现有作战能力的实力。这一要求在眼下听上去颇有建空中楼阁的味道，但却并非通过努力特别是开动脑筋后无法做到。
超出现有实力，如何超？拿不出办法来，空喊一百遍超越也无补于事。为赶超世界先进空军，我们想过的办法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收效甚微。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于国力贫弱、经费短缺。其实空军的发展，并非全在一个“钱”字。没有钱又没有思路当然不行，有了钱没有思路同样也不行。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来说，给到空军手里的“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可能充足。所以，与其在要钱上动脑子，不如在思路上下功夫。
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能全面创新，当然最好。但最好往往最难做到。不得已而为之，只能求次好。组合，就是最能实现次好目标的手段。创新空军，别的不谈，仅装备一项，就需要充足的经费、领先的技术、雄厚的工业基础。美国人可以做到，前苏联也想做到，结果把一个超级大国拼了个倾家荡产。我们无须掂量自己的家底，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我们只能立足中国空军的现实：经费有限，装备老旧，技术落后，外加少量彼此间不配套但尚属先进的武器平台及弹药。在这样的基础上谈创新，就不如谈组合来得更实际，更有可操作性。
以组合求次好，虽不能实现我超越世界先进空军的目标，但却是缩小同他们的差距，使我尽快获得与之抗衡能力的首选途径。空军是一个技术综合性很强的军种，它就像一架飞机一样，从里到外都充满了与各种技术、各种系统、各种方法进行组合的接口，同时也就充满了实现各种组合的可能。尽管我们几乎没有一种手段是明显的强项，但组合可以使我们以强补弱、接短为长，把许多弱项中的点滴优势集合起来，变成一个整体的强。也就是集众短为一长，集众弱为一强。
西方先进的空军武器系统，其特点是集各种高新技术于一个平台，这是典型的以质量求效果的做法。长处是一机多能，优势集中；短处是代价高昂，风险也集中。在日渐严苛的战场条件下，把优势和风险集中于一个平台之上，意味着各自的机会参半，赢会赢得痛快，输也输得惨重。科索沃战争中，F－117风头甚健，集各种优势于一身，用于空中打击确有威力，但一旦被击落，损失之巨，影响之大，至今让美国人隐痛难消。这种富豪式的研发和使用武器的做法，我们学不起，也不该学。但既然要以这样敌人为对手，就要找出适合自己，又能克敌的办法。这个办法只能是针对西方思路的反思路：要集中优势，也要分散风险。
说具体些，就是充分依托信息技术，对若干造价低廉的武器平台和弹药进行功能组合，以其功能的集中形成集束优势，因其部署的分散而降低风险。从而获得一种以集约化低（技术）平台对抗集优化高（技术）平台的能力，彻底摆脱低平台＋弱弹药的次优化兵器台阶，缩小与西方空军高平台＋强弹药的最优化兵器之间的差距。实现以落后的武器打一场先进的战争。
集约化后的低平台＋强弹药，这应是以劣胜优的武器发展思路。立足现实，我也只能据此思路来奠定以劣胜优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以劣胜优就是一句空话。但仅有基础还不够。中国空军的以劣胜优，必须通过在所有方向、所有层面上的扬长避短、优化组合去实现。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支组合式空军。例如：
改变军区空军的地域指挥模式，实现全空疆内的功能组合式指挥；
改变航空兵部队清一色的单机种建制，组建几支能应付突发事件、完成多种任务的多机种混编集群；在混编集群中，也可实行跨代次飞机的组合，如苏－30与歼－7混编，利用前者优良的指挥引导能力，老鹰带小鹰，形成有威胁的空中突击编队，增强整体战斗力；
改变电子战部队与作战部队各自分属、电子战与火力战分段实施的做法，实现全电磁环境下统一指挥的火力——电子一体战。
改变以歼击机为主战机种、以空中格斗为主战样式的定势，在战役空袭理论主导下，重组轰炸、歼击、强击航空兵的复合战力；
改变航空兵与空降兵作战脱节的现状，把空中打击与空降突击融为一体，形成军种内联合作战；
改变既有的战勤和后勤保障格局，将机务、场务、工程等进行组合，实现基地化保障；
改变以往作战缺少程序调控的状况，运用空中任务指令统辖所有参战部队的行动。
以上种种，或始于、或归于“组合”二字，其目的不外乎为了使一支弱势空军，尽可能地克服它的每一块短板，最充分地获得被组合所放大的战斗力。在与西方强国空军不可避免的对垒中以低抗高，以弱击强，力求化劣为优，直至以劣胜优。

关于“变地域指挥为领域指挥”

一举一动都受到地形地物限制的陆军，实行带地域性色彩的大军区或战区体制，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本质上不为地表所限的空军，也沿袭典型的陆军体制，却不是仅用空军脱胎于陆军和空军的任务是“国土防空”这样的理由就言之成理的。对于历史，也许还说得过去。而在今天，却无论如何必须改变。
对空军来说，战区的概念是指战时的作战空域，而不是平时的行政区划。即使是国土防空，空防的方式也基本不是阵地、要塞和防线式的，如我地空导弹部队采用跨战区流动的方式狩猎U－2即是证明。与这一特征相应的空军作战指挥，在根本上与陆军的作战指挥完全不同。当然也就不应在地域区划的概念下，照“大军区”的葫芦，画“军区空军”的瓢。把自己的翅膀、视线乃至思维，都统统束缚在被地幅所限的空间内。
空军是所有军兵种中，作战自由度最大的军种。它的一切，编制、装备、作战、指挥，都应最大限度的符合这一特点。这也是现代空军的基本特点。我空军向“攻防兼备”转型，就是为了在整体作战能力上全面具备并充分发挥这一特点，实现脱胎换骨，初步完成从近代型空军向现代化空军的转变。
这不是简单的在形式上与世界强国空军接轨的问题，而是被空军作战指挥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必然步骤。从世界空军的情况看，美空军采取的是以职能司令部为主导的混合指挥体制，其9大司令部中有7个是设在本土的职能性司令部，即空中作战司令部、空中机动司令部、空军航天司令部、空军装备司令部、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空军后备队司令部。2个地域性司令部设在海外，即太平洋空军司令部、驻欧洲空军司令部；法国空军的指挥体制与美军相似，也是职能和地域混合的指挥体制，即4个职能司令部加3个地区司令部；从1917年就按“斯穆茨报告”，以独立作战为目标建立的英国空军，在其空军参谋部下只设作战司令部，支援司令部和训练司令部三个机构，是纯粹的职能性指挥体制；德国空军的指挥体制与英军如出一辙；即使是与我体制相似的俄罗斯空军，除空防职能归属防空军外，其主要指挥体制也是职能性的，如远程航空兵司令部、前线航空兵司令部、运输航空兵司令部。这些例子说明，单纯的区域性空军司令部，恰恰不符合空军作战指挥的特性。
“军区空军体制”非改不可的另一条理由是，近年来，大军区的“存废”本身，已经成为军队改革的热门话题。依附于这一体制下的军区空军，其裁撤更是几成定局。这就提醒我们，不管是从空军应该更像空军的道理出发，还是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前景去看，我们都必须尽快把改变军区空军体制这一对空军全局至关重要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与其把军区空军的撤留跟大军区的存废被动地栓在一起，不如我们自己下手去改来得更主动。这样，就需要先给此举确定一个原则：即它必须既能使空军的二级指挥体制一劳永逸地与大军区脱钩，又有利于我空军部队向“攻防兼备”方向转型，同时还应具有能够立即付诸实施的可行性。我们认为，在充分顾及空军现状，又合理借鉴外军经验的基础上，鱼和熊掌完全可能兼得。这就是把地域指挥型的军区空军体制，改变为职能性的、按领域实施指挥的空军二级司令部。
具体思路如下：
战役司令部——在南空基础上改建。空军当前的主战方向是对台、主战方式是空中战役，由南空改建空军战役司令部，既有地利之便，又与目前所担负的战区任务相契合；
战术司令部——在广空基础上改建。联合作战及支援作战，是空军作战的基本样式。南沙是空军支援作战的重要方向，对台作战则需要空军参加联合作战，广空与南空在地域上接近，可对战役当面起策应作用。由广空改建担负支援作战与联合作战任务的空军战术司令部，较利于多方兼顾；
战略司令部——在沈空基础上改建。东北地区机场多，机种全，部队作战能力强。如进一步充实其战略打击能力，从地缘上更易于威慑驻日韩美军，并在我对台作战时起到牵制美军行动的作用；
空天司令部——在兰空基础上改建。西北是我航天工业重镇，从长远计，依托此背景，由兰空改建空天作战司令部，及早着手建立我天军部队，可加速形成我空军空天一体化作战的能力；
防空司令部——在北空基础上改建。首都是空防要地，也是空防部队集中部署的地区。北空在要地防空方面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由北空改建防空作战司令部，有利于空军的防空作战指挥；
训练司令部——在成空基础上改建。统一组织实施全空军范围的空中、地面和院校训练；
实验作战司令部——在济空基础上改建。负责组织实兵和虚拟作战实验，组建信息战部队，开发和定型新战法，编写和制订空军的作战条令条例。

用职能性的空军二级司令部取代现有军区空军，从名称到实质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它将彻底理顺空军部队的指挥关系，突出空军天然具有的不受地域限制的优势，使空军的作战和指挥在全领空一盘棋的格局下充分施展。以7个职能司令部对应7个军区空军，也许不是对二级司令部的最佳设计，但却可避免因“拆庙”或“建庙”引起震动。成功的改革，不光取决于目标的正确，还取决于如何减少改革的阻力。从策略考虑，次好方案也许比最好方案更可靠。鉴于我军现行的战区体制，军区空军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目前还是采取“双轨制”为宜，即以领域指挥为主、地域指挥为辅。各司令部在领域指挥的范围面向全空军，而在地域指挥的范围则面向本战区。使其既能对全空军部队行使领域指挥权，又能保留原先担负的地域防空和对战区作战的支援任务，并有权节制本区内的空军各部队。二级司令部的编制，可在保留现有级别前提下，努力减小整体加构，所属部队则依相对集中、少量分散的原则全国分布。
中国人做事讲究名正言顺，言顺则事成。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先把名字变过来。使我们获得开始做这件事的理由。当然，如此重大举措，不可能只靠换个名字就解决问题。全新的空军作战指挥体制，有赖于我们拿出更加具体、更切实际、更有实效的步骤去完成。

关于“中远期发展目标前瞻”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空军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实现近期目标以快速提高空军作战能力的同时，还要通盘谋划好在更高层面上推进空军作战水平的中远期目标。
作为一个需要全方位提升自身质量的军种，要选做中远期目标的项目很多。但非做不可，不做就无法使我在力量对比上赢得优势的项目，却屈指可数。组建具有实际打击能力的航天作战部队、可在空袭中用做低空突击力量的直升战机部队、能够承担空军战役网络防御和进攻的网络作战部队，开发对组织实施空军战役至关重要的指挥软件系统（包括目标分析系统），这些都是我们在向现代战略空军的总目标迈进时，必须一一跨上的台阶。

以天制地、制海、制空，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一种设想，而是我们的对手已经具备并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的实际能力。建立我们自己的航天作战部队，进行空天一体化作战，虽非眼下所必需，却宜及早列入我中长期发展目标。我们应以对台作战需要为推动，借重我现已具备的航天能力，积极开发其在情报、通讯、导航等方面助我空军作战的潜力，把这一领域中我对台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战场优势，并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对我的太空优势。因此，空军对航天技术应用于空中作战的前景，要从战略高度给予足够重视，并从现在起就向这一方向陆续投入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在“一树之高”的第五空间上作战，固定翼飞机明显不尽人意，直升机却可有效地填补这一空档。它低空机动性强，隐蔽性好，极易达成作战突然性，是实施低空打击跨海突击的理想武器平台。从我准备对台作战的实际需要出发，先着手建立一支师规模的直升机攻击部队，将武装直升机、运兵直升机、通讯指挥机、支援保障机等各型直升机合理搭配，组建直升机作战集群，逐步摸索出一套完整可行的大规模使用直升机战法，创造我军独有的直升机战役模式，对增强我空中战役的突击能力十分必要。一经成军，即可张我空军之势，强化对台战略威慑，并在根本上解决我跨海作战手段不足的难题。同时，直升机集群可加快作战节奏，一百多公里的海峡阻隔几乎对它构不成障碍，从而使台数十年防我渡海的各种努力基本白废，也让美在我得手之前来不及做出反应，早期干预的可能性大为降低。由此，如我能在战前充分向世人展示这一点，甚至可能产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另外，直升机部队用于应付国内紧急事态及抢险救灾也会更便捷有效。

作为电子信息作战的一部分，网络战已日渐成为现实的作战样式。科索沃战争中，北约与南联盟军队在网络上攻防对抗，互有得失。与在战场上一边倒的空中优势不同，北约特别是美军由于网络化程度高，在受到对方网上攻击后，反而损失更大、影响更明显。这说明在未来作战中，总体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完全可能在更多依靠智能而不是强力的领域中拥有优势。这一点在网络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美国人对此也了解的很透彻。根据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分工，美国本土网络防御，包括美军网络防御和网络进攻的任务，都归美空军航天司令部负责，并将专为网络攻防组建的联合特遣部队纳入航天司令部编制。敌人或潜在对手的任何强项和优势，都可能最终对我构成威慑，从这个角度考虑，建立我网络作战部队，已不是中远期目标，而是刻不容缓。只是从着手组建到初具规模，最后形成战斗力，尚需时日。台湾是电脑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世界电脑病毒的集中产地，我如对台作战，就必然会面对其向我发起的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据CIH病毒的发明者宣称，CIH已经证明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脆弱性和可攻击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因我军目前使用的计算机大多采用Windows系统，其在安全上的不可靠性是令人担忧的。正因如此，我们也许应把预防网络攻击摆到与反空袭作战同等重要级别甚至还要更高的程度去重视。这决定了我们所要建立的网络作战部队，首先是一支防御性部队，在防好的基础上再考虑进攻。

面对成千批次、上万架次出动的飞机，现代空军的作战指挥，已不可能仅靠几个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去进行战场控制，而必须依赖建立在电脑桌面上的庞大指挥系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现代空战理解为是被芯片和软件左右的战争。而对空战指挥来说，根据什么样的作战思想和方针去指导作战，是比调动什么部队、使用什么武器更重要的事情。因为，作战思想和方针都是战场的灵魂。所不同的是，这一在过往战争中，需要被指挥员用大脑去体现的东西，现在却被程序员编制压缩在了一片小小的硬盘上。软件，便成了现代作战包括空军作战系统的核心。软件编程的好坏高下，对作战指挥特别是空军的作战指挥，开始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重视我空军作战指挥主要是战役指挥软件的开发，在今天已变得尤为重要。现代战争是体系的对抗，如果我们一时无法改变在硬体系对抗中的劣势状况，起码可以通过努力在软体系的对抗中折回几分。试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使我们还未开始对抗，就先在“器”上处于下风，格外强调的是，在空军作战软件的编写中，务必使用开放源代码操作系统（OSS），而不宜采用极易受到攻击和泄密的“微软”操作系统。如可采用中国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红旗Linux操作系统。该系统具有高可靠性、稳定性、扩展性，同时又有在相对小型化系统上运行的能力，便于野战和机载。通过子系统间的磨合，最终形成我空军独有的作战指挥软件系统。


结　语：
近百年来，世界空军从零起步、振翅雄飞，终于独立成军，变为一支与历史悠久的陆、海军比肩的重要军事力量。但20世纪没能像空军早期的理论奠基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成为空中力量的黄金世纪。这不是理论的失误，而是技术的局限。在本世纪行将结束时，情况有了变化。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由此直接导致的以精确弹药为代表的航空高新技术的大量涌现，使我们可以预期，近在眼前的21世纪初期乃至它的上半叶，空中力量使用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
中国空军的发展，必须跟上时代和我们国家前进的步伐，其标志就是拥有与时代相称、能完成保卫国家空中安全、维护国家统一使命的强大实力。应该说，这种实力眼下我们尚不完全具备。缩小使命与实力之间的差距，就成了下世纪初叶中国空军必须全力以赴去实现的目标。
完成向“攻防兼备”的转型，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赋予空军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缩小差距、增强实力的正确途径。以我空军，这是50年一次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不容错失。光荣与责任同在。我全体将士，唯有上下齐心，励精图治，真正把我空军建成一支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大国空军，方能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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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大战略［刘亚洲］
                                       

刘亚洲

　　美国不会丢弃欧洲，关注亚洲是未雨绸缪

　　我在《西部论》中写道：“美国人已到门前！”我指的是中国的后门―中亚。美国的战略重心仍未东移，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看不出东移的迹象。美国的对手不是中国，它还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可以平起平坐的对手。中亚在地理上接近世界中心，那才是美国人最关心的地方。即使因为台湾独立而引发战争，美国参战，也不意味着它把战略重心放在亚洲。它的战略着力点始终在欧洲。做这个判断对中国维护“二十年战略机遇期”是非常有用的。

　　中国是个战略贫乏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造成的。中国历史上是个强国。强国乏谋略，因为太强而无须谋略。但美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强国不同，它强而有战略，因而更强。而我们，还远没有认清过去，就急急忙忙地追赶未来；还不知道为什么摔倒，却又匆匆地赶路。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什么都可以失败，战略不能失败。战略的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

　从上世纪后几年到本世纪前四年里，世界基本没有平静过。这种不平静是美国一手制造的。美国从不闲着，有敌人的时候和敌人打，没敌人的时候和自己“打”。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全世界都在研究美军，它自己也在研究自己。美国是个具有最多自我否定行为的国家，美军也是个具有最多自我否定行为的军队。正因为如此，美军才能够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汲取思想，改变自己并且通过自己改变世界。我们要跟它，永远也跟不上。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打的是空地结合。科索沃和阿富汗战争，它又全打空军。伊拉克战争，它再次让陆军登场。一两个陆军师在两河流域纵横驰骋，完成了对一个国家的征服。2004年它搞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演习，叫做“夏季脉动04”，同时调动七艘航母，在五大洋演习，最后齐集太平洋。前面都是实质性的，进行水面联合作战、反潜战、潜艇战、海空联合作战；后面是表演性、政治性的，到太平洋集合示威，给世界看，主要是给中国、台湾和日本看。

　　有人据此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东移到太平洋了。恰恰相反，美军主要是想对这一地区起威慑作用。几年前，有人就断定美国已经战略东移，结果美国连续在欧洲和中东打仗。美国有个战略叫“全球力量，全球到达”。欧洲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这是文化因素决定的。中东也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这是地理因素和能源因素决定的。对美国而言，欧洲的事情办完了，才能顾及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就是这么做的。

　　只要美国还是以称霸全球为目标，欧洲就是它的重心，就是它的基本支撑点。它一只脚站在本土也就是美洲，另一只脚站在欧洲。这样它才能伸开两只手，遮蔽世界的天空。亚洲没有这个条件，撑不起美国的野心。美国的文化源自欧洲。欧洲今天全是它的伙伴和朋友，亚洲却存在不少挑战。没有亚洲，美国至多是手臂短了一点，但还是世界老大。没有欧洲，美国的一条腿就断了，就不是巨人了。它甚至失去了灵魂。所以，美国永远不会丢掉欧洲。今天的事实是，欧洲基本风平浪静，而亚洲却可能出现火灾。美国关注亚洲是为了救火，从美国的角度是未雨绸缪。

　　台海冲突，美军会集中打击中国沿海地区

　　“夏季脉动04”演习反映了美国海军战略的转变。美军动用了七艘航母，和伊拉克战争时一样多。大国的一次演习往往有多种寓意。美军这次演习要达到的目的有三个：

　　第一．控制海洋。伊拉克战争导致了美国海军战略的改变。美国已经控制了天空，打垮伊拉克后又控制了陆地的心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岛”。下一步它又该控制什么呢？当然就是海洋。美军通过这次演习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全面制海”。全球一共有16条海上咽喉要道，亚洲占了5条。美军追求的是全面掌握这16条海上要道，确保战时能封锁他国海上航运和海洋力量。美国追求的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

　　第二．更加机动。随着美国称霸全球战略部署的展开，美军务必具有与这种战略相对称的机动速度。不久前，拉姆斯菲尔德对五角大楼下达了向“10―30―30”模式军事构想过渡的任务。这一构想的实质是，在美国政府做出向某个地区动武的决定之后，美军要在10天之内进入战争准备，并向预定地区进发。此后30天内，美军应击败敌人。之后再30天内，美军应完成调整部署，并能到达全球任何一个新的地区完成新的战斗任务。按照这一构想，美军一年之内可以连续打赢5场战争。

　　第三，为下一场可能出现的战争打腹稿。西太平洋地区因为朝鲜因素和台湾独立问题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大。这一地区若出问题，美军插手，主要将动用海上力量。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同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的想法。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海军进行了总结，认为其现有的部署体系反应较慢，不能保证足够的航母集群迅速到位。如果面对一个强大的敌国，美国将力不从心。由此可以判定，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军会集中力量打击中国沿海地区。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打垮经济，就打垮了中国的战争力量。

　　美国的亚洲头号对手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分析美国的亚洲战略，就是一句话，让亚洲人打亚洲人。美国在亚洲的头号对手不是中国，而是日本。60年前，美国打败了日本，打得相当艰辛，最后靠核武器才解决问题。这一战美国打出了什么心得？那就是，日本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在和平时期也会表现出来，看看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就一目了然。它的社会效率也高得可怕。1945年日本是一座废墟，1960年代和中国的水平不相上下。不到20年，日本就把中国甩到后面一大截，遥遥直逼美国。但美国始终掐着日本经济的脖子。科技革命来临后，日本又欲冒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才遏止了日本冲刺的势头。美国知道，中国是个重意识形态的国家，爱走极端，最善于自耗，或者说是自戕，一盘散沙。日本人凝聚性特别强。中国像个老人，日本像个青年。中国暮气重，日本朝气盛。所以，美国一直死死控制日本。美国对日本的警惕要比对中国的警惕大得多。美国为什么给日本制定一部永远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它是为了日后称霸世界时少一个对手，多一个帮手。它的目的基本达到了。按照美国人的设计，今天日本成了一个经济巨人，却仍然是军事侏儒、政治小国。用石原慎太郎的话说：美国割掉了日本的睾丸，日本只能当美国的太监。现在日本也扎扎实实地是美国的全球太监。

　　美国控制日本，遏制日本发展，还有一个种族文明冲突问题。日本人发动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提出的口号是驱逐白种人。日本一面要“脱亚入欧”，一面又要为黄种人而战。这思想能不极大地刺激美国人的神经？在《日本可以说不》中，石原质疑美国为什么对德国不用原子弹，而对日本使用。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种族因素。美国天然地以欧洲为自己的根，对欧洲有一种本能的亲近。二，美国要用核武器来彻底摧毁日本的意志，让日本从此顺从美国。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了解了日本人的处境，就能够触摸日本人处在白种的美国控制下的“痛苦”。以前它是亚洲老大，现在它是亚洲唯一被白种人骑在胯下的民族，还不如菲律宾。菲律宾敢要求美国撤走军队，日本却不敢。

　　美国不仅在控制日本，还在改造日本。60年的历史证明，美国通过它一整套制度设计和战略运作，如日美安全条约、苏联入侵、中国威胁论、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等等，已经实现了对日本的彻底控制。美国绝不会主动给日本松绑。日本把成为正常国家的希望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上，这很幼稚。它向外派兵，讨美国欢心，利用美国的默许偷偷发展武力。但它越如此，离它的目标就越远。虽然中日摩擦是日本得到美国信任的前提，但日本始终没有意识到美国对它的战略意图。美国是把日本当成一条军犬，替它看住潜在的对手，以前是苏联，现在是中国。但中国个头太大，且近年来崛起势头甚猛，美国觉得仅有日本一条军犬还不够，又豢养了一条台独狗。两条狗替它看着中国。

　　美国非常清楚，它要安稳地在亚洲当霸主，最大挑战只会来自两个国家，一个中国，一个日本。其中尤以日本最可能。美国并不看重中国，但它重视中国的潜力。中国有这样的潜力，但一直没有变成现实。日本的实力则是现实的，那就是强大的经济力量。目前美国亚洲战略的重点是牢牢控制日本，同时警惕中国。“挟一个，看一个。”还有可能要“吃一个”。哪一个？北朝鲜。

　　美国对中国有太多的牌可打，日本是王牌

　　美国的亚洲战略还有更深的一层―防止中日联手。谁都认为中日联手不可能，但美国人认为是可能的。美国人制订战略时总是能看十几步，不仅能看到后天、大后天，甚至更远；我们能看到明天就很不错了。中美两国最大区别就是战略思考层次的差别。美国考虑的是全球，所以考虑得长远；我们考虑的是区域，这在布局上就差了一截。美国知道，以现在的情势，靠中日任何一国单独的力量，都不可能动摇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中日联手。中日如果联手，就有可能形成欧盟那样的亚盟。这不是空谈，东盟就是未来亚盟的雏形。亚洲有共同的儒教文化基础，按照美国一直信奉的文明冲突论，当亚盟形成，首先被驱逐的肯定是美国。即使不成立亚盟，仅仅靠中日联手，美国就会受到严峻挑战。它很难继续在韩国驻军。失去东亚，东南亚也不保，美国就要从整个太平洋退缩。它的全球势力版图就缩小了三分之一。美国在亚洲就被边缘化了，全球的政治格局就要重新洗牌，真正的多极化时代就到来了。很显然，中日联手，受益的不仅是中日两国，还有全世界，受损的只有美国。

　　很多人总以为美国在亚洲的唯一对手是中国，所以才用台湾牵制中国，这就把美国看简单了。美国是让中日互制，然后再分别制之，既利用日本压制中国，也利用中国压制日本。美国向亚洲调动武装力量，名义上是为台湾而恫吓中国，其实也有对付日本的意图。近年来日本加强武备，很多中国人惊呼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可能比中国还紧张。但美国为什么不制止日本发展军备呢？因为日本的发展幅度还在美国的允许范围之内。美国知道台湾因素只能延缓中国成为现代大国的进程，而日本却可以毁灭中国成为大国的可能。

　　美国对中国有太多的牌可打，中国对美国缺少好牌可出。美国根据中国的发展速度，一张一张地不慌不忙地打牌。它现在打台湾牌，是因为中国的力量离能威胁美国的程度还有相当距离。到了一定程度，它就要打其它牌了。可能是新疆牌，可能是民族牌，也可能是日本牌。一旦美国开始打日本牌，我们就要特别警惕了。日本是它的王牌。美国挑起中日争端，必会先全力支持日本，然后再限制日本。对中国则反过来，先限制打击，然后再扶一把，不让你彻底垮掉。最后结果一定是中日两败俱伤。美国不会允许中日间出现最后的胜利者，它需要中日双方就像现在这样死死咬住永不松口，世世代代做鹬蚌，它自己永远做渔翁。只要中日双方不能超越历史和仇恨，双方就谁也成不了世界大国，永远在亚洲做二流国家。

　　美国希望中、日以邻为壑，那样它就更自在

　　中日联手说起来简单，行起来谈何容易？爱因斯坦说：“现在我们的世界最缺乏的是善意和力量的结合。”有力量的人没善意，有善意的人没力量。日本是前者，中国是后者。中日走不到一起，原因在日本。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日和则两利，败则两伤，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可惜现在被日本用做外交辞令。为什么说日本没有战略眼光？就是它没有看到这一点。中国是具有大包容心的国家，日本是心胸狭窄的国家。中国不要日本巨额战争赔款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在中日关系上从来是向前看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向前看的，现在的中共高层也如此，因为这是中国根本的战略利益所在。日本今天奉行的是中国战国时期“远交近攻”之策。这是一种地区争霸战略，非全球争霸战略。美国希望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奉行这种以邻为壑的战略，那样美国就更自在了。

　　第二，日本是个曾经有世界野心的国家，特别是对中国有野心。二次大战美国快要打到日本本土时，日本国内竟然有人主张放弃本土，集中力量保卫满洲，可见日本人的大陆情结。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称这场战争为“国运相赌”。赌什么？赌以后一百年内中国不会强盛。他们大致赌对了。没有美国，日本今天还会呆在大陆。但是美国就像日本打败清国一样打败了日本。美国不仅是打赢了一场战争，而且熄灭了日本百年世界帝国的雄心。就像中国人总是情不自禁地怀念秦皇汉武一样，日本人也一直念念不忘它那个刚刚消失的大帝国。日本人对中国人有着心理上的巨大优势，他们从来不承认是败于中国之手。日本人说：“我们是一只狼，挨了十几拳，死于两颗子弹。”十几拳指中国，两颗子弹指美国扔的原子弹。一些日本人说：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买我们的产品；首相天天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还是照样会买我们的产品。

　　中国人要做自我批评。中国几代领导人对日思维都是正确的，但民间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不健康的潜流。我们的人民对日本的心理极不平衡，因为中国从未真正击败过日本。中国对美国的自信建立在朝鲜战争和局的基础上，但对日本就不存在这种自信。不自信造成了愤怒。愤怒造成了不理智。不理智造成了失态。一百多年来，我们对日本多数时间是在控诉，其余就是遗忘。“9·18”、“7·7”、“12·8”、“8·13”，历史实在残忍，用那么多纪念日来提醒我们。但提醒之后我们又干了些什么？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除了敌对还是敌对。仿佛只有与日本敌对，才能够将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面对历史问题，中国既要讲现实主义，更应该讲未来主义。中日两国都应该具有开阔的眼光，这不是情感的选择，而是利益的选择。抗日战争结束60年了，但双方民间仍然充满敌意。政府的政策不可能总压抑民意，这种情况任其发展，再加上美国的怂恿，谁说中日不会再战？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能解决战与不战的问题，就只能解决怎么战的问题了。果真如此，那是很不幸的。首先是日本的不幸。

　　有些民间人士总是批评日本不反省，而我们自己有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战争袭来时，伪军满城，这不需要反省吗？战争结束，蒋介石为了打内战，放弃驻军日本，这不需要反省吗？国民党军一个师的部队能在16名日本兵面前缴械投降。而甲午海战时日本海军要求每个逃生的水兵都必须有风度，因为清国人会看他们的笑话，从而使整个民族蒙羞。青岛一位老人回忆抗日战争，说那时所有的中国人经过日本兵岗哨，无不低头鞠躬，奴颜婢膝。而日本投降后，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列队走过市区，围观的老百姓吐唾沫，扔石头，杀声震天。脸上沾有唾沫和血迹的日本兵不为所动，仍整整齐齐地行进。现在日本老板警告员工有一句常用的口头禅：“不要像中国人那样懒！”一位美国人写道，夜晚从东京的摩天大楼望下去，所有楼层的房间都开着灯，“每一张办公桌前都坐着一个忙碌的日本人。”广岛亚运会结束时，六万人退场，会场上竟没有一张纸片。美国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人！”天安门广场升国旗，观看的人群散去后，满地废纸，随风飘舞。这些不需要反省吗？

　　我们和日本一样，也是个不善于反省的民族。就拿“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来说，此语有误，却说了一百年。落后就一定挨打吗？鸦片战争时，清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一，并不落后。甲午战争时，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比落后吗？一点也不。在“落后就要挨打” 这句话前应加上“观念”两个字―观念落后就要挨打。

　　中国要把对日战略放在对美战略的大框架下进行思考，把如何处理好对日关系放在国家战略全局来考虑。日本的强大，必将使美国和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去牵制日本，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态势。在台湾问题上，不要把美、日、台毫无区别地推在一起，这样正中台独和美国下怀。美、日、台对付中国方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至少美国和日本的国家利益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应付对手的联盟战略，而要主动化解对方的联盟。

　　战争不一定能消灭台独，反而可能使之坐大

　　台独和台湾不是一回事，两个概念一定要区别开来。台独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大多数台湾同胞包括广大的台军官兵，永远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尾巴。1949年，毛泽东本想一鼓作气取台湾，但金门战役的失败改变了这一历史进程。接着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介入，两岸就这么分开了，一分就是55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共中央的讣告里有这样的话：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现在把“解放”这个字眼换成了“统一”。字眼不管如何变化，反映的都是一种内战未停的状态。内战的实质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谁为正统，谁合法代表中国的问题。台独问题是由台湾问题衍生出来的，性质和当年国民党的性质完全不同。台独要把台湾分裂出去，单独成立一个国家。它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和共军的敌人，还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国人民的敌人。但台独分子也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或美国人，因此，我们与台独分子的斗争仍然是内战。

　　内战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家务事，与其它民族没有关系。但是睁眼看看，今天世界上还有几个民族在打内战？中华民族难道命里注定是一个内斗的民族吗？毛泽东、邓小平和都主张和平统一。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发展到今天都不容易。两边都是中国人，两边的家当也都是中国的家当，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美国为什么强大？看看它的历史就知道了。它两百年间只打了一场内战。日本两百年间一次内战也没打过。中国两百年来打了多少内战？从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白莲教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到武昌首义、护国战争、北洋军阀混战，再到国共战争，多不胜数。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弱小？为什么连日本也敢动灭亡中国的念头？就是因为中国老打内战。在几乎全世界列强都欺负中国，把中华民族撕扯得遍体鳞伤的时候，自己还拼命跟自己打！有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是谁发明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句话呢？它的背景肯定是中国人只打中国人的缘故。否则为什么不曾听说有“日本人不打日本人”这类的话语？我们以批判日本为己任，但即使日本全部都是缺点，也有一个优点：它团结。“和”就是日本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称自己“大和”。“和”是什么？就是团结。

　　历史上，中国一次次丧失成为强大国家的机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战频仍。194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都来搞建设，唯有中国继续打。蒋介石抗日战争时保存实力，这时候却大打出手，这一打，把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打掉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建议，孙中山搞了那么多年没有搞成的两党制、多党制民主政府，此时有了完全成熟的条件。共产党是真心实意的。毛泽东还派人专门到扬州勘察，准备在那儿建一个副总统府，他准备当副总统。中国历史数千年，这时出现了一丝曙光。这真是再造历史的良机。美国就是在南北战争结束时建立了以民主政体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可是，蒋介石拒绝了共产党的建议，发起了内战。内战直接导致了今天台海的对峙局面。

　　今天执意要打内战的是台独分子。陈水扁和吕秀莲这种人早已没有了是非，只会用谎话来欺骗台湾人民。从深层看，中国人的内斗性来源于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小农社会，小农社会的最高理想和观念就是大一统。农民最大的心愿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陈水扁就是这种心态。历代中国统治者都重农轻商，毫不重视契约与法律，所以人们的存在状况只能建立在混战和争斗上。混战又需要出现秦始皇式的统一英雄，进一步又要求思想统一。一个无法用契约而共存，只能用武力统一的国家是悲哀的。古希腊诞生了深刻的哲学、法学和文学，但竟然没有诞生一部兵书。可中国自古出现了多少兵书！陈水扁在中华民族中煽动战争，为什么很容易得手？因为这个民族缺乏理性。民族主义的诉求越强烈，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质就越虚弱。民族理念直接影响到外交方针，所以我们民族的外交政策总是情感成分居多，理性成分居少；强硬就是爱国，妥协中庸就是卖国。民间有法西斯化的倾向。还有一种人稍强，有着狂热的理性。但狂热的理性仍然是对理性本身的否定。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 “灭绝”、“血洗”、“杀光”之类的字眼。我想起鲁迅的话：“‘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该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先生的话简直就像针对今日的冷血言论而言。冷血言论不单是民族主义情结。从一些青年的冷血言论可以看出，这一代中国人缺乏爱的教育，缺乏道德关怀意识，当然更缺乏一个成熟的大民族所需要的胸襟与思维。血管不是自来水管。

　　台独问题和台湾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所以不能用同一种办法，更不能用同一个时间表。台湾问题可以等，处理得好，是非敌对性的。但台独问题是不可调和的。台独的性质和、藏独一样，是敌对势力。对于它，只有打击。现在台独已经攫取台湾地区政权，可以挟台湾整体实力对中华民族造成危害了。台独问题不能等，要解决，但要有好办法。如果我们马上用战争手段解决台独问题，则会对中华民族造成更大的危害。战争不一定会消灭台独，反而可能让台独坐大。

　　台海惨战，正是台独和美、日所希望的

　　历史直到今天还站在邓小平这一边。邓小平什么时候说过要对台动武？他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就是针对武力而说的。“一国两制”是划时代的，首先是和平的。和平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国防大学副校长高金钿说：“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国家利益总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头二十年的阶段目标。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就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安全保障，安全战略谋划必须围绕着这个核心来展开。中国现在最大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认为不是立即统一，因为条件不成熟。中国目前最大的国家利益有两个：一是发展，二是阻止台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发展。一切问题都来自于不发展。不能发展就谈不上安全。发展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是不是最佳的战略选择”的问题，而是必然选择的问题。发展和统一是国家的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兼得，但可能同时失去。我们必须在两个国家目标中做出痛苦的选择。痛苦的选择也许就是正确的选择。人生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得到你想要的，一个是享用你所拥有的。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实现第二个目标，国家何尝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当然，不动武不意味着不反台独。台独必反，反台独要在国家的发展中进行。在处理发展和统一的关系上，有三种选择：在发展前解决统一问题；在发展后解决统一问题；在发展中解决统一问题。从民族复兴的根本利益出发，第三种选择是必然的选择。如果为了反台独，彻底中断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牺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即使把台湾收回来，大陆也可能分裂。必须把统一的成本和风险尽可能地降低到国民经济和民族利益可以承受的程度之下，保证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得以继续。

　　我是军人，但我对战争是有选择的。我再也不愿意看到我们民族内部爆发一场惨烈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正是台独和美国人、日本人所希望的。我不主张轻易对台湾动武，尤其是玉石俱焚的动武，除了复杂的国际因素外，就是对战争成本的考虑。解放台湾是一场内战，内战的胜利再辉煌，对自己国家和民族也是一个损失，一种伤害。解放战争中，毛主席特别注意这一点，打大城市都不让用重炮。对国民党军号召起义，投诚，绝无滥杀。这一切，都是不愿意让国家的物力财力受太大损失，尽可能地保存民族元气。我不否认，这10年的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但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同时把作战对象锁定为南中国海、钓鱼岛，甚至那个强占了我们九万平方公里的邻居，会不会对全民族有更强的凝聚力？可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海峡两岸不管以何种方式，最终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而统一的方式也一定是和平的，统一的结果一定是双方共赢的―不可能是谁压倒谁的结果。

　　现在最渴望在台湾海峡看到一场战争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台独分子，一种是民运分子。陈水扁不仅搞台独，而且是精于算计的商人。他知道时间不在自己一边。时间是大陆的朋友，却是台独的敌人。他才是“时不我待”呢。台独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出卖了。日本做美国的走狗是被动的，台独做美国的走狗是自愿的，是希望得到主人的赏赐。什么赏赐？就是美国为它打一仗，把台湾赢回来赏给它。台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美两个大国打起来，就像当年朝鲜战争一样，它好再来一次火中取栗。中美是两个大人，台湾是个孩子。大人只会为大人的事情打架，很难为孩子的事情打架。而且这两个大人还不是等闲之辈，都是有枪的人。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两个有核武器国家的战争。当台独分子把台湾的命运和美国的战略图谋拴在一起的时候，台湾的悲剧就注定了。美国不会让自己为它而战，它只能为美国而战。做走狗就是这样，你不能决定主人的意图，而必须服从主人的意图。

　　然而，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面对：台海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肯定会以某种方式介入。中美开战，那就不是统一与台独的对决，而是当今世界两种制度的对决了。这显然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是两种制度的对决，之所以没有波及到中国本土，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威慑作用所致。今天，苏联已死，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战略依托。美国可以用昔日对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来集中对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根本区别，那两场战争是有中国人参加的对外国的战争，而台海战争将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战争，是一群黄雀注视下的螳螂捕蝉式的战争。中国如果在台海开战，还可能马上变成美国动用全部力量对付的头号战略敌人。

　　美国是台独之“首”，要先斩去

　　凡事要抓主要矛盾。台湾问题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就是分裂与反分裂。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台独，解决了台独，就抓住了台湾问题的核心。在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之后，两岸统一问题才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我们的大战略。战略决定战术，在大战略下，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战术。有些人思维过于僵化，要么就是不打，要么就是大打，忽略了战略艺术。

　　最近有一个名词很时髦：“斩首行动”，是美军进攻伊拉克的一次作战行动的代号。我们不妨借用这个代号，作为解决台独问题的思路。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支军队也好，思维一定要开阔，还要巧妙，还要多角度。我讲的“斩首行动”是一种新理论，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是台独的“首”，首先要把这个“首”斩去。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中美关系事实上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没有中美外交，就没有现在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标志。美国对中国的终极战略目标是什么呢？表面上是鼓励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其真正目的是谋求中国最终出现一个政治软弱、内部涣散分裂的“软”政府。美国希望苏联解体的大戏在中国再唱。美国并不想背台湾这个包袱，它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受大陆控制。台湾问题所有的表象背后，都有深刻的战略图谋。中美真正的较量将始终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胜负也将由台湾问题的结局来决定。台湾对于中国和日本，远比对于美国重要。美国认为，即使让中国统一了台湾，也不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构成多大威胁。美国是在玩游戏，尽管宣布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反对中国和平统一，但显然愿意让这一游戏持久地玩下去。台湾成了中美之间的人质，中美双方一旦有了摩擦，就拿台湾问题做文章。

　　目前，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利用各方的复杂因素，设计了一套牵制和驾驭各方的大战略。它先控制台湾，手法与控制日本如出一辙。不管台湾哪股政治势力上台，都要倚仗美国为父，然后鼓动、纵容台湾的政治势力给大陆找麻烦，但又阻止大陆给台湾找麻烦。美国是一定要台湾跟大陆闹的，不然台湾对它就没有一点价值了。它要台湾闹到大陆不得不理的程度，以此消耗掉大陆非常有限的外交资源。它不仅搞得大陆有求于美国，还有求于全世界。我们每到一国都要感激对方只承认一个中国，不就是有求于人吗？有时甚至得花重金买一句不着边际的承诺。美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台湾这粒棋子的战略牵制作用，阻碍着中国在世界上发挥一个政治大国的作用，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最后，再利用中日历史宿怨和日本对中国统一台湾后将切断日本海上运输线的恐惧，唆使日本参与台湾问题，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实际上，美国的台湾战略根本就是它亚洲战略的一部分，它在对待中国时，是把日本和台湾问题一体考虑的。中日军事对决很可能是谁也胜不了谁，两败俱伤。日本依然回到美国的裤裆下；中国则彻底丧失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唯一机会，不仅成不了“全球性的政治力量”，甚至连“全球性的政治声音”也成不了。现在中国至少还是后者。

　　还有经济上的原因。美国是个商业国家，很现实的。它利用台湾问题两边收取红利。它不停地敲诈台湾的金钱，又小心翼翼地不被台湾拉下水；同时也不断索取大陆的政治利益，心口不一地重复几句外交辞令，给中国面子。它在两岸玩平衡。

　　中国绝不应再做有利于美国达到其战略意图的任何事情。只有从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掌握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才能使局势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处理对美关系，既要有分量感，也要有分寸感。分量感让人感到你有力量，分寸感让人感到你有运用力量的艺术。必须牢记，在对美关系上，没有对与错，只有成与败。首先，我们不能与美国为敌。中国没有亲密朋友，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中国总是和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为敌。中国某些智囊们总是想着要制衡超级大国，老是把最强的国家当作敌人，还会有哪个国家敢和你保持亲密关系？今天中国还远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那种急于打肿脸充胖子的心态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刚刚温饱，可精英们已开始谈论美国的兴衰。我们尚不是陆地上的军事大国，可精英们已经向海洋军事大国投去强烈的一瞥，又是进军太平洋，又是打通大西洋，仿佛太平洋里“好耕田”。如果我们以拥有航空母舰为骄傲这个出发点去造航空母舰，就会导致“大跃进”式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军事领域重犯。但是，不以美国为敌，决不意味着不与美国保持战略均势。有限的国防力量不应当放在与台湾此消彼长的军备竞赛上，而应当用来重点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均衡。只要与美国的战略均势还在，台湾就想独而不敢独。永远不和美国摊牌，中美避开了全面摊牌的危局，台独分子的丧钟就敲响了。

　　若想不与美国最终摊牌，除了经济增长外，就是军事崛起。在美国控制世界之前，发展自己就是硬道理。和平崛起是靠军事实力保卫的，必须有军事实力托底。清朝当年挨了打不想强大吗？它也想和平崛起，搞了洋务运动，但是武备不行。列强一步步挤压，要和平只有拿银子去换，结果越求和平越弱小，越没有和平。和平是强大的奢侈品，不是别人恩赐的东西。新中国五十五年的历史难道不是和平崛起的历史吗？但是我们经历了多少次战争和战争威胁。中国军队是伟大的军队，台湾不是我们的主战场。以色列总理本·古瑞安说过一句话：“以色列士兵的脚下就是以色列的国土。”这意味着，以色列军队打到哪里，哪里就是以色列的边界。

　　争取台湾民心，是最高层次的“斩首”

　　“斩首行动”的第二个方面是争取民心，既争取美国的民心，更争取台湾的民心。这是最高层次上的“斩首”，是以实质性统一反击实质性台独的问题。台独，不是指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管辖，而是指台湾独立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从历史的与现实的中国分裂出去。陈水扁搞的就是实质性台独，所谓渐进式台独是其形式，正在偷走台湾人的中国心。台独的标志是改号易帜，而台独的本质却是台湾人心对中国认同的彻底崩溃。只要是人心不“统”了，人心不“中”了，台湾作为政治实体叫什么名字，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意义都不大。值得我们反省的是，这些年我们反台独的重点是放在台独的外在形式上还是台独的本质内涵上？人家搞的是实质性台独，我们只满足形式上的统一，即仅仅在乎美国是否坚持“一个中国”，台湾当局是否改变国号。面对台湾人心的巨大变化却束手无策，如此下去，形势不言自明，胜负不战自分。

　　争取民心应当做三件事：第一，搞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欲不战而胜必先自胜。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吸引力，而大陆的现代文明显然不具备这种吸引力。高金钿说过：“安全不安全，关键在制度有没有生命力。”从寻求台湾回归，到台湾寻求回归，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真正的战争，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

　　第二，处理好香港问题。我们创造性地用“一国两制”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还必须创造性地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的治理问题。“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与否，是一个超越香港本身的全局性问题。陈水扁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失败，助长了台湾认同和台湾意识的抬头，这是我有幸在2000年当选并且在今年胜选连任的原因。”香港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前些年我们看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竞争共处，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潮流。两制既相互借鉴，又相互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在一国范围内也如此。所以，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如何化解两种制度必然会产生种种矛盾，这才是长期稳定和发展香港的关键，也是香港问题的实质。

　　第三，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 “整合”而不是征服。用征服实现统一无助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反而可能成为民族复兴的包袱。胡锦涛说：“坚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争取人心上。”譬如，是否可以把“一国两制”的理念改换为“一国两治”的理念。譬如，可否提出新的统一模式？如“分而不离，合而不并”。再如，是否考虑可以让台湾多一些国际生存空间。一位坚决反对台独的国民党将军的后代抱怨说：“连一个国际卫生组织的观察员，也不让台湾有。为什么香港可以有？香港二十年前就已是国际民航、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的会员，这些组织是非政治性的，却一个也不给台湾，对台湾人的打击可想而知。要说连宋的选败，大陆要负一定责任。而阿扁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大陆帮了忙，把许多人推到阿扁那一边去了。”

　　斩台湾经济的“首”，就打中了要害

　　经济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也是台湾的“首”。斩这个“首”就选中了要害。我们曾把台海两岸关系的近期目标定位于维持现状，这是一个误区。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是美国台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我们要实现的近期战略目标。正如我们有的理论家讲“反恐怖是世界性的主要任务”一样滑稽。对中国来讲，恐怖主义从来没有成为主要威胁，连次要威胁都不是。我们怎么能把人家的重点当成自己的重点呢？台湾的战略弱点不在政治和军事，而在经济。外向型的岛屿经济，能源、市场两头都依赖海外，是经不起任何风浪的。两岸经济总量对比，我们占绝对优势。打经济仗，我们打得起，也赢得起。在去年进行的台湾大选中，泛蓝阵营打经济牌不行，不是因为经济好坏对选举无足轻重，而是因为台湾经济还未真正陷入危机，仍有百分之二的增长率。而这点增长率，很大部分是拜大陆所赐。现在海峡两岸的情势真有些诡异：政治和军事上尖锐对立，台湾还搞“去中国化”，可双方又是重要的经贸伙伴。大陆外贸对美、对日、对欧都是顺差，唯独对台湾是逆差。台湾缴给美国的军火钱，有多少是大陆给的？台湾反过来还嘲笑大陆穷。两岸流行文化几乎同步，那么多台湾男子娶大陆老婆，那么多台湾人到大陆特别是上海买房子居住，这哪一点不与经济有千丝万缕的牵扯？前不久，有个大陆学者提出用人民币跟台湾结算贸易，台湾就着实紧张了一阵。可见，同台独做斗争，虽然要在政治、外交、文化、军事各个领域下手，但最管用的是经济手段。经济打主角，其它领域打配角。所谓“文攻武备”，“文攻”的重心要从打嘴仗转移到经济仗上来。经济仗打好了，就能摧毁陈水扁的底气。要摈弃一个观念：“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那是统一以后的事。采用经济手段，我们的经济也可能要受一些影响和损失，但这比战争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

原载：凤凰周刊2005年第20期

发布日期：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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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追忆父亲刘建德将军



父丧日记  



 2000年12月13日  

 下*午，李永金司令员来政治部听取汇报。快结束时，突然接到七军副政委李金榜从南宁打来的电话：“你爸爸在南宁心脏病突发，正在抢救，你赶紧来。”这是平静而平庸的一日，没有任何迹象表示要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的心情也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李金榜的话并未使我失色，因为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说：“情况怎么样？”李答：“比较危急。”我问：“非要我去吗？”李道：“你还是赶快来吧。”于是立即决定带小何赴南宁。很快得知，南宁方面也通知小五了，正从营里往机场赶。事至此，我仍平静。说是平静，不如说抱一丝侥幸。爸爸心胸宽阔，慈祥善良。身体除心脏外无任何毛病。老天不佑这种人佑谁？在机场与小五见面，问他：“你认为如何？”小五答：“我感觉没事。”他的情绪也感染了我。在飞机上我居然还看了一场电影。飞机于晚上九点钟降落广州，刚刚停稳，李献忠的电话就打到小何手机上，可见这一段时间他在不停地拨号。话筒里传来献忠的哽咽声：“老爷子不行了。”这一霎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边打电话边向舱门走去，刚出门，只见三辆广州军区空军的车停在舷梯下，警灯闪烁。广空政治部主任刘振来神色肃穆地伫立在晚风中。直到此时我明白大事不好。我的脑子登时一片空白。振来说：“你如连夜赴南宁，就用这三辆车，但明天中午前肯定到不了。不如坐明天早上的飞机，一个小时就到。”查明次日赴南宁最早的航班从深圳出发，连夜赶住深圳。一切安妥停当后，已是深夜十二点了。小五、小何离去。我颓然倒在沙发上。突然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痛哭失声。  

 12月14日11时  

 上午十点半抵南宁。空七军政治部主任刘展志接机。在车上，他对我说：“亚洲，你一定要挺住。”我把眼睛转向窗外。我紧紧地咬住牙关才没有使自己哭出声来，但热泪长流。究竟是怎样进的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我一无所知。只记得急救室是一间大屋子，杂乱无章，人头攒动。在墙角有屏风，拉开屏风是一张床。我亲爱的爸爸一个人静静地、孤独地躺在那儿，盖着一张皱巴巴的白单子。爸爸脸部表情十分安详，宛如睡着熟了一般。脸色有点发青。但奇怪的是，在后来的几天内他的脸色越变越好，在火化那天，几乎到了红润的地步。殡仪馆的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很少见到面色这么好的人。”第二句：“这种脸色根本不用化妆。”当我来到爸爸身边的瞬间，这个世界不存在了。在我四十八年的生命中，脑海中从未出现过此种情景。爸爸是不死的。1939年爸爸参加八路军，宝光寺一起到部队的还有另外五人。那五人在孟良崮战役中全部战死，只有爸爸一个人坚强地活着。1970年爸爸视察六盘山阵地时汽车翻进山沟，不过把眼睛戳伤。大难不死。印象中爸爸从未生过病。自95年在美国犯过一回心脏病外，也一直风平浪静。我有时甚至感到爸爸白发人可能还会走在我们这些黑发人后面。不料晴天霹雳，爸爸竟真的走了。恍如梦境。我用双手捂住面孔。泪水顺着指缝朝外流。  

 预感  

 我是聪慧之人。凡事多有预感。70年代在部队当战士，我就把小妹的一切几乎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在武汉大学遇见她时，我已明白，这桩天定的婚姻是躲不掉的了。记得是74年的一个深夜，我被爱情折磨着，一个人在宿舍的平台上徘徊。忽然我预感到小妹就在附近，就在那簇黑黝黝的树丛里，于是我就走了过去。里面果然有个人，但模糊一团。我连半点也没有犹豫就把那个人拉过来。咦，果然是小妹！我被自己精确不差分毫的预感弄得害怕起来。在漫漫生涯中，无论对政治、对军事、对爱情、对人，我都有预感，多不爽。然而爸爸去世，这本是我最应该能预感的了，却无。我是怎么啦？我与爸爸一脉相连。爸爸的血流在我身上。他有一点风吹草动，我都应知道。这一日竟懵懂得要命。爸爸是12月13日下午4时10分去世的，而那时我正对着李司令侃侃而谈。纵使万里，我也应当有所感应呵。我应当心绞痛，或坐卧不宁，或肌肉抽搐。没有，就是没有。我平静如死。我甚至比死了还可耻。丁悦时赴南宁，我对他讲了我的感受，他说：“我觉得你有预感。你忘了中午的事了？”13日中午，我与丁悦时、许东生在中国大饭店日本餐厅吃饭。一个很熟稔的小姐在我未到时为他们点了大量菜肴，多而贵。我到后，大怒，斥责小姐，退了许多菜。丁悦时说：“我从未见过你这么失态过。”这能算预感吗？我以为否。亚苏后来说马欣在前一晚辗转不能入睡；亚伟说潺潺也睡不好；亚军说瀛瀛梦到了爷爷，均是事后语，做不得数的。细细思量，倒是爸爸可能有预感。我在医院急救室见爸爸第一眼时就发现他的胡子刮得十分干净。妈妈后来告我：爸爸在中午睡觉起来后刮了胡子，而他从无中午刮胡子的习惯。我的心战栗了。我打开爸爸的电动剃须刀，发现里面的胡碴子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必是爸爸所为。为什么？我泣问苍天。我又想起一件事：爸爸离开北京赴广西的前一个星期，妈妈打电话给我：“爸爸说他想胖胖了，你若有空把胖胖带过来玩玩。”我答应了，可因为忙，竟未实现。我悔到了极致。第二天，小妹带胖胖来南宁奔丧，我把胖胖带到爸爸遗体前，说：“爸爸，你说你想胖胖，现在胖胖看你来了，可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  

 “天塌了”  

 12月13日，爸爸妈妈在李献忠的陪同下乘汽车从柳州赴南宁，下榻空七军南鹰宾馆，受到李金榜副政委、刘展志主任的热情接待。中午宴请，南宁最好的东西都上了桌。爸爸高兴，还喝了一点酒。中午，爸爸午睡，妈妈没睡，打麻将。下午三点多钟，爸爸起床，踱过来看妈妈方城大战。妈妈手气差，连输，对爸爸说：“我不成啦，你来替我摸几把。”爸爸就坐在麻将桌前。爸爸一上来就不同凡响，要什么有什么，连和几把，将其它人打得唏哩哗啦。陪打的人说：“老爷子你手气真好。”爸爸高兴得容光焕发。就在这当儿，突然爸爸哼了两声，眼睛一闭向后倒去，李献忠手快，赶忙扶住他说：“怎么啦？怎么啦？”爸爸无回答。慌忙打电话召医生。妈妈也从隔壁闻讯赶来，把硝酸甘油往爸爸嘴里塞，可爸爸牙关已咬紧了。使劲撬开，将药送下，仍无反映。医生赶到，立即抢救，剪开爸爸的衣服做人工呼吸。一切能使用的手段都使用了，爸爸终于没能醒来。妈妈悲怆地哭了一句：“天塌了呀。”被人搀扶到隔壁。而那个疼我爱我的爸爸永远离我而去了。事后探讨，爸爸去世由三个因素造成：①南宁地区虽不高，但气压低，并不适于老年人冬季前往。②爸爸一路心情甚好，至南宁更好，打麻将更是达到一个小高潮。有心脏病的人情绪波动如此，出事率极大。但爸爸走得毫无痛苦。几秒钟内就一切结束了，所以他面容如生，毫无半点痛楚神色。有人讲：“你爸爸是积了八辈子德才能如此呢。”也只有这一点尚能抚慰我破碎的心灵于万一。将来如果我也是爸爸这个死法，我必祈祷。③爸爸累了。长途旅行，鞍马劳顿，爸爸已近八十，如何能象我们那样疯狂？我相信他的心脏必有不适反应，但他不说。爸爸一生不愿意麻烦别人，什么话都深埋心底。他是忍辱负重惯了。第一次犯心脏病是在美国，在亚伟家里。爸爸心绞痛已许久，但强忍不言。亚伟刚到美国不久，家境吃紧。爸爸怕他为自己花钱。就这样捱到深夜，爸爸感到实在撑不下去了，才对妈妈说：“对不起，可能我要先走了。”妈妈一听这话就哭了，这才惊动亚伟，立即报警，救护车呼啸而来。经抢救，爸爸才转无恙。  

 12月14日16时  

 亚苏在武汉出差，于下午4时左右赶到。我们为爸爸稍事整容，缀上红领章。李献忠在南宁为爸爸买了一块三万块钱的手表，还未来得及戴爸爸就走了。现在我和亚苏商定为爸爸戴上这块表。爸爸一生只喜爱三样东西：手表、收音机、剃须刀。这很象李先念。李先念去世后，唯一高级的东西就是那个永远摆着床头的收音机。以前我常常买这几样东西送爸爸，近些年我忽略了。我还不如李献忠。献忠能帮爸爸洗脚，我做儿子还没这么干过。我柜子里有数块好表，均是港台朋友送的，我扔在那儿一直没动，可为什么竟想不起送一块给爸爸？我痛悔至极。我拿起爸爸冰凉的手，把表戴在他手腕上，眼泪哗哗地掉。爸爸一生简朴。他的品德比我高尚得太多。他是高山，我只是一粒尘土。爸爸妈妈有泡澡的习惯。但他们为着节约，从来是两人共享一盆水。妈妈先泡，不打肥皂，尔后爸爸再泡。这事是爸爸去世后妈妈才告我的。我愧得恨不得钻进地下。我在京广健身，因为凉水池的水不能流动，一天即脏，我投诉了一次，现在健康中心每天都为我换一次清水。我未拒绝。与爸爸相比，我算什么东西？  

 14日18时  

 我一直坐在爸爸身边，凝视着爸爸花白的头颅。在记忆中我从未与爸爸挨得这么近，也从未这么远。我对爸爸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头发。打我记事起就看着他的白发，一直看了四十八年。亚军说他小时候常去抚摸爸爸光亮的脑门。我没有抚摸过。我直到今天才去抚摸爸爸的头。我替爸爸整理好稀疏的白发。爸爸三岁时，得了重病，满头生癞疮。他的头发就是那个时候被毁灭的。他只剩下一口气。家穷，爷爷、奶奶根本请不起医生。奶奶说：“这孩子不行了。”把爸爸扔到堆放柴禾的小屋里，听其死去。夜深了，北风肆虐。奶奶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孩子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如何割舍得下？奶奶哭了，突然从炕上跳下来，疯一般地跑进柴屋，抱起爸爸，说：“孩子，妈舍不得你呀。”爸爸的生命力也真顽强。在奶奶温暖的怀抱里，他渐渐醒了过来，后来竟奇迹般地痊愈了，只有在头上仍留着那场大病的痕迹。  


  

 14时20时  

 爸爸小时候十分聪明，悟性极高。爷爷送他去宝光寺的私塾读书。老师特别喜欢他。读了两年之后，家中太穷，实在不能读下去了。私塾老师说：“你继续来念书，不收钱。”但爸爸的哥哥不干。他对爸爸说：“这个家将来是要分的。房子、田地可以分，文化知识学了以后在你肚子里，怎么分？我能把你肚子剖开吗？”随即将一把柴刀恶狠狠地掷在爸爸面前：“给我砍柴去！”爸爸再也没有上过学了。每当爸爸砍柴路过私塾，总被里面朗朗的读书声所吸引，站在窗外偷看、偷听，就这样也学了不少知识。知识多了，柴禾少了。爸爸的哥哥大怒，不给爸爸饭吃，让他吃“回香草”（家乡一种野草的名字）。爸爸说：“那玩意真难吃呀，我一边吃一边掉泪。”爸爸刚过十六岁，一天早上，他上山砍柴，就再也没有回家。他参加了八路军。爸爸的哥哥解放前死于盲肠炎，遗下一女儿，叫洪彩。爸爸一直养着她，视如己出。多年前我曾听爸爸说过要为家乡的教育做些事情。爸爸去世后，我以爸爸的名义向宝光寺捐了三十万元，重建宝光寺小学，并以爸爸的名字命名：“建德小学”。  

 12月15日凌晨1点  

 我、亚苏、小五守在爸爸身边，全无睡意。小五趴在水晶棺盖上，兀自落泪。忽听他道：“爸爸真漂亮。”这话不假。爸爸年轻时是美男子：浓眉大眼。高鼻梁，有点象中亚细亚一带人的鼻子。宝光寺土地贫脊，水也不好，可爸爸生的一口好牙，白生生的。胖胖、溪溪、潺潺都用现代化手段校正牙齿，仍不如爸爸的那么整齐。戚建平说：“你们家五个孩子，没一个比得上你爸爸好看。”早在六十三师当兵时我就听某干事讲：“你爸年轻时漂亮得很。你妈不行。”据妈妈讲，当时一八七团追求爸爸的女兵有一箩筐。爸爸时任政治处主任，已同妈妈确定恋爱关系了，政治处一个女干事还天天找爸爸“谈心”，惹得妈妈很不高兴。爸爸美中不足有两条，一是个子矮了些，二是少白头。爸爸显然知道这个，我记得纵是在炎热的夏天，他也戴着帽子。妈妈说：“我跟你爸爸洞房花烛夜，上床时他还戴着军帽呢。”这故事惊醒了我。爸爸的爱情史也是惊心动魄的。可惜我们晚辈对前辈的爱情关心太少了。我是作家，为什么也那么冷漠？中国作家象狗一样地寻找生活和细节，这细节竟生动如斯！二十一军还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徐春阳政委（后任济南军区副政委）解放初期任某团领导，看中了一位从浙江参军的姑娘，而那姑娘已与后勤处某协理员谈得热火朝天。徐春阳以组织的名义生生将这对鸳鸯拆散，与姑娘结了婚。四十年过去，徐春阳任二十一军政委，孩子已生了一堆。姑娘也早白了头。那后勤处助理员一直在军后勤工作，职位很低。九十年代初，助理员患癌症去世。次日，徐春阳夫人，那个与助理员谈过恋爱的浙江小姑娘，六十岁，鸡皮鹤脸，庸肿不堪，在家中悬梁自尽。初听这故事我不禁发起抖来。四十年来这姑娘过得是怎样一种孤独的生活。她是如何打发那近万个漫漫长夜的？她有着怎样复杂的可怕的然而又可敬的内心世界呵。  

 12月15日凌晨3时  

 爸爸一生参加了五十多次战役和战斗，当是身经百战了。最惨烈的莫过于淮海战役。爸爸时任一八七团三营教导员，营长是华东一级人民英雄鲁锐。爸爸说：“鲁锐什么都好，打仗不怕死，爱士兵，只有一个缺点：爱打扑克。每到宿营地和战斗间隙，啥也不干，就打扑克。”淮海战役时，鲁锐同爸爸一道去前沿，在堑壕里走，一颗子弹飞来，正好击中鲁锐头部，他连哼都没哼一下就倒下了。爸爸抱起他时，早没气了。爸爸说：“鲁锐死后，身上啥也没有，只有一副扑克。”徐州有淮海战役纪念馆，那是爸爸最想去又最不敢去的地方。那里长眠着他的无数战友。他一进纪念馆就掉泪。小五说，有一次爸爸站在鲁锐的照片前流泪不止，劝都劝不走。我后来当兵所在的“英雄八连”就是在爸爸率领下一战成名的。张春礼回忆王塘之战的文章中只有一处提到爸爸：“正在危急之时，营教导员刘建德率增援部队赶到。”妈妈把这篇文章一直保存着。起初我不理解老一辈人的感情，甚至揶揄道：“这小豆腐块文章留着干什么？前苏联有一出话剧，被废黜的莫洛托夫连看了七十遍，因为剧里只有一句台词：‘莫洛托夫同志也来了。’这与妈妈保存这文章的事异曲同工。”1997年，已离休多年的爸爸返回部队，“英雄八连”全连列队，请老首长讲话。面对全连，爸爸百感交集，一时语塞，只说了一句“同志们”就哽咽失声。我被深深震撼了。爸爸，一生戎马，死过几死，坚强，无畏，无私，面对他的“老八队”，竟哭得象孩子一样。那一刻我理解了爸爸。  


  


 12月15日凌晨4时  

 爸爸参军后进步很快，当班长时就入了党，并当了排的党小组长，而爸爸的排长却未入党。排长很想入党，但他有些毛病，爸爸始终不同意。排长对爸爸恨之入骨。战斗中，总把爸爸往最危险的地方派遣。爸爸对我们说：“排长总想要我的命。”但爸爸命大，不仅每次都完成任务，且避开了死神。后来在一次激烈战斗中，排长牺牲了。死时还不是党员。党支部讨论给排长记功、追记党员，爸爸说：“记功没问题，入党我还是不同意。他不够标准。”  

 12月15日8时  

 亚伟、亚军都从美国赶来奔丧。我们回忆爸爸与我们相处的情景，泣不成声。亚军讲了一件事：71年冬在宝鸡，我们几个拿着爸爸的手枪去拍照，我作射击状，亚伟、亚军做被击毙状。这是我的主意。我对这个创意还甚得意呢。不料爸爸看了照片大怒，骂我们道：“枪不能指人！”又说：“乱扣板机，有可能把撞针打出来。”爸爸讲了战斗年代一个关于撞针的故事：爸爸刚当兵那阵儿，武器还是稀罕的。枪支比生命还重要。爸爸班里一个战士擦枪时，扣板机把撞针打出来，不知飞到什么地方，无论如何找不到。这杆枪算报废了。连长愤怒极了，命令：“拖出去枪毙！”这个战士就这样被处了极刑。尸体被扔到坑里之后，班长对爸爸说：“他的军装不能埋掉，扒下来。”爸爸遵命把那战士的军装脱下来，突然爸爸的手触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在那军装的上衣口袋里，一摸出来，原来是撞针。  

 12月15日10时  

 爸爸是淡泊的。爸爸秉性善良。我们继承了爸爸的聪颖，却都未继承他的善良。这一点可能隔代遗传了。胖胖的善良有点象他爷爷。文化革命后期，“四人帮”插手军队，爸爸时任二十一军副政委，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都是同爸爸一同摸爬滚打的战友。军长、政委曾在兰州军区的授意下给江青写过效忠信什么的。粉碎“四人帮”后，兰州军区某副政委率工作组进驻二十一军。军长、政委被停职反省。军区副政委找爸爸谈话，要爸爸揭发军长、政委，并暗示：爸爸有可能当政委。爸爸却说：“我没什么可揭发的。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战友，我了解他们。他们做那些事也是不得已。”军区副政委怒不可遏，指着爸爸说：“老刘你就是不想当政委！”爸爸那天回到家里，脸色凝重，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故事：淮海战役中，鲁锐牺牲后，爸爸召集全体营干到指挥所开会。一发炮弹打来，营指挥所整个儿被打塌了，所有的人都被深埋在下面。战士们闻讯赶来，从瓦砾中挖掘，挖出一个是死的，再挖一个仍是死的。有人说：“算了吧，不可能有活的了。”某干部说：“不行，就算都死了，也得挖出来再埋掉。”结果把爸爸挖了出来。其它人全牺牲了，只有爸爸一个人活着。  

 12月15日夜23时  

 已确定明天上午进行遗体告别，尔后就火化了。我们五个兄弟为爸爸守最后一夜。亲情浓于血。我们都舍不得亲爱的爸爸。爸爸对我们太好。爸爸为我们的成长费尽了心血。如今我们都长成，正是回报爸爸的好时候，爸爸却离我们而去。亚军哭着给爸爸下跪，道：“DADDY，托个梦给我！托个梦给我！”亚军说，他小时候，爸爸每天早上轻轻开门，看他一眼，笑笑，走了。有时替他掖被子。亚伟说，爸爸去美国探亲时，因为亚伟那时正上学，甚拮据，爸爸从外面拣回一块地毯，在水龙头下洗呀刷呀，尔后再用。我永远不能忘却爸爸那雪白的头颅在水龙头下晃动的情景。小五说：爸爸从不做饭，一次，大姐病了，妈妈不在，爸爸不得不下厨，做面条，结果把碱当成盐下到面了，面变得黄澄澄的，呈糊糊状，爸爸舍不得扔掉，一个人全吃了，边吃边说：“好吃呀好吃。”我的脑海中始终有一幅图画：爸爸抱着我，用坚硬的胡子扎我。那时我不会超过三岁。奇怪的是这情形竟永驻我心中而拂不去了。我俯下身子，把脸贴在爸爸的脸颊上，泣道：“爸爸，你再扎我一回。”爸爸无反应。爸爸的下巴是光滑的。爸爸宛如睡熟了。夜色如墨。万籁俱寂。一种南国不知名的小虫无休止地聒噪着。这是最后一夜了。  

 12月20日  

 我们捧着爸爸的遗像和骨灰，长驱一千余公里，回安徽宿县宝光寺。接近安徽省界，正是夤夜，突降大雪。山河一片洁白。离京前，我曾暗暗对自己说：天若有情，就下雨。李先念走时是下了雨的。不料天更有情，竟下了雪。那是老天在为爸爸戴孝呀。宝光寺也成了白色世界。爸爸对宝光寺是有意见的。过去宝光寺人比较淳朴。爸爸和村里五个青年一齐参加八路军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宝光寺，询问村里有什么人参加八路，全村无一人言语，包括几个地主也没“揭发”。近来世风大变，人们见钱眼开。宝光寺人也不免俗。爸爸小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谢元良，与爸爸同岁。爸爸参军后，奶奶和家里的其它事务全是他一手照顾。刘家的祖坟也是他置办的。他家赤贫。爸爸曾对我讲过谢元良的故事，我很感动，寄了五千元钱给他。不料这钱竟要了他的命。谢的儿子和儿媳妇逼着父亲把这笔钱交出来。谢说：“我想用这钱给自己养老送终。”媳妇说：“不行！”连扇谢好几个耳光。没有良心的儿子也跟着媳妇一块打父亲。谢元良，七十余岁，吃了一辈子苦，上无片瓦，下无分文，衣衫褴褛，颤微微走出自己的茅屋，在旷野里痛哭。第二天，他把五千元钱分文不少地寄还给我，然后喝卤自杀了。人们在我家祖坟不远处发现他早已僵硬的尸体。这次我回乡，宝光寺倾巢出动，但谢元良的儿子和媳妇根本不敢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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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危机 [刘亚洲］
                                       

               资源危机－－－－－－－[注]这是作者在空军某军招待所的谈话
          2001年4月20
编者按 2001年四月,时为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空任的刘亚洲到驻山西大同的空军某军检查工作.20日晚,军常委在招待所设宴招待刘亚洲及其工作组一行.席间上来一道冷菜:龙虾刺身.龙虾刚被活生生地剥去壳,肉被削成一片片的.它还活着,眼珠子滴溜溜转,放谢出可怜的光.长须颤动.刘亚洲停箸于桌,脸露愠色.主人再三劝他.终不吃,吃别的菜.饭后,却讲出下面一席话来.工作组一位成员悄悄用录音机录下了他的话,文章标题系作者所加.

   我不吃,不是不能吃龙虾,而是这种吃法与我理念不合.我见不得这种吃法.如果为了表示新鲜,你告我一声也就得了,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我绝没有指责你们的意思,因为全中国都是这种吃法,都是这副德性!江南人很柔弱吧,苏州是脂粉之地,温柔乡里一掷千金.那里也有一道名菜:“松鼠桂鱼”，很残酷。鱼儿被剐、被切，被油炸，端上桌还务必得活着，嘴巴翕动，否则不足以展示厨师的手艺。宾客点头，大块朵颐。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仅仅是为了新鲜吗？不是的。这其中折射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种阴暗的、残忍的心理。中国文化有相当残忍的一面。它发明了最恶毒的骂人的话，如骂女人生活作风不好，叫她“男厕所。”它发明了最毒辣的对动物的烹饪法和食用法。你们知道广东人什么都吃。天上有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其余通吃。“三叫”知道吧？把刚出生的小老鼠囫囵吞吃。筷子夹起来蘸酱油是第一叫；放进嘴里用牙一咬，是第二叫；咽下肚是第三叫。河北有一道菜叫“生离死别”。把活甲鱼塞进蒸笼里，只留下一个小孔，孔外放一碟香油之类的调料。甲鱼在蒸笼里受热不过，就伸出头来喝一口香油。甲鱼熟了，香油也浸进五脏六腑了。再把梨切成瓣放在周围，就是生（离）梨死（别）鳖。什么玩意！动物何辜，遭此荼毒？难怪有一则笑话既说明中国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又说明中国是以“吃”字为先的！笑话说，有一个外星人掉到人世间，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地方的人都看到这个外星人，喜出望外。北京人说：赶紧送到动物研究所研究；上海人说：赶紧送到公园展览，赚点钞票花花；广东人馋涎欲滴，说：吃了它吧！这不，吃果子狸吃出了一个非典，弄的全国惊恐万分，不亚于一场战争！
　　中国人还发明了令人发指的刑法。“凌迟”你们听说过吧，就是俗话说的“千刀万剐”。惨不忍睹啊。刚才那只龙虾就让我想起凌迟。我曾对我儿子讲过，龙吓刺身总让我联想起袁崇焕。袁督师就是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的。“谁知袁督身上痛？凌迟要剐三千刀”。一般要剐一天。刘型号被剐了两天，晚上拉回临狱还喝了一碗稀饭。刽子手第一刀总是从头皮上开割，把头皮耷拉下来遮住眼睛，因为刽子手一般不敢正视死者的眼睛。如果家属贿赂了刽子手，这时他悄莫声儿地在你胸品上捅上一刀,后来他一边喝酒一边剐,都是表演了。如不送钱那就有得苦受了。袁督师如此重罪，是断不敢马虎的。刽子手每割下一块肉来，就朝人群中一掷，北京市民争抢，然后吃掉。张献忠在四川剥人皮，人皮未剥完而被剥者断了气，就剥剥人者的皮。发指！石达开在成者科甲科巷被四川总督骆秉章凌迟。四位太平天国将领被环绑在一室，面面相觑。刽子手动刀时，一位姓曾的将领痛得惨叫。石达开凛然道：“叫什么？不就是须臾吗？”后来这四位将领至死无一人呻吟一声。雍正年间，一位姓俞的官员去武汉临考，泄露了考题，被判处腰斩。咔嚓一刀下去，身子分成两截，人还活着。他醮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连写了“惨惨惨惨惨惨惨”七个大字。雍正帝闻告，也恻然不忍，才下令废除腰斩。而凌迟延续到晚清。　
    动物是人类的伙伴。它们也是地球的主人。有些动物我们是绝对不能再吃了。有些动物我们当然要继续吃，但要改善吃法。再吃，或再残忍地吃，我们民族是要遭天谴的。动物也会报复我们。动物并不比人类傻。有时比我们还聪明。至少它通人性。我在欧洲的一个小火车站上见过一尊小狗的雕像。这里面有一段动人的故事：狗的主人是个小职员，单身只有他的小狗相依为命。每天主人坐火车去上班，小狗都要把他送到车站，晚上再到车站来接主人回家。年复一年。有一天，主人上班时遭遇车祸，再也没有回来。但是，忠实的小狗每到主人下班的时候，总是准时到车站去。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小狗瘦了，毛乱了，脏了。最后它死在车站上。市民很感动，特意做了一个雕塑纪念它。昨天我从你们军某师某团回来（某团位于内蒙古公庙子——编者注），当汽车开在大草原上的时候，我不停地望着窗外。草原已不是草原。沙漠则更是沙漠。敕勒川仍在，天还似穹庐，风仍在吹，草却消失了。我又想起来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年大旱，草原上的草全死光了。动物大饥。政府从千里之外运来草料。是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汽车营运的。草装在车上，盖着帆布，严严实实。可是真奇怪，当车队在草原上驰过时，那些饥饿的动像马呀、羊呀、牛呀，真是有灵性。它们竟知道这车里装的是草料。这肯定是一种天生的求生本能和直觉。它们拼命地跟在汽车后面追呀追呀。真是奇怪。每一辆汽车后面都有一大群动物。它们掀起的烟尘比汽车掀起的尘还大。它们太饥饿了，又如何能跑得过汽车？一头又一头的动物哀号着倒毙。横尸千里。
　　说到汽车，我告诉你们，这次在某师下部队，我还偷偷做了一回试验呢，不过你们谁都不知道。我读过一篇文章，依稀记得是刊在《读者》杂志上，说的是内蒙古境线有一条国防公路，在宝格达山的森林中穿行。每当开车走在这条公路上，打开车灯，夜色中就不停地看见有野生动物穿过公路。有野猪，有鹿，还有狐狸。但是非常奇特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往外蒙古方向跑。就是说，连动物都明白，只要一受到惊扰，宁可冒着然险穿过公路，暴露在你的灯光下，也要拼命跑到对面国家去。外蒙古人口三百万，而身后这个国家有十三亿人，天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把它吃掉，并且是残酷地吃掉。令人伤心哪！我对这篇文章是深信的，但我还想亲自感受一下那个气氛。一天夜里，我谁也不惊动，只带一个司机和一个警卫员，开车来到文章所说的那条公路上，验证此事。夜很深。我们打开车灯，奔驰了几十公里。竟连一只野生动物也没见到。我想可能是由于我们滥捕、滥杀、滥吃，大部分野生动物都绝迹了。连文章中讲的情形都成历史！走掉的永远走掉了，再也不复返。没走掉的都被吃掉了。突然，明亮的车灯下有个东西在蠕动，开过去一看，只一只刺猬。它有点拙笨，慢腾腾的，但居然也是朝着那个方向——外蒙古。天日昭昭！原来有句话：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现在我说：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只刺猬。
      同志们，这说明什么？资源危机。中国的资源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中国文化有两点特别具有劣根性的东西：一是多子多福，二是不尊重生命。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也不尊重自然的生命。动物是有生命的，江河湖海也是有生命的，树更是有生命的。中国人仿佛对树有仇，见树必砍。《资治通鉴》是讲政治和战争的书，可你看看司马光在不经意间记载了多少砍树的史实。几乎没有一场战争不砍树。先杀人，再杀树。或先杀树，再杀人。史迹斑斑！砍树容易种树难啊！一个林场的伐木工人砍了一辈子树，后来后悔了，又反过来种树，一直种到死。记者问他：“一棵成材的大树要长多少年？”他说：“一百年。”记者又问：“伐一棵树呢？”他说：“一分钟。”西方文化中虽然有一种人定胜天的狂妄气概，但那里的人民一边与大自然作斗争。一边却保护大自然。欧洲的林子哪有原始的？都是后来种的。欧洲人自古有种树的传统，就像中国人自古有砍树的传统一样。中国人一方面极端敬畏大自然，旱了求雨、涝了求晴，一方面又对自己身边的这片大自然痛下杀手。你看看我们的山川，满目疮痍。树先死，草再死，动物死，最后是人死。这不是危言耸听。前不久我去甘肃，看见过这样的事：农民放羊，羊居然都穿着棉袄。为什么？因为土地干涸，无水，羊儿太渴，竟会趴在同伴身上去咬，咬破后吮吸鲜血，解渴。所以才给它们穿上棉袄。我大惊。羊儿都变成这副模样，它还是羊吗？是什么把羊儿变成了狼？变得残暴？是严峻的自然环境。是什么把大自然由美女变成了丑妇？变得残破？是人。是我们。
　　我无意指责现在。解放后还是种了很多树的。井冈山有一张当年黄洋界战斗殴时的照片，重山秃秃，哪见着一棵树？今天黄洋界树木葱笼，满眼青翠刺得人眼睛生痛。那都是我们共产党人种的。人的眼睛看黄土太久乍一见绿色会被刺痛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承受上一代留下来的痛苦。问题是我们难道要把这苦难传给下一代吗？至于多子多孙，更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糟粕。有人说毛泽东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就是在人口问题上犯的错误不可原谅。其实毛泽东也是中国文化的牺牲品。没有毛泽东，今天照样有十三亿人。　换了谁都一样。资源和人口的矛盾在中国古来有之，绝不是个现代问题，只是现代更严重罢了。有一个作家曾亲眼看见一位老人用祖辈传统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小菜，连鱼鳞也不扔，做成鱼冻。吃剩下的鱼刺鱼骨，用面裹上油炸，又是一菜。你们看，一条小鱼被我们的祖先吃的惊心动魄！富起来各有各的富法，穷起来都是穷得是一副同样的寒酸样。有人说这是节俭。因为没有，你才节俭嘛！人口愈多，资源愈少。反之亦然。今天我们人口空前地多，资源又空前地少。更不幸的是，人的欲望又空前地高。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已经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悬殊这一漫长的道路。富的人以破坏资源起家。穷的人又再以破坏资源起步。一句话，富和穷都以破坏资源为代价。中国还有多少资源容我们如此糟蹋？杜甫说，国破山河在。谌容说，国在山河破。从内蒙古到大同，一路风尘，一路嗟恨。
　　资源危机最先的受害者是农民。最终解决危机也要靠农民。农民决定着中国资源的走向。农民问题不解决好，农民教育工作不作好，中国的生态环境注定要被破坏殆尽。阻挡它走向崩溃也只是延迟时间，不能最终改变。中国农民又朴实，又可怜，还有点愚昧。解放后陕西农民不知道毛主席一天吃的什么饭，说，肯定是顿顿捞一碗干面，油泼辣子调得红红的（后一句用关中方言说出。）解放前，一个农民说：我要当了蒋委员长，全村的大粪都是我的，谁也不能抢！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但他自己利用农民又牺牲农民。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利用农民夺权而又不为农民谋利益。中国革命其实仍然是一场农民革命，但革命成功后又总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而进行再革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灾害期间，农民受到打击最惨烈。当然它的报复也最残烈。李先念主席有一次和四川省委书记张国华见面，问张国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一共饿死多少人？张国华做了一个“八”的手势。李先念问：“八万”？张国华摇摇头。李又问：“八十万？”张仍摇头。李问：“八百万？”张国华点点头。我党欠农民太多。现在情况改善多了，但农民基本上仍是现实政治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似乎只有通过别人的怜悯和帮助才能改善。这种对农民的“恩赐”意识，从人们的一些常见宣传用语中可窥一斑。比如“大力支援农业”、“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得到实惠”、“多给农民好处”等等。从这标语的语气上可以看出，农民获得利益的源头是控制在别人的手里，给你多少，你才能得到多少。不给你就没有。农民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资源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的问题不光农民身上有，别的阶层身上也有，那就是农民意识。有人说北洋水师是一支“黄水海军”，而日本联合舰队和英国舰队是“蓝水海军”。我说北洋水师连“黄水海军”也算不上，它是一支“农民海军”。战争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军队是农民的军队。国家是农民的国家。皇上是农民的皇上。　农民意识的幽灵一直到今天也在我们头徘徊不去。就是我们的高级干部，也不见得就好到哪里去了。有一个省委书记，政绩还是不错的，口碑也不错，但发生在他身上三件事，让我看到了他的农民味儿，拂了一身还满。第一件事，该省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他曾表示，自己要上台唱戏以示庆祝。通车典礼那天，他果然穿着龙袍粉墨登场。有人戳他脊梁骨：“他穿什么不行，偏穿龙袍！”第二件事，母亲祭日，他亲自去上坟，在坟前哭道：“娘，儿来看您老来了，儿现在当大官了。你老要问，多大的官啊？儿告诉您，就是阎锡山那么大的官！”第三个事，他总向人打听北京中央某领导同志的情况，最爱用的话是：“我们那个皇帝最近怎么样啊？”　　农民非常重要。将来在中国，谁赢得中产阶级，谁就赢得中国；今天在中国，仍然是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还不如某些西方人。美国人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做中国农民的工作了。做什么？美国政府掏钱，以各种民间机构的形式进入中国，在中国农村进行乡村选举。这项工作虽然声势搞得不大，但进行的扎扎实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做好农民工作并不仅仅是让他们富起来。农民有钱之后，心理仍然是贫穷的。拼命挥霍也是心理贫穷的表现。城市大款就是这样。有些高干子女虽然贫穷，但内心仍是高贵的。再寒酸也掩饰不高贵气。大邱庄里的两组建筑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像：一座是仿制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一座是大字标明的“香港街”。一个象征皇权，一个象征繁华富裕。这就是一个富裕农民的想象力。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主要是资源竞争，除了刚才我讲的资源，那是传统意义的资源，更重要的还有另一种资源的竞争：知识资源。这里面包括信息资源、网络资源等。谁掌握这些资源，谁就掌握本世纪乃至下个世纪。前一种资源是有形的，后一种资源是无形的。它在哪里呢？在人的脑子里。每个国家，无论你第一种资源如何，在第二种资源这个问题上都是平等的。是否拥有这种资源，不在于你的领土、领空、领海有多大，也不在于你有多么悠久的历史。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能抢占制高点，谁就能获得胜利。我们中国已经失去了第一种资源，我们绝不能再失去第二种资源。我不能不指出，在这一轮竞争中，美国又占了上风。它头脑最清醒，下手最早，动作最快。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美国现在一个计算机专家可以把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在四分钟内完成。现在三年的发展速度相当于上世纪初三十年，相当于牛顿时代三百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三千年。靠什么？高科技。有人说：要快快地想，但要慢慢地说。现在有句话：“说出来的就已经过时了。”网络横行天下。网络是空气，无处不在。可网络会不会在某一天被淘汰呢？有的东西别人已经淘汰，我们尚没有。我在一次讲话中谈过，我军为打机械化战争准备了几十年，可还未来得及打一场真正的机械化战争，这种战争形式就永远过时了。如果我们再像以前那样“一个型号搞十年；搞出一个型号吃十年。”不落后才怪。
　　怎么才能抢占这一轮竞争的制高点呢？怎样才能不失去这一种资源呢？我有一个提法：首先要占有思想资源。思想资源这个提法，不知妥当与否？思想资源属于第二种资源，又高于第二种资源。怎么才能有科技？因为有知识。怎么才能有知识，？因为有开放的心胸和精神。怎么才能有精神？因为有信仰。怎么才能有信仰？因为有正确的宗教。这就是宗教与科技的关系。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说：“为什么中国学生连连获取奥林匹克比赛的鑫奖，却获得不了诺贝尔奖金？”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思想。想象力比创造重要。恩想比行为重要。我一直认为，思想资源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就像我曾经讲过的一个观点：民族的较量其实是年轻女人的较量。女人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为什么这样讲呢？让我给你们解释：孩子的第一教师都是母亲。差不多每个中国孩子的妈妈，出门时都会对孩子说：乖乖别哭，妈妈给你买糖去。妈妈知道，自已走后孩子还会哭，只要自己不看见，就不管那么多。中国孩子几乎都是在受骗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教育下，他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人格——对别人充满戒心，骗别人心安理得。外国人迟到了，会说对不起。中国人迟到了，会编造一千个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中国孩子受别人欺负，母亲找上门去理论。外国孩子受到欺负，妈妈对其他孩子说：为什么要欺负他呢？难道你们不友好了？她在说理。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较量，实际上是母亲素质的较量，归根到底是两个民族年轻女人的较量。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思想资源就是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年轻的女人。

       践踏人就是践踏思想资源。对生命的轻贱就是对思想的轻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干了许多蠢事。多少新思想被我们扼死在襁褓中。多少出色的人格被我们扼杀。“文化大革命”更是恩想的地狱。我们常常把人搞成非人。往事不堪回首啊。我小时候学过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那就是发生在四川重庆附近的事。１９６１年大饥荒中。人们饿到了极点。一个地主分子实在饿得熬不住了，偷偷地到地里摘了几颗海椒，被刘文学发现了。这个十岁的少先队员大声喊叫，勇敢地上去与地主分子博斗。从他出生那天起，就被教育着，地主没有好人。我们同时完全可以想像这个地主分子是何等的恐惧。他明白自已将被严惩。自己将为几颗海椒付出沉重的代价乃至付出生命，于是铤而走险，将刘文学掐死。当然他是终也被枪毙。我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悲惨的事件：“一把海椒，两条人命。”
　　前不久，我和我弟弟刘亚苏去老山。老山作战时，我弟弟任团长，战斗英雄徐良就是他那个团的。他团里有一个回族战士，叫马占福。家里很苦，只有一个老母亲。马占福参军之后，很惦念自己的母亲。每次吃饭都要省一点，往往吃不饱。大家都笑话他。部队开赴前线后，他也显得不是特别勇敢。后来才知道，他因为上有高堂老母，怕自己战死没有人为老人送终。他对母亲感情是极深的。那拉口子战斗前，部队准备拉上去，战士们开始写遗书。他不会写字，对着录音给母亲留言。他那个录音带后来我听到了。他在录音时一共喊了二十六声“娘。”我鼻子发酸。这个战士本质是很好的。孝悌也是美德。但部队不这么看，把他当成落后的战士，派人在战斗中看管他。战斗打响的前一夜，部队悄悄潜伏到敌人眼皮子底下。晚上，敌人朝我军潜伏地盲目打炮。一发炮弹正好在马占福身边爆炸。身身上中了几百个弹片。下身被切断了。他多痛啊！那不就是腰斩嘛。人又不能马上死去，又要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他躺的那个地方全被血浸湿了。后来我和我弟弟还专门到那块地方去看了。真奇层，周围杂草茂盛，偏偏那个地方不怎么长草。为了不暴露目标，马占福把一颗手榴弹塞进嘴巴里，死死咬住，坚不出声。直到死去，他一声没吭。他也没有动一下。这一幕，都被叭在他旁边的一个连队干部看在眼里。这个干部恰恰是被支部分配看管马占福的。他还得到许可，马占福如临阵逃脱，就可以不经请示执行军纪。部队把马占福的遗身送去火化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手榴弹从他嘴里取出来。最后不得不动用手术刀。手榴弹取出来以后，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钢铁的手榴弹上竟被马占福齐齐咬出两排牙印！后来我想，这个看起来孱弱的回民汉子蕴藏着多么坚强的力量啊。部队派人把马占福的抚恤血金和录音带送到家乡，但到处找不到他母亲。因为家乡遭灾，无法生活，母亲外出乞讨了。后来两个干部几经寻找，才在青海省西宁市的大街上找到了马占福的母亲。母亲正在要饭。衣衫褴褛。风吹白发飘零。两个干部目击此景，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后来我见了那个看管马占福的连队干部，他对我说，他一辈子最大的悔恨就是把一个英勇的战士看成懦夫，甚至是坏人。这是最大的遗憾。他眼睛红红地对我说：“这种遗憾，你永远弥补不了啦。”我弟弟来到马占福坟前，点上烟，洒了酒，放下食物，说：“你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这个刚强的、厮杀无数、见惯死亡与鲜血的前步兵团团长，也落泪了。
　　我们的思想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要看我们怎么保护，怎么开发，怎么利用。教育思想十分要紧。教育是长江源头的事。下游不发大水，上游的树照样砍。北京只要还能看到蓝天，就不会下决心治理污染。人类的惰性总是如此，非要到已经成灾害了，才警醒。思想资源丧失所带来的灾害，将超过所有的灾害。中国发展的目标是人的解放。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最根本的内涵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平等、自由，人的解放，是本世纪中国的主流。
      － －－网友  我心狂野［QQ  2419677 ］ 记录于《刘亚洲战略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