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讲真理，何必站讲台？
若不讲真理，何必站讲台？（上）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王东成访谈
余杰
王东成简历
王东成，一九四九年生于吉林白山，先后当过红卫兵、知识青年和工人。一九七八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又在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北京市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当代文化与思潮、写作学、新闻理论等。著有《生活与艺术人格》、《阅读论稿》等，主编或参与编著《新编写作学》、《大学新语文》、《中国大学生读本》等。
王东成多次被学生评为“我最喜爱的老师”，其教学理念为：“岁月无痕，为师有道。在教学相长的教师生涯中，努力以准确、丰富的知识，醇正、独特的思想，清洁、挺拔的精神，启迪学生的心智，帮助学生认识自身的缺失和潜力，产生对知识与思想的敬畏和热爱，对成人与成才的渴望和追求。”王东成从青年时代便关心中国的社会进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一九八九年，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遭到停教两年的处分。多年来一直寻求信仰，二零零三年圣诞节前夕，在北京三一教会受洗归主，受洗后第二天即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现委身于北京锡安教会，在教会中负责读书讲座方面的工作，并开放家庭协助妻子带领小组查经。
采访缘起
一九九八年，我的处女作《火与冰》出版后，逐渐结识了一批文学界和学术界的长辈，王东成老师就是其中之一。我还记得在海淀图书城的国林风书店开新书研讨会的时候，王东成老师应邀出席，并做了一番精彩发言。后来，他还邀请我去他任教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作文学讲座。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他是一名受学生欢迎和爱戴的老师，犹如钱理群老师之于北大。九十年代以来，在日益平庸化和商业化的大学校园里，像这样有个人魅力的老师“多乎哉，不多矣”。此后十多年间，我们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更为奇妙的是，虽然王老师长我二十多岁，但在走向上帝的道路上，我们同时被主拣选。当在我家开始一个小小的查经班时，王老师和妻子林医生曾来过，那时林医生已是一名基督徒。后来，他们在人民大学附近的三一教会聚会，王老师从旁观者变成辩论者，然后在主的面前谦卑顺服下来。二零零三年圣诞节前夕，几个家庭教会联合举行洗礼，是在人民大学旁边一所简陋的民居中，由宋军牧师主持施洗。那一天，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人，王老师坐在我旁边的小凳子上，他受洗之后就是我受洗。在主里，他是只比我年长几分钟的“婴孩”。
王东成是一位在信仰上求索不止的基督徒，也是一位钟爱讲台的教师，他曾经在一次跟学生的对话中如此解释自己的信仰：“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道路在地上，指路的在天上。我们选择天空，天空不会腐烂；我们走在大地上，大地使我们坚实。这一生，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做一个‘鸽子’，为人们衔来一枚绿叶，把‘大水退去了，大地将重现繁荣’的好消息传给人们。真感谢上帝给了我一个讲台，它使我既有倾听者，又能够聆听，能够总在成长，总是年轻。”感谢主的保守，让王东成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样一所共产党培养后备人才的、最为政治化的校园里，能够拥有传扬真理的讲台。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我来到王东成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寓所，就若干话题展开对话。此后，我们又通过电邮和电话作了多次交谈，遂整理成这篇访谈。
从伪神走向真神
余杰：：王老师，很高兴听你分享个人的见证。虽然我们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由同一位牧师施洗的，但我对你走向信仰的经过并不是十分了解。你青少年时代成长的经历是怎样的？你的家庭有基督教的背景吗？
王东成：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小市民家庭。父亲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便从老家到东北谋生，在一个店里当上了一名店员。我们老家在天津宁河县的农村，在爷爷那一辈就没有土地了。爷爷当过清军左宝贵大营的勤务兵，参加过甲午战争中的平壤战役。清军溃败之后，他逃回了家乡。由于没有土地，没有房子，也没有念过多少书，爷爷只好画年画来卖，还做烧饼来卖，走村串户，风餐露宿，十分辛苦。
为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父亲十八岁便只身闯关东，在一个店铺里“住地方”，就是当一名吃住都在店里的学徒。而我母亲的家境曾经相当富裕，小时候家中仅仅做饭的大师傅就有四五十口人，灾荒年头也曾经给灾民“施粥”，是一个大家族。后来，母亲的叔叔在“北口外”做生意亏本了，还赌博，结果输光了家产，他们的家道才败落了。外公虽然名义上是大少爷，却得跟长工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父亲一生只读过“冬三月”的私塾，也就是在冬天最冷的三个月没事没活儿的时候去私塾念书。但他一辈子都热爱文化，喜欢孔夫子和孙中山，对英美有好感。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父亲很讨厌对东北怀有野心、在东北干了不少坏事的苏俄，也不喜欢共产党。父亲是在七十九岁逝世的，他一生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崇敬文化；虽然清贫，却保守着中国人勤勉的美德。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他问我，读大学中文系了，《古文观止》能够背几篇？我说，没几篇吧。他说，你怎么不问我能背多少？他说他能背两百八十多篇。受父亲、母亲的影响，我们兄弟姊妹都很上进，从小都喜欢念书，后来有当教师的，有当医生的。
我们家没有一般中国人家都有的那种普泛的佛教信仰，父母都没有宗教信仰。我从小在学校接受的都是无神论、唯物论教育，可以说几十年来从未思考过信仰问题。这大约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比较相似的思想状况吧。
余杰：：你们这代人在青年时代经历了文革，有一个偶像崇拜破灭的过程，这段经历对后来你的思想和精神走向有着怎样的影响？我最近读到杨小凯的一本纪念文集，其中有一篇杨小凯的老朋友、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的文章。邓晓芒在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者中算是对基督教有较多研究的人，但他仍然对杨小凯的皈依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里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骄傲和优越感，他认为学者不应该跟老百姓一样“相信神”，杨小凯接受主是一种“幼稚”。殊不知，再博学的知识分子，在上帝眼中，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知识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文革对这一代人的心灵的影响，也许将伴随一生。邓晓芒说：“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可见，文革对他的心灵造成的伤害，至今还没有愈合，文革让他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这大约是你的同代人的一个写照吧。
王东成：包括我在内的文革这一代人，从小受无神论和唯物论教育，被毛泽东的假信仰所欺骗和折磨，此后对于任何信仰都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到了教会，就会敏感地联想起当年的“三忠于四无限”、“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但是，对我来说，信仰是一种必然的事。在我看来，任何追求真理的人，不管他是哪一代人，不走到基督那里才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只要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灵，就不能不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全然败坏；同时，也看到世界的全然败坏和堕落，以及那些企图成为神的人给人类造成的巨大浩劫。
我不同意邓晓芒先生说杨小凯的信仰是“盲目的、未经反思”的。我想，杨小凯接受信仰与我自己接受信仰一样，恰恰是深刻反思的结果。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什么时候一个国家和民族违背真理，苦难就发生。而人类的进步，哪个不是尊崇、遵从上帝的启示（尽管许多人没认识到）而获得的？至于说到礼仪，我并不认为在教会中要忍受繁文缛节，新教的礼仪是简洁而必要的。比如洗礼，这是向世人公开宣告自己的信仰，拒绝任何一个世上的君王，同时平静地向世上的黑暗权势挑战；比如圣餐，通过圣餐能够让信徒时刻记住主为我们舍命的恩典，心灵与上帝合而为一；比如祷告，是感恩和忏悔，是由衷地感激上帝的拯救和带领，向上帝表示认罪悔改，恳求上帝来养育自己，求上帝将良知放在我们的心里；比如赞美，我在教会中常被赞美诗感动，心灵变得柔软、明媚、温馨，体验到一种释放和自由。
文革中，我卷入很深。文革之前，我在学校是一名“白专”学生，对官僚特权、对当时已经很左、很僵化、很压抑人的教育方针、教育氛围很不满。文革发生之后，我感到了一种释放和解放。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写大字报的人，有点像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我成了一个“小造反派”，后来还成了当地一派大组织的负责人，甚至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白山市革委会常委、副主任。我从不否认自己当过“造反派”的事实。其实，“造反派”并不都是青面獠牙的坏人，我们不能对复杂的历史作简单化的、漫画式的对待和处理。当时，许多造反派都怀着一种纯真、美好的激情和追求，我看他们的精神状态似乎与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的右派很相似，他们对中共建政“十七年”以来的压抑和当权者的腐化深感不满，认为一个官僚阶层已经形成。所以，毛泽东一号召，大家立即群起而响应。
当时，没有谁意识到毛的用意，毛是利用红卫兵和造反派打击党内与不听话的刘邓。结果，我们被毛利用完之后就无情抛弃。一时间，我从“革命小将”沦为“反军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坏头头”，成为被批斗和专政的对象。然后，被送到农村当知识青年。
余杰：：那时，你是否隐约感到毛本人有问题？什么时候，对毛的偶像崇拜才彻底破灭？
王东成：我在青年时代非常欣赏和崇拜毛，认为毛站在弱者、小人物和劳苦大众的一边，毛反潮流、反特权、反资产阶级法权，不仅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且还敢于打碎自己一手缔造的党的体系，在共产党国家中，有哪个领袖敢这样做呢？即便是斯大林也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从内心深处敬重毛、拥护毛，对毛寄托极大的希望，认为毛有草根意识和底层意识，是我们的代言人和领路人。
即便是当了知青、上山下乡之后，我仍然没有觉得毛有多大问题。其实，内心深处的真实情况是，每当想到毛的问题的时候便不敢往下想了，心里充满恐惧感。我在朋友中是那种觉醒比较晚的人。林彪事件之后，我才感到极大的困惑和痛苦。但我还是不敢彻底否定毛。那个时候，我仍然没有怀疑毛“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相信一个地上的天国是可以建成的，认为虽然我们今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今后子孙后代就能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人间乐园里了。
余杰：：你的学生李勇刚对你有一篇访谈，你在访谈中说：“我们是在反对‘封、资、修’的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反对‘封’，使我们不懂国学，成为没有精神家园的浪子；反对‘资’，使我们不懂西学，成为流不向海洋的内陆河和沼泽地；反对‘修’，也使我们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文化性格。”这种坦率的自我反思和剖析，在你们这一代人中并不多见。承认自己的“一无所有”是很不容易的。在那一时期，你主要受到哪些人和著作的启蒙呢？那个时代能够读到的书非常有限，整整一代人都处于精神饥渴的状态。
王东成：文革中后期我不在北京，文化资源相当有限。我好不容易从友人那里得到了苏联、东欧的异议思想家的一些著作，当时称之为“灰皮书”，就是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出版的、不能在书店买到、而只能通过特殊渠道弄到的书。比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麦杰维德夫的《历史的审判》等，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余杰：：我最近看到沈展云所著的《灰皮书，黄皮书》，这是一本专门研究那个时期的特殊出版物的著作。“灰皮书”主要是社科类，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考茨基的著作等；“黄皮书”主要是文学类，如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凯鲁阿克的《在路上》、加缪的《局外人》、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等。萧萧在《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中回忆说：“他们面对破碎的世界，在这些书中寻找完全属于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一些‘皮书’对斯大林时代阴暗的权力斗争、对斯大林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揭露，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对‘解冻’的盼望，触发了‘文革’中觉悟的青年一代的强烈共鸣。这一代人在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中深切地体会到这场披着革命外衣的运动的虚伪性，亦广泛地目击和承受了其黑暗性和残酷性。”这大概也是你当时的心路历程吧。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些出版物中，似乎很少有关于宗教信仰的书籍。
王东成：是的，那批书在我们成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在那批书中几乎没有跟宗教信仰有关的著作。可见当时的掌权者认为，宗教信仰是迷信，是过时的东西，连“供批判用”的资格都没有。
余杰：：文革结束之后，对你影响最大的思潮大概是“四五运动”1 和西单民主墙事件2 吧？
王东成：是的，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事件等，我的世界观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意识到，如何对待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是衡量一切政治善恶、美丑的标准。至此，我似乎才从心灵深处清除了毛的影响，摆脱了毛的束缚。当时，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给我很大的震动。我非常赞同人的现代化和政治的现代化。我还在长春的街头冒着风险悄悄张贴过《北京之春》的传单。
余杰：：一九七三年你就参加过一次高考，据说还是吉林省的状元，但为何没被录取呢？
王东成：我参加过两次高考。第一次是一九七三年，那年我考了全省第一名，这是市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跟我说的。但碰上张铁生交白卷，《辽宁日报》发表了《一张发人深省的答卷》的评论员文章，并且号召人们参与讨论。我写了《发人深省，省在何处？》的文章与他辩论。文章没有发表，但被转到吉林省招生办，说该生政治倾向有问题，建议不予录取。我被迫上访，后来总算被录取到吉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一系金属热处理专业，没有被录取到第一志愿上海交大自动控制专业。最后我决定不念了。
第二次是一九七八年，据说考了吉林省文科第三名。但是，省招生办说我在文革中是群众组织头头，是不是“三种人”3 ，需要浑江（现白山）市委下结论，没有结论之前，不予录取。文革中，我并没有参与过打砸抢，并不是所谓的“三种人”。这样，我又被迫走上了上访路。好不容易找到省招生委员会主任、省委宣传部长、后来当过中央党校副教务长的宋振庭。我去过他家三次，第三次是一个清晨在他散步的路上堵住了他。他听完我的申诉后说，你回去吧，写一个材料，明天送给我。我说，现在就可以写。他说，要多久？我说，十分钟就可以。我五六分钟就写好了材料给他。他看完后说，回去吧，我把材料批给省招生办。这样，经历种种磨难后，我终于被录取了。当时，省外重点大学招生的人早已经回去了，我就挑了吉林大学中文系。我比别人入学晚了两个多月。后来我考东北师大的研究生，竟然又被调查了一番，又比别人接到录取通知书晚了将近两个月。
余杰：：在大学学习期间，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期间，那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少有的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对民主和自由的求索，也是在此以时期奠定的基础吧？这段时期，有没有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呢？
王东成：进入大学之后，有幸遇到几位优秀的老师，他们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对教学特别用心，希望将失去的十年追回来。学生也非常努力学习，整个校园里读书的氛围很浓。我的价值观基本改变过来了，在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中慢慢接触到基督教的文化和价值，但仍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基督徒和教会。
此前，我的精神资源比较单一，外国的主要是俄罗斯文学、一部分法国文学以及德国黑格尔的古典哲学，国内的主要就是鲁迅的作品。上大学特别是念研究生以后，我开始接触英美自由主义，以及其背后的基督教价值。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英美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走。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爆发，我热情参与其中，和学生站在一起游行示威，在广场上演讲了五次。结果，我被处以停止授课两年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余杰：：你与教会和基督徒的接触，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我跟彭强交谈时，他还提及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那段生活，以及在你家中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景。
王东成：是的，彭强是我的学生，但他参加教会和受洗比我早了好多年。我系统地接触基督信仰是在“六四”之后。那时，犬儒主义在全民中盛行，我看不到前途，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苦闷之中。我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遂闭门读书，进一步阅读西方政治学、人文科学的著作，意识到这些伟大著作的背后是基督信仰。凡是有基督信仰的国家，相对来说，光明、自由、尊严就多一些。哪里高举上帝，哪里就能保障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我认识到，基督教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中国差的就是基督教文化。但我仍然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信徒，只觉得基督教文化很好，基督教应当与中国发生关系，而不是与自己的生命发生关系。
受洗之后，我是如何退出中国共产党的
余杰：：那么，这种“文化基督徒”的状态又是如何发生改变的呢？在我的老师和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多年以来都保持此种“文化基督徒”的状态，他们始终不肯迈出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所说的“深渊前的纵身一跃”。他们透彻地研究了这个苹果的营养成分和分子结构，却始终不愿亲口尝一下苹果的味道有多么甜美。
王东成：上帝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美妙的计划，只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上帝的心意。跟你们家一样，上帝在我们家也是先拣选了姊妹，再拣选弟兄。九十年代中期，我妻子交到了几位信基督的朋友，并将他们带到家中来，大家一起学习《圣经》。我那时很骄傲，心里想，用不着你们向我传福音，你们说的我都明白，我懂得比你们都多，我还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基督教文化呢。所以，我没有接受他们所传的福音。可见，骄傲是一种多么大的罪，许多不肯接受基督信仰的人，都是因为内心的骄傲。
但是，我妻子很快就接受了主。她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她将心门向上帝敞开，圣灵便与她同在。那是一九九七年，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我受洗了，从今以后，我爱上帝胜过爱你。我们一直是恩爱夫妻，我们彼此认为对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妻子这样说，让我很惊讶。虽然我不反对她信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嘲笑她，认为她信得稀里糊涂。但我又想，有了信仰毕竟可以提高一下文化修养吧。
妻子信主以后，在教会中很火热，也经常拉我去主日聚会和小组团契。我在教会里慕道了很长时间，对上帝的认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以前的假偶像破碎了，接受一种真正的信仰，需要经历更多的思考和挣扎。感谢主，我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家中就有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然后就是与教会保持密切的关系。
余杰：：我也同样幸运，神先拣选了我妻子，然后我们家中开始了一个小小的查经班，我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十年来一直在浸淫在教会之中。不是我对真理的追求有多么强烈，而是神是多么地怜悯我。
王东成：当时，我们教会来了一位香港的传道人，名叫张建芳。我常常与她讨论很多问题，比如红海如何在以色列人面前开了道路，比如童贞女如何能够怀孕生子，比如耶稣如何能够在海面上行走，比如五饼二鱼如何能够喂饱那么多人，比如耶稣如何能够用手一摸就治好了人的大麻风，比如耶稣如何能够从死里复活。那时，我认为这些都是比喻和象征，用来表现耶稣威力巨大而已。长期当老师，养成了喜欢辩论的习惯，一到教会就跟大家争论不休，大家都尽量宽容我。
慢慢地，我在教会中感受到了比世俗生活中多得太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关爱。不讲职业、职称、学历、收入，教会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教会里有爱，有互相关心。比如，谁要找房子住，大家都帮助他；谁失业了，大家也帮助他；经济上有困难的，生病的，都有人去探访和接济；有人奉献了很多钱，却从来不在教会中张扬，正如《圣经》中所说，左手做的事情右手不知道。我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大学这个相对干净的地方，但也发现大学已经逐渐被世界污染，里面有越来越多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而只有教会是如此不同。于是便开始想，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将他们的生命改变过来？他们不一定像我这样对一些大的社会问题有思考和关注，但他们在生活、工作和道德上却相当自律。
当然，这时我对教会还是有一些不满。我始终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思，想寻找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我那时相信远志明的一句话，中国离上帝多远，便离民主多远。我定睛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自由民主事业上，而不是上帝本身，是想用基督信仰作为工具来改造中国。为此，我认为自己比别人都高明、高尚：比如有人是因为离异了才来教会的；有人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遇到麻烦了才来教会的；有人是因为失业了才来教会的；他们都将教会当作避难所，就好像掉到水中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而我却并非如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一种精神优越感。
余杰：：这一精神状态跟我很相似。你是怎样改变的呢？圣灵是怎样抓住你的心的呢？
王东成：有一次参加小组查经。过去我是用理性和头脑来阅读《圣经》，这一次读到一段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经过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顿时被抓住了，我想，我一生不都在追求道路、真理和生命吗？原来上帝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一刻，真理由名词变成了动词，我的问题不再是“什么是真理”，而是“谁是真理”。那一刻，我忽然感到整个房间都敞亮了。
我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清楚的，如果能够用人的理性来说清楚，那就不是信仰了。我就是一条鱼，上帝是大海，一条有限的鱼，终其一生也不能明白无限的大海。如果要游遍全部的大海才承认大海的存在，那岂不是一种无知导致的骄傲？又比如，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计算机，但有几个人知道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呢？虽然不知道计算机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但我们不是一样在熟练地使用它吗？我明白，信仰确实是出于信就够了，是用生命来经历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些伟大的神学家，是完全明白了《圣经》才信仰的。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快乐，长期以来无法真正走向信仰的焦灼感一下子便消失了，我决定要接受洗礼。
余杰：：那天，我们一起受洗的，我第一次看到你泪流满面，我也是如此。
王东成：是的，受洗那天，我跪在上帝面前，泪水涌流。我的眼前出现一幅活生生的画面，耶稣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终于回家了。记得小时候，我们在东北，秋末同学们就上山砍柴，以便备下一冬天的烧柴。我们带上午饭，一大早就走很远很远上山去，等到了晚上背着柴回家的时候，又冷又饿又累，那个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父亲能够在路边接我。但是父亲一次都没有来接过我。而牧师为我施洗时，我感觉到有一位父亲站在风雪弥漫的村口接我，对我说：“孩子，你终于回家了。”
余杰：：你是多年的老党员。受洗之后有没有觉得党员的身份与基督徒的身份有矛盾呢？你是如何处理的？许多教会对此问题模棱两可，甚至认为党员和基督徒这两种身份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和谐”相处。我觉得这是中国教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关键在于，中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不涉及信仰的民主政党，比如在美国，基督徒既可以是共和党人，也可以是民主党人，参加哪个党与他们的信仰和教会生活基本上没有冲突。但是，中共是独裁政党，是以无神论和唯物论为根基的党，是一个党员入党的时候必须向它的党章和党旗宣誓的党，所以党员的身份不可能与基督徒的身份没有冲突。我们当然可以暂时包容那些信心软弱的、仍然保持党员身份的“暗地里的门徒”，但在这个问题上更应当遵循真理的教导，不可为了教会人数的增长，而将真理打折扣，认为信徒保持党员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以教会中有官员为荣。加尔文指出，教会里有两种领圣餐者：“一边是真正的、有信仰的、积极的基督徒，另一边则是一些仅仅是名义上的、尘世的基督徒。”他还说：“信奉神的人的职责是避免同邪恶接近，不使自己同邪恶发生任何自愿的关心。”我想，这些教导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
王东成：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基督徒的身份当然是互相冲突的。《圣经》中说，你不能既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就是金钱和权力。如果一个人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并加入共产党，他就不可能同时相信耶稣基督和《圣经》；如果一个人是出于利益而选择当共产党员，那么当他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的时候，他就应当否定当初的假信仰。
我在受洗之前便向神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和勇气来处理这个问题。受洗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去学校党务部门交了一份退党声明，“声明”是很简单的几行字，就是我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我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我对他们说，我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我必须退党，从此以后我不再缴纳党费，不再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党组织负责人跟我谈话说，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是否可以收回你的声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团中央直属的学校，是胡锦涛同志很关注的地方，你这样做对学校影响不好，对团中央影响不好，对胡锦涛同志也影响不好；同时，对你个人也没有好处，你想想，退党之后，你可能就不能讲课了，也很难得到很好的聘任（当时学校正在搞教师岗位聘任工作，被聘任什么级别直接关系到经济收入）。
我从容地回答说，这是基于我自己的信仰所作出的决定，与团中央、胡锦涛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因此我不能被聘任合适的岗位，我“咎由自取”；如果因此我不能当老师了，我就去当图书馆理员；如果连图书馆理员都不让当，要开除我，我就去教会做事奉；我绝不挑战学校的权力，绝不为难学校，我顺服学校的权力，只要学校觉得有好处，我准备接受和承受一切后果。校方很为难，他们商量之后，决定用比较柔和的办法来处理此事，希望我不要向媒体宣布此事，以免让他们更为难；他们说，你可以六个月不交党费，之后，学校就可以以此为理由，宣布你自动脱党，将你除名；这样做，对哪个方面都好交待。
我同意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毕竟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站在讲台上，用讲台来影响年轻一代人的心灵。我回答他们说，我可以不向媒体宣布我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我没有这样做的权利。最后，党委没有接受我的退党声明，六个月后我便在宣布将我除名的文件上签了名，脱了党。这一天，恰好是我入党三十周年，也正是“六四”十五周年。本来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上帝却为我开了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由此可见，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即便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在这里，我还是诚恳地感谢学校，我退党之后，他们不仅没有打击和迫害我，还曾授予我优秀教师的称号，谢谢了。
余杰：：这几年来的教会生活，对你的信仰有何影响。有些知识分子说，愿意接受基督信仰，但不愿意接受教会，不愿进入教会与大家一起生活。我们身边都有不少这样的人。对此，你如何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去与他们对话呢？
王东成：我受洗之后，便积极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不会因为自己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事情而不去教会。后来，我在锡安教会负责读书会的工作，组织每月一次的文化讲座，请外边的很多学者来做演讲，话题都与信仰有关。我们的读书讲座的总题目是：让甘泉滋润荒漠。我的家中还有一个小组团契，每周有一次查经。信仰不再是零碎的，不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是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他们说，我也是基督徒啊，只是没有受洗和去教会聚会而已。其实，他们对基督信仰很陌生，不懂得教会是上帝的肢体，对两千年教会历史缺乏认知。基督徒固然是因信称义，但基督徒不能不受洗，不能不委身教会，不能不在社会生活中公开自己的信仰。很多人不愿去教会，声称一个人保持信仰，是给信仰滑坡和倒退留下一个大口子。其实，他们是出于知识和道德上的骄傲，认为靠自己就可以走好信仰之路。从两千年基督教的历史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信仰是一条与弟兄姊妹一起搀扶着往前走的窄路、夜路、荆棘路，不可能有“孤胆英雄”，需要群体来一起走才能走得下去。
我在教会中获得极大的喜悦，与那些自由主义的朋友相比，我非常感恩。我一九七八年上大学，在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里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基础，此后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每一个阶段我都努力跋涉，从未停息，更没有“变脸”。而教会是我的第二所大学。这是我最感幸福的、有别于许多朋友的特殊恩典。正如汽车需要加油，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到教会给自己加油。如果不在教会中聆听上帝的话语，信仰早晚会出问题。我不相信“文化基督徒”的说法，在我看来，只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没有可以脱离教会而存在的“文化基督徒”。
余杰：：基督徒离不开教会，就像鱼离不开水。你和林大夫都对教会有委身，在教会里承担很多服事工作，你们的家庭也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家庭生活吗？
王东成：我与爱人的情感基础原本就很好，我们的生活没有出现过大的风波，感谢上帝的保守。自从有了信仰之后，我们的生活更加甜蜜，我们每天都在谈信仰，谈《圣经》，谈教会。我们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谈的不仅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而且有了更高层次的心灵的慰藉。我和小林在看待身边的人和事的时候，都很自然地用基督信仰作为尺子，这样看法就大致相同。比如，我们对名利、对子女教育等问题，一天比一天更加一致，可以放下许多人放不下的东西。我们在教会中成为年轻人的榜样，见证了在主里的婚姻和家庭可以多么美满。我们也开放家庭，林大夫是组长，领大家学习《圣经》。
余杰：：我听说，二零零三年，在萨斯肆虐的时候，林大夫主动请缨到第一线从事救护工作。她的这一抉择，让她的同事和你的同事都颇受震撼，他们从中看到了基督徒对生命的态度，林大夫也为主作出美好的见证。
王东成：萨斯爆发的时候，林大夫在医院属于年龄较大的人员，不必上一线，但她主动向领导提出参与救护的要求。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往后躲，挺身而出的人不多。此后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她每天都在对外封闭的环境里工作，可以说时刻与死神周旋。后来，有一个记者访问她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她回答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第一，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职责；第二，我是公民，这是我的义务；第三，我是基督徒，这是上帝交赋我的使命。报道发表的时候，他们将最后一点删去了。当时，她在工作的房间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纸，上面有用打印机打的一行字：“在爱里没有惧怕。”
当时的情形确实非常危险，尤其是初期，当局隐瞒疫情，对医护人员也缺乏爱护和尊重，在没有必要的防护设施的情况下就安排医护人员上去了。我每天一个人在家中，恳切地为她祷告。林大夫回来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买了一束花，在校门口等她。
注释：
1、四五运动，亦称四五天安门事件。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节期间，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随即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逮捕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因抗议规模增大并发生冲突，政府遂以暴力镇压，造成大量人员上网。1978年，四五运动获得平反。
2、西单民主墙：主要指1970年代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西单体育场的约2米高、100米长的围墙。1978年12月，魏京生等人在此处张贴文章，宣称政治民主化是“第五个现代化”。之后一些民间团体将地下刊物贴在西单墙上或散发给群众。邓小平曾在初期支持民主墙，1979年3月态度大变，下令逮捕生。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西单民主墙被视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其发挥宣传政治自由与民主化的短暂自由时期被称为“北京之春”。
3、“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所谓造反起家的人，指紧跟林彪、江青集团，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所谓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指竭力宣扬林彪、江青集团的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所谓打砸抢分子，指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和文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