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搬家

作者：方苏
我一向尊重方教授和李淑娴夫妇的为人，特别反感有人对他们人身攻击。但方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上述言论影响重大，说严重点，有散布悲观情绪的客观效果，有必要引起朋友们的重视和讨论。我想就上述说法提出两点质疑，以此抛砖引玉，供更多朋友反驳和拍砖。

1，所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如何界定，如何分期？

方教授是科学家，理应知道在分析任何概念之前，需要首先定义。那么，“中国民主化进程”应该如何定义，好像方教授并未说明白。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民主化”，假如我们粗略定义，应该是指民选政府和开放党禁报禁。如果这个定义大体不错，那么就不可否认，晚清的康梁变法、君主立宪，其实已经开了头。民国推翻帝制之后的“第一共和”阶段，也有过普选和取消党禁报禁的情况。

另外，民主化既然是个“进程”，那就有程度深浅，时间先后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说民主化进程要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或者1989年的六四学潮算起，而不从更早的君主立宪，或者第一共和算起？

即使后来出现过“老袁称帝”、“张勋复辟”和“老蒋独裁”等等逆流，但也未能阻挡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逐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否则，台湾民主化的成功转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中国大陆，只有49年之后的毛式专制复辟，才是对这一进程的最大反动。邓和江的二次反动，虽然也对民主化进程造成阻力，但同毛的反动相比，已是小巫见大巫。说它还有可能阻挡中国一二百年，我看不出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从长期历史进程看，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89年的六四镇压，不但不能算做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标志，反而是民主化进程大倒退的标志或起点。前者引进马列歪论，导致共产思潮坐大和民主的全民停滞倒退；后者则导致宫廷政变、血腥屠杀和毒害全民的犬儒主义，让原本有希望和平改良的一线生机被扼杀于摇篮。两次历史大倒退，怎么反倒成了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标志？

2，21世纪的民主进程，是非会继续重复十八、十九世纪的老路？

如果说法国和英国的民主进程，曾经痛苦漫长，反复多次，那也跟它们的开创性有关。从中世纪野蛮专制到近代文明体制的创建，毕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遭，别说旧的统治阶级要负隅顽抗，就是普通民众接受新理念，也需要矿日持久的思想解放过程。因此，他们经历一二百年，情有可原，容易理解。当然，如果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能从戊戌变法算起，我们也经历了百年有余，时间也不算短了。

到了二十一世纪，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苏东波之后，马列毛思的专制理论早已破产，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浩浩荡荡”，公然向民主制度挑战和对抗的国家，已经剩下可怜的一小撮。就连新加坡李光耀所鼓吹的“东亚特殊论”，也没有多少信徒。台湾和大陆同文同种，他们的民主经验历历在目，无形中给大陆同胞起了示范作用，鼓励作用。

如今的大陆百姓，一有前人的历史经验，二有台湾的现实对照，三有全球化信息流通，四有苏东波之后的大彻大悟，五有前仆后继的维权抗争，难道争民主还要像两百多年前的欧洲人那样，必需暗中摸索，从头干起吗？难道洋人和我们自己人的成功经验，就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吗。

当然，我明白方教授的苦衷，他希望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因一顶诺贝尔奖桂冠而忘乎所以，认为民主大道从此可以畅通无阻，于是可以坐等胜利，不必再去艰苦奋斗并付出代价，这些用心都很好。但若不加分析，随意夸大民主进程的难度，无根据、无原则地推后基本民主要素（开放民选和党禁报禁）有可能实现的时间跨度（两百年多），其后果会很负面，有可能适得其反，打击人们的信念，软化人们的斗志。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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