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DP總量雖已超過日本、但按人均計算卻僅為其十分之一。
日本的GDP曾排名第二，今天中國則排名第二、日本位居第三，有人預測中國還會超過美國。儘管GDP並不代表一切，但這一現象卻值得一探。餘以為：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社會制度，因為人屬社會性動物，人的一切行為都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發生的、都是一定的社會制度之結果。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開宗明義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
（二）
何謂社會主義制度？答：思想統一、輿論一律、步調一致、全國一盤棋……，即高度集中的舉國體制，亦即「中央要有權威。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門就要堅決執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有力」、「屬於政策、方針的重大問題，國務院也好，全國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黨員負責幹部提到中央常委會討論，討論決定之後再去貫徹執行……中央的話不聽，國務院的話不聽，這不行。對不聽中央國務院的話的，處理要堅決。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調人換頭頭」（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82、277、319頁）。
中國的市場經濟與西方的市場經濟並非劃等號，中國的市場經濟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是說，中國在運用市場機制時並未放棄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權，「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39頁）。
（三）
社會主義制度何以能令中國的GDP超過日本？因為這個制度具有強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它能把13億之眾集合起來，甚至能令13億之眾以一個聲音說話、以一個姿勢動作，無論欲辦何事，但憑中央一聲令，黨政軍民學、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莫敢不尊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中央確立的，改革開放更是自上而下推行之，SARS風波、經濟秩序混亂、亞洲金融風暴、基建投資過大、房地產開發過熱、次貸危機衝擊……均在中央的強力干預下得以化解之。理查德.尼克松有曰：「20世紀最大的事態不是殖民主義宣告結束或民主大踏步前進，而是極權共產主義崛起」、「儘管共產主義有許多缺陷，但它已被證明是個奪取政權、維護政權的有效手段」（見《1999年：不戰而勝》中文版第6、24頁）。事實也還證明社會主義亦是成就經濟高增長的有效手段――
斯大林的「集體化」使俄羅斯由農業國一躍成為超級大國；
毛澤東絕對權威一元化領導能讓積貧積弱、屢遭外侮的「東亞病夫」站起來；
鄧小平鐵臉治國不怒而威能使中國富起來並看到「崛起、趕超」的曙光；
新加坡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李總統光耀老先生功不可沒。李總統主政期間是重「人權」還是重「發展」？世人皆知；
南韓躍居「亞洲四小龍」系起步於20世紀60年代，那時節正是朴正熙一手遮天；
台灣步入「亞洲四小龍」亦起步於20世紀60年代，那時節適逢「兩蔣」乾坤獨斷；
香港也處「亞洲四小龍」圈內，然香港回歸前行的是總督制而非「民主」制、總督大人是由英王任命的而非港民選出的；
所說越南的經濟發展也很快、越南恰也是一黨當道；
日本雖號稱是民主國家，但美國著名企業家艾科卡先生在觀察了日本經濟後卻發出這樣的議論：「在日本，政府（通商產業省）對於日本工業界的全面影響大到令人難以信置的地步。戰後日本開始其重建工作時，政府就把汽車、鋼鐵、化學製品、造船和機械製造等當作最重要的工業。換句話說，日本的經濟命運不是交付給放任的自由競爭……日本實行了一種有目標、有重點的制度，使政府和工業界能夠通力合作完成其國家目標」。有資料表明：「二戰」前日本的經濟增長率乃高於戰後，「二戰」前日本是典型的非民主國度、而戰後則被「麥帥」用刺刀塞進了些許「人權」佐料。不難想像，若是沒有「人權」佐料，也許日本會創出更為驚世的經濟奇跡呢；
朝鮮在金氏父子君臨下更是少「人權」，然朝鮮經濟搞得卻一團糟，這也是事實、但卻是一比九的事實。
――軍隊的自由成本低就有戰鬥力，國家的人權成本低就有經濟高增長，中國GDP超過日本的秘密與法寶就在這兒，雖然這並非惟一、但起碼是主要的。
（四）
發展經濟之目的乃是為了人，以犧牲人權為代價追求GDP高增長豈不是與目的背道而馳？主義者，手段也，手段與目的並非完全一致，為了和平必須拿起武器，為了生存必須殺死罪犯，以戰去戰雖戰可矣，以刑去刑雖刑可矣。今天，中國GDP總量雖已超過日本、但按人均計算卻僅為其十分之一，中國欲在這方面超過日本、甚至超過美國，歷程尚遠，那麼繼續運用社會主義之法寶就須一百年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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