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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右下角一则不起眼的小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举办第二届党性教育“延安论坛”,研讨了挖掘革命传统资源、打造党性教育品牌、提高党性教育水平等问题,云云。
有党性无人性
党性是什么?它是怎样的?就从“革命传统”的角度及其历史来说说。首先是革命性、斗争性──共产党之诞生,就是为搞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但坚持党性,却可以昧良心、灭良知、失人性、六亲不认,人可以变得禽兽不如。
“中南王”陶铸的夫人曾志,自小知书识礼,乃大家闺秀。一九二八年初共党湘南暴动,中共湖南省委要烧掉丰阳至宜章四百多里长公路两侧五里内城镇乡村的全部房屋,招致农民抗暴,愤怒的农民甚至在共党动员烧房的大会上殴打杀害共党干部。已参加共产革命的曾志,在抓到一个大骂共产党“放火杀人”的农民时:“我拿起梭镖朝他肚子扎去……又要了把大刀连砍几刀……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再用梭镖在他肚子、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喘气声和哼哼呻吟声。”(曾志:《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
所以,三十多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响应毛泽东号召“要武嘛!”的北京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活活抽死她们女校长的骇人惨剧,其实史有前例、早有传统!
红军第一名女师长胡筠,同样出身闺秀且嫁入豪门,也是在一九二八年初,她带领游击队打回夫家,不仅烧田契、毁债券、分粮食、田地和山林,还“为了表示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将自家上百间房子放火烧掉”!(《解放/军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
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要求红军总政委毛泽东杀掉奉蒋介石之命公开前来招降的哥哥:“我自参加红军以来,坚信共产主义必胜……义无反顾,与黄梅庄不共戴天,望处极刑。”(《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但咱中华历史传统:两军交兵,不斩来使。更何况那还是胞兄?
“文革”中反抗暴政的烈女张志新被枪杀前先勒颈割喉。遭此残忍惨酷之刑的,据闻不止她一人!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在出任河南省副省长时曾回忆,在父亲七十岁生日那天,党中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时我仇恨周围的一切……谁曾目睹有人把点燃的鞭炮塞在才七岁的小妹嘴里……谁曾目睹自己父母被揪着头发在拳打脚踢中握手诀别……那么,也许能理解我的心情。”(刘源:《农村让我再生》,《秋光》月刊,广东省老干部杂志)
有国、共两党的监狱都蹲过的前辈说:我们党整起自己人来,更心狠手辣,更残酷无情!领导厦门大劫狱的陶铸在南京坐牢,国民党不仅没杀他,而且曾志给他的“信和汇款居然都收到了”──人性、人道?……罄竹难书。有党性无人性的暴行,到今天仍未绝迹。
只有盲从的纪律性
再就是纪律性──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员只是党机器的螺丝钉、党主人(领袖)的驯服工具。服从到什么程度?苏区肃反时,有被冤杀的党员在行刑时,竟还主动要求用刀砍,以节省子弹!毛的好学生柯庆施:“对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盲从的程度。”毛的亲密战友林彪:“对毛主席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彭德怀敢犯颜直言,但除了坚决不承认“里通外国”(这可是汉奸罪、死罪),还不是毛“要什么就给什么”?黄克诚被誉为党内不说假话、敢讲真话的大老实人,但在毛的淫威前,还是不得不写悔过认罪书:“罪过深重,寝食不安,痛悔莫及……。”(《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尽管都是空话,但毕竟还得乖乖“当孙子”。
除了周小舟,彭、黄、张闻天都在庐山上做了“检查”──认“罪”服“法”:因为都“习惯于服从毛主席的决定”(黄克诚语)。
他们认罪不打紧,却更鼓励和纵容了毛的天马行空、肆无忌惮,从此无人敢再讲真话。可怜中国也就随之平添了三千多万饿殍、冤魂。毛死后,邓如是:一党专制,领袖专政。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全国模范雷锋说过:(大意)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现在,一些党国干部、执法人员为立功而宁恶不善,对维权草民或监控对象全无同情之心,只会“为党说话”、为党做事;更有学生告发老师堂上授课的言论。为争取入党?为毕业分配?
如希望历史不重演,先要了解历史真相。无数前人以鲜血和生命代价,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和经验:独立思考。虽然现在已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党说干啥就干啥”的愚昧年代,但切勿被那些连说教者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否则他们的子孙就不会都拿了外国护照)所“忽悠”。做一个有人性、良心和良知的正直人、善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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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2-27 20:5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