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事难，做人难，过日子更是难。中国经济的问题错综复杂，老百姓怨声载道。不是我们的干部不聪明、不能干，而是他们在作决策的时候总是只看到表面现象，奉行的原则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来不去想怎么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本质的问题。我认为这种为官心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干部的权力傲慢，这些干部总是更愿意比较简单地透过“严打思维”从表面上解决问题，例如打压房价、要开征房产税等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后就只能落得老百姓的抱怨。
其实老百姓关心的话题是非常具体的，说白了就是收入低、物价高、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等。在这本书里，我特别挑了十六个读者最关心的话题，我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政府根本不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而只是简单地根据表面现象作决策。本书和其他泛泛而谈的书不同，我对每一个话题都深入地探究了最根本的本质问题，只有了解了本质，才能真正釜底抽薪地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我想谈一个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关心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难。我们的老百姓总会面临几个难题，似乎还都很难解决。
第一，为什么我们的收入这么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收入和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了，我们工作不努力吗？我们不够节俭吗？都不是，那我们这个经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第二，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读者可能不相信这个题目。但是我告诉你，做美国人实在太幸福了，人均年收入四万美元，我们呢？才几千美元，而且美国几乎什么都比中国便宜。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怎么治理经济的？实在难以理解，我们的经济到底怎么了？
第三，为什么我们的蔬菜这么贵。这已经不仅仅是大蒜和绿豆的问题了，而是一般蔬菜价格也像股价一样大幅度的变动，搞得这些小菜贩子卖菜像玩股票一样。在老百姓承受痛苦之余，不禁要问我们的农产品市场到底怎么了？
第四，为什么我们的食品这么不安全。现在连吃个饭都不安心，我找了地沟油的例子给读者做个解读，这个例子看得我到现在还惊魂未定，这已经不是一个政府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了，这些商人黑心黑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社会道德出现什么问题了？
第五，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这么不靠谱。最近霸王洗发水事件和云南白药事件酿成轩然大波，还有三聚氰胺竟然也死灰复燃，毒奶粉又在一些省份上架销售，这实在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胆战心惊，我们不能说政府事后对这些事件的处理态度不严厉，可是我们想知道，我们对食品药品的监管到底怎么了？
第六，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出头机会。电视节目《为爱向前冲》、《非诚勿扰》、《我们来约会吧》继《超女》、《快女》之后，在内地也搅起了惊涛骇浪。一群扮演卫道士的伪君子趁此天赐良机，争先恐后地挥起道德的巨剑指向我们以年轻人为主的节目嘉宾，说他们现实、拜金，喜欢走捷径。在我们无情批判他们的背后，一个重大问题悄悄浮出水面了 年轻人如果不靠这种方式，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们出人头地吗？我们这个社会给这些年轻人往上爬的机会了吗？
2004年的时候我就批判过某些改革，这些改革搞得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更难过，有很多人不都说嘛，咱老百姓是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之后住不起屋。六年过去了，现在看来情况似乎也没有什么改善。但是今天的大环境和2004年完全不同了，我们政府的改革思路能有突破吗？
所以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想谈一谈为什么医改、教改和房改这么难。
第七，为什么我们的医改这么难。全世界的医改都很难，这不是我们中国的专利。但是2010年美国的医改正式推出之后，我觉得它可以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启发，那就是医改成功的关键是必须斩断医生和药厂的挂钩。而我们广东高州的医改竟然一不小心就符合了这个思路，这是值得我们做深刻思考的。
第八，为什么我们的教改这么难。以实际经验来看，大陆、香港、台湾一国三地的教改各有特色，大陆的教改是属于重度偏离的那一种，和台湾教改的失败经验差不多。但是香港几乎无为而治的教育体系，竟然成了大陆、香港、台湾三地中最成功的典范。这绝对不是因为香港人比较聪明、比较会改革，而是因为香港除了继承了英国统治时期的制度之外，还孕育了一个特殊的经验，那就是“在香港，如果想做事，就什么事都做不成；如果不想做事，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因为这种“无所事事”的经验，让香港保留了英国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优秀治学理念，这也是为什么它倒成了成功的典范的原因。
第九，为什么我们的房改这么难之一：火山理论。中国虽然是全世界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但却是全世界几乎唯一不怎么替老百姓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的国家，我反而发现这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他们普遍做得比我们好，例如新加坡和继承了资本主义的中国香港。我利用“火山理论”来解释了中国房地产和中国政府房价调控政策的本质，同时又透过理解美国房产税，来解读中国房产税的误区和严重后果。
第十，为什么我们的房改这么难之二：重庆模式。2010年6月2日，中国七大部委联合推出的重庆模式让我燃起了一丝的希望，我在这一部分向读者特别介绍了这个模式。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想谈一谈为什么我们的企业过得这么难。
第十一，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活不下去：富士康悲剧。富士康十三名员工跳楼自杀的事件震动了全中国的老百姓。可是富士康的悲剧根本不像媒体所报道的血汗工厂这么简单，我们完全忽略了富士康背后的黑手 苹果电脑，其实它才是真正的元凶。苹果操纵了富士康的命脉，而类同苹果的其他欧美亚洲的产业资本也同样操纵了像中国富士康一样的千千万万的代工厂的命脉。富士康事件不是富士康一家企业的问题，而是中国所有代工企业的问题。让我们透过富士康拨开中国代工业的悲剧内幕吧 他们实在过得非常难。
第十二，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走不出去：吉利收购沃尔沃。吉利收购沃尔沃同样震动了中国老百姓，正如李书福所言，他这个农村青年竟然娶了一个比他还要高大的北欧美女。我实在不知道李书福娶的到底是美女呢，还是数度被男人甩掉的弃妇。我觉得李书福这位农村青年还真的比不上那位北欧美女的前任老公 福特汽车。我实在看不出吉利和沃尔沃的婚姻有什么成功的可能。此外，这位北欧美女的七大姑八大姨（指工会、产业协会）等等还特别凶悍，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位像李书福这样的农村青年怎么能够应付得了这个复杂的大家庭。吉利走出去的困局不单单是吉利的问题，还是所有想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问题，例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首钢收购秘鲁铁矿，不都是家庭不和的大悲剧吗？我们的企业真可以说是一批批地走出去、一批批地倒下，为什么中国企业走出去就那么难呢？
本书的第四部分我想谈一谈为什么我们的环境这么糟。
我们国家2010年的政策可以说是完全被误导到了节能减排的领域。我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一书中清楚地告诉读者，气候变暖这个议题就是个惊天大谎言，欧美国家透过这个伪命题，成功地把我们国家的政策转变成节能减排了。虽然我不否定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但是今天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节能减排，而是垃圾围城（第十三，为什么我们的垃圾危机这么严重）和水资源短缺（第十四，为什么我们的水资源危机这么严重）。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几年之内就将造成我们没办法承受的可怕后果。
本书的第五部分，我谈论了为什么政府处理国际事务这么难的问题。这是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因为这个如果处理不当，后果会很严重，会对我们老百姓和企业造成特别大的冲击
第十五，为什么美国人这么不讲理。2010年的5月份美国组建了由大大小小200个高官组成的代表团，来参加“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次对话的结果是让美国透过汇率大战，用威逼利诱的方式，拿走了我们8 000亿元的新能源市场，想一想，难怪美国要来这么多人，利益驱动嘛！
第十六，为什么德国人这么不讲理。2010年的7月份，德国代表团在女强人总理的带领下，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企业家都来了，他们总共包三架飞机，想到美国代表团的例子就让我又有种不祥的预感。结果还是不出我所料，德国又透过和美国类似的方式拿走了一大堆让中国人感到痛心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合同。
我们的日子到底怎么啦？为什么这么难？在透彻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原因的同时，我也简单地介绍了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做法和经验。
（特别感谢我的助手孙晋带领的研究团队。本书的数据资料由孙晋、马行空等人共同完成。）
“被增长”的财富速度：跑不过CPI，也跑不过GDP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GDP在大幅上升，但是居民储蓄的上升却非常缓慢。如果储蓄是一个财富衡量指标的话，那我们这几年的GDP尽管是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的，但却跟我们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老百姓的财富并没有增加多少，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财富的增长速度和我们GDP的增长速度差距越来越大。读者可以问问自己，我对我的收入满意吗？我的收入能够应付我的生活支出吗？大家基本上都会说，收入总是跟不上支出的步伐，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我们的收入既跑不过GDP（见图1-4），更严重的是我们的收入竟然也跑不过CPI。在相同的起跑线之后，跑得最慢的就是我们的收入了。
图1-4 中国人年均储蓄和年均GDP增长率的比较图
（图中上面的线条是人均GDP，下面线条是人均储蓄）
茅于轼曾经问过这么一句话：“为什么说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可是我们却是不富裕的？”这是什么原因？包括咱们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首长去非洲考察工作，给非洲的几个国家题词，按照咱们的惯例，领导们题词都会说：“勤劳、勇敢的中非人民友谊长青，友谊万岁！”看到这个，非洲领导人就不干了，他们说，你们中国人勤劳，我们非洲人不勤劳，我们只勇敢。看到没有？非洲人民可不认为你说他们勤劳，是在称赞他们的。
想想看，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又出现“民工荒”，99%的企业缺工人。后来有很多人分析了原因，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因为订单增多了，而是因为工人对工资不满意，工资实在是太低了。近10年，东莞的工资基本上都是770~900元月薪，包吃住，10年都没有怎么变化，但是这10年来的通货膨胀却在大幅度增长，所以我们的农民工越来越穷，我们也就成了全世界收入最低而工作时间最长的民族了。
我们的“农一代”是非常勤劳的，为了770~900块的薪水，他们愿意出来打工，因为在他们的家乡有着嗷嗷待哺的妻儿们，所以他们能够忍受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可我们的“农二代”可不是这样的，他们可不想为这点小钱打工。而且“农一代”还都不舍得让自己的儿女出来打工，太苦太累不说，也挣不了什么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毒瘤，想想看，如果说我们国家薪资上不去的话，储蓄也就上不去，那我们怎么增加消费呢？我们国家目前所推动的任何鼓励消费政策都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老百姓太贫穷了。对于政府来说，必须要先使老百姓富裕，才能够推得动消费。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有这种钱包的危机感，总觉得自己的支出永远要比收入多。在钱包危机感之下，中国“80后”现在面临着这个工资低、物价高的现状，就调侃自己说：“三十难立、四十迷惑、五十听天由命”。我发现中华民族其实是个非常幽默的民族，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还能这样自我解嘲，实在让人感到心疼。
经济学的真相：13个严重的经济学谬误
我们先看一个惯常的错误理解：租金管制可以预防通货膨胀。这一观点可以这么解释：因为租金进入并深深影响着生活费用，租金的增长将迅速导致工会要求一个更高的工资，因此将使当前的生产成本增加，商品现行价格增长。
通常，经济学意义上任何商品的短缺都将引起其价格的上涨。这就迫使公众节省对这一商品的使用，同时使私有企业增加其供给变得有利可图。假如价格急剧上涨的一个后果是使穷人遭受到困难，那么缓解这一困难的一个简洁而又更加公平的方式，就是依赖一般财政收入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而租金管制这一替代政策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影响，房东作为一个阶层，而不是社会整体，却要去对社会上很大比例的房客进行补贴。另外，当租金被广泛认为会有一个急剧的上涨时，租金管制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劳动力的变动，这将阻碍私人企业在
工人阶级住房方面的投资，也会使现存受管制房屋的存量急剧下降。
我们没有讨论对穷人实行直接补贴的政策可行性。我的观点是这种直接补贴的方法所产生的成本将远远少于我们所熟知的租金管制体系产生的费用，更为确定的是，它将受到较少的社会抵触，也无需建立处于租金限制法之下僵硬的法律机器。
作为政治问题，大家很可能认为租金限制法律相对来说更容易制定，也更具有吸引力，能够普遍地被大部分选民当作帮助穷人的一种“劫富济贫”的方式来接受。但是当经济学家或者任何科学家根据“政策可行性”去推进或者证明这一政策合理性的时候，结果将是令人郁闷的。学者的工作是为公众指出并尽可能清楚的预见可以被选择的替代性政策的主要影响。如果这一工作被公正的做出来，那么将有效地把更受欢迎的经济结果告知相关公众，而假如有更加温和的措施被提出来用于处理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那么，这种方法的使用将增加更为明智的替代性经济政策最终流行的可能性。
可怜的越穷越贵：中国人的“伪幸福生活”
这个章节我想谈一个比较有趣的题目，一个和每个人的生活都相关的题目，叫做泡沫经济。最近你们看到了吧，到处都是泡沫，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如今大蒜也泡沫了，中国的物价存在太多的泡沫。
我给读者举个例子吧，1982年，我们去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票价是1毛钱，2007年《变形金刚》在北京上映时的票价是80元，25年翻了800倍。而在美国，一线的电影院《变形金刚》的票价折合人民币后是54块钱。其实很多香港人到了大陆去看电影，看到票价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香港的票价最贵也才50港元而已。如果在非尖峰时间去看，还有20港元到40港元的票价，我们大陆这边的收入这么低，电影票的价格怎么可能这么高？简直无法想象。在中国，像男学生要陪女朋友看个电影，那都是很奢侈的。这就叫什么？物价泡沫。以麦当劳为例，美国麦当劳价格跟中国差不多。天然气呢？我们差不多一立方3.5元，跟美国也差不多。你发现没有，这种低档餐馆的价格差不多，天然气价格也差不多，可是电影这种东西就差很多。也就是说，吃的跟用的，这种大众都要消费的东西，价钱都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只要不属于大众消费品的，中国的就一定比较贵。比如说长途电话费，如果从美国打过来的话，是一分钟1毛钱，我们打过去的话，一分钟就得8块钱了，你看差多少？还有松下54寸等离子电视，相同款式，在中国卖40 939元，而在美国的价格就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折合人民币只有10 239元，你能想象得到吗？这个数据我们都已经上网再三查验过的，保证正确。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三至六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人均收入不及日本东京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房价已和东京不相上下，有些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已超过30倍。蔬菜、肉蛋、粮食及食用油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物价问题成为了百姓关注的焦点。那么，物价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所谓物价泡沫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有些人就喜欢穿大牌的衣服，比如阿玛尼，阿玛尼的西服在我们中国差不多要3万块人民币，但是在美国买的话，折算成人民币却只有15 000块。汽油在中国是6.83元每升，在美国4.56元每升，也差了很多。宝马Z4型的车子在中国要58.9万元人民币，在美国折换成人民币才20万元而已。另外诺基亚1661型的手机，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全世界都一样吧，其实也不一样，在中国买大概需要300美金，在美国买就只要85美金，差了近4倍。笔记本电脑呢？中国买一个笔记本6 000块，在美国换算成人民币只有3 406元，还不止这些呢。我再举几个例子，有个叫Samsonite的旅行包，翻译成中文，我们叫它新秀丽，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新秀丽，这种包在美国买的话，一个大概是27美元，才是中国价格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我们买一个包都要比人家多花那么多钱。在美国，一件POLO的秋天穿的大衣29美元，Clark的凉鞋，美国牌子，23美元，看到这些数字，你是不是还以为美国经济破产了、崩溃了？还是大甩卖？我也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到美国洛杉矶一家叫小台北的中餐馆去吃饭，4个人点了很多菜，都是鱼虾螃蟹这些海鲜，一结账，4个人才49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300多块，每一道菜平均价格才7美金，像这种鱼虾蟹之类的海鲜，在我们中国吃的话，这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当然如果去那些特别小的店，就另当别论了，但在一般餐馆我们的就肯定比美国的贵多了。还有我们经常喝的咖啡，在美国是1美元，也就是不到7块钱人民币。我们这边，就是去一般的咖啡馆、咖啡厅，一杯也大概要二三十块人民币对不对？似乎只有麦当劳这种一般社会大众都吃的快餐，天然气这种一般社会大众都要用的产品，我们和美国的价格差不多之外，其他稍微上点档次的东西，我们都比人家贵。为什么？
石油战
酒吧在饭店一楼右侧。从三层楼高的酒店大堂延伸出来的狭长空间内，木制地板折射出一种湿润的茶褐色光晕，再加上成套的殖民地时代风格的木制桌椅，整个酒吧别有一番味道。
“您是秋月先生？”
坐在一张桌子旁的男人站起身来问道。这个男人大约35岁左右的年纪。从他身上已经可以看到中年发福的征兆，从额头到头顶的头发已经半秃了。
中年男人自我介绍道：“我是陈久霖。”
两人一边握手，一边互相打量着对方。
陈久霖的名片正面印着公司英文名 China Aviation Oil （Singapore） Corporation Limited。背面则是中文，印着“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陈久霖”。
“您是什么时候到新加坡的？”
秋月淡淡地问道。对于猎食动物来说，轻松惬意地打发等待猎物出现的时光是它们一贯的做法。
“7月1号。公司的事终于开始上轨道了，现在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
陈久霖快速的把北京味儿英语切分成几个间断的单词。
“似乎您也已经选好了能源交易员了。”
“嗯，这个 JP莫里森的名气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但能不能请秋月先生说说您的情况？”陈久霖问道。
“我是1983年从日本大学毕业的，之后在住之江公司任职，金属期货交易员。”
陈久霖露出努力搜索记忆的表情。“这么说您是滨川的属下了？”
戴着圆圆眼镜的秋月微笑着点点头。
滨川泰男曾是住之江公司的明星交易员，他掌控着全球5%的铜交易市场，素有“5%先生”（铜先生）的美誉。可惜的是，由于错误判断大盘趋势，随后一错再错，最终于去年6月份被发现已给公司造成了2852亿的损失，现在成了刑事被告人。
“那么，目前贵公司是希望我们承担关于套期保值及掉期交易的部分吗？”秋月问道
张悟本，怎么就成了“神医”
我们的湖南卫视挺牛的，搞了个《超女》、搞了个《快女》，现在又搞出个张悟本同志。2010年2月1日，湖南卫视的《百科全说》播出的张悟本先生谈养生，挤进了史上同时段收视率最高的前三甲。据说有不少人一到固定时段就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他的脱口秀。张悟本同志写了本书，叫《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已经卖了300万册。当然你们可能要问我，郎教授你批评张悟本是不是因为嫉妒？我必须要承认是有一点。我的书卖得大概只有他的十分之一，在这方面，我确实和他有不小的差距。
我发现其实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听他讲的话就想笑。《生命时报》的记者在2010年5月12日来到奥林匹克中心西南门处的悟本堂，发现他是唯一一个坐诊专家。预约号的价格从过去的两三百涨到当时的两千，翻了好几番，而且已经排到年底了。他是怎么建议这些花了大价钱的人的呢？他建议要多吃绿豆。这个建议实在太有意思了，连绿豆都沾了张悟本的光，价格一路飙升。
在借助强势传媒迅速蹿红，得到“神医”、“2010年最火养生专家”、“京城最贵中医”等诸多头衔之后，眼下的张悟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跌下神坛。2010年6月1日，张悟本的坐诊地点，位于北京奥体中心西南门的悟本堂，在被定性为违章建筑后开始拆除。张悟本所写的，曾在各大图书排行榜连续排名第一的销售冠军 《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全国书店下架，捧红张悟本的湖南卫视电视栏目《百科全说》也在6月7日停播。张悟本因媒体大红大紫，如今却陷入了一场媒体发动的讨伐张悟本以及张悟本现象的舆论风暴。更为有趣的是，有人注意到，2010年上半年以绿豆为代表的农产品，就是在张悟本极力鼓吹绿豆养生疗效后开始了大幅上涨，而在张悟本遭遇讨伐之后，这些农产品价格又开始回落，那么，张悟本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的说法跟农产品价格上涨之间有联系吗？2010年上半年发生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悟本的养生方法成本低廉、简单易学，而且这套不用吃药的食疗理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最著名的就是“绿豆说”了，他说绿豆不但能够治疗近视、糖尿病、高血压，还能治肿瘤。所以绿豆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必买品，少则三五斤，多则几十斤，而且价格也不断被推高。有的摊主甚至说，绿豆涨价都是张悟本的功劳。我们根据媒体的报道，以张悟本的名义销售的某品牌绿豆甘草汤已经卖到了138元，还有售价38元一瓶的醋泡黑豆，刚刚推出半个月，每天就能卖出100瓶，成了该公司最畅销的产品，都是因为大家都想养生惹的祸。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社会怎么了？这种简单的骗局都能够骗得人团团转。请读者想一想，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哪有一种药可以包治百病的？对了，绿豆还不算药，只能算是食品。是食品的话，就更不可能了。难道以前我们都吃绿豆的话，就不会被人家称为“东亚病夫”了吗？难道都吃绿豆，咱们就不会再有什么病了吗？而且请各位读者再深入地想一想，连你张悟本这种水平都能够看得出来的简单医理，以前皇帝那些御医、华佗等名医难道都看不出来吗？你怎么可能发明出一种产品一吃就可以治百病的？这明明是胡扯嘛。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说能治百病的，一定是骗局。但这种事在中国就能骗得老百姓团团转。为什么？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在医学上的愚昧所导致的。根据卫生部2009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只有6.48%，这个低水平的医学素养才是张悟本学说能够横行的唯一原因。不过我不想谈他了，我想用他做个引子，谈个有趣的话题，就谈谈他推荐的绿豆和我们非常关切的大蒜吧。
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
在跨国企业已掌控中国植物油定价权的情况下，如果进一步取得粮食流通的控制权，会使中国失去粮食定价权，给中国粮食宏观调控和粮食安全造成被动。于是，在国际粮价高涨的情况下，中国阻断了国际市场向国内的传导通道，暂时保持了国内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中国粮食生产对外依存度虽然较低，但中国化肥生产中硫磺与钾肥高度对外依赖，国外有可能通过提高肥料成本，抬高中国粮食价格。
一家跨国企业，通过几年的发展，在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市场居垄断地位，占中国市场份额的60%～70%。掌握了中国植物油销售的终端渠道，然后再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用植物油的销售渠道进入粮食消费市场，这是一条明显的布局式的战略路线图。
业内某权威指出：世界四大粮商一方面建立粮食加工流通企业，一方面开始寻找粮源。中储粮是中国最大的粮食储备企业，是四大粮商合作的首选对象。三年后四大粮商会成为中国粮食加工销售的龙头。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普遍存在外资优于内资的思想，给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即使跨国粮商不与中储粮合作，他们也能找到粮源。
这位权威人士又透露出我们的短板：目前，中储粮作为中国最大的粮源控制企业，具有较强的实力，却没有粮食加工业务。中粮集团有加工业务，却不能掌控粮源，销售网络也不够。华粮集团虽然在中国属于比较大的企业，但实力与跨国公司不能相提并论。目前中国粮食市场调控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只有储备，没有加工品和销售的控制，这样就会给调控带来风险。
粮食安全的关键在加工流通领域，跨国公司想用低价粮食冲击生产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掌握了粮食加工流通，就掌握了粮食制成品的定价权，这会影响到中国粮食市场的调控。跨国粮商不仅有强大的资金优势，而且通过食用油已建立起营销网络，并树立了一系列品牌。他们利用这些优势，与中国粮食加工企业竞争，会有很强的杀伤力。
百倍于砒霜？黑暗下的黄曲霉素
最近餐桌上的学问越来越高深莫测，让人难以琢磨了。就拿食用油来讲，不但有我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和《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中所谈到的转基因的问题，还有现在又出来个地沟油的问题。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地沟油真是给我们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循环经济，什么是充分的变废为宝。而我本人也是这个所谓的循环经济的最大受害者，因为我经常在外面吃饭。我现在真的是谈吃色变，一看到路边炸油条的，价钱又那么便宜，我就直觉地想到了地沟油。此外，还有我最喜欢吃的，像水煮鱼、川味火锅、毛血旺什么的，我也担心都是地沟油做的！否则水煮鱼放那么大一锅油，如果不是地沟油，价格怎么会那么便宜呢？饭店是不会做赔钱的生意的。
我有必要先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沟油？按照表面上的理解，它应该是指从地沟里、下水道里掏出来的油。但这只是个最直接的概念，也是最明显、最好理解的。更确切点说，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概念。第一种，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潲水油；第二种，是由动物的内脏加工提炼的动物油；而第三种则是超过使用次数的油。其实说白了，也就等于说一切劣质的、有问题的油都叫做地沟油。按照我们的数据显示，我们每一年消耗的油大概是2 200万吨，从中可以产出大概330万吨的废弃油脂，从这些废弃油脂中可以提炼出270万吨的地沟油回流市场。按照这个比例的话，我们吃的东西里面，大概1/10都是地沟油做的，当然这是最高的比例，真实的比例应该低得多。想想也真悲哀，地沟油这个连猪都不吃的东西，现在却让我们给吃了！
而且，地沟油的危害是潜移默化的，我的助理曾经问了几个急诊科的医生，有没有收治过因为食用地沟油而出现症状的病人？他们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但是，他们说地沟油里含有一种叫做黄曲霉素的致癌物质，而黄曲霉素的毒性是砒霜的100多倍！
伪装下的地沟油：辨别难似“哥德巴赫猜想”
我看到网上为辨别地沟油提出了几种观点，其中有一个观点特别有意思，说要想辨别地沟油，必须要一看、二闻、三尝、四听、五问。你看，望闻问切，连中医看病的方法都用上了！但实际上，即使是这样，还是很难分辨的，为什么这么说？看我给大家一个一个地进行解释。
第一个是看。如果小摊小贩拿过来的就是黑油，你会吃吗？你肯定不会吃的。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油是透明的呢？要知道，地沟油提炼的过程中，那些不良业者会利用化工原料把脏油的颜色褪掉，你看到的地沟油是很清很亮的，你从颜色上根本就看不出来的。
第二个是闻。如果说你闻一下地沟油，就会发现这油闻起来还挺香。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这些不良业者用烧碱去臭之后，再往里添加一些花生精之类的东西，这样弄出来的地沟油会散发出一股挺重的香味。本来你还不怎么饿，闻了地沟油的味道之后，搞得你倒感觉到饿了。
第三个是尝。尝尝有没有什么臭味、异味之类的，我估计也尝不出来，反正在我过去不知道情况的时候，估计也吃了不少地沟油，也没有什么感觉异常的。
第四个是听。这个可能就不是针对餐馆了，谁吃饭的时候还用根筷子蘸点油，然后把油弄到纸上烧一下的？我估计全国人民还真没有谁这样做过吧。这个可能主要是针对那些在商场里买了油之后，回家想看看是不是劣质油，就拿两滴油滴在纸上烧一下，如果咔吧咔吧响，那你买的可能就是劣品了。因为油和水混在一起的时候，加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发出吱啦吱啦的响声。
第五个是问。这个好像是让我们去餐馆里吃饭的时候，先到厨房里去问一下，问厨房里的人，他们炒菜用的是不是地沟油。你想他们会怎么回答？他们肯定会说“当然不是”。
所以，用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来辨别地沟油的话，到最后也只能是白忙活一场了。
不能吃的药
成为正式医生后，我尽量使用一些与患者病情相符的药物，如果还是无法避免副作用，便争取早日发现病人的不适，努力将伤害减至最低。此后，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我也一直秉承这样的原则。而在医院中我还与同事们一起开发了公害监视网系统以及违禁药品的检验系统，为治疗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但是，我渐渐地感觉到，即便有了这些监视和检验系统，有些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而且这类问题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原因在于，1980年以后新药物大量出现，这些新药物都是具有毒性的，更谈不上治病了，其中也包括一些将旧的药物进行改良的改良药物等。这些药物通常价格很高，因此出现了药物的价值与价格完全不符的现象。1994年和1995年，有关方面组织了药物的国际价格比较工作，而我本人也对药物的真正价值作了个人评估。在将这些评估与公布的价格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证实了我的推断是正确的：的确存在药物的价值与价格不符合的情况。
20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索立夫定事件（1993年，由于同时使用抗癌药物及抗带状疱疹皮肤病毒的药物，此药物在上市后的一个月内，导致15人死亡），在此次事件中药物价格、医疗系统问题、药物评价的尺度过于宽泛（让患者看到夸大的效果，掩饰药物的危害程度）等问题暴露无遗。
“是药三分毒”，阿司匹林虽然效果不错，但有可能引发麻疹症候群这一严重脑疾，所以当儿童患上感冒或流感时，是不能使用这一药物的。乙酰氨基酚是WHO(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必需药物清单中的一种药，但是此药如果过量使用，就会引起肝功能障碍，甚至导致死亡。有关方面对新药的审查其实并不严格，即便只是作为普通药物来使用，这些药物对人体的影响依然是弊大于利
就在你身边的虚假宣传：霸王洗发水和云南白药牙膏
估计大家都看过霸王的广告吧，请国际巨星成龙代言的那个。成龙在广告里说，霸王有百年的历史，是享誉中外的中药世家。还说它们的洗发水是采集中草药的精华原液，像什么首乌、黑芝麻、人参、当归、灵芝、墨旱等等，精制而成的。最重要的是他在广告里清清楚楚地说霸王是中药的，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可能就是这句话给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媒体很好奇，就做了实际的调查，并公布了调查结果。香港的媒体《壹周刊》报道说霸王的洗发水里含有致癌物“二恶烷”。这可引起了轩然大波，霸王精心打造的中药形象也被损坏了。
问题是霸王的产品质量真有问题吗？其实没有。要知道我们内地和香港对二恶烷的含量其实并没有明确的限定标准。欧盟和美国地区规定，成品中二恶烷的含量应该小于20ppm（百万分之二十），也就是说，只要不高于这个比例，产品都是安全的。在原料中，只要含量小于100ppm（百万分之一百），也是安全的。《壹周刊》说，检验的霸王产品，它的二恶烷含量为10ppm（百万分之十），是低于欧盟和美国地区含量标准的。也就是说，霸王的产品在欧洲美国都可以销售，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广州市质量监督监测研究院也对市场上其他10款畅销洗发水做了抽检，其中9款都含“二恶烷”。可是人家都没问题，就只有霸王被搞得这么狼狈，读者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霸王洗发水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霸王做错了一样事情，那就是做虚假广告，隐瞒事实。
不仅霸王如此，其实2008年的时候，云南白药牙膏被告上法庭，也是因为做虚假广告。南京的一个消费者经常牙龈出血，看到云南白药牙膏的广告上说能“抑制牙龈出血、修复口腔溃疡”，是“国家保密配方”，于是就买了这个牙膏用，可用过之后，不但没有达到广告上说的这些效果，反而因为牙龈酸痛必须去医院治疗。这个消费者很生气，就把云南白药牙膏厂、它的代言人，还有零售商都告上了法庭。云南白药牙膏说它们没有错，它们产品的整个包装标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而且包装里还有说明书，在说明书里也详细地注明了，“此产品不可替代药物，但具有帮助解决牙龈问题、修复黏膜损伤、营养牙龈、改善牙部健康的作用”。
在这两起案件中，我们看到霸王和云南药业都说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是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的。它们都没有明白一点，我们追究的其实并不是产品合不合格，而是它们做了虚假宣传。它们之所以老是从合不合法的角度辩解，明显是因为根本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想过，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这种虚假宣传在我们中国总是屡禁不止？是我们执法不力，还是法律本身不够完善？都不是！
真相壹：食物及日常用品中隐藏的危险
因为制造商生产的许多产品与他们提供的标签并不一致，这使得列出健康食品的清单变得十分困难。许多次，我发现一些以前购买的、发现的好产品，实际上有一些不良的成分在里面，例如，增香剂或人工甜味剂。
另外一个难题是，产品的标签来回更改，所以一些现在看来不错的产品在12个月后可能就不行了。我还曾经发现过一系列的产品被别的工厂接管生产。事实上，最近我去买一种印有素食标签的香肠，这种香肠我之前买过许多次，然而我发现这种香肠被另外一家公司接管生产了，还添加了增香剂 5 -核糖核苷酸二钠（E635-Disodium 5 Ribonucleotides，我们在后面的文章中还会提到这种添加剂，这显然是一种被否定的添加剂代码，安德鲁曾开玩笑说这种添加剂听起来像“radio active”），所以这家公司不再有素食香肠了。
我能给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当你购物的时候，确保带有编码手册。另一个小建议是，保证你不只是看了前面的标签，例如一些产品可能会说它不含任何色素、防腐剂或香精。凯莱布曾经非常兴奋地在超市里发现了一种新的风味薯片，这种薯片的标签上有“不含色素、防腐剂和香精”。我建议凯莱布再仔细检查一下标签，当他照做之后，他非常失望地发现这种薯片仍含有增香剂 E620、E621和E635。“不含香精、但是却含有增香剂”这种做法实在太狡猾了！因此，我们没有将薯片放进我们的购物车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厂家在努力地避免使用有害的食品添加剂
被扭曲的相亲产业链
最近电视媒体有点意思，你看前些年是全民选秀，有一段时间是全民KTV，这段时间是全民相亲。而且这种电视相亲节目已经得到了《人民日报》、新华社联合“认证”，虽然是整改整风，但是足见它的影响力有多大。相亲节目就是三大电视台的“三国演艺”，一个是《为爱向前冲》，一个《非诚勿扰》，一个《我们约会吧》，都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吸引眼球的方式，但它们的节目谈论的主题不是性，就是钱。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不缺伪君子道德家，这些人经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拿着利剑随意挥舞。其实在这个年代，真诚是个稀缺资源，更值得我们珍惜。我倒觉得有些人，哪怕他们说了一些可能很多道德家听了不高兴的话，但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譬如像马诺，她的麻烦就在于把这些话在电视媒体这种传播性很强的地方说了，结果被公共媒介放大，被指责误导社会大众。其实在私下场合，很多女生都有像马诺一样的观点 我宁愿在宝马里哭泣，也不愿在自行车后面笑。就这句话，我再说说它的合理性。富人和美女都是社会稀缺资源，就像牛郎织女，平时隔着茫茫的银河见不着面。如果有个中介机构能把这两个稀缺资源撮合一下，从中收取点中介费，这似乎很正常吧。有什么可审判的呢？即使你仇富，也不能盲目啊，我们仇的是非阳光致富、非法致富，不能说对于所有的富人，我们都仇视。
相亲节目中最火爆的是《为爱向前冲》，但它也是生命力最短的，17天就被废掉了。其实电视台本身才是罪魁祸首，因为它们经常主动诱导嘉宾，例如，主持人说，“哎呀，这个人好有钱，我赚的薪水只能买这个人的车子的一个轮子”，这不是误导吗？主持人讲出这么恶心的话题，目的是什么？当然也是高收视率了。崔永元抑郁的一个原因不就是收视率吗？如果拿到高收视率，对电视台和他个人都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多了，包括个人奖金、冠名权、广告费等等。读者会发现相亲节目的后面其实就是非常长的一条产业链，相亲节目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且又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影响着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的利益。电视台只要扭曲这个环节，过去别的节目所得不到的一切，就都能够得到。这就是相亲产业链的扭曲，这才是真正问题。
相亲节目中第二火爆的是《非诚勿扰》。这个节目把富人和美女的因素放大了，极端化了。如果它们放大的是袁隆平先生在田间地头刻苦钻研、进行水稻育种的励志精神，这就没问题。但它放大的是炫富，例如他多有钱，有多少豪宅之类的东西，而不是放大富人的勤劳致富的过程。最后，电视台只谈到你有钱之后，应该怎么搞相亲。讲得更难听一点，就是有钱以后应该怎么玩女人。这种话题只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价值观的扭曲。
《我们约会吧》基本上是俊男美女，富男美女好像不多，这个节目大概是这三个节目里面情况比较好的，话题没有那么露骨，所以它的收视率也是三个节目中最差的。
我们将这三个节目做个横向比较，读者会发现，节目越露骨地谈论财富、性、拜金女，节目收视率就越高。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节目的问题了，也不是拜金女的问题，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孕育出这么一条拜金产业链，这些节目只是为了迎合社会的这些需求。所以现在已经不是马诺的问题了，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出现了重大危机。而我们在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竟然是想拿一块遮羞布，把这个危机给盖上，而不是从根本上面对这个危机，解决这个危机。
创业圣经
要有意识地收集信息，这样才能积累起自己的知识。比如说你在周六的下午有3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平时在这个时间里可能出去玩，或是睡懒觉，或是看电视，现在你要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学习我教给你的方法。你可以首先给自己设定一个课题，比如说“如果要在日本建一个精酿啤酒厂，应该怎样做”，然后规定自己在3个小时内完成
事业计划。
如今，啤酒的制作方法已经全部在网上公开了，例如：哪里的啤酒制造机械优良？啤酒花从哪里采购？价格是多少？哪里产的大麦质量好？哪个顾问公司对啤酒销售最有经验？ 这些信息全部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
然后你可以根据日本啤酒厂的分布图来寻找尚且没有啤酒厂的地区，并且在其中搜索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将这里作为创业的理想地点。然后你可以写出事业计划书，包括“市场状况如何”、“竞争状况如何”、“技术障碍在哪里”、“怎样解决这个技术障碍”等内容。3个小时一定能做完这些工作。
实际上，早在5年前，我就以制定事业计划的方法为题，让企业管理者做上述练习。例如我曾经出过这样一个题目：“如果你想研究治疗阿尔采默病的药，公司又没有这种技术，那么你该和世界上的哪个企业进行合作”，请利用出差进行调查，并写报告。
一般情况下，大家也许会认为是买机票去外地考察，但我的命题是利用“网络”出差，因为很多的公司都已将自己擅长的事业领域公布在网络上了。这样，3个小时内完全可以写好出差报告书，并提交事业计划书。只要你1次、2次甚至10次重复这样的训练过程，就可以蓄积起创业家必须具备的能力。在现实社会中，你也许永远不可能认识的人，却可以通过网络结识。以前，年轻的、贫穷的、没有靠山的人创业时几乎不可能得到咨询公司的青睐，但在网络社会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就是一种“能量”（enabler），就像动画片中大力水手的菠菜一样。即使创业者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和地位，也可以从别处获取力量，正因为谷歌能起到这种作用，所以谷歌本身便是能量。
我们的医改还在半空
最近有一个很轰动的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了美国的医疗保险案，这不仅仅让美国人很激动，而且全世界都很激动，我也很激动。可是激动过后，我就开始想到其实我们自己的医疗改革到现在还处在半空中。
根据医疗卫生领域急需解决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首先是有64.3%的人认为看病贵，大病重病看不起，这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地方。其次是有42%的人说医院看病的流程很不合理，不是以人为本的，到医院看个小病都得楼上楼下跑，来回折腾好几趟。有人调侃说，我们不该怪我们的医院，医院之所以让我们这样跑来跑去的，是因为爱护我们。你想啊，我们去医院看病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感冒这种病，就是因为医院的不以人为本，我们就必须楼上楼下跑，比如说挂号到五楼，看病到二楼，小便到七楼，我们这样来回跑一下，弄不好病就好了。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去医院看病，很多不是医生治好的，而是拖好的，因此我们还得感谢我们这么糟糕的医院，正是因为他们从不以人为本，阴差阳错地治好了不少感冒病，省了不少药。除了这两个不满意外，还有一个大多数老百姓都不满意的，那就是药价太贵。其实我们的噩梦还不仅仅是药价贵这么简单的问题，读者们知不知道我们到药店买药有多困难？就算买个头孢拉定还得先让医生开处方，我们才能买。其实我们也没有得什么了不起的病，买这种药吃的话，无非就是感冒了，拿来消消炎症什么的。要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如果有一点小病都要找医生开药的话，那我们要多花多少钱啊？我在内地跑的时间很多，但是我每次都回香港买药，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香港什么药都买得到。那很多读者就会问了，对于这些不能随便吃的药，香港不管吗？我告诉你，香港不是不管，而是让你自己做判断。以购买消炎片为例，在香港销售的消炎片，它的包装上一般都会打上“毒药”两个字，如果你自己买的话，自己小心吃就是了，这对我来讲非常方便。比如说我以前生了病，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我吃了之后就好了，现在呢，我又生了同样的病，那我完全就可以去药店买同样的药就行了，我不需要每次都找医生开处方的。哪像在我们内地，为了开个头孢拉定，我还得跑医院去，不但多花病人的钱，还平白增加了医院的“负担”。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我们的医改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医改的本质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医改到底该改哪些地方。在谈我们的医改问题之前，我想先和各位读者谈一谈美国的医改问题。
世界上最聪明的投资书
《金融时报》每年举办一次竞赛，让新投资者和市场分析师一起参与竞争。2002年，一个5岁的伦敦小女孩，从《金融时报》证券交易专栏列出的300页的上市公司名单中随机选择了一些股票。
经过一年时间，那个小女孩轻而易举地赢了。她的股票上涨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业分析师的投资组合损失了。
要么小女孩非常幸运，分析师非常不幸；要么备受吹捧的选股技巧并不能吸引所有聪明的投资者。
美国有1亿的个人投资者，他们持有8万亿美元市值的股票，其中，超过7.5万亿美元股票的投资方向有误 这些投资被一些理财师用于进行我所谓的“过度积极型管理”，他们试图通过选择股票和市场预测的方法跑赢大市，这就是“傻钱”的投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万亿美元的养老金、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等资产选择了正确的投资方向 理财师将它们投资到具有广泛市场指数的股票和债券上，努力获取市场收益，这就是“聪明钱”的投资。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聪明钱”追求市场收益的投资，它的投资操作比起过度积极型投资要容易得多。
事实上，所有经纪公司的金融顾问和大多数独立金融顾问是通过“傻钱”管理技术来理财的。金融顾问、理财师和共同基金经理都企图跑赢大市，他们从事着我所说的“过度积极型”管理。我把这些专业人员称为“过度积极型经纪人和顾问”，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本色。
过度积极型经纪人和顾问的成功并不是投资上的成功，而是销售上的成功。他们销售上的成功是基于以下五种错误的观念：
1.过度积极型经纪人和顾问能够跑赢大市。
2.过度积极型经纪人和顾问能够成功地进行市场预测。
3.市场预测和选股实在重要。
4.产品越昂贵或者服务费用越高，价值也就一定越高。
5.高档的或者名牌的东西更有价值。
这是一种蛊惑的手段，他们依靠数百万美元的广告效应来说服你，让你不得不听从于这些“专家”的建议。千万不要听信他们的话，聪明的投资者是不会把钱交给过度积极型经纪人或者顾问的，因为那样只会让他们去做更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事。
教改=折腾教授？
最近，大学这个“去行政化”，包括人事变革，真是如火如荼。深圳大学再度开始试水改革。其实高校改革改了这么多年，包括2003年北大那场轰轰烈烈的人事改革，到最后也都是无果而终。
我们的学生从大学出来，到社会到企业到各个单位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道关。你看，这么多学生这么拼命地去上各种各样的课外补习班，最后终于进大学了，好，这四年学完以后，学分一挣，到了社会上发现，自己还是一片迷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成功。
大家要晓得，中国进行教改的不只我们内地，比如说在中国的台湾也做过教改。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教改可以说是搞得轰轰烈烈，而那次的改革就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推动的，最后完全以失败告终，成为一个大笑话。中国台湾的教育改革学习的是美国的表面现象，它们大量设立大学，所以台湾的大学可录取率高达120%，甚至超过了应考的人数，真可以说是人人都有大学念。不仅如此，它还推动了教授治校的理念。台湾的教授就抱怨说，“教授治校”之后，连那个倒垃圾的工作都得教授自己去干。因为既然你让教授治校，那你以后就自己去聘任垃圾工、清洁工，学校行政部门都不管了。教授哪有这个时间去做这个事，而且教授也不知道怎么聘任，因此只有自己倒垃圾了，哈哈哈，实在很好笑。我觉得在内地、香港、台湾三地教育改革中比较成功的，还是香港的大学。香港为什么成功？不是因为香港改革改得好，而是这个系统就是英国统治时期的系统，这个我们待会再谈。
我发现，我们内地任何大学的改革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以折腾教授为主。比如说“人事改革”，就要求教授发表论文像美国一样，然后不聘任，不能拿“铁饭碗”，跟那个计件工资是一样的。还有“不要行政主导”，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给你官位，什么正厅、副厅都不要有了，你就是一个纯粹做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我想最近的教改基本上就是以这两个为主的，而且完全不考虑教改的目的是什么？读者晓不晓得我们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一次的大学教育改革比较成功，就是蔡元培那次。那次改革和我们现在的改革有什么差别呢？蔡元培抓到了真正的目的，他认为大学就是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对现实情况主观怀疑的精神，同时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其实就是以学生为改革目标。学生因为对社会怀疑，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我们改来改去，改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东西，都是在技术层面做改革，我看主要目的就是折腾老师。
其实我们一般说媒体经常炒作的“大学病”，其中一个是“衙门化”，所以现在要“去行政”，意思是说，要让教授不当官，不要给干部身份。还有一个就是“官不当教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教授级官员”是不能被接受的。这个现象在香港是不可想象的，哪有官员突然就可以当教授的？你开门课有可能，因为我们有些非常实务性的课程确实需要官员，比如说交易所的官员来专门开门课，讲什么金融啊、证券啊都行，不但可行，也很好。但是想进入正式的教职员体系，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香港的大学传袭了英国统治时期的制度，它的行政系统是非常庞大的，不像美国行政系统那么小。而且我觉得香港的大学，整个行政系统的权力是大于教授的，至少是不小于教授的权力。内地的大学就更强了。内地的白发苍苍的学者们，在行政人员面前都得低下高贵的头。在北大，一个科长都比教授牛多了。在香港就不至于，干行政的还都很客气，他们还是以教授的话为主的，教授绝对不可能低头的。而且，在香港各个大学，教授跟校长打电话是很容易的事，你有事找他，就给他打电话，他都会跟你讲话的，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不仅如此，学生和校长的互动也很频繁，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任校长，竟然和学生半夜一起看南非足球世界杯冠亚军比赛，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再看看我们内地，普通的学生能跟校长一年见一面就不错了，还是在开学典礼上。所以北大老校长许智宏，当时唱那个《隐形的翅膀》，感动了不少中国内地的学子，他们说校长竟然可以跟我们学生一起唱流行歌曲，他们都太感动了。
你要晓得改革不是一个大学本身怎么改的问题，而是你的外在环境有没有办法孕育出科学管理大学的这么一个制度来。香港的教授有没有自己的主导权？有的。比如说，我们聘任新教授的时候，新教授必须来学校里面访问，我们请他发表一篇论文，由我们来评论他论文写得好不好，每一个教授都发表一点意见，比如你对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这之类的问题。最后做决策的就是几个教授，大概两三个，包括像我这样子的资深教授。而当我们几个人做了决策之后，全体教师是必须服从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就是由几个论文发表最多的大牌教授做决策。当然了，我们也会采纳所有教授的意见，但一旦做了决策之后就要全体服从，其实这是个纪律的表现，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主。而且我们遴选新教授的时候以什么为标准呢？第一，考查新教授会不会教书。这个很重要，你表达清不清楚，能不能做一个好老师，这是其中一个考虑的标准。相当于一种“客户体验”。第二，新教授有没有发表论文的潜力。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新教授进来之后，要继续做研究，要把最新的知识带到学堂里，所以我们必须要确认你是否有发表论文的潜力。此外你还必须要有良好的口才，能够把你肚子里的学问讲出来。这是我们选择的几个方向。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怎么怎么样，这种私心在香港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每一个教授都有自己的信托责任，他们就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按照这几个标准评分。请读者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态度？我告诉你，不是因为自己的良心，而是整个香港这种外在的环境，也就是大学之外的环境，包括香港特区政府，都有这种信托责任。你晓不晓得香港高官的公务车，夫人和小孩是不能坐的，只是让你上班用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带上你的小孩去上学，或者带上你的狗去看病的话，就违反了信托责任，这是会出大事的。
我觉得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信托责任。大学生的父母把大学生交给大学了，社会对大学是有期望的，大学应该怎么兑现它们的服务呢？这套契约精神就是信托责任，也是大学改革的真正重点。比如像我，我对学生逼得是非常紧的，学生必须花非常多的时间攻读我这门课，但是学生可以随时打我私人手机找到我，学生有问题可以跟我讨论，学生写的报告我一定从头看到尾。学生很感动，他们说感觉非常意外，这么有名这么忙的郎教授怎么会有时间读学生的报告呢？我不觉得有什么意外的，因为这是我的信托责任。由于我逼学生逼得特紧，所以我的学生毕业后都不需要经过再次训练，马上就可以上岗。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在北京有一个研究队伍，是专门帮我做研究的。我聘过很多我们内地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但是基本上都不能胜任。我们的淘汰率是很高的，达到95%，逼得我不得不从香港再聘我过去教过的学生，因为香港的学生可以直接接轨，可是聘用的我们内地的学生就接不了轨，四年下来等于是没学，我还要从头教到尾。我哪有这么多时间？所以我的几个研究助理只好开课，对新进来的研究人员进行再培训，把他们过去这四年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总体来看，香港的教改就是引进一个制度、一个纪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台湾的教改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引进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怎么行呢？如果一个学校里面有60%是比较差的教授，一人一票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可以掌控全局，他们可以聘用他们的朋友进来，聘用最坏的人进来，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你说香港民不民主？够民主了吧，但是香港的大
学教育是不民主的，就是由少数几个最杰出的学者来做决策，而且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聘请最好的教授。比如说张维迎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讲座教授，欧元之父蒙代尔也来香港中文大学了，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他们的薪水并不多，甚至不一定比清华的教授高，那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呢？就是因为他们到香港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在这个环境里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再举个例子，在2004年，也就是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代，我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比如顾雏军告我之类的，我们内地很多学者，还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都在骂我，但是香港中文大学从来没有一个人过问我这个事，学校给予我绝对的尊重与学术自由，这让我非常感动。这种对尊严和学术自由的尊重，在我们内地的教改上体现出来了吗？显然没有，我们内地的教改都是在折腾教授，都是细枝末节的技术型的改革。
香港进行的大学改革相对内地、台湾而言应该算是不多的，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地说香港的大学特规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不想做事，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想做事，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也就是说，因为特规范，所以做事难，它把优秀的英国统治时期的以学生为主、尊重学术自由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下来。台湾跟内地的教改基本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找对主体，乱改一通，既不以学生为主体，又不提倡尊重学术自由的风气。
陌生人群：一部经济生活的自然史
阿尔佛雷德·钱德勒强调，规模所带来的优势并不是自然而然的。
首先，只有当面临大型市场（19至20世纪，美国的公司与其他国家相比就占据明显的优势）时，大规模的生产才有意义。
其次,即便你面临的是大型市场，那么也只有当你具备了保持你的工厂有足够能力运转所需的管理技能以及应付多个客户所需的营销技能时，投资大规模的生产设备才有意义。
美国的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西尔斯百货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卓尔不群的重要原因是它们拥有不同的技术机遇，而不是它们具备全面地发掘这些机遇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它们通过有形的管理补充了市场这个“无形的手”。这种情况的一种结果就是许多公司扩大了规模，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许多个分支工厂，而是因为确保这些工厂实现高效生产的最佳方法就是既要重视原材料的生产，同时也要重视产品的分配与营销。这种趋势很遗憾地经常被共产主义的中央规划师一味地效仿，他们认为，健康服务、假日别墅以及为工人提供食物的农场对于有效的生产就已经足够。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位波兰的工业部长告诉我说，克拉科（波兰南部的一个城市）边境的新胡塔钢厂需要的只是加强周边的防护以能够宣布它是一个独立的工厂。
《有形的手》于1977年出版，这恰巧是多变的经济状况开始限制钱德勒对美国企业的观点的时期。在此后的25年中，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公司，已经超越了那些小型的、灵活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更集中于关注核心的活动，并且通过其他方式与供应商协调，而不是通过完全的垂直融和。原因也不仅仅与技术有关。例如，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与国内竞争使许多公司更精明地开展各种活动。
“火山”之下，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最近我们又发飙了，国十条出来了，已经国了很多条了，我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条了。什么国二条、国三条都出来了，我觉得应该这样编号，从001号开始编，国001、国002，现在应该是国90几了。各级政府在比拼谁打压房价打得最凶。政府打压楼价的措施基本都是错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理解房价上涨的本质。我想利用火山理论来解释房价上涨的本质。
我们先看下火山岩浆是如何形成的。2006年下半年，中国发生了楼市泡沫、股市泡沫，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的经济生病了。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投资经营环境已经全面恶化，因此很多企业家把应该投资在企业的钱拿来炒楼炒股了，从而造成泡沫。这个进入楼市的资金就可以解读为火山的岩浆。就在这股火热岩浆蓄势爆发之际，我们的政府插下了两根导管。
第一根导管：老百姓不能自建房，必须向开发商买房。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而言，我们现在的年轻男女基本是自由恋爱，只有那些不太会谈恋爱的、吃不开的男男女女，才需要到婚姻介绍所。如果哪天政府突然下令不准自由恋爱了，自由恋爱者一律不发结婚证，政府规定必须去婚姻介绍所的话，你晓得是什么结果吗？由于没有自由恋爱的竞争，婚姻介绍所的中介费就会透过垄断立刻大幅攀升。这个跟房地产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现在不能自己买地自己建房，而必须向开发商买，这就像婚介所一样，造成开发商的垄断，价格肯定上去了。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建房呢？政府认为我们不会建，会建得乱七八糟的，不好管理，是吗？那德国人怎么可以呢？德国政府对自建房规定得非常清楚，哪个地段房子盖多高，屋顶什么颜色，窗户什么样子，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你只要按图施工就好了，有什么难的呢？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谈到2010年深圳市放宽了这个规定，从而引入了竞争机制的问题。
第二根导管：缺少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截止到2009年年底，新加坡政府总共建设了99.2万套的经济适用房，保证了85%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新加坡不是根据成本核算，而是根据老百姓的收入核算，保证老百姓6年的收入就可以买一栋房。新加坡像我们一样的商品屋只有15%，而15%的人所住的商品屋每平米价格在4万到5万元人民币。
在西方一些国家，住房被明确界定为公共事务，也因此获得立法保障。如英国1919年颁布《住房和城镇规划法》，明确规定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事务，政府应对公共住房建房提供支持。1946年至1951年间，英国政府负责建造的房屋总量高达全国建房总量的78%。荷兰则在1901年颁布《住房法》，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角色，“提供充足住房”是政府的责任。1974年，荷兰又颁布《租房与补贴白皮书》，强调“住房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合适的住房”。美国在1937年出台《住房法案》，明确政府负责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设，居住者只需支付较低房租。此后相继出台《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住房和社区发展法》，住房的公共特性得到保证。那么，我国在住房的认识问题上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那么在香港什么样的人能够享受政府补贴呢？月收入6万港币以上的，必须向私人开发商购买商品屋；月薪在2.6万到6万之间的，政府提供低息贷款，以优惠价供应住宅；月收入在1.1万到2.6万之间的，以低于市场价30%到45%的价格购买房屋；月收入低于1.1万的，可以享受廉租屋，房租非常便宜，平均价格每个月1 320港元。香港是个规范非常严格的城市，严格执行的结果使得香港50%的老百姓都有政府补贴。政府为了解决老百姓住房的问题，就用公共资源建设公屋，包括廉租屋和经济适用房。
我们过去有没有这种概念呢？
有的。1998年国二十三条出来了，当时规定80%经济适用房，10%廉租屋，剩下10%才是真正的商品屋。因此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房价都很稳定。但是从2003年开始，政府推出了国十八条，我们的政府偷换概念，把80%的经济适用房改成具有保障性质的商品房，这不就是商品屋吗？直到现在，几乎100%都成了商品屋，我们的地方政府对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一点都不感兴趣，它们的理由是中央政府拿了六成的税，却只干了三成的事，而地方政府拿四成的税，却得干七成的事，所以财政吃紧，必须靠卖土地维持财政预算。我们的政府把全体老百姓对住的需求都推向了商品房市场。我们的弱势群体，包括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怎么可能买得起商品房呢？2003年的政策一被推出就注定了它的失败。
既然谈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我就想趁此机会告诉我们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学习它们的土地财政的新思维。
第一个思维：我们看看香港，2007年香港政府的卖地收入是133亿港币，占GDP的0.8%。而2007年我们内地的卖地收入占GDP的比重是4%，远远高出香港5倍以上。到了2009年，香港卖地收入占GDP的1.53%，而我们内地卖地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4.5%。所以和香港比起来你会发现，我们内地依赖土地财政的程度更大，而且这还只是全国平均数。如果具体到地方政府的话，比如说北京，卖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50%，这就不晓得是香港的多少倍了，因为香港只占1.53%左右。
第二个思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透过高地价、高房价，不但保证用地的效率，同时增加了财政收入，从而维持了低税率。所得税对年收入30万新加坡币以下者只有8.5%，30万以上的和中国香港一样是17%。
第三个思维：新加坡工业用地以租赁为主，而中国香港是以出售为主，香港的工业用地每一平方米高达8万港元，全世界最贵。所以香港制造业全线崩溃，只能做服务业、金融业。而新加坡透过政府的绝对垄断，提供绝对低的价格，80%的工业用地都集中在政府工贸部所设立的裕廊集团内。出租价格每平米在200到280新元之间。所以新加坡有非常繁荣的制造业，就是因为新加坡政府的优秀规划。
搏金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股价会这样急剧地下跌？”在以橡木为主材料的大约有40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响起了一个男人愤怒的声音。
“好像是海外的投机使当前基金将股票大量抛售造成的。”一个有点臃肿的小个子男人带着惶恐的表情，不知所措地回答道。
窗外是日比谷的大厦街和在冬日微弱阳光照射下的二重桥。
房间的后方有一张硕大的行长专用办公桌，一台通常不怎么使用的计算机和一个历代住之江银行行长使用过的、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问题的文件箱，背后的书架上摆放着《华丽一族》、《白色巨塔》等西胁行长最喜欢阅读的大阪名作家山崎丰子的作品。
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坐在办公桌前黑色皮沙发上的四井住之江银行行长西胁难掩一脸的愤怒。他的眉眼和嘴唇特别鲜明地皱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一”字，像战国时期武士的脸。站在他面前的企划专务和企划部长一言不发地低着头，将视线落到那份股价表上。
3天之前，作为持股公司的四井住之江金融小组针对赋予普通股转换权的优先股的发行，发布了将会增资3 000亿日元的消息。顿时，住之江股票遭遇到大规模的抛售，当天股价就从发布信息之前的40.3万日元一下子跌到30万日元。
“投机基金组织及其同伙似乎是想使股价下跌，才将转换价设定在很低的价格，其目的是将来把大量股票握在手中。”矮胖的企划专务将打听来的消息原封不动地说了一遍。
“那我们公司的情况如何？”头发花白的西胁用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面前的两个人。他雪白的衬衫上
面系着一条颜色鲜艳的蓝领带，外面是藏青色的西装。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被人们称为“冷面无情的合理主义者”，他对处理大承包商和总商社的一些漏洞、破绽很有一套手腕。两年前，他跳出旧财阀的组合框框，合并了住之江银行和四井银行，成为很有实力的银行家。
“今天降到了1 200亿日元。”
“高盛是怎么说的？那帮家伙，等到赚了钱就拜拜了吗？”西胁瞪大了眼睛。
股票发行量的增加，会对股市产生稀薄化的影响，而在这种影响下许多股票价格会下跌，西胁也是有所预料和觉悟的；但是，现在这样的事态却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
火山理论遇到重庆模式
既然我们的政府调控楼价的时候，总是拿一块大石头压住火山口，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简单地讲，只有解决火山危机才是真正的出路。2010年6月12日，七大部委联合推出重庆模式的新闻吸引了我。
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我有点意外，因为重庆模式直接就解决了我提出的火山问题，我们政府的水平怎么陡然提高了？似乎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此，我很犹豫，要不要谈谈他们所谓的重庆方案。6月13日，我从重庆飞回上海，我期待我旁边坐的是周迅或者章子怡，可以聊聊天，排解一下旅途的寂寞。结果我旁边坐了一位比我还要老的人，心中实在郁闷。仔细一看，原来是重庆市长黄奇帆。当然啦，他可能也期待碰到周迅，所以他好像也不太高兴。我们两个既然都碰不到周迅，就只有互相聊重庆模式了。
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俗称“新国十条”，开始了抑制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快的又一轮调控。5月21日，重庆市公布了房产调控细则，即“渝十条”。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细则中竟然包含着对购买第一套商品房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内容。那么，重庆是如何认识房价调控政策的？重庆模式的妙招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重庆模式很简单，那就是斩断我前面讲的火山理论的第二根导管，同时稀释岩浆。重庆市决定在未来三年以平均价格2 000元一平米的成本构建4 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这样子的规模才有诚意！像上海市2010年7月推出427户经济适用房的抽签，这种没诚意的数量还好意思推出来？我都替上海市的领导脸红，竟然做这种低劣的形象工程。重庆的总投资金额1 000亿元，其中30%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土地入股，70%来自于社会融资的平台，比如说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存在银行的回报率目前是2%。而根据重庆的做法，4 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收取市价的六成租金就可以给予社保基金4%的回报率，因此他们当然愿意投。这种大规模的投入，就斩断了火山的第二根导管。
按照规划，2010年重庆将开工建设5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2010到2020年，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房总建设规模将达2 000万平方米左右，远郊区县根据城市化进程，将建设2 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公共租赁房的租金价格在市场租金价的60%以内，收取的租金主要用于兑付建房款利息，租赁期最长为5年。那么，谁将是公共租赁住房的受益者呢？
既然重庆能做，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做呢？可见不是不能，而是根本不愿意做。我们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卖地的兴趣很大，对于替老百姓谋福利的兴趣就不大了。当然啦，地方政府也找了不少借口，例如中央政府拿了六成的钱、只干三成的事，而地方政府只拿了四成的钱、得干七成的事，既然财政来源不够，就只有卖地了，这就是土地财政的由来。不只如此，土地财政和地产开发如此息息相关，腐败就不可避免。
5小时熟知金融常识
人类对不确定事物的厌恶
即使考虑到投中难度大的因素，3分投篮的得分数仍然较高。对于这其中的原因，让我们结合对实际比赛的想象来加以思考。
和路所在的篮球队以5分之差落后于对方。只剩3分钟了。如果全力保证就此不让对方得分，看样子要扳回6分才可以取胜。
将刚才的数字四舍五入，3分投篮的命中率为40%，2分投篮的命中率为50%。3分球不仅难以投中，而且受状态影响，投中与否呈现波动，而2分投篮的命中率则较为稳定。
要想扳回6分，有两种战术备选：
【稳扎稳打战术】 2分投篮+3次投篮计划
【拼一把战术】3分投篮+2次投篮计划
“富士康悲剧”的幕后凶手
最近富士康的事件充斥各个媒体，首先我们对这13位自杀的员工，表示我们深切的遗憾。但是我在这里不想谈富士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中国的讨论都是错的。我再讲一句话，你在媒体里面所看到的所有关于责备富士康的事情，通通都是表面现象。你晓得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毛病吗？我前几章也说过，我们有些官员总是喜欢根据表面现象作决策，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专家学者也总是根据表面现象下结论。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富士康的危机，我们要抓住它背后的黑手，因为它才是这一切的根源，而它竟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舆论的讨伐。我想今天把它给抓回来，你知道它是谁吗？苹果电脑！
请问，为什么有13个人自杀？
2010年是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甲子之寿。然而，从进入2010年开始，其旗下企业富士康的负面新闻就一直不断。不到半年时间，这家号称“全球最大代工工厂”的企业连续发生13起自杀事件，震惊全球。有分析指出，来自工作、家庭、社会、健康、情感的种种压力，是导致富士康员工走上绝路的原因。但与此同时，更多的批评指向了富士康的企业模式，包括“血汗工厂”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探讨。那么，连续13起自杀事件到底因为什么？美国苹果公司与富士康事件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我们把媒体所有的分析做了一个简单的摘要，军事化管理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这样吗？那么部队里面是不是应该有更多人自杀？可是我还记得我们很多企业家也是从部队出来的，包括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宁高宁、任正飞，还有郭台铭本人在台湾也当过兵。富士康这些80后、90后的员工讲他们在富士康所受的苦，在我听来，算什么苦嘛。你去当兵试试，当兵才真的是苦得不得了。以我个人为例，我当兵的时候每天晚上11点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半起床，起床就开始操练，操练一天，打骂经常发生的，有什么了不起？而且那时候我还一身的皮肤病，因为我们所有官兵的内衣内裤都放在一起洗的，所以只要一个人有传染病的话，我们全部都会被传染，这个皮肤病简直流行得不得了。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得过各种各样的皮肤病，比如痤疮、疥疮、湿疹、疖子等等，每天痒得要死，每天边出操边抓痒，痛苦不堪。不过，请读者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现在都治好了。此外，我当兵的时候每天都要出操跑步，而且我们还在前线作战，有生命危险的。两年当兵的日子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怨恨过那段日子，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我们不是说这些80后、90后员工对富士康的抱怨不对，而是这个抱怨本身已经象征着那种为中国改革开放而奉献的第一代任劳任怨的农民工已成明日黄花。我建议各位到建筑工地看一看，你会发现几乎没有80后和90后的人，通常都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大概都是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为什么？因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 农二代，已经不去建筑工地打工了，因为工作环境太差了。农二代和他们的父辈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父辈打工，为什么能够为了每个月1 000块钱而忍受那么多的痛苦，承受那些比富士康还差很多的血汗工厂的磨难呢？因为他们有信仰，这个信仰不是对神的信仰，而是对家庭的信仰。他们打工是为了家乡的妻儿老小不会挨饿，为了他们80后、90后的子女能够念书，顺利成长。农一代是我最敬佩的一批人，他们任劳任怨地干，没日没夜地干，你叫他们加班他们很高兴，叫他们一天干8个小时他们不爽，他们觉得最好一天干12个小时，为什么？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多赚4个小时的钱来养家，养他们80后、90后的子女。农一代成为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手。
可是农二代就不一样了，同样孕育出农一代的工作环境，到了农二代却是以自杀回应。我虽然对自杀本身感到痛心
，可是我更想知道，当农二代自杀那一刹那，他们有没有想到可怜的农一代老母亲怎么活？当初你们的老父亲为了培养你们农二代，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把你们抚养长大之后，稍有不顺心你们就跳楼了事，这会给父母造成多大的冲击，你们知不知道？农二代最起码的孝心哪去了？而且农二代还不像当兵的人，当兵的人时间不到不可以退伍。你们是在富士康，不想干的话你们可以不干，可以回家。我不懂，你们为什么把苦难留给可怜的农一代？我看到这13个自杀的农二代，我确实感到痛心，但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他们的父母。农一代为了抚养农二代浪费了一生的心血，结果农二代对父母的回报就是严厉的打击、无情的摧残。
既然80后和90后不能够接受富士康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那我们就谈谈这个管理体制到底合不合理？
我先把几个评论念给读者听。
一是《民报》报道，富士康内部管理军事化，上千人在饭堂吃饭时竟然鸦雀无声，显见公司管理之严格。
二是2010年5月25日凤凰卫视评论员在大陆新闻中表示：富士康实行军事化管理，员工压力大。
三是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对清华大学社会系罗家德教授进行采访，罗教授认为，这些自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富士康的管理模式过于陈旧，已经不合适80后、90后。这话讲得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套军事化管理确实只适用于具有信仰的农一代，而我们的80后、90后是不能忍受的。
四是某大报报道，富士康管理机制半军事化、管理层壁垒化，加上把人当成机器的刚性手段，对员工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而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读者从这些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过去这种孕育出农一代的半军事管理的制度，似乎透过富士康13个人的自杀而走入到一个新的瓶颈。这种半军事化管理孕育了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管理，是不是需要为迎合80后、90后这些新生代的心态而做一个根本的改变呢？
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快速发展，2008年其出口总额达556亿美元，占中国内地出口总额的3.9%，并连续7年雄踞内地出口200强榜首。半军事化管理被认为是富士康竞争力的来源，有人甚至表示，“在郭台铭的血液里，有军事管理的基因”。那么，富士康发生的体制问题真是出自军事化管理吗？在军事化管理背后还埋藏着怎样的推动因素呢？
在谈论如何改变之前，我想透过这种现象揪出它的本质，看看这种半军事化管理到底是谁造成的？是富士康，还是其背后的黑手？请读者首先想想，富士康为什么会进行军事化管理？是因为它背后的黑手这么要求的，这个黑手就是苹果。我来说说苹果，苹果在任何时候都标榜自己是一家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而且苹果还在制度中规定，富士康必须关注员工的人身权利，确保他们可以有足够好的工作环境，得到合理的报酬。现实是什么？按照我们的分析发现，苹果在尽一切可能挤压富士康的利润。为了压缩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富士康只能靠加大员工的劳动强度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必须进行半军事化管理才能满足苹果的要求，所以说苹果就是美国人虚伪的化身，苹果才是造成80后、90后年轻人自杀的真正背后黑手，富士康只是它的工具而已。当然我并不是说富士康没有责任，但是对富士康来说，如果不按照客户要求做的话，他就拿不到订单，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来进一步谈谈，到底多大程度上是富士康的责任，多大程度上是苹果的责任？我们就以iPod为例吧。iPod在2006年上半年的销售量是850万台，同比增长61%，收入超过了100亿美金。苹果赚了这么多钱，那富士康能赚多少呢？我告诉你，4美金，就是说每一个iPod富士康只能拿到4美金，占利润的1%还不到，因为这里面还没有剔除电费、设备费用
、材料费用等等这些生产成本，其他99%的钱都是被苹果赚走的。咱们再说说人工成本，这也是苹果规定好的，富士康无权决定，苹果是怎么规定人工成本的？它们是根据工厂所在地例如深圳市的最低工资乘以每件产品的最高工时得出来的。还有零配件的成本，苹果都是直接向富士康以外的各个零配件供货商下单的，而被采购的零配件会按照苹果规定的时间准时送到富士康进行组装，所以零配件的成本富士康也是决定不了的。
佳能细胞式生产方式
细胞式生产方式和传送带生产方式随时代的发展而循环往复。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迎来了和上个世纪70年代相似的经营环境。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品种少、产量大的生产已经不再适应低迷的需求。再加上日本厂家已经意识到了和海外进行成本大战的危机，无传送带的生产方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
在这20年间，传送带又沉积了不少的“灰尘”，从而产生了彻底废除传送带、重新给制造生产线瘦身的必要。
“传送带式生产线 细胞式生产线 传送带式生产线 细胞式生产线”这个循环往复的变迁，对于工厂来说也是必然的。不仅仅是传送带生产方式，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走过20年道路之后，都必然沉积许多的痼疾。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引入某种生产方式超过20年，生产线上的工人就会成为生产线所塑造的奴隶。工人们只知道这一种生产方式，很难深入思考去挖掘根本性的问题。这已经成为车间的一种风气。公司在引入生产方式时，当然会冷静地判断其优、缺点。可是如果从一进公司就以某种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的话，就无从得知引入它时的背景和经历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生产线的工人们全是以“传送带方式”培养出来的。由于本身并没有参与建立传送带方式的经历，所以他们并不懂得其中的原理和原则。因此就会产生“制造生产线本来就是传送带的天下”的臆想，就算是环境发生了变化，也很难去冷静地思考生产效率问题。
此外，一直使用20年之后，生产线的无用功部分就一定会越积越多。这就像灰尘沉积一样，对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来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尤其是传送带方式，它的重型设备很多，成本也非常高，所以无法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变革。这也是固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
沃尔沃：“美妇”还是“弃妇”？
腾中收购悍马，现在看来也只是一场闹剧，而吉利收购沃尔沃，看来是要玩真的了。我看吉利收购沃尔沃跟腾中收购悍马的不同就在于一个是完全不靠谱，一个是不太靠谱。大家都知道，沃尔沃汽车号称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车，原来是瑞典的著名汽车品牌，而沃尔沃汽车公司也曾经是北欧最大的汽车企业。在1999年4月1日，它被福特汽车公司出资64.5亿美元正式收购。仅仅过了11年的时间，沃尔沃就被抛弃了。而现在，中国吉利却又要以18亿美元的价格购买沃尔沃百分之百的股权。只有13年造车史的吉利，要迎娶已有80年造车史的沃尔沃，用李书福自己的话说，农村青年李书福竟然迎娶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美妇人！我看我们得首先搞清楚，这个农村青年迎娶的究竟是“美妇”还是“弃妇”，美是美，弃是弃，意思差得远了。
沃尔沃是福特汽车在1999年买入的，整整10年都没有什么起色，这背后不仅仅是福特的失败，更是以收购打开豪华轿车市场这种战略的彻底失败。实际上，福特当初为了这个梦想，专门成立了独立的豪华汽车集团，当年在这个战略下福特不仅收购了沃尔沃，而且还收购了非常知名的阿斯顿马丁、捷豹、水星、路虎这些顶级的欧洲豪华车品牌。可是很快顾客就发现，除了商标是沃尔沃的之外，很多东西都变成福特品质了。为什么呢？因为福特收购之后的整合太成功了。举例来说，目前沃尔沃主要有三大车型平台，其中，生产紧凑型轿车的P1平台，主要生产S40、V50、C70、C30等车型；生产大中型汽车的P2平台，主要生产S60、XC90系列车型；P24平台主要生产XC60、V70、S80系列车型。所谓汽车共用平台战略，是指汽车在开发、生产过程中，针对几个车型共用一个平台生产。生产出来的车型在外形、功能上可能有较大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底盘技术和车身结构。比如说，目前，福特旗下三大品牌福特福克斯、马自达3和沃尔沃S40在国内采用的就是共同的P1平台。所以，我们要是细心观察沃尔沃就知道了，沃尔沃在生产平台和关键零配件上是根本离不开福特的。因此我在想吉利究竟获得了什么？说到底，吉利只不过是借着沃尔沃，获得了与福特合作的生产平台。你想借此获得进入豪华汽车阵营？不可能的，客户很快就明白了沃尔沃不再是沃尔沃，它已经成了福特的汽车。福特的汽车在欧洲人看来就跟美国人看中国产品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中国产品，中国产品还廉价呢，美国汽车却很费油，而且也没什么历史，没什么品位。所以到最后你发现豪华车是卖什么？豪华车不是简单地卖品质。你说捷豹的品质好吗？捷豹的品质不是太好，就是卖的这种感觉。到最后豪华车感觉卖不动之后，福特整个豪华车事业部轰然垮台。
其实，沃尔沃就是一个全世界的弃妇。不只如此，阿斯顿马丁2007年也卖掉了，捷豹和路虎在2008年也卖了，然后福特总部认为这个事业部实在太糟糕，就把水星和林肯收回去直接管理了，最后就剩一个沃尔沃，结果现在卖给了农村青年李书福。其实，沃尔沃就是一个全世界的弃妇，福特终于甩掉了这个包袱，整个事业部都不要了。而在这个豪华汽车事业部仅有的11年历史里，换了4个老板，这个战略在5个欧洲顶级豪华汽车品牌上都不成功，我们凭什么相信吉利就能轻易成功？
这次李书福用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一半是自有资金，另一半是筹来的。用这么高的资金来收购这么一个所谓的“弃妇”，而且这个弃妇长得还比较高、你还比她矮半个头，把她迎娶进家门，你说你生产出来的车子要不要卖到欧洲和美国去呢？过去是沃尔沃的车身、福特的灵魂，已经玩不转了，那今天换了吉利的灵魂之后，你发现还是摆脱不了福特当初嵌进去的灵魂。因为你所有制造的平台跟零配件都是福特的。最终
变成什么？就是一个沃尔沃的外形、福特的灵魂，然后里面又扯进个吉利的小灵魂。那么你觉得对于欧洲人、美国人来讲，他们想要买高级车的话，他们会买沃尔沃，还是奔驰？所以在欧洲和美国的市场，销路肯定让人担忧的。在中国市场，我们打打爱国情结的话，销路可能还可以，但也只是可能而已。前几日，一个去年买沃尔沃的朋友抱怨，说好容易攒了一笔钱，买了沃尔沃，现在成国产的了，而且还是吉利的，他非常痛苦。读者不要认为这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这个所谓的痛苦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是一种品牌忠诚度的丧失，一种信任的危机。
拥有悠久历史的豪华汽车品牌沃尔沃为什么要“下嫁”给一个只有13年造车史的中低档品牌的吉利？吉利的100%股权收购要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汽车的流水线，还是一个新闻炒作？李书福说，吉利收购沃尔沃，不是说吉利要去管沃尔沃，吉利与沃尔沃是兄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我们用两套管理班子来应对不同的服务人群。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最喜欢讲这个话了，那我问你，柳传志当时收购IBM，是不是讲一样的话呢？不是我们去管，是兄弟关系，我们是兄弟。结果呢？所以，这个我们都听烦了，你兄弟也好，姊妹也好，到最后，劳工抗议罢工你怎么办？你不是还得出来处理问题。
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浮出水面了。你看媒体的报道，沃尔沃工会开始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后来却同意签署这个协议了。你看看他们的工会主席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对这项决定并不是感到很兴奋，但是我们认为这项收购会走上正轨，而且，关键的问题我们得到了答复。”读者注意到没有，这个关键问题指的是什么？是因为它没人要，现在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你再反对的话，就没人要你了，那么就得全部失业。而且瑞典和比利时的那些机构和工厂都保留了原来的人员，同时给了沃尔沃一个新的发展规划。这不是跟IBM被联想收购的情况一样吗？
沃尔沃那套班子本来就是因为做得不好，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如果吉利管吉利的，沃尔沃管沃尔沃的，那不同样是一个不称职的班子在管沃尔沃吗？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吗？该不会又重蹈IBM的覆辙吧。
雷克萨斯奇迹
日本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制造业）已经成功地将自身的事业扩展到了全球，为世界提供着各种质量优异的产品，丰田也自然是这些企业中的一员。然而，日本企业创造的产品虽然作为物品，或者机械装置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却很难从这些产品中直接感受到日本的价值、文化和优美。但是那些高档品牌产品的用户，却往往能从他们购买的高档品牌产品身上，领略到产品生产国的文化与优美。丰田在生产大众型汽车的基础上，选择了要创造出浸透着日本文化精髓的豪华汽车的艰巨挑战。对于一贯以生产大众型汽车为主的丰田而言，要让世界各地的富裕阶层购买由日本生产的雷克萨斯品牌的豪华汽车，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如何才能够将日本文化的精髓通过研发和市场营销，融入到雷克萨斯品牌之中，这才是“源自日本，走向世界”这个主题的第一要义。
“源自日本，走向世界”这个主题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到让雷克萨斯独特的研发和营销模式得以实现的丰田的组织和领导风格。丰田在作为一个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企业的同时，又属于是世界性的代表企业。在丰田的DNA中，应该蕴藏着能够在世界各地都得以通用的组织构建模式、运作方法，以及领导风格的发挥方式。本书的核心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于雷克萨斯的案例研究来解明丰田独特的组织能力。
垃圾围城，什么才是我们最大的危机
最近很多的媒体报道指出，我们国家对于节能减排准备进一步加大力度。很多地产开发商说，他们要搞个什么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社区。还有家具行业说，要搞个什么低碳家具。这些人简直瞎掰。其实，我们中国人现在哪有什么资格搞节能减排，那是欧美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我们中国人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干，节能减排那是欧美玩的游戏。你知道我们中国现在真正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有多可怕吗？北京的一个市民王久良经过一年的调查，把他所拍摄到的北京市垃圾场的照片都公布出来了，真是触目惊心啊。这些垃圾场基本上分布在五环和六环之间，密密麻麻的，中等规模以上的就有400多座。其实这些垃圾场还算是好的了，最起码是在规划之中，可以统一管理的。更可怕的是很多垃圾随意露天焚烧和堆放。就拿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来说吧，这里有一个露天的垃圾场，每天都有很多机动三轮车来倒垃圾，这个垃圾场基本上每隔两三天就会集中焚烧一次，焚烧的时候，方圆几公里都能看到浓烟，还有一股刺鼻的异常难闻的气味，尤其让人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不是通州特有的，而是在全国都非常普遍的，全国将近1/3的垃圾都是以这种简单方式被处理掉了。你知道我们中国每年要产生多少垃圾吗？将近1.6亿吨！我这里有个数据，在我们城市里，人均垃圾年产量是440公斤，全国600座城市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高达80亿吨，我们有2/3的城市已经被垃圾包围了，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
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后，“低碳”一词迅速被国内公众接受，从家庭生活减少能量消耗，到办公、交通、出游等方方面面，“低碳”话题变得无处不在，“低碳生活”也已成为最时尚的生活态度。2010年1月17日，广州地铁2号线内，18位网友脱下裤子走进地铁车厢。这一幕是英美等国家“不穿裤子搭地铁”活动的延续。“不穿裤子”的本意，是为了宣扬减少现代工业产品的使用，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即倡导所谓的“低碳生活”。按照“低碳生活”理念，一条涤纶裤，在其使用寿命的两年中，要用50 的水和洗衣机洗涤92次，加之烘干、熨烫，消耗的能量相当于排放47千克二氧化碳，这就是脱裤有理的原因。然而，广州地铁的“脱裤秀”从发生那一刻起就遭遇种种质疑，把欧美游戏拿过来就算是加入“低碳生活”了吗？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环境问题是仅用“低碳生活”就可以概括解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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