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何以膨胀？
任星辉
唯其是首都，才要把它打扮成一个标本，倾国之利好，皆欲置之之此处而后快，以至于连烟囱都要能在天安门上看到才算数。
2011 年2 月16 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在这个有‚史上最严厉限购令‛的文件中，对外地人在北京购房做出了‚连续5 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限制。同样的限制条件，也出现在年前为治理交通拥堵而出台的‚汽车限购令‛中。外地人，即前两个文件中所说的‚非本市户籍居民‛，看来成了北京人口和交通压力的罪魁。
北京市的这两项行政行为，且不论其是否因严重歧视非本地公民、过分干涉市场而违法的问题，仅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也该打上问号：手段是否适于实现所追求的行政目标？是否是可选择的诸手段中最温和、侵害最小的？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是与所实现的利益是否相称？
以‚房屋限购令‛为例，据郎咸平统计，‚中国涉及房地产的税是12 项、费是50 项，是全世界税收品种最多的一个国家。这62 项税费占房价的30%-40%，这还不算出让金，出让金应该占到房价的30%~50%之间。如果把62 项税费和出让金加起来，会发现我们买的房子的50-90%进了政府的口袋里‛，任志强也确认，‚平均出让金和税费比例约为70%，其它是建安等成本和利润。上市公司平均利润率不到8%。‛由此看来，政府若真要控制房价，最可行、也最能保证效果的措施当然是降低土地出让金和税费，而不是祭出饱受诟病的户籍制度，置公民当受的法律平等保护于不顾，拿外地人来说事。‚汽车限购令‛的情形也与此相似：对治堵来说相当重要、多年来也备受公众关注的公车数量及公车改革问题并没有回应和解决。
由此，前后而来的‚限购令‛，对实现所宣称的目标而言，实在可谓是昏招。那么，是政府方面不明白这种政策无异于缘木求鱼吗？虽然政府在大多数时候都相当不高明，但在这件事情上，却实在不必低估它的聪明：这迭出的昏招，对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而言，皆是狠招。如果再加上‚以业控人‛、清理地下室、限制群租等政策，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愈来愈清晰的针对外地人而筑的高墙。这个高墙的一边，是汲汲于城市人口承载能力，把拥堵归咎于人口增长，把人口压力又归咎于外地人的政府；另一边，是想在自己的国家获得一份生计的国民，哪里有生计哪里就有他们，是不是首都无关紧要。
不过，即使北京想借‚民怨极大‛的拥堵和高房价暗渡陈仓，打一场静悄悄的人口保卫战，依然改变不了这两个‚限购令‛显系昏招的事实。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单一中心的城市规划模式之下，无论北京的人口是否如臂使指地按照官方的规划增减，交通拥堵也不会得到显著改善；如果此外再加上中央集权制度的造成的聚集，那北京的人口问题实在是非如此不可了。
单一中心的城市规划模式之下，北京的行政中心与商业、文化中心高度重合。如此一来，无论修建多少立交桥、建多少环路、开通多少条地铁线路，也无论把路面拓到多宽，都无法改善拥堵的现状，而问题显然不在人多人少。因为无论在回龙观和天通苑建多少住宅，晚上栖息在这里得人，大多数都得在早上7、8 点钟的光景涌入市区上班，又在下午5、6 时分纷纷下班回家；无论北京有多少人，要购物，总得去西单、王府井、动物园等处，买电子产品，总免不了去中关村。一般而言，朋友聚会一般不会在龙泽城铁外随时会被城管赶走的小吃摊上；地摊上的书虽然便宜，但总有那么些书，还是得去中心区的几个图书大厦和书店；来瞻仰伟大首都荣光的人们，大概很少会忘了天安门，而去八大处、香山之类的地方怡情……这些人，工作日和你挤在同一线路的公交和地铁上，周末又和你一样，不是在动物园，便是在西单和王府井，这样一来，无论你到何处，总会人满为患。
要理解北京的拥堵及其背后看似盆满钵满的人口，就必须了解造成如此这般的叠加和折腾的城市规划。
北京并非只有现今已然的规划一条路可走。49 年建政后参与北京市城市规划的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位先生，在1952 年2 月完成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中提出了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设行政中心的设想。据王军在《城记》中的介绍，‚《建议》提出，在这里建设行政中心区，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出发的，是‘增加建设、疏散人口的措施’，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是避免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新旧两全的安排’。这个行政区‘必须同足用的住宅区密切相连，经济地解决交通问题，减轻机械化的交通负担’，它还能‘保留将来发展的余地’。‛‚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为丰台铁路交通总汇。‛两位先生在《建议》的规划草图中，还在行政中心区以南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如王军所说，‚可以想象如果按照他们的设想实施……这个城市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旧城是文物遗存丰厚的文化中心区，旧城西侧的行政中心将集中体现新中国政治中心的形象，而其南侧的商务中心将是一派现代都市的景象。这三个功能区将配套足用的住宅，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从而控制住‘源头’，避免出现交通拥堵。‛
可以说，北京后来遭遇的膨胀难题，在‚梁陈方案‛中都有相应的应对。但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多中心发展的城市规划，架不住‚与‘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的大棒，加之‚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既定方针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的工业狂想，终归被拒绝。
膨胀难题并没有因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而在现今的城市规划面前却步，恰恰相反，和这种优越的制度相伴的另一种制度，中央集权，又在因歪瓜裂枣的城市规划而已经臃肿的北京背上，补上了看来要使它‚永世不得翻身的沉重一脚。
中国语境下的中央集权，不仅意味着中央权力最大，而且还意味着其他一切好处，最好也归诸中央。权最大，官自然小不了，则集中在这里的公务活动及配套的服务等也少不了；事无巨细，皆受制于中央，则事务繁杂，官又少不了，遍地的中央国家机关云云，即是一例。如果我们在把法治不彰产生的灰地，如‚跑部进钱‛、上访、驻京办等等本来可以避免掉的人为麻烦考虑进来的话，由权力而来的膨胀就更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了。另外，唯其是首都，才要把它打扮成一个标本，倾国之利好，皆欲置之此处而后快，以至于连烟囱都要能在天安门上看到才算数。由此，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国立大学和名牌大学，这里也有着最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最好的公共服务设施等等。形势如此，岂是苛责外地人所能解决的？
要解决自身所遭遇的膨胀难题，北京当局所当反思的，首先应该是单一中心的城市规划模式，然后顺着多中心的思路，来调整现今的规划格局。不然，无论把多少外地人挡在他们的首都之外，无论在五环以外建设多少住宅区，只要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主要还是在天安门附近的地方打转，缓解北京的膨胀难题都是痴人说梦。据报道对北京拥堵和人口膨胀相当不满的高层，也应该反思单一中心的政治秩序下，政治、经济、文化无法均衡发展对北京目前的情形所应承担的责任。
── 原载 传知行学术通讯，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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