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章文 | 2011年02月20日 21:20 | 栏目: 杂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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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疲惫，有意义，有收获
正文之前，先说几件事。
首先要感谢博友杨永浩和他所供职的北京市检察院新闻处，正是因为他们对网络媒体的重视，博联社的博友们才能够多次走近略显神秘的公检法机关，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
其次，在周五的活动中，第一次见到了博友熊蕾，虽然以前在博客上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此次一天同行下来，彼此拉近了距离。可见人与人之间，还是需要多交流的。
第三是和博友杨平（男滴副军级，非西湖那个女商人杨平）的聊天，使我对军队多了一些认识，颇有价值。
第四算是花絮了。在东单转乘5号线的时候，抬头赫然发现马晓霖同志正站在车门口，原来他要在我前一站——张自忠路站下去社科院开会，主题就是近来的阿拉伯革命。今天，胡锦涛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要求“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不得不佩服我党的学习速度，估计下一步会有一系列动作。
言归正传，说说此次东城法院和检察院之行。
上午去东城法院旁听了一起合同诈骗案：旅居美国多年的中国公民王太以帮人办理赴美签证为手段，共骗取了12人钱财。
案情比较简单，控辩双方交锋不多。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辩方律师称有三个受骗人的证词，公诉方未提交给他们看；二是王太本人的表态颇有意思，这个自称20多年未在大陆生活的人，还是颇谙国情的，在庭上数次表达了对公权力机关的感激之情，称他们待自己很好，并说以后会写成文章到美国发表。
依照王太一案所涉金额，刑罚3-10年间，公诉方当庭提出建议，求刑4-6年。法庭改日宣判。
公诉方当庭提出量刑建议，这是我们此行所关注的最大焦点。在下午东城区检察院的交流活动中，大家针对此点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就我本人而言，由于并非法律专业出身，算是上了一堂课，获益匪浅。
据了解，东城检察院是全国第一家、早在1999年就开始试行“公诉人当庭发表量刑意见”，并于2000年将此举措列为公诉改革的重要课题，十年间不断深化在该领域的改革与探索，先后在“量刑建议”的规程、标准及程序等多方面做出了前瞻性的探索与实践。现在，最高检、最高院已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量刑建议”。
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温长军坦言，一开始也遭遇到阻力，各种声音都有。特别是法院会觉得检察院此举有侵犯法院独立审判权之嫌。但经过充分沟通打消了法院方面的顾虑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已成东城区法院庭审中的正常程序。据统计，法院判词采纳并在文字上注明源自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已占80%，实际上采纳但未注明的高达90%以上。
这个数据令东城区检察院既自豪，又倍感压力。近年来，该院将“量刑建议”改革的重点放在了量刑答辩程序的探索和完善上，即将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公诉人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量刑情节、具体刑期和刑种等量刑问题进行辩论，共同实现法庭中量刑环节的公开、公正。
曾在该院挂职副检察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宏杰，在会上做了深入浅出的发言，逻辑严密，说服力很强。
其中有两点令我印象深刻。首先她指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是对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已经导致不少损害司法公正的事情发生，削弱了民众对于法律的信心。另外，“量刑建议”说到底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以前有罪无罪律师可以辩护一番，但判多少年则完全由法院说了算。现在律师可以和公诉方当庭辩论“判多少年”的问题了，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绝对是一件好事。
我在其后和检察官以及田教授的交流中，提出了对律师会见难、取证难的担忧。他们坦承，这种情况在东城不算是问题，但在一些地方还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很明显，如果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不能顺利、平等获得案件的所有材料和证词，那么相对于强势的公诉方，他是处于劣势的，也就很难充分维护委托人的正当权利。而这将损害司法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