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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日期：2011年3月6日
【明报专讯】只要是广场，必定属于人民，即使它会被掌权者长期控制，但人民总会在恰当的时机夺回这一个与“开放”、“叫喊”、“奔跑”、“聚集”等词相关之地。除非你取消广场、杜绝广场的政治功能，但这样一来，你将会看到每一道街衢都成为广场，整个国家将成为广场——固然，现在这个国家的重重铁壁使人绝望，但我依然相信广场的功能，因为广场本质上就是反对墙的。
我们并没有从广场撤离
我在北京的日子，常常去天安门广场，一则缅怀，二则观察、眺望，同时试图用笔和相机记录下它死水中的微澜。六十多年的共和国，留下来有意义的广场影像并不多，除了1975年和1989年风雷激荡的两段日子那许多让人热血沸腾的照片，其他的照片大多是歌功颂德时的集体迷狂、哀悼独裁者时的肃杀、以及到此一游的自慰。反而是当代艺术常有惊人之举，如艾未未对天安门竖中指的自拍、台湾姚瑞中在广场的跳跃自拍等，都算是对权力中心的冒险挑衅。
我倒无意挑衅，它不值。走在广场永远想起的都是那些年轻的死者，以及承载他们血汗的砖石。1996年我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心中默念死者的名字，倾斜相机拍下第一张广场的照片，据说那时候地砖还没有更新，仍然是那些被履带压过的，在我的画面中大地倾斜占了五分三的位置，远方是虚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影，相对于地下死者的重量他们已经失重。以后十余年，只要六四周年我在北京我都会去广场，所拍摄照片大多如此：大地升起，天空被压缩，也许是我心中的悲抑使然。2004年的那一天，我拍到一个人斗胆骑自行车穿过广场、经过纪念碑前的一刹，他是悼念者、抗议者还是便衣警察？这都不重要，关键是那辆当作响的自行车唤起了那年夏天的记忆，后来这张照片成为我一本书的封面，那本书叫做：《我们从此撤离，只留下光》。
二十多年了，我们并没有从广场撤离。今年这个敏感的春天，我又去了一趟广场，那是极其微弱甚至近乎不存在、但是尚未夭折的“茉莉花革命”的第二个周末，北京有雪。我宿醉醒来，见雪大喜，窗户望下去北京城再度黑白分明，彷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个宁静老旧的北平。我乘兴出门，走到地铁站前不禁在一个已经凋萎的花圃上写了一朵花的名字，拍照存念，然后坐地铁到了王府井。
一切都是敏感词，花的名字、王府井的名字、快餐店的名字。去到敏感点一看，哭笑不得，麦当劳门前仅能容纳百人的小空地被市政用围板钢架团团围起，据称是路面塌陷需要修路，我从稍高处向下拍照，发现围板内只有一个闲坐的老工人——我说：如果这里真的出现了塌陷，那也是象征意义上的塌陷，这是人民的重力所导致，因为这里曾经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广场。政府通过围板把这里“非广场化”，并像对天安门广场一样施以“重兵”包围，到处可见警察、便衣和公然摄录行人的“专业人士”，就是没有见到修路工人。我把小相机藏在手心，随行随摄，某张镜头还正好与“专业人士”的镜头对个正。
断裂的人民如幽灵
气氛诡异，我匆匆离开王府井坐一站地铁到达天安门东。在地铁里我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就把相机里的卡取出来，换上新卡——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谨慎是对的，保护了王府井照片也保护了我。广场戒备明显比以往森严，一走出地铁站就有关卡和警车，以前是要到进入广场的地下道才会有的。
我抬手一拍，把警察、穿民族服装的小女孩和远处的天安门纳入了镜头，然后继续装作游客蹓躂去过地道，地道里的安检系统应该是奥运期间已经存在的了，大家也习以为常，就像对北京每个地铁站都有的安检习以为常一样（我常常想，一个多么脆弱的人才会武装到牙齿啊）。广场上的雪已经化去，只余遍地水渍，但周边草坪上的雪仍有白白一层，与周围的冷青色恰成对比，我启动相机的全景功能，缓缓地把镜头从雪地摇摄至另一端的天安门，试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得到一张照片是：雪与权力象征分踞两端，中间是漠然广场与幽灵般行人。
是的，幽灵，这天我拍摄的多幅照片里人都像幽灵，尤其在那些全景照片中，数码拼接的瑕疵使行走的人断裂或者缺失，甚至有的像凭空出现，只有半个身子，而另一些则有两重三重身影，无心插柳，这些照片竟然成为隐喻十足的观念摄影作品。另外拍摄了一系列则是以广场上林立的监控摄像机为主体的照片，每根灯柱上面竟有八个摄像头，如狰狞怪物对广场上的人虎视眈眈。我突然想到，我拍摄广场的时候，广场其实也正在拍摄我——用上百个镜头。
但十分钟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做了一件生平最大胆的事情，在雪地上用脚匆匆写了两个字，把它们和纪念碑拍摄到一起，然后匆匆又用脚把它们涂抹掉——写的内容我不须透露，新约里耶稣也是这样写字然后抹去的，谁也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只知道事关正义，写下就是记住，写在雪上的字即使迅速被雪删除，它已经改变了雪的平漠与沉默。
重新拼写被删除的词
给我“惹麻烦”的不是这张照片，当我拍摄完上述所有作品之后，打算循原路走回地铁站，走到刚才路过那第一层关卡的时候，一个老者引起我的注意。他穿着一件大号残旧的军大衣，和他瘦小佝偻的身子极不相称，就像一个等腰三角形，他陪微笑，一面往关卡里走，随即就被好几个警察拉住——这时我几乎是出于本能一样按下了快门——事后我在微博感叹道：SONY NEX3好是好，但最大的缺点是快门声太响，没有反光板的机器完全没有必要有这么清脆的嚓一声！我马上也遭到了老人的待遇。
接下来的盘问、捡查、呵责等等很没趣，就跟我们知道的没有两样，也没必要复述了。直到警察把我相机里拍摄他们阻拦老人的照片都删除之后（雪中字那张照片已经被我偷偷先行删除），对话才有意思一点。他说：“你为什么偷拍，不光明正大的拍？你这样拍征求我们同意了吗？假如你把这照片刊登出来就侵犯了我们的肖像权你知道吗？”这个对摄影颇有认识的警察就拍摄者的伦理狠狠地教育了我一番，才把我放走。他不知道的是，我几年前就写过论摄影者与被摄者的尊严一文，我支持德国摄影家桑德那样正面直视拍摄，但前提是被摄者本身拥有尊严，那尊严才会透过光明正大的镜头反过来赋予摄影者尊严。
1996年我第一次来到广场之后，我写过这么一段话，那时的愿望依然是我如今的愿望。“我看见过上千只风筝在你的天空上飘飞，遮盖了那么多喧闹的旗帜。在风筝的另一端是快乐的儿童，他们不知道你的苦涩，但他们纯洁的愿望在风中彷佛要把你提起，把你融汇进广阔、自由、蔚蓝的天空中。这是多么明亮的愿望，黑夜因此从你身上褪去。”我希望将来展出这一次拍摄的广场照片的时候，照片能够围拢在这些文字周围成为一个广场，平躺相纸之上的幽灵能够像这些文字一样站起来，走向雪地上，重新拼写出那个被删除的词。
[文、图 廖伟棠 编辑：黄静 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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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3-6 18:21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