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社论：连十二跳不仅是维特效应
联合早报网讯）台湾联合报社论社论指出，当媒体像数饺子一样计算着坠楼人数，郭台铭带着数百记者，到深圳富士康现场，公开安抚情势。记者问：还会不会有人跳楼？郭台铭说，在逻辑上及科学上，他都无法保证不再发生。讵料，当日深夜就爆出第十二跳。
此事发生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发生在全球最大且在诸多领域最顶尖的电子专业制造厂富士康公司，且富士康又是台商；所以，此事已不只是劳工的血泪事件而已，而是在全球化、中国政经改革与两岸经济互动的几个大架构下，一个必须从全球高度及宏观角度来严肃审视的课题。
大陆媒体《南方周末》的评论可资参考。该报记者化身卧底在富士康采访二十八天后指出，富士康的工作及待遇均符合规范，最后该报将悲剧的性质归结为“一代产业工人的命运”。
先从全球化的大架构说起。我们曾经指出：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大国崛起”，是列强资本家挟工业革命后的产业竞争力，一方面对内剥削本土劳工，另一方面对外以重商主义、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向弱势国家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却主要是因列强资本家为摆脱本国的高工资及高环保，藉“全球化”的名义及“境外外包”的手段，向弱势国家寻求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所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对准了列强资本家的胃口。因此，中国的崛起，可谓是历史上首次从廉价劳工推动的“由下而上”的崛起；马克斯所说的劳动的“剩余价值”，遂成了中国崛起的杠杆。
再谈中国的政经改革。中国从每一个人的职业及每一个人的住房皆由政府安排，转变到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求职谋生；于是，数以亿计的弱势地区青壮人口涌向城市及工厂，他们因应新情势的艰辛痛苦，不言可喻。北京政府一方面深知，“中国价格”（其实主要是低廉的“中国工资”）及禁止工运，是维持“世界工厂”的主要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相较于各式媒体上纸醉金迷的繁荣表象，这些在工厂里年轻青涩的“螺丝钉”们，岂能没有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北京当局虽亦以《劳动合同法》等手段，设法强化劳工的福利保障；但一方面并未落实，另一方面亦与劳工的人生期许仍有极大落差，他们看不到可以逐步往上爬的人生之梯。这也许就是《南方周末》所说，“一代产业工人的命运”。
这正是中国政经改革的大吊诡：中共号称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但现在廉价劳工及穷困的农民却仍是社会的主体；农工阶层在经济上感觉受到剥夺，在政治上又被别人“专政”，使整个社会如愈来愈蓄势待发的火山。中共政权必须尽快通过这个过渡阶段，始有可能长治久安。
最后说台商。富士康的工作条件，无论在中国境内，或在“全球化”的平台上，皆应不能说是血汗工厂。但当中国劳工的相对剥夺感形成了政经压力，两岸经济合作必须超越“代工”的层次，也必须超越低工资的层次；否则，在全球化的平台上，迟早会有人取代“世界工厂”的地位。尤其，台商在大陆的角色特别敏感；或可享有一些政经特权，但也极易形成社会攻击的标靶。此次大陆及香港媒体对富士康的批评，已经带有社会歧视的色彩在内，值得注意。
北京当局在审慎处理此事的同时，亦当进行更具高度的省思。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趋势中，政经改革的比例及速率应更积极一些；另一方面，富士康是相对守法及讲理的台商，若将此类社会深层病灶不成比例地归咎于公司，显非公平，更且药不对症，切勿因此使台商心头蒙上阴影。
此事显然已经演成“维特效应”的感染现象。但其成因及的方法，却皆潜藏在中国政经改革的深层地带；不能肤浅地诊断，更不可能以肤浅的药方对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