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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来了:两个家庭的财富保卫战

通胀来了:两个家庭的财富保卫战

10月15日,三线城市河北邢台秋季房地产交易会场面依然火爆 (phototex/图)


编者按: “通过一种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能够秘密地和不被察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量财富。”这是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写的《经济学》中引用凯恩斯的话。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通胀也是政府征收的税收。《华尔街日报》曾有专栏作家如此抨击搞通胀的政府:“……这其中包含着政治家在没有经过法律允许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每年从普通劳动者处获取更多利益采取的卑劣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为政府带来了税收的横财。”


虽然是向所有人征税,但对不同阶层,国家“通胀税”税率却是有很大差别的。


对于日常生活开支占总收入比重低的人,尤其是富豪来说,消费品上涨可以忽略,而富人的绝大部分其他资产,却在被超发货币吹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中,参与了向老百姓“收税”的过程;对于日常生活开支占收入比重高的老百姓来说,通胀将明显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侵蚀他们可怜的应付紧急事件的保障性存款。


中国近10年每年达20%左右的广义货币发行过程,支撑了中国庞大的资源和不动产资产价格飞飙过程,也引发了2007年迅速上涨的通张。所幸,这个过程被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打断。


但现在,这个过程重新启动。即便央行意外加息2.5%的利率,仍与3.6%的通胀水平有相当距离,老百姓仍不得不面对负利率的现实。


面对逐渐被通胀侵蚀的财富,老百姓该怎么办呢?本报聚焦于中国社会最大的两个群体: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看他们如何保卫自己的生活和财富。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罗琼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 发自广州


面对节节攀高的物价,老百姓只能节衣缩食,从牙缝里省钱,从身上省钱,无论如何不能省的,是孩子的教育费。


吃了几十年的猪肉炖粉条,最近却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刘华夫妇的餐桌上消失了——粉条的价格从去年同期的3.2元/斤涨到了5元/斤,猪肉的价格则从夏天的6元/斤涨到8.5元/斤,老刘不得不忍痛割爱。


对于家庭月收入将近5000元的刘华夫妇来说,别说是在齐齐哈尔,就算拿到大上海,也并不算低。猪肉、粉条的价格涨这么点似乎也问题不大,但物价越来越高,居家过日子,细细算账,这个钱不省还真不行。


原因很简单,不光是猪肉粉条,没几个月,不管什么,价格都涨了。


多吃了“三成”钱


东北人最常吃的大白菜涨得最离谱。今年,刚上市时,大白菜同往年一样,只有两毛钱一斤,没想到不出一周,不知是被韩国泡菜危机闹的还是怎么回事,大白菜的价格就翻了倍,从两毛涨到了四毛。而往年六毛钱一斤的土豆,也涨到了一元钱一斤。


作为北方人的居家菜,土豆、白菜虽然价格涨了,刘华反倒多买了一些。“往年冬天,豆角、黄瓜要卖到6块钱一斤。看今年的情况,估计要卖得更贵,更吃不起。还不如多囤点白菜、土豆,一冬天就对付过去了。”


根据刘华的观察,不光是蔬菜,大米、鸡蛋、豆油、苹果,什么都涨了。一夜之间,公车上、超市里、办公室内……涨价变得跟天气一样,人人抱怨,成了万能的寒暄开场白。


为了省点钱,刘华也从女儿那里学习网购,赶点时髦,过起了网上生活,仔细地比对着淘宝卖家的信誉度,产品的销量和评价,寻找着更便宜的大枣、枸杞和木耳……


刘华的老公郭阳,跟他的公务员同事们,现在也不敢轻易下馆子了。原来一块钱一串的羊肉串,现在涨到了一元五;以前逢餐必点的锅包肉,价格虽然没变,但分量足足少了三分之一。在这个东北小城,三人一顿饭,原本六七十元就能搞定,现在没个一百多元,根本下不来。


一周前,刘华刚刚交待郭阳一项艰巨的任务——每天下班后,顺路到全市最大的大润发超市逛上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货品打折。


大涨价以来,大润发的生意异常火爆。为了限制优惠价购买量,超市规定每张会员卡,每天限购大米10斤,豆油两桶。而退休在家的大叔大妈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每天都去超市买米买油,盛大米的塑料袋常被抢光。


看这阵势,刘华与郭阳商量着,把之前单位过节发的1000元购物券,先拿出500元来先买大米、白面和豆油——原本,他们打算多攒些券,换了家里用了10年的旧洗衣机。“洗衣机可以有钱了再买,但米、面、油都在涨,这可没法不吃啊。”郭阳说。


看着大润发付款台前长长的队伍,郭阳不由想起2007年物价上涨时,重庆家乐福促销食用油,原价每桶51.4元只卖39.9元,大量市民凌晨4点就开始排队,抢购时发生严重踩踏事故,3死7重伤的旧事,感慨不已。


对于主妇刘华来说,算算细账,就算省着吃,现在每月用在吃上的钱,也得1300元,比七八月多了300元。


除了“缩食”,她还得“节衣”。


节用供孩子


破近年纪录的棉价,羽绒价格的大涨,也让刘华不得不再对自己狠一点。


刚入冬,刘华就发现,东北过冬必备的羽绒服,标价比去年贵了两百多元,她连连后悔,没在反季的时候买件打折的,只好将准备淘汰的羽绒服拿出来,再穿一年。


家里并没有太多积蓄,为了全家人的未来,刘华不得不精打细算。1998年,刘华下岗了。同时失去工作的,还有刘的大妹和二弟,刘华不得不偶尔接济他们。


之后的十几年里,刘华所在的齐齐哈尔市第一制粉厂几经改制,刘没能从单位拿到一分钱。所幸的是,老公郭阳是公务员,收入稳定,日子还算过得去。


直到一年前,刘华满50周岁才拿到每月1100元的退休金。这些退休金刚够给女儿作教育费。刘华的独女在广州读研究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要11500元,随着物价的上涨,刘华也计划着多给女儿打些生活费。


为了让唯一的女儿过得好一点,郭阳每月都会固定拿出1000元存入银行,年底单位发了奖金也不动用一分,梦想着攒够了钱,给即将毕业的女儿在大城市买一套房子。


但他们存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现在,即便是在齐齐哈尔,市中心的房子也涨到了5700元每平米,而在女儿读书的广州,房价几乎是齐齐哈尔的四倍。


涨价的事还远没完。除了电价据说要涨之外,跟人聊天时,刘华听说,水价等不久也要继续涨了。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刘华、郭阳为化名)


保值——通胀压力下的中产阶级资产保卫战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 实习生 罗琼 发自广州


面对物价上涨,手有余钱的中产阶级,依然青睐房产、股市和贵金属来保值增值,只不过这次,房市的战场,从一线城市转到二三线城市。


再过一年,王刚在广州读研究生的女儿就要毕业了。10月初,他本想给女儿在广州买套房——这已经是他的第四套房子了——没想到,几天后,广州出台了“限购令”。


没有广州当地户口和社保,王刚准备好买房的钱又“闲”下来了,王刚不得不重新盘算。


转投股市


身为贵州省都匀市一家三甲医院院长的王刚,月入一万五,同在一家医院工作的妻子收入也不低。在这个三线城市,他们属于“有钱人”。


王刚打算再去买辆车,但转念一想,车不比房,不保值反而会跌价,与其买车,不如存银行。


但存银行也不划算。虽然上周央行刚刚宣布加息25个基点,但相比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9月份CPI同比上涨3.6%,创下近23个月来新高,按照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2.5%的利率推算,十万元存一年就会缩水1100元。


他最终决定,将钱给念经济学的女儿,让她投资去炒股。不久前,股市刚刚站上3000点,在所有的投资渠道中,这个看起来似乎“最靠谱”。而她的女儿,运气似乎也不错,一年之前,就用老妈给的8000元股本,赚回了研究生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


股市,对王刚原本是有切肤之痛的。


2007年,中国也曾遭遇同样的通胀压力。那一年春节后,从猪肉开始,从方便面到成品油,价格一路上涨。CPI一步一个台阶:1月还只有2.2%,4月就上到了3%,11月则创了11年来的新纪录,达到6.9%。


眼看着钱越来越不值钱,王刚的妻子决定进入股市。


彼时的股市,牛气冲天。股指、成交量、开户数屡创新高,引发“全民炒股”热潮。王刚的妻子投了10万元,半年就赚了5万多。


但是,好景不长。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上证指数从6000多点跌至1800多点,王刚的妻子和众多小股民一样,没能逃出股市暴跌阴影,连贱卖带割肉,只剩下了5万元。


在2007年的通胀压力下,他们的投资保值计划算是失败了。


此后,他们开始酝酿投资更有潜力且风险较低的房地产市场。2008年,正好赶上市中心拆迁,建CBD。王刚花了10万元,盘下了一个100平方米的一层门市房。刚租出去的时候很便宜,才200元/月,不到两年,租金就涨到了700元/月。


2009年,王刚又在自家小区附近,买下了一套商品房,前不久才交工。这套房,他们暂时不准备出租,也不准备卖,而是静待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再卖个“好价钱”。


现在投资房产受阻,存银行不划算,王刚夫妇决定冒些险,重新从房市再转战股市。


但很多手有余钱的人仍在坚守房地产市场。不同的是,他们开始绕开一线城市政策限制,转投二、三线城市。


房产投资转战二三线城市


武汉一家保险公司的销售总监李英就是其中之一。从事保险行业14年,李英目前年薪近50万,但她自称,如果要她拿现金,现在10万元都拿不出来。


她所有的钱,都变成了固定资产。她有四套房,两辆车,还有数量可观的古玩和字画。因为五行缺金,她还购买了价格不菲的黄金和手饰。出于职业考虑,她甚至还为她的所有投资都买了保险。


分散而有效的投资,为李英带来的收益非常可观。她2001年买入的第一套房,每平方不过2900元,现在涨到了13000元;她投资的黄金,十一期间因为金价飙升,价格翻了将近一倍。靠这些收益,已经足够保障她全家人的生活。


最近,李英又开始行动了,她买了一批银饰,同时看好了一个商铺,准备出手。“通胀算什么,”她说,“即便发生地震,我也不怕。”


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于洋也是如此。


半个月前,在房产调控的高潮里,于洋在离广州几十公里外的广州市属县级市从化,看中了一套联排别墅,总价170多万。于洋手上其实没有这么多钱,首付80多万,他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半。


虽然房地产调控搞得风声鹤唳,但很多信息和既往经验,仍支持于洋继续投资房市。


在上月举行的一个论坛上,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理财师、基金策略分析师刘建位依据33年来的CPI涨幅,推算出“负利率”对人们财富的稀释:10年前,你的100万元肯定可买一套相当不错的房子,但若放着不动,就贬值了17%。如果你在20年前有100万元,你绝对可以买一个很好的别墅,但如果不买别墅,放到现在,就只剩下65万元了。


面对财富缩水危机,于洋在网上看到“跑赢通货膨胀”、“跑赢央行的印钞机”、“跑不赢刘翔,也要跑赢CPI”等口号,深以为然。


要跑赢通胀,又不能风险太大,于洋坚持不炒股,不买基金,不买债券,也不存银行。“现在用买房子来存钱。”在于洋看来,连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都说“穷人把钱存入银行,实际上是补贴富人”,他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傻事呢。


投资房子,也是于洋的成功经验。


2004年,还在广州工作的于洋手头仅有一万元,刚认识的女友一样也只有一万的积蓄。他们渴望拥有一个家,便打算用这两万元去买房子。


中国的房价彼时已经驶上快车道。他们看中的,位于广州市永泰路附近的一楼盘,均价虽然只有3000多,但首付最少也得8万-9万。仅凭他们手上的两万元,显然不够。


但当时开发商为了推盘,实行一个政策,首付可以分三次,在一年内付清。他们先付了2万,此后省吃俭用,还真买下了一个190平米的房子。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房价此后轮番上涨。上个月,这里已经涨到了13000元一平米,翻了四倍还多。他们的身家由此倍增。


尝到甜头后,他们开始说服父母也买房子。年初,国家公布要将海南建设成国际旅游岛,远在湖南的父母用大半生的积蓄,在海南买了套三十多万的房子,大半年之后,价格翻了一倍。


这种财富神话,在于洋身边的朋友中也随处可见。他一个收入和他差不多的朋友,前段时间,在北京买了套150万的公寓,两个月后出手,涨到了190万。两个月抵他干三年。


而他2004年在广州买房时的邻居,当时一口气买了八套,一直放着,直到最近,才陆续出手。据说,现在手上还有两套。而已经出手的六套,净赚了近千万。


于认为,自己并不是那种专职炒房的,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在中国财富魔方转动的过程中,没有“被抛弃”。


现在,虽不知是否可以续写这几年的财富神话,但于洋相信,在物价上涨的今天,他最起码可以跑赢CPI。


■链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多次通货膨胀,主要发生在1980年、1984-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5年、2003年,从1978年到2010年,33年间,中国的CPI大约上涨了6倍。


其中1987年到1989年的通张由当时的价格“创关”触发,引起严重的抢购潮;1993-1995年的通张和随后紧缩,造成大规模银行坏账,以及随后的国企整体困难,引起90年代后期严重的失业下岗和社会问题。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王刚、李英、于洋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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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超发43万亿人民币引发通胀

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了令外界颇感意外的加息之举。

为什么中国货币政策转向来的那么突然?

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我看来,此次央行希望通过加息向市场释放中央决心调控通货膨胀预期的意图,以及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信号。”吴晓灵说。

有学者评论认为,此次央行加息不仅是“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更是对过去10年,甚至30年过度依靠货币推动经济的一次重要的货币政策转向。

货币超发43万亿元

“央行加息其实来的太晚了,货币超发已经那么严重,早就应该实施收紧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博客)这样告诉记者:“我们看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6%涨幅创下23个月新高;当月食品价格更是同比涨幅高达8%。那么,CPI的同比逐步增长是否是由货币超发引起的呢?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

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认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周其仁(博客)近日即在其博客中警示“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据统计,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

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央行操作独立性不足?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的货币超发,其最大的诱因,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带给中国的通货紧缩之忧。

2008年12月,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樊纲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暗示称:“央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时代,要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也并不容易。”

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即有通过超量的货币发行来托住经济增长的想法。

由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的“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目标,最终却是以增长27.7%表现出来的,高出10个百分点。

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推向了极致。吴晓灵在解释原因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调控技术逐渐成熟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央行操作独立性还有待与提高。”

但吴晓灵也表示,中国的央行不可能在指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独立性。“中国的央行是内阁成员,在操作上如果有更强的独立性,我认为调控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

吴晓灵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将“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增速下调到7.5%~8%之间,未来几年的CPI控制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14%以下来应对流动性泛滥。从未来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来看,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增幅并消化过多货币供应是当务之急。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形成从跨境贸易结算的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如果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是否就并不需要担心超量人民币的出路问题了呢?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曾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会对央行控制国内信贷规模产生影响。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境外人民币增多的话,对于央行调控广义货币会产生影响,考验央行调控能力。”

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吴晓灵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要计算货币供应量只能以国内的通货膨胀目标为主,调控该国的货币供应量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

周其仁则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

“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写到。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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