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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没有说错，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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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typee 于 2010-8-26 17:01 发表 你就是那XX，XX和XX吧 ，狼叫兽已经深讲下去了，不过他的观点就是：中国人收入低，就是因为欧美对我们的剥削。

你在产业链的低端，代工，怎么提高工资？代工不是被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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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8
前段时间富士康事件充斥各个媒体，当然了，我们对这13位自杀的员工，表示深切的遗憾。其实我不想谈富士康，可是我发现全中国的讨论都是错的。你在媒体里面看到的所有关于责备富士康的事情，通通都是表面现象。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富士康危机，它的背后黑手，才是这一切的根源，而它竟然逍遥法外而没有受到舆论的制裁。你知道它是谁吗？苹果电脑。

　　我们把媒体所有的分析做一个简单的摘要。军事化管理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这样吗？那么部队里面是不是应该有更多人自杀？可是我还记得我们很多企业家也是部队出来的，包括郭台铭本人。我以前也当过兵。我听了这些富士康员工讲他们所受的苦，这些90后、80后的人，讲了这个苦之后，你知道我什么感觉？那还叫苦？你去当兵看看，你那些有什么了不起？我建议各位到建筑工地看一看，你会发现几乎没有80后跟90后的人，建筑工地通常都是50、60、70的人，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已经不去那里打工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80后、90后他们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光明的未来，需要一个更好的收入。他的父辈打工，为什么能够每个月赚一千块钱而忍受那么多的，包括军事化管理的磨难呢？因为他有信仰，这个信仰不是对神的信仰，而是对他家庭的信仰。想想看，他打工是为了谁？为他老婆不要挨饿，为他80后、90后的子女能够念书。农一代这批人是我最敬佩的一批人，这一批人老是任劳任怨地干，没日没夜地干。你叫他加班他很高兴，叫他一天干8个小时他不爽，他最好一天干12个小时，为什么？他可以多赚四个小时的钱来养家，养他的儿子，养他的女儿，养他80后、90后的子女。这批人，农一代成为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手，主力军。可到下一代不一样了，同样孕育出农一代的工作环境，到了农二代所给予我们的是大批量的自杀。

　　我想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军事化管理是谁造成的？是富士康吗？还是你背后的黑手？请各位想想，你为什么会进行军事化管理？因为你的背后的黑手，你的客户是这么要求的。苹果在任何时候都标榜自己是一家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而且苹果规定，富士康必须关注员工的人身权利，确保他们有足够好的工作环境，得到合理的报酬。但是我们发现，苹果在尽一切的可能压低富士康的利润。为了压缩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富士康只能加大员工的劳动强度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必须进行军事化管理来满足苹果的要求。所以实际上我今天想谈什么？苹果就是美国人虚伪的化身，苹果才是造成80后、90后年轻人自杀的真正背后黑手，富士康只是它的工具。

　　卡在员工脖子上的枷锁——流水线

　　我们一步步来谈，到底多大程度是富士康的责任？多大程度是苹果的责任？Apple在06年上半年的销售量是850万台，同比增长61%，收入超过了100亿美金。苹果赚了这么多的钱，那我请问你，富士康赚了多少？每一个Apple它只拿到4美金而已，其他99%的钱都是苹果赚走了。4美金当中包括什么？电费、设备费用跟材料费用，全部都在里面了。人工成本，是苹果根据生产厂家也就是富士康所在地深圳的最低工资乘上每件产品的最高工时这么计算的。不但人工成本富士康决定不了，包括原料、制造成本在内，全部由苹果决定。

　　我想给你们提一个新的生产流程，叫做细胞式。这个案例在我的书上写过，就在《思维》那本书里。我这里把一个最新的细胞式生产方式给各位介绍一下，它就是日本佳能所发展出来的细胞生产方式。《佳能细胞式生产方式》、《心在工作现场》和《为自己而工作》，这几本书把这个佳能的新生产方式都讲的非常透。

　　过去佳能采用福特的流水线。一个照相机过来，你安一个螺丝我安一个镜片，这个兄弟这辈子每天安镜片，那个人每天安螺丝。日本自杀率是很高的，因为太有挫折感，薪水又不高，工作又枯燥。你知道小日本最后想出什么呢？变成细胞式，放弃流水线。他们放弃多少？放弃16000米长流水线，改成什么？改成这种圆桌，叫细胞。十个人围一桌，那很有意思的，这十个人围一桌有什么好处？同样的照相机就由这十个人做，而不经过流水线了。不是你插一个螺丝我插一个镜，不是的，而是咱们十个人边做边聊。照相机拿过来了，我插个螺丝，然后你放个镜片。你去吃饭了，我帮你装镜片，我帮你装另外一个皮带。也就是每一个人每个工作都会，他不是只装镜片装一辈子，而是整个照相机里面所有零配件他都会装，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哥们明天要生产了，请假三个月，我得帮他做三个月。也就是说，把这种流水线的机械化方式换成一个人性化的方式。而且这十个人什么都会做。整个照相机的每个零配件都会做。你以为很费时间吗？你以为效率低吗？他可以边聊天边做，效率高得不得了。今天你家儿子有没有念书，高考考得怎么样，考了500多分，那没什么希望了；还有你妈妈最近怎么样，买菜价格如何，大蒜价格有没有升。边做边聊，发现效率奇高。高到什么地步？我念一段数字给你听。1997年，佳能废除了16000米长的流水线后，采用细胞式生产方式改造。1998年第二年之后开始取得成效，劳动生产力平均提高了50%。不可想象吧？其中佳能集团在中国大连的工厂因为采用了细胞式生产方式之后，一年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70%。公司的边际利率润由1999年的2%（也是富士康的边际利润率），提高到了2004年10%，升幅5倍之多。而且佳能每位员工的贡献利润在1999年到2000年单年内升幅高达80%，2004年更是1999年的4倍。

　　必须给日本佳能一个正面的评价，那就是由日本人发明的细胞式的组装，从一个机械化的组装变成一个人性化的组装，允许员工聊天，允许员工话家常，同时员工必须会所有的装配。过去的话，整条流水线是不能请假的，所以在富士康也是一样，是不能请假的，请假非常麻烦，因为你请假的话，你那个针谁插？你那个针不插上，整个Apple就不能用，所以都不能请假，你请假我要找个人替你，是非常麻烦的。这就是今天的富士康，理解我的意思吧。可是细胞式呢？无所谓。你请假没关系，我帮你做就是了，明天你再帮我做，因为我什么都会。-

　　而且公司只有一条流水线的话，你就得工作12小时，是不能断的。你不能说流水线来一半吧，那不可以，流水线必须走完整个流程才能做出整个产品。可是细胞不一样。如果销量下跌怎么办？我有100个细胞，我50个细胞做就好了，另外50个，放假算了。而流水线呢？不然就是零，不然就是100%。可是一旦换成细胞的话，很有弹性。到了复活节，到了圣诞节，客户下单怎么办？100个细胞一起工作。因为是十个人一组，而不是全部员工站在一条流水线上，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流水线就得断裂，就玩不下去，所以富士康你还是有前景的。怎么样？这就是生产方式再创新，你不要老是拘泥于过去流水线军事管理模式。你看，细胞多么具有人性化！不是一个军事化管理，而是加入更多人性因素。和流水线相比，它的利润率、生产力竟然大幅提高，而且不是只提高百分之几，是提高百分之几十。

　　我们的OEM企业家能不能考虑在这样一个非人性化、机械化、军事化管理当中创新思维？当然，创新思维的重要方法就是来听郎教授的课。我今天只是举个例子，细胞式方式不但解决你的问题，同时带来一个人性化管理，以人为本的OEM生产理念。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家下一步应该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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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马克思的你就反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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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 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以后，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的股市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的上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是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他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的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三十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三十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1980年的五十年间，它的年回报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三，等于百分之十一点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六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的退休金、保险金放到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毁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才是对美国的重大打击。美国的股票市场承担着美国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他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身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写美国的股权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来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把它化解掉。这使得紧张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财富。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我们跳开美国和英国两国，你再看看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了，欧洲大陆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同学们可能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他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的精神代表著作——比如讲:微观经济学， 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富起来，但其它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只是讲了一半，那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的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后续的改革却背离了邓小平的思想。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五年下来，我们走到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可见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背离了这一切。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虚伪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回忆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的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有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的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百分之二十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共产党的，我全部都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我党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掌声）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掌声）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掌声、笑声）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笑声）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笑）什么叫做荒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掌声）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念不起大学， 而是因为没有钱而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的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掌声）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笑）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笑）你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笑）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笑）最后因为刁民过多，（笑）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过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它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笑）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是因为你被套牢了。（笑，掌声）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笑）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笑，掌声）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 你也不敢。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同时，我们的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步，也是让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谓的股改是全流通，让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国政府，股改后的公司，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哪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掌声）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掌声）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笑声）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笑声）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笑声）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下。（笑声、掌声）批什么，“原则可行”。（笑声）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做沟通，是希望同学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单的、随便的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利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而产生的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 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所。（笑声）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qiongao

如果你认为我们工人地位现在不是处在别人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原始阶段，工人不是被剥削，那实在无话可说。

qiongao

只知道谩骂，证明论点？亏你好意思说出口，那些谩骂是怎么在证明的？拿来看看？

qion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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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sunmoon2008 于 2010-8-26 17:43 发表 富士康背后的那只黑手，不是苹果，而是政府!

 

这个当然，苹果在美国就无法，但是世界上总有国家欢迎他们去，你不能说他就不是剥削。

qiongao

面对你这样的XX确实无话可说

qiongao

引用:

原帖由 ||| 于 2010-8-26 17:49 发表 额，原来欧美大学里的经济学家都是宠物经济学家 我要证明什么？是你要证明资本家的剥削确实存在，然后给出一个经得起置疑的量化方法，明白否？

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没有量化方法。你在说郎咸平是骗子，你该用你的论据证明他的观点不对，最好给出一个经得起置疑的量化方法，明白否？

qiongao

引用:

原帖由 typee 于 2010-8-26 17:52 发表 看来下次我都不需要认为了，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你不是已经决定郎咸平是骗子了吗？

qiongao

引用:

原帖由 typee 于 2010-8-26 17:50 发表 你又在XX咯。 我不是说过了吗，你首先的拿出苹果强迫富士康代工的证据，然后才能代工不是被剥削。

你认为“强迫”才是剥削吗？

qiongao

引用:

原帖由 typee 于 2010-8-26 17:55 发表 看吧又XX了，那可不是决定的，而是用证据认定的。

你有什么证据？

qiongao

引用:

原帖由 ||| 于 2010-8-26 17:57 发表 问题是漂洋过海拜宠物为师的郎骗子还没有用论据证明剥削是确实存在的，这又从何说起呢？

我们来做一个算术题，把全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这样一个数字，我们来做个比较，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是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都在20%以下，我过去讲课就问过一个问题，大家认为我们中国的比例会是多少，跟哪个国家比较接近，结果90%的人都说我们国家跟非洲是一个水平，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太乐观了，告诉你我们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我再给你一个数据，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30美金一小时，第二名是美国，22美金，我们是8毛钱一小时，也是全世界最后一名。泰国是2美金，我们比泰国还差。但是中国人民是个勤劳的民族，我们的人均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一年我们要工作2200小时，美国那些的远远比不上我们。你看我们的工人多牛啊，拿全世界最少的工资，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多么勤劳的民族。

我们拿东莞的玩具为例，我们说玩具不行啊，利润率太低，那美国的玩具公司呢，它的毛利率在2007年超过40%，和芯片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做制造，它掌控了我们玩具销售的定价权，价格它说了算，所以它就给我们一个玩具一毛钱的利润，而它们一个玩具赚3.6美元。这就是他的工人为什么一年可以赚4万美金，而我们的工人只能赚2000美金一年。

 

qiongao

引用:

原帖由 typee 于 2010-8-26 17:57 发表 哦，原来是自愿被剥削啊。 那问题到简单了，中国人为什么收入低呢？因为他们自愿收入低。 谈话结束，我可以叫你一声SB了。

对于一个只把强迫但剥削的人，确实是个SB.

qiongao

引用:

原帖由 ||| 于 2010-8-26 18:06 发表 利润率低=被剥削？如此彪悍的迫害妄想狂逻辑真是让我内牛满面啊你确认自己不是脑控武器受害者？

你就好好享受吧

qiongao

人均GDP的世界标准是58%，但中国最低工资仅是人均GDP的25%，不及世界标准的一半，在目前中国的GDP分配中，政府和资本家拿走80-85%，工人只能得到20%。吴敬琏教授说这个社会是“权贵资本主义”，还真是，被残酷剥削剩余价值的是4亿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带着农村户口的工人。（via:@阿忆）

qiongao

传统理论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工资应由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不需要政府运用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干预，除非政府对市场结果不满意。政府人为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往往会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从而形成最低限价。它改变了市场机制的运行结果，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劳动力供给增加，从而会扩大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缺口，导致雇佣数量下降和失业率上升。也就是说，只有得到工作的幸运者才能够享受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好处。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越大，就业数量减少得越多。
　　一般认为，最低工资法的实行主要会使得一些低工资、低技能的劳动者就业发生困难。在美国需要最低工资保护的劳动者（现有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只占全部劳动者的6-12%（Gilroy 1981），在2006年即将进行的最新一轮最低工资提升中，受影响的劳动者比率为5.9%（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4）。因而最低工资对总体就业和失业的影响不大。此外，最低工资法的效果也取决于企业是否会真正遵守这一法规。Orley Ashenfelter 和and Robert S. Smith（1979）的研究表明，1973年只有约65%的美国企业遵守了最低工资法，1975年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出台后，这一比例下降为55%。他们认为，原来工资低的企业、劳动力需求弹性大的企业，越可能不遵守最低工资法。而政府对不执行最低工资法的企业的惩罚力度较小，也会导致企业的违法行为。
　　由于存在上述的一些原因而又不限于这些原因，最低工资法的实行并没有造成人们想象的结果——就业数量大量减少、失业率迅速上升以及收入分配恶化。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较充分的国家，假设政府干预前的市场工资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最低工资法的实行也没有带来很大的负面后果。在1987年，美国大约有1/3的16-19岁劳动者获得最低工资，而25岁以上劳动者中只有5%的人获得最低工资 ，也就是说，年轻人是最低工资法的主要影响群体。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系数在-0.1到-0.3之间。换言之，最低工资每上升10%，年轻人的就业率会下降1-3%。这一影响系数不大。美国最低工资在1990-1991年间的提升和1996-1997年间的提升，事实证明都没有产生很严重的就业量减少 。最近对于最低工资对就业有负面效果的论点有了更多的反驳，考虑了更多的因素。例如劳动分工的需要使得劳动力保持固定的数量；由于雇佣调整成本等问题，企业对劳动力进行缓慢调整（Borjas 1996）。
　　上面分析的假设前提是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非充分竞争的，工资的确定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时的市场是缺乏效率的市场，政府从社会效率的角度出发进行最低工资干预就有必要性（Borjas 1996，Boal and Ransom 1997）。现有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国家的非充分竞争劳动力市场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最低工资的研究不多。从中国的情况看，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程度更加严重，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买方垄断，张灿等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测度为1995年达到60%的水平（张灿等 1999）。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对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效果会有怎样的异同？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依据又何在？本文希望运用经济学理论、并比较西方国家的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非充分竞争条件下实行最低工资保障的影响做具体的分析。
　　
　　二、买方垄断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最低工资的影响
　　在劳动力市场是非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形成的均衡工资和就业量会不同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情况。劳动力市场非充分竞争又分为两种情形：买方垄断与卖方垄断。本文认为，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第一层含义是劳动力的供求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与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工资相比，买方垄断条件下形成的工资较低，而卖方垄断（工会垄断）条件下形成的工资较高。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主要研究买方垄断。
　　买方垄断是指企业是大量劳动力的惟一买方，在现实经济中主要表现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或者特殊劳动力市场中。例如，某一地区只有一个大企业，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地区分割，当地劳动者流出困难，只能屈就于此企业就业，这个企业就处于买方垄断的地位。或者对于特殊类型的劳动力，只有一家企业对此类型劳动力有需求，这些劳动者也只能到该企业就业。Boal和Ransom（1997）对买方垄断的来源做了具体分析，包括寡头垄断、企业差异性、迁移成本、均衡寻找、大企业的效率工资等。
　　买方垄断的企业对工资有决定权。它面对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也就是分割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即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企业要想多雇佣一单位劳动力，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在买方垄断的情况下，又分为完美歧视的买方垄断者（perfectly discriminating monopsonist）和无歧视的买方垄断者（nondiscrimination monopsonist）。对于前者而言，企业可以对不同的劳动者支付不同的工资水平，即开始雇佣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较低，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劳动力供给量的不足，企业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来吸引新的劳动者，但企业原有劳动者的工资可以不变，仍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也就是企业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成本线。对于无歧视的买方垄断者来说，在以较高工资雇佣新劳动者的同时，必须给原有的劳动者涨工资，只要他们的技能相同。否则，会影响其劳动积极性的发挥。这时企业雇佣劳动者的边际成本就会发生变化，它不再与劳动力供给曲线相等，而是会位于劳动力供给曲线之上。
　　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在无歧视的买方垄断情况下，最低工资的有效实行可以提高工资并增加就业量。如图所示，S、MC、VMP分别为劳动力供给线、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成本线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线（需求线）。如果厂商是无歧视的买方垄断厂商，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按照雇佣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企业雇佣的最佳劳动数量为L0，支付的工资为W0，低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均衡工资水平W＊。
　　
　　 图1 最低工资对劳动力买方垄断企业的影响
　　
　　如果政府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W1，则企业的雇佣决策会发生变化。因为企业从雇佣第一个劳动力就需要支付最低工资，企业的边际成本线相应地发生变化，在达到L1（在工资为W1时，劳动者愿意提供的劳动力供给为L1）之前，边际成本是固定的，都等于最低工资水平，在L1之后，边际成本会上升，回到原来的边际成本曲线上。所以，边际成本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水平的，另一部分是上升的。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企业的均衡点会发生变化，雇佣数量达到L1，大于没有实行最低工资法时的雇佣数量L0。
　　最低工资法实行之后，既使劳动者增加了工资，又使就业数量得到增加。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买方垄断厂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要实现利润最大化，需要多雇佣劳动者，这是它的惟一选择。最好的结果是制订的最低工资标准等于W＊，这时的工资和就业量与完全竞争的工资与就业量完全一致，即依靠政府的干预消除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
　　如果企业是完美歧视的买方垄断者，结果会有所不同吗？在没有最低工资的情况下，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为L＊，与完全竞争情况相同，但工资较低，只有最后一个工人可以得到W＊。如果实行最低工资，雇佣的边际成本线同样发生变化，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水平的最低工资，第二部分是重新回到劳动力供给曲线。则均衡点仍为原来的均衡点，雇佣数量仍为L＊，变化的只是工资支付。在L1之前雇佣的劳动者统一得到最低工资，在此之后雇佣劳动者需要提高工资，仍存在工资歧视。这时，实行最低工资的好处不在于增加就业，而在于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最好的结果是制订的最低工资标准等于W＊，这时的工资和就业量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工资与就业量完全一致，但是企业的利润会减少。买方垄断的地位完全丧失，企业为了生存，依然要雇佣L＊数量的劳动者。当然，这一最优结果不能一步到位，需要逐步实行。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职工工资偏低，因而最低工资保障影响的范围很广，涉及到许多产业和企业，例如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主要涉及到广大的农民工和城镇低技能劳动者。这些产业和企业大多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较高。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实行最低工资，理论上会出现就业的减少和社会整体失业的增加。但是在买方垄断的条件下，由于原来的工资较低，实行最低工资只是让劳动者获得应得的部分，企业也承受得起，因而基本不会造成就业的减少。此外，这些企业对低工资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较小，也决定了就业减少的影响是有限的。
　　对最低工资的效果提出质疑的另一种观点是针对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进行的（王一江2004）。他们认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起码有很长一段是水平的。因而买方垄断企业面对的也是水平的供给曲线，则雇佣的边际成本线也是水平的。这时，买方垄断形成的均衡工资和充分竞争市场情况相同。如果实行较高的最低工资，只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均衡就业数量的减少。
　　但是，事实上，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并非是无限供给，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就是明证。在工资偏低的情况下，尤其是由于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下，许多农民工不愿外出工作，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这说明，只有提高工资，才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因而劳动力供给曲线已经走出了无限供给弹性的阶段。而一旦买方垄断企业面对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则最低工资保障就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有助于降低买方垄断企业对劳动者的剥削。
　　对企业利润、竞争力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的实际影响又是怎样呢？首先看雇佣成本的变化。按照最低工资标准雇佣L0数量劳动者的成本为矩形的面积L0×W1，而原来的雇佣成本可以认为是边际成本曲线以下的面积。如果边际成本线和水平的最低工资线形成的两个三角形⊿ABC和⊿DEB相等，则说明在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前后，雇佣L0数量劳动力的雇佣成本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指达到L0时的总雇佣成本 ）。这样企业就不会对最低工资标准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在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初期，要让买方垄断企业接受这一标准，就需要合理设计最低工资标准，使得最低工资实行后企业雇佣同样数量劳动力的雇佣成本保持基本不变。如果最低工资制订得过高，一步到位地与充分竞争的均衡工资标准保持一致，则企业的雇佣成本会上升很大，这一政策会遭到买方垄断企业的抵制。政府通过最低工资来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初衷也很难得到实现。
　　而要设计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就需要对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劳动力需求曲线深入了解。了解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为了估计企业的雇佣成本，这里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主要为供给弹性。了解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因为最低工资最终要与边际收益产品相等，劳动力需求状况取决于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和产品价格情况，这相当于劳动生产率因素和物价因素。
　　从时间序列来看，虽然最终的雇佣成本不变，但是实行最低工资之后，企业早期支付的雇佣成本会较大。原来的情况是早期的雇佣成本较低，以后增加雇佣的边际成本逐渐提高。对于发展中的小企业来说，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似乎会加大成本，对企业发展不利。但是，小企业一般很难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垄断企业，则最低工资标准对其成本增加的影响不会太大。而作为买方垄断的企业，其经济实力足以保证工资的支付。因而单纯工资支付时间上的差异，不会给企业造成太大的困难。
　　至于这时的利润与原来相比是增加还是减少，则取决于边际成本曲线的形状和边际收益曲线的形状。减少的利润是企业丧失垄断地位的必然后果，它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最低工资标准下雇佣L0数量的劳动者和原来买方垄断条件下雇佣L0数量的劳动者相比，利润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如果最低工资只是比原来的工资稍微高一些，则随着雇佣数量的增加和成本收益的变化，买方垄断企业的利润可以上升。
　　我们进一步分析最低工资对买方垄断企业利润的影响，会发现工资的改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劳动者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会向右移动，这又有利于企业利润的扩大。因为，原来早期雇佣的劳动力工资很低。现在从雇佣第一个劳动力起，企业就支付最低工资，这会给劳动者很好的激励作用，进入企业的起点工资较高，会激发劳动者努力工作，劳动生产率也会比以前有所提高。所以，企业利润会由于最低工资的激励作用而扩大。支付了最低工资不会给企业增加大量劳动成本，反而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就不会减少。从企业的角度看，实行最低工资后，也会要求劳动者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加强企业的管理、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以在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使收益得到更大的提高（David Metcalf 2004）。此外，最低工资法的实行会给原来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以冲击，促使其提高效率，这被称为“震动效应”(“shock” effects)。总之，在买方垄断的条件下实行最低工资，短期内可能会产生利润的下降，但从长期看，反而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利润的扩大。
　　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企业支付工资的提高能否转嫁出去。如果企业能够将提高的工资转嫁为提高的产品价格，则企业不会因执行最低工资而影响利润，也就会乐意执行。相反，当企业对价格没有决定权时，工资的上升只能反映为企业雇佣成本的上升。而能够转嫁成本的企业一般是垄断性企业，这样做的外部影响是可能推动社会物价的上涨。
　　如果企业对最低工资有合理的预期，会在法规出台之前就减少雇佣低工资劳动者，但企业特殊的劳动分工（低工资劳动者是不可缺少的）使得雇佣调整不可行。此外，企业出于对利润的担心也会采取不执行的态度。企业是否会真正遵守最低工资保障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效果。在买方垄断的情况下，由于原来企业的工资很低，企业似乎有更强的动力不去遵守，此外，不执行被发现的可能性较小、惩罚力度不大也会导致企业采取不执行的态度 。这就需要政府进行监督、检查，当然这要花费一定的成本。检查不应是随机的，而要针对最有可能不遵守法规的企业（例如雇佣农民工、年轻工人较多的私营企业，具有买方垄断特征的企业）进行。
　　对收入分配、消除贫困的影响
　　最低工资的实行还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实行最低工资会导致就业数量减少。从保护低收入阶层的角度看，虽然单个就业者的工资水平上升，但是作为低收入劳动者总体来说，总收入却不一定上升。上升与否取决于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如果弹性小于1，则低收入阶层的总收入上升。如果弹性大于1，则低收入阶层的总收入反而下降，这与实行最低工资保障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最低工资实行的结果是导致一部分人失业、低收入阶层的总收入下降，因而它使得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买方垄断的情况下，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数量得到扩大，工资也得到提高，因而低技能劳动者的整体福利得到改善，也缩小了与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另外，考虑到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替代关系时，情况又会更加复杂。因为最低工资保护的主要是低技能劳动者，而低技能劳动者和资本、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都是替代的，如果因为实行最低工资使得低技能劳动者的雇佣成本提高，从而资本或高技能劳动者的成本相对下降。这时企业会转而用资本或高技能劳动者来替代低技能劳动者，因而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进一步会下降。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因需求增加会得到提高，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也是与最低工资保障的初衷相违背的。此外，最低工资的实行还会产生外溢效果。实行最低工资后，原来工资水平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或者比最低工资标准稍高的劳动者也会要求增加工资，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攀比心理，企业从激励和公平的角度，也会增加工资，从而收入分配状况比预想的有更大的变动。
　　最低工资对消除贫困的影响比较复杂。有人认为低工资劳动者并非来自贫困家庭，例如许多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同样从事低工资工作，所以实行最低工资对缓解贫困作用不大（Johnson and Browning 1983）。
　　从中国的情况看，在买方垄断条件下实行最低工资，由于工资和就业数量都增加，所以低收入阶层的总收入肯定得到提高，这会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我国目前对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还是缺乏弹性的，这些劳动者的工资上升不会导致出现过快用资本或高技能劳动力来替代的现象，且要素替代弹性较低，因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会因最低工资保障而提高，这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是有利的。且大部分低工资劳动者来自贫困的农民家庭或城市家庭，所以对于消除贫困的意义也很重大。从宏观经济看，最低工资保障的实行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可以解决这一阶层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我国，需要最低工资保护的劳动者在全部劳动者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调查显示，2004年深圳市标准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员工有17.3%，比例相当高，也说明执行情况不佳。长期以来他们的收入偏低，其工资的提高会对总消费需求增加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工资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政府制订的最低工资具有帮助劳动者了解工资信息的作用。例如不同地区最低工资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的劳动力供求状况，有利于劳动者跨地区的合理流动，降低了寻找工作成本和工资谈判成本 。
　　最后，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计量分析来验证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后果，主要考察它是否会对就业数量、工资、企业利润产生影响。以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各地的就业数量、工资、企业利润，当然要控制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他因素。最理想的分析是考察农民工或低收入阶层，因为他们是最容易受最低工资影响的群体。可以从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来分析。
　　综合效率分析
　　现在我们用一个模型来综合分析最低工资的整体福利效果和社会效率。
　　对于在买方垄断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如果他对现有工资 不满意，就会选择辞职，假设可能性为 ，是现有工资的函数，有 。辞职后找到具有更高工资 工作的概率为 ，这一概率受劳动者寻找成本 、劳动力市场上的企业数量 的影响，有 ，找不到工作可拿到失业保险或获得闲暇的效用 。劳动者要追求收入最大化，即 ，
　　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整理得 （1）
　　可见，劳动者的最优工资受辞职收益（中括号内的部分）的影响，如果提高寻找工作成功的概率（通过降低劳动力市场摩擦、增加企业数量）、提高失业保险，都会提高劳动者的最优工资水平。 表示劳动者辞职对现有工资的反应弹性，为负值，如果工资下降，劳动者辞职会增加。由公式可知， 越大，均衡工资越高，它说明劳动者的反应弹性越大（例如外部劳动力市场可以容易地找到工作），会给企业以威慑，有助于提高其工资谈判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假设工资会对劳动者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即有 ， 。如果企业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 的可能被发现，并被罚款 ，惩罚金额随企业雇佣数量而递增。企业还面临劳动者辞职（辞职的概率是 ，由企业现有工资、寻找工作成本以及企业数量决定的）给其带来的成本 ，以及新企业进入（进入的概率 ，受政府管制 、现有工资水平和现有企业数量影响）该行业导致经营上的损失 ， 和 分别随企业辞职工人数量和现有企业数量而递增的。
　　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分别是 ，
　　据此整理得到 （2），
　　以及 （3）
　　由（2）式可以分析企业最佳雇佣数量受哪些因素影响，如果效率工资成立，则企业雇佣数量会扩大。由于 和 都为负值，在低工资的条件下，劳动者辞职的压力和新企业进入的压力（劳动成本较低）都要求企业增加雇佣数量。而且 和 越大，企业雇佣数量要求越多。但是，如果存在行业管制，企业不能自由地进入，买方垄断企业的地位不会被打破，利润函数的最后一项消失，企业的最优雇佣数量会减少。
　　由（3）式知，企业要求的最优工资低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主要受到惩罚成本和工人跳槽给企业带来的损失的影响。如果企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则惩罚就不存在。劳动者辞职的可能性也降低，从而满足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工资也会很高。只有当劳动者辞职的可能性降为零，企业最佳工资才会实现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相等。这说明了外在劳动力市场对最低工资的影响。
　　从社会角度看，要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与劳动者收入最大化同时实现，这样经济才是有效率的。因而可以令企业最佳工资与劳动者最佳工资相等，即有 = （4），它说明了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结果与Manning（2004）的最低工资公式相类似。不同的是我们的模型将政府干预内生于企业和劳动者的函数中。
　　从政府的角度看，它的目标是多重的，包括税收收入的最大化、社会失业率最低、收入分配公平。但是，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如果追求短期利益，例如以罚款收入作为创收工具，就会对不执行最低工资的企业每次少量罚款（起不到威慑作用），经常依靠此来敛财。
　　
　　三、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和调整的依据
　　由于买方垄断条件下，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低于劳动者的边际收益产品，这在新古典理论看来，是存在剥削的，虽然这一剥削概念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剥削概念不同。劳动力供给弹性越小，剥削率越高（Boal and Ransom 1997）。最低工资的实行可以降低企业对劳动者的剥削，当工资与边际收益产品相同时，就不存在新古典意义的剥削了。
　　那么，最低工资标准制订的依据是什么？尤其在非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竞争的均衡工资不得而知，我们就没有一个制订最低工资的参考标准。或者，即使竞争的均衡工资存在，而最低工资不能马上和竞争的均衡工资看齐，则就有必要考虑最低工资标准制订的依据问题。这里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把最低工资标准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劳动力价值概念相联系，即最低工资要保证劳动者能够维持自身生存、抚养家庭成员和进行教育与培训。如果市场形成的工资不能够满足劳动者的基本生存（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尤其当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买方垄断时，或者劳动力缺乏谈判能力，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低工资就业时），政府出面干预，要求企业提高工资，按照最低工资水平支付（而且企业也有能力支付），则对劳动者、对企业、对宏观经济都是有利的。
　　现实中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在充分竞争的均衡工资水平之下，最低工资标准也与马克思意义的劳动力价值相距甚远。有学者估计了美国的生存工资标准（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概念），发现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远远低于生存工资标准。Pollin（2002）以美国加州Santa Monica为例，估算了该地区的生存工资。他认为美国官方的贫困线生活标准不能够合理地代表生存工资，在考虑地区价格水平差异、生活必需品估计等因素后，Pollin提出生存工资应相当于官方贫困线的160%，以一个四口之家（父母和两个小孩）为例，如果丈夫一个人工作，每年的收入应该为27949美元，这相当于13.44元的小时工资 。生存工资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说明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剥削的严重性，因为很多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低于生存工资。而且说明了工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所谓的最低工资的实行会减少就业的观点也是一个回击，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远远低于生存工资。美国加州的最低工资在Pollin做这项调查时仅为每小时5.75美元。依靠这样的最低工资是不能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存需要的 。这说明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实行，它不仅有微观意义，而且有宏观意义。中国近年各地实行了最低工作标准，制订的依据中也要考虑到许多私营企业中存在的剥削现象和劳动者基本生存的需要 。
　　另一方面，从最低工资标准和平均工资的关系看，通常美国的最低工资约等于平均工资水平的55%（Brown 1988） 。从我国的情况看，2002年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为12422元，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制订最低工资，则最低工资起码应该达到600元。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省市的最低工资都低于600元。再以上海市为例，2002年的平均工资水平为23959元，而最低工资标准为635元，只有平均工资水平的1/4强。这说明，我国的最低工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当然也要适合我国的国情。
　　我国规定，最低工资的确定实行政府、工会、企业三方代表民主协商的原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并将拟订的方案报送劳动保障部。主要根据本地区低收入职工收支状况、物价水平、职工赡养系数、平均工资、劳动力供求状况、劳动生产率、地区综合经济效益等因素确定，另外，还要考虑对外开放的国际竞争需要及企业的人工成本承受能力等。考虑到职工赡养系数，即体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抚养家庭成员的需要。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则说明最低工资和劳动者的生产率相联系，不会加重企业的负担。考虑到国际竞争力的需要，说明在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和提高劳动标准 的同时，也要继续保持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国际比较优势。当上述因素发生变化时，应当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最少调整一次。可以看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也要依靠市场机制。
　　
　　四、根本出路：依靠市场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适用于我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截止到目前，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并实施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正式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但各地制定最低工资的时间先后不同，标准也不同。
　　最低工资的实行有一个范围，它在逐步推广的过程中会首先在某一地区或行业实行，而在其他地区或行业不实行。不同部门实行不同工资政策的后果会怎样？首先，如果最低工资只适用于涵盖部门（covered sector），在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情况下，涵盖部门的就业数量会减少。但问题并没有结束，在涵盖部门被解雇的劳动者会转移到非涵盖部门（uncovered sector），从而导致非涵盖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上升，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非涵盖部门的工资会下降。同样，如果获得最低工资的工作没有人为的制度限制，涵盖部门相对较高的工资也会吸引非涵盖部门的劳动者进行就业迁移，他们转移到涵盖部门以期待较高工资的工作，这又会使非涵盖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减少，从而下降的工资得到恢复。而涵盖部门则由于过多的劳动力进入，能够获得最低工资工作的可能性下降了。
　　这一运动过程说明虽然存在着政府对工资的干预，但是只要劳动力市场本身是充分竞争的，劳动者能够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劳动力分市场同样也会实现均衡。只是这时的均衡条件是：涵盖部门工资×获得最低工资工作的概率=非涵盖部门的工资。这里假设非涵盖部门没有失业，工资可以自由调整以达到充分就业。如果获得最低工资工作的难度非常大，则劳动者宁愿在非涵盖部门就业，获得较低工资、但有保证的工作。
　　同样，如果存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差异，只要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则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会消除最低工资的地区差异，实现工资的均衡。本文认为，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第二层含义是劳动力可以自由地跨地区、跨行业、跨职业、跨所有制流动，所以一旦存在工资差异，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劳动者就会由工资低的地方转移向工资高的地方，从而使工资差异逐渐消失。例如，从美国的情况看，不同地区的制造业工资存在趋同的现象。在1950-1990年间，1950年代工资较高的地区后来的工资增长率较低，而1950年代工资较低的地区后来工资却得到较快的增长，即最初工资与工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据估计，有大约一半的地区间工资差异在30年间消失了 。如果存在着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则地区间、行业间的工资差异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另一方面，虽然劳动力流动没有绝对的限制，但流动的成本非常高，致使流动的收益小于流动的成本，也会抑制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工资差异不能得到消失。
　　第二层含义的充分竞争劳动力市场与第一层含义是相关的，但不能等同。例如如果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往往会形成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即第二层含义的充分竞争劳动力市场会影响到第一层含义的充分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例如某一地区只有一个企业，由于劳动力向外地流动存在困难，该地的大量劳动力只能在本地企业就业，从而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农民工即使进城工作后，劳动力流动成本较高、更换工作的成本高，而企业更换劳动者的成本较低，这也易于形成买方垄断。而一旦形成了买方垄断，作为垄断方的企业为了维持自己的租金就会阻止外来企业的加入；如果形成的是卖方垄断，工会就会采取方式阻止外来非工会劳动者的加入，从而反过来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第二层含义充分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在我国买方垄断劳动力市场之所以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增加劳动力迁移成本与寻找成本。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劳动力流动依然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各种地区、行业、所有制的限制。所以，即使出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异，也不能通过市场的作用得到消除。而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劳动力流动的困难，才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买方垄断的形成，才使得劳动者的工资过低，也才需要用最低工资标准来解决。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实施，对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削弱买方垄断势力，制止部分企业过分压低职工工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都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有最低工资标准是不够的。如果政府强制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必然会花费大量的监督成本。只有策略性地制订合理的工资标准，并引导企业接受市场、自愿接受这一标准，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最低工资的制定目的在于消除买方垄断对劳动者的剥削，而要消除买方垄断，开放劳动力市场，让劳动力在地区、行业、所有制间自由流动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开放企业投资的市场，让企业在地区、行业、所有制间流动。此外，加强劳动者在市场上的集体谈判力量也是必要条件，这样才能限制劳动力买方的势力。也就是说，问题的最终解决依然要依靠市场。
　　
　　五、小结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买方垄断大量存在的现实条件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出台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对失业增加和企业效益不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且还具有宏观意义，会对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等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最低工资保障的设计要合理，要充分考虑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最低工资保障本身不能替代市场，无论是标准的制定，还是最终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都要依靠市场机制。当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即两层含义的充分竞争劳动力市场都得到实现时，最低工资保障的正面作用就逐渐缩小，以至需要退出。但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看，只要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即使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最低工资保障也有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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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1999年其第一份報告中指出，收入不平等的惡化、大量的在職負窮、赤裸的剝削 (gross exploitation) 為其最終的關注。委員會發現在英國，不少人即使辛勤地工作，但也只能以非常低的收入為生，並且缺乏改善生活的機會。事實上，不少人陷入低薪工作與失業的循 環之中，或無法跳出低薪的行業。委員會明確地指出，最低工資必需能為低薪工人帶來實質的改變及消除赤裸的剝削。委員會在其報告中有這樣的敍述：「全國性最 低工資必須保障社會上弱勢社羣不受剝削，同時也是解決社會排斥及提倡“工有其酬”(make work pay)一系列措施的一個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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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拥有数亿过剩劳动力，而且农业收入极低，一旦对外开放，农民有了获得高出纯农收入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外出打工挣钱机会时，必然蜂拥而至，造成农民工供大于求、严重过剩局面。坦率地地讲，即便海外老实经营的资本家，面对这种情况也很难抑制其剥削冲动。中国农民工被资本严重剥削现象的发生，是合乎市场规律的，特别在早期保护农民工措施匮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2004年有学者调查发现，此前的12年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国家统计局2004年调查资料也指出："不少地方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1个小时左右，每月工作时间在26天以上。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60%，而农民工的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即便这样，有些用工单位依然通过"提高劳动定额、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加班工资等方式变相降低农民工工资水平"11。一些外企在中国开设血汗工厂赚黑心钱、践踏人道准则的做法，甚至引起很多国际组织义愤。而更为普遍的事实是，80年代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连续打工20年，最终却连在城市定居、抚养子女的条件都不具备，还得告老还乡。这表明，农民工的工资有时远在马克思的"必要劳动"价值水平之下。

　　尽管国内相关报道及评论往往都回避了"剥削"这个概念，但所揭露的事实，却条条紧扣资本剥削定义：既有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更有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如果这样的事实还不能称之为"剥削"，世界上哪还有"剥削"这回事呢！
  
    资本剥削农民工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当然，资本剥削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农民工身上，一些国企或国有控股企业也以劳动力配置市场化为由，通过种种手段直接或变相压低城镇工人工资，使这些职工的权益同样受到了损害，这之中，也存在严重剥削现象。只是相对说来，农民工的情况罪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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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是左派还是右派？
水皮

    学者文化和官场文化是不一样的，官场讲究“宁左勿右”，经济学家中间却流行“宁右勿左”。大陆经济学家的集体沉默，一个很大的心结就是害怕被人划成“新左派”。可以说“新左派”已经成为大陆知识分子自己给自己戴上的紧箍咒，郎咸平给自己戴的是大国家主义的红帽子，大陆经济学家给自己缝制的是“新左派”的绿帽子。

　　郎咸平是一个台湾人，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成年后赴美留学，学成后在香港教书，是一个优秀财务学教授。要说郎咸平在大陆的作为是因为爱国主义使然，不但牵强，而且恐怕也得不到郎咸平本人的认同。在水皮的认识中，郎咸平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评论基本上是出于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之所以能得到舆论的广泛认同，并不在于郎咸平有什么正确的理论，而是恰恰相反。郎咸平是那个在“皇帝的新装”中说真话的小孩，说真话又需要什么理论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杨帆、左大培和韩德新等非主流经济学家不反对人们给他们贴上新左派的标签，但是这张标签如果贴到郎咸平的身上就会不伦不类。

　　不错，郎咸平也批判新自由主义，但那是因为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已经过时了，更不适用于中国。但是，作为一种学派，郎咸平是尊敬新自由主义的。更何况，郎咸平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思想，尽管他也会在演讲中将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改革实践相比较。

　　郎咸平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受的是西方经济学教育，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应该比我们这些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中成长起来的，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更有切身感受。

　　正如资本主义的形态是多样的一样，市场经济也是有好坏之分的。有缺陷的资本主义培育下的市场经济只会出现“坏”的形态，而不会出现那种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的“好”的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郎咸平所谓的大国家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立的是市场资本主义。

　　与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环境中一样，郎咸平这个经济学家也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他对于这个形态下的国有企业的认识同样也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那么的切实，所以才会得出国有企业搞不好不是制度因素，不是产权问题而是信托责任缺失的结论。这是郎咸平作为一个“外人”的软肋。

　　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所以水皮一直认为，对郎咸平要一分为二，他对于国企改革中的丑恶现象的批判是对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但是开出的药方却是错的，南辕北辙的。

　　提到新自由主义，就不能不提及皇甫平以及“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

　　皇甫平是周瑞金先生的笔名，周瑞金先生早年担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在1992年至1993年间用皇甫平为笔名发表过系列评论，对于推动当时的改革局面是有贡献的。周瑞金先生后来在人民日报社副总编位子上退休，退休后的周先生思维依然活跃，笔锋依然犀利，经常发表“不同政见”。2006年春节前后，周先生对于社会上关于改革的反思忧心忡忡，不顾家人反对，提笔疾书，写下“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经人鼓励，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一个退休的老人，一个视改革为己任的报人，担心反思改革会走向否定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不能理解的是周先生何以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同否定改革画上等号。也许周先生只是笔意畅快，殊不知将这两者画等号，反过来岂不就等于承认新自由主义等于改革？或者确切地讲，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

　　那么，中国的改革实践能和新自由主义画等号吗？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奉行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上奉行三个否定，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

　　对比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的改革实践可以发现，市场化的确是两者的共同取向。引起社会反思的改革领域也正是市场化过度或者讲不当介入的结果，比如教育，比如医疗等公共事业，这是连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都反思认可的缺陷。

　　中国的改革和新自由主义不是一回事，那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又怎么扯得上否定改革呢？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呢？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右派，现在都只是意识形态的分野，而不再是打人的帽子和棍子。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只有充分的表达、沟通和交流，这个社会才谈得上理解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