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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只有在野的一方才有发动内战的动力和功利性价值。只要蒋公不是弱智，那么不管他高尚与否，他都不会去发动内战。即使是邪恶万分的土共，只要我们不拿起枪来叛乱，土共会主动地无厘头似的拿起枪把我门赶到山上以便进行一场内战吗？所以，关于谁发动了内战，这个命题没有任何争论的价值，就是土共发动了内战。
　　
　　我们所要讨论的仅仅是内战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还是开了历史的倒车。总的来说，任何内战，哪怕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内战（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都不值得过分溢美，因为任何内战都是一种悲剧。假如是邪恶势力席卷一个国家并最终在全国范围的内战中取得胜利，那么，这就不仅是一个历史悲剧，更是一种民族犯罪，不但不值得溢美，要加以反思和谴责。共匪在内战中获胜，严重拖跨了国家经济，延缓甚至阻碍了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历史进程。共匪在内战中获胜，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
　　
　　现在我们要反思的不是蒋公有没有发动内战，而是有没有及时阻止内战的蔓延以及防范邪恶势力的快速扩张。我们反思的结果是，蒋公对内战的阻止不是太积极了，而是太消极了。内战是由土共发动的，但是蒋公面对土共发起的内战，没有果决的进行回应，在获得军事优势的情况下错误地下达了停战令，使邪恶势力僵而不死，最终，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邪恶势力最终埋葬了国民政府。狡猾的毒蛇最终咬死了农夫，民族的大灾难一发而不可收拾。
　　
　　1946年上半年，国军新一军的孙立人、新六军廖耀湘等七个军在杜聿明的领导下向土共发起了进攻，把林彪打得满地找牙，林彪的部队一路败亡，国军一路攻克四平、长春，直把林彪赶过了松花江，并把他团团围在哈尔滨城内。这个时候，蒋公却在关键时刻当起了宋襄公，主动命令国军单方面停止追剿。停战十五天后，又应土共的周恩来要求，再停战八天，后来这个停战期限维持了半年，半年中，土共再次扩军到 100万以上，接受了苏联缴获的一百多万关东军的武器装备，改造了五十多万伪军为“共军”，然后在1947年年初大举进攻国民政府。
　　
　　土共的本质是，永远要暴动要叛乱，但当自己势力不济时，就假惺惺地要求停战；停战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一旦势力大了，马上就要重燃战火。他们还假惺惺地要求民主，弱的时候就要组织联合政府，强的时候，就倒打一耙把合法的国民政府的领袖宣布为战犯。谈判的时候，就不惜献媚般地赞美美国，欺骗美国，利用美国压制蒋进行和谈，一旦要开战了，马上变脸把美国塑造成魔鬼。还派出女特务色诱美国大兵，然后利用国民政府的自由（虽然还不完善）欺骗全体中国人，煽动学生反美国的示威游行。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土共的所谓“民心”大都是骗来的。
　　
　　当年，蒋公主动宣布停战，是为了表达和平的诚意，愿意在战后的废墟中重振国家的经济。没想到，却被土共利用，成了他们打砸抢获取政权的良机。这实在是蒋公的大过错。蒋公没有完全认识土共的凶残面目，没有领悟到，面对这样的流氓团体，必须“以战止战”，倘若在1946年的初夏，蒋公以闪电般的速度对流寇致以雷霆一击，那么，不但日后大的内战可以避免，而且，中华民族也不会遭受到毁灭性的灾难。呜呼，蒋公以襄公之仁，犯下历史大罪也。
　　
　　但襄公是幸福的，因为他的敌人楚庄王还知道投桃报李，当楚国日后围困宋国时，有宋国老百姓饿死，楚王立即撤兵，保全了宋国的百姓。但是凶残的土共领袖呢，当他们被围哈尔滨时，蒋公无条件释放了他们，而日后，土军在长春包围国军时，他们却不择手段，活活饿死了长春三十万平民。土共不但仁义比不上襄公或蒋公，也比不上第二层级的楚庄王。掩卷而思：土共的残暴超越任何古代的帝王。土共活活饿死长春三十万中国同胞的恶行远远超过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因为活活饿死的人比经受大屠杀的人更痛苦，而国人杀死非交战的国人也尤其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