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欲惜春

以下文章，前无“===”的，我还没找到，盼望有心人能贴出来。

 

===自序
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中国贱货残害天下
===中国公然修例御准容貌歧视
中国的黑奴︰农民
===鸦片餐风行中国
挥金如土的阉民工程
中国虐杀异族甚于列强侵华
中国越统一压迫越惨烈
===有「中国特色」的畸形糟蹋
万马齐瘖诚可哀——读《谁是丑陋的中国人》
基因研究动摇「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
===东亚病夫已成世界病夫
不能含情脉脉对待中国
===中国人可从挪威学到什么？ 　
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祸延至今
北京邪政大战香港FLG
香港的颠覆传统
===曾荫权是否饭碗基督徒？ 　
小政府祸患无穷
===香港民主派／党错在那里？ 　
===台湾突破华人文化死局
中国越来越惹台湾讨厌
===台湾有权独立
===大恶者妙用隐恶之法
===萨斯疫症下的中港台
===达尔文：「我从来不是无神论者」
挪威人的手掌
欧游思絮
附录

年年欲惜春

我已经活过42个年头，虽然有些人出于误解而羡慕我的生活，但我觉得我至今所作过的事当中令自己感到自豪的并不多，而其中一样最令我引以自豪的，就是我对极具欺骗性的中国政治的认识没有出过大错，自问比起许多名教授、名人优胜得多。

譬如，我从没有做过大中国主义者，从没有膜拜过毛泽东，更没有追随过四人帮，没有拥护过中共收回香港，不需要等到八九年六四屠杀才明白到中共的残暴，和第一时间认同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和第一时间响应台湾的政治自决立国进程。这些看起来像是谁都会的常识，事实上能做到的人并不多。除非你是已经醒觉的台湾人，或是思考比较讲求逻辑的洋人，否则上述陷阱你总会不是犯了这个，就是犯了那个。此所以有那么多人隔天就要「觉今是而昨非」，「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

我如果真的也要忏悔一下的话，那唯一的就是我年少轻狂时曾对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颇为反感，也写过一点点反殖的文章，因为当时我还是低估了大英帝国文明跟中国帝国文明的差距。多年以后，我才觉悟到英国人其实是香港华人，或者说，是中国人的文明导师。我也庆幸，我从来没有像绝大部份中国人那样，为了反殖而倒向比殖民地更独裁残暴的中共政权，又或反日反美霸权却拥护杀人更多也从不忏悔道歉的中国暴政。殖民统治虽坏，但由于中国人的统治更是坏得匪夷所思，所以，基本上任何殖民统治，相对于中国人的统治，都是较可取的。不过，曾经蒙受殖民统治之福的中国人虽已不计其数，但当中肯承认并进而反思何以中国人统治不如所有外来殖民统治的中国人，少得可怜。

我对台湾、中国、香港或西藏问题的看法，都只是紧密贯连着一两个很单纯的概念，那就是人的解放、平等和尊严。而且，我不是靠写这些评论文章为生，为文彻底独立，并像我仰慕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和鲁迅那样给议论文字注入一些让人赏心悦目的文学元素。大概，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喜欢我的读者会那样喜欢我的文章原因所在吧。

在人的解放、平等和尊严这些信念底下，什么爱国主义、爱党主义、民族主义都是可弃之而毫不足惜的。当我发现了公义被埋没了，特别是在愚妄的欢呼和掌声之下被埋没了，我就偏要不惜工本，即使押上个人事业前途也要把它暴露出来。

为什么台湾人不可以政治自决？为什么台湾人不可以争取独立？我越看那些所谓反对理由就越觉其不知所云，全属典型中国式脑栓塞逻辑。但更加令我气愤的是，即使在自由地方，也有那么多中国人，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都纷纷附和这些脑栓塞逻辑。这更让我看清楚这个文明确已腐朽至极，而里面的人就像苍蝇依附着粪便那样驱之不去，恰如鲁迅说的：

「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热风?随感录三十九》1919年）

2001年，我争取到一个百年不遇的极罕有机会，在香港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支持台独的文章。在此文中（即〈台湾有权独立〉，原题为〈台湾有权摆脱暴政〉，已收录于本文集），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台湾人要求独立的最重要也是充份的理由，那就是摆脱暴政，就如法庭也会把虐待子女的父母跟被其虐待的子女隔离那样。由于这论点真的搔到中国的痛处，中国当局对这文章及我本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围剿行动，称「中华民族也耻有此败类……」，比「台独分子」「吕秀莲」更「猖獗」，「丧心病狂鼓吹台独……比台湾岛内台独分子的言论更为嚣张、荒谬和无耻。」其实，谁希罕做这个败类民族的一员？

有人说，台湾不听中国话，会有灭门之灾的！所以就应任由中国鱼肉了。但我始终认为，当我们被土匪打劫时，总得有反抗的自由吧。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土匪说：你反抗我会杀死你的，若我杀死你，这是你的责任，因为我已经警告过你，我是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选择是否反抗土匪从来都是被打劫者的权利，当中包括宁死不屈的权利。无论如何，反抗土匪的权利是无可置疑的，只是是否行使这个权利呢？就得由被打劫者自行决定。

往后多篇同样引起热烈讨论的文章，都是因在「台湾有权独立」一文被中国打压下，为进一步把中国神圣画皮撕破而写的。就如中国打压台湾一样，中国对我的打压只激发了我的反抗。

可是，我却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香港。也如鲁迅说的：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 （《而已集?再谈香港》1927年）

今天，洋主子是走了，但换来的「中国主子」却比洋主子更坏。譬如年薪四百万（港元）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才刚刚说，香港不能搞民主，因为中国发生文革十年浩劫，就是因为太民主！若有公仆在台湾胆敢说这样的屁话来作为在台湾推行独裁统治的借口，会被人当众掌嘴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的文章会有怎样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好的中国人作家那么少，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也是因为中国甚至香港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正常读者。如果台湾从世界上消失了，用中文创作就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特别要在此感谢香港《开放》杂志。《开放》杂志负责人金钟先生让我有自由畅所欲言，这种自由在文明得多的台湾当然已寻常得不值一提，但在香港这个以被北京爷们相中、饲养和阉割为荣的地方却是非常罕见的。

本文集的文章初次刊登时限于篇幅而不得不时有删节，现在都把文章的完貌呈上，并略作修饰补充，使之更为完备。我同期的其他文章则收录于另外一本文集《来生不做中国人》，两者可一并阅读。

最后，非常感激急公好义的周美里小姐，没有她的热情推动，这批文章是难以这样顺利出版的。




钟祖康
2007年10月挪威

年年欲惜春

大约自五年前开始，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产品出现极严重的品质安全问题，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显，中国劣货所残害的已不仅是自作自受的中国人，更包括全球其他数以十亿计使用中国劣货的外国人。所以，问题非常严重，于是我几年前开始监控近千个中国大陆新闻传媒，和约一万种中国大陆学术期刊，再辅以国外对中国入口劣货的退回和回收的有关记录和报告，追踪整个问题的演变。

以下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于过去三年间多次抽检国货的典型结果：

玩具──往往有高达百分之七十甚至有时达到百分之百的玩具（当中包括色彩斑斓的儿童书），铅、铬、苯等含量超标。

家具──往往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国产家具由于甲醛释放量过高等问题而不达标。于近年曾作室内装修的楼宇，通常起码有九成出现甲醛释放量超标。

服装──往往有高达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七十的童装不达标，原因包括甲醛释放量过高、酸碱值不当、使用偶氮染料、染色度太弱和材料标识不确等等。

茶叶──市场上近百分之五十的茶叶不符标准，包括含过量残留农药、使用违禁农药如ＤＤＴ、铅含量、染色，甚至含有毒染色素等。

瓷器──虽然中国供应全球日用瓷器出口额逾百分之六十，却未能为其国内市场生产安全的日用瓷器。中国国内出售的国产瓷器平均有百分之二十在铅、镉、辐射等毒素方面超标。小型瓷器商更有高达百分之四十不合格。

中国劣货降低国人智商

中国已经为其劣不堪言的国货付上惊人代价。二○○四年安徽阜阳的大头婴奶粉事件，导致多名婴儿丧命，成千上万婴儿健康被毁。另外，北京儿童医院及深圳儿童医院分别在其研究中发现，九成血癌儿童来自过去半年内装修过的家庭。中国制建材多释放大量甲醛、苯、辐射等可致血癌的物质。中国城市的儿童一般有近五成中铅毒，以致智商偏低、学习困难、过度活跃、头围偏小和身材偏矮等。而这些铅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国国产劣货。上月英国最大玩具店Hamleys停售的中国制儿童首饰中，一款项链的成份中竟有百分之九十三是铅！ （国际安全标准只是百分之零点零六分）这种超高铅含量的产品，儿童若咀嚼或误吞，足以急性中毒丧命，去年就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发生过。著名国际健康组织「终止儿童中铅毒联盟」（ The Alliance TO End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 ）就警告，若中国继续任由铅毒问题失控，二十年后中国人的智商将平均比美国人低百分之五。而香港由于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一面倒依赖中国供应，民众健康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同类经济发达地方。香港有近四分之一新生婴儿血液中水银含量超标（这些水银的主要来源是鱼和其他海产），有近两成特别是低下阶层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

中国劣货无奇不有

中国人死不悔改，又拒绝优质文明的启迪，结果把自己的道德伦理搞到连禽兽不如。中国人自己残害自己，是自作孽，就由他吧。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劣货大量流出国外，对全球民众造成极大残害。且聊举几宗最近发生的中国劣货事件。含三聚氰胺（ melamin ）宠物食物在南非和美国等地毒死了上万只猫狗；贩卖含有致命工业有毒物质二甘醇（ diglycol ）的牙膏。连许多被中国人鄙夷的亚非拉穷国也纷纷宣布要召回销毁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有毒劣货。但更可怕的是一些不会令人暴毙、却让人在不知情下慢性中毒以致身体慢慢瓦解瘫痪以致饱受折磨而死的中国劣货。中国制造商最善于在产品中加入一些匪夷所思的材料，或拿走一些理所当然的元素，令人防不胜防。譬如﹕在非配方牙膏中加入抗生素；用含酚的废光盘做奶瓶；用哮喘药克伦特罗（ Clenbuterol ）喂猪以增加瘦肉；把无铅汽油跟有铅汽油混合当无铅汽油出售；把铅粉或铅条加进名贵茶叶或药材中以增加重量；在火锅里加吗啡以令顾客上瘾；用羊油或羊尿泡猪肉、马肉充羊肉串；过期月饼馅来年翻用；从食店潲水猪食榨取食用油；用过期陈粮酿酒；制假窝点专替过期食品换装，甚至连疫苗也造假，充斥全国和流入医疗单位。月前南韩电视台ＭＢＣ就经追踪发现，越来越多南韩餐馆用的廉价中国米，原来是在中国用陈年大米经漂白、抛光处理翻新的，其细菌含量比厕所的马桶还多！其实这种「漂白米」或「抛光米」在中国已盛行有年，在中国不是新闻。

两年前，当时还有不少人觉得中国货又便宜又好用的时候，我在〈中国畸形崛起全球文明遭劫〉一文中就发出鸦鸣，「中国人为自己同胞制造的产品低劣得如此触目惊心，为老外生产时是否就可以一下子变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那样的戏剧性呢？我看是，既无心，也无力。」回顾过去两年的发展，我是说对了。

中国劣货肉眼难办

由于中国是个典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民族，中国产品之粗劣毒，不容易以肉眼看得出来，即使像张五常那样自认聪明、甚至在假货泛滥成灾的中国古玩市场也似能逍遥自得的人，早前也暴露了经济学家的典型局限，他居然说「引进科技的国内独资产品，也极有看头。这可见于建筑、装修等材料，例如瓷砖之类，与进口的相比，恐怕上帝也不容易分开来。」看来，许多中国瓷砖含高放射性锆类原料以求增白导致血癌的严重问题，是不属于张大教授的知识范畴了。

因此，我曾劝喻无数外国人若经济能力许可，最好别买中国制品，因为中国以其目前文明水平，尚不足以制造符合国际基本安全规定的产品，以致消费者的安危往往端赖个人运气！但现实是，中国制品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哪可能统统回避呢？所以常人只能避用一些直接送进人体内的中国制品，那就是食物、食具，以及儿童总爱放进嘴里的玩具、饰物和儿童书籍等。但毒素也可以通过呼吸、毛孔等途径进入人体的，所以还是在经济能力许可下，少用中国制品为妙。虽然，随着最近在国际间接二连三爆发中国产品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多外国人相信我对他们的警告，越来越多外国消费者发誓说不会再买中国玩具给孩子。但在此之前，许多外国消费者还是对中国制品毫无戒心，外国政府也向中国货大开中门，那是因为，他们哪里会想到人类社会会可能有这样丧心病狂的成员，哪个有点教育的洋人不对这个所谓「五千年文明」有两分敬意。就如有一段很长时间，无数外国人死也不肯相信毛泽东确是一条光棍，一个混蛋！于是拼命的从这个混蛋身上阅读出一点逻辑和人性来。

世贸拉拢中国犯下弥天大错

过去世贸组织主力把中国拉进经济全球化，所用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得令人怀疑，但他们似乎在过程中理所当然的假定了中国的文明水平已达到了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假定了中国制品可以满足国际的基本安全要求。从过去几年的发展可见，世贸组织这方面犯下了弥天大错，不但令全球生态因中国不讲工业环保而大受斲丧，更令全球各中国劣货使用国的国民健康或自然生态受到摧残。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严重祸患，也就是直接影响用者健康的制品的生产基地，从清洁、讲环保和较讲伦理道德的国家转移到肮脏、污染和较不择手段的国家，这实在是很大的讽刺，就如我们偏要在厕所而不是在厨房做菜那样。

中国人对人命（特别是他人的）的价值视如草芥，当然不会对劣货反应很大。而中国人为了面子，也万分不愿意面对中国劣货残害外国人的事实，一般的处理方法是把事件政治化和阴谋化，指控对方搞所谓「绿色壁垒」（即当作是「贸易壁垒」之一），刻意以技术关卡来刁难中国，譬如最近全球最大玩具制造商Mattel下令回收两千万件中国制造玩具劣货时，竟有在中国经营玩具厂的港商形容这是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另外一种常见回应伎俩是马上设法张罗一两件属有关投诉或发起回收国家（或其他国家）的问题进口货，然后大事宣传，企图制造「臭虫不是中国独有」，甚至是「天下乌鸦一样黑」的效果。




原載於2007年9月《開放雜誌》

年年欲惜春

最近广东教育当局修例规定，任何人若面部有较大(三X三厘米)疤痕、色素痣等缺陷、有斜颈、面瘫、唇腭裂及其手术后遗症及一眼失明，五官先天或后天性残缺、畸形，又或有先天或后天因素造成的肢体残缺、畸形至功能障碍者，俱一律不准当教师。按此规定，因出于误解而仰慕中国的天文物理学大师霍金(Stephen Hawking)必被禠夺教师先生资格。此刻中共上下正在温嘉宝号召下，苦苦思索何以中国的大学「难出大师」，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当全球其他国家对残疾人士的扶助尚惟恐不及之时，中国居然进一步把对弱势残疾人士的歧视和压迫从潜规则走向制度化，公然把对残疾人士的歧视落实为如此露骨的法规，足见中国的文明的确已颓败、堕落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对于他的衰落，是不值得掉一滴眼泪的。

我跟一位挪威朋友提及此事，她却说对此已有心理准备。她说六年前在海外向香港一所由华人经营、极具规模的国际学校申请教席时，居然要强制填报体重时，就开始领教久仰大名的所谓中国文明。她说会永远保留这份申请书，以立此存照。

严格而言，中国教育当局此一最新规定，其所歧视的不仅仅是残疾人士，其实可将之概括为所谓貌丑者，或以人国人审美观而言貌丑者。按中国人典型的审美观，这里说的貌丑主要不是指气质上的邪恶如毛泽东之流，猥琐如李鹏之流，妖形妖势如郭沬若之流，或皮笑肉不少如江泽民之流，也不是指因三日不读书、读坏书或过量阿谀谄媚而导致的面目可憎，而主要是指面容、外表有异于常人，当中不一定包括任何功能残疾。中国人审美观的重点是「五官端正」，是否人面兽心并不重要。

中国人最好言「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甚至什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但全都是纸上文章，没有落实的，如梁漱溟说的「(中国文化)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甚至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正正因为欠缺某些美德，要提倡，所以才要大讲特讲。

貌丑者入学也艰难

中国当局或中国人对貌丑者的压迫，罄竹难书。在这次残疾者和貌丑者被禁止当教师之前，已发生无数因歧视貌丑者而起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当中最瞩目的大概是发生于二零零零年的「酒吧驱逐貌丑顾客事件」。二十四岁的少女高彬因儿时面部被火烧伤，但北京朝阳区三里屯酒吧「敦煌」(The Den)认为她「脸上伤疤很多，怕进店影响生意」而公然把她驱赶。高彬告上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结果竟然只要求北京敦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向高彬赔礼道歉、并赔偿高彬交通费等共计人民币四百零三?五元，甚至撤销一审法院关于赔偿高彬精神损失人民币四千元的民事判决。

中国人利字当头，也擅于锄弱扶强，而且也大多认同容貌歧视，从舆情看大多数人是体谅酒吧东主多于同情高彬，此所以这酒吧事后也没有因干犯众怒而结业，反而越做越旺，这一切，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去想像都是不难理解的。同样，据中国国内传媒报导，在中国无数人因貌丑而求职无门，即使如安徽师范大学的吴慧明于在学时因拼死扑入大火中救了六个人而容颜被毁，而获「先进典型」、「十佳人物」等多个荣誉，但毕业后也被「一视同仁」，找了工作一年依然屡试屡败。

因貌丑而求职无门，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貌丑者除了可以被禁止进酒吧和找不到工作之外，还不准教书，还有不准入学。这样的歧视，恐怕举目全球都是极其罕见的。无数人因貌丑而被拒于大学门外，甚至要整容才获准入学！有的幼儿因貌丑而「入托无门」。学校不是该有理想该有爱心的么？教育不正是开启民智的地方么？在连教书和读书也要外貌娟好的学校读书，这样的教育值得希罕么？有意义么？爱因斯坦说：「单单授人一门专门技能并不足够，否则这个人只会是一架有用的机器......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已......」就是这个意思。

年前，残疾人作家杨嘉利到四川的西南石油学院探望一位他曾经帮助过的残疾学生时，正在等候时就被大门口的校卫斥令「出去！出去！」，甚至连站在校门外等也不准，理由是：「因为你长得影响市容市貌！」

因貌丑而不准入学，发生一宗都都嫌太多，都是惊人的。下面五个案例，足以说明中国人处于怎样的开化程度。

案例一：

葛南海，男，江西于都人，生于一九八一年，父母务农。葛身高一?五米，胸椎右侧四十五度弯，俗称驼背。葛虽家贫兼残疾，唯天资过人。一九九九年参加高考，考得五百零九分，高本科线五分，但不获本科院校录取。葛说，「都是因为高考体检表上有『驼背』两字」所累。葛想上省外的专科学院，也不获取录。最后，还是父母出面疏通关系将儿子送进了赣南医学院专科临床医学专业就读。两年后葛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升读本科。大学期间，葛还屡获奖学金，是全校优秀毕业生。二零零四年一月，葛报考应聘赣州市一大型医院，在一百四十名求职者中考试成绩名列第五，但未获取录。随后他又报考赣县一间大型医院，在四十八名求职者中考3成绩居第一，一样不获取录。葛找了七次该院院长，对方表明不满意他的外貌，还坦言：「如果招了你，你将是医院第一丑男！」葛每想起这番羞辱，痛不欲生。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葛报考广州中山三院的研究生，葛以第一名的复试分数进入了复试，但最后依然不获取录。

案例二：

袁勇，男，湖南湘潭人。袁孩时被邻居泼硫酸而毁容。二零零四年袁以理科成绩五百零四分，专业二百二十九分的成绩考上了长沙某高校，但因貌丑而被拒于大学门外。在二零零五年的高考中，袁的成绩更好，理科五百四十分，专业二百四十三分，能上华中科技大学。为了能上大学，袁勇母子特意找来该大学驻长沙招生办事处了解情况，负责招生的老师得知情况后，鉴于袁勇样貌太丑，表示要和学校商量才能定夺。结果，袁勇母子只好来到长沙的华美整形医院做整容手术。袁于手术后，于二零零五年七月中终于收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案例三：

徐红，女，生于重庆开县龙安乡的山区。徐一岁时摔倒在火盘里烫伤，左脸留下了疤痕，也因而立志行医济世。二零零五年，一直品学典优的徐红经过十年寒窗，终于在高考(大学联考)获得五百五十九分的高分，达到大学医学系录取的标准。但川北医学院突然退回徐的入学申请，理由竟是「脸上有疤痕，不适合从医」。川北医学院坚决不收，最后幸得重庆医科大学仗义录取。报载，徐红「从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董志手中接过了企盼已久的大学通知书，泪水在她脸上肆意流淌」。

案例四：

福登，男，深圳市福利院孤儿。七岁的福登一直因为「长相丑」，而遭户口所在地的福田区梅华小学拒于门外。梅华小学的校长认为，福登的长相会把别的孩子吓跑，学生家长会有意见，会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其后在引起教育部门及传媒报导等各方压力下，梅华小学才于二零零四年九月让其入读。

案例五：

邓禧，女，成都市温江区人。两岁半的邓禧于二零零三年一场火灾中面部和手部六成遭毁容，一年后到了幼儿园学龄，其他先后给她到几所幼儿园去报名，校方都以种种理由拒收。其中一家拒绝他们的「芳芳幼儿园」建议邓父给邓禧整容，说只要邓禧能整容，学校绝对不会拒收她入学。但邓家说，他们是失地农民，哪里有那笔整容费。

领导红光湖满面、群众满脸病容

以上的受害人其实已经算是幸运，他们虽已深受伤害，但因为得到传媒报道而引起关注，甚至获救。无数没有被报导的受害人，就这样在羞辱和贫困中偷生，然后在「稳定和谐」的社会气氛中暗暗死去。

从「丑男」、「丑女」在中国大陆的悲惨遭遇，可见残忍和没有同情心的本性，在中国人当中依然如旧。貌丑者可轻易的把同学「吓」哭「吓」跑，更引来学生家长的声讨，也可见这民族之神经衰弱与品德教养。

中国领导人由于养尊处优(表理还有无限量人体器官供应)而个个可以神采飞扬、平均寿命远非其他发达国家领导人可比，与中国的落后完全不成比例。胡锦涛于六十岁接任国家主席时，才是「中共历来最年轻的接班人」！当年胡耀邦以七十四高龄辞世时，人民大学民主墙哀胡的对联居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但与此反相反的是，由于政府对于一般民众不是蓄意残害就是任其自生自灭，一般中国人平均寿命(男性)只有七十岁，知识分子平衡寿命更只有五十八岁。而且，一般中国人的残疾率奇高，目前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高达八千二百九十六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三%，所以容貌歧视在中国牵连甚广。而且，中国是个有一亿三千万乙型肝炎带菌者、五亿五千万结核菌带菌者的病夫大国，人人满脸病容，要不丑就更难。虽然领导人个个红光满面，童颜鹤发，但广大中国人多面色惨黄、形容枯槁，恐怕跟肝功能偏弱和其他五劳七伤的关系，多于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国人特有的(惨)黄面孔，似乎都跟中国的黄土地、黄河那样，看来并不是许多中国人相信的那样是上天赐予中国的神圣商标，而只是人为疏于保育的结果。

加上统治者的奴役、压榨、阉割和镇压，中国人每多脸容扭曲，简直是折腾得不似人形。什么叫脸容扭曲，你看看被洋人收养了的中国娃娃长成一个什么模样，又看看呆在中国的娃娃长成一个什么模样就会明白。甚至我多次发现，大概由于所用管养手法的文明水平不同，洋人所养的狗也明显比中国人养的狗活泼和有自信，它们碰面时就高下立见。

在中国，若非属于统治阶层，常人绝不会像大熊猫那样备受关怀和保护的。在这样的一个鬼哭神号的国度，统治者或其治下的奴才却偏偏要人长得眉清目秀、秀外慧中，连教书的、读书的都要外貌娟好，企图以最丑恶的手段，制造一张美丽的新中国画皮。更令人心寒的是，受害人在多年媳妇熬成婆后，也随时以同样手法蹂躏后来者。于是，「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

年年欲惜春

打从懂得独立思考以来，就发现所谓「鸦片战争」存有许多不对头的重大疑点。譬如说，一个国家何解会总动员吸毒呢？人家又没有把手枪对住你的太阳穴威胁你非要吸毒不可，何况洋人也不懂吸鸦片烟膏的方法，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当全球的「化外之民」都主要把鸦片用于医疗之时，中国这个自称最优秀的文明却在没有生命威迫之下，自动把鸦片当饭来吃，直到满清当局再三取缔也无效，这个现象是极不寻常的，当中所涉及的责任，怎样也不可以一概推到洋人身上。

周作人分析国人嗜鸦片之因

后来，当我再认识更多中国文化时，就深深体会到中国人的生活几千年来真的是苦闷无聊到无以复加。即使不吸鸦片，他们也会沉迷于这样或那样的无聊恶习，如缠小足炼丹之类，害处随时比吸鸦片更惨烈。后来，再读到周作人分析国人嗜鸦片主因是「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寥寥数字，即描尽国人的颓废精神面貌。对于国人借鸦片来排遣苦闷之说，史学大师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也表认同。

又到后来，我读到中国共产党的发迹历史时，才知道那个骂「鸦片战争」骂得最七情上脸的中国共产党，原来自己在革命圣地延安就是靠种植和贩卖鸦片发财致富起家的，更加荒唐的是，他们的鸦片不是卖给洋人，而是卖给自己的同胞。从这段历史，我又更看清楚中国人那种「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精神。

不择手段以鸦片劫持食客

但只要中国人的苦闷颓废精神状态不改变过来，只要中国人那种不择手段草菅人命的阴险心态不改变过来，中国人还是要靠鸦片过日子的。过去二十年，中国人进一步把鸦片的功用发扬光大，竟然把它应用到烹调上面去。开餐馆酒楼的为了令客人成为长客，任其宰割，竟于烹调时暗中添加罂粟壳或罂粟籽之类，令客人吃后上瘾，绕梁不去。将鸦片广泛用于烹调的做法，至少可上溯到一九九零年代初，早在一九九二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学刊《中国药房》（第三卷第三期）上面就有一篇题为《对罂粟壳应加强监督管理》的文章，该文警告：「有些不法饮食店（摊）主，为了牟取暴利，拉『回头客』竟置国家法律和广大人民的健康于不顾，采用非法手段，通过各种途径套购罂粟壳，并将其碾成粉末，加入饮食汤汁、火锅内，或掺入调料中．使食客用后欲罢不能，以达到赚钱的目的。据有关部门调查情况表明．此举已非个别现象，如不加重视，有继续蔓延的势头。」

自食店老板尝过以鸦片入膳俘虏客人，把客人变成提款机的甜头后，全国无数食店纷纷师法，以改善营收，特别是避免在人人都用鸦片留客的形势下，自己以挨打出局告终。

鉴于事态严重，中国卫生部不得不于一九九二年颁布《食品中鸦片生物碱成分测定方法（暂行） 》，但直到二○○○年左右，据有关科研人员所作的多次抽样检验显示，中国多个地方的食店所供应的火锅或汤料，甚至其他食品，还随时有高达三到四成不等含有鸦片。其中一个报导更加惊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检五份样品，竟有四份含有罂粟壳！洛阳市卫生局突击抽检了廿三家糊辣鱼及烧鸡等饮食店，十家饭店使用了该类物质。」（见二○○○年六月十九日《质量时报》）。

其后「鸦片食店」虽稍见收敛，但依然像所有中国恶习那样︰屡禁不止。

在鸦片餐较盛行的福建，当局到二○○一年底才通过《福建省禁毒条例》，二○○四年六月中，贵州竟有二百一十五家餐馆因被发现在饮食中掺入罂粟而遭停业整顿，消息震惊全国。含有吗啡的「罂粟调味粉」、「罂粟籽调味油」等罂粟制品相继惊现广州云南太原多地。

至爱「鲜香王」含吗啡、可卡因

二○○五年底，据香港《东方日报》题为《罂粟毒火锅悄悄袭港》的报导，发现「部分本港厨师为求『箍客』，不惜铤而走险北上深圳买入内地违禁品罂粟壳，炮制成秘制『罂粟毒火锅』，使客人在不知不觉间吃上瘾。」

二○○六年七月，广西南宁警方验出，一直风魔全国火锅界的「鲜香王」调味料竟然含有吗啡、可卡因等毒品成分，并查封了六十七箱十九种包装的「鲜香王」罂粟籽调味品罂粟籽油；但到二○○六年八月，「鲜香王」又在重庆热销，被禁止食用。

鸦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据《西藏日报》去年十一月报导﹕「在年初，拉萨市禁毒大队在一家火锅店曾一次查获数百斤罂粟壳，而这只是火锅店在锅底中添加罂粟壳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锅店打工人员称，现在拉萨的饮食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火锅店也不少，而火锅没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萨立足、发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锅店都在火锅添加罂粟壳。」

许多游历过中国的老外常对我说，对中国餐馆的饭菜念念不忘，时有心痒难熬之感，我就怀疑部份原因是鸦片的作用而已。幸而至今排山倒海的鸦片餐新闻和研究只见于中文刊物，我还没有听过一个洋人说看过这样餐的新闻，否则许多来华朝圣的洋人会吓得鸡飞狗走。

暗中下毒比鸦片商人更可耻

鸦片餐得以在中国崛起并盛行全国，到今天屡禁不止的失控局面，是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暂时我还没有听过世界上哪个地方的饮食业会为求赚钱把人命作贱到这个地步。我也不明白，中国人的道德号称全球第一，为什么会干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来。从媒体就鸦片食店店主所作的采访可见，他们都是为了求生存才这样狼心狗肺，他们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跟毛泽东在延安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种卖鸦片，看来没有很大的不同。

同样，就如毛泽东这样不择手段最终除了自己做了皇帝之外并没有造福中国人民一样，卖鸦片餐也只是为了活己而不理他人死活的绝对自私劣行。若衡以中共的最新道德守则《八荣八耻》，这些卖鸦片餐的食店老板和靠种卖鸦片起家的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就起码囊括以下五大耻︰「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背离人民为耻」「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违法乱纪为耻」！

如果当年英国的鸦片商人是可耻的话，现在这些卖鸦片餐的中国商人则可耻十倍，因为前者是明买明卖，愿者上�牵�但后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胜防，上了毒瘾还以为是食欲大增，或以为是遇到天下间最棒的厨子。

万马齐瘖国人欲拒还迎鸦片餐

但奇怪的是，除了几个因吃鸦片火锅而自觉上了毒瘾的受害人向传媒稍作投诉或呻吟之外，似乎一般中国民众对鸦片餐并无很大反应，尽管鸦片餐的问题相当严重，但也没有听过有多少人因而刻意回避这些鸦片餐。就像体育之星姜波、安琦和张宝峰等人一天到南京一火锅店吃火锅，吃到一半的时候，姜波从火锅里捞出一个好像罂粟壳模样的调料，就狐疑说「这个调料里不会含有兴奋剂吧？」于是大家都停下了筷子，但安琦接着就说「都吃半天了，现在不吃也没有用啦......大伙儿似乎吃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份羊肉。」（见二○○四年二月四日《南京日报》）毕竟「吃」就是中国人用以发泄被奴役的苦闷和逃避茫茫前路的主要途径，嘴部的蠕动和对被咬噬物的绝对控制，是无数中国卑微老百姓自觉尚可体现自主权的重要活动，是人生快感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有人暗中把鸦片跟食物结合起来，无疑有助于把国人吃的快感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也许这正是许多中国人抑压在潜意识里面的秘密欲望，吃过鸦片餐的中国内地朋友对我说，他们一般都是知道食物是加了罂粟的，但还是会大吃特吃。他们说，当然是有人吃得上瘾了，但基本态度是︰并不在乎！看来他们对待鸦片的态度并不如外面世界的人想像的那么认真。这也可从当局对掺用鸦片的食店经营者一般只是轻微罚款了事的宽松态度得到旁证。

在一个有六成五国民希望来生做外国人甚至宁愿做猪也不再做本国人的国家，万马齐瘖，举国若盲，做人那么清醒有什么意义呢？醒着只会感受到更多的痛楚。就如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诚然，中国人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有以毒品自我麻醉的资格。而在中共当局眼中，沉迷鸦片当然也比沉迷台独疆独或法轮功安全得多，就像旧社会中的财主会觉得儿子待在家里吸鸦片比到外面狂赌败家安全得多那样。

满清时国人要吸鸦片，还要到药店假「试药」之名，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到食店大吃大喝鸦片餐，真是方便多了。

年年欲惜春

中国大陆官、民之浪费，是举世无双的了，郎咸平就写了篇广为传诵的《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但我认为中国人的浪费不仅仅是一般文明世界所说的浪费，也是有其浓厚「中国特色」或「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式的浪费往往与摧残、蹂躏合而为一，所以是糟蹋。而且这种糟蹋也是世所罕见，所以要在前面加「畸形」二字，以资识别。

从潲水榨取食用油

虽然约占中国八成人口的农民生活仍然困苦得无以复加，全国有两亿人每天人均消费不足一美元，但中国人浪费食物也是毫不手软的。调查显示，普通餐馆一桌饭菜一般至少会吃剩百分之十，一家餐馆平均每天要倒掉五十公斤剩饭菜。仅对陕西一个省的统计，一天就要浪费掉五千吨饭菜。全国一年下来，就这样倒掉的饭菜高达六百亿元。浪费到此为止，已经是要千咒万骂的了，但还是可以想像的。但利字当头不理他人死活的中国人竟然大举从食店收集这些潲水，这些潲水或再混和食店中无数次反覆油炸至不能再用的废弃油，然后把这些油淋淋的潲水里面的油压榨出来当食用油卖钱，再把剩余的残渣汤水用来喂猪。这些潲水本来就是来自中国市场上典型的伪劣食品，加上在储存、运输过程暴露在空气中，微生物、细菌大量繁殖，动物性油脂氧化腐烂，腐败变质产生毒素，其实就是连猪也不应该吃的，现在却「物归原主」，回流到食客的胃里。

这种从潲水或泔水榨取的油就叫做「潲水油」或「泔水油」，在中国大陆相当流行，防不胜防，避无可避。

这些「潲水油」（还有从地下废水道采集而来的「地沟油」）由于比正当食油便宜得多，很受餐馆欢迎。其他一般需用大量油炸的食物如即食面，也爱用这种贱价「潲水油」，西安市政府早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理非法从事加工销售废弃食用油脂专项行动，从二零零六年四月起三个月内就收缴了泔水油近十六万公斤！西安市商贸局并组织了全市四十五家餐饮参与「西安市饭店餐饮业坚决抵制使用泔水油，确保市民健康用餐」行动。但这跟〈（黑龙江）牡丹江捣毁泔水油黑窝点每天千吨假油运往全国〉的新闻比较起来，真是何足道哉。

这种「潲水油」令人极度恶心尚在其次，最大问题是一般含有大量黄曲霉素（aflatoxin）,苯并芘（benzopyrene）和砷（arsenic）等多种烈性毒素，在国外只会作生物柴油用。每年成千上万吨的「潲水油」倾进胃里，诱发了多少癌症、怪病，糟蹋了多少人的健康，浪费了多少医疗资源，又多制造了几多亿万的东亚病夫？

活牛活猪注水惊天地泣鬼神

在中国，注水肉才是家常便饭，注水牛肉、猪肉、鸡肉、羊肉最普遍，而注水狗肉、驴肉、兔肉、蛇肉等等也时有所闻。中共虽然对法轮功、台独、疆独等民权运动控制到几乎滴水不漏，但面对注水肉等无数食品祸患却是出奇无能。 《南方都市报》月前就报导，〈东莞注水牛肉日流深圳六十吨〉，全国加起来有多严重，可想而知。但中国大陆的注水牛肉、猪肉（甚至是注水羊肉和狗肉）的制法跟全世界的注水肉都是不同的。全世界的注水肉都只会在动物屠宰后才注水，但在中国，注水分成两个步骤，屠宰后固然要注，屠宰前也要注，而且以后者注入的水份更大。在中国，这叫「活牛注水」或「活猪注水」。注水工把水管强行从牛嘴巴或鼻子插进胃里，有时为了灌进更多的水，注水工会把锋利的钢管插入牛的胃里放气，腾出注水的空间！牛只经注水后体重通常增加三分之一，也就是三百公斤变成四百公斤了，这样牛宰杀后就会有大量的水残留体内。至于活猪注水，方法是在屠宰前用铁钩挂穿活猪的下巴，迫使猪头昂起，乖乖让插进来的水管任注。有些中国人扬言「来世做猪，都不做中国人！」，若他们指的是中国猪，大抵只是因为还不知道中国猪死前随时要灌水这样的事。

中央电视台于二００三年底在著名节目《生活》中播出了活牛注水的整个过程后，相信让好多观众一段好长时间也不敢再碰牛肉，也让我想到曾被日军灌水的中国人其实不是那么值得同情，只要有机会对付弱者如猪如牛，中国人是决不会比日军失色的。到二００四年中，央视再于《生活》中播出〈四川泸县给生猪注水成专门职业〉。的确，在中国，给猪牛在屠宰前灌水已成专业，就如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洪官屯乡一家屠宰场的老板在《生活》中受访时居然说，他们精于「活牛注水」，宰场都是根据市场行情和客户的要求，以提供不同含水量的牛肉，「我们做生意的要讲究信誉，你要什么质量给你什么质量的。百分之十的，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五的，百分之二十的水都是自己掌握。这个一头牛出多少肉咱们自己心里不是都有数嘛。这样灭绝人性的话，这个年代除了中国人，还有什么人讲得出来？

虽然，当局也似乎在努力企图以设立定点屠宰场以解决私营屠宰场制造注水肉的问题，但定点屠宰场的管理也如中国的所有管理那样：千疮百孔。 〈定点屠宰场加工死母猪〉、〈定点屠宰不定点主管部门装哑巴〉、〈定点屠宰极待改进〉、〈定点屠宰极待规范〉、〈定点屠宰令成一纸空文〉等等新闻排山倒海而来。而且，国内的肉品稽查人员还流行收取「注水许可费」，总之，当任何的监督措施都变成敛财揩油机会时，一切所谓改革治理整顿都是徒然。

中国目前每年约屠宰六亿头生猪，一亿三千万头牛，即使当中只有一成在屠宰前灌水，要给三百公斤的牛或一百公斤的猪注水增加三分之一体重，再加上在灌水过程中动物挣扎而浪费掉的，还有在屠宰后用针筒之类工具大量注入肉块的水份，一年下来所浪费的水，可以灌溉多少公顷干裂的农田，可以填满多少断流的河溪？虽说这些用以给活牛和活猪灌水用的水部份并非自来水，而只是受污染井水或河水，但在中国许多地方，由于地下水干涸，就连这些受污染的井水或河水也是没有的。

中国大陆民众的人均水源只有全球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一些地方甚至每四天才供应自来水一次，也越来越多人发出中国将亡于缺水的言论，却有无数中国人以数以千万立方米的水资源用于活牛活猪灌水以敛财，害了人类，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所以，即使中国最终或会亡于缺水，倒也不算是什么坏事，因为这到底是自取其祸而已，最坏的是中国人的自作孽祸连别国，譬如中国的污染物飘到台湾或日本，或如最近报导指中国为了缓和对水源的渴求，而有意在雅鲁藏布江建水坝，以让这条从西藏流向印度的河流改道流向中国境内，置印度国民死活于不顾。每想到中国人对天然资源、对人类、对动物完全不可理喻的摧残，就非常怀疑他们有没有资格继续扩张，或收回由其他文明国家代管的领土。

卖血、活摘器官、人造孤儿

虽然中国大陆奉行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五十多年，却培养不出会自愿捐血和捐赠器官的国民。结果，血是要买卖的，而器官，不是从死人身上摘取的，而是从活人身上活摘下来。即是说，明明可以废物利用不做，却偏要把一个健康的活人好端端的弄至半死或死亡，而去救另一些较有钱的活死人，这也是适者生存演化论在中国恶土上的怪胎。中国有数百万人以卖血维生，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赤贫得一无所有的人，而铺天盖地的卖血活动也令爱滋病在中国濒于失控。跟卖血、活摘人体器官的颠倒谬行一样，外国人到中国收养的婴儿也未必是真正的孤儿，而随时是人口贩子拐带或收买回来，或是中国赤贫妇女为改善生计而为黑市婴儿贩卖市场刻意繁殖的「人造孤儿」。但中国当局对于这些「人造孤儿」的勾当一直不想张扬，因为外国人领养中国「孤儿」已经是门大生意。

据法新社月前报导，单单在二零零四年一年，仅从官方传媒报导中就已有三千五百名婴儿从人口贩子手中救回，尽管在我看来，这样的拯救对这些原本有机会落入洋人怀里的婴儿来说，是一辈子也无法弥补的不幸。最为槽蹋生命的是，中国的「人造孤儿」市场除了刺激了婴儿拐卖活动，更催生了以繁殖并售卖亲生骨肉作「孤儿」的行业。 《时代杂志》就曾报导云南妇女靠不断贩卖亲生骨肉来糊口的惨况，当中一名已卖了两个亲生骨肉的二十三岁妇女说了一番必须载入《中华五千年文明》或《新中国万岁》的话：「以前我们靠养猪赚钱，但要一年才养大一头猪，而且饲料又贵，生个孩子九个月就行，而且不花钱！」

年前当局就揭发〈河南一农民为「快速致富」七年卖掉五儿女，「获利三万」！但报导指：「在理论界，关于自生自卖算不算拐卖、犯罪颇有一些争议，这客观上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以上数例，就是我对中国式畸形糟蹋的一点观察。





转自《开放》２００７年元月号

年年欲惜春

最近又看了几宗惊心动魄的中国大陆新闻。当中包括︰（一）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已达一亿三千万人；（二）营养不良令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百分之三至四；（三）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去年全国出动执法人员一百三十一万人次。污染反弹屡禁不止...... （四）全国七十九个城市缺水﹔（五）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百分之三十五，事故死亡人数则占全球约八千名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八成。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印度的十倍﹔ （六）中国两人中有一人迷信求签﹔四人中有一人迷信星座﹔（七）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屡禁不止，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达到一一七比一百，甚至一五○比一百（八）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

「东亚病夫」提升为「世界病夫」

以上的报导全是由中共官员或党控机关研究所得并经党控喉舌发布的中国国情。按常理，实际情况可能较上述情况严重得多。但单从以上数据看来，中国不但极其腐化、肮脏，中国人甚至可能已冲出亚洲，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世界病夫」了。

类似以上真人真事任何一件若发生在世界上稍为文明的地区，或会引发民众以选举更换政府、或会触发革命、或会有人废寝忘食以求解困良方，或会有人以断指剖腹自焚以激励民心，或会有人以一死谢天下。孟子若在生，除非已被关在秦城监狱，否则也早已鼓吹「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了。

面对中国千疮百孔的现状，中国人的反应是怎样呢？还有点良心的会说有心无力，绝大多数会是无动于衷，甚或对情况也不清不楚，总之是继续莫谈国事，继续热烈参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继续灯红酒绿卡拉OK ，继续相信中国的问题都是由天灾、西洋人或东洋人所造成，继续等待每一个获官方御准的排外机会、以发泄被奴役的苦闷和夺回中国失落的自尊，继续相信中国最需要的还是监狱一样的稳定，继续相信中国文化优越无比、继续以身为中国人为无上光荣、继续相信中国不管有没有能力治国但统治面积还是越大越好（譬如中国官民日夜扬言要解放台湾和钓鱼台等），尤甚者，他们会继续越来越相信廿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十亿工蚁任压榨他国难匹敌

中国国内的大问题几乎每一个都严重得足以令中国陷于灾难的深渊，它凭什么问鼎世界盟主呢？当然我不是说中共或中国就会走向崩溃，正如我以前引用费孝通的观察那样，中国这样的社会只会慢性瘫痪而难以崩溃的，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厚的「烂活文化」，人人都是有潜质忍受大苦大难大侮辱的苟活专家，鲁迅就说，「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们已越来越看得清楚，中国人心目中所谓世界盟主，无非是借其经济威力。而其经济威力说穿了无非是通过统治集团牢牢控制着全中国超过十亿的劳动人口，将这十亿人当作工蚁一样的呼之则来任其压榨。中国大陆于一九八二年颁布的宪法中已删去工人有罢工权利的字眼，理由是「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不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所以不把罢工列为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全国工厂均须成立由党控制的工会，目的当然是确保工人不会引进及行使自由国家劳工所享有的权利。

中国官商乘着世界进一步走向经济全球化，就牵着这这十亿只工蚁像海啸一样扫荡全球。文明国家讲人权，雇员开支不能太低，生产也要顾及环境生态，在在都是开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 AFL-CIO）已经指出，「中国政府对劳工的剥削，已经严重扭曲了全球的劳工市场，要不是中国镇压工人权利，美国国内制造业职位和工资所受打击会大为减少。」至于其他穷国也不容易与中国匹敌，原因是在这地球上也不容易找到一个像中国人那样集奴性、卑怯、阴险、爱财、自私于一身的穷民族。

中国以这样原始野蛮的管治模式称霸于世，对这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典型的中国人当然不会同意中国是原始野蛮（就如精神病人没有几个是会自认是精神病人那样），但他们肯定会反问︰现在的世界盟主美国不野蛮吗？可怜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要以美国的一言一行作为自己行事的最高指标呢？某社会贤达奸淫掳掠，难道我们就有理由奸淫掳掠吗？中国人将孔子捧上天，为什么所作所为总是跟他所教诲的「见贤思齐」背道而行的呢？

举国皆奴役难望救国救民

许多人认为，解决中国这些老大问题，发展教育就是不二法门。却素来极少极少（中国）人指出，共产党（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教育重点只是洗脑，而不是培养国民独立思考或监督政府施政。可以说，中共控制下的教育，目的主要是方便让民众接收政府的命令，认同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纵容或原谅当政者的恶行，概言之，都是为培养奴才而设的「教育」。接受如此「教育」的人一旦当上大官，可以做的还不过是没完没了拿着「稳定、团结」之类万年口号炒冷饭。所以，从这角度看，在中共控制下，有能力上学也不一定是值得庆幸的事。陆九渊说的「虽不识一字，亦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亦意境全出矣。

那么，什么比教育更加重要呢？当然是政治，是政体。因为控制学校课程、调拨教育资源的是最高政治领导，教育部门至多是统治者的工具。更有什者，政治责任荡然，统治者无法无天，即使当局有心想花钱搞好教育，教育经费也会由于官场腐化而被侵吞，「希望工程」也会变成「欺望工程」。将一切管治问题的根源非政治化，本身就是极其政治化的举动。筑堤修坝偷工减料导致水灾，倾全国之力在奥运摘金而无视民众健康和运动普及设施，斥千亿送人上天而要乞灵于「希望工程」来振兴教育，高干子弟个个家财亿万而无数人年均收入不过数百数千，难道这些不是与腐败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即从简单的人性看，如果一个政治制度只是待民众如牛马，视民命如草芥、以剥削奴役草菅人命为己任，担心监狱而不是民房的稳固，那么也休想这些牛马不如的奴才会有公德精神，不滥伐不滥垦不滥采，爱护长江黄河淮河漓江洞庭湖，或响应统治者任何救亡呼吁。毕竟，奴才的天职只是依法舐痈吮痔、蝇营狗苟，救国救民的大任，叫奴才太沉重了。




《开放》2005年4月号

年年欲惜春

中国政府或国人越来越有一种怪癖，就是只要找到美国任何错失，就以此作为替中国类似错失开脱的理由。最典型的当然是，以美国曾屠杀印第安人、歧视黑人，杀害他国军民等，作为中国践踏人权的自辩理由，又或以美国天文数字的总统选举经费，认定民主只是有钱人的玩意；甚或以美国也有贫民窟，来说明资本主义之失败，和中国的贫富悬殊也不足为耻等等。类似援引，也渐次蔓延至香港。至于世界上是否有其他没有贫民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人似乎是没有什么兴趣研究的。

中国人这种与见贤思齐、反求诸己恰恰相反的心态，从鲁迅说的「外国也有」，到今天的「美国也有」，一脉相承，原意是反美自保，结果却变成美国的价值观和经验世界的俘虏，这是非常可怜的。

世上最共产主义的国家

我来了挪威半年，潜心学习挪威语和研究传诵天下的北欧模式，赫然觉得他们的社会才最具共产主义特色，也跟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最为相近。但为什么中国政府或中国人对此毫无兴趣呢，这自然又再令我想起「叶公好龙」的故事来。

这里的人几乎比中国人更反美，但他们反美的原因跟中国人反美大不相同。他们反美，绝对不是因为像中国那样因被美国批评人权问题而光火；中国反美，也绝不是因为嫌中国的麦当劳分店太多。他们反美，确能自力走出一条美国人也望洋兴叹的康庄大道来；中国人反美，则多只是作为自我作贱或作贱同胞的遮羞布。

无论是按旧中国的「大同社会」，还是新中国的共产理想世界，我渐渐发现，似乎北欧才是中国人最应研究、取经的社会模式。对于中国发展的社会死结，如彻底畸形的贫富悬殊、对大一统的疯恋、对少数民族的虐杀、对宗教的摧残、对自然生态的糟蹋等等，北欧国家都提供了极佳的正面教材。来了挪威七年的英国朋友还在向我抱怨：挪威人口只有四百多万，学挪威语很不划算，他的苦闷我完全了解。我开解他说，挪威语和丹麦语、瑞典语甚为相似，学会挪威语大抵也明白丹麦语和瑞典语，这一点他知道；但他忽略的是，这是一个最高文明人类之一的语言，是一个论质而不是论量的文化结晶，其重要性，其正面意义，绝对不下于五分之一人类讲的汉语。

到底北欧的文明高在哪里？挪威又何以能够连续三年成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全球最佳居地？下面我会首先介绍一下北欧精神的灵魂──平等，并以我较熟悉的挪威社会为例。

挪威社会之平等精神、或者说人道主义是令人震惊的。这起码体现在两方面，财富分配和社会民风。从人类历史看，一个社会要发达难，但均富更难；要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或永远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更是只要稍稍收敛疯癫行为即可。一个社会可以做到共患难、共富贵，是极难极难的，这是人类极高度文明的体现。挪威被外国统治达五百年，三十年前以欧洲的标准而言还是穷国，惟全国上下只是胼手胝足，有饭吃饭，有粥喝粥，没有像中国那样终日以国际苦主身分哭闹化缘，卒将挪威变成民无怨声的人间均富乐土。挪威人均年收入三万八千美元(即平均月薪二万四千七百港元)，但其个人月薪中位数达二万七千港元。香港的人均年收入也逾二万四千美元(即平均月薪一万五千六百港元)，但个人月薪中位数至多只有一万元左右，月薪数千而每周工时近百、劳累至死者比比皆是。香港的坚尼系数高达○?五三(一是绝对不平均，零是绝对平均)，美国也达○?四五，中国则是「一富九贫」，无容细表，而挪威等北欧国家只有○?二五左右，全球最低。据福布斯二○○四年全球富人排名榜，挪威首富John Fredriksen的身家只约有十九亿美元(注1)，全球排名第二百九十三位，而香港首富李嘉诚的个人财产达一百二十六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十九位！但挪威一般平民的富裕程度则稳踞全球最前列，远在香港之上。怪不得一名挪威富翁颇沉重的对我说，「在挪威，钱不会令你特别快乐。」(注2)

香港也是有钱的，但只集中到极一小撮人口上面，以致一小撮人饱死闲死，但无数平民要不是失业，就是在可耻的待遇下被奴役而死。可见，香港那种典型中国式贫富悬殊病态社会是毫不足取的。但居然有不少华人，当中甚至包括许多生活困苦的华人，竟然为李嘉诚跻身世界级巨富而感自豪！

不准有人「饱死、饿死、做死」

挪威社会不容许出现有人「饱死、饿死、做死」的香港模式，所以公务员不会像香港公仆那样依法掠夺，或中国大陆高干那样「假低薪真官倒」，挪威虽然经济强劲，加上四百五十万人口拥近万亿(港元)石油基金，但堂堂总理月薪也只有六万(港元)左右，税后只有三万多元，税后薪金与最低薪的公仆相差只有两至三倍左右，试问世间有多少公仆愿意这样拿九流的薪酬，提供一流的领导？香港则恰恰相反：薪酬一流，领导九流！但挪威公仆并没有因为不能依法掠夺而吓唬「人才流失」？

由于挪威公仆没有依法掠夺，所以没有出现高干、高官「饱死」的病态，当然更不会有人以吃路边垃圾以免于饿死的悲剧。而且为了防止有人做死，政府规定民众一般每周工时不得超过三十七?五小时，加班工资双计，为了防止有人滥用加班，每人每年加班总时数不得超过二百五十小时。为了防止剥削，有关工会将最低时薪订为约港币九十三元(十六至十八岁雇员则约为港币六十五元) ，最低月薪约港币一万五千元，另外薪酬由工会和雇主共同磋商议定，个别员工(包括公务员)也可另外自行与雇主议定薪酬。为了让劳动阶层确能享受假期，绝大部份商店不得于周日和公众假期营业。为了让员工不致于在假期无钱消遣，员工在每年夏季获发放相等于年薪十分之一的「假期金钱」。六十岁以上的「假期金钱」会增至年薪的十二?五%。失业人士可以领得约等于其在职时收入六成的失业救济。

也由于挪威公仆没有依法掠夺和深厚的平等精神，挪威妇女产后有十个月的全薪分娩假期，或十二个月的八折支薪分娩假期，以确保母亲和婴儿得到最人道的照顾，北欧的有薪分娩假期全球最长，当中又以挪威为最。为了确保儿童的福祉和任何人都有财政能力养育儿女，政府对儿童发放现金补助。儿童一到三岁每月可得约五千多港币，四到十八岁每月约得一千百港币。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无需缴费，除了出于人道，当然也因为这里的教授没也有像香港教授那样依法掠夺。挪威之人道更泽及异族，那怕只是居于挪威的外国人都可以免费起码学习八百个小时的挪威课语，以我为例，更令我深为所动的是，开学不久，校方即为全部学生检查听力，以确保不会有人因有听障而延误学习，有听障的学生会由专家一对一或一对二到三教授(常人最多是一对十五)，班上无法追上进度的学生会调到程度较低的一班或小组教授，务求做到国无遗孤，人人识字，都能与当地人沟通。政府这种真的将人当人、「爱民如子」而又认真务实的人道精神，贫穷如中国做不到，富贵如香港也做不到。

可见，挪威才是超级福利国家。但是挪威并未闻有「综援养懒人」(编注：即指香港政府的福利救济)、「车毁人亡」或「拖垮经济」之类威吓，在此全球经济尚在痛苦挣扎之际，眼下挪威民众消费力强，没有泡沫经济、不需要宏观调控、失业率不足四%。

「民选皇帝」旷古绝今

挪威的平等精神，除了充分落实到经济、政治上面，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弥漫平等气氛。这可以用几个鲜为外界所知的事件稍加说明。一是挪威独立后从丹麦皇室请来重建挪威皇室的卡尔皇子也是通过挪威全民公投通过才就位的，做皇帝的也要经民众通过，实属奇闻。现位国皇Harald五世早于一九六八年即娶平民为妻；其子Haakon王子更进一步，两年前娶一曾染毒瘾、育有一孩的失婚妇人为妻，挪威人无不引以为傲，因为皇室为人人平等和扶助弱者的挪威精神树楷立模。最近Haakon王子得一女──即未来挪威女王，挪威举国若狂，视若己出。候任皇帝和曾染毒瘾、育有一孩的失婚妇人结婚，在别的皇室简直是天方夜谭，即使有也必会成为传媒八挂负面新闻的重点。另外，现任挪威总理的女儿将与总理的近身保镳结婚，亦成城中美谈，又一社会平等精神的见证。至于挪威人与有色人种通婚，专业人士和低技术人士通婚，更是寻常不过。

挪威人「说大人则藐之」的作风，在最近一件全国瞩目的事件中得到经典演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前领袖，著名回教精神领袖兼拉宾友好Mullah Krekar由于被发现在挪威继续以难民身分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而将被遣返伊拉克，他出席挪威的巴基斯坦裔政治谐星Shabana Rehman小姐的辩论节目时，一脸虬髯，一派严肃，席间Rehman小姐问这位回教精神领袖可否接受一个测试，以检验他是否真的如许多人所说的那么原教旨主义(编注：指其信仰是完全接受《古兰经》里所述的每一件事的真实性)，问准后二话不说就以双手从精神领袖的臀部将他抱到半空中，精神领袖大惊失色，继而大发雷霆。 Rehman说，要是她这样一个只有五尺四寸的女子也能一手把他抱起，他应当难以危及挪威的国家安全。但精神领袖对这谐星的幽默毫无兴趣，认为是奇耻大辱，并成为这样被这位政治谐星抱过的人当中第一个为此告上法庭的人。但民意调查显示，近九成挪威人认为无伤大雅，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妇对我说，挪威是很自由的，而且这是政治谐星节目。我说，精神领袖大可以选择到不会被人抱起的回教国家当政治难民，何必来挪威呢？但他却还在苦苦争取不被遣返。

其他北欧四国的社会平等精神，俱与挪威雷同。都是均富、没有贫民窟、民主选举不是有钱人的专利、福利社会没有导致车毁人亡，善待国内少数民族，甚至成为回教国家和有色人种的政治避难胜地。但「好高骛远」的中国人就是置之不理，只是要「超英赶美」，只以美国模式为战靶，奈何。




注释
注一：John Fredriksen由于不能接受挪威的均富政策，已于二○○六年入籍塞浦路斯(Cyprus)，但一般挪威人对此毫不在乎。

注二：挪威政府对待巨富的态度，不会像香港政府那样的通融。 John Fredriksen曾于一九八七年入狱；最近，身家约有三百亿港元、全挪威第四富有的Kjell Inge R?kke也因贪污丑闻入狱三十天。这在香港是不容易发生的。

年年欲惜春

● 曾特首八九年曾出席过支持中国民运的活动，但今天在证人面前一再高调否认。其实他已有多次「脸皮厚」的纪录。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也指他这样的天主教徒未必是好特首。



早前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回应记者提问时提到，现特首曾荫权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当天（当时曾为行政署署长）也有出席支持中国大陆民运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活动，华叔并表扬曾荫权说，「他那时还有些热诚」。但远在昆明的香港特首曾荫权居然马上至少三次严词否认曾经参加过支联会举办过的任何活动，也没有参加过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并解释说，当日只是偕儿子到跑马地马会（即该次义演地点）餐厅晚膳后，离开时偶遇司徒华，彼此閒谈两句而已，决不是参与当时的义演活动。儘管其后当时一些义工也说确曾看到曾荫权父子参加活动，并招待他们到贵宾席，但曾荫权还是坚决否认出席过支联会的任何活动。

  

曾特首有多宗操守不佳纪录
曾荫权的强烈反应自然引来许多人的质疑，当中可算以资深传媒工作者方苏的分析最中要害。方苏说马会餐厅与义演场地明显有一段距离，「假如曾特首说的是真话，他当日是到马会吃饭，但也有到义演场区去，而且是长距离特地走过去亮亮相。曾荫权当时是殖民地高官，理应知道那次义演是甚麽活动，也理应知道当殖民地高官的守则和禁忌 ...... 可能的解释是，这是他对北京民主运动表示支持，又或者希望被人认为或「误认」自己支持民运。在当年全港以至全世界都支持民运的大气候下，表示支持中国民运完全是『政治正确』的取态。」方苏说，大抵是曾荫权「下错注」而已。
三年多前，为了撰写《高官废话公式宝鑑 - 探讨香港社会超稳定的语言学基础》，没有人比我研读过更多的香港高官废话，曾荫权给我留下颇坏的印象，特别是他在香港金融风暴中彻底保官弃民的做法，其后又乱点鸳鸯谱的胡乱预测以致延误香港救治。而且过去他也确曾人赃并获的被发现干了几件并不光彩的事。

譬如于一九九六年，他为了长子曾庆衍从英国学成回港之后，不必考专业试即可注册行医，竟以财政司信笺，致函香港医务委员会，企图以官威促令修改成例；又如于二○○一年他担任财政司长时，绕过本港的汽车代理，远渡伦敦以较低价买下八十多万港元的平治豪华房车，再运返香港，省下车价连税款近廿八万元，并藉其过往宣佈的政策，额外省回三万元的首次登记税优惠；再如于二○○一年，劳资审裁处裁定曾任他财政司司长官邸的家厨于燕平索偿被欠超时补薪得值，于燕平获偿还四万港元欠薪！香港官场透明度低，失职行为极易隐藏，连被发现的也有这麽多，我不敢想像未被发现的还有多少。曾这些事换作一般官员，早就乌纱帽不保，告老归田了，但曾却可以高官照做，而且越爬越高。他曾罕有地解释过自己的成功因素：「作为公务员 ...... 我们工作的其中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脸皮要厚。」的确，厚黑学宗师李宗吾先生不就曾说过，所有英雄豪杰成功之秘技，不外是「脸皮要厚」和「心要黑」吗？

自命「政治家」，不懂弔民伐罪
有这样履历的「政治家」（曾荫权早前申报职业为「政治家」）会怎样看待民主运动呢？大家都是不作妄想的，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再三否认那样的心拙口笨，连陶杰等也耻笑他说：他不是才刚刚高薪聘用了一些政治化装师（ spin doctor ）麽？甚至我跟在教会做事的妻子谈起此事，她马上就说，不是很像马可福音中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吗？我说，彼得也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只是若不这样做就随时可能跟耶稣陪葬，是可怜可悯的，但曾荫权绝没有面临这样的人身危险，最坏也只可能是少一点点荣华富贵，譬如由十个家佣减为五个家佣之类而已。也有人说，可能曾荫权真的如他所说只是路过活动场地而没有参加呢？若这是事实，难道这样三番五次否认参与过这样的民运活动是很光彩的事吗？谁见过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会公开一再否认参加过反纳粹统治或反独裁统治的活动？曾荫权大声说﹕「我不想纠缠于这些无证据、无厘头、莫须有的指控，我再重申一次，我没有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这不就是等于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宣称﹕「有人说曾看见我出席反纳粹统治的活动，我不想纠缠于这些无证据、无厘头、莫须有的指控，我再重申一次，我没有参加《民主歌声反纳粹》活动。」弔民伐罪，伐桀放纣，不正正是政治家的天职麽？

香港名利之流不少是「饭碗基督徒」
令人更加不解的是，听其言观其行，谁会想到曾荫权居然也是个天主教徒，而且看起来相当虔诚，他每天早晨都到教堂祈祷。那麽，就算不是政治家，但身为上帝的儿女，不也是应有弔民伐罪、明辨是非的道德责任麽？于是，早前曾荫权角逐香港特首时，深受敬重的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就只好「大义灭亲」，极其罕有的发出预警：「天主教徒未必一定是好特首」，这句话是说得极重的，却全属事实，无奈香港特首是由北京政府一手钦点。
当然，教大有枯枝，问题是这样的枯枝似乎都集中于中国地方。鲁迅就当头棒喝︰「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呢？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即无操守），是甚麽也不信任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 」还说，「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已故的着名人类学家许烺光教授在其大作《美国人与中国人》中就曾详述中国人每藉信教得到物质利益这个现象，并称他们是饭碗基督徒（ rice-bowl Christian ） 。

何以香港许多寡廉鲜耻的官员或社会名流竟然名义上都是基督徒呢？原来他们当年之所以入教，多是因为就读于教会学校，香港的名校十之八九是教会学校，在这些学校读书而又坚持不入教是极其不便的，也会因而失去不少好处，加上入教后较容易被人特别是英国人误认为同类的「文明人」，所以这些教会学校往往变成饭碗基督徒的温床。自然，可以为了饭碗而入教的人，也会有本事很轻鬆的出卖信仰以求保住饭碗的。不过，这些寡廉鲜耻的官员或社会名流对待其他宗教也同样多出于功利，如甚麽玩佛、求长生、积功德以抵偿贯盈罪孽等等。这种以弄虚作假大耍猴子戏来对待宗教的做法，也可见于中共以无神论者身份操控藏传佛教金瓶掣籤、委任中国主教等等这样的胡天胡帝。到最近中共更以《达文西密码》一片亵渎基督信仰为名予以禁映，表现得比绝大部份基督教国家都更维护基督信仰，无非也是想藉此误导世人，以掩饰他们蹂躏宗教的事实，就像老奸巨猾偏要坚持天天上教堂或建佛造庙行善那样。

天真的香港记者于是又跑去追问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有没有参加过支持六四的民主活动。唐司长马上斩钉截铁的表明自己由八九年至今，从未参加过六四烛光集会！也没有出席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又有记者问唐司长有否听过《血染的风采》？唐司长闻言呆了一呆，面有难色的反问：「你问这首歌呀？」随即箭步逃去。果然，唐司长也是教徒，是英国圣公会。

年年欲惜春

从香港过去二十年的民主发展历程和结果来看﹐民主派的表现是完全令人失望的﹐而当中又以民主党为什。香港民主派或者民主党今天的处境﹐实在已到了末路穷途的地步。到今天﹐香港民主派已经堕落为民主大花瓶﹐但这个花瓶由于主要是自发而又不自觉的﹐因此其花瓶作用远比中国大陆的八个花瓶民主党派大﹐对香港特区的一党专政统治有特大贡献。

到底香港的民主党派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是没有人可以答得上﹐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香港﹐真正有民主抗争实战经验的行动派﹐十九不擅理论探讨﹐遑论深刻反思﹐比如他们对人类民主发展历程和目前国外民主发展的情况以至对香港的民主发展的历史也都不甚了了﹐也无法比如申述一下国际间民族主义与民主发展间的关系等等﹔至于平时对香港民主发展雄辨滔滔的学者教授﹐却又可能为了所谓学术中立﹐又或为了洁身自爱﹐鲜有投身香港的民主运动﹐因此他们的意见又多是闭门造车之作﹐这些理论真的是吓死外行﹐笑死内行的。放眼香港﹐有民主运动实战经验而又擅于理论探讨﹑总结经验的人﹐少得可怜。

「仁慈的独裁」窒息抗争意识

香港民主派共有的一个相当致命﹑却是他们罕会意识得到的先天弱点是﹐他们过去特别现在大都没有受过香港政府很强烈的迫害﹐以致当中绝大部份都是政治温室的小花小草﹐也有很多是后知后觉半途出家的民主插班生﹐这类民主派每每对政治与权力态度幼稚﹑抗争反抗意识薄弱﹑处处为主子设想﹑思想底子单薄﹐信念容易动摇﹐总之﹐就是缺少了一种源自被压迫经验而发自心底的反抗动力。这种深植于个人内心的反抗意识﹐并由此引发出来的对公义的追求﹐是一切抗争运动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的的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魂不附体的运动。

回望历史﹐当年香港人由于中共统治远比殖民地残暴专制而无可选择地贴贴服服地接受殖民统治﹐以致英国无须在香港实行高压手腕﹔也由于中共统治比任何殖民统治都更残暴专制﹐使得香港人对英国人在香港的恶行相当宽容。特别是当中共于加入联合国后表明不会接受香港像其他英国殖民地那样走向独立后﹐香港往后一切的所谓民主改革都只可能是积木游戏。香港人先而没有受过严重压迫的「福份」﹐继而被完全封杀了练习自治培养政治领袖的机会﹐就只能呆在政治温室里咬着政治奶嘴度日。说得悲观一点﹐如此先天背景加上中国汉人历史悠久的奴才文化﹐香港的民主发展是没有什么希望可言的。最初谁会想到英国的「仁慈的独裁」会如此斲丧香港人往后追求人权民主的意识呢﹖最讲反殖的中共以其残暴造就了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在香港发生的殖民统治﹐独裁而仁慈的殖民统治竟又糜烂了香港人的抗争意识﹐历史的发展何其吊诡。

民族主义误人不浅

香港的民主派特别是民主党之民族主义狂热﹐已明显到了损害民主理想特别是基本自由原则的地步。比如由于民族主义狂热﹐香港民主派竟然大都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划时代的突破不是态度暧昧﹐就是意兴索然﹐甚至一派蔑视﹐他们绝对没有强力呼应台湾的民主起飞﹐因为他们始终对台湾随着落实「主权在民」逐步摆脱中共暴政走向独立﹐感到耿耿于怀。他们会把台湾民主发展琐碎化为李登辉的台独阴谋或独台私心﹐或以「黑金政治」一言蔽之。也由于民族主义狂热﹐即便新疆或西藏等地的独立抗争人士多年来受到中共残暴对待﹐基本人权荡然﹐香港的民主派也视若无睹﹐充耳不闻。也由于民族主义狂热﹐香港民主派对香港于九七年被中共暴政收回一事竟然毫无异议的拥护﹗他们坚决不理﹐当时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拥护中共收回香港的香港人从来最多也只是四成左右。

香港民主派特别是民主党由于很介意中共指其反华﹑不爱国﹐因此长期努力跟中共争夺代表正统中国的的地位﹐借此堵住中共严重失禁的嘴巴。所以他们要不断跟中共较量﹕我比你更中国﹗我比你更爱国﹗但这样的争夺和较量的后果﹐正如上面所分析﹐是很严重的﹐最终只会损害了非常基本的自由原则。不仅如此﹐还会显得胡闹。比如李柱铭在「六四大屠杀」后为了证明民主党(或当时的港同盟)并不反华﹐年复一年的到美国游说美国政府不要制裁中共﹐跟全球许多因人权理由要求制裁中共的人大唱对台﹐就显得很造作很无聊﹐而其所持理由是中共受制裁将会拖累香港经济。当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不论什么理由也不会出来为压迫自己的独裁者辩护﹐甚至如前南非或目前缅甸等无数异见人士均视制裁自己的独裁祖国为天经地义之时﹐李柱铭为了洗脱「反华」的指控﹐四出为中共向国际求情使之免于经济制裁之举﹐在国际反压迫运动中实在显得不伦不类﹐变得面面不是人。

香港民主派由于绝大部份都沉溺于民族主义﹐也可能为了买个政治保险﹐因此宁弃已经民主起飞的台湾﹐而与残暴的中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耳鬓斯磨﹐结下孽缘。

严重错估九七后形势

连民主党的领导层都已承认﹐他们严重错估了香港九七后的形势。他们在就九七前都以为﹐九七后中共会镇压他们﹐起码会对付当时的领导层﹐因此他们当时都煞有介事的培育第二第三梯队接棒﹐司徒华也特意在回归前到欧洲痛快一游﹐说担忧他若在回归后一离开香港中共就不会再让他入境。我当时早就对人说﹐由于他们在中共最看重的领土问题上完全声气相投﹐而且最多只是很罕见的在言论上说说推翻中共﹐整体上对中共根本毫无威胁﹔熟悉中国汉人政治行为和中共政治传统的人﹐是决不会有他们那样的政治评估的。当时我说﹐即便中共九七后有镇压﹐受害者也只会是一些行动上绝对比他们激进但又没有高知名度保护的无名英雄﹐这些小人物即使人间蒸发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但为什么他们的评估会错得那么厉害呢﹖原因看来又和他们来自政治温室闭门造车有很大关系﹐而他们普遍不读书﹑读错书或读而不通则令问题恶化。

由于民主党严重错估了九七后政治形势﹐这令许多领导层方寸大乱﹐重心顿失﹐对意料之外的局面无法回应﹐这不但令市民觉得民主派有「唱衰」特区政府之嫌﹐也给党内的权力斗争埋下多一条火药线﹐也令党魁李柱铭竟而一再发出九七后政治局面远比他预期的好那样有利于特区一党专政的惊叹。

跟世界任何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相比﹐香港民主派在过去二十年是交了白卷的﹐尽管他们死也不会承认这点﹐坚决闭门造车自恋下去。民主派在过去二十年在政治上连陪跑的位置也作不到﹐到今天还对草纸也不如的基本法毕恭毕敬﹐对绝大部份香港人被剥夺了选举特首的基本人权爱理不理﹐但他们对北京邪政极尽屈辱的迁就﹐并没有感动了奴隶主﹐苦尽甘来﹔而在民生方面则继续要面对由全中国民脂民膏无限量支持的左派。

民主派﹐民主党﹐救救自己吧﹗




《开放》2001年4月

年年欲惜春

● 前言：台湾于一六六二年跑来一个文明水平较低的郑成功政权，逼走文明水平较高的荷兰政权当然是台湾的恶运。但要不是郑氏家族据台称王，触犯「天无二日」的中土天条，清朝也不会劳师动众将台湾武力统一，要是台湾不是中国领土，那麽甲午战争后也就不会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并由此走上现代文明之路。历史之发展，何其弔诡！


　　　　阔别台湾两年后又去一趟，发现台湾人现在最忧心的不是中共武力犯台，而是中共对台湾经济从蚕食到鲸吞。显然，台湾必须认真增强经济竞争力，尽力给台湾人装备一些非中国大陆民众所能轻易学到并取代的能力，提昇台湾人在国际环境的生存能力，否则台湾的文明水平很容易随着被大陆经济蚕食鲸吞，逐级而降。那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不幸。

　　虽然台湾跟世界一些人间胜境还有距离，但我每一次去总觉得我在传统华人社会久已形成的昏暗人生也忽然微亮起来。我于十多年前开始造访台湾之前，一直无法相信华人社会是可以发展成这个样子，我无法想像奴气澹薄、文艺气息四溢的华人社会如何可能实现，也无法想像一个华人社会可以趋于均富，而不是如中国大陆、香港等典型华人社会那样的富者家财动辄成百上千亿（港元），贫者以垃圾为食；当然，还包括普选最高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文明水平。

中国发展极限：巨型新加坡

　　台湾的文明水平抛离中国大陆有多远？说一百年当然是太少，即使说一千年，也很难说太多，原因很简单，以中国大陆目前依然死守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莫谈国事，小心烟火」的体用模式，用共干的摩登词彙来说，就是「经济挂帅」、「稳定压倒一切」、「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之类，中国大陆发展到最好，也只可能成为一个巨型的新加坡，也就是一个没有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司法独立等等基本公民权益、却让你衣食无忧的地方。这种管理显然是从人类的养猪经验中衍生出来，惟西哲苏格拉底早就忠告世人「宁为痛苦人，莫当开心猪」，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的大猪圈（而且也总不会像新加坡猪圈那麽乾淨），实在不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从新加坡的例子可见，经济发展不是必然会带来政治改革的。

　　台湾必须洁身自爱、跟中国大陆划清界线的最关键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两个地方的文明已经相距太远。中国本土官民经过两千多年的胡天胡帝，已经成功把过去华夏被化外之民包围的格局倒转过来。今天中国本土文化之低之劣，莫说是东亚，举目环宇，也难觅对手。台湾所承传的中国文化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七彩文化，而是大抵自郑成功以还的官化儒学专政的死水文化，以此不利条件而有今天的政治自由和均富式的经济繁荣，实属奇葩。这朵奇葩怎样长出来呢？一是台湾属于中国的边陲地带，而且有海峡相隔，晚至十七世纪中叶后（一六六二年）才因郑成功逃亡至此赶走荷兰人，方全面汉化起来，而台湾一直到一六八四年才被满清统一，第一次被收进中国版图，决不是甚麽「自古以来」的，是以相对而言所中的汉文化毒较轻。其实，要不是郑成功逃到台湾搞「两个中国」，很难想像清廷会对台湾有那麽大兴趣，情况跟近两百年后国民党赶走日本人逃到台湾搞「两个中国」、进而将中国本土的汉人文化、制度和政治争端带进台湾几乎如出一辙。从这角度看，台湾一直是任人宰割、无可奈何的羔羊，而来自中国本土的败将残兵则一直一厢情愿的要台湾人不问缘由、毫无保留的跟他们一起背负东山再起、逐鹿中原的大汉皇帝梦，以及一家独大的儒家道统。

梁启超歌颂日本治台成绩

　　台湾一方面正式沾染中国本土文化的时间较短，另外也非常重要的是，它至少经过两个文明水平远在中国之上的外来文明即荷兰和日本的教化、善化，统而言之，就是文化排毒和启蒙。荷兰人不仅致力剷除台湾原住民的猎头风俗并教以文字，传以福音，整体而言是让台湾人第一次领略现代文明的滋味。日本优质文明和中国劣质文明的文化大战，在甲午战争后日佔的台湾土地上轰然展开。女子缠足、男子蓄髮、全民吸毒等汉人几百年到上千年一直难以根绝的痼疾落在日人手上即应声而溃，这些成绩当时除了获得国际社会的讚扬外，连最热爱祖国的思想巨人梁启超于一九一一年游台湾后也很痛心地倾吐对日本治台成绩的讚美﹕

　　「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盛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愀然有所动于中。谓同是日月，同时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非亲见又乌乎辨之？......台湾隶我版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馀万......日人得之仅十馀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馀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二百馀万矣。吾内地若能效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台湾之行政措施，其美备之点极多......其中又岂无一二可师者。就中若改币制、办专卖、兴水利、调查土地户口、干涉卫生等，多有独到之处，应用最新之技术，万国所共称叹。吾又安能违心以诋之耶？吾国人又安可不虚心效之耶？」（见梁启超〈游台湾书牍〉云南教育出版社《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四集）

　　梁启超对日本治台成绩的讚叹并欲师法，跟其后另一位爱国者孙中山对英国治（香）港成绩的推崇并立志将中国「香港化」的做法，惊人吻合，不在话下。从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澳门、以至昔日中国租界的发展均凌驾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本土管治之远逊于殖民统治，显非例外，而是常规。

　　是以，一些学者如中央研究院的周婉窈博士在其颇畅销的《台湾历史图说》︵2001）裡依然说：「在中日马关和谈中，这个远离甲午战火的海外孤岛，竟不幸被议定割让给日本。这是台湾近代悲剧命运的起源。」就令人相当费解。台湾落入日本之手是千年不遇的摆脱劣质汉文化、展开文明升格的大好机会，也因此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才有超过七成的学龄儿童就学率，以及其他各方面均雄视整个中国本土的发展水平。日人就如英人改造香港那样，帮台湾人解决了中国人搞了几千年也无能为力的难题，加之台湾的「祖国」又不是文明比日人文明更高的北欧、西欧或北美诸国而是中国，落入日本之手又何来「不幸」、「悲剧」呢？这岂不就是梁启超说的「违心以诋之」之论？我不是不知道殖民统治的奴性本质，而是很难很难找到一种比中国统治模式更奴性、更恶劣的殖民统治而已。

中国不经殖民无以重生？

　　台湾能够先后被两大先进文明殖民统治，从而奠定了走向现代文明的不拔之基，这是整个中国本土所没有的福份。从过去两百年的历史来看，已经开到荼蘼、千疮百孔的中国文明除非经过强力的殖民统治，否则难以像火凤凰的火浴重生。着名中国通兼《西游记》、《我的前半生》英译者W.J.F Jenner 教授在其力作 The Tyranny of History（《历史的枷锁》）深刻反思说，「中国数千年来的 ......专制官僚系统，已经渗透了所有在此环境成长的脑袋，要摆脱这样的思想枷锁，非常困难。我一直认为，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皆因为有外来的殖民统治，才得以打断中国的官僚传统，从而彷照外国模式行事，推动社会发展。惟中国已经拥有强大军力，这样打断中国文化枷锁的做法已不可能。」的确，这个年代谁还会还敢大搞殖民事业呢？殖民主子也不是呼之即来的，而且看来是一去不返了。现在中国本土民众如要享用蛮夷戎狄的文明制度，就只能远走高飞国外或者高薪聘用外国顾问好了。

　　台湾于一六六二年跑来一个文明水平较低的郑成功政权，逼走文明水平较高的荷兰政权当然是台湾的恶运。但要不是郑氏家族据台称王，触犯「天无二日」的中土天条，清朝也不会劳师动众将台湾武力统一，要是台湾不是中国领土，那麽甲午战争后也就不会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并由此走上现代文明之路。历史之发展，何其弔诡！但历史是否总是这般「塞翁失马」式的重演下去呢？台湾下一次再堕入劣质文明体系如中国大陆的统治后，会否又是祸福相伏的历史情节？从中国本土五十年来的统治来看，不问这贴狗皮膏药叫「武力统一」还是「一国两制」，恐怕很难有人会希罕甚麽「塞翁失马」的了。

年年欲惜春

 

大概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共把统一中国视为全党全国首要之务﹐到今天已经先后统一了香港澳门。在自由民主政体已获公认为典范政体的今天﹐一个独裁残暴的政权竟然可以相继收回两块远较其自由的土地﹐而且还是在掌声中完事﹐此刻更向另一个更文明的现代民主政体伸手。要是大家可以摆脱一刻汉族民族主义﹐客观想一想﹐就会感觉到这是多么可怖可耻的事﹐情況就如我们拼命反对法官把虐儿成性的父母与子女隔离一样。的确﹐在此之前﹐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有发生过这样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下把自由土地交予独裁政权的事。人类的文明进展正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可是﹐香港澳门甚至台湾三地的的自决论者至今并未能针对中共漏洞百出的的「唯统一论」发出有力的还击。
  
民众有权摆脱不义统治
  
其实﹐台湾人有权自决﹐其理甚明﹐首要原因当然是﹕中国毫不含糊实行个独裁统治。只要我们翻一翻国际学界就「领土脱离」问题的讨论﹐就看到即使是对脱离权设限最多的著名学者（如亚利桑那州大学哲学教授Allen Buchanan ）也同意﹕摆脱不公义统治是民众寻求领土脱离的有力理由。 Buchanan以脱离权比作夫妇的离婚﹐并名之为「政治离婚」 (political divorce) 。 Buchanan在与笔者的通信中称﹐由于台湾被中国收回后人权难保﹐所以在道德上绝对有权要求独立﹐并称其性质可归为「先发制人式脱离」 (pre﹣emptive secession) 。至于像Harry Beran教授等笃信自由主义的学者﹐更认为民众有「自由组合」立国的天赋权利﹐毋须因为被统治者奴役才有权行使脱离权。
  
在西班牙大独裁者佛朗哥横行的年代﹐当时由英国殖民的西班牙领土直布罗陀便在一九六七年过全民投票﹐结果以一万二千多票对四十四票之比选择离弃祖国﹐投进较西班牙自由的英国殖民主子怀抱﹐这个事例不是说明了「民权」与「民族」的致命区别吗﹖
  
其实﹐民众岂止有权脱离暴政﹐更有权推翻暴政。即使再保守如中国者﹐两千多年前﹐圣人如孟子已认许民众有权推翻暴政。无怪研究脱离权的学者认为﹐面临暴政时民众尚且有权革命﹐若只是脱离暴政其实已是很温和的行动﹗国际社会没有明显质疑中共的绝对主权论﹐只是为其带有自毁性的霸道慑服而已。
  
台湾独立技术无碍
  
因此﹐国际间就脱离权的争议绝不是针对民众有没有权脱离暴政﹐这方面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他们主要研究包括在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国家某部分民众有没有理由脱离独立呢﹖范例如魁北克想脱离加拿大独立﹔又如有一国之内不同文化背景的小数族群是否都有权独立呢﹖又或者若要求独立的领土是被原来国家包裹的裹地﹐如何解决技术问题等等。很明显﹐所有这些问题台湾都是没有的。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这方面的学者都同意﹐任何一群人若想自立一国﹐以便实行独裁统治﹐则万万不可，必须制止﹗
  
国家分裂自古已然
  
中国统治者永远弹老调﹕哪个哪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请问「自古以来」有多「古」呢﹖有没有非洲现代人六万年前踏足中国时那么古呢﹖自古以来还有许多许多地方是中国的﹐如何挑选呢﹖ 「不可分割」又有什么科学根据呢﹖中华帝国今天衰落﹐原因是不是外蒙古甚至台湾等地分割开去呢﹖还是我们要为外蒙古台湾等地因为摆脱了中华帝国而走上民主路而庆祝﹖尽管中国统治者的愿望是世界大同﹐全球一统﹐但世界的发展却恰恰与此相反﹐全球国家的发展趋势是﹕分裂不止﹐从一七七六年的廿一个暴增至今天的约二百多个。至于国家规模与民众福祉高低也没有必然关系﹐反而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标」的理想国排名中﹐所谓小国（如挪威比利时瑞典荷兰冰岛瑞士芬兰丹麦奥地利卢森堡等等… … ）倒占了头二十名的一半以上﹗
  
「一族一国」制难以成立
  
毕竟﹐这个世界的领土不是「自古以来如此」就万世不变的﹐否则世界版图就要彻底重划﹐特别是若提出这个要求的是独裁政权﹐问题就更大。这个世界的发展不是也不应如中共的宣传那样﹕一个民族只能成立一个国家﹐否则世界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日以曼民族阿拉伯民族拉丁民族等等已分裂成大批国家的民族便要重新走在一起﹐不得「数典忘祖」 。更加严重的是﹐按此逻辑﹐中共当年就不得同时承认处于分裂的东西德﹐今天也不得同时承认仍处于分裂的南北韩刚果也门情況亦如是。此外﹐中共还必须让国内其他起码五十多个小数民族独立﹐以贯彻「一族一国」 。权力趋向腐化﹐绝对权力只会绝对腐化﹐绝对主权也逃不过这条铁律﹐民族主义不过是一条遮羞布一帖救命符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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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欲惜春

　　在欧洲、拉丁美洲、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欧洲人则普遍对苏联没有好感，苏联的前卫星国更每视苏联为喜怒无常的无赖；惟独中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左右逢源，即便中国统治之暴虐和独裁与欧洲的开放大异其趣，即使中国征服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王国，视之为新拓之疆土并公然迫害当地数百万的回教徒，镇压当地回民的复国运动。单单想到这是一个连伊斯兰世界都无奈之何的无神论兼反回教国家，就可知其决非一般善类，决不是美国等老粗可望其项背的。

中国极度荒唐超出老外想像力

　　对於中国得以长期多行不义却不被追究的问题，笔者过去已稍作论述，譬如国人之恶行之荒唐完全超越文明人的想像程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国人砌辞狡辩、言不由衷举世无双也是必不可缺的成功因素。也许有人觉得我在插科打诨，挖苦中国，但要批判一个极度荒唐的事物，若要言必及义，批判本身每每也免不了看起来有几分荒唐的。中国研究泰斗白鲁恂教授（Lucian W Pye 1921-）藉其儿时在中国的十四年成长经历，及其过人悟力，对中国问题的透视目光如炬，但其中国见解却被传统学界斥为武断荒唐而曾遭长期排挤。当白鲁恂教授出版其大作中国政治的精神》独排众议之时，简直被目为怪物，无数对中国含情脉脉的中国通群起而攻之，譬如W.J.F Jenner 金勒教授（《西游记》《我的前半生》英译者）就在著名的严肃的剑桥大学学刊《现代亚洲研究》）的书评中斥其「荒唐」，并警告「此书误人，后果堪虞，诚盼各方莫以权威待之。」但经过文革以还，无数悲剧闹剧的考验后，含情脉脉的中国通无不五经扫地、声名尽丧，唯独白鲁恂等一小撮「荒唐」、「误人」的中国专家才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孑然耸立，这一口冤气白鲁恂在该书一九九二年再版时也详细交代过。金勒直到八九年六四大屠杀才醒觉过来，极其痛心疾首地写出《历史的枷锁》，称对当前中国的困局感到绝望，下笔几乎比白鲁恂更悲观，并开始思考殖民统治对打破中国千年僵化传统的必要性。但真正了解中国的人哪里需要等到六四大屠杀才醒觉，才「痛心疾首」呢？其实在文革闹剧上演之前，识者已不应抱有幻想。看看赛珍珠（Pearl Buck）在其自传里关於她怎样在一九三零年代末就看到中国大势已去，势将步苏联后尘而恋恋不舍地离开至爱的活了四十年的中国，就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而赛珍珠到临死前央求周恩来御准还乡游也被严拒，抱憾而终。

　　与中国比较，美苏的恶行无疑是可用文明人的想像力理解的，比如美国被指经济压榨第三世界，搞大美国主义，又或证据确凿的尼加拉瓜丑闻。苏联国内侵犯人权，国外肆意攻城略地，其恶，也是不解可明。但中国的土炉炼钢；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还倍增粮食出口；文革的蛮斗；政府以坦克辗人，用实弹而不是用假弹驱赶示威民众；爱滋成村，自生自灭，而报导疫情更属「泄漏国家机密」；民众可以在食店品尝任何生物，包括女婴尸体。中国这些恶，由於太过荒唐，超乎文明人的想像力，心智正常的人是不容易听信的。这是中国政府或国人在国际形像上一个从来都受到忽视的绝大优势。其次，事后砌辞狡辩、言不由衷，百般文饰、故弄玄虚，也是中国政府跟美苏政府一个极不相同之处。洋人行恶，始终是赤裸裸的居多、比如希特拉以毒气室杀人的作法，也只会在西方出现，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屠杀方式要么极其隐蔽、要么用尽方法增加死者痛苦，当然事后也死力隐瞒。此所以常人或历史学家了解洋人的屠杀虐杀事件易，了解中国的屠杀虐杀事件极难。

　　国人笃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政治修辞之精妙，也不是美苏等后进可以临摹。譬如杀人掠地，不是「殖民」、也不是「开拓」，当然也不是「扩张」，而是「通」「文化泽被」「恩泽」「威震」「声教」「圣化」「风吹草偃」、甚至是将异族异国当扫垃圾一样的「罗通扫北」，与此相比，日本说﹁进出」而不是「德泽」中国或「通华」之类，就显得自制、笨拙得可爱。又如将「奴役」说成是「解放」，将「人为大饥荒」说成「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将「文化大催命」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将「钦点」说成是「等额选举」或「特首选举」，将「极权集团」说成是「共和国」，将「爱党」说成是「爱国」，将「党情」说成是「国情」，将「人奴并居」说成是「一国两制」，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构想」。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会花那么多人力物力这样大搞特搞政治修辞？

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扮大苦主

　　中国另一个甚为奏效的伎俩是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翻旧帐、敲竹杠。正如白鲁恂教授说，世界上曾被列强欺凌得更惨的国家比比皆是，起码中国从来也至多是一小部份领土沦为殖民或半殖民地，而且中国自己也在这些殖民统治中蒙益不浅，但世界上从没有一个曾受欺凌的国家好像中国那样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翻陈年历史旧账，白鲁恂教授封之为「哭闹小儿」（cry baby），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靠日本侵华夺权，现在死缠日本侵华历史不放，当然不是甚么讨回历史公道，而只为赖以养命的民族主义送氧，和向日本每年的巨量援助敲竹杠。自七九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经对华提供开发援助约三万亿日元之巨，从这角度看，日本侵华不但让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也带来巨额财富。加上近年越来越多历史研究，譬如《满洲的神话∶现代中国的爱国、抗日与勾结》（Rana Mitter著），或《中国人与日本的勾结1932-1945》（David P. Barrett等编）之类，一再揭示日本侵华期间与之勾结的国人甚众，甚而编造抗日神话等等，中国死缠日本侵华历史不仅显得有点幼稚，更给人有贪得无厌之感。

　　但更荒谬的是，中国至今还是翻来覆去重提英国卖鸦片的历史，将中国全民吸毒的责任全推到英国人身上。李圭（1842-1903）在其详加考证的《鸦片事略》（光绪廿一年刊）中指出，国人将鸦片这种直到明朝还属於止痛药的药品当饭吃，纯乃国人独创，「煮土成膏，镶竹成管」，是国人的专利发明，就如菜刀原本是用来切菜的，却有人发明拿来砍人一样。当然，操刀砍人间或有之，不足为奇，但要是全民都在挥舞菜刀自残互砍，不是拿来切菜，而且越禁越砍得起劲，到底问题在产品的供应商，还是这个社会已有大病？我看后者的原因起码占了一半。对此周作人已一语道破，「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见〈关於命运〉）国人胡天胡帝两千年，到清朝实在已经苦闷无聊愁苦到末路狂奔，深化「嫖赌饮荡吹」藉以苟活是必然发展。千万种正气洋货不要，独爱鸦片，殊非偶然。但中国却将全民滥用药物的责任往外推得一干二净，当然更对近年学术界发现的延安革命政权以种植鸦片资助反政府活动的历史绝口不提。唯其如是，还是没完没了的在捶胸顿足，哭哭啼啼，以奠定国际大苦主的有利形象，实在也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出来。

年年欲惜春

萨斯疫症(SARS)还未平息，已经凸显了中港台三地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的生态。正如我曾经讲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次只是继承中国自引发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到十九、二十世纪诸流感的『自古以来』传统。今次整个事件不外乎再一次说明了中国人肮脏成性、贱视人命、迷恋面子、仇视资讯流通、甚至还停留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口欲期即视食如命等种种普遍病态。」的确，一个囊括了以上几种特性的民族，因「病从口入」而闯下弥天大祸、人瘟漫天是早晚的事，这一点从中国本土瘟疫、瘟神之事不绝于书，以及中世纪以还世界多次瘟疫源自中国就可证明（见附表）。只是中国人溺信「无后为大」拼死繁殖，加上资讯封闭，瘟疫仿佛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伤痕。

中国表现回到满清中叶光景

所以，萨斯疫症在中国爆发以至波及全球，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是一个停止独立思考了两千年的衰败文化的体现。这是经两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不是文明），只能慢慢改变（自然也不能说在人类灭亡之前一定可以改变），大革命只属妄想，撤掉一两个庸官并无碍于整个文化的基调，甚至只是虚应故事，制造新的包揽一切罪名的「四人帮」。这样的文化因素虽属毫无疑问，却是为绝大多数中国论者所忽视或刻意回避的。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只有小童心智却四肢相当发达的人，他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服人，也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挤进了国际文明社会，结果他以其小童心智并没有力量去履行国际文明社会一员的责任，而恼人的是，「不容干涉内政」的万用警告并未能像制服国际文明社会一样的制服病菌。

尽管中国政府还未有胡闹到以「不容干涉内政」这样的老法宝来对付病疫，但在其他方面还是充满中国特色。譬如企图以重刑来吓唬违反疫症规则的人，以重金奖励举报匿藏的病人，将洋大人像猴子一样的愚弄，以天朝之态以自身也严重短缺的物资安抚听话的奴才如香港，也以天朝之态惩罚不听话的逆子如台湾，加上各地民众不惜自毁对外通道、封村自保等等，中国大陆官民的表现将我们带回到起码是满清中叶的光景。

台湾：怨气冲天的萨斯孤儿

在这次萨斯疫症中，全世界都被中国所害，而当中最感到愤愤不平的自属台湾。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隐瞒疫情祸延全球，一开始就咬牙切齿，一些传媒为此将SARS叫做「中国肺炎」。但更加令台湾当局和民众气愤的是，台湾一方面被迫接收了「中国肺炎」，却因为中国政府的阻挠，无法像其他受害国那样及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

由于中国政府反对，台湾一直未能成为世卫的成员，以致世卫只能把台湾当成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当局早在今年三月初出现第一宗通报萨斯病例后，就向世卫求助，但在中国政府的反对下，世卫一直对台湾的求救充耳不闻，一直到五月二日，也就是台湾通报第一个萨斯病例之后的第七个星期，北京眼见台湾情况日见严峻，自己承担不起后果时，才同意世卫人员到台湾施救，足足将救治行动延缓了两个月。中国当局身为世卫成员，不但敷衍塞责，弄虚作假，残害全球民众健康，甚至肆意阻挠世卫救治被他残害的人，这岂是一般的王八无赖做得出来的﹗台湾人对中国或中国当局的厌恶，倍增可知矣。

由于中国当局从中作梗，台湾人在对抗萨斯过程中吃了不少哑苦。他们在电视上看起来较激动的反应，可以理解。不过，台湾人和台湾医护人员在对抗萨斯过程中似乎有欠公德、理性的做法（在电视上看是如此），还是值得探讨的。我看，原因除了是因为觉得这是中国当局加诸他们身上的无妄之灾之外，他们的所谓「非理性夸张」表现应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

台湾直到十七世纪，仍然是「番民有生熟二种......男女相悦即野合......之地（《皇清职贡图》语），现在占台湾人口八成的本省人多从十五世纪起陆续自福建、广东移入﹐由此得以稍稍远离礼教中土并走进化外之地﹐是以台湾本土人都明显比传统汉人豪放、善于抒情、弱于压抑，他们在萨斯疫症上的「夸张」举动，跟他们在国会跳上议事桌上打架是有着同样的文化根源。

唯中国文化毕竟以「有私无公」著称于世，大多数祖籍中国的台湾人不容易出污泥而不染，特别是到十七世纪末起被中国政府统治了两百年。加之台湾过去有系统的良性殖民统治不足五十年，似不足以矫正「有私无公」的中国文化余毒，在这一点上跟经过英国人一百五十年良性殖民统治的香港有点差距。

另外，台湾医护人员看起来没有香港医护人员那么「无私」，我看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基督教文明对香港的教化还是比台湾大一点点，其次是台湾医护人员的薪酬比香港的同行低几倍。台湾政府医生的起薪点只约有台币六到七万元（即港币一万三千五到一万六千左右），月薪达三十万台币的已属相当不错（即港币不足七万），至于护士当然更低。而香港政府医生的起薪点高达四万港币、月薪十万港币的比比皆是，顾问医生月薪高达廿多万港币，医院管理局头头每月仅薪金近四十万港币，至于护士则从起薪一万六千至顶薪八、九万港币，比台湾医生的待遇还好。难怪，不少人说，拿香港医护人员的薪酬，特别在目前这个经济环境，他不但也会十分「无私」，「死」都愿意。

香港：中国形式主义的受害者

江泽民有一句经典废话﹕中、港两地「河水不犯井水」。事实是，除了深圳水库时而向香港泄洪，每令新界北部洪水滔天之外，也不定时的向香港输出疫症。香港和中国之间没有中、台之间那样的海峡隔开，是香港和大陆命运相连祸福共享的保证。不同的是，发生在香港的会举世皆知，发生在大陆的就如藏在层层云雾瘴气之中。

所以，香港蒙受萨斯疫症浩劫已是宿命，特别是香港在中、英两国强逆香港民意被交回中国后进一步和中国融合，彼此的病菌自然更如坐直通车了。所以，香港的萨斯瘟疫首先可说是本身严重管理不善的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的其中一个代价，尽管这是许多人感到难以启齿的。

也由于来自中国当局的钳制，香港在对抗这次萨斯瘟疫中受创甚深。至今香港的感染个案累积数目为一千七百多例，当中医护人员个案近四百例，比例逾百分之廿几。连《文汇报》的社评也说，「如果再加上普通病房病人及初期探访者在医院受到感染的比例，本港医院内交叉感染的情况委实十分严重。」为什么香港政府每年花近三百四十亿到公共医疗服务上仍然会有这样严重的医务人员感染和院内交叉感染呢？至今各方专家包括世卫病毒专家索尔特等（Mark Salter）已经提出了相当不错的解释：医护人员防护措施不足、休息不足过度疲劳以及各医疗分区拥兵自立各自为政等，但却未能指出问题的真正根源。

为什么年花近三百四十亿巨资而无钱买防护措施（台湾一年的公共医疗开支才不足八百亿港元），为什么医护人员特别是医生动辄连续开工三十个小时或以上，那不正是因为医务人员薪金太高？ ﹗较早时广州能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前线医护人员每班只工作四小时，在香港这可能吗？香港的医护人员（特别是已经入职了一段时间的），就像香港其他公职人员包括教师、社工，一个人就拿了发达国家同类职位起码是两个人的待遇，当然工作量是超过一个人的，因而身体健康自然欠佳，这是敛财的代价。三百多亿当中的八成都是员工薪金和福利开支，原来用来买口罩、买防护衣的钱都已经变成员工薪金了﹗哪里还有余钱添置应急的物资呢？如此，物资怎能不短缺呢？因此才会出现大陆向港捐赠物资「以表关怀」的闹剧，以及各医疗分区一方面要争夺「短缺」的资源，另一方面又要拉帮结派、不务正业，以期巩固来之不易的肥缺。

既然薪酬过高已经令香港整个公共医疗体制陷于困境，为什么当局不予适度降低呢？这就要回到中国一手造成的老问题里去。当年中国当局为了减轻香港人回归独裁中国的恐惧，不惜百般讨好，甚至在基本法第一百条中承诺公职人员待遇绝对不会低于回归之前，但在金融风暴后特区政府出现巨额财赤后仍然为了面子，死也不肯修改基本法中这项规定，并以「减人不减薪」来弥补基本法在这方面的缺陷，后果可以想像。这种完全不理性的资源分配破坏极大，英国人在香港留下的优良文化遗产—如资讯自由和基督教文明，在萨斯疫潮中只可能造就广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但不能扭转败局。中国对形式主义的固执，已经让香港付上惨烈的代价—联系汇率、庸才治港、死守基本法......，萨斯瘟疫仅属其中一端而已。

年年欲惜春

最近与友人畅谈宗教，友人说，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最后在其《自传》中为其进化论（其实应译为「演化论」才对）「误尽苍生」忏悔，并称假如可以，愿意收回其学说云云。此论我闻所未闻，但与宗教问题有关的野谈甚多，我也姑妄听之，但事关重大，甚感好奇，随即找来未经删节的《达尔文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另加他生前的大量书信（可网上读到），小心求证，岂料大有发现，激动人心。证明「误尽苍生」的也许不是进化论或其他什么理论，而是「人云亦云」的处事态度。

「我从来不是无神论者」

达尔文于一八七六年病中执笔写《自传》，回顾毁誉交加的一生，目的并非出版，只是留为给子孙和妻子，所以语气亲切可人，字字出自肺腑。然而，他的儿子Francis Darwin一八八七年把这本家传《自传》出版了，属删节版，直到一九五八年达尔文孙女Nora Barlow才把《自传》全文出版。当时的科学历史大师Loren Eiseley就说：「没有人可以不读过《达尔文自传》而可以假装了解达尔文」。

尽管无数人以进化论作为无神论的首要依据，也有无数人想听取达尔文对宗教的意见，但正如他儿子说，达尔文的作品中从没有议论过宗教的，只会在私人信件及其《自传》中论及，他推想原因是父亲认为宗教是很私人的事情。一八七九年，无神论者John Fordyce去信问达尔文有神论与进化论可否并存，达尔文回答说，「若有人怀疑一个人不可以既是虔诚的有神论者，也是进化论者，我觉得似是荒谬的... ...我的看法，除了对我自己之外，对任何人都是无关重要的。但既然你问我，我会说我的看法是反覆多变......但无论何时，我从来不是个无神论者，不会否定神的存在。我想，说我是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会较为恰当。」

达尔文不公开讨论宗教问题，也是因为他自己也感到相当迷惘，他一再申明，宗教不是人类的智力所能解决的。他于一八六○年在写信给其友人也是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的Asa Gray说：「至于这个问题〔人类起源〕的神学观点，总是令我感到痛苦，也感到迷惘。我决无意写文章宣扬无神论。但我承认，在我们周围看到造物设计（design）和上天慈悲的证据后，这个世界看来还有太多苦难......但另一方面，若要我把这个奇妙的宇宙，特别是人的本性，都看作是蛮力brute force）的结果，我又无论如何心有不甘。我是较相信万物是按设计好的法则而行，只是细节... ...听诸所谓机遇（chance）。但我感到整个问题太高深莫测了，不是人类智力可以解决的......」

一八七三年达尔文写信回答一个荷兰学生的宗教问题时，再次表示﹕「很难简单回答你的问题......这样雄伟奇妙的宇宙不可能是偶然造成的，这就是我认为有神的首要论据，但这论据是否真有价值，我来无法断定......我也不能无视全世界还有无数苦难的事实。虽然有时我也会想到那么多有能之士都完全信神，不会都看错吧，却又再看到这是多么不济的论据。似乎最稳当的结论还是，整个问题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决的，但人可以尽自己的责任。」

宗教「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决」

毫无疑问，要是达尔文只有科学家的天才，而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典型批判精神，在宗教问题上就不会如此困扰。他在《自传》中毫不隐瞒对基督教的质疑，他说，「我难以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希望基督信仰是真的，因为，其经文已经说得明明白白：那些不信的人｜当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和几乎我所有最要好的朋友，都将要永世受罚。这真是可堪诅咒的的教义。」

「当今之世，人们最常用来说明有一智慧之神的理据是大多数人所具有的深刻内在信念和感受，但印度教和回教无疑也可用同样的态度、一样的说服力，称只有一神，或多神，或佛教的无神。」所以他接着说，「另一个诉诸理性而不是情感，有力得多的有神论理据是，这样一个雄伟奇妙宇宙之诞生，是极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可能是盲打误撞或出于需要而成的......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无法不追寻一个智慧过人的第一因，则有神论者的称号，我是当之无愧的。这个结论，依我记忆，在我写《物种起源》时是深信不疑的，但此后渐见动摇。但我随之又有疑惑，要是人类的脑袋如我所相信的那样乃由最低等的动物那里演化过来，那么，他们所作这些堂皇之论靠得住么？......面对这样玄奥不已的问题，我不能假装我有半点一得之见。万物最初从何而来，这个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开﹔我必要继续安于我这个不可知论者的身份。」

一八七九年，达尔文已俨然是全世界的首席思想家，更多人来信问学。一个德国学生来信问宗教问题，达尔文回信说﹕「进化论与信仰神是颇能并行不悖的。」「我已年老体弱，固然没有时间圆满回答你的问题，而且你的问题也根本是没有答案的。科学与基督是毫不相干的......至于来生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在彼此冲突而又含含糊糊之间自行判断。」

「我的观点常被严重歪曲」

达尔文在去世前一年身体已虚弱不堪，仍然继续在书信中不断与人切磋宗教问题。

一八八一年七月，即达尔文去世前的九个月，他去函问爱尔兰哲学家：「你在书中的某些论点我消化不了。特别是你说那些所谓自然法则本身有其意志（purpose）......要是月球只有些最低级、毫无意识的有机体，你会认为这有什么意志么？既然人类的脑袋从低等动物演化而来，这脑袋的的种种信念可有任何价值？或可予任何交托么？我可以向你展示，人类反抗物竞天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过程中为文明带来的建树，是大得非你可能会同意的。」

一八七八年，英国神学家Edward Pusey博士从神学观点批评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达尔文在一封信里说，「Pusey博士想像我写《物种起源》时是针对神学，是错误的。我以为，任何人只要费神读一下这书，特别是导言的头几行，都会很清楚这点......我对所谓人格神（personal God）的信仰，就跟Pusey博士所信仰的一样坚定。」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用造物主（Creator）一词起码五次之多。

达尔文在《自传》里说，「我的观点常被严重歪曲，被穷追猛打，被无情讥讽，但我相信他们这样做都是本自真诚。总的来说，我相信大家对我的作品是一次又一次的过誉了。」

从达尔文对人类苦难的关怀，面对大自然奥秘的好奇、谦卑与坦诚，以至对误解和唾骂讥讽所表现的风度，在在说明这确是个伟大的心灵。讨厌他的人，说他死前为其进化论「忏悔」，但我在其《自传》或信件或任何其他地方俱遍寻不获；拥护他的人就更可恶，把他与无神论画上等号，在中国情况尤甚，中共更辗转窃用之为迫害宗教自由的「学术」依据，为无神论虐民的护符，相反，进化论的原产地英国却依然泰然自若，甚至不去其国教！

年年欲惜春

钟祖康

生于一九六○年代中期香港一个传统而贫穷的务农家庭，拜香港的资讯自由所赐，得以认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人为悲惨世界。一九七九年魏京生被囚，令其开始感受到中国人统治之极度恐怖，并开始观察中国。

一九八四年，在媒体发表第一篇评论中国的文章；并进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工作和翻译，毕业后从事社会工作，发现香港的社会工作者，就如香港的教师、教授或公务员一样，俱被政府以厚薪笼络，令其默许社会上的不义恶行；思之怵然，深恐虚度此生，遂临崖勒马。

一九九○年，首次来台湾，喜见香港没有的文化气息和民主政治生气。

一九九一年，进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修读社会学硕士课程，兼稍窥蛋头学者之堂奥。

其后，曾从事教学、议员助理、翻译、新闻编辑、网上资讯等多种行业，并继续参与香港民主化抗争运动，直至发现中国人受中国奴才文化毒害太深，与民主政治距离太远，故转而从中国文化寻找病源。

自二○○一年起，成为香港第一个高调以文章公开声援台湾独立建国的香港华人，被中共批为「丧心病狂鼓吹台独……比台湾岛内台独份子的言论更为嚣张、荒谬和无耻。」

二○○三年底，随挪威籍妻子移民挪威，并潜心考察该等夷人从物质到道德均全面压倒中国人的因由。从事文字工作以外，亦协助挪威政府调查违反人权和环保的上市中国公司。

著作《高官废话公式宝鉴——探讨香港社会超稳定的语言学基础》（2002）获誉为「奇书」；另着有《网上搜证宝典——附全球二十六名校网上资料库效能测试报告》（2003）、《来生不做中国人》（2007）。译作有《中共的商业谈判作风——一个文化心理的剖析》（Lucian Pye，白鲁恂着，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