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特首八九年曾出席过支持中国民运的活动，但今天在证人面前一再高调否认。其实他已有多次「脸皮厚」的纪录。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也指他这样的天主教徒未必是好特首。
早前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回应记者提问时提到，现特首曾荫权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当天（当时曾为行政署署长）也有出席支持中国大陆民运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活动，华叔并表扬曾荫权说，「他那时还有些热诚」。但远在昆明的香港特首曾荫权居然马上至少三次严词否认曾经参加过支联会举办过的任何活动，也没有参加过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并解释说，当日只是偕儿子到跑马地马会（即该次义演地点）餐厅晚膳后，离开时偶遇司徒华，彼此閒谈两句而已，决不是参与当时的义演活动。儘管其后当时一些义工也说确曾看到曾荫权父子参加活动，并招待他们到贵宾席，但曾荫权还是坚决否认出席过支联会的任何活动。
曾特首有多宗操守不佳纪录
曾荫权的强烈反应自然引来许多人的质疑，当中可算以资深传媒工作者方苏的分析最中要害。方苏说马会餐厅与义演场地明显有一段距离，「假如曾特首说的是真话，他当日是到马会吃饭，但也有到义演场区去，而且是长距离特地走过去亮亮相。曾荫权当时是殖民地高官，理应知道那次义演是甚麽活动，也理应知道当殖民地高官的守则和禁忌 ...... 可能的解释是，这是他对北京民主运动表示支持，又或者希望被人认为或「误认」自己支持民运。在当年全港以至全世界都支持民运的大气候下，表示支持中国民运完全是『政治正确』的取态。」方苏说，大抵是曾荫权「下错注」而已。
三年多前，为了撰写《高官废话公式宝鑑 - 探讨香港社会超稳定的语言学基础》，没有人比我研读过更多的香港高官废话，曾荫权给我留下颇坏的印象，特别是他在香港金融风暴中彻底保官弃民的做法，其后又乱点鸳鸯谱的胡乱预测以致延误香港救治。而且过去他也确曾人赃并获的被发现干了几件并不光彩的事。
譬如于一九九六年，他为了长子曾庆衍从英国学成回港之后，不必考专业试即可注册行医，竟以财政司信笺，致函香港医务委员会，企图以官威促令修改成例；又如于二○○一年他担任财政司长时，绕过本港的汽车代理，远渡伦敦以较低价买下八十多万港元的平治豪华房车，再运返香港，省下车价连税款近廿八万元，并藉其过往宣佈的政策，额外省回三万元的首次登记税优惠；再如于二○○一年，劳资审裁处裁定曾任他财政司司长官邸的家厨于燕平索偿被欠超时补薪得值，于燕平获偿还四万港元欠薪！香港官场透明度低，失职行为极易隐藏，连被发现的也有这麽多，我不敢想像未被发现的还有多少。曾这些事换作一般官员，早就乌纱帽不保，告老归田了，但曾却可以高官照做，而且越爬越高。他曾罕有地解释过自己的成功因素：「作为公务员 ...... 我们工作的其中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脸皮要厚。」的确，厚黑学宗师李宗吾先生不就曾说过，所有英雄豪杰成功之秘技，不外是「脸皮要厚」和「心要黑」吗？
自命「政治家」，不懂弔民伐罪
有这样履历的「政治家」（曾荫权早前申报职业为「政治家」）会怎样看待民主运动呢？大家都是不作妄想的，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再三否认那样的心拙口笨，连陶杰等也耻笑他说：他不是才刚刚高薪聘用了一些政治化装师（ spin doctor ）麽？甚至我跟在教会做事的妻子谈起此事，她马上就说，不是很像马可福音中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吗？我说，彼得也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只是若不这样做就随时可能跟耶稣陪葬，是可怜可悯的，但曾荫权绝没有面临这样的人身危险，最坏也只可能是少一点点荣华富贵，譬如由十个家佣减为五个家佣之类而已。也有人说，可能曾荫权真的如他所说只是路过活动场地而没有参加呢？若这是事实，难道这样三番五次否认参与过这样的民运活动是很光彩的事吗？谁见过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会公开一再否认参加过反纳粹统治或反独裁统治的活动？曾荫权大声说﹕「我不想纠缠于这些无证据、无厘头、莫须有的指控，我再重申一次，我没有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这不就是等于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宣称﹕「有人说曾看见我出席反纳粹统治的活动，我不想纠缠于这些无证据、无厘头、莫须有的指控，我再重申一次，我没有参加《民主歌声反纳粹》活动。」弔民伐罪，伐桀放纣，不正正是政治家的天职麽？
香港名利之流不少是「饭碗基督徒」
令人更加不解的是，听其言观其行，谁会想到曾荫权居然也是个天主教徒，而且看起来相当虔诚，他每天早晨都到教堂祈祷。那麽，就算不是政治家，但身为上帝的儿女，不也是应有弔民伐罪、明辨是非的道德责任麽？于是，早前曾荫权角逐香港特首时，深受敬重的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就只好「大义灭亲」，极其罕有的发出预警：「天主教徒未必一定是好特首」，这句话是说得极重的，却全属事实，无奈香港特首是由北京政府一手钦点。
当然，教大有枯枝，问题是这样的枯枝似乎都集中于中国地方。鲁迅就当头棒喝︰「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呢？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即无操守），是甚麽也不信任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 」还说，「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已故的着名人类学家许烺光教授在其大作《美国人与中国人》中就曾详述中国人每藉信教得到物质利益这个现象，并称他们是饭碗基督徒（ rice-bowl Christian ） 。
何以香港许多寡廉鲜耻的官员或社会名流竟然名义上都是基督徒呢？原来他们当年之所以入教，多是因为就读于教会学校，香港的名校十之八九是教会学校，在这些学校读书而又坚持不入教是极其不便的，也会因而失去不少好处，加上入教后较容易被人特别是英国人误认为同类的「文明人」，所以这些教会学校往往变成饭碗基督徒的温床。自然，可以为了饭碗而入教的人，也会有本事很轻鬆的出卖信仰以求保住饭碗的。不过，这些寡廉鲜耻的官员或社会名流对待其他宗教也同样多出于功利，如甚麽玩佛、求长生、积功德以抵偿贯盈罪孽等等。这种以弄虚作假大耍猴子戏来对待宗教的做法，也可见于中共以无神论者身份操控藏传佛教金瓶掣籤、委任中国主教等等这样的胡天胡帝。到最近中共更以《达文西密码》一片亵渎基督信仰为名予以禁映，表现得比绝大部份基督教国家都更维护基督信仰，无非也是想藉此误导世人，以掩饰他们蹂躏宗教的事实，就像老奸巨猾偏要坚持天天上教堂或建佛造庙行善那样。
天真的香港记者于是又跑去追问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有没有参加过支持六四的民主活动。唐司长马上斩钉截铁的表明自己由八九年至今，从未参加过六四烛光集会！也没有出席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又有记者问唐司长有否听过《血染的风采》？唐司长闻言呆了一呆，面有难色的反问：「你问这首歌呀？」随即箭步逃去。果然，唐司长也是教徒，是英国圣公会。
（锺祖康：前香港新闻工作者，现居挪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