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妇骂街的技术和价值。
乡村有一些农妇碰到巨大的委屈时，会坐在村中央对着空气骂上一整天。全村人都心惊肉跳，但谁也不敢去劝阻，直到自己口干气绝。如果动辄就骂，就被称为“泼妇”。“泼妇”性格是农妇在自我保护过程中形成的变态人格，其主要特征就是骂人。这种“骂”与我们现在一般的骂人是不同的，它不是两个人吵架式的对骂，而是意个人的单独行为。主要用于碰上强大对手而无法应付的时候。前提当然是自己有委屈，而且必须向公众澄清。我们家乡称这种泼妇骂街为“赦（读作煞）人”，字面意思是宽恕别人、解救别人，解救的方式就是用语言将他送进地狱。着是对那些给她带来冤屈的人的一种“特赦”。
被辱骂的对象是乡村社会中的强权人物，或与权势勾结在一起的流氓无赖，或无法与之面对面交涉和论理的对象。因为这些人背后有更大的暴力机器作支撑。这是一种具有乡土民间色彩的辱骂方式。泼妇“赦人”不是抽象的、审判式的，而是将自己置身其中进行贬低和自我贬低的恐怖方式，有同归于尽的意思。
泼妇“赦人”有几个特点。首先，她尽量将对手贬为低等动物（蛤蟆、臭虫、虱子等容易对付的小东西）；一旦出现高等哺乳动物（牛、马、驴），被骂者就只能（或只配）是它们的生殖器或身体上的某个器官。第二，将自己同对手一起贬低，意思好像是：咱们都别活了，都变成畜生算了。第三，不顾脸面，就是将平常视为秘密和禁忌的东西公开化，尤其是将生殖器官、性生活、秽物公开化。第四，一边骂，一边用刀跺稻草，这是带有巫术性质的诅咒。
泼妇“赦人”就是通过将一种传统乡土价值中“陌生化”的东西（比如暴力、虚伪、阴谋），通过贬低为身边的动物和植物而“熟悉化”；将抽象的东西（善恶高低）通过肉体经验的还原而具体化；将貌似崇高的东西，通过拉向最基本的生理层面而“粗俗化”。农妇试图通过这些方式，帮助自己战胜外部世界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恐惧和不公。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线搅乱的辱骂（赦），就成了农妇自我保护的本能。
面对这样一种同归于尽的、刁钻古怪的辱骂方式，我们的反应并不是愤怒和厌恶，而是发笑，就像马戏节目间歇中出现了小丑一样让我们发笑。乡土社会的权威和是非，就这样与笑联系到一起，成了“笑料”。笑料的“料”，是物质性的，而不是精神性的。在乡土社会，片面的、精神性的严肃，从来也不为人称道。相反，人们认同这种辱骂中与粗俗的“物质－肉体”因素相关的滑稽笑料。农妇因此而得到了解脱，同时也解脱（赦）了她的对手。
农妇的这种“骂”，被农民称之为“血骂”，即一种与肉体器官的毁灭相关的骂，而不是抽象的、定性的、审判式的骂。这是一种真正的民间辱骂的方式。“非民间”的辱骂，是有等级高下的，盛气凌人的、教训式的、纯粹否定性的、让人感到陌生和恐惧的、并且永远将自己置之度外的骂。“泼妇”的辱骂是“民间文化”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民间的辱骂是通过将“陌生化”的东西（权力、暴力等），通过贬低为身边的动植物而“熟悉化”。将抽象的东西（善恶、高下）通过肉体经验的还原而具体化。将崇高的东西（理想、革命等）通过拉向最基本的生理层面而“粗俗化”。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帮助自己战胜那些外部世界（天堂、地狱、社会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恐惧，使自己（和辱骂的对象一起）紧紧地附着在熟悉的、能够把握的自然和生活层面上，而不是被推向恐惧的地狱或者高不可攀的天堂。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
长舌妇欢乐的舌头。我并不认为“长舌妇”只存在于农村，城市里也有，而且比乡村的要恶毒。我也不认为只有女性才是“长舌妇”，男人里面也有很多“长舌妇”，而且更下作。另一方面，“长舌妇”的概念如今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现代都市社会里，“长舌妇”不一定就是贬义词，比如媒体，就是“长舌妇”的现代变种，它整天唧唧喳喳地进行“舆论监督”。如今的网站，简直就是“长舌妇”的天下。“长舌妇”是一个乡土社会称呼，现代都市社会不这么叫，而是称为“信息产业”或“公众舆论”，而且越来越专业化、现代化、电子化。
乡土社会的“长舌妇”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唧唧喳喳、传播小道消息、搬弄是非。农民大概认为，乡村无须这样一个话语机制。事实上，农妇集中的地方就是一个信息传播中心。没有她们，乡土社会简直是死水一潭。她们还是一个舆论监督的“公众论坛”。这是乡土社会秩序之外自发地形成的一套话语制度。但她们却遭到了乡土社会正统观念的极力诋毁和限制。比如，在传统“休妻”规定的“七出”中，就有一条是针对“长舌妇”的，意思是搬弄是非到了影响家族团结、兄弟不和的地步，这种女人是可以休掉的。
正因为乡土社会有诸多的言论限制，农妇们才希望自己之间有一种非正统的言论渠道。正因为女性在乡土社会备受压抑，正因为乡土政治和经济的等级森严，农妇们才会借助于语言的渠道来发泄。所以，乡下的“长舌妇”也是乡土社会文化压抑的产物。言论压力越大，“长舌妇”就越多、越变态，最后有可能变成祥林嫂那样，已经超越了“长舌妇”阶段，完全成了一种“强迫性重复症”。所谓“强迫性重复症”就是见人就说，而且是重复同一件事情，反复唠叨，没有任何新的信息，已经完全丧失了信息传播功能。
乡下还有一种乖巧的“长舌妇”，她们会看男人的眼色行事，知道男人喜欢她说什么、不喜欢的她们不会说。比如，村里的道德舆论监督，她们会很积极参与，特别是攻击女性的事情，她们最起劲儿。于是，这种“长舌妇”完全成了男人和乡土社会文化压抑的帮凶。她们已经不是正统的“长舌妇”，因为她们的舌头不是与自己的肉体相关的器官，而是一种脱离肉体而抽象化了的道德之舌、男性之舌、乡土秩序之舌。正宗的“长舌妇”是什么都说——正的、邪的、善的、恶的、男的和女的，她们只希望舌头不同不停地运动。因此，她们是超道德、超善恶、超正邪的。农妇们那些永不疲倦的欢乐的舌头，是死寂的传统乡土社会狂欢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悍妇的性别错乱。农妇经常遭到暴力（主要来自自己的丈夫）的侵袭。大部分农妇当然只有逆来顺受，因为挨打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说明自己在家里失宠。所以，一般情况下农妇很少到娘家求援，除非事情闹的不可收拾。少数性格刚烈的女性，自己也会采取一些极端的反抗措施，比如一边扑向丈夫一边大声哭叫：“你打、你打，打死我吧”，完全是一种“受虐狂”性格。如果暴力进一步升级，就有可能出现自杀或者发疯的情况。
以恶抗恶的例子也有，前提是女性健康、强悍，足以对付男方。这种例子尽管不太多，但也比较典型。我亲眼见到一位农妇深夜将丈夫打到了大门外。当众人出来看热闹的时候，只见夫妻俩都穿着内衣，农妇双手叉腰，一只脚踩在男人的胸前，嘴里骂着男人常说的粗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悍妇”。随着悍妇权力的日趋稳定，那位男子渐渐变得晚上喜欢跟着老婆串门。女人们在聊天，他坐在边上听。老婆大叫一声：“回去暖被窝”，他就乖乖回家去了。只要在力量上占了上风，农妇就不会受男人的欺负，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但事情也有不好的一面，家里的重活儿都是女的干。
“悍妇”是“以恶抗恶”斗争中的成功范例。在“以恶抗恶”的实践中，悍妇也渐渐改变了自己的性别特征。她们学会了像男人一样说粗话、抽烟、喝酒，还学会了使用暴力。渐渐地，她们嘴唇开始长胡子了，喉结也越来越高了，声音也越来越粗了。根据阴阳互补、阳消阴长的道理，当女人越来越男性化的时候，她的男人势必越来越女性化。
表面上看，如果悍妇越来越多，农妇的社会地位就会提高。实际上乡土社会价值观念的本质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事实上权力不平衡状态依然存在，只不过角色换了。也就是说，悍妇取代男性的角色，却是以丧失性别特征为代价的，事实上还是“男性文化”的天下。只不过“悍妇”通过“性别错乱”的方式，利用男性社会的逻辑，以男性社会强权和暴力为手段，暂时改变了少数农妇的社会地位。“悍妇”也是乡土社会诸多变态人格中的一种。嫁过来的时候好端端一个姑娘，没几年变成了一个男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乡土文化压抑产生变态人格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