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行讲话
赵：我 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也是这个调子，既与4·26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
李：在这关键时刻，从朝鲜访问回来的赵紫阳5月4日利用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亚洲银行年会的机会，当着中外代
表，发表了与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相反观点。。。赵紫阳的讲话再次点燃了将熄灭之火，搞动乱的人看到党的总书记在
支持他们，重新在北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在天安门广场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绝世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
李：赵会见了亚行理事，也发表讲话，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出于爱国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真是
莫明（名）其妙。
赵：5
月4日我接见亚行代表时就学潮问题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稿是根据我的意思，由鲍彤起草的。我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学潮问题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
气氛中，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指出这次学生对党和政府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我还说，这么大的学潮，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赵：这
篇讲话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广泛的赞扬。5月5日以后的几天内，北京各大学陆续复了课。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
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
下。但后来当我说到4·26社论有问题时，他表示反对。
李：我去见姚依林同志，商讨当前的局势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
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
质疑，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观点。因为我想现在是困难时刻，只要党内领导层团结一致，也许还有可能把局势扭转过来。
李：上午，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去赵紫阳处，要求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
一、二召开，讨论当前形势与中央采取什么对策。他对我说，既然说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学潮的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
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说那是闹事学生改变了口号，在4月27日大游行之前，学生口号是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矛头直指党中央，直指小平
同志。到27日以后才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旗帜，这不过是一种手法，即打着拥护党的旗号反对党。这也使人怀疑，在学生
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指挥。我还说，现在各大学校党的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了，已经有了一批拥护党的正确路线的积极分子队伍。这是我们党依靠的力量，要对他们的
积极性加以保护和支持，要依靠他们去向广大中间学生做工作，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赵紫阳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4月27日的大游行是26日社论引起了学生
情绪激化而发生的。我反驳说，4月27日游行是闹事组织者在23日就确定了的，“五.四”青年节游行也是蓄谋已久的。这都有可靠的信息，中央和北京市对这
两次游行事先都作出布置，不管有没有“四.二六”社论，游行都会出现。对此，赵紫阳无言以对。他又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我
说，主要问题不是表现在学生零散大字报上，二十闹事学生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起跳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中央，对准邓小平
同志的。他质问北京市委传达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为什么那么快，面这么宽。我说：小平同志是同意进行口头传达的，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稿是经过他亲自修改
过，圈批过的。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对稳定局势的巨大作用，紫阳对我这些话听不进去，但他也没有和我争辩。
赵：李
鹏、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锡铭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上述主张极力加以阻挠、抵制和拖延。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
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4·26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
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
在学潮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由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这样的对话不是等于完全拒绝对话
吗？而且他们在对话时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听取意见，讨论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应付学生，像记者招待会上对付外国记者那样，争取在镜头上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形象，
捞取资本，这使学生感到政府说要同他们对话，完全没有诚意。我对这些一再批评，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至于对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他们的态度更是消极，连
召开人大常委会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也遭到李鹏的反对，他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议程。
赵：正
因为这样，学生复课后，过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么行动，对话是应付他们，更没有什么要改革的实际行动，所以他们对我的《“五四”讲话》根本上发生
了怀疑。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学潮长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讲是《“五四”讲话》暴露了中央的分歧，
所谓两种声音。不对！根本原因是我从朝鲜回国后确定的方针（疏导、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李鹏等人阻
挠、抵制、破坏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李鹏有一天对我说：你不是主张用软的办法平息学潮吗？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什么作用吧！他的这句话，完全暴
露了他包藏的祸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坏，使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遭到失效，其目的是为以暴力镇压学潮寻找借口。
李：5 月6日
下午，我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理工大和二外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座谈。他们一致认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使
各级领导心中有底。小平讲话后，有了精神支柱。4月27
日的游行是蓄谋已久的。27日不游，“五?四”也得游，他们一致认为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下面装进去出
卖了。他们认为今后斗争可能转入校内，非法学生组织争取合法、夺权。尚昆来谈。他说紫阳要改变定性，认为定高了。杨说，赵应肯定这一段李主持中央工作是正
确的。赵想去见邓，要杨同去。杨没有同意，说邓的想法不可能变。杨还说，邓没有反对传达 他的讲话，还说，传达了的就传达了，但不再下发文件。
李：赵紫阳还主动去民盟中央，参加民盟组织的中去年教师座谈会。会上发言的人纷纷赞同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不同
意“四?二六”社论。在座谈结束时，赵紫阳说：“大家讲得很好，谢谢”。阎明复接着说，赵紫阳感谢大家，这句话有很深刻的意思。由于赵紫阳
在亚行讲话的发表，北京个高校闹事学生又纷纷活动起来。人民日报不但在头版头条登了赵紫阳讲话稿，而且在头版下方配有一系列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讲话的消
息。北大学生头头中同意复课和不同意复课的也展开辩论。该校学生自治筹委会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5月6日继续罢课。后来学生头头王丹回忆
这段历程时也写道，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就批评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使他大感振奋。赵的“五四”亚行讲话给闹事学生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时正应该加一把劲吧事
情闹大。另一学生头头郭海峰
后来说，学生与袁木对话后，学潮已开始走向低潮。赵紫阳讲话后，学生认为中央的调子变量，学生应该乘胜前进。可见，赵紫阳“亚行讲话”的效果是促进动乱之
火欲熄又燃。
赵：5月2日，我与民主党派座谈，阎明复告诉我，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
告诉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我说，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帮助想想办法。5月10日，江泽民来京向我谈了他们缓解矛盾
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以免外界猜测说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江泽民对此不满意，“六四”后，江把这件事作为我支持学潮的
一个罪状。
李：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
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参加这次汇报的还有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
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
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启立同志态度较好，他说中央应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赵紫阳采纳。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
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无独有偶，次日，在香港右派报纸上
就登出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消息。这就令人怀疑，赵的身边有奸细。
戈尔巴乔夫访华
赵：5月13日借同工人对话的机会发表谈话。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
损害中苏高级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做
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的各大报都发表了。但是学生们对我的呼吁根本不理会。
李：5月 13日
10时，去首钢座谈。书记、总经理和五位工人代表发言。他们对学生游行造成动乱是不赞成的。首钢工人关心生产，不会允许学生到他们那里去串联。但在发言
中，也对整治提出一些意见，认为企业权力没有了。至于物价，大家认为最近是比较稳定的。
李：今天，杨尚昆同志向我通报了（字迹不清）一起去小平同志处谈话的主要情况。赵紫阳向小平同志提出，他主张对
学生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小平同志讲：惩治腐败，说了不少的话，但没有认真贯彻。搞提高“透明度”，怎样“透法”要
研究，不要被人家利用了。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实际上小平同志用很
清楚的语言否定了赵紫阳要在新闻上搞“透明度”的做法。对邓这次重要的讲话，赵紫阳始终没有透露出来，也没有向常委传达。
李：在今天的常委会上，还发生了一场争论。赵紫阳很激动地说，何东昌在北师大讲话，说赵紫阳的话不能代表中央。
赵紫阳说，何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如果何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应该公开站出来辟谣。我必须保护何东昌。我说，现在社会上谣传多得很，传说宣传口传达某位领导的
指示，说学生闹事表面是反腐败，深层次打倒保守派，促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我讲完这一段话后，会议上一阵沉默。赵紫阳可能心虚，也没有反驳和解
释，也一直保持沉默。何东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常委会上，赵并没有向大家讲昨天他去见过小平同志，以及小平同志的谈话内容，这也是很不正常的。
赵：由于李鹏等人的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
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李：下午4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在统战部与首都高校学生和绝食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学生演了一场闹剧，要求
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坚持为动乱平反，坚持此次对话要进行电视现场直播。李铁映说，中央只能承认学生有爱国热情，但学生的行动是错误的。结果谈判被迫
中断，学生仍然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
赵：5
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
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
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李：赵紫阳通知晚上 10
时召开常委会，讨论全国已经十分紧张的局势。我坚持要在开会前与赵紫阳进行个别谈话。我将作出最后的努力，争取赵紫阳回到党的正确立场上来。赵结束了与戈
会谈，又举行晚宴，而后回到中南海，他们两人似乎谈得很投机。赵紫阳春风得意，几杯茅台酒下喉，面色泛红。我对赵说，我们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制止动乱，挽救
国家。只有党中央统一认识，一致团结行动，才能平息动乱，国家才有希望。赵说，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都不站在党的一边。他说，他开了
工人座谈会，工人是同情学生的。这是指朱厚泽为贯彻他的意图在总工会安排的座谈会。我说，我也到首钢开过座谈会，工人是支持中央，反对动乱的。两人明显谈
不到一起去，我作的最后维护党中央团结的努力也就失败了，那只好在常委会上见分晓了。
李：常委会开得十分激烈。大家一致要求赵出面代表中央向学生发表讲话，阐明中央的态度。但对这篇讲话内容，则有
不同的意见，会上展开了争论。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张只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党和政府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帐”。赵紫阳则坚持
要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爱国热情”与“爱国行动”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却是争论的核心。尚昆同志说，若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那就与小平同志讲
的，这是一场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动乱相违背了。由于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抵制，赵不得不同意了用“爱国热情”一词。但是，在临散会时，赵紫阳有提出一个问
题，要大家思考。他问大家挽回局势的出路何在？他说，惟一出路在于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他说：“完全可以找到既可以保护小平同志，又可以平息学
生情绪的办法。比如说，《社论》不是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中央误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还可以说，《社论》是我（赵紫阳）在平壤批发的，由我承担一切责任。这
样，就可以让小平同志下了台阶，这样，中央就可以与学生达成协议，争取学生停止绝食。”我当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赵紫阳的注意。我说，《社论》准确地反映了
小平同志的观点，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小平同志对局势的判断，并且反映了小平同志反对自由化的一贯立场。我说，我们都是诚实的共产党人，不应该玩弄这种拙
劣的资产阶级政客政治手腕，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讲完后，赵也就不再提“保邓否论”的事了。
赵：其
实我当时就感到时至今日发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
开的时候了。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
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我反驳他说，4·26社
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我说可以想办法做到不伤害他，这件事应当由常
委集体承担。我还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邓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竟然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
因而修改4·26社论没有谈得下去。我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
邓家会议
赵：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
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大意是：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
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
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
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
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李：上午，我接到小平同志办公室的通知，小平同
志邀请全体常委于下午4时到小平同志处开会。这是一次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出席，杨尚昆同志列席，
王瑞林同志担 任记录。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赵紫阳首先发言，他说，解决目前困难惟一的
办法是否定“四·二六”社论，与学生达成妥协，使局面缓和下来。我第二个发言，对赵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我说，
“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社论》发表后，形势本来已逐步好转，但赵紫阳5月4日讲话，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
来，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混乱地步。当前惟一办法是中央常委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赵：我
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过去他们实质上反
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
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
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李：乔石同志发言明确表示“四·二六”社论是完全正确的。依林同志发
言说，这场动乱是赵紫阳的错误造成的，他要负完全的责任。胡启立同志说，他对目前局势感到忧虑，他说中央的同志与广大群众想得差的太远了。尚昆同志认为不
能从《社论》后退，现在学生斗争的目标已指向小平同志，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国家才有出路。
赵：最
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
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
李：邓讲话，委托出在党内。紫阳5月4日讲话是转折，制止动乱惟一办法是戒严。
李：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严
肃，是各位常委对此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表态的关键时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同志点
头表示同意。胡启立同志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只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赵紫阳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有决断比没有
决断要好，但对现在这个决策我很担心。小平同志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 是谁走漏消息。
赵：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
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
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
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李：下午6是左右常委会结束。我们从小平同志家出来，
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赵显得垂头丧气。我向常委提出，晚8时常委再次开会，落实戒严措施。
赵：回
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在当天夜里召关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
时，我没有接受。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我的辞职信送到
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18日通知中办，我
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李：后来才知道，赵紫阳从小平同志那里回来后立
即把鲍彤找来，向鲍泄露了常委会开会的情况。赵对鲍说：“下午常委在小平同志家作了决策，我保留了意见。”紫阳要鲍彤立即起草一封致常委、政治局并报小平
同志的辞职信。鲍彤加快这封信的大致内容为： 今天下午常委作出的决策，我服从。但我仍担
心事态难以平息，且有可能继续扩大和恶化，由我来负责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将会是不得力的，因此，我请求解除我党的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之职。这里，赵紫阳两
次担到下午常委的“决策”， 这一“决策”又是什么内容呢？很显然除了“戒严”而无其他。赵紫阳在以后的检查中，以及以后鲍彤在法庭
的辩词中，都矢口否认赵紫阳向鲍透露过 “戒严”，而鲍彤也极力否认，说他不知道“戒严”的决策。
李：两个小时以后，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
室举行。赵紫阳一开头就说，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结束，已经写好信向常委请长假，因为我留在常委会妨碍你们的工作。尚昆同志劝他不要这样做。会议确定，5月
19日王召开在京的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北京 戒严时间初步定在从21日开始。军队的调动则由尚昆同志具体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