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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顾准逝世三十五年祭
原题：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2009-12-3  来源：柴静博客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但是他克服了。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josonman

王元化：顾准其人其书

　　其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和疾虚妄求真知的精神

　　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是一本为发表所写的著作，而是顾准应他兄弟的要求断断续续写下来的笔记，时间是从1972年到1974年作者逝世前为止。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华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你思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从本书得到的教益，我想举出下面一些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先秦学术的概述；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等等，都作了很少有人作过的探索，显示了真知灼见。

　　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他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他对于1917年至1967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形成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

　　读了这本书我不能不想，是什么力量推动他这样做？请想想看，他很早参加革命，解放不久在“三反”整党中被打下去。“文革”前曾两次戴上右派帽子，一次在1958年，一次在1965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

　　“文革”开始，唯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了，子女与他划清界线。他断绝外界往来，孑然一身，过着孤独凄苦的生活。在异地的弟弟和他通信，顾准寄给他大量笔记。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

　　我由此联想到历史上那些不计成败，宁愿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人物。记得过去每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总是引起内心的激荡。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饱经忧患之士。鲁迅称屈原的《离骚》：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他指出达到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样在前，顾忌皆去。

　　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经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

　　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这本书最美的篇章。

　　我认识顾准在抗战初期，他比我年长，我们在1939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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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谁在思考——读《顾准日记》札记

作者：谢泳

　　《顾准日记》终于出版了，由《顾准文集》到《顾准日记》，我们终于有可能走进这位在逆境中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日记是很私人化的文本，它是一个人真实的心灵记录，因为它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日记的命运作者无法预料。我们眼前的这本《顾准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真诚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这个幸存的文本，充满了血和泪，它应当成为知识分子最该读的一本书。

　　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在那样的年代，有那么多的诺言，有那么多的大话，但谁在真正关心着中国底层的平民？并思考着中国的命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而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知识分子——顾准。

　　《顾准日记》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是哀鸿遍野和斯大林主义，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才能逐步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

　　1959年1月9日，顾准说：“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誉，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顾准日记中不仅真实地记下了他所目睹的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

　　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未，以强力未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7000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的称号。

　　若说农民留恋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这个称号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像农村那样“组织集体生活”，城市工人必要引起暴动。

　　顾准1959年写于河南商城的那些日记，可以说是他思考中国农村问题智慧的结晶，顾准敏锐的思维，犀利的眼光，使他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超前了后人二十多年。顾准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敬重，除了他的人格力量以外，与他在理论上的深度是分不开的。40年前，顾准的思索，今天读来，还让人怦然心动。他说：

　　从这里，不仅证明了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活力，也征明了宣传与教育的力量。人们硬是歌颂十大建筑，而又以农民的艰苦生活当做献身精神的原动力。应该承认，Stalinism（斯大林主义）是今天的时代思潮，我必须充分懂得这一点，以此为根据来决定人的行动。同时也应该记录到历史中去。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终究还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但同时也是一件可喜的事。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中小型工业的农本主义极不明确，相反，无论在中小点的建设目的，都是大会堂式的现代化——拼命的刮削农村来进行建设，而建设本身便是建设的目的。土包子而怀抱城市中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愈是农村愈严重，愈是不按价值规律，只能在指定地点吃愈为严重。那么，一把卡住农村全村人口吃饭问题的公共食堂，怎能不成为横行霸道的权力的来源，与道德败坏的泥坑？中国又是一种，而中国较之斯大林为尤左。其实原因也简单，因为集体农庄在苏联已足以解决商品粮食问题，在中国，若不“组织生产又组织生活”，商品粮并无保障，归根到底还是人口与土地问题。难道社会主义也是愈到东方愈野蛮吗？

　　以上这些话是一个知识分子40年前发出的声音，虽然当时不为人所知，但它说明，在那样禁锢的年代里，还有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念，使中国当代思想史不再成为空白，仅此，顾准就足以让当代知识分子肃然起敬。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思考，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思想家的气质，顾准的意义在于他不仅超越了时代文化禁锢和物质贫困的局限，执著地将眼光投向世界，更在于他始终怀有对底层贫民生活的真实感受，这一点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读《顾准日记》的时候，我总想到离开他的日记，去看一看他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是怎样感受现实生活的，我想到了《竺可桢日记》。1956年，顾准曾和竺可桢在科学院综合委员会工作，竺可桢是早顾准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后来好像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思考。我比较了1959年12月31日竺可桢和顾准同一天的日记。竺可桢的日记是这样的，当天竺可桢参加了由郭沫若主持的宴请苏联专家的晚宴。日记这样写到：“膳后已8点半。院预备了游艺节目，有民族歌舞与独唱，钱学森夫人蒋英也唱了两支曲，与游艺并同时进行跳舞。……直到12点。进至1960年元旦时，郭院长已和陈副总理至人大会堂，由张副院长祝大家新年快乐后，又进行了一小时的跳舞，一点始回。”接下来竺可桢真实地记录了大跃进以后的情况，他说：“酿成阳历年市上买不到蔬菜、肉、蛋的现象。”就在这同一天，顾淮当年的朋友和同事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苏联专家晚宴、游艺、跳舞的时候，远在河南商城劳改的顾准在日记中写到：“长竹园的人们，下午三时左右回来，我虽然吃了10两午饭，还是随着吃了一顿。……八时半，还有一顿糯米稀饭。机不可失，必须去吃。”朋友们歌舞欢唱的时候，处在饥饿之中的顾准在想什么呢？请看下面这样的文字：

　　东西方相互渗透之说，已为西方学者所传播，苏联的一位作家专门写东西加以驳斥。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与东西方渗透论，很有兴趣的题目，我是基本上属于这个类型的。就算是花岗石脑袋吧。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孩子们长大。继续这个态度，渗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有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的真实的努力方向。所以要争取经过经济研究所到北大或复大去教书去。现在弄不清的是回京后，如何安排我。到南口去也好，当资料员也好，总比在劳动队强。在劳动队的艰苦的日子里，凭站岗的时间写，凭田野休息的时候读，仅有的资料是人民日报，也不曾中断我的观察与研究，今后还有什么因难环境可以难倒我呢？

　　我无意责备顾准受难时那些处境尚好的知识分子，但面对顾准留下的思考，他的形象无疑显得高大。别样的知识分子很多，而顾准这样的很少很少，因而我们的思想遗产也就不够丰厚，所以今天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格外珍惜顾准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因为这些东西——用顾准的话说：“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

　　《顾准日记》就是这样用生命写出的，这样的书是永远有生命力的。

josonman

作者：顾准

　　(一)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那么，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

　　(二)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不错，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可是，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没有两党制，散在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56年苏联的历史，24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

　　除以上两条外，其他几条你对我的批评，全都同意。至于所谓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无非就是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意思。关于终极目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展开，我倒很乐意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1917年它真的成为现实了。成为现实了，并不是没有问题。对此，我们谈过，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想指出，这两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罗伯斯比尔为了保卫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按照他的逻辑，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的冲突。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拿破仑主义，他只能为拿破仑清道。但是，《93年》(雨果著)却是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

　　1870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败了梯也尔，俾斯麦能听任法国成为公社的法国，像《法兰西内战》所描绘的那样吗?而且，公社内部并没有产出出坚强的领导中心(你对这一点是看透了的)，这种领导中心，唯有在1870年以后又过了40年，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工会的领导权，并且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时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对镇压反革命和进攻凡尔赛的软弱，是和1793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的。1793年在欧洲留下来的影响，最深刻的是它们的恐怖主义。要知道，马迪厄的称颂罗伯斯比尔的《大革命史》，是20世纪的产物。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较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改，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说过很多了，暂时不补充了，待你批驳后再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准备多说几句。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它有过极其残暴的表现：殖民主义、分割世界、帝国主义，它曾经想扑灭1917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等。在英国，1870年以后直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确实有过盛大的海外投资，把国内的经济发展都耽误了等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在过霍布森(John　Aileinson　Hobson)(他写的《帝国主义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原本)、维布伦(Veblen)等等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大英帝国的伦敦，庇护了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我最近涉猎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文献，有几件事很可注意。美国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入，1914年是1945年的两倍。工资在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战后的20年中从60%上升到82%，他们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强烈地鼓吹平等主义等等。至于另外一些事情，从西方新闻中可以获悉的，则有西方的军备支出，愈来愈受到国内福利支出的压力而不易扩张。相反，苏联的国民收入则有40%用于军备;军备竞赛的主动权，现在竟已操在苏联手里。又在那里，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正在受到政治的威胁——这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吗?

　　这样看起来，1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像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他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纷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1000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

　　1973年4月29日

josonman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顾准的父亲姓陈，生母姓顾，顾准自幼出嗣外家，所以改随母姓顾。
　　顾准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学。16岁时，初次走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却被学生轰下了台。一年之后，再次上台，才站住了脚。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曾经自发成立过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
　　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这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盐阜区行政公署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
　　1943年3月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
　　日本投降，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共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
　　进入上海以后，他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
　　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1965年在被划为“极右派”，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残酷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他遭受迫害期间，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
　　在去世后，他的思想价值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到并受到极高评价。李慎之先生称他是“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王元化先生评论“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主要著作包括《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陆续出版有文集《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顾准文存》（四卷本）等

josonman

作者：闵良臣

　　说来有趣。平时读顾准，读着读着，就有写“读后感”的冲动，而且这样的时候还很多。这次“读后感”的主要意思就是题上那十几个字。说来也巧，也就在拉出键盘要敲这则读后感时，恰逢英国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当今的爱因斯坦”史蒂芬·霍金访问香港，故在2006年6月17日的香港文汇报上读到梁家辉先生文章，题曰《大师霍金》。文章要结尾处，作者还“想一提霍金这种大师级人物，何以未拿过诺贝尔奖？只因其理论超前人类知识太多，学术界无法核实，而非评审诸公对大师不敬也”。

　　这让我联想到顾准。

　　王元化先生在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顾准文集》第226～22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下面凡引自此书文字，只注页码）王元化先生仅就冲破教条主义“这一点来说”，说顾准超前了10年。可在自己读顾准的著作时，常常感受到他的思想、观点在很多方面都有“超前”意识，并且超前中国几亿人许多年。甚至是直至今天，他笔记中的有些文字即使是在中国的“思想界”（说句该掌嘴的话，1949年之后，我基本上不承认中国还有“思想界”。有“思想界”就不会有“凡是”，就不会“造神”；既有“凡是”又有“造神”，又何以还能说有“思想”且成“界”）仍然显示出超前的魅力，释放出绚丽的光彩。当然，我不能不承认，霍金在学术上的“超前”，是就整个人类自然科学理论认识的程度而言，而顾准的超前，却是就国内知识界和理论界来说的。可这已经让我觉得顾准相当伟大了。

一

　　自上世纪中叶始，我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很快就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确立了这个“指导思想”之后，大陆就无人敢碰，或说就不允许任何人去碰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说的碰，即指怀疑和批评的意思。至于对马克思文本的阐释，也只有近乎钦定的一个标准。凡对我们不利的文本，虽然也是白纸黑字印在那里，一概视而不见。即使有所谓“分析”，往往也只许作对我们当时统治社会有利的分析，不利的，就不要去想。如果有什么人敢于怀疑上马克思、怀疑上马克思主义，轻则说你无知、狂妄，遭到口诛笔伐，进行批判围剿，重则把你打入人间“十八层地狱”，要你“脱胎换骨”。而到了文革期间，更是登峰造极：往往就因你怀疑马克思的某种说法，批评马克思的一言半语，脑袋就有可能搬家。其理由简单之极不说，且还都是推理得来：怀疑和批评马克思，就是怀疑和批评列宁、怀疑和批评我们的领袖；怀疑和批评马列主义，就是怀疑和批评毛泽东思想；而怀疑和批评毛泽东思想，就是理所当然的“现行反革命”；而又因是这种当然的“反革命”，也就“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文革时期，特别是在文革中后期，以当然而又“现行反革命”罪处死的“政治犯”不计其数。笔者生在大别山脚的一个小县城（读《顾准日记》得知，他曾在这儿受过三个多月的罪，让他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令他终生难忘。他在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13日两次日记中都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让他亲自审判当时他所在的农场的场长王八蛋沈万山——顾准在日记中有“这个王八蛋居然自称我对你们指示”——可见此人作恶多端，让顾准对其恨之入骨），文革开始不几年，大约也就在上世纪六九年或七零年，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就亲眼见过枪毙“政治犯”（在对尚未断气的政治犯的胸口补枪时，我与拿着手枪的执行者的距离不过5米远，这一幕至死都忘不了），称这种人为“现行反革命”，布告上说此人反对“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并且在狱中的墙上还要刻写“反标”，你说这还不是“死罪”吗？所以说，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王申酉等人，实在只是这些人的“代表”而已矣！难怪，当年身处羊城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如果非要他去北京不可就要允许他不宗奉马列主义的话，在后人看来，简直是“胆大包天”，简直就是“疯话”。现在想来，发生在陈寅恪这种举世罕见的大知识分子身上的“事件”属于特例不说（据资料所记，就连法西斯的日本侵略者侵占香港后，对漂泊在港的陈寅恪也表示了相当的尊重），好在那尚在文革之前，否则，就凭这一个“要求”，就极有可能把这位大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余世存先生在《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写在〈舒芜口述自传〉出版之际》一文中说：“在一个非公民的社会里，只有那些在集体信仰上正确的人才能扬眉吐气，其他的必须夹着尾巴做人；信徒和‘异端’正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过前者对后者的为所欲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以洗划自己的界线。”⑴

　　正因有这样一个如此残酷的背景，顾准的伟大才愈发显现。首先，顾准在1957年11月和1965年9月两次被打为“右派”，据王元化先生“所知”，这在中国的右派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226页）有很多人只被戴上一次“右派”帽子，就痛不欲生，就羞于活下去，就要“自绝于人民”。而有哪一位右派若是去了“帽”，对党和政府感激涕零不说，今生今世怕也都只会“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这当然证明了当年一旦被剔出“组织”、划到人民的对立面之后让人是何等地不堪忍受，同时也正说明顾准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对自己的充分信心，两次被打为“右派”，怕是再也昴不起高贵的头胪、打不起精神来了。对此，顾准弟弟陈敏之在为《顾准文集》所作《序》的要结尾处也谈到了：“顾准生前既然能够把个人的安危荣辱以至对于一个有正常思想感情的人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并置之不顾，对于身后的一切自然更会淡然置之。”（第9页）其次，以如此“待罪之身”，不仅还有心情去读书去研究，居然还要去怀疑去批评被一个强大的专政机器用来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时光又流逝了几十年，即使对今天的有些知识分子来说，倘若也是遭受了顾准同样的打击，怕是你借个胆给他，他也不敢还像顾准那样去想去做了。不错，在几十万所谓的“右派”里，在更多的“右倾分子”（即指那些“帽子拿在人民手中”，随时都有可能被戴上的人）中，谁都不敢说除了顾准就没有敢于思考者，就没有人会有一些超前认识，甚至也对马克思对恩格斯对列宁对毛泽东，乃至对中国革命进程有过某些怀疑。但像顾准那样不仅诉诸笔墨形成文字，且深邃、透彻，至少到现在笔者尚未见披露。可以说，如果把顾准的一些笔记以及与弟弟的通信，从中随便抽出一篇公开出来，在当年，对作者而言，都是“死罪”——更不说这些“反动言论”还是出自一个“双料”的“右派”之口了。这样一个顾准，当时倘真的被“发现”，不仅会被处死，还会被骂作“死有余辜”。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在妻子已自杀，儿女也与自己断绝关系的这种悲惨情形下，顾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1970年元旦这天约1700字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要继续革命，就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秀（闵按：指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远不能知道的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⑵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顾准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我们自己的领袖时，到底有哪些自己的看法。这里需要申明的是，尽管用顾准胞弟陈敏之的话说，顾准“他一生给我们留下的东西不多”（第9页），但就是这“不多”的著作，闵某也尚未能通读。而况后来，也就是在几年前，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几乎要算“一网打尽”地出版了所能见到的顾准所有的文字来看，也是很可观的。因此，这里所说顾准敢于对马恩列斯和自己领袖的某些思想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于顾准文本而言，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我不想等到将来的一天全部通读顾准著作之后再来做一篇大文章，因此，也就读到一点说一点。

　　在顾准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史”。（第443页）马克思通过研究当时的经济来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这一“命题”寻找证据。

　　顾准是一位十分认真的人，在读书，尤其是在认识上，休想让他盲从。他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这篇著作中说道：“我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格罗脱（闵按：即《希腊史》的作者，英国十九世纪的银行家乔治·格罗脱。顾准所译《希腊的僭主政治》出于此书）的分析，自认有许多直接来自亚里士多德，这当然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在这里，我必得指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专制政体所作的‘阶级分析’，主旨无疑得自亚里士多德和格罗脱。”（第255～256页）

　　这里想插一句。这首先就告诉人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著作中有些思想、观点都不是马克思的。往下说，就算我们后来把马克思当作“神”，也应意识到马克思著作中的有些说法和认识并不出自这个“神”的大脑，而是出自并不被我们认作“神”的人说的。既然如此，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有些话有些观点又有何批评不得呢？而况，马克思先生连“马克思主义”都不承认（即他不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又如何会把自己看作“神”？他的思想、认识，有很多也都无疑要来自前人和别人。而人类社会也正是在不断地传承前人的思想成果得以向前发展的。对此，陈敏之在《顾准文集·序》中说得很好：“关键在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科学。既然是科学，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所涉及或未涉及的所有客观存在的问题，都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应当设立任何界限或限制，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否继续前进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当然，研究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也应当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严肃的、诚实的。”（第9页）

 

 

 

说到这里，记起胡适先生1927年写过一篇很好看的随笔《漫游的感想》，其中谈到当时日本最有名的经济学家福田博士，很有趣。游历了欧洲之后的福田博士，认为当时社会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路。”胡适先生认为这位福田博士虽然到了欧洲，可惜走得不远，故对他说，如果“索性到美国去看看，也许可以看见第三条路，也未可知。”你猜这位经济学家怎么说，“福田博士摇头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胡适先生当即说道：“先生这话使我颇失望。学者似乎应该尊重事实。若事实可以推翻学说，我们似乎应该抛弃那学说，另寻更满意的假设。”⑶

　　这个世界上像福田博士这样的人这样的派别组织，多的是。

　　其实，早在1929年，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时针对李大钊等人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就说过这样几句话：“若要知道一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我们须先知道那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可以有比较，然后可以下判断。”并在这篇争论文章的结尾处说：“输入学说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病。”⑷

　　回过头来，紧接着上面的话，顾准又说道：“从这里又不妨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对专制政治所作阶级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我认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腊历史、欧洲历史背景，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非历史’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256页）这几句话虽未明指，但已经说得很“露骨”了：我们一直在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然而在顾准看来，我们学的马克思著作中的有些“分析”不是马克思的，而对专制政治所作的阶级分析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格罗脱的。这且不说，由于亚里士多德和格罗脱的分析是就希腊历史、欧洲历史为背景所作出的，而只要略知希腊史、欧洲史的人都知道，希腊历史、欧洲历史上的专制政治与我们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因此，把马克思借用别人对希腊和欧洲的专制政治所作的阶级分析应用到东方的中国社会中，又怎么能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了呢？

　　你读顾准为他自己撰写的《希腊城邦制度》所作的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可以知道，古典时代的希腊史虽然主要就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历史，但还有不少中小城邦，他们事实上从来不受雅典和斯巴达的支配，而是各自独立发展，即实际上，“在希腊历史和希腊文明领域内，并不存在什么能够有权要求管辖全希腊的，或甚至某个地区的最高政治权力。”（第65页）“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第66页）或许正因此，古希腊才能留下那么多的灿烂文化。顾准尤其在这篇代序中认为，“在古希腊史上留下了那么多史迹，并传下了那么多学术文化遗产的就是这些小城邦。这些小小的城邦不仅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直到亚历山大事实上把它们降为一个大帝国中的自治城市以前，它们各自顽强地坚持了它们的独立”。（第67页）

　　而欧洲历史与我们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顾准在《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以及《关于海上文明》中都有再明白不过的叙述。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欧洲的君主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第250页）在《关于海上文明》中顾准认为：“从‘建城’开始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海上文明的特色。”（283页）而这种特色，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到一个新地方。这些移民到达一个陌生的海岸，要在那里生存，就要与自然进行斗争而不是同人进行斗争。而整个人类的历史证明，凡是与人斗争，产生出的是专制；与自然斗争，产生出的是团结和民主。

　　还有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战争，才有专制。对此，顾准在《海上文明》中也有论述：“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大帝国。”又说，“部族王经过征战形成的王国，一般是专制主义政制——不仅中国、古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直到古代史上所发现的任何这样的国家，包括西欧的高卢（高卢还打进过罗马城）、塔尔苏斯（Taressus，在西班牙）、日耳曼等全部如此。所不同的是，部族王凡兴起不久的专制色彩较少，王与‘战友’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平等；部族王国历史愈久，王愈衰弱，王权的尊严愈往上提，专制主义色彩愈浓厚，如此而已。”（第283、284页）当然，在顾准看来，希腊有史时代，也有过一些像我们春秋时的诸候国的兼并，如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但不同的是，希腊史上的兼并受到了强烈的抵抗，以至于斯巴达不得不很早就从兼并转为“同盟”政策，“甚至事实上结束了希腊城邦制度的亚历山大，他之对待希腊本土诸国，表面上也只能采用同盟的方式”（第71页），而我们却把类似的这种兼并“认为是伟大的王业”，（同上）就是喜欢“六王毕，四海一”。⑸

　　在今天看来，两种，乃至多种政治权威并存本身，以及放弃兼并，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这也是欧洲之所以容易成为民主社会，而不是“海上文明”的国家民主进程之所以艰难之故。

　　若用一言以蔽之：欧洲有民主基础，我们没有。

　　重要的问题当然还不在于有没有民主基础，是否兼并，而是当我们明白马克思的有些思想，特别是对专制政制所作的分析，对错不说，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一方面，我们怎么还能说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呢？马克思不是神，他也不相信神，世上原本也没有神——这些都不说，只说当我们感觉或在实践中遇到挫折走不下去时，是否应该从“指导思想”上找一找原因，是否还要一路错下去。

　　这是不容忽视、也不应该再拖延下去的。

二

　　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中认为：“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的赞扬者。”那么什么是雅典精神呢？那就是民主、自由，加之憎恨所有的神。

　　马克思把“人”，把成为真正的人，把人的自觉看得高于一切。这里有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作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哲学之后，引用了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剧本，写下了下面这样的话：

　　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第257页）

　　顾准在引用了马克思博士论文——而马克思也是引用别人的话——之后，紧接着说道：“这是他（闵按：指马克思）一生信念的宣言书。继承他的遗志，利用他的笔记，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恩格斯，把易洛魁人的直接民主，直接和雅典民主焊接在一起，完全撇开了斯巴达；而且，还不惜（其实，就‘客观主义’的历史而论，是歪曲）把分明神权政治的希腊王政（译文作巴息琉斯，即希腊语的王）说成是‘军事民主’。此外，以前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闵按，即指另外一篇跟其胞弟陈敏之交流的笔记，见《顾准文集》354页）中我还没有意识到，而这次译格罗脱的文章时才领会了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为法国人设计的一套政治制度，分明以希波战后‘雅典同盟’为其原型。他早期著作中热诚的民主主义倾向，对于这位精研了希腊文献的哲学博士来说，启示无疑得自雅典民主。《共产党宣言》所树立的共产主义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雅典气味就更浓了。”（第257～258页）

　　首先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一生的信念，就是“憎恨所有的神”。其次，这一段话，明白无误地批评了恩格斯把直接民主和雅典民主直接焊接在了一起，又批评恩格斯不该把明明是一种曾经存在于希腊的神权政治说成是“军事民主”。顾准居然在当时敢对恩格斯用“歪曲”一词，这同样是很有点“疯话”很有点“胆大包天”的味儿。此外，顾准更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民主主义倾向，都是因为受到了希腊雅典民主启示。就连他那句至今对我们而言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名言，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浸透了雅典民主的情愫，散发着雅典民主的气息。

　　马克思是伟大的。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就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他思想精神的核心是追求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绝不相信神。不管有些人高喊得多么邪乎，只要用马克思这种几乎可以作为试金石的“思想精神的核”一试，真假马克思主义立辨。而后世的专制统治者，特别是像斯大林等那些打着马克思招牌，口口声声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什么相结合，甚至还要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人，他们最青睐的恰恰就是专制统治，最厌恶的就是民主和自由。这些人所谓要发展的只是他们心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私货”，与马克思毫无关系。这样一些人，其实根本不懂马克思。所以，指望这些人去把马克思主义与什么相结合，指望他们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是一个笑话。

　　当然，马克思也是人，自然也有局限性。在有些问题，特别是在对待人类社会发展的形式上，有时也不免想得过于美好。就像顾准所说：“马克思当然不满意雅典存在着奴隶这件事（闵按：雅典城邦中除了“公民”除了‘自由人’，也还有奴隶，甚至可以说公民和“自由人”就是相对奴隶而言，这一点，不可忘记），更不满意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时代的金权政治的空气，所以他的共产主义以‘克服劳动者从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异化成为非人’为其根本条件，这是不待说的。值得注意的是，怎样实现克服？他完全不想取法于斯巴达。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法于1794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他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第258页）

　　或许是因为我们现在还被定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档次”上，因此，“克服劳动者从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异化成为非人”就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但马克思的这个提醒，我们应该谨记在心。也未必非要等到遥遥无期的“共产主义”到来的那一天，才实现这一点。看一看沿海的那些打工者，他们为老板赚的越多，他们自己也就越是“从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异化成为非人”了。想起来，就令人痛心！另外，马克思既不愿意看到这个世上存在奴隶现象，又不愿意像当时斯巴达那样施行绝对的平等主义，还希望在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中不出现异化。马克思的这个理想，是一幅要令人垂涎的图画，不可谓不美。然而在顾准看来，这个理想太高了！尤其是后来的一个二个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懂马克思的这个理想对我们而言一时半会儿还是多么遥不可及，不顾实际地浮夸和蛮干，把他所处的社会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对此，顾准是这么说的：“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同上）

　　李卜克内西不懂，列宁不懂，斯大林自然更不懂，而中国革命的领袖懂吗？历史似乎已经把懂与不懂都清晰地影印下来，并装进了它的“文件夹”里。

　　我们从上面顾准的一些文字，尤其是从最后这段文字中分明看到这种批评里夹着讽刺，更带着伤痛。即使如此，顾准仍是“不依不饶”，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可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过分理想化。理想的灵感又从来不是凭空可以来到的（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他不免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的民主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僧主们所利用，直是遗憾！”（第259～260页）

　　至于哪些人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僧主”，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并还将继续告诉我们。

　　2006年6月下旬初稿，11月修订

　　注释：

　　（1）见http://www.cc.org.cn/old/zhoukan/guanchayusikao/0211/0211221005.htm【世纪中国网】。

　　（2）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第17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3）《胡适文集》第2卷第113～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4）胡明主编16卷《胡适精品集》第1卷第354、35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唐·杜牧《阿房宫赋》。

　　载2007年第1期《民主与科学》杂志，另见强剑衷主编《法治大手笔》一书，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

josonman

2009-12-6  作者：朱学勤

　　12月3日，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鬼使神差，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碰巧回校，邀同门同饮，我也忘记这一晚是顾准三十五周年忌日，却不由自主说起他在世时的往事，众生无语，停箸黯然。夜半回归，朋友转来柴静博客上一篇悼亡文字，长达8500言，情真意切，结语说：“我们都是顾准的后人”。我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经常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里出现的女记者，写信问同在传媒工作的儿子，这是CCTV的“柴静”吗?那样一个地方能出这样一个人?儿子尚未回信，一个学生的短信到了，确证如此，而且约我写稿，纪念这个应该纪念的日子。

　　顾准的人间悲剧，这些年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那天我与学生说的是这一悲剧的反面，将近二十年前，我采访顾准家族时遭遇的另一人物——施仪之先生。我想让学生明白的是，人间若有悲剧发生，总有其正、反、里、侧，只有把方方面面都看到，才能探及悲剧纵深。否则，只能落入新华体，再树一个好人好事，平面走形，那才是对悲剧的亵渎。

　　1991年我写《迟到的理解》，先在香港发表，后在大陆《文汇报》转载。一位顾准家族中的年轻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学报的高南先生，看到文中提及顾准临终，欲见老母而不得，母子相距不过数百米，却酿成生离死别悲剧这一段，担心我不了解内情，再写下去可能出错，自费坐火车来上海，告诉我这一家族的一些内情。闻之心惊，于是反过来坐火车去北京，请他陪同，去寻访那个“阻扰”顾准母子相见的“罪魅祸首”，前公安部主官，顾准妹夫——施仪之先生。

　　初见施仪之，七十开外，双鬓染霜，穿一身军装，无帽徽，无领章——我称“素服”，虽落魄，却留有军人威仪。此时已被开除军籍、党籍，门可罗雀，门厅亦浅陋。我因此前不久脱军装，见有同样“素服”之前辈，则感亲切。他听说我也是落难之人，遂有感慨：“怪不到你能来看我，你大概能理解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一头是反革命?顾准倒霉时，我是军政委，公安部军代表;现在顾准翻策，成了思想界前驱，我却成为反革命，双开除。”这就打开了话匣子，可惜当时经济署窘迫，没有录音机伴随，以下文字为记忆所及，文责在我，无关施老先生。

　　施为1949年前参加部队的老军人，大军南下，经无锡宜兴，娶顾准之妹，遂成顾准家人。此后又北上，为陆军驻山西某部军政委。“文革”第二年，毛号召三支两军，施仪之进入公安部任军代表，排名在谢富治、李震之后。谢无暇理部务，交李、施掌政。李震为1935年清华“一二•九运动”参与者，是中共陆军将领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林彪事件后，李在公安部大楼的地下室暖气管道旁离奇身亡，为“文革”中军界高层两大死亡案之一，另一案为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夫妇在熟睡中被同一大院内军人枪杀。李案发生，周恩来震惊，亲自调人组建专案组，倾向于认为李震是他杀，有政治阴谋，限期破案。施仪之参与专案组调查后排除他杀，以自杀结案。李震死后，依军代表主管一切，公安部实际当家人即为施仪之，故而外界传言顾准妹夫为公安部部长，虽不确，也非讹言。

　　当天施仪之与我谈了一下午，有两件事让我意外，深感历史难写，尤其写人，言及深处，难处自现。

　　一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大规模暴动。部队武装平叛后，周恩来令施仪之去当地视察临现场，见民众赤贫如洗，眼含僧恨，施内心震撼，向周恩来驰报，称当地为“老、少、边、穷”，应开仓眼济，方能平息乱源。并有具体建议：海军被服仓库有军大衣闲置，应尽快发放，火车运送，让难民度过严寒。周允其请，遂有西海固当年到处是难民身披蓝色军大衣之奇观。今日大陆文件用语，“老、少、边、穷”已集为固定词组，即施仪之首创。作家张承志因采访西海固并著《心灵史》而闻名，实际上早于张十年，施已进入西海固。

　　二是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民众藉悼周而杭议，公安部派出大批便衣侦探，一日三“参”，随时密报。施仪之在密报照片中，赫然发现叶剑英座驾，牌照号码历历在目。惊魂之下，徘徊再三，施决定扣压这张照片，隐匿不报。此事天知地知，密报者不知，叶本人不知，毛泽东不知，仅施一人知。车内究竟是叶，抑或他人?施事前不敢与叶言，事后不久已经沦为阶下囚，更不能与叶言。

　　我为施仪之当年敢有如此担待而感佩，也为他此后遭遇而唏嘘。如果说他“反革命”，真罪状是在这里，而不在被指控的其他方面。我今披露此事，一是为老人去世十几年，墓木已拱，史料虽为孤证，待考，却也不能随其埋葬;二是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史学同行引戒，知史方治史，举凡重大事件，绝不像当事者自言、官史者编撰那样简单。

　　第三件意外，施仪之自己并未说及，我是为施言所动，回沪后征信于顾准家族另一知情人，偶然获悉。顾准晚年妻离子散，孩子们投靠谁，谁在庇护?我们当年或追述或纪念，却把这一背景忘记了，其实还是施仪之。顾准遗孤数人，施仪之亦有子女数人，皆为知青，上山下乡，年终返京探亲，就在施家打地铺，一地铺睡十几人。节后离京，施仪之让原部队警卫员去内蒙古草原打黄羊，施操刀均分，一人一份，送他们上路。上峰提醒施仪之，不该收容反革命子女，要注意影响。施回答：他们的父亲是反革命，我已经与他划清界限，他的孩子是“可教育好子女”，我不能把他们推出门外，总要有一点人道主义。顾准晚年欲见老母而不可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施当时已觉身处险境，尤其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有一次借工作汇报，向江青请辞，脱离公安部，返回老部队。江青怒斤：这是革命需要，你不要不识抬举!从此不敢请辞，一直到1976年下半年怀仁堂事件发生，天地翻转，施作为“三种人”或“谢富治代理人”，被隔离，被审查，终被双开除，沦为“牛鬼蛇神”。

　　我与施仪之只有这一次“初见”，再无“复见”，当时交浅言深，感谢他信任，说好第二次带录音机去，记录他的“口述史”。不料刚回沪，十天后高南来电话，说施老先生突发脑溢血去世。发病原因很多，但那一天见面后，他一连几天难以平静，也是原因之一。此后是我难以平静，老人遽然离世，岂非我之罪?

　　我今以施仪之往事，纪念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以赎前衍。是否亵渎顾准?起顾准于黄泉，他也会同声一叹：“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一头是反革命?”顾准之悲剧，虽千万人吾往之，可谓“惊天地”;施仪之用尽被弃，也是悲剧，可谓“泣鬼神”。这是悲剧之正反，却发生在同一个家族里，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了，而是时代悲剧。

　　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从此我另有所解。祭神，神如在，鬼也在，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生活比文学更文学，已不劳小说家言，面壁虚构。但在我们的文学中，是读不到神鬼天地、人间世界的。而我长远不读文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学回避了生活，也会跳大神，那是另一种神。说“当今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代”(王蒙近语)，唱“纵做鬼，也幸福”(王兆山近诗)，既不“惊天地”，也不“泣鬼神”，只是讨活人欢喜。这两人是应该搭档，一起去法兰克福的。离开这些“二人转”，去读真实的日子，能纪念顾准，能纪念一个前任部长的悲剧，也能戳穿另一个前任部长的诳语。

　　(《东方早报》后注：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有删节。文中“三支两军”是指：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josonman

吴晓波：拆骨为烛
——纪念顾准去世35周年

来源：《经济观察报》2009年6月三期连载

（上）

　　1949年7月24日，刚刚解放两个月的上海遭到三十年未遇的特大台风袭击，海堤被冲毁，黄浦江江水倒灌，市区受淹，连市政府大厦都水深过膝，大量档案、税票和凭证被水浸毁。在市政大厅里，一个34岁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带着一群人，用脸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后将浸湿的档案一份份地晾晒烘干。与所有身著黄土布军装的同事们不同，他穿着一条吊带裤，这在朴素而农民气质很重的共产党干部中非常的刺眼。

　　他叫顾准，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

　　这是一个瘦高个的、带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区顾家湾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开过一家棉花行。他十二岁就进了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当练习生，在这里一干就是十三年，成了一个娴熟的会计学专家，他编写的《银行会计》一书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并被之江大学、沪江大学聘为会计课教授。顾准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1940年他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过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财政厅厅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他回家乡出任重要的财税局长一职。据当时的上海市民回忆，1949年前后，沪上最出名的共产党干部有三个人，除了陈毅市长之外，一个是公安局局长杨帆，还有一个就是顾准，原因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他们贴出来的治安和征税布告。”

　　顾准面临的局面是棘手的，上海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家工厂中只有三分之一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八成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业，既缺原料又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实业家们更是人心惶惶，骑墙观望，谁也不敢扩大再生产。工商矛盾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人甚至认为，应该象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做主的工人们。

　　顾准的工作重点是，恢复工业和尽可能多的征税。他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在他的两年任期内，完成了三项很重要的、对全国工商业治理起到了试验性效果的工作。

　　第一项是重建征税制度。

　　自晚清到国民政府时期，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很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形成了恶性的循环。顾准实行的是“轻税重罚”办法，为了避免大的动荡，他基本上延续了国民政府的税制体系，同时则废除了一些民愤很大的苛捐杂税，譬如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等，取消了有重复征收性质的11项捐税，此外陆续颁布了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9种地方性税种的暂行办法。由于数年的通货膨胀，工厂的帐面资产与实际值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为合理征税带来了严重的困扰，10月，顾准公布了一项规定，允许私营企业按当时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从而改正帐面资本额，使之接近实际状况。这个办法一公布，受到实业界和会计界的欢迎。

　　为了保证税收的征缴，他借鉴苏联的经验，创造性地设计了财税专管员制度，用他自己的描述是“全市组织若干个分局，每一个区分局下按地段建立稽征组（后改称税务所），稽征组的每一个税务员专管若干个纳税户。”他对上海的纳税户进行了普查，共查出漏户2·1万个，实得工商纳税户10·78万个，全市设20个区税务局，建立96块专户管理区域。顾准设计的这种专管员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顾准在上海的征税工作很有成效。1949年5月到12月，全市的财政收入只有498万元，处于严重赤字状态，根据上级命令，上海必须在1950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过发行公债和征税的办法收上3000万元。顾准采取了严查重罚的手段，他回忆说，“这种逃税出发和公债征募同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于是，上海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大提抗议，一方面也进行非法抵抗――这一两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以致公安局为保护我的安全起见，给我配备了两名警卫员。”

　　尽管遭到部分抵制，顾准的强制手段还是起到了效果，据《上海市财政税务志》记载，1950年全市的税收收入达到6416万元，比上年增加12·8倍，为舒缓全国财政的紧张作出了重大贡献。

　　顾准的第二项重要试验，是在中财委的统一指导下，重构了上海的产供销体系。

　　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是一个既定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特征之一，那么，如何改造，从哪里切入，却是一个很有技术性的命题。根据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的思路是，从流通入手，通过垄断生产资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的方式对制造业进行控制。从1949年10月起，中财委就着手建立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性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调剂为主的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和盐业，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业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自然就无法动弹，成了一块被压扁了的“夹心饼干”，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

　　在全国的生产资料源头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上海的带头效应当然最受关注，顾准很快行动起来，他成立国营的花纱布公司，私营纱厂不得再自购棉花，自销成品，所有产品均实行统购统销。为了与花纱布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国营的供销合作社，还把全市的私营运货车全部取缔，新组成了一个上海搬运公司，它成为交通运输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写道，“国营商业控制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筑材料、粮食等项的私营零售业无法照旧继续下去，国营商业不得不扩大到零售商业范围中去，华东商业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组织了几个零售公司，交给上海市管理。以上趋势，还在急速发展，不久就扩大到建筑业范围中去了。”

　　顾准的第三项重要试验，是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它们将如何退出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事情。

　　顾准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

　　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外资企业相继离开中国。

　　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开埠以来，从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国大臣，从蒋介石政府到汪精卫政府及日本占领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

　　他们年轻，风华绝代，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买。年轻的财税局长顾准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他每天奔波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不断地拟定各种各样的布告和公文，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周旋协商，他在立信会计事务所时的老同事严松龄回忆说，“他还是那个瘦长个子，穿一套不合身的军服，桌上放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烟，说话态度极其谦和诚恳。”所有的市民和工商业者，对这样的革命家既敬又畏。

　　不过，事实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当时的新上海管理者中，还是有人对即将生成的新经济制度产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不是别人，竟就是顾准。这是一颗悲剧的种子。

　　顾准是一个忠诚的、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者，同时也是顶级、冷静的会计学专家。早在山东当财政厅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公营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让他头痛的正是他的专业所在，他说，“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对国营企业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产生了警惕性，这成为顾准反思国营企业制度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

　　此外，他在上海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质疑。譬如，他公布的“按人民币物价重估私营企业资产”的办法，尽管受到工商界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中央财政部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这也成为顾准在两年后被免职的重要诱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顾准自述》中写道，“我对此没有作过什么申辩······如果不允许私营企业重估资本，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现在还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也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

　　顾准对“政策”与“技术”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项“技术”事实上都服务于、以及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他将长期地困顿于这种逻辑之中，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就当顾准为新建立的共和国日夜工作的时候，1952年2月，这个被很多人看好的青年高级干部突然被公开撤职。

 

（中）

　　对价值规律的思考，让顾准和孙冶方超出同时代的所有人，他们因此成为了异端和受难者。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们被并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顾准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被撤职的，事前毫无预兆。

　　从1951年12月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的起因有两个，一是中央对党内腐败的警惕，二是为了增加税收，支援朝鲜战事。

　　当时，过于激烈的运动气氛已经影响到了工商业的正常运作，华北地区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营工商户歇业，影响到40万人生计，西南地区的月税收也减少了一半，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很多私营工厂停业观望，而震动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市委共收到检举材料24万件，200多名企业主被抓，发生48起自杀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紧急部署，决定在上海暂停发动五反运动，县以下的五反则推迟到春耕以后。

　　2月25日，主管全国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导工作，28日，顾准在电台里做广播讲话。29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对八个干部的处分决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顾准。对他的处理决定是，“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顾准对自己被突然撤职“感觉十分突然”，日后来看，他被免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依法征税”政策不被采纳，二是“不服用”。

　　在当财税局长期间，会计师出身的顾准一直试图建立依法征税的体制，他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用运动的方式来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税务通讯》中连续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论证和阐述。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被认为是保守的。43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关于顾准的纪念文章中说，“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服用”，顾准的办事能力和学养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却让人讨厌，据他的弟弟陈敏之回忆，有一位大区负责人曾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同时他则又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说，饭也不给他吃。”1959年，陈敏之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介绍说，“这是顾准的兄弟”，接着他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顾准被撤职后，连降数级，先是到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当了办公室主任，接着调至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当财务司司长，随即再下放到洛阳工程局当副局长，1955年，又被送进中央党校的普通班学习一年，随后被调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

　　据吴敬琏的回忆，在这期间，顾准“从早到晚都钻在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过去的三年里，他通读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苏联理论家们的计划经济理论、黑格尔以及凯恩斯的著作，此外还读完了《中古世界史》、《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浩大而孤独的阅读经验，让他变成了一个独立而尖锐的思想家。他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模式，渐渐形成了体系式的看法。在1955年12月的日记中，他如此评论“一五”计划：“工业建设，必需使用现代技术，迎头赶上。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这不只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这样的言论在当年无疑是大逆不道。就在这时，顾准开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与顾准达到了同样思想高度的另外一个学者，是他的江苏老乡孙冶方。这是一个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1949年当过上海市军管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与顾准有过同事的经历。1954年赴京升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接着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所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两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

　　有一次，顾准翻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与孙冶方进行讨论，这段文字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更重要。”

　　对这段文字的再三推研，让两人的思想打开了一扇危险的窗口。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中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他们破天荒地认为“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

　　事实上，在1956年前后，已有不少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计划经济的运作规律，譬如孙冶方的堂兄、时任中财委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的薛暮桥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写了《经济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提出了困扰内心的四个問題：“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是否可容許小商品經濟甚至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存在，並有一些發展，然後慢慢改造它們？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采用什麼辦法來使消費品的生產能夠適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樣性的需要？第三，怎樣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保持國民經濟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應當首先用於什麼方面？”不过，当时的薛暮桥等人还不敢象顾、孙那样的思考，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一直把价值规律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研究的，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消灭以后，价值规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只有顾准和孙冶方超出同时代的所有人，他们因此成为了异端，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们被并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在《试论》一文中，顾准更是展现了让人仰止的道德勇气，他无比大胆地写道，“可以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为一个会计学专家，顾准在文章中一再挑战经典理论。他写道，“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过；社会主义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明过。相反，他们确切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进的理念，“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需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巨大的生产企业，其具体核算单位还必须划小。”他象先知一样地对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计划经济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很多年后仍能抚摸到思想的灼热。

　　到1964年，随着“三年灾害”时期的结束，中国理论界又出现过一股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孙冶方和顾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受难者。

　　当时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1900－1976，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1930年代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后被罢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的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三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他日后回忆说，“我一直认为，在物价的计划管理体制下，价格往往背离价值，不利于调节各类产品的按比例发展，达到供求平衡。我主张必须对物价进行调整。”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鼓吹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订价。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陈伯达、康生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不但保护了顾准、张闻天等人，还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花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做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经济学家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双方矛盾在《红旗》杂志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十分紧张。被点名务必参会的孙冶方坐在一角，实在按捺不住，他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操着一口浓烈的苏南口音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与孙冶方一起出门，杨悄声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报名呢？”孙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这个倔强的苏南人却不肯低头认罪。他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孙冶方的朋友们也纷纷遭殃，杨卓元、桂世镛等人被认定是“张、孙反党联盟”的“八大金刚”，一直受到他庇护的老右派顾准这次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被隔离审查，挂牌批斗，然后同样送到周口店劳动改造。在日记中他很内疚地写道，“我更进一步猜测，孙冶方的问题是任用我这个右派分子而引起的，我这个人，到那里都要害人，这回又害了这个老朋友，觉得很对不起他。”顾准的爱妻汪璧为了替五个子女着想，提出与他离婚，在给顾准弟弟陈敏之的信中，她说，“只要顾准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立即复婚。”可惜，她与顾准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发生在1964年的这场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潮，是1978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反光返照”，它很轻易地被击溃了。而随后展开的批斗，事实上也成为即将拉开序幕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

 

下）

　　顾准用自己的苦难讲述了生命的坚硬、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他就被那个时代所抛弃了，他的生活凌乱而惨淡，他的身份卑贱而可鄙，他的声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厌恶而显得多余。但是最终，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在昏暗和寂寞中去世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经常咳血，并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气管炎来治疗，当最终确诊为肺癌以后，已是无药可治的晚期。

　　从文革开始之后，顾准与中科院经济所的同事们被集体下放到干校劳改。那些日子，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他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破绿军鞋，整天奔忙在贫瘠坚硬的田地上，做着毫无效率可言的农活，据吴敬琏的回忆，在当时，顾准“痰中带血”，身体已经出现了恶化征兆。他瘦弱的身影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显得那么的无力和可笑，没有人知道，在这具已经被抛弃的躯体内正流淌着一股倔强而清醒的血液。

　　比他小10多岁的研究员吴敬琏，与顾准成了莫逆之交。吴敬琏的政治定性是“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而顾准显然看得更加的深远，吴敬琏日后回忆说，“顾准总是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对于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都已过去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去观察。”

　　这时候的顾准，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顾准了，苦难让这个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的纯净，而思维的深度更是让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时代人，这位早年的会计学教授、上海市财税局长不再满足于所谓的“专业”，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顾准开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韩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史，进而上溯到希腊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与思考方式。

　　这种富有穿透力和强大时空坐标感的钻研，让他的思考力变得愈加的尖利，他对诸多寻常事件的看法已信之拈来，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购得一本《天演论》，视为宝物，顾准拿来“粗读一过，颇多感触”，他的感触是，“（此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自从《天演论》被翻译到中国后，从没有人以这样的角度来解构这部一直被奉若真理的作品，顾准却从中尖锐地看出了植根于国民精神深处的对专制的膜拜，他的思想如一把薄如素叶的手术刀，准确而干净，举手一试，万物颓然。

　　1971年8月，顾准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进而说，“本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顾准是1972年夏天回到的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经在四年前自杀，而子女们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他如一只丧家之犬，只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与做笔记，为一本名叫《希腊城邦制度》的书做准备。

　　这是一个为抽屉而写的伟大作品，顾准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动力来自于天地间一个冥冥的召唤。他以数十万言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他的书中写道，“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这位早年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终于在历经劫波之后脱胎换骨，回归为一个理性、中庸、信奉渐进的经验主义者，在一个接一个的昏暗难眠的夜晚，他将毕生的愤怒铸成了一个个带血的汉字。顾准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他埋头工作的同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Kornai)正在创作《反均衡论》（1971年）和《短缺经济学》（1980年），而写出过《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国人哈耶克正因他的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成为西方声名最隆的经济学家，他将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彻底清算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顾准晚年一直对自杀的妻子念念不忘，他的同事骆耕漠曾回忆一个细节，“1973年前后，记得我刚补发了工资，我请顾准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回来时太阳落山了，他说，我们走条近路回去吧。其实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楼前，他眼睛望着楼上一个窗户，默默地停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过的地方凭吊，汪璧是在这里自杀的。”

　　1974年11月，医生在顾准的痰液培养结果中发现了癌细胞，顾准自知末日降临。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他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顾准在遗嘱中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传承。十多天后，顾准去世，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这位日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1994年9月，《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顾准最终成了那个没有到达目的地的人。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被认为是一个“卸下肋骨点燃光明的烈士”。

　　他用自己的苦难讲述了生命的坚硬、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后，他就被那个时代所抛弃了，随后的22年里，他的生活凌乱而惨淡，他的身份卑贱而可鄙，他的声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厌恶而显得多余。但是最终，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在今天，我们仅能以这样的方式纪念那位伟大的先行者和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