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钟里的布谷鸟

儒教是民主的天敌



民主，就是人民作主。狭义上，他是一种与专制对立的政治体制；广义上，一切与专制对立的东西，皆可称之为民主，比如：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民主管理，民主作风等。民主思想，首先是指关于民主政体的思想，同时也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比如：平等思想，法制思想，自由思想，分权思想等等。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οζ，由“人民”δημοζ和“权力”κρατοζ两个词合成，意为“人民的权力”。“民主”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舶来品，他是西方列强通过枪炮硬塞给我们的“礼物”。中国古书中也有“民主”一词，如《尚书》《左传》总的“简代夏做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等等。这里的“民主”，意思是“民之主”，它和现代的、西方的“民主”是意思相反、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希望弱智者和别有用心者不要以此论证中国古代也有“民主”甚至“民主”诞生在中国。

民主是动听的，但中国人对他是陌生的。虽然中国人普遍对民主抱有很大的好感，但这种好感仅仅是叶公好龙，它与中国人真正接受民主之间尚存在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占据中国人身心、支配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中国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专制文化是一套土生土长的与民主价值观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因此，在标志着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中，追求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是同时进行的，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在中国，要维护专制就必须尊孔崇儒；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打倒孔家店。对此，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说的已经足够的多，也足够的深刻了。后来者，不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所谓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对话，都是老调重谈，低层重复，并无新意，他们不论是在理性的学术深度上，还是在感情的激烈程度上，都没能超过先人。传统文化的话题在今日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厌倦的老生常谈了，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民主仍遥遥无期。今天，如果再次赘述，真怕外人嘲笑中国人的智商。但鉴于中国民主不行的现实，老生常谈还不能不谈。

现在，让我们粗略地探讨一下以儒教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民主的本质。

首先，儒教是扼杀平等的。　　　

儒教的思想核心是＂仁＂。“仁”是一个很具欺骗性的儒教概念。“仁”是个什麽东西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⑴ 儒教让人怎么去爱人呢？“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⑵（仁就是爱人，其中爱自己的亲人是最重要的。）除了“亲亲为大”之外，儒教也主张“泛爱众 ”⑶，主张“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⑷ 但这种“泛爱”并不是平等、博爱，而是“笃于亲”⑸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向外依次递减的爱。儒教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原则之上的有远近、有等级的爱。

儒教这种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有等级的爱，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

为了维护、巩固这种不平等的仁爱，儒教发明了等级礼制。“子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爱亲人有远近之分；尊贤人有等级之分。这就是礼所产生的缘由 ⑹ 儒教礼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被礼制囊括于内。其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意是网上的总绳，君、父、夫为“总绳”，臣、子、妻为“网”，网对于总绳来讲，除了服从还是服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一国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纲，臣子们又是自己儿子、妻子的纲，整个国家便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总纲的金字塔式的关系网，这个网是真的疏而不漏，每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在这个专制的网中，君、父、夫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而臣、子、妻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⑺ 这是一种单向的权利、义务关系，里面没有双向制约，不存在丝毫平等观念。

三纲之外尚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之外，尚有公媳、婆媳、叔嫂、妯娌、叔侄、姑侄、舅甥、姨甥、堂兄弟、表姊妹等等人伦，中国的人伦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儒教是以此来让人们辨贵贱、明亲疏、别父子、知上下、识远近，使得家族长幼有序，尊卑有等。

五伦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对兄长绝对服从，这一点在儒教礼制观念中是仅次于孝道的相当重要的人论，因此二者常被合称为“孝弟”。五伦之中的“朋友 ”，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应该摆脱父子、兄弟之间的服从关系，平等相处了吧，偏不！儒教连他也不放过，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缘关系将之强奸了：儒教通过结拜兄弟的方式将朋友泛血缘化、泛兄弟化了。还美其名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⑻

在中国，非血缘的朋友关系是以拜把兄弟的方式建立的。拜把兄弟，要磕头、烧香、喝血酒，以年长者为尊，它其实是一种泛家族化的宗教仪式。儒教通过拜把兄弟这种方式使他的等级礼制观念突破了血缘家族的范围，一下子放之四海皆准了。“拜把兄弟”在遭到将之视为“封建思想”“宗派主义”的共产党的猛烈批判之后，大体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他仍广泛存在于今天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许多人，初次相逢，酒过三巡之后，便开始互叙年龄称兄道弟起来，不如此，关系就不会亲近，就不算交上朋友。“兄弟”一词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着，“朋友”与之相比要逊色得多，通常所谓的“兄弟”其实就是指朋友，而“朋友”则是指关系平淡的“熟人”而已。“弟兄”这个大家并不认真的称谓，“称兄道弟”这个大家并不注意的行为，细究起来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残余，尽管他们不起眼，不够斤两，但是他们却在时时刻刻蚕食、消磨人们的平等意识。这也不能怪今日的中国人，马克思并没有教人怎样处朋友，一个“同志”太粗泛，太干硬，满足不了人们的感情需要；又没有平等神圣的观念能使得中国人将“朋友”“友谊”本身视为一种美德，一种荣誉；更没有基督教的超血缘“弟兄”让中国人来取代儒教的血缘“弟兄”。

儒教的不平等不单单表现在人伦之上，它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士有一座宗庙。天子用豆器二十六个，诸公用豆器十六个，诸侯用豆器十二个，上大夫用豆器把个，下大夫用豆器六个。诸侯用七个副官陪同，享受七席菜的招待；大夫用五个副官陪同，享受五席菜的招待。天子的坐席是五层，诸侯的坐席是三层，大夫的坐席是二层。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用五层垫席和杭木，用八层个扇；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用三层垫席和杭木，用六层隔扇；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用二层垫席和杭木，用四层隔扇。⑼

同时仪表，说法就不同：

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称呼也不相同：

天子后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庶人曰“妻”。

同是死，叫法也不同：

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⑽

今天中国虽然摒弃了传统的表面，但却继承了传统的实质：比如同样是奸淫，对于百姓是罚款问题，对于低级干部是道德品质问题，对于中级干部是生活作风问题，对于高级干部是小节问题，至于领袖嘛，就成了健康问题了。
…………

儒教对自己所立的礼是极力维护的，

不知礼，无以立也（11）
在上不陵下，在下不援上。（12）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鲜矣（13）
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以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陵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14)

儒教的礼和仁是统一的，礼是仁的外在制度，而仁则是礼的内在精神。
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于天。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15)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6)
对于天经地义的等级礼制，人民只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人民能过做到“一日克己复礼”便能“天下归仁矣”。(17)

中国的开国皇帝们本来对儒教的“神圣”礼制是嗤之以鼻的，他们不是篡政夺权的逆子二臣，就是犯上作乱的农民，要不就是入侵中原的胡人，在儒教的眼中，他们都是小人、禽兽。但当他们当上皇帝后便改弦易张、尊孔崇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儒教的纲常礼制名为仁义，实为君桎臣、官轭民、父压子、夫困妻的钳制之术，是专制帝王理想的钳制天下、愚弄黔首之器。　　　

儒教的“仁义”制度不仅制人之身，且兼能制人之心。在他的内外钳制之下，中国人早已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一任昏暴者之蹂躏鱼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汤不怨，赴火不辞，呼吸弥留际犹牢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念，以流臣节于天壤，传青史于后人。”(1Cool

儒教杀人于无形，其毒更甚于洪水猛兽。

儒教的长期浸润使得平等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没有丝毫立锥之地。在中国，人民除了长期的绝对服从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把皇帝拉下马，并不是让皇帝从此消失，而是要自己上马当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19)－－不是我服从你，就是你服从我；不是你为我纲，就是我为你纲。要么做逆来顺受的奴才，要么做为所欲为的皇帝，二者必居其一。平等是什么？民主又是什么？不让当皇帝，又不让当奴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让咱咋为人哩。别说皇帝不愿意，就是我们当奴才的也不会同意！

中国欲实现民主，不仅需要培养国民的平等精神，更需要一个支撑平等精神的坚固的十字架。

儒教的仁，是对自己亲人、孩子的爱，是母鸡式的爱，是妇人之仁，是小爱。

基督的爱，是真正的爱，是平等的博爱，是大爱。基督的爱，是超血缘、超阶级、超种族的。在上帝面前，尊贵的、卑微的，富有的、贫穷的，健康的、病弱的，人人都是平等的。

正是上帝、基督的博爱，塑造了基督徒的平等精神，奠定了民主的基础。

让我抛弃、忘记那害人的纲常礼教，来洗耳恭听上帝的福音吧：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祂又是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是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自己的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５：２２）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６：１）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歌罗西书３：１８）
中国人要么遵守三纲五常，要求绝对秩序；要么就打倒三纲五常，要求绝对平等。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弄明白父子、夫妻究竟应该怎样相处。这也怪不得中国人，除了上帝，谁又能搞明白呢？世上再也没有比上帝福音更好、更科学、更言简义深的教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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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儒教是反对独立的。

儒教孝道的要求不仅是严肃的，也是广泛的，它不仅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还要求子女不得离开父母，要与父母永远住在一起，直到为父母送终。“父母在，不远游。”(20)为了随时伺候父母，子女还不能出门远游。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国人追求的家庭理想，是家庭美满的象征。一个人成年后离开父母自己独居，在中国人看来这等于是抛弃父母，是不孝的行为，是没良心的表现。

单单住在一起还不够，儒教规定，父母在，子女的经济不能独立，子女必须将个人的所得悉数交给父母，由父母支配，否则，是不孝的行为。“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21)。唐朝的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甚至曾高祖在是，子孙别离户籍，分异财产者，徒刑三年；卑幼不有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直到杖打一百。宋朝司马光的《涑水家议》中说：“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之父母，当用者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清朝的《清律辑注》规定：“一户之内，所有田粮，家长主之；所有钱财，家长专之。”……。

和父母住在一起，将经济权悉归父母还不够，做子女的还要从内心依赖父母，在父母面前永远像个孩子才算真正的孝顺。“大孝终身慕父母”(22)（慕：依恋的意思。）“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23)（孔子说：舜是最孝顺的人了，五十岁了还依恋父母。）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社会，表面上，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农村，儿子可以不再和父母挤在一个院子里了，在城市，想四世同堂也没有那个条件了，做子女的经济也可以独立了。但是儒教的传统仍然顽强地生存着，没结婚的，结过婚的年轻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现象仍然很多，如果住房条件不允许，子女们也想方设法和父母在一起吃饭。就是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年轻人，也远远不能摆脱对父母物质和精神上的依赖，得到真正的独立。今日中国社会在大体上仍保持着子承父业的古老氏族世袭传统，年轻人踏入社会寻找工作，是离不开父母的帮助的。有了工作上了班后，工资少得可怜，仅够吃饭，年轻人需要交往、恋爱、结婚，经济上还是离不开父母的救济。尤其是结婚，需要房子，按一般年轻人的工资，没有二十年的积蓄是买不起一座房子的，怎么办？只有依靠父母。对此，他们的父母不仅不认为是负担，反而将为孩子完婚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半生靠省吃俭用节省积蓄下来的钱本来就是为自己孩子结婚准备的，如不够用，他们还会像老牛一样不惜老迈的身体拼命地给孩子挣钱。对此，他们的孩子，身强力壮的青年，并无些许愧疚之心，和自己的父母一样，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相反，如果孩子迟迟不结婚，当父母的就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很被别人看不起，很丢脸面，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要比自己的孩子大得多。所以，为了自己孩子早日结婚，当父母的就是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的确立，确立的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会加剧这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面对如此的社会制度，面对如此的传统观念，年轻人纵有独立之心，也无独立之力。依赖父母不仅能得到事业、经济上的帮助，还能得到孝顺的好名声，何乐不为？面对父母，“聪明”的孩子早就知道了最佳的选择：听话。

成年的“孩子们”以人格上对父母的依赖、服从，换回了父母给与的物质方面的“现成”；父母们则以自己的任劳任怨换回了子女的唯命是从，确保了自己晚年有人陪伴、照顾和侍奉。在中国，尤其是农村，除了自己的孩子能在晚年照顾自己外，社会上再也没有任何的养老保障了，也别指望“外人”能帮助、照顾自己。在中国，晚年凄凉是可怕的，儒教孝道那貌似温善的背后，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缺乏真爱的寒冷。

儒教孝道所营造的中国特有的父子间的亲密，看起来温情脉脉，但实际上，他不论是对父母还是对孩子，都是真正有害的。他让孩子成为了父母的终身负担，它阻碍了孩子的人格、个性的健康成长，使得孩子成为庸人、废物一个。他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更大，他直接泯灭了社会前进所需的动力和创造力，他所助长的只有人的惰性和厚脸皮。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要真正地改变它，却很难，这不仅存在着物质上的困难，更有道德上的压力。　

对家庭依赖成性、尚未独立自主的年轻人走向社会后，就会进入一个泛家庭化、实行家长制管理的组织---单位。在单位中，要想进步，单靠埋头苦干是远远不够的，你能进步与否，关键取决于单位的领导。因此，如果你不想碌碌无为，你就必须向领导靠拢。这种靠拢并不是单单在工作中对领导服从，他是“全天候 ”“多方位”的，他更多地是靠在工作八小时之外来的时间表现的。八小时以外的靠拢就没有了界限，再加上靠拢本身存在着竞争，于是，靠拢就会变成对领导的人格依附，使得本来就先天不足的独立性进一步丧失了。相反，如果你不想上进，只想混口饭吃，不和领导吃吃喝喝，嘻嘻哈哈，自己介立独行，独来独往，就会被领导视为异己，不仅好事轮不到你，说不准那天还会给你个小鞋穿。正像谚语所说：“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整了单枪匹马的。”

在中国这个爱扎堆儿、非理性的国度里，独立是一种危险，个性是一种异端。

缺乏独立精神，依赖成性的年轻人，只是长不大的孩子，而不是青年。除了“礼崩乐坏”的乱世，中国的常态社会是有一个或几个老人和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组成的。青年在中国属于珍奇野生，是濒临灭绝的品种。　　

“青年”和“民主”一样，本来就是舶来品，儒教教义中是没有“青年”概念的，凡是属于青年的东西，比如独立、个性、激情、想象力、创造性等，都是儒教所敌视的。在此想给年轻人一个忠告，在中国，如果一个长辈或领导说你有个性，那可不是在夸奖你，你一定要反思、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对长辈、领导有所得罪。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24)（年轻人是可怕的，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人呢？到了四五十岁还默默无闻，就不可怕了。）

孔丘，你怕年轻人的什么呢？还“圣人”呢，什么心态！

上帝如是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２：２４》）

几代人同居在一起，固然是一种经济、廉价的生存方式，但是便宜没好货，世代同居会将人的潜能压缩到最低限度，从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其实抵挡社会进步，保持社会静止正是儒教的目的。

基督教国家的社会细胞是个人，儒教中国的社会细胞是家庭。个人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家庭则是专制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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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儒教是反对结社的。

自由结社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力，是公民行使自己民主权力的一个主要方式。一个民主社会正是由形形色色自由结合的社团组成的。

中国是不存在自由结社的，社团也是有的，但都必须由中央来领导，否则，就是“反动会道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由结社就是与朝廷分庭抗礼，就是不忠不孝，就是蓄谋造反。

竭力维护皇权神圣、将忠孝挂在嘴上的孔丘非常仇视结社，将有结社意愿、倾向的人通贬为小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5)（君子合群但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6)（君子随和而不赞同，小人赞同而不随和。）

意见相同、志同道合、团结一致的人就是“同”“比”的小人，没有主见、随声附和、见风使舵、永随大流的人就是君子。

当初，那些志同道合，相互“勾结”在一起打天下的豪杰，在儒生的眼中都统统是盗贼、小人，但是当他们一旦成功后，儒生们的态度就会来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争着抢着去舔那些小人的屁股，又将人家吹捧为“真龙天子”。而那些“真龙天子”们，也投桃报李，继续维护、宣扬儒教教义，因为他们只允许天下只能有他一个 “小人”，其他人必须是没有主见、顺应中庸、不相互勾结、永远以他这个“小人”为中心，听话的君子。

原来所谓的“真龙天子”不过是天下唯一的小人，一介独夫耳；所谓的君子，不过是那唯一小人、一介独夫的忠实奴才耳。

孔丘的徒子徒孙们更甚，他们将因志趣相投而有所交往的人称之为“朋党”，将之贬为“朋比为奸“”，自己则自诩为“君子不党”。这正是皇帝们喜欢儒生、鼓吹儒教的原因，作为一个主子，奴才们的团结、甚至是交头接耳，都是他们所忌讳的。

理论上，儒教是维护官僚阶级利益的，但是其最终实践结果，却恰恰相反。

孔丘不信人性本恶，不知道竞争的好处，不知道皇帝们只有在内忧外患，存在竞争对手时，才会屈己待人，礼贤下士，与臣子结为鱼水，将臣子视为手足。天下一旦太平了，竞争对手被干掉了，也就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了，皇帝再也不愿和臣子们－－自己的奴才浪费感情了。

孔丘将皇帝视为“真龙天子”，视为完美圣人，不允许人有任何猜测之心、监督之意，只让人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依赖皇帝，其结果只能加强、放纵皇帝一人的淫威，而将臣子们的存在价值贬的一钱不值。随着儒教的浸润，中国皇权专制愈演愈烈，臣子们也愈来愈贱：汉代时，臣子们上朝时还有座位可坐；到了宋代，座位被撤掉了，臣子们只能跪着才能和皇帝议政；到了明代，有了“廷杖”制度，不分官职大小，谁惹恼了皇帝，就会被剥去衣服，捆缚四肢，按在金銮殿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杖责、挨板子……。

孔丘的教导最终不仅没能让他的同行－－教师们过上好日子，就连“学而优”的“仕们”，也不得不在专制的利刃下、刀尖上过着提心吊胆、受侮辱的奴才生活。

孔丘沾上谁，谁就倒霉－－－他这个病毒。

另外，儒教也是反自由的。

苛严的法家是通过户口制度、文字狱等手段来限制人的身体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儒教则是通过仁义礼制来限制人的身体自由和心灵自由的。和法家相比，儒教是伪善的，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的大纲有三百条，礼的细目有三千条。）待其人而后行。(27)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2Cool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9)

按“圣人”的话去做，人一生的精力都用来实践儒教繁琐的礼节了，哪里还会有自己的思想，哪里还会有自己的特言独行。有些人天资聪颖，“威仪三千” 都难他不住，不要紧，还有科举考试等着他哩，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全是儒教经典。浩如烟海的儒教经典及经典注释足够消磨他三辈子的精力了，哪里还会有劲儿去琢磨非礼的念头，甭说在干非礼的事儿了。

儒教的仁义礼制，是束缚中国人身心自由的枷锁。

儒教反民主，并不单单表现在对平等、独立、自由、结社等民主要素的扼杀上，更表现在，它是一套完整的、封闭的、运行良好的、深被中国人接受的、处处维护专制、处处与民主相悖的文化机制。

这种机制主要包括：世袭制，家长制、及对人的奴化。

先谈世袭制。

周代以亲亲建国，官职家族化，统治者任命自己的亲人当贵官，所谓“亲贵和一”。亲人们所得官职是世代相袭的，后来的君王也不能罢免他们。所谓“世卿世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的世袭制在春秋时期遭到了冲击，但他却得到了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的拼命维护，儒生们将周礼、世袭制遭受破坏称之为“礼崩乐坏”。

世袭制度是一种运作成本最为低廉的官员任命方式，和廉价的四世同堂的群居生存方式一样，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保持静止状态。同样是便宜没好货，世袭制度不仅通过泯灭了人的奋斗欲望抵挡了社会的发展，并且他也是违背公正原则的。

支持儒教世袭制度的是一种狭隘、机械的遗传观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君子、大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君子、大人，他们继承父亲的官爵，成为统治者是理所应当的；刁民、小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刁民、小人，他们继承父亲的职业，成为被统治者，也是理所应当的。

所幸，科学的发展已经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个较明确的答案，使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遗传现象、批判“龙生龙，凤生凤”传统的狭隘的遗传观念。

是的，遗传广泛存在于生物界中，正是遗传确保了物种的稳定性。人类同样受到遗传规律的控制，在人类社会中，高智商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高智商的比例是比较大的，但也仅仅是比例较大而已，并不绝对，更不是“龙生龙，凤生凤”。每个孩子的生理形状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而是总有相异的地方，这在遗传学上称为“变异”。现代遗传学认为，变异分三种：１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２基因分子结构或化学组成的改变，及基因突变。３染色体结构和数量的变异。其中，第２、３中的变异，目前所知，是导致人类许多遗传疾病的原因，他们在人群当中的发生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而第１点，却是百分之百发生的。每个孩子的基因一半来自于父亲，一半来自于母亲，孩子的基因型是由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共同组成的，所以孩子的性状即类似父亲又类似母亲，但又既不同于父亲又不同于母亲。孩子性状的好坏不在于什麽好基因坏基因，他的关键在于父母基因组合的好坏，而父母的基因的进行组合又是（卵子受精时），自由的，随机的，不受人控制的。（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是由精原细胞和卵原细胞分别通过减数分裂形成的，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细胞有２３对染色体变为２３个染色体时，这２３个染色体是自由组合的，这使得精子和卵质具有２（２３次方）＝３３８８６０８种多样性，如果将２３对同源染色体发生的遗传物质交叉互换再算计在内，精子和卵子的多样性就将是无限的。也就是说，男人数以亿记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都是基因型不相同的“个体”，这些众多的、各不相同的“个体”之间的自由组合，使得人的子女具有了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对普通的夫妇有可能生出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一对高智商的夫妇可能生出一个弱智的孩子。爹是英雄，孩子未必就是好汉。

怎样保证一个出身卑微贫寒但才智出众的青年不被埋没，能被社会充分利用？怎样保证一个出生显赫富贵但弱智低能的人不尸位素餐、占着茅池不拉屎，阻碍社会进步发展？这就需要社会拥有一个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你信“龙生龙，凤生凤。”“唯上智下愚不移。”（孔丘语）他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语）别瞎赌气，你们说的都不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让事实说话，让上帝说了算。

世袭制不仅对遗传的理解是片面的，并且它还忽视了另一个比遗传更重要的因素：环境的影响。科学调查，人群中智力先天超常的和先天弱智的都是极少的，绝大多数的人的智力都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的。某个人的综合素质及取得的成就，后天的努力是关键。并且，恶劣的环境往往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斗志，而舒适的环境往往使人贪图安逸。因此，世袭制不仅埋没了有才能的人，他还培养出一群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八旗子弟”。

汉承秦制，设立郡县，为了中央集权的需要，汉代建立了“察举”和“征辟”制度，来取代世袭制度，录取人才任命官吏。“察举”，就是由州、郡的地方官在各自的辖区内，随时考察选拔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考核，这些人就可以被任用为官；“征辟”就是高级官吏可以自行招聘下属，经试用后再向朝廷推荐。这种制度和世袭制相比，是一种进步，但是你要认为世袭制从此就消失了，那你就不免天真了。在察举、征辟的过程中，官员们并不是一心为公，按朝廷的要求来选拔人才，他们往往徇私舞弊，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子弟举荐上去，以致于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但是主要官职具被世族豪门所把持，“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九品中正制仍摆脱不了世袭传统。

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充当官吏。这种方法是将选拔官吏的权力从地方官僚、世族的手中集中到了中央朝廷手中，科举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豪门世族的世袭权利。

但是科举制度仍没能使世袭传统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世袭传统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变化的仅仅是形式而已。和察举、征辟相比，科举是严谨的、客观的、是容易被皇帝所控制的，但是皇帝的手腕再硬、防范措施再多，也挡不住官僚队伍的集体作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僚们中有种种手段进行做弊，让自己的子弟顺利通过考试，并在官场上对无背景的新科举人进行围攻刁难，最终官职还是被旧官僚家族所占有。

科举制是中央皇权对地方官僚权利的进攻，也是法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进攻。但科举考试的内容又全是儒家经典，反而加强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加强，反过来又使皇权专制更烈、科举制更苛严，於是儒家思想的地位就更牢固……表面上，皇帝和官僚，法家和儒家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二者是骨肉相依的共生关系。

科举制的日益完善、严格，并没有消灭世袭传统，他反而使得世袭传统更普遍、更隐蔽、更细致。

虽然中国共产党将它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我标榜为“新中国”，但实质上，这个“新中国”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专制社会。尽管共产党曾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思想”扫荡过，但世袭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新中国”的社会中。

最为普遍的就是“接班”制度。父亲退休了，他的工作职位便可以由他的儿子接替，就是父亲未退休，他的儿子、女儿也可因是直系亲属受照顾进入本单位工作。父亲是铁路工人，儿子就是铁路工人；父亲是邮电工人，儿子就是邮电工人；父亲是纺织工人，儿子就是纺织工人；父亲是警察，儿子就是警察；父亲是演员，儿子就是演员……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工人的儿子还是工人，干部的儿子还是干部。所谓“新中国”其实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30) 的周代中国并无多少差别。

想改变命运吗？只有一条路：高考。高考是科举的变相延续，在中国，它是唯一的一次较为公平的竞争。高考与科举毕竟还有不同之处的。高考不像科举只有人文学科，他还有自然理工学科，这就为成千上万的居于社会下层不想继承父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你可以发愤读书，考入工、农、医、师等技术院校来改变你将成为农民、工人的命运。但是如果你学习人文学科想通过高考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那你十有八九会竹蓝打水一场空。象公、检、法、工商、税务、等“统治” 部门具被地方官僚所占有，其中的年轻人不是直系亲属就是关系户，清一色的“门子兵”。你毕业时，没有关系，没人接应，不禁连门儿都摸不着，甚至因你所学的专业不实用，连个工作都难找到。这一点，高考反不如能使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更能给年轻人一个“鲤鱼跳龙门”、改变自己阶级的机会了。　

世袭传统在今日中国，不仅仅表现在“世家”多，他还表现在，年轻人所得到工作、机会的好坏是由他们父母的权力、地位所决定的，与自己本人的能力、努力并无多少关系。年轻人的工作、机会的好坏是与其父母的权力大小成正比的，在很有“秩序”的中国社会，这种正比关系之精确，几乎可以用数学函数来表示。如果有一个公正的调查公司能够对中国社会做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一定会为人们绘出一幅世袭的氏族社会的图象。

在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一位官员不贪污、不受贿，就是一个十足的清官了，他运用权力为自己子女走后门、安排好工作，群众们则特宽容、特理解，认为这和腐败是两码事。也难怪，孔丘所追求的“仁”就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不为自己子女考虑，岂不是违背了“圣人”之道，要落个不仁无情的坏名声吗？儒教的妇人之仁使得中国人整体女性化了。

中国的父母们，千方百计地为子女的前途操劳，也不是单单只是出于对自己孩子原始的爱，这里面还有长远的利害算计。子女们混得好、有出息，最终是对自己有利的，尤其是权力部门，培养子女掌握权力，不仅能增强自己现有的权力，更是自己身退之后利益的最为可靠、也是唯一可靠的保障。在中国，最值得信赖的，也是唯一值得信赖的就是亲情。

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社会最深层的凝聚力，不是别的，正是维系原始氏族部落的血缘亲情。如果用理性的刀剑剥去裹在中国社会躯体上的层层“现代化”外衣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茹毛饮血的、肮脏、丑陋的氏族野蛮人的躯体。

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主义、理想都是虚幻、不实际的，那些曾经为某一个主义、理想而坚持原则、牺牲亲情、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到头来终难逃失败、被人讥笑的结局。在一出出闹剧陆续降下帷幕之后，在经历了尝试又碰了钉子之后，曾被愚弄的、已经世故的中国人，开始怀疑一切，再也不愿付出自己的真诚了。“ 血浓于水”，最终，血缘，这个原始、低级、动物似的群体纽带便又成为了中国人唯一值得信任的选择。这是中国人无奈的选择，这是无神论者缺乏真信仰的可悲之处。

８０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中国的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里根的儿子第二次失业，不得不去马戏团当演员的新闻，这本是暗示、嘲笑美国的高失业率的，但这条新闻恰恰证明了美国社会的公正性。总统的儿子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而搞特殊化，更没有成为一个为非作歹、无法无天的“衙内”。而在中国，一个七品芝麻官，即使手下的百姓饿死一半，他的儿子也不会失业的。

世袭制表面上早就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但实际上，直到今天，他仍然通过种种变色、变形的手法顽强地生存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支配新老交接、新陈代谢的主流力量。

在“新中国”成长的５０年中也有例外，那就是８０年代十年的改革开放。这期间，中国涌现出了一小批改变了原来社会地位的有钱的“货币新贵”，但总体说来，这些“货币新贵”是寥若晨星的，并且在改革开放的后期，随着官僚资本的大举侵入，这些先富起来的新贵们的含金量又要大打折扣。

在中国这个爱扎堆儿的氏族社会中，个人奋斗是很艰难的，将改革十年包括在内，今天被人们所知晓的成功的个人奋斗者有：牟其中、李晓华、禹作敏、刘永好兄弟、张朝阳、陈金义、赖昌星……能数得过来，并不比清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三年出一位的一步登天的新科状元多出多少。

在这个被传统世袭势力所占领的社会中，哪里还有公正、公平的竞争机会呢？哪里还会有选举自己市长、总统的权力呢？

座钟里的布谷鸟

再谈谈家长制。

周天子，家天下。从此家国同构，君为国父，父为家君。整个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所有官员的家长，官员则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官员们必须跪着口呼“万岁”才能和皇帝说话，百姓们必须跪着口喊“老爷”才能和官员说话，他们不仅为人臣，还为人子、人孙。

儒生们清楚地知道家和国的关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31)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32)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33)

既然家是国的基础，所以孝道不仅对于一个家庭，而且对于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因此儒教就竭力鼓吹“孝”为百德之首，“百行之宗，五教之要。”“德之本也”(34)

儒教所讲的“孝”既然这么重要，那他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35)
父之执（友人），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36)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父母高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多加劝阻）。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37)
……

这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吗？不是，这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这就使儒教的“孝”的含义。

曾在电视中看到一个英语谈话节目，主题是东西方家庭观念的不同。当一位中国人谈到中国的“孝”多是表现为孩子对家长的服从时，一位在座的被邀请的美国嘉宾毫不迟疑、条件反射式地说：“如果父母错了，怎么办？！”－－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那位美国人并非学者，他的质问显然并非来自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一种价值观念。在基督徒的眼中，父母和孩子一样都是人，都是有罪的、不完美的、会犯错的人，父母并不是至真至善的神，在上帝的面前，父母和孩子的人格是平等的。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６：１）

子女应当听从父母，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在主里”听从父母，也就是说，首先得讲理。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那，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那，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１２：４６）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１４：２５－２７）

上帝、基督是至真。

耶稣的教训是告诉我们，真理高于亲情。　　

基督的“孝”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情”和“理”是泾渭分明的，如十字架。儒教的“孝”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上的，这里，“理”和“情”混淆一谈的，如太极图。他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女性化、混沌性的特征。

有些人谈到宗教时，会摆出一幅和事佬的糊涂态度，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学善的。

事实绝非如此，不同宗教的教义的毫厘之差，最终导致的结果却是千里之别。

日本人曾经调查了日本１３０３名高中生，美国１０５２名高中生，中国大陆１２２０名高中生。在回答“你最尊敬的人是谁？”这一问题时，日本学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亲，第二是母亲。美国学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亲，第二是球星，第三是母亲。而在中国学生的答案中，父亲（包括母亲）竟连前１０名都排不上，多么巨大的反差！中国父母不仅在孩子心目中没有地位，并且许多中国的青少年将自己自卑、怯懦、依赖、懒惰等不良性格以及恐怖、焦虑、偏执的心理障碍，归咎于父母的教育方式，归咎于父亲的“专制”“霸道”、“无能”“娇宠”“过于保护”等等因素。(3Cool

这真是对有着悠久的“孝”的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讽刺。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出于一种动物似的本能，这种亲情之爱，动物也有，并且不次于人类。而孩子对父母的“孝”则是人特有的，它来源于人的道德感，来源于人的灵魂。儒教是否定“灵魂”的，这就等于否定了“孝”的源泉，不得已，儒教便将“孝”完全纳入了功利的轨道，因而从根本上扼杀了“真孝”。

中国的子女们对自己父母的俯首贴耳、毕恭毕敬，里面究竟有几点“孝心”在里面，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们更多地是在惦记着老爷子的房子、财产、存款折哩。这也难怪，谁让儒教规定不让子女们财产独立，而让老爷子独霸财政呢？这一点，老爷子们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始终不立遗嘱，调子女的胃口，让他们争着表现自己的“孝心”，直到自己咽气的一刻，而这时，老爷子往往又没机会立遗嘱，于是，葬礼后的家庭内部纷争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组成部分。

９。１１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大楼，银行家爱德华被困在五十六层，面对突降灾难，他掏出了手机，迅速给他的助手罗纳德拨了一个电话，刚举起手机，楼顶忽然坍塌，一块水泥将他砸翻在地，爱德华知道时间不多了，于是他改变了主意，给他的私人律师麦克拨出了第二个电话，可没等电话接通，他想起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于是拨通了第三个电话……。爱德华的遗体在废墟中被发现后，亲朋好友赶到现场，其中有罗纳德和麦克，可遗憾的是，当时两人都没有听到爱德华的声音。他俩查了一下，发现爱德华遇难前曾播出三个电话。他们推断，第三个电话很可能与爱德华的银行或遗产归属权有关。爱德华无儿无女，五年前又与妻子离婚，如今只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住在旧金山。当晚，麦克律师赶到旧金山，见到了悲伤的母亲。母亲流着泪说：“爱德华的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的。”“请原谅，夫人，我想我有权知道电话的内容，这关系到您儿子庞大遗产的归属权问题，他生前没有立下相关遗嘱。”麦克严肃地说。母亲摇摇头，说：“爱德华的遗言对你毫无用处，先生，我儿子在临终前已不关心他留在人世的财富，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妈妈，我爱你！”(39)

“妈妈，我爱你！”这就是真情，这就是真孝。

对羊危害最大的并不是张牙舞爪的狼，而是披着羊皮的狼。

孔丘有意曲解“孝”的意义，将“孝”引入歧途；孔丘披着“孝”的外衣，干的却是扼杀“孝”的勾当。孔丘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儒教对“孝”的定义，构成了中国社会家长制的基础。

家长制首先存在于中国的家庭中。就在今天，他仍是维系家庭运转的机制。一个孩子，年龄大了，逐渐有了些知识，有了些自己的想法，便开始不再认为父亲总是对的，于是开始和父亲辨理了，这是，当父亲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已经懂事的孩子平等相处，过去慈祥哄骗的办法已不再凑效，怎么办，于是便又想念“圣人 ”的教导了：“父为子纲，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他妈的，才念了几天书，就学会和老子讲理了！告诉你，你爹就是理！不孝的东西。”孩子生理发育成熟后，因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往往不符合父母的要求而和父母发生矛盾，家长们在说服教育等“软办法“”不济事的时候，便会使出杀手锏，动用经济制裁手段，迫使孩子就范。关系闹僵了，就会出现一些好心人，对孩子进行一边倒的劝说，劝孩子要怎样听父母的话。最终，迫于经济和舆论的压力，你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打算，听从家长的安排。你再踏入社会之前，早就学会了服从、妥协。

传统社会中，在家与朝廷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的组织：家族。家族的存在是确实的，是有能量的，族规往往可以代替王法，对其成员进行制裁。在“新中国 ”，取家族而代之的是单位。作为家与国之间的过渡组织，它同样是有能量的，单位的内部规定往往置法律于不顾，使单位成为法律的死角。并且这些单位本身往往就是家族扎堆儿的地方，正像民谣所述：“父子科、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人们可以摆脱单位的束缚，自由结合组成公司，家族现象就公开抬头，那就是普遍存在的公司家族化。

无论是单位还是公司，所实行的都是家长制。

如果你是靠关系进的单位，你或者你的父母努力“攻关”的过程，也就是你自尊受挫的过程，学会顺从领导的过程。在家长的努力最终成功后，通常会安排你和未来的领导见见面，在一起坐坐，这时当家长的会向领导说很有人情味的话：我的孩子就交给你了，多教导他，有什麽不对的地方，该批评批评，该骂就骂。然后又对你说：工作以后，有什麽不懂的地方，多向你李伯伯请教，听大伯的话，等等。－－工作尚未开始，自己已经比领导晚了一辈，成了人家的孩子了。

如果你是分配进单位的，这个驯服的过程要慢一些，工作初期，你会将大学中的一些散漫、独来独往的“毛病”带进单位，领导那些点到为止的批评，你也不放在眼里，过不多久，你要结婚了，需要向领导申请房子了，你才发现，面对一向对领导漫不经心的你，领导会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找个很正当的借口，让你一味地拖下去，直道经女朋友、或其他好友的指点“迷津”，学会提些礼物，躲着别人到领导家中拜访。敲开领导的门后，出乎你的意料，一改在单位的一副尊严、冷漠的面孔，领导会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和颜悦色、甚至热情地招待你，对你过去一些“不懂事”的地方，很宽容，初次登门，领导并不在乎你那点象征性的礼品，而更在乎你的态度，一种表示亲近、臣服的态度。如果领导留你吃饭，那就更好了，席间，他不仅满口答应为你的事操心，还会以自己人的口吻以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亲切地教导你一些在单位为人处世的方法，甚至自己的心得体会。在你对领导的感激之中，在你被领导温存的人情感染之际，不知不觉，你已经接受了领导的家长地位。……家长制并不像局外人想象的那样难以让人接受。

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公司，本应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民主管理，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中国的公司也是很具中国特色，它往往是家族扎堆儿的地方，这也不能怪中国人，在法制不行的中国，用外人是不放心的。用自己的亲戚，一则便于管理，再者，由于知根知底，如果有人有坑骗公司的行为，便于内部处理，就是其坑骗行为不严重、不易被察觉，也可睁只眼闭只眼，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是自家人，感情上能接受。公司家族化，是儒教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他同同居、世袭现象一样，在早期具有廉价、高效的优势，但是便宜没好货，它最终会抵挡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在家族化的公司内，管理实行的自然是家长制，要他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是很困难的。　

在单位、公司之上，就是朝廷、中央，家长制在朝廷、中央的表现就是我们所熟悉、所诅咒的专制，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中国社会就是由中央、单位、家庭组成的。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家长制则是专制的基础，或者说家长制就是专制，一种披着温情面纱的专制。因此，儒教的孝道实为专制之道。

孔丘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40)中国历代的专制者们更是心有灵犀，紧紧跟上，制定相配套的法律：“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41)

民主制是领导看人民的脸色行事，家长制是人民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民主制中的领导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须时刻调整改变自己的策略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因此，民主制是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机制。家长制中的领导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地位，他仇视一切可能引起既定秩序、社会变化的不稳定因素，家长制是利于社会保持静止不变的一种机制。

抵挡社会进步，正是儒教的目的。

随着时间的延续，家长制早已深入中国人的灵魂，其体现就是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家长制慈祥且有效率，他不是丑的，而是美的。这种美很成熟，他足可以使用中国仁人志士们鲜血换来的初级民主相形见绌，甚至成为丑小鸭；他足以使中国人在尝试民主的时候会对家长制充满无限的留恋；他足以使的中国人打倒一个坏家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拥戴另一个好家长。

座钟里的布谷鸟

最后，谈谈儒教对人的奴化。

法家思想为帝王之术，儒家思想则是为臣之道。儒教整套的价值观就是为了将人培养成为一个为皇帝服务、既忠且孝的好臣子的，儒教的个人最高实践就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皇帝的大管家。　

想当皇帝的念头，对儒教来说就是犯罪，是大逆不道，它违背了儒教所有的价值观念。不仅不能有当皇帝的念头，如果你凭着位高权重而不对皇帝毕恭毕敬，而不诚惶诚恐，那你就是越礼犯上，同样是大逆不道。所以尽管曹操为维持汉室残破的江山出了不小的力，但就因为他的举止不符合儒教的规范，更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后来当了皇帝，而落了个骂名千古，成为了奸诈的代名词、奸臣的化身，戏剧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象征奸诈的大白脸。还是赵匡胤了解中国人的花花肠子，他略施小计，就赢得了真龙天子的正名：自己本是无心当皇帝的，但是部下、士卒的拥戴，乃天命也，不敢违也！它不仅当了皇帝，还赢得了忠义的好名声，于是戏剧家便为他画了个代表忠义的红脸，看来，他比曹操聪明多了。不过后来她娘说漏了嘴，在别人面前夸自己的儿子，从小就有大志。一句话，让赵匡胤的忠义形象打了折扣，戏剧家便不肯饶恕，就在他的红脸的额头上添了一竖白道。但相比较还是要比曹操的待遇强得多。

在欧美国家，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理想，问他们长大后最想干什么，对政治感兴趣的孩子会不遮拦地说自己长大要当总统。记得有篇介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文章，说他青年时即又大志，将“我要当总统”的字幅贴在床头，时刻激励自己。而在中国，则很有趣，如果孩子对政治感兴趣，他会说“我长大后要当总理。”当一个年轻人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时，他的长辈、阿姨们则会称赞他，将来是当总理的料。总理，即宰相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总理就是最大的官，主席，不是官而是皇帝，是真命天子。想当皇帝，那不叫理想，而是谋反，在清朝以前，那可是“十恶大罪”之首，要灭九族的。－－表面上，中国已经抛弃了儒教，但实际上，儒教仍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感性和潜意识中，时时刻刻在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想当主席”不仅对成年人来说意味着狂妄、野心和恐怖，意味着是阴谋颠覆政府，就是不懂事的孩子和没文化的妇女们也知道无意识地回避他，儒教早已经渗入中国人的骨髓之中，灵魂之中了。

除了“天人感应”能吓唬吓唬皇帝，让皇帝略微收敛些外，儒教对皇帝的权威没有任何质疑和制约，这种对皇帝的无条件的服从，五体投地的人格匍匐，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皇权专制愈来愈酷烈，皇帝愈来愈不把大臣当人看，“学而优则仕”的仕们最终只能论为皇帝的奴才。儒教的为臣之道实为奴才之道。

儒教这个奴才之道，最大受惠者就是皇帝，这也是历代皇帝们尊孔崇儒的原因。在中国，一个皇帝位登九五之后，首先要做的就两件事，第一件是用铁刀子将一些男人的生殖器阉割掉，使他们成为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小家－－庞大的后宫；第二件就是用儒教软刀子将全国男人的“精神生殖器”阉割掉，让他们成为精神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大家－－江山社稷。

在中国，敢于造反的，并能取皇帝而代之的，不是不识汉字的少数民族，就是斗大的字不认一箩筐的大老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识字”保护了他们免遭儒教的阉割，使他们尚且有种去和皇帝决一雌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不仅是指秀才们动口不动手、重理论轻实践，也不仅是指文人相轻、互不服气、形不成秩序，还是指受过儒较阉割的秀才们在关键的时候硬不起来，早已失去了向皇帝挑战的资本。从这种意义上讲，秀才造反三百年都不会成。

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也遵循着生物界的“省力、效率”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追求者利益的的最大化、努力的最小化。这一点表现在皇帝身上，就是纵容太监专权。如果太监们能过完全取代大臣们，皇地也就真正做到“朕即国家”了，可以随心所欲了。因此，历朝大臣与太监的斗争，其实就是大臣与皇帝本人在意志上的较劲儿。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是太监专权的发展。而让在皇帝面前口口声称“奴才该死”的太监们身居高位统领百官，本身就是对大臣们的再次奴化。不仅仅只是皇帝，下面的官僚们也是如此。既然没有民主监督，提拔干部的标准就是虚设，实际上是由领导自己说了算。既然是自己说了算，他们当然愿意提拔那些听话的人成为自己的下属，因为听话的人成为自己的属下，不仅可以使自己的工作省心、省力，而且更有利于自己权力地位的长久稳固。所以在今日社会中，领导们总是将自己的秘书、通讯员、司机提拔为干部，因为他们在为自己服务的过程中，人格早已被奴化，让他们当干部好使唤，可以使自己的权力更稳固。选奴才代替选人才是专制体制的必然。

在长久的专制下，在普遍的家长制中，德（奴才的顺从之德）比才（也是奴才之才）更重要，于是人们在官场中的竞争也就最终演变成为了奴性的竞争，看看谁的奴性强，看看谁的奴艺高……。

中国之官愈贵而愈贱。其出也，武夫前吵，从者塞途，非不赫赫可畏也；然其逢迎于上官之前则如妓女，奔走于上官之门则如仆隶，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隶、上官之鸡犬，亦见面起敬，不敢稍拂焉。且也，上官之上更有上官，其受制于人者，也莫不施之于人。即位至督抚、尚书，其卑污垢贱，屈膝奉迎者，曾不少减焉。(42)

《聊斋志异》中描写一个县官唯上是从：“送往迎来，则贱如声伎；婢膝奴言，则装如伏鼠。”

在这两段对奴性近似辱骂的描述中，都提到了“妓女”，这不禁让人想起今日社会中流传的一个笑话：一位妓女和两位嫖客套近乎，妓女问嫖客甲：“先生贵干？”答曰：“我是某局局长。”又问嫖客乙：“先生贵干”，答曰：“我是某公司经理。”妓女闻言欣然应曰：“咱们原来是同行。”见二嫖客诧异，伎女解释道：“咱们都是听吆喝的，叫咋弄咋弄。”－－真是古今一矣，人与我同耳！只是现代人学会了诙谐。

在共和国政体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政体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是”；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麽都不是”。(43)（《论法的精神》）

做官的一味的奴颜婢膝，难道就不感到委屈？心里就能长期地保持平衡？不要紧，他还有他的下级供他吆喝、训斥、役使、发泄情绪，他的下级同样有自己的下级，没有下级的就拿百姓出气，百姓们则可以回家拿自己老婆、孩子出气……儒教所设计的等级礼制系统，整个是一个受气排气系统。

有些学者将这种只有纵向秩序观而无横向平等观所导致的容两种极端人格于一身的特殊人格称为忽主忽奴，或亦主亦奴。其实，在中国，主子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官僚们并不真正具有“主人”的人格，真的“主人”是公正的、公平的、慈善的，体恤下属的，下人对他的服从、爱戴更多地是来自内心的道德感。官吏们的飞扬跋扈、呼奴喝婢、颐指气使、呵斥谩骂，正如太监靠滥施淫威来弥补自己的生理缺陷、妓女靠高消费来遮盖自己的下贱一样，不仅不是主人的表现，反而正是奴才的另一种特征，奴才的另一副嘴脸。

在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奴才的方面，孔丘不仅是言的巨人，并且还是行的楷模。

孔子走过朝廷的大门时，便弯腰低头，好像不容他直着身子走进去。他不在门的中间站立，进门时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空位）时，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加快起来，说话好像气不足的样子。提起衣服的下摆响堂上走时，弯腰低头，憋住气好像停止呼吸一样。出来时，走下一级台阶才松一口气，脸色现出轻松的样子。走完了台阶，向前快走，姿态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表现出恭敬而不安的样子。(44)（《论语?乡党》）

举着圭，弯腰低头，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好像作揖，放下来好像递东西给人。脸色庄重得像颤栗的样子，步子很小，好像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走一样。在赠送礼物的仪式中，显得和颜悦色。私下会见时，满脸堆笑。(45)（《论语?乡党》）
…………

长期以奴才的方式生活，也有在遭到主子冷遇或自己自尊心苏醒后而对这种生活方式产生质疑的时候，但在儒教的包围之中，这种怀疑的念头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家“孔圣人”还是这样生活的，哪差自己一介凡夫俗子了。那些批评者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们想奴颜婢膝，还没这个机会哩！

有孔丘高师的言传身教，再加上专制的长期打磨，中国人做奴才作出了学问，作上了瘾，作出了美，作出了悲壮。奴性早已渗入中国人的灵魂之中，它使得中国人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丝笑容都能显示其奴才本色；它使得人们从内心里对皇帝、官吏恐惧、敬畏；使人见了皇帝、官吏就想下跪、就想点头哈腰……。日子久了，会成为习惯，一旦丢了他，反而感到很不自在，六神无主，惶恐不可终日。为什麽？灵魂中没有十字架撑腰，自犯软骨头。

在奴性无处不在的中国，自尊是个危险的异端。古书中常提到的某人有“反骨”，“反骨”是什么？就是自尊。作为一个中国人，拥有自尊心将是最大的不幸，天下之大，不会有你自尊心的立锥之地。

中国人的奴性心态，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集体心理障碍。

曾经看过一部李安执导的影片《喜宴》。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居住在台湾的退役的前国民党军的一位师长，为了迫使在美国的儿子结婚，为自己传宗接代，亲自来到美国督催儿子结婚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老师长成功地逼迫儿子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姑娘结了婚，在教堂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后，一家四口来到一家中餐厅吃饭，席间邂逅了自己的一位老部下，原来在军队中为自己开车的司机，这位老司机正是这家中餐厅老板的父亲。虽然事隔多年，两人年事俱高，但这位老司机在老师长的面前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毕恭毕敬地站在坐着吃饭的老师长的身边，尽管老师长一再示意他坐下来谈话，但他坚决不肯，并对师长的儿子口口声称“少爷”。当他得知师长一家在此聚餐时为了庆祝少爷结婚时，很不满，主动提出要在自己的酒店为少爷免费补办婚礼。--当热闹的婚礼结束，客人尽散后，感到满意的老师长并不多谢，只是伸出了手，而老司机并不敢去握，在师长的鼓励勉强下，才诚惶诚恐地和老师掌握了握手。

这个情节很中国化，很让人感动，虽然事隔多年，其情景仍会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中。是老司机知恩图报？不是，影片中并未交代老师长对老司机有什么恩情，再说报恩也用不着还保持着当年的“礼节”，甚至连师长的手都不敢握。这是一种很传统的中国上下级关系。这是奴性之美呢？还是忠诚之美？如果都有，又各占几成呢？难道奴性仅是一种丧失自尊的忠诚？或者说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忠诚？---不是！绝对不是！忠诚的主体是人的灵魂，忠诚的对象是理想、是人格道德，他是超功利的。而奴性则相反，它的主体是人的肉体，它的对象是权力、利益，而不是某种理想，也不是某个人，而是乌纱帽。他是功利的，他是见了乌纱帽就下跪，管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管他是汉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还是日本人；管他是人、是狗、还是猪，只要他头上戴个帽、腰里别着枪，只管下跪磕头就是了，肯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忠诚是自尊的、勇敢的、无私的；奴性是自卑的、胆怯的、自私的。

否定神的存在，抵挡人信仰上帝的儒教，将忠诚的源头－－内在的灵魂给抹煞了，再将忠诚镶嵌在外在的功利之上，这就将忠诚偷偷地转换成了奴性。

中国人并非天生的奴性，我们本来和欧洲人、日本人一样并无区别，如果出生在欧洲、日本，我们也会像欧洲昂首挺胸的骑士一样对基督虔诚、对皇室忠诚，也会像视死如归的武士一样对天皇忠诚，但是在中国很不幸，每个人经过儒教那只看不见的手三揉两捏，一个个都成了点头哈腰、摇尾乞怜的哈叭狗！－－孔丘啊孔丘，他口口声声宣扬“忠”实际上他却时时刻刻地在扼杀着忠诚。欧洲的许多皇室至今仍受人民的爱戴，日本从古到今只有一个皇室－－天皇。而中国，把“忠 ”字天天挂在嘴上，实际上却是改朝换代频繁，宫廷政变、农民起义不断。以至于有西方人这样评价道：“在所有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中，中国人是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性的。”(46)

座钟里的布谷鸟

道教对民主的危害。

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追求民主，批判儒教时，往往会忽略站在儒教“判官”背后的鬼参谋---道教。

道教不拘泥于形式，但是他更隐蔽、更深入骨髓、对人的危害更长久。

道教是一种彻底的宿命论。他通过居易安命、消极避世的思想和相面、爻卦、测字、批八字等手段让人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官的所以当官享富贵，自己所以低人一等受苦难，皆是天命，力再大，也胜不过命，个人的努力终是枉费心机。官老爷坐威作福，老百姓终生受奴役，此是天经地义，让官老爷给百姓当公仆，官老爷的任免由老百姓说了算，这岂不是天地颠倒，乾坤倒转？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个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间的故事，将道教对中国人的心理塑造描述得很生动。

成化年间，广东地面有位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考中了相公，同年又是乡试年，范进想再接再厉，参加乡试，以谋取功名：

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取乡试。范进因没有盘缠，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的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的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你心！明年在我们行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是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嗑西北风！”。

范进被丈人一顿夹七夹八，骂的摸门不着，只好瞒着胡屠户偷偷进城乡试。不曾想一炮中标，中了举人。谁知又乐极生悲，范进接到中举的捷报后，竟喜疯了。凑热闹的邻居中有一人给大家出主意，说范进是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需找一个平日他怕的人，打他一嘴巴，吓一吓他，使他将痰吐出来，就好了。于是众人想到了胡屠户：

胡屠户做难道：“虽是我女婿，如今去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达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作这样的事！”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诸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爷不知叫判官在薄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什么要紧？只恐把铁棍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了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替上第十七层来，也不可知。”……屠户被众人局不过，值得连斟两碗酒喝，壮一壮胆，把方才这些小心收起，将平日凶恶样子拿出来，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了？！”一个嘴巴打过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在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到：“果然，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你们想知道宗教信仰对人的影响力有多大吗？看看胡屠户那扭曲的手就知道了，－－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功能！

在道教众多的伎俩中，相面算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了，它因简单、直观早已成为了中国人的生活常识，不仅蒋介石在任命干部时会将面相作为参考，就是“反封建”的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将面相作为人才鉴别的一个重要参数。在没文化的群众中，“以貌取人”的现象更是严重。

在欧美，人们以精干、健壮为美，以在战争中负伤为荣，以胖为丑，视肥胖为懒惰、疾病、甚至贫穷的象征。而在中国，人们却以胖为美：“富润物，德润身，心宽体胖。”(47)“腹肚下垂，福禄绵绵。”“头大无肩，富贵长年”(4Cool“ 脐深容李，（肚脐能容下李子）富贵自起”(49)“腹如抱儿，四方闻知”“腹悬向下，富贵主寿。腹坠而垂，智合天机”(50)……中国人还以全身没有伤疤为荣贵，有了伤疤就等于破了相，就不完美了，也就不能“奉天承运”了。王洪文没能当上皇帝，中国的许多百姓就认为这是王在武斗时面部受伤，留了伤疤，被破了相所致。而像毛泽东、邓小平等“皇帝”出生枪林弹雨，竟毫发未损，这就让百姓们顿生敬畏之心，认为此种神秘非真龙天子受到上天保佑不能解释。仔细一想，竟有“道理”：久经战争而无伤疤的人，不仅是聪明的，更是狡猾的，而凶狠、狡猾不正是龙的本色吗？……。

欧美人心中的美，能让他们选举出名副其实的公仆。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只能使他们选举出（就是有选举权的话）一个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爷或者是猪。

虽然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曾将道教的诸伎俩视为封建糟粕而进行过批判，但在现实中，它仍广泛地活跃于中国社会中，从来就不曾间断过，上至国家领导，高级干部，知识分子，下至农夫村姑，都或多或少地受着他的影响和支配。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四处游走的或在街头摆摊的，形象猥瑣的算卦仙们，他们对一个人的论断足可以影响他的一生，足可以改变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十分巨大。许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算卦仙们的卦语来设计自己的人生。还有更多的人让算卦仙儿们根据五行、八字、笔划为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使得自己的孩子一出生便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这些少数的算卦仙儿们，中国社会中上有更多的略知阴阳、粗通八卦的准算卦仙儿们，他们人数众多，散布在各个阶层。从他们嘴里偶尔吐出的一两句“道经”、甚至一两个道教词汇对周围人的灵魂的宗教穿透力丝毫不亚于《圣经》中的词语对一位虔诚基督徒灵魂的感染力，甚至更强。基督徒尚且时常去教堂靠圣灵巩固信心，而道教的一些话语，一旦进入一个中国人的耳朵，就会很快在他的心里扎根，伴随他的一生。－－可怕的魔鬼撒旦的伎俩。（“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

在中国，道教是仅次于儒教的第二大宗教，在今日的民间仍然有着庞大的市场。它比儒教飘逸超脱，因此他也比如教更隐蔽、藏得更深，在儒教遭到打击时，它总会成为儒教的避难所，使儒教免遭灭顶之灾。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人追求民主已经近百年了，但民主仍没能在中国安家。这也难怪，中国人追求民主，动机并不纯正，中国人并不是忽地良心发现，要去求得人道、平等、博爱的，而只是将民主视为救国图存的工具的，当生存警报解除了，民主也就成了龙文化有机体内的一个危险的异物而遭到免疫排斥了。

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以儒教为代表的龙文化就是禁锢中国人的、新文化先驱们试图打破的铁屋子，然而，直到今天，这个铁屋子仍没有被打破。看来，龙文化并非铁屋子那么简单。他是一个魔圈，有弹性、会伸缩、能变化且有自我修复能力。中了毒的国人会产生十足的惰性和排外性，而在魔圈中怡然自得，并没有被铁屋子禁锢的痛苦。

现在，儒道教在中国的市场仍然很大，他们仍然控制着中国人的身心，民主要在中国实现，还早得很呢。今天，中国专制政府又贯彻三个代表，鼓吹民族传统，提倡儒家文化，带领全国人民走回头路。这是以龙为靠山，誓将专制进行到底。看来，中国的民主更是遥遥无期了。

但是，民主之路，我们是必须要走的，只是早走晚走的问题。地球在变小，全球在变得一体化。伴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是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的全球一体化，世界是朝着单极、一元化的方向发展的，任何鼓吹世界多极化的人都是痴心妄想，自欺欺人。

上帝之道和歪门邪道之所以不同，是因为　祂不是信则灵，上帝之道，你信不信都灵。上帝的法则无处不在，聪明的，上帝领着走；愚蠢的，上帝拖着走。领着走的，上帝给的是糖果；拖着走的，上帝给的是鞭子。拖着也不走的，只有死路一条。

上帝之道，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民主是基督大树上的一颗果实，我们不种树怎能得到果实呢？嫁接而来的果子，还会是原来的味道吗？

提到民主，许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体，就会想到古罗马的共和国，似乎和基督并无太大关系。这种看法是肤浅的。

位于爱琴海中心位置的雅典，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商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商业的发展进而促使了其政治上的革命，公元前５００年时，雅典就出现了民主政治。雅典的民主是不完全的，占居民中大多数的奴隶和外邦人并不享有公民权，且他带有很强的局限性，只能适合于海上贸易发达的小城邦。后来，为了防备波斯帝国的入侵，雅典城运用民主原则带头联合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个希腊城邦组成了一个同盟，原则上盟邦地位平等，但实际上，同盟的行政、军事、财政等领导权从开始就掌握在雅典手中，公元前４５０年，民主同盟已变成一个帝国。这个海上的雅典帝国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相比并无多少优势，他虽然凭借着海上的军事优势防御波斯的入侵，但他最终未能阻止希腊半岛上另一个军事强国斯巴达的进攻，随着雅典军事上的失败，他的城邦民主政治也就寿终正寝了。

早期的罗马城邦与雅典很相似，商业的发达使他废除了君主政体，建立了共和国。与雅典相反的是，让共和国丧失民主的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军事上的成功。共和国早期的民主趋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不再成为民众政府的基础。军队的性质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士兵们首先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疆土的扩张，财富的大量涌入，也使得罗马人原有的节俭、禁欲、勤劳等与共和国相匹配的美德丧失殆尽。……到公元前２７年，军事寡头屋大维统治罗马时，共和国已经转变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

雅典和罗马的民主政治所以都以失败告终，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没有一个坚强的信仰作后盾。缺乏信仰支持的民主政体更像是一个公民利益的分配方案，这种“分配方案”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战争考验和巨大财富利诱的。

耶稣基督如是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砂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马太７：２４）

经中世纪千年基督教奠基的欧洲，由于商业的发展，人们又选择了民主。尽管古代的民主为现代民主提供了闪光的思想，但今日的民主并不是古希腊、古罗马民主的复活，今日的民主已不再仅仅只是个政治体制，而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信仰。使民主重生、发扬光大且战无不胜的，不是雅典、罗马，而是耶稣基督。

１６２０年，一条名叫“五月花号”的捕鱼船悄然离开英国港口，驶向大西洋对岸的新大陆。船上一共１０２人，其中大多是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教徒 ----清教徒，还有个别的流浪者、破产者等在旧世界失败的人。环境的压迫及对新世界的向往，使他们不得不马上离开英国，即使在一个不适合航行的季节。

清教徒，是英国新教教徒中的一派，起源于１６世纪中叶的英国，原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内信奉加尔文宗教思想的改革派，后从中发展出一些脱离国教的新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等）由于他们要求“清洗”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仪文，并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佚，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而得名。

清教徒是这条船上的知识分子，并且是价值观念相同的知识分子。

“五月花号”经过６５天与风暴、疾病、饥饿、绝望的搏斗后，终于看到了新大陆的海岸线。缺水、缺粮、困乏，而新的大陆，新的家园已经在望，但这时船反而停了下来，船上的成年男子在低声讨论着：我们将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依靠什么？领袖的权威，军队的威力，还是国王的恩赐？他们决定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再上岸。

经过船上５１名成年男子的讨论，最后，他们决定共同签署一份公约，名为《五月花号公约》，内容如下：

为了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证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后来被一本名为《美国赖以立国的文件》的书列为第一号文件。从精神实质来看，《五月花号公约》应该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

这一批最早的美国人，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五月花号公约》中的上帝，绝非作秀，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正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在一片新大陆上建造“上帝之城”，这些清教徒们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即使是在登上大陆后的第一年内，因疾病、饥饿而损失一半以上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不灰心，不退缩，最终坚持了下来。他们以自己的实践为自己理想中的上帝之城做了奠基。他们的子孙及后来者继承了他们的理想，最终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同样是清教徒，于１６３８年因反抗英王查理一世对清教徒的迫害，反对国王在苏格兰强制推行主教制的英国国教，而爆发了英国革命。清教徒组成自己的军队－－国会军，领袖是激进的独立派（清教徒分为长老派和独立派）议员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将长老派从国会中清洗了出去，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于１６４９年废除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

１６５３年，克伦威尔驱散国会，自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１６５８年，克伦威尔逝世，其子查理?克伦威尔继任护国主。查理的昏庸无能，以及国民对清教徒统治下的受限制的、过分俭朴的生活的厌倦，使得国内局势混乱。１６６０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１６８８年，清教徒发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推反了斯图亚特王朝，宣布詹姆斯二世“自行退位”，并与新国王威廉三世达成协议，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立宪国王采取信仰自由原则，即在事实上承认了清教徒的合法地位。

法国思想启蒙家孟德斯鸠曾这样评价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最前面：虔诚、商业、自由。”（《论法的精神》二十编，第七章）

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英国，世界上最早的工业革命也是在英国，为什麽偏偏是在英国？难道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不是的，英国人所以会成为人类前进队伍中的领头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最虔诚，是上帝最虔诚的子民。

同胞们，可知道对上帝的虔诚与商业、自由的关系？

从封建君主制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再到美利坚的共和制，这是民主良性、健康的发展过程。

相比较，欧洲大陆的民主进程就艰难了许多。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经历了近百年的思想启蒙，法国的民主进程又如何呢？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

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巴黎人民起义，攻打巴士底狱。
１７９２年，雅各宾派推翻封建波旁王朝，处死路易十六，建立第一共和国。废除公元纪年，实行革命历法－－共和历。
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热月政变。热月党人推翻雅各宾政权，处死雅各宾领袖罗伯斯庇尔，建立督政府。
１７９９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建立第一帝国。
１８１４年，“反法同盟”国家逼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复辟。
１８３０年７月，爆发七月革命，起义者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
１８４８年，２月，爆发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国。
１８５１年，拿破仑的侄儿，路易?破拿巴发动政变，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建立第二帝国。
１８７０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人民推翻第二帝国，建立第三共和国。
１８７１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建立巴黎公社，被镇压。

法国的民主可谓一波三折，步履艰难。为什麽会如此呢？

答案有很多，但笔者认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法国人在启蒙运动中，藐视了上帝所致。

在启蒙思想家中，大多数是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自然规律后就不再干预世事，听信自然规律支配一切的神学观点）者，一部分干脆就是无神论和唯物论者。自然神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许多也是无神论的过渡和隐蔽形式。总之，许多启蒙思想家们凭借着理性的启蒙，在当时时代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否定了上帝。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最著名的一位思想家，有人甚至将十八世纪称为伏尔泰世纪，伏尔泰是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是反封建的一面旗帜，他反对宗教，认为宗教是理性的最大敌人。因而他鼓吹无神论的中国，敬仰无神哲学大师孔子，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并自封为“孔庙大主持”。他在《风俗论》中将中国描写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东方乌托邦：“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时代。”“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了（指中国明朝）”“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伏尔泰对无神论中国的肉麻的吹捧，不仅是在攻击基督教会，也是在变着法地否定上帝。

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吹捧中华帝国，不只是伏尔泰一个人，而是一个潮流，众多吹捧中华帝国的思想家们，不管他们口头上是否否定上帝，他们的实际行为却是在明白地告诉大家：看，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美好的国度，那里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

欧洲大陆自思想启蒙以来，就陷入了关于“民主”的理性争吵之中，争吵的结果是吵出了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在这期间，位于大洋之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却凭着宗教虔诚，默默无闻地进行着民主实践。他们的实践成果以不争的事实成为欧洲大陆关于“民主”理性辩论中无言的、但却是最有力的论证，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也最终成为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民主楷模。

有了点理性的进步，就忘乎所以，是人类的一个毛病。理性是把双刃剑，他可以成全人类，也可以毁掉人类。他可以制造出民主，也可制造出极端专制。理性的走向完全取决于人的信仰。在今天信息发达的理性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如何，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信仰。

看今日世界，从西到东，民主递减。美国最民主，中国最专制，为什麽呢？原因很简单：美国离上帝最近，而中国离上帝最远。 【全文完】

座钟里的布谷鸟

我忘了谁写的，也忘了原文出处。望原作者谅解，这篇文章很不错，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