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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而且要比过去的个人专政造成的后果要坏千万倍。无产阶级专政不外是对于一切没有参加专政的人们的戒严状态。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列宁的残暴毫无人性可从1918年8月对工人演说得以证实：“富农疯狂地抵抗苏维埃政府，准备窒杀成千上万的工人……要么富农将致使无数工人饿死，要么工人将毫不留情地粉碎少数反抗苏维埃政府的窃贼的暴乱。富农是最野蛮，最粗暴，最残酷的剥削者……这些吸血鬼在针对人民的需要的战争中，积累了其财富。这些蜘蛛因剥削农民而自肥；这些蚂蝗喝辛苦劳动者的血，在城市和工厂的工人越饥饿，他们变得越富有。这些吸血鬼已经，而且还将把越来越多的土地，无论是地主的，还是奴工的，或是贫农的土地，集中到他们手中。展开对富农毫不留情的战争，杀死他们！”1918年2月列宁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中规定：“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从这里可看到任意编织罪名，不分轻重，一律枪决的不讲法制的荒谬“法令”。

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宣布“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决战，同骗子、懒汉、流氓决战”，办法是：“在一个地方捉十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去坐牢。在另一个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在第三个地方，……把他们当作危害分子加以监视。在第四个地方，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来就地枪决。在第五个地方，……对于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骗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可以有条件地释放，使他迅速改过自新。”从这里可以看到了惩罚的随意性，同一种“罪行”既可以被罚扫厕所，又可以被就地枪决。这种既残暴又荒唐的政策一直被其信徒们视为典范。

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来对付农民。马恩的《共产党宣言》中把农民视为反动势力。列宁说，从马克思来说的话，“农民是反动的一帮”。“我们起初使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民(《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版第9卷第213页)。列宁生前看着农民挨饿的时候说：“饥荒能够也应该给敌人一个致命的当头一击。”足见他是与农民为敌的。“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可见：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1920年列宁说：需要专政是因为俄国是个农民国，而落后的农民是靠不住的。如果能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说‘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绝大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必要了”。列宁要“专政”是担心得不到多数票。对手搞暴力当然要“专政”之，对手搞和平民主同样要“专政”之。“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列宁的专政还用来对付工人。列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制，对人民实行奴隶式的强迫劳动。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劳动义务制的配套形式是劳动军事化，如欲随意脱离岗位，要受到军纪和战时法律处理，有些军工部门直接被编入军队行列，铁路系统亦被列入战时动员状态……1919年3月10日，普梯洛夫工厂的万名工人集会，发表宣言，称苏联政府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靠政治警察和革命法庭实施的党专政。”与会的工人们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要求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实行自由选举制，要求提高工人的食品定量（将之与士兵的食品定量取齐），要求政府释放全部属于“真正革命党”的在押政治犯。6日后，政治警察别动队向普梯洛夫工厂发动冲锋。大约900名工人被捕，其中近200名未经审判遭处决。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均被解雇，而且不签署“认罪书”者永远不得重新受雇。同年末，杜拉兵工厂的罢工遭到了残酷镇压，罢工的领导者被处决，工人被解雇，食品供应证被吊销……这一年，阿斯特拉汉工厂也发生了大罢工，他们抗议政府对非共党派的迫害和过低的粮食定量，他们的罢工得到了士兵和市民的支持。政治警察将数千名工人和士兵逮捕，监狱人满为患时，便将他们投进伏尔加河内淹死。共有3-5千名工人、士兵和市民被处决和溺死。屠杀人民的警察和军人中，共有47人丧生，苏联当局为这些人举办了极其隆重的葬礼。这种表彰罪恶的招数也被中共学去了。六四大屠杀后，中共也悼念数名士兵。

从此，苏联的工厂和矿山普遍实行军事管制。纪律规定工人必须军人般地服从，罢工将被以“临阵脱逃”论处，迟到也要受制裁。工人们象牲口一样地干活，动作稍有迟缓，便被扣以“懒惰”或“寄生虫”的帽子。列宁还说：“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1921年，许多工人以这种罪名被军管人员处决。工人们的工时长，劳动强度大，但身上无衣，腹中无食，一双旧鞋子许多人轮流穿。由于食品匮乏，工人家属皆被赶出工矿区，他们的食品供应证也皆被吊销。为了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列宁采用了原始的计件工资制。

列宁发明了集中营，把起来反抗布党统治、以罢工捍卫自己权益的工人阶级投入其中，强迫他们从事奴隶劳动。1920年代的苏联曾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布哈林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列宁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这两家工厂是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据说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

布党解散了原先的所有的工会，代之以御用工会。工会只有督促工人干活的份儿，再也无法为他们争取权益。世界上只有苏联式的工会只管发电影票、送花圈，根本不管工人利益。不但俄共第一代领导班子里只有一个工人出身的成员，而且工人阶级在共党国家的实际地位，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共党国家从来没有过罢工的现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1920年代初，以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亚.施略普尼柯夫和苏共杰出的女革命家亚.米.柯伦泰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在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联共党纲中关于“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工人自治原则。为此，“工人反对派”提出“把国家工会化”；“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我们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家经济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他们反对“一长制”和“党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认为这是苏埃维政权开始蜕化变质的主要原因。

工人反对派的立场遭到了列宁的坚决抵制。列宁正是“一长制”的提倡者，他的观点是，“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列宁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同一长制和独裁制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优势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在工作时间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人──独裁者的意志……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苏维埃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0页）。列宁的这些论述，为布尔什维克实行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提供了依据。列宁的盟友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激进。托洛茨基提出“劳动军事化”的口号，说劳动“对全国来说是义务性的，对每个工人来说是强制性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工人反对派”却坚持工会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权力，他们认为集体管理是“无产阶级的、有别于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特殊的、独树一帜的标志。它是最民主的组织原则。1920年元月，列宁与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极力要求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员接受“一长制”和“劳动军事化”的建议，但在60多名党员代表中，只两人支持他们。结果，党战胜了工人阶级。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工人反对派”被宣布为非法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