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虽然胡耀邦率先发难，但没有陈云振臂一呼，很难有与会者们的群起响应。肯定“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冤假错案、非议毛泽东，“四人帮”倒台之后，这些一直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实质性大事，终于被揭开。这不仅出乎华国锋的意料，也不在邓小平的预设之中。邓小平确实不愿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非但没有准备什么秘密报告，甚至在党内外汹涌澎湃的反毛倒毛批毛浪潮跟前，硬是以所谓“三七开”之类的含糊措辞，死保毛泽东的地位，让毛泽东的画像得以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历史的进程而言，邓小平确实顽固透顶。
邓小平最为致命的软肋：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政见。面对人权，邓小平跟所有的独裁者一样，是个天生的恶棍。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这种恶棍秉性已经展露无遗。或许正是这样的秉性，才使毛泽东认定，邓小平不可能成为赫鲁晓夫。曾经追随过刘少奇的邓小平，骨子里却具有与毛泽东一样的冷酷和残忍。借用一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叫做，是个开钢铁公司的冷血杀手。邓小平上台后的立威方式乃是：先跟越南人打仗，横尸遍野；然后镇压民主墙运动，万众噤声。1983年，邓小平又在全国范围搞了一次所谓的严打，其狂捕和滥杀的规模，堪比当年毛泽东建政之初的镇压反革命。事实上，邓小平的这种铁腕，正是对毛泽东的亦步亦趋，区别在于：毛泽东一面杀人，一面演说；邓小平只嗜杀，不言语。就此而言，邓小平以向越南开战讨好美国，也许只能讨得某些美国政客的欢心，并不能赢得美国民众的掌声。戈尔巴乔夫从阿富汗的断然撤军，才真正让美国人刮目相看。
不管邓小平如何死保毛泽东，依然挡不住民间对毛泽东的愤恨。1979年底、1980年初的那场民主墙运动，首先想要冲破的就是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禁忌。既然毛泽东的班底已经一网打尽，为何毛泽东的罪孽不能论说？江青及其文革同伙，没有毛泽东的撑腰，何以得掌大权？这是一个在阳光底下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迟钝的人也弄得明白。邓小平再不想做赫鲁晓夫，中国民众也无法像文革时期那么容易被愚弄。再说，邓小平本人对毛泽东也并非毫无怨气。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墙初起之际，邓小平曾经表示支持的原因所在。邓小平不能容忍的是，民主墙逐渐走向要求民主，而且相对于共产党发展国民经济的四个现代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
邓小平的回应是，一下子从1978年复出回到了1957年反右。真相毕露，本性难改。面对民主政治的诉求，邓小平就连一笑了之的幽默感都没有。就算邓小平不善言辞，难道说一句“慢慢来”都不会么？须知，当时在民主墙上以张贴大字报的方式提出这个诉求的，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电工，并非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人物，这就好比《红楼梦》里的贾母，突然面临一个小丫环的挑战。这在贾母可以于谈笑风生之际，轻轻挥去；但在邓小平却以小题大做的方式把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竟然判了人家15年徒刑，弄得魏京生名扬天下，让当年的章伯钧、罗隆基们黯然失色，几十年的右派好像白当了一样。比起毛泽东喜欢玩弄在精神上把对手击垮的思想改造，没有思想的邓小平总是粗制滥造地制作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明星。能够跟毛泽东在精神上对抗的，唯有林昭那样的圣女。但在邓小平没头没脑的专制底下，哪怕资质再平常的人物，只要抓住一个被邓小平点名的机会，就会被夸张成曼德拉、瓦文萨、哈维尔那样的领袖。邓小平制作的政治异见明星，很少经得起时间的磨砺。原因与其说在于被造就者太平常，不如说邓小平每每面对异见时，实在太紧张，没有一次不失控。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瞻前顾后，鬼鬼祟祟。前要顾忌到毛泽东的灵牌和地位，后要防范“党天下”一不小心被民主政治所颠覆。倘若没有党内改革力量的不断推动，邓小平也许就在他1975年主政时的整顿范围内，重整一下国民经济，并没有多少宏图大略可言。
推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党内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一股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商业文明派。胡耀邦可能是共产党内一个饶有意味的人物。这个红小鬼出身的革命者并没有多深的文化学养，却与“五四”新文化所倡扬的科学民主精神天然相通。在胡耀邦身后站着的，当然不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新文化开拓者，而是在历次党内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统称为党内改革派，或者党内民主派。这些人至少都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有的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分子，有的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有的受到胡风一案的牵累。他们有关被党剥夺个人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权利的最早记忆，来自延安整风的红色恐怖。他们大都是当年受了“五四”新文化感召，一腔热忱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对毛泽东的专制深恶痛绝，因此成为毛式专制最坚定的批判者。他们同时又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家原教旨主义人格，兼济天下，忧国忧民，为人正直，为政清廉。他们不以权高位重自得，而以两袖清风为荣。这批人对党内民主的渴求，基于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基于毛泽东专制带给他们的切肤之痛。也正因为经历过党内的残酷斗争，所以胡耀邦才会不遗余力地平反冤假错案。
倘若说，胡耀邦的威信来自坚决彻底地平反文革冤案，那么赵紫阳的政绩在于断然回到刘少奇的自由经济。赵紫阳是个与商业文明天然相通的人物，假如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赵紫阳，很可能带着一个商人的头脑走进某个大城市，开创一番经商或者办企业的奇迹。套用一下共产党的术语，赵紫阳可说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一介商贾。像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赵紫阳也做过血淋淋的革命事业，诸如斗争地主、镇压反革命之类，而且，基于自己的地主成分，赵紫阳还必须做得比别人更残酷，才能表示出对党的忠诚。但这并不是赵紫阳的本性。赵紫阳的本性，应该是做个出色的生意人。正是这种生意人的本性和生意人的头脑，使赵紫阳在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之际，便展现出他的治国才能。
众所周知，当时在地方上不动声色地回归刘少奇路线的，并非只有在四川主政的赵紫阳一人。与赵紫阳齐名的，还有安徽的万里。赵紫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形成一整套自由经济的思路。别人只是简单地回到刘少奇的“包产到户”，赵紫阳却能够别出心裁地想出联产到户，从而形成“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村改革模式。务实的赵紫阳，同时又有高瞻远瞩的目光，一眼看出沿海城市之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当赵紫阳向邓小平递上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蓝图时，邓小平应该是喜出望外。邓小平虽然和赵紫阳同样务实，但毕竟是个外行；想要扮演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济发展的战略眼光，不可或缺。赵紫阳之于邓小平，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缺。正是这样的补缺，使邓小平对赵紫阳另眼相看。
邓小平此后搭出的班底，应该说是最理想的组合：胡耀邦出任总书记，赵紫阳担任总理。一个掌虚，一个务实；邓小平只消居中做个协调者，打打桥牌，抽抽香烟，喷云吐雾之间，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国家搞定。事实上，胡赵当政的那段时间，也确实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美好的时光。经济在复苏，生活在改善，人文空间在渐渐地扩大起来；人们的眼界变得开阔了，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如何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毋庸置疑，这是中国人花了巨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可是，只持续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便告结束。
赵紫阳在1989年面对着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学潮时，却耍了官场小聪明。作为一国之主，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一旦面临天灾人变，断断乎没有按照日程表出访的道理。有“牛仔“之称的小布什，在历届美国总统行列中并不算是个高智商人物，但他也懂得，国中一发生飓风之灾，马上取消既定的出访。发生在1989年中国的那场学潮，举世瞩目，哪怕是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算得上一场政治飓风，赵紫阳竟然有空如期出访朝鲜，从而因为这场无关紧要的出访，丧失了不该丧失的先机。
身处权争中心的赵紫阳不会不知道，元老集团除去胡耀邦之后，马上着手下一步的倒赵步骤。赵紫阳非常清楚，就算没有1989年的学生运动，他的政治地位也已岌岌可危。元老权贵先是借口电视片《河殇》发难，接着又由李鹏伙同姚依林出面挑衅。面对元老权贵的步步进逼，邓小平顶住压力，一再表示：总书记不能换，非但不能换，还要继续做下去。按照赵紫阳本人的回忆，邓小平始终坚持要让赵紫阳至少担任两届总书记的职位。鉴于这样的局面，赵紫阳的政治方针理当十分明确地始终与邓小平站在一起，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尤其在学运甫起之际，赵紫阳的全部精力，理当聚焦于学生运动和邓小平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然而，赵紫阳却玩弄了一下官场上的雕虫小技，竟然在关键时刻出访朝鲜，从而把学生运动推给李鹏。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有关此举的解释，是相当无力的。就算赵紫阳以此想让那个低能儿出洋相，也应该考虑到人家会不会乘机利用这个空档，争取到邓小平发话。
1989年的赵紫阳，不管事后如何解释，从客观上说，确实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位置上。这年的赵紫阳，有两个选择，或者化解冲突，或者出奇制胜。前者是以柔克刚，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通过邓家儿女，在邓小平和学生之间做足沟通，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首先，邓小平本人始终不愿意听凭元老权贵将赵紫阳排除出局。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确实是有偏见的，但对赵紫阳却是相当信任的。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坦承邓小平对他的信任。其次，即便邓小平发话，形成了四•二六社论，并不等于完全无可挽回。邓小平的心态是矛盾的，既发了话，又对李鹏把他推到前面十分恼怒。赵紫阳倘若利用邓小平对李鹏的这种不满，将李鹏置于死地，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再说，邓小平的儿女在赵紫阳回来后发表“五四”讲话之际，还特意打电话希望赵紫阳在讲话中添加邓小平关怀青年人的意思。赵紫阳本当抓住这个时机，疏通邓家儿女，给邓小平一个转弯子的机会。因为邓小平再不喜欢学运，但毕竟是个务实之人。倘若赵紫阳能够平息学运，邓小平乐得顺水推舟。但赵紫阳却没有这么做。
赵紫阳的另一个选择乃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前一个选择是以继续维护“党天下”为前提，哪怕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找出和平解决的途径。古代的贤明君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会向对方自首：请拿我一人治罪，放过所有的臣民。至于后一个选择，当然是抱定玉石俱焚的决心，扮演后来叶利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此举虽然风险巨大，但无论胜负如何，全都功德无量。倘若赵紫阳的目光不是聚焦于官场上的纷争，而是能够投向风起云涌的民心民意，再审视一下可以争取到的各种力量，放手一搏，并非完全没有胜算。遗憾的只是，赵紫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的念头。
1989年的这场学生运动，无意间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盛况空前。这场全然自发的运动本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如此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其理性、其温和、其秩序井然，历数“五四”以来的所有学生运动，也是前所未见。当年只是一群北大学生闹事，就又是烧楼，又是打人。如今全国各地学生通通上街，都不见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如此组织良好、温文尔雅的学生运动，赢得了空前的响应。举国上下，从来没有这么齐心协力地支持一个由学生仔发动的群众运动。在学府里备受欺压的大学生，一下子成了全社会的宠儿，成了最可爱最受欢迎的人。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用尽心机，使尽花招，也没有得到如此真心实意的拥戴。赵紫阳只消一个转身，振臂一呼，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拥有火山喷发一般的群众资源。过去是毛泽东费尽心机地想要得到如此一场运动，此刻是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亿万民众，热切地盼望着出现一位领袖，带领他们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此炽热的民意，同时也影响到党政军各级实权人物。从后来的军队抗命，可以看出军队并非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御林军。至于当时各个省市的地方大员，更是只作壁上观，不行压制。江泽民在上海不过是给《世界经济导报》施加了一点压力，马上转身连连自嘲，说自己弄不清楚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此刻，全国上下，都在期待赵紫阳有所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千呼万唤，赵紫阳偏偏不肯站出来。遥想当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尚且敢作敢为。可叹今朝，堂堂一国之主赵紫阳，半世人生，历经风浪，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赵紫阳被官场权争所困的头脑里，可能连一秒种都不曾闪现过：登高一呼，背水一战。在党性和民意之间，赵紫阳本能地选择党性，或者说奴性。由此顺理成章地，在苟全和担当之间，赵紫阳又本能地选择了苟全。以柔克刚，需要忍辱负重。苟全却只消把责任轻轻推开，便可全身而退。纵观赵紫阳在“八九”学运期间的全部作为，一以贯之：不愿负责。赵紫阳比邓小平害怕学生运动还要害怕有所承担。赵紫阳先是把责任悄悄地推给李鹏，等到李鹏及其元老集团伙同邓小平把学运定性为动乱之后，赵紫阳又把责任推给邓小平。赵紫阳向到访的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垂帘听政与其说是泄密，不如说是卸责。赵紫阳甩动高尔夫球杆的手臂很有力量，可是担当历史命运的肩膀，却十分脆弱。
当赵紫阳把责任推给李鹏时，李鹏以白痴式的无知无畏，成为学生运动的凶恶死敌。当赵紫阳把责任卸给邓小平之后，邓小平当仁不让地决定戒严。从推卸责任的角度来说，赵紫阳与其说是失败了，不如说是成功了。他在回忆录音里谈及5月17日到邓家开会，被告知邓小平和元老集团决定戒严云云，不过是在指证罪责，并非因此有所愧疚。以赵紫阳的智商，竟然还斗不过白痴般的李鹏，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匪夷所思的。赵紫阳只消稍许有一点勇气，有一点责任感，就能找到许多办法，让整个事件至少不朝最坏的结局发展。但赵紫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撤出，从而让全家安然无恙。赵紫阳最后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告别，可说是如释重负。在一个非常需要领袖的历史关头，站在领袖位置上的人却开了小差，而且开得非常漂亮，开得中国人民根本看不懂。对赵紫阳来说，他想要全身而退的目的，完全达到了：罪责由邓小平来负，鲜血由学生和平民百姓来流。就赵紫阳和李鹏的权争来说，赵紫阳失败了；但就由谁承担责任而言，赵紫阳成功了。邓小平一身污血，赵紫阳干净得一尘不染。这可真是叫做：进一步，风险重重；退一步，海阔天空，外加高风亮节。生意人的头脑，果然盘算精明。
赵紫阳的成功卸责生动地表明了：什么都没做的人，才是最道德的人。赵紫阳此后只消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道德优势，便可成为继胡耀邦之后的又一个良心标高。显然，赵紫阳本人深谙其中奥妙，在事后的跟人谈话和回忆录音里，没有一句谈及自己为何不肯有所担当，没有一个字流露因为自己不肯承担而导致“六四”血案的内疚。赵紫阳想要向世人说明的只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强加给他的罪名，如何地不成立。赵紫阳唠叨的学生运动如何不想推翻共产党，不过是在向党表示清白；无论是当年的学生还是将来的民众，都不会有兴趣聆听。赵紫阳根本就没有反省过，他曾让举国上下的学生以及数亿民众对他的期望完全落空，他曾错失一次把中国带入现代民主政治空间的历史机会。赵紫阳甚至都没想过，假如他当时抛开与邓小平之间的恩恩怨怨，挺身而出，忍辱负重一下的话，本来至少是可以避免流血的。赵紫阳却只为自己抱不平，只为自己怨声载道。这也许是生意人头脑天然具有的局限性。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对学生运动的仇恨，整个元老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对要求清查官倒、惩治腐败的民众的深恶痛绝，通通经由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当年的北洋政府面对“五四”学生运动，被打了人，被烧了楼，照样低声下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989年的中国学生，不仅不要求共产党下台，而且还禁止任何人喊出这样的口号，甚至将挑战暴君的三位平民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软弱到难以想像的程度，结果换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早知如此，北什么伐，战什么争？袁世凯再不济，袁氏身后的北洋政府再无能，也不至于反动到这种地步。孙中山的战争毁掉了什么，共产党的革命又带来了什么，1989年的屠杀，解说得清清楚楚。
与血腥镇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众空前的众志成城。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道德水准，在那些个日日夜夜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净化。这个从来没有真正欢笑过的民族，在那些日子里，开怀而笑。就连男女老少的眼神和表情，都跟往昔大不一样。不再是委琐的、可怜的、东张西望的；而是开朗的、祥和的、从容不迫的。习惯于互相仇恨的中国人，一下子变得友爱无比。不止是游行的学生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尊严，所有的民众，都在那些日子里体验了有尊严的时刻。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如此自豪过。鲁迅嘲笑过的国民性，在那些日子里荡然无存。可以说，此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奇迹。
但反过来说，敢对这样的民众开枪，也算是一大奇观。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民众，就算在利益考量上不能接受，也难以悍然屠杀。因为这是与整个民族为敌，向整个民族开枪，并且杀死的不仅是无辜的平民，而且更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当年北洋政府为什么不向“五四”学生开枪，因为他们看出学生运动含有民意在其中。以邓小平及其元老权贵的文化根底，莎士比亚戏剧和《红楼梦》自然无缘相识，就算见识过也看不懂，但他们难道连北洋政府的榜样都学不了？倘若连北洋政府的人文水平都及不上，那当年还闹什么革命呢？满清入主中原之后，还知道学习汉人文化。共产党执政之后，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丧失殆尽？
“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发生的苏东波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闹革命时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一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猴子称大王。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与慈禧太后归西后的清朝末年，不无相像。专制集权在日渐一日地式微，半梦半醒的改革开放朝政，比满清的新政还要有气无力。清末民初，尚有一派欣欣向荣。邓小平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一幅人欲横流的末世图景。举国上下，没有人活得有尊严，没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顶上。权贵们一面沉缅于骄奢淫逸，一面惴惴然于民众怨恨。整个社会有如撞上冰山的沉船，不知什么时候，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会突然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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