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的老狼

《水浒》中写宋江被刺配江州，路过梁山泊时吴用给他一封信，说是他有一个至爱相交，仗义疏财的朋友，名叫戴宗的，做着江州两院押牢节级，宋江此去，可以有个照应。

宋江到了江州，十来天后，这个仗义疏财的戴宗来了。

来了，怒不可遏。在点视厅上大发作，对着宋江骂道： “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

宋江手里有吴用的信，心中有底，不怕他，倒有心捉弄捉弄他，便说：“‘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

戴宗大怒，拿起讯棍，便奔来打宋江。

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

戴宗大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

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

戴宗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原来，生活在大宋王朝的子民，不过都是权势者手里的行货，轻咳嗽便是罪，弄死你也不过弄死一只苍蝇。

这是小说，虚构的，有人会这样说。

那我们看一看一篇非虚构而写实的作品，方苞的《狱中杂记》，那写的是康熙年间监狱的黑暗。

方苞在戴名世案中被牵连，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被逮捕。开始下江宁狱，不久解往京师，下刑部狱。《狱中杂记》记的就是他在刑部监狱的所见所闻。

刑部十四司正副司长以及掌理文书的小吏、狱官、小卒，都把犯人看做他们手里的行货，越多越好，于是，稍有牵连的人，一定千方百计拘捕到。投入监狱后，不问有罪无罪，一定先戴上手铐脚镣，关进老监，使他们痛苦不堪，死者相枕藉。然后劝诱他们拿钱，放他迁出狱外。中产以上的家庭，往往破家取保；次一等的人家，祈求脱掉镣铐，住到监狱外的板屋，也得化费数十两银子；实在拿不出钱的，就被铐得很紧，关在老监里挣命，以作为不合作的样板来警告其余的犯人。

这是对活人。对死人他们竟然也要敲诈。如果犯人被处以凌迟，刽子手就说：“满足我的条件，就先刺心；否则，就先砍去你的四肢，心还不死。”对处以绞刑的，就说：“满足我的条件，一绞就死；否则，三绞三放再加上别的刑具，然后才让你死。”斩首的无法要挟，也要把砍下的人头作抵押品，逼家属交钱。因此，有钱的用数十两、上百两银子作贿赂，贫穷的也要卖光衣物；穷得一点钱都没有的，就按以上所说的处置。

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役也有生钱之道。如果犯人不给他们贿赂，捆绑时就先折断犯人的筋骨。即使幸而不死，也得病上几个月才痊愈，有的竟成了终生残疾。

甚至，奸诈之徒入狱久了，与狱吏勾结，也能赚大钱。有个姓李的，因杀人下狱，在狱中竟然每年可以弄到数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在外住了几个月，寂寞无聊。他有个同乡杀了人，他赶紧替此人承担了罪名，再到监狱中来过他的幸福生活。康熙五十一年，又遇大赦，李某叹息说：“我再也不能进这监狱了！”



现在，很多人动辄“康乾盛世”什么的。

不但有作家连篇累牍地《康熙大帝》、《乾隆皇帝》、《雍正皇帝》，大有肝脑涂地死而后已的味道，而且还有学者考证出了康乾时代我们的GDP占世界多少等等，他们为什么就不看看小民在那时代如何被人蹂躏？

我一直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时代是小民的盛世。

说是康乾盛世也对，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的盛世，是康乾官僚体制中各级官吏以及奸诈不法之徒的盛世，不是小民的盛世。

小民在那样的时代，只不过是权势者手里的“行货”罢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缺少基本良知的作家和学者呢？

他们还羡慕那种稳定，鼓吹那种稳定，他们不知道的是，那种稳定，不过是康乾们放心地宴会、咀嚼，乘醉听萧鼓。而行货们在极度的痛苦和凌辱中沉默着。

再看看一个域外人眼中的康乾盛世：

“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这是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

这样的盛世，其“稳定”的诀窍就是——

“清政府……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没有合理的制度，没有对于普通民众基本权利和权力的保障体系，没有对于政府及其各级代理人权力的有效约束，所谓的稳定，所谓的GDP，所谓的强盛，都与人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