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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人們在日本成田國際機場排隊等候辦理登機手續。
日
本的生活顯示出回歸正常的初步跡象﹐但那些曾經離開、現在小心翼翼回到辦公室的外籍僑民和日籍人士﹐或許正面臨著一個新的挑戰：怎樣面對危機中堅守崗位的同事們的排擠與憤怒。
某大型日資公司一位能說流利日本話的外籍員工說﹐上週他前往大阪躲了三天﹐結果讓日本經理和同事非常憤怒﹐他覺得自己回到東京工作時必須非常小心地避免遭到排擠。
“外人”（gaijin﹐日文“外國人”的簡稱）的逃離使東京一些辦公室內出現了對立。上週﹐在美國駐日大使館發佈自願撤離通知﹐並派出飛機將美國人運往安全地帶後﹐外國人逃離日本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大規模出逃過程中﹐逃離日本的外國人獲得了一個新的稱號：“飛人”(flyjin)。
在一個以龐大的“salaryman”人群而聞名的國度里﹐外籍員工的離開決定是一個敏感的文化問題。Salaryman指的是忠誠的日本雇員﹐他們的生活圍繞辦公室而轉﹐經常加班加點地工作﹐並與公司和同事維係著強韌的、有感情的紐帶。
東京金融招聘企業TopMoneyJobs.com創始人平克(Mark Pink)說﹐日本人和外國人的忠誠對象是不同的﹔在日本﹐公司和家庭幾乎受到同等對待﹐而外國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把公司放在第二位。
東京證券交易所(Tokyo Stock Exchange)負責人在週二一場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失望﹐因為有那麼多的外國人受母國政府和憂心忡忡的家人勸告﹐離開了日本。他們來自美國、法國、英國、中國內地和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這些外國人的逃跑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外國媒體在報道災難時﹐相比強調問題正在如何解決的日本國內媒體﹐採用了更加危言聳聽的語調。
東京證券交易所負責人齊籐惇(Atsushi Saito)說﹐很多國家安排飛機接他們的人員回國﹔在某些使館﹐他們向本國在日國民發送短信說﹐局勢是非常危險的﹐而在一些公司﹐高管來到日本消除員工的疑慮﹔消除謠言、讓其他國家知道日本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國家﹐或許是東證所的部分職責。
一位駐東京外籍僑民開有自己的小公司﹐上週他決定和一個商業伙伴一起去倫敦。他說﹐從工作效率的角度來講﹐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因為月底之前有重要任務必須完成﹔但是我對於離開日本感覺不是很好﹐肯定人們會認為這是懦弱的表現﹐我也不會反對。
那些回到東京的外籍人士會發現﹐這裡的生活基本上已恢復正常﹐例如﹐上下班高峰時段火車上十分擁擠﹐而午飯時間主要金融區的餐館里擠滿了西裝革履的男士等。但同時﹐正常生活秩序被破壞的跡象依然存在：很多商場為省電下午六點關門﹐還有很多店舖仍然缺乏牛奶和衛生紙等基本商品。
駐東京的一位外籍投資銀行家說﹐看到這麼多員工離開他並不感到吃驚。他說﹐金融業招人不是為了讓他們來冒生命危險的﹐我們做的是投資銀行業務﹐聘請的是投資銀行家一類的專業人員﹐我們正努力不去排斥那些回來的人﹐雖然沒有上升的趨勢﹐但有些是善意的“欺負”。
週二接受採訪的幾位經理表示﹐無可否認﹐大多數領導團隊工作的外籍高管都留在東京﹐或把辦公室遷到日本別的地方。大多數情況下﹐離開的外籍人士是全職媽媽、她們的孩子以及沒有下屬或可在香港和新加坡遠程工作的那些員工。當然﹐一些日本人也離開了東京﹐不過主要是投奔日本其它地方親人的婦女和兒童﹐而她們的丈夫則為了工作仍留在東京。
德國大眾汽車(Volkswagen AG)負責日本業務的總裁多里扎斯(Gerry Dorizas)說﹐如果我這個總裁離開東京﹐那我的領導作用也會為人所輕視﹐我們彼此間一直都很透明。他任總裁一職已有四年時間。
大眾汽車日本公司已將全部員工轉移至愛知縣(Aichi prefecture)的豐橋(Toyohashi)﹐包括12名外籍員工和130名日本工作人員及家屬。
在日本開展業務已有50多年的波音公司(Boeing Co.)說﹐該公司駐東京的30名員工中﹐大多數都留了下來﹐儘管公司提出他們可以去名古屋(Nagoya)工作﹐或讓外籍員工休探親假。
位於東京的日本一流招聘公司Hays的常務董事萊特(Christine Wright)說﹐我認為沒必要走﹐如果你對員工負責的話﹐你就會留在這裡。
有人說﹐外籍員工可能發現當地同事比他們預想的更善解人意。他們說﹐10年的通貨緊縮和經濟困難已經改變了日本人的心態。福萊希爾公關公司(Fleishman Hillard)負責日本業務的主管Shin Tanaka說﹐我覺得幾十年前日本人更多的是有一種群體意識﹐但現在已經少多了﹔我認為大多數日本人選擇留下來﹐是因為他們覺得留下幾乎沒什麼風險。
在外資投行工作的一個日本雇員說﹐上週有些同事離開並沒有讓他感覺不安。他認為科技縮小了空間上的距離﹐有些人離開東京也能繼續本職工作。他說﹐其實離開本身並不是什麼問題﹐他們目前正在亞洲其它國家進行遠程工作。
儘管如此﹐返回東京和日本其它地方的“飛人”可能會是未來幾週管理層需要設法應對的一個問題。
平克說﹐公司里可能會出現隔閡﹐一部分人覺得被遺棄﹐一部分則是即將返回東京並在最初一段時間會感到些許壓力的外籍雇員﹐大多數公司正努力給他們一些適應的時間﹐可能一週左右這種隔閡會自行消失。
Mariko Sanch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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