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六甲

2010年11月17日(星期三)

立法會會議席上

馮檢基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

動議的休會待續議案


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協助內地毒奶粉受害兒童和家長維權的‘結石寶寶之家’召集人趙連海，早前被北京法院判囚兩年半，事件引起國內外人士強烈關注和質疑判決有違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






趙連海無罪　共產黨違法

2010年11月17日休會待續議案發言稿


主席，

「結石寶寶之家」創辦人趙連海遭到當局重判，輿論譁然，稍有良知的人無不為他鳴寃叫屈。無法無天惡政治下的受害者自力救濟，卻反成階下囚，趙連海案是非判然，種種細節，在此不必重述。有「愛國人士」表示對判決感到「難以理解」，又有人說趙連海「動機純正」、「不涉及政治」。或許這些人在香港住得太久，多少沾了些法治意識，又尚有幾分惻隱之心，對極權政府「依法治國」這塊畫皮終於有所領悟。今天已是趙連海絕食的第七日，本席認為，香港立法會作為中國境內唯一享有言論自由的民選機構，必須帶出清楚明確的訊息，要求中央政府立即釋放趙連海。

近日部份港區人大代表去信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替趙連海求情，報道指聯署人包括羅范椒芬、范徐麗泰、劉健儀、鄭耀棠、何鍾泰、葉國謙、田北辰、蔡素玉、黃國健、楊耀忠等，該信指趙連海判刑太重，應減至一年，扣除已被扣押的時間，變相即時釋放趙連海。報道指，信函主要強調趙連海動機純正，純粹為受苦嬰兒伸冤，行動縱有衝動之處，亦屬情有可原，判刑減至一年已起到教育作用，並有助促進社會和諧。但該信卻完全沒有觸及原判決的對錯問題。港區政協劉夢熊於日前以個人名義去信北京高級人民法院，他表示趙連海只是追查真相、尋求公道、要求賠償，受害人被判刑是天理難容、重挫民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報導亦指，專業會議三名立法會議員亦已去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出於人道立場，寬大處理趙連海案。

對於此間建制派政治人物為趙連海向極權主義者求情，或許有人拍手叫好，但評論人吳志森卻心水很清：「但想深一層，又覺有點不妥。這類寃假錯案，近年不是第一樁，更離譜更駭人聽聞的多的是。如果說劉曉波重判十一年，是因為他挑戰中共的統治權威，太政治化了，這幫愛國人士要統一口徑，不敢隨便說出自己的心裏話，那麼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呢？他不也是為川震寃死的孩子追究責任嗎？重判五年，為何香港的人大政協不吭一聲。胡佳呢？只是為愛滋病人維權，就被判三年半，為何香港的愛國人士們沒有一個出來為胡佳說句公道話。今天趙連海的情況，跟他們有很大分別嗎？」[1]

建制派在這個時候為趙連海求情，應作兩面觀看。一方面，建制派縱然說的未盡是人話（趙連海的行動不過是香港式的和平示威，何來衝動之處？何需情有可原？又，囚禁維權人士一年竟是起了「教育作用」？），但總算是為當局製造了一點道德壓力，我們應該樂觀其成，希望劉政協等人能「硬」到最後。另一方面，卻是繼續掩飾中國政治及法制的不合理，處處揣摩上意，猶如古時向帝王進諫，可見他們的封建遺毒未清。倒是政協委員劉夢熊的「非法之法，無罪之罪」、「政改應由法治始，誰不政改誰下台！」之論切中肯綮。

建制派說罪不至此，應該從輕法落，但其實這根本不是法律的問題。從內地法律的觀點看，趙連海案不單審訊程序不公，更重要的是，大興區拘留所禁止律師李方平會見趙連海，以討論上訴的事。（當局今天的最新說法，是守所指趙連海不想見律師再拒絕探訪，這可能嗎？）從法理上看，拘留所禁止會見並不說明原因，涉及上訴權的公正性，侵害了律師的會見權，違反了律師法。[2]
但從政治上看，卻顯然是以一個國家的公權力防礙趙連海上訴以至獲判無罪。這無疑是政治決定，政權要打壓一個人，來鎮攝一群人，法律不過為政治服務。

趙連海案是維權人士遭搆陷羅織罪名的政治問題。在08年中國奶製品污染事件中，雖然三鹿、伊利、蒙牛、光明、聖元及雅士利在內的22個廠家69批次產品中都檢出三聚氰胺，但就只有三鹿被嚴重追究，多名高層管理人員被判監禁，一些被指生產銷售三聚氰胺添加物的商人奶農被判處死刑及其它重刑，絕大部份公司未被追究。

另一方面，雖然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引咎辭職，河北省及石家莊市多名官員受撤職處分，但當中很多人都已復出，異地或異位做官了，甚至官位比原來還顯赫。李長江於2009年12月復出，就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專職副組長，引起中國社會譁然。2010年3月，李長江又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中共的管治擺脫不了各級官員和既得利益的勾結籠絡。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先生在他被舉為罪證的文章《多面的中共獨裁》中，對這種狀況就有更為深刻的見解：「中共政權對於既得利益階層（官員和商人）也不完全放心，既保護縱容又防範控制。政權有意維持一種模糊而彈性的灰色秩序，既標榜依法治國又奉行實際上的人治，既鼓勵權貴們精英們發財致富又使所有既得利益者的資本積累都帶上深重的原罪：每個官員都以權謀私，每個生意人都行賄和偷漏稅，每個知識份子都攀權附貴，讓富人們的每一分錢都掙得不乾不淨。於是，獨裁者手中就握有了隨時可以追究任何人的把柄……在非法斂財已經普遍化的現實面前，中共政權不斷地制定越來越多的法規，不斷強調反腐敗和依法治國，但又不斷地放縱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犯法的行為。……從統治高層的角度講，這是激烈權爭中要脅所有權貴們的最好利器，可以要脅官員們富人們對自己形成個人效忠，起碼不敢對最高權力發出哪怕是溫和的挑戰；從具體執法官員的角度講，利益驅動使他們最喜歡這種灰色，因為這能夠為他們的非法斂財提供絕好的討價還價空間。」劉曉波的說法，套用在中共在毒奶粉案和豆腐渣案上包庇官員、構陷受害者，背後的原理也是一樣。

都說趙連海案是為了維護以中共為首的既得利益者的穩定維穩，必須構陷良民殺一儆百，令過百萬結石孩子的家長噤若寒蟬。在這位長期在內地爭取民主的維權人士看來，原來極權政府還有另一番不足為外人道的統治權術。總理溫家寶在2008年9月30日接受了美國《科學》雜誌專訪時曾說：「這次奶粉事件使我們感到非常痛心。......我再一次鄭重強調，決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來換取一時的經濟發展。」溫總理說這話可能發乎真心，或許中共真的有可能做到不以犧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來換取一時的經濟發展，卻也不可能不以之來換取其利益集團的團結和長久穩定。

中共選擇在劉曉波獲奬不久後，重判一位只是為孩子申冤的父親，是挑戰基本人權的舉動，潛台詞就是「不許百姓維權」。這與在西方聖誕節重判劉曉波的思維如出一轍。

所以說，建制派鸚鵡學舌，搬出中國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一條那些保障人權、表達自由和提出申訴的條文；有些人又抬出總理溫家寶，早前接受CNN訪問曾說：「不僅要讓人民有言論自由，還應該創造條件，讓人民有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權力。」但是口惠而實不至憲法法律形同具文，在擁有言論自由的香港，難道我們不是應該說出比這些空話更重要、更根本的事實嗎？

從毒奶粉案看和中國政制的腐敗

毒奶粉案與恆河沙數的人禍，在在反映當今中國政制的腐敗，每一起悲劇，都是制度的缺陷使然。

政治制度就是權力的分配，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追溯至十七世紀英國著名政治學家洛克。三權分立即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政府機構共同存在，地位平等且互相制衡的政權組織形式，防止任何一方濫權，也避免獨裁者的產生。英國史學家艾頓勛爵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說明了權力分立的重要性。現代西方民主國家，例如美加，也是因為有「三權分立」才不會出現亂局。他們的聯邦制度，州省的自治程度很高。除了全國性的聯邦法律，州省也有自己的法律。


然而，中國不採用「三權分立」而採用「民主集中制」，以人大代表制度為國家權力中樞，獨攬三權。人大代表多由執政黨授意或指定，然後通過形式上的選舉產生，造成種種腐敗和官商勾結。毒奶粉案中企業與地方政府的互相包庇，便是由此而起。立法權亦歸此一利益集團，結果訂立由「流氓罪」修改而成的「尋釁滋事罪」，打壓維權運動。在司法上，人大代表又有權監督檢察院和法院，法官不是最終的裁決者，而是按領導意向判案的執行者。憲法亦淪為黨的工具，無法用作裁判的依據。

中國的政治權力過度集中於黨的領導層，形成「寡頭獨裁」、裙帶資本主義、「我爸是李剛」等屢見不鮮的現象，談不上有何 “checks and balances”（互相制衡），更不要說被中宣部操控，淪為扯線布偶的傳媒監察的「第四權」了。三鹿奶粉出事後，傳媒不能報道，就是因為中宣部「不能讓一篇報道毀了一個產業一個品牌」的指令。在中共的統治下，前四種權力都旨在打壓公民社會的第五權。有毒的制度，最終把毒奶粉的受害兒童的父母也關進黑牢。

這些問題，今天為趙連海大聲疾呼的建制派應該思考一下。

最後讓本席用一個網上流傳的留言作結，題目叫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比例原則》：
「替小一點的孩子問，這奶粉是怎麼回事，判兩年半。
　替大一點的孩子問，這校舍是怎麼回事，判五年。
　替共和國大大小小所有的孩子問，這國家是怎麼回事，
　判十一年。」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毓民 議員

2010年11月17日


[1]「愛國人士」良心呼喚不足奇，2010-11-17，蘋果日報，吳志森

[2]有關法律訴訟中趙氏合法權益被侵害、擁有公權力者（地方公檢法官員）與弱勢群體的權利不對稱，《信報》專欄有詳細的討論，值得一讀：
毒奶受害苦主維權竟被重判，2010-11-17，信報財經新聞，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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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

在大陸的議會（人大）連吶喊的機會都沒有，更不用說維權了。
如艾未未，譚作人、艾曉明、高耀潔、韓寒等也只能曲線維權，啟民智，所有事情都有一個量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