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每年的10月15日-11月15日，是约定俗成的“竞选月”。学生会的主席要经过班级、年级到学校的层层公开选举，然后由全校1800多名学生选民投票产生。一个见证过“竞选月”全过程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这和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
和马丁·路德·金一样，黄浩芃的竞选演讲主题，同样是“我有一个梦想”。
但不同的是，这个14岁男生的梦想，只是成为深圳市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的学生自主委员会（以下简称“学生会”）主席。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年末，他已经梦想成真。学校里，随处可见这个新任学生会主席的大幅海报。海报上，这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八年级学生，正高举右手，做出一个挥拳的动作。
这张获胜者的海报，只是这所拥有某种独特气质的学校的一个缩影，还有更多让人惊讶的事情，正持续不断地发生着。
在这里，每年的10月15日~11月15日，是约定俗成的“竞选月”。学生会的主席要经过班级、年级到学校的层层公开选举，然后由全校1800多名学生选民投票产生。一个见证过“竞选月”全过程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这和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这里，学生会的主席有权组织自己的“内阁”。在每月一次的校长例会上，他和“内阁成员”们将对学校的公共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校长会一一记录，然后当面解释，或立刻作出整改。
在这里，有一个40多人组成的学生记者团，成员遍布每个班级。在每周一的早会上，他们能够通过广播站，对教师甚至校长本人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
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学校的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
5年多来，这所坐落于深圳市著名富人区“华侨城”中，被每平方米6．5万元的豪宅、种满名贵花木的园林和高尔夫俱乐部环绕的公立九年一贯制学校里，50岁的校长李庆明，正致力于向下一代推行他的公民教育主张。
“我们要挖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质。但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也没有关系，他可以当一个好公民。”李庆明说。
“如果我漠视自己的权利，不对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那是我的错” 李庆明培养“好公民”的第一个努力，是让孩子们学会选举。
他从2004年开始推行学生竞选制度。刚开始，他只选择了一个四年级班级作为试点，但效果“出人意料的好”，于是第二年，他便把竞选推广到整所学校。
每年10月15日~11月15日，是学校雷打不动的“竞选月”。小到每个班级的班长，大到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由学生选举产生，每人一票。
李庆明和教师一起，为“竞选月”确定了严格的程序和制度。一届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先要通过班级海选和年级海选，从高、中、低年级各选出两名候选人；然后，在全校的竞选大会上，6名候选人要经历演讲、才艺展示、公开辩论、回答选民提问等各个环节；最后，经过全校1800多名学生的几轮投票，选出获胜者。
选举章程规定，任期一年后，主席自动离职。学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公证小组”，负责监督选举过程以及计票。这个机构的成员，通常由已经卸任的学生会成员担任。
一个叫孙晓峰的学生，连续参加了4年竞选，并在2008年成功当选学生会主席。一年后，他离职，却拒绝了进入“公证小组”。
“我承认，自己是有私心的，”这个前学生会主席解释自己的动机，“我知道哪些学生更适合进入学生会，但这种判断，会影响我在公正小组的工作，这样对其他候选人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我宁可放弃这个职位，让所有人都在一个公正中立的环境里竞选。”
在竞选过程中，孙晓峰给李庆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2005年到2008年，孙晓峰连续参加了三四年竞选，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放弃。
第一次参选，他比第一名少了600多票。但就在宣布结果时，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在演讲台上，这个五年级男生非常有风度地向自己的对手握手表示祝贺。但走下台后，他却躲到角落里，抹起眼泪。
曾有人问过孙晓峰：“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竞选“华侨城”社区的人大代表，你会怎么做？”这个15岁的中学生考虑了几分钟，便说出了如下答案：先是走访社区的各户居民，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告诉选民们，如果自己当选了，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在选举的宣传上，他会在社区各处张贴自己的宣传海报，然后定期举行竞选演讲，并且和“智囊团”一起，为自己的选举确定一个系统的，能够持之以恒的方案。
“公务员就应该为公民服务，如果没有做好，那是他的错，但如果我漠视自己的权利，不对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那是我的错。如果大家都漠视了，这个社会怎么能进步？”经过4年的竞选洗礼，这个嘴角刚冒出稀疏胡楂儿的九年级学生已经对公民、权利这些字眼非常熟稔。
“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籽，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 这更像是一场发生在少年间的选战。
为了获胜，候选的学生开始学习如何动员身边一切资源。父母和家人是首要支持者。他们会和孩子一起学习各种才艺，帮助孩子修改演讲稿、准备公开辩论的题目、纠正他们的演讲姿势。
当然，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每个人都会强调同一个口号：“为同学们服务。”这是由校长确定的主题。
黄浩芃依然记得初次登台参加竞选时那种“紧张感”。在此之前，他是个内向的男生，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但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也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有段时间，身为某国企高管的母亲，一度还想让他转学，因为这个新学校才成立了两年多，她很担心孩子的“学业问题”。
2008年，他决定参加竞选。第一次演讲，他全身都在发抖，脚抖得“几乎站不住”，左手拿的发言稿“抖得哗哗响”，右手“抖得连麦克风都拿不稳”，他好几次用力握拳，试图固定住麦克风，却发现“手有点不听使唤”。原本设计的开场白是大喊一声“大家好”，可他紧张得控制不住声音，一开口就破嗓了，台下的选民嘘声一片，他在台上听得清清楚楚。
“豁出去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念了。”时隔一年，这个男孩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看得出有些不太好意思，“反正只是抱着尝试的想法去的，凡事总得有第一次吧。”
克服了初期的紧张后，他觉得和这个舞台“越来越熟悉”。在接下来的几个环节中，他开始逐渐地适应了竞选的节奏，在才艺展示诗朗诵《海燕》中，他甚至做出了一个“在排练时都很难练好”的展翅飞翔的动作。
这个初次参加选举的男孩一直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在全校1719张学生投票中，他以20多票的微小差距，输给了孙晓峰。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黄浩芃并没有闲着。他决心要参加第二年的“竞选”，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他开始关注新闻里那些播音员播报新闻的方式，也开始模仿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举手投足。他的“智囊团”，则早早从各个方面对他的“竞选”提出建议。作文好的人帮他修改演讲稿，美术好的人设计海报上的各个细节。甚至，一位演讲顾问会告诉他改正在台上的一些小动作，并纠正他演讲时的语气与节奏。
在11月15日全校竞选日那天，他和“智囊团”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到各个班级去“拉票”，一个在音乐方面有特长的“助手”，还带了一支长笛，走到每个班级，都会吹上一曲。
在演讲台上，他说出精心准备的演讲词：“一年前，我与今天一样，信心百倍地站在了这里，我落选了。但是今年我又来了，因为我不想错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因为无论是对于我，还是你，无论是对于学校，还是中国，今天都是一个超越平凡的日子，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一颗娇嫩的自由民
主的种籽，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并悄悄成长。”
他最终如愿以偿，在最后的全校投票中，获得了1120张选票。新任学生会主席工作很卖力，挑选了“很精干的内阁成员”、“整顿了学生会工作的风气”。他要求助手们每周都写工作计划，在每周例会上共同讨论。
黄浩芃的母亲，对儿子的学业多少有些担心。她希望儿子在“服务好同学”的同时，也能保持住现在“班上第三名”的成绩。毕竟，“无论学生会的工作做得多么好，最后能有好成绩，考上好大学，才是根本”。
但黄浩芃却对自己的未来很自信。他觉得，“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用得上”。
“几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 无论是“竞选月”、“鞠躬教育”，还是“生命教育”，即便是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都是“一种很难让常人理解的超前行为”。一名学校老师说，根据自己的了解，教育局领导桌面上关于李庆明的告状信，已经有厚厚一叠了。
但李庆明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甚至认为，这几十年来的“德育教育”，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产物”。
“这些年来，我们的德育教育，总是喊一些假大空的口号，我们几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他托了托眼镜，“对学生的要求，不要太高太多，只要他们能做一个好公民就行了———有活力，有自信，有智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有情怀。”
这个50岁的校长，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校长。在一篇题为《寻找知识分子》的演讲中，他这样写道：“这4年多来，我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为一所学校灌输一种独立、自由、高蹈的精神……4年了，我依稀感受到这种精神已经在我校氤氲化生、凝聚成气。为此，我是有些暗自欣喜和欣慰的。我有时甚至得意地认为，即使我离开此地，谁也无法再轻易地抛弃这种自由精神、独立品格和高蹈情怀。”
2007年，学者丁东曾应邀到学校来访问，他旁听了一节九年级学生的历史课。课堂的主题，是4部关于恐怖主义的影片。
根据丁东的回忆，在课堂上，学生讨论起这样的主题———恐怖主义有什么特点？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人类应当怎样对待恐怖主义？如何看待中国青年前几年为“9·11”事件喝彩的现象？
这些初中生，在课堂上争相发言，各抒己见，成人能提出多少种看法，他们也能提出多少种看法，甚至能提出许多连成人也想不到的见解。而教师的作用，则是引导学生的思考步步深入，“只寻求伦理的底线，不要求统一的结论”。
事后，他十分感慨地说：“这所学校的学生，无论学习成绩、艺术修养、公民意识，都有良好的发育。中国能有100所这样的学校，未来就大有希望了。”
来源: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