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 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 东亚问题。
据维特克自述：她学过中文，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只能说略懂而已。
她曾在亚洲和欧洲做过两年研究，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 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67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引者注：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在此期间我曾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 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史。这个题 目在当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公开之前，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 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 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 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1972年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维特克。8月25日，江青又在广州接见了维特克，当晚9点，江青宴请了维特克，席间，江青向维特克披露了许多她个人的私生活，以下便是当事人张颖对两人当时的部分谈话实录。
“我几乎被流氓给骗了”
江青：“今天请你吃广东饭，中国有句老话：吃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而广州人特别会吃。这是盐鸡，味道不错，还有清蒸鱼，这 种芥兰菜只有南方生产……你最好同群众接触接触，到越秀山去看看，我现在不能去了，否则成了展览品了。我在这儿必须保密，因为广州军区要为我的安全对中央 负责。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会给我保密，所以我请你到这里来。”
维特克：“希望你有时间好好休息。”
江青：“对，我应好好休息。但我怕把电报和文件压得太久，怕落后。我应有责任，我在这里同你谈话，我对广州军区的讲话已经经过政治局批准，我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维特克：“我相信。”
江青：“当然我们不是从早到晚都很严肃的，不是这样的。过去当我能同主席经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各种问题，经济、政治、文艺等等，我们从来不枯燥。你一定知道毛主席很会游泳，也很会打乒乓球。”
维特克：“这方面的照片我都有。最近我买了几幅毛主席打乒乓球的丝织画，我想带回去送给我爱打乒乓球的朋友。我知道毛主席早在1917年时就写过关于体育的文章。”
维特克：“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欺侮我。”
维特克：“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有一次我弄了点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 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 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 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 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 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贺子珍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
江青：“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
维特克：“我知道那是假的。”
江青：“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他是个叛徒，那时还不知道。 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 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
维特克：“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
江青：“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自己的家是地主，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当时毛主席不知道。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我不太清楚，也不问毛主席。你书里不要写这些。”
维特克说：“不写。这和革命没有关系。”
江青：“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 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 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维特克：“什么？她有个男孩？”
江青：“她把那个男孩放在一个农民家里，自己到莫斯科去了。她在莫斯科精神失常，被送到精神病院。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
维特克：“我知道。”
江青：“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她，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她还活着。她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他们还用‘电疗 ’治疗。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生活很艰苦，她感到很烦。她在莫斯科说，我是休养来的。但苏联人说，不劳而获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 的。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李讷是我生的，他们都随我的姓。”
维特克：“杨开慧被杀害时，毛主席还有一个妹妹也同时被杀害了，是不是？”
江青：“我不清楚。总之，他有一妹妹也牺牲了，不是亲妹妹，是堂妹，叫毛泽健。有个展览，看了就知道她是怎么牺牲的，你也可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
维特克：“我愿去。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
江青：“是的，她随我的姓。”
维特克：“谁把她带大的？”
江青：“她母亲在苏联，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然后找到这个孩子，她不愿意跟她妈妈，愿意跟我们。她早就结婚了， 现在有两个孩子，她学自然科学。李讷是你的同行，学历史。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是我当儿子养大的。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 副主任，我不大清楚。他是造反派，参加过武斗，他还没有结婚。李讷比他大半岁。”
“我男朋友可多了”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 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 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 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
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 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 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 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我结过四次婚，主席是第四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