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文章说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暗杀了某某人等，但所罗列之证据非常扑朔迷离。我们先抛开政治伦理不说，但就历史考据而言，就发现迷雾重重。坊间看到的，最多是道听途说的孤证，“孤证不立”，这个大家应该明确。比如“黄远生案”，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个传说中的刘北海真的是刺杀黄远生记者的凶手？又有什么旁证证明刘的暗杀是林森指派的？即使前两条都成立，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林森的命令来自孙中山的安排？所谓的“口述历史”自然有其真实价值，但孤证就颇为缺乏意义。
从另一个政策指责来看，公正地说，北洋政府签署“二十一条”也没啥不对，当时只有日本能够保护中国。但袁世凯当时既然已经是民主共和国的元首，随便要签订和日本人的“二十一条”还是和其他国度的“四十二条”都可以，都要记住两点：1、必须征得议会批准而不是得不到同意就解散议会或杀害议员；2、继续其总统职位，终身也无所谓，但千万别改变国体，乃至重返帝制。袁做不到这两点，理应被当时人推翻、被后世人笑骂。中国传统文明适合植入一切符合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人性化的制度，前提是要让中国人民自由选择，而这种选择不可由任何外力的强制介入，但刀锋下的选择永远不能当真，比如满清的入侵就阻断了这文明一进程。而孙中山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用他和他同志的生命、鲜血和智慧，拿开了架在中国人脖子上的那把刀锋，让国人两百年来在满清蛮夷政权和欧洲帝国主义双重威胁之下，第一次有了重新自由选择自己国体和政体的权利，能够第一次自由自在地呼吸。当然，他号称其组织有所谓的“训政”保姆权——但是不要紧，蒋介石说，最多六年，国民又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国体和政体，可以制订宪法，公决总统。
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不是愚蠢颟顸，便是别有用心。个人觉得，很多同志可能在利用否定孙中山先生而彻底打倒一百年前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政治不是清水养金鱼，满清的种族殖民和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就是最大的邪恶，不仅违反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而且违背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仅仅从孙先生戮力推翻满清、对抗北洋来看，他就可以万世不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符合了当时最为正确的历史正义。大明统治中国的时候，欧洲人窥伺已久却不敢侵犯华夏，等到满清执政就顺利登陆，武装殖民如入无人之境；大明统治中国的时候，日本人敢于侵犯华夏却铩羽而归，等到满清执政就顺利登陆，武装割地如入无人之境。在十八世纪欧洲语言中，“鞑靼”有两重涵义——既是俄语中“东方民族”的意思，又是拉丁文中“地狱中人”的意思，可见欧洲对满清厌恶之切，鄙视之深。
满清对于中国的伤害之深，可以见诸于西洋史籍。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就意图武装入侵中国，但他们的密探回报，说明朝在瞬间就能集结两千条战船歼灭入侵者，于是西班牙殖民者只能作罢。（再看看1840年鸦片战争，满清拿了多少战船来迎战英国殖民者？）大明万历年间的西班牙密探情报说，中国没有穷人和乞丐，残疾人都由地方当局的福利机关奉养终老；而中国当时妇女地位崇高，男女平等，且任何中国人都能通过平等的知识学考试获取学位——可能就是秀才、举人或进士——而获得执政权。因此西方帝国主义觉得，中国当时不可战胜。而到了乾隆年间，西方情报人员判断，不到三十年，欧洲就能完全占领中国。可见，满清殖民者败家有术，将中国的家当败完，也足足花了两百年时间。日本诚然是中华文明的余绪，但在明治维新以后才进化到汉代的军国主义体制。我们认为，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至少领先一千年，直到三百六十年前满清蛮族入侵才开始落后的。
从政治开明程度来考察，明朝和满清也不可同日而语。在满清末年，老百姓家里找到一本《革命军》或者《猛回头》，全家就要杀头——请看浙江金华地区的地方志，有很多相关记载；而在明朝，大臣可以公开上书痛骂皇帝，即使这个皇帝只是和他皇后分居两天。军事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大明崇祯皇帝的赤子之心而屡屡宽容，闯献匪寇早就给明朝官军族灭了至少上百次。
当然，明朝被满清入寇应该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明朝的资本主义造成了民主个人主义以致意识形态分散，比如儒家的和平主义造成国家放弃对国民的强权政治和对蛮夷的帝国主义，比如小冰河时期造成粮食供应危机导致经济危机，比如朝政的分权体制造成当权资产阶级不能迎合朝廷的征税体制以致金融捉襟见肘。但这一切正是证实明朝社会体制的文明、自由和强盛，而不是相反。对于冷兵器时代而言，野蛮民族对文明民族有着天然的征服优势，这也已被世界历史反复证明。
明代中叶开始，东南沿海不仅仅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而已经完全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可惜当时把持朝政的都是来自江浙的知识分子，他们另一幅面孔就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代言人，他们非常短视，竟然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阻止朝廷向资产阶级征收工商税和矿业税，以致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朝还只能像小农社会一样继续盘剥农民，加上外族入侵耗费了大量军费，征收军费又加剧民变，于是在西北农业社会和东北原始社会的夹击下，进入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明王朝灭亡了，中国倒退进由野蛮人殖民、由农民被殖民的黑暗旧社会长达近三百年。如果没有满清的入侵和殖民，中国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就跨入全球化，当时国力强盛、文化焕然、心态从容、思想开放，中国知识阶层有能力面临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挑战，明末的思想界状态也表明，中国当时已经有了君主立宪的刍议了。可惜满清两百年的思想高压和政治奴役彻底阻断了这个可能。
有证据表明，十八世纪救了中国的，不是满清的铁骑，而是西班牙殖民者意外输入的红薯（山芋、番薯）。红薯在中国开始种植，大概在大明万历末期，而作为替代性主食而在中国广泛耕种，已经在满清康熙年间。还请注意，由于满清殖民者的屠杀，明末的人口数和清初的人口数不是一个统计级别。明朝末年的粮食危机，首先开始于处于小冰河期的西北地区。要说明王朝会穿越科技的局限而预先得知粮食危机而早早地在西北推广番薯种植，这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满清也并不重视替代性食品的推广，但由于经过清初战乱的屠戮，中国人口最多只有明末的五分之一，粮食压力已经大为减缓，而且番薯的自然推广经过几十年的耕种已经自发地为中国百姓所认同，因此满清十分幸运地享受到了这个科技红利。正像今天我们的稳定，无非是享用了国民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底定的地缘红利、科技红利、建设红利、军事红利和人口红利——现在，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一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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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usb168 于 2010-2-22 14:5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