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二十一章、后记：
【补印——以PDF版编辑】
第二十章 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1
我该走了。
格格不同意我走，她为我弄到了张身份证，她说她可以帮助我找一个乡镇企业“换成另外一个人生活”。
我坚持要走。
她说她不会让我委屈的，“我可以养活你，总有一天会给你平反的。”
我还坚持要走，我知道，这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危险时刻伴随我，如果我被抓到，会连累许多朋友，我的态度使她很失望，她生气走了。
两天之后的一个黄昏，她来了，面色苍白。
我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苦笑着摇了摇头，拿出一张车票，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特别快车的卧车票：“明天，我来送你。”她冷静的说。
我很难过，想和她说些感谢的话，但又觉得一切话语都是多余的，这些天，她所承担的风险是不能用谢谢两个字所能代替的。我突然发现，此时，我有些离不开她了，但我抑制了自己的情感，我有爱她的一万个理由，但我没有权利这样做，这只会给她带来灾难，而不会带来别的什么。
从哈尔滨到广州，这万里行程充满了未知的变数，也许我中途便会逮捕或者击毙，还是什么也不要说，不要让我为她更痛苦。
“我会去看你的。”她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去哪看我？”我问。
“去监狱......如果你被捕。”
“多带些香烟，没烟的日子很难熬......”
“嗯，我会带很多......”
“万一我逃出去，自由了，你会来看我吗？”
她摇摇头：“你自由了，到了美国，我们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太遥远了，你会把我忘掉的......我有时常常冒出一个卑鄙的而残忍的想法，就是把你抓进监狱，当然不是我亲自抓或出卖你，那样我良心会不安的......我希望你在路上被捕，那样子你就会永远属于我......”
我把她轻轻地拥在怀里，轻轻地抚摸她的秀发。
她扬起脸，眸子里闪着泪花：“你太坏了是不是？可是我是真实的。”
我说：“万一我被抓住坐牢，我会拒绝你的感情，我现在离婚了，不再感觉到对妻子的歉疚。现在可以轻松地去坐牢，我不可能再去找这种歉疚的感觉。”
“那爱呢？爱情呢？”
“爱是要给对方带来快乐，而不是痛苦。”
“要是我不感觉到痛苦呢？”
“你会的，痛苦是一个漫长的感觉，它会毁了你。”我的话题一转：“如果我幸运的逃出了中国，你会爱我吗？”
她摇摇头：“我不会，你一旦自由了，你就不属于我，况且我不会离开中国，我不能相信离开中国我会变成什么样，我热爱这片土地，也热爱我的工作，我去美国能做什么呢？还不如这样，让这段经历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一个月后，我在美国的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区给她拨了电话，为了安全，她又跑到公共电话同我交谈，当她知道我是在美国给她打电话是，她哭了，哭得很伤心，我问她是否想办法来美国，她说不会，几天以后，我再给她打电话时，她的电话号码被取消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她任何消息......
2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日，我尾随格格到了哈尔滨三棵树车站。顺利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我事先告诉格格，让她在车站送我时和我保持一段距离，我们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便当列车开动后，在送往人熙熙攘攘的站台上，我都找不到她的身影，我停立在车窗旁，心里不免怅怅的。
突然有人拍我的肩，我募地回头，不料是吴格格，她笑眯眯地站在我的面前。
我忙吧她拉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这里没有人。我小声说：“你不应该不下车，这很危险。”
她争辩说：“正因为危险，我才要送你一程。”
我想了想：“好吧，到长春再下车吧。”
她点了点头。
我们回到我的铺位，对面铺上的两个人在吃烧鸡，看上去像是做生意的，我稍微放心了一些。
车到长春，停十分钟，她仍不下车，她告诉我，她买的票到北京的，她要送我进山海关。
我感动地握着她的手，谈了很多，她告诉我她的童年、她的恋爱.她的一切，我们像是一对夫妻去旅行，似乎危险离我们很远很远。
午夜，列车驰过了山海关，北京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劝她下车，我知道北京对我是多么危险。
她终于是同意了。
列车在一个大站停下来，我送她下车，夜里站台上很冷，我担心她会着凉，她说不会，十分钟后有一辆哈尔滨的快车会经过这里。
“这是你计划好的？”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我还有一个计划现在告诉你。”她说：“你将在北京见到你的母亲，一切都安排好了，时间、地点都在这上面。”她把一张纸条塞进我的手心。“不过，你不能认她，也不能让她发现你......”
“她知道我要见她吗？”
格格点了点头：“不过，老人家为了你的安全会克制自己的。”我猛地把她抱上怀里，一股柔情漫过心头。
她吻了我，然后冷静地推我上车。
车开动了，她随车前进的方向跑了几步，然后停下来。
列车卷起了风掀起她的裙角，把她扔在站台上，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我感谢吴格格，感谢这个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莫大帮助的姑娘。在临离别时，她送了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如果没有意外，我将在北京丰台区一家电影院门前见到分离两年的母亲。这两年来，我最担心母亲的身体，母亲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吗？她身体如何？她一定苍老了许多。
我躺在卧铺上，思绪随着列车向母亲的身边飞驰。
3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这不仅因为她给了我生命，更重要的是她影响我怎么去做人，怎样做生命更有意义。
母亲生在一个地主的家庭，在日本人的学校读完了“国民优级”。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搞土地改革，不仅没收了母亲家的所有财产，而且将外祖父活活打死。就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母亲嫁给了父亲，她不仅要孝敬婆婆，伺候丈夫，还抚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使我们在艰难的日子里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快乐。
我是母亲四个儿子中最小的，母亲非常疼爱我。我上小学时，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生活却变得更加艰难。尽管母亲精打细算，但配给的粮食仍不够吃。那时学校在冬季让学生带中饭因为东北冬季天气寒冷，中午只能休息一小时。我的中饭给母亲带来了很多困难，她怕我带的饭不好，伤了我的自尊心，总是精心安排我的午餐。几颗烤得黄澄澄的马铃薯.包裹着冻萝卜的玉米饼，在母亲的巧手下都成了香甜可口的佳肴。
一次，母亲病了，早晨没能给我准备午餐，我吃了一口剩饭便顶着风雪去上学了。上完第三节课后，老师便把同学们带的干粮放在了炉子上烤热，当老师问我为什么没带午餐时，我的脸红了，我感觉到同学们各种不同的眼光都射向我，我有一种被剥光被羞辱的感觉。第四节课下课后，同学们开始吃午餐，饥肠辘辘的我把头低低地垂在课桌上，用背唐诗打发时光打发饥饿，同时也打发难堪和尴尬。突然有人敲门，当老师把门打开时，母亲披着一身雪花出现在门口，对老师说：“老师，我是张伯笠的妈妈，来给他送中饭的。”那女老师很不高兴的说“还有十分钟就要上下午课了。”母亲连连道歉：“对不起老师，我早来了，怕影响你们上课，没敢......对不起了。”
原来妈妈站在风雪中等了好长时间，可是她正在生病啊！
我忙从座位上跑了出去。妈妈微笑着从怀里拿出一个铝制的饭盒给我：“饿了吧。快吃吧，还热着呢......。”
我伸出手去，妈妈那冰冷的手中的饭盒还是热烘烘的，那是我母亲的体温啊！我打开饭盒，是难得吃到的挂面条，上面除了浇着鸡蛋汁外还有两根母亲酿制的酱黄瓜。我知道，妈妈为我准备这一餐的辛苦，那年代，我们一个月才吃上一两次白面。我感激地看着妈妈，下意识地用手为她拍打身上的雪花。母亲说：“快吃吧，吃饱了好上课，我得回去了。”望着母亲的背影慢慢的消失在门外的风雪中我的眼睛湿湿的，而那带着母亲体温和爱心的铝制饭盒却把温暖、幸福和自尊传遍了我的全身。
母亲对我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是她把我当成朋友，她是世界上最理解我的人。我读中学时是学校文艺活动中的活跃人物。一次班里搞歌咏比赛，我们中学的歌咏队选我任指挥，当时学校要求参加歌咏比赛的学生必须穿毛蓝裤子白上衣和白球鞋，我回家和母亲讲了，母亲把姐姐的白上衣和毛蓝裤子给我改了改，洗熨干净，但是鞋却无法解决。那时侯我们家平均每人的生活费才六元钱，而买一双白网球鞋要五元多钱，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从小到读中学从来不买鞋的，穿的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布鞋，或者哥哥们穿旧了的鞋。三哥从学校拿回来一把白粉笔给我，说可以把鞋涂成白色，看到别的同学都能穿上崭新的网球鞋，我委屈的哭了，母亲安慰我并答应一定让我穿上新鞋去指挥合唱队。
在我们演出的前一天，母亲把她喂养的准备过年的猪绑在手推车上，她让我和她一起去卖猪。
那天雨下的好大好大，车轮常常陷进泥水中，母亲在前面拼命拉着车，纤绳深深地凹进她那柔弱的肩膀，我在后面拼命地推着，想让母亲能轻松一点。
在屠宰场，母亲卖掉了才养了半年多的猪。拿到钱后，她领我去百货商店，然后为我选了一双雪白的网球鞋。当我从母亲手中接过仍散着橡胶芬芳的新鞋，看着母亲那慈祥的眼光和满身泥水时，我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我穿上母亲为我买的这双新鞋，走上台，挥手指挥着百人合唱队，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歌声在我挥动手臂下流淌：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那一天我们学校得了第一名，我本人也被评为优秀指挥，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长大了许多，母亲使我懂得了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他的服饰和外表。而她的爱使我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并努力奋斗学习，回馈社会和亲人。
母亲爱读书，无论辛劳一天后怎么累，她睡觉之前都要躺在床上读上几页。她最喜欢的书是《红楼梦》和《清宫秘史》，那两本书她从少女时代就开始读，一直读到现在。她有惊人的记忆力，在我读不懂这些“大书”的时候，母亲常常一面做家务一面给我讲书中的内容，从宝黛的爱情故事讲到康有为、梁启超，母亲最崇拜是谭嗣同，认为他最有骨气。母亲最向往的城市是北京，她总想能去北京看看，看看故宫，看看谭嗣同断头的菜市口。当我大学毕业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后，我家也从黑龙江搬到了河北的石家庄。我把母亲和父亲接到北京，陪两位老人去颐和园、故宫参观，母亲总是看得很仔细，她把故宫每一个房间发生的故事讲给我听，我真惊叹她那惊人的记忆能力。
4
五月三十一日十一点钟，列车停靠在北京站站台，我随着人走出车站，“六四”两周年要到了，北京市加强了戒备，警察和秘密警察在车站附近像猎犬似的嗅着。我戴了一副时髦的变色眼镜，提一小公文包，装作悠闲地样子来到我们约好的地点。
我的朋友在那里等着我，两年不见，他仍是那股书卷气，我们没有握手，也没有拥抱，他把一辆自行车推到我的面前，小声说：“跟我走。”
我骑上自行车，随他涌入滚滚的车流中。我暗自赞叹朋友的细心，自行车前的筐里，装满了刚买的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一条活鱼。所有的人不会怀疑我是刚下车进京的外地人。
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大院，他打开了一单元的屋门。写字桌上摆着一对夫妻照，想必是房子的主人了。
朋友告诉我，这一对夫妻是劳动模范，所以很简朴，他向他们借这房子时，他们不知道派何用场。“他们是我的朋友，你也只住两天，但愿别出事。”
他打开几瓶罐头我烧了两个菜，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听他谈这两年的情况。
他告诉我：“六四”镇压后，你们逃地逃、抓的抓，各学校都在搞清查，和文化大革命没什么两样，好在学校的老师都保护自己的学生，慢慢地也都过关了。“六四”一周年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又在校园里游行。
我们回忆起当年轰轰烈烈的民主远动，都唏嘘不已，一番感慨。我对他说：“这两年在山里想了许多问题，曾思考最多一个问题是八九年那场民运，我们是否会做得更好。”
朋友看了看表，神秘地朝我笑了笑。
“你有事?"我问。
“一个小时后我得去车站接个人，给你一个惊喜。”他说。
“是我妈？”
“是的，我会把老人家带到这里来。”
笃笃笃......有人敲门。
他警觉起来：“不对，这地方没人知道。你得藏一藏。”
我环视了一下这个小屋，无处可藏。
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
我示意他去开门。
门打开了，两个带红袖标的老年人出现在门口，不用说，这就是人们习惯称呼：“小脚侦缉队”的街道联防人员。
两个老人警觉地审视着我，一个年纪大一些的老者说：“我们是街道办事处，这间房子的主人已经几个月没住了，他让我们帮着照看，你们跟他是什么关系？从哪里来的？要去哪里？”
“噢，我是房东的表弟，这是我的老同学从东北来谈点生意。”我和朋友一边热情的让座，一边介绍。
那两个老者怀疑地看着我：“我看你有点眼熟......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我拿出身份证给他，笑着说：“我在北京当了几年兵，常来这边玩，也许见过。”
老人把身份证还给我，“怪了，按道理你们要来住，房东也该打个电话通知我们一下，现在是“六四”两周年敏感期，上面有命令要防止六四分子回京搞事儿，这样吧，你们先吃饭，我们回去通知公安派出所的人来认一认，没事最好......”
我笑着送两位：“二老慢走，你们对工作这种负责精神真是感人，令人佩服！”
一个老人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
我点头称：“是啊，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对。”
脚步声远了，但我感到危险在一步步迫近。
“也许他们只是说一说不会去找派出所。”朋友点燃了一支烟。
我说：“不行，不能有侥幸，这两年，我宁可信其有，决不信其无，一会儿如果我妈妈来了，被公安局一锅烩了，我这一生会永远不安地。”
“那咱们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朋友把烟掐灭，拿起衣服，“不，你不能走！如果我们一起走，他们会封锁车站、机场，我就会被困在这个城市。”
“那怎么办？”
我想了想，告诉他：“你留在这里，因为你是不怕检查的，他们问起我，你就说我去谈生意，要明天才回来，今天午夜我已经离开北京了，他们还不知道我是谁，不会轻易布置大行动。”
“那你妈妈怎么办？”
“我去车站接。”
“这很危险。”
“车站人多，我多注意就是了，你应该知道，我这两年也不是这一次遇到麻烦，但每次我都闯过去了。”
“我相信你，愿上帝保佑你！”
我匆匆与他拥抱告别，戴上眼镜，离开了这栋楼，我走过了几条小巷，发现并没有跟踪，便走上马路，叫了一部计程车，直奔火车站。
二十分钟后，计程车经过天安门广场。
我心跳加快，望着那熟悉而又久别的广场，我强烈地遏止自己的冲动，透过眼帘的迷雾，我全心全意又看到同学们一张张激动地面孔，耳畔又响起了那熟悉的歌声：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映红了志士的鲜血......
蓦地，一个痛心疾首的声音在我身边不断地回响：“同学们，你们要记住，今天是六月四日啊！”
六月四日，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我将这一天嵌在我的骨髓里了，我永远告诫自己，不要忘记这一天。
黄昏，我站在北京火车站广场，等待着即将下车的母亲。
半小时后，母亲随着潮水的人流走出车站。
我不露声色地尾随母亲，当我确信她没被跟踪后，我快步赶上她，我目视前方，轻轻地说：“妈妈，别说话，若无其事地跟我走。”
妈妈的身体微微一震，但马上冷静下来，保持一段距离地跟着我。
我在一所电影院附近的小公园站停顿，这里人很多，正在等待下一场电影，妈妈坐在公园的条椅上，由于走的急，她呼吸急促。我轻轻地坐在她身边，拉起她的手。
母亲昂起头看着我，两眼布满了泪花。
我轻轻呼唤一声：“妈妈，你好吗？”
母亲哽咽着点着头。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轻声说：“妈妈，您千万别哭，这里不是哭的地方，妈妈......”自己这样说着，已泪流满面了，好在天已黑下来，行人们并没注意到。
妈妈努力地控制自己，两只手把我抓得紧紧的。
“妈妈，对不起，让您为我操心。”我说。
妈妈长舒了一口气，摸着我的脸说：“别说这些，只要你好好活着，妈就放心了。”
我问：“爸爸好吗？家里人都好吗？”
妈妈说：“家里都好，不用你惦记着，你真的要走了吗？”
我说：“是的，妈妈，我要走，也许成功，也许失败，我只求您一件事，无论如何，你都要看得开，只要您身体好，我们就有再相见的那一天。”
妈妈轻轻地说：“这两年每天做梦也盼望着和你见面，刚见了面又要分别，我这心不好受。”
我劝她说：“妈妈，这次见面对我们母子来说已经够奢侈了，多少朋友在安排这次见面，他们担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有一天我自由了，再不和妈妈分开，好吗？”
妈妈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你的心，我也不知道这一生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你已是大人了，有许多事等着你去做，别惦记妈，你放心走吧，雪儿你放心，在我有生之年，我会把她带好的，过些天我就想办法把她从农村接回来。”
我点了点头说：“妈妈，万一我被捕，您千万要捱得住啊！别愁坏了身体。”
妈妈说：“你放心吧，要坐牢就好好坐，别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无论多难，都要撑住，妈会为你这样的儿子骄傲！”
我说：“妈妈,您在我小时候就常给我讲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妈，我记住了您的话，决不会让人失望。”
妈妈点了点头，站起身来，从手提包里拿出一部影集：“带几张照片吧，想我们的时候就看看照片。”
我选了一张妈妈抱着雪儿的照片，雪儿在奶奶怀里，伸出小手似在呼唤着什么，后来这张照片同我的专访发表在法国的《巴黎竞赛》画报上，编辑部却没再退还我。
妈妈看着我在月光下凝视着照片，叹了一口气：“孩子，你受苦了，两年你吃了多少苦，妈能想到......唉，妻离子散的......”妈妈又哭了，瘦削的肩膀在抽动着。我轻轻地把妈妈拥在怀里，抱着她瘦弱的身体，安慰着她：“妈妈，你别难过，我很富有，我还有您，还有雪儿，你们永远属于我。”
电影院开始放人入场了，人们飞快地向电影院门口涌去，两名武装警察例行公事地在公园巡逻，此地不宜久留，我立即截住了辆计程车，告诉司机开往妈妈要休息的朋友家。
轿车在北京街道疾驰，一路上，我和妈妈谁也没有说话，四只手紧紧握着，我们母子都珍惜这逝去的每一分钟。
计程车在一片高耸入云的住宅前停下了。
妈妈迟疑了一下，还是打开了车门，我要下来，妈妈轻轻地按了一下我的手，示意我不要下车。她将一个塑料袋放在我的怀里，轻声说：“带着，路上吃。”说着下了车，将门关上。
我低头一看，千层酥饼，这正是我小的时候最爱吃的。妈妈有很好的手艺，那是逢年过节或我过生日妈妈才能做给我们吃。那几十只千层酥饼，是妈妈给我的爱心啊，我强忍着泪水向车窗外望去。妈妈正站在路灯下凝视着我，初夏的晚风吹乱了老人家花白的头发......
司机问我：“还去哪？”
“火车站！”说完我无力地靠在座背上，任无声的泪水流淌。
第二十一章 逃离中国
1
一九九一年六月九日，我顺利地抵达了中国的南方重镇——广州。
计程车把我带进了一个热闹的小巷里，我下了车，从皮夹里拿出一个地址。##巷五一九号，当我找到五一九号时，发现这是一个理发店。
我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推开店门。正的中午，没有顾客，两妙龄少女听着音乐。
冷气开得很足，冲刷着我身上散发的热气。
一个小姐在镜子里发现了我，懒散地问：“理发吗？”我看了看镜子里面的我，头发是有点长了，便坐了下来。
小姐一边给我围围，一边问：“要什么法式？”
我回答：“广东青年人流行的发式。”
她改用普通话：“你不是广东人？”
“我是北方人。”
她一边为我理发一边问：“来做生意？”
“是的。”
“先生是做哪方面的生意？在哪发财？”
我告诉她我在北京做小生意，但这次来广州想做一笔国际大生意。
她看了看我：“进货还是出货？”
我回答：“出货。”
她小声问：“能否问先生大名。”
我回答：“黄智勇。”
她手中的剪刀停了一下，便再也没有说话，我知道，她已经知道了我是谁，也就不再问了。
理过发后，她拿起吹风机为我吹平头发，轻轻问我：“要不要按摩一下，可以消除旅途的疲劳的！”
我点了点头。
“跟我来”，她一摆头，我便拿起手提包随她向后走去。走出装潢典雅华丽的理发厅，后面却另一番景象，走廊里又脏又乱，光线很暗，我随她走上一个吱吱直响的木板楼梯，上了二楼。
她推开了一个房间的门，打开灯，走了进去。
我环视着这个八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张双人床、一个小桌、一台电视、两只藤条沙发、屋里还算干净，只是没有窗子。
“我姓白。”她自我介绍。
“你就是白小姐？”
她笑了：“叫我白姐好了，这样随便一些。”
我知道了，这位就是我要接头的白小姐，她做的是偷渡生意，看来理发店是她的保护伞。
她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吐了一个烟圈，向我伸出一只精心修理过指甲的手。我明白了，打开皮包：“要多少？”
“两万。”
我愣住了：“不是说五千吗？”
她吸了口烟说：“现在风紧，为了安全起见，要先到香港拿到身份证和回乡证，这需要钱。”
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只带了一万元钱，我不明的问：“不是偷渡吗？为什么还要身份证呢？”
“为了你的安全呀，你想想，如果你偷渡成功，没有身份证，到香港你怎么活？让皇家警察抓了，送回来，不是前功尽弃吗？”
“我不怕皇家警察......”我发现自己说走了嘴，便立即打住。
她没太在意：“都说不怕，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我打趣说：“我不怕一万，也不怕万一，我就怕两万，我没带那么多钱。”
她咯咯笑了：“你这个人说话满风趣的。不过，一万只能渡半个人，总不能把你上半身偷渡过去下半身留在中国吧？”
她这个人打扮得虽然太娇野了点，笑起来倒是满真实的。我也开玩笑说：“那也好，只要脑袋出去了就好了，留个屁股在中国我还怕什么？如果我这张脸可以变个样子我上半身也不用出去的！”
“你这张脸怎么了？长得蛮帅吗？还不是为了发财，将来成了香港人回国光宗耀祖，你想想，两万块，多值呀！”她打开冰箱，扔给我一罐强力啤酒。
我喝了一口啤酒，把一万块钱交给她：“好吧，你说值就值，这是一万，先给你，等临走时再给你另一半。”
“那不行！”她半点不让，坚持原则。
我让步了：“好吧，但你得给我两天时间，就是抢银行也得筹划两天吧？”
她笑了：“好吧。你先住在这，没有我同意不要四处乱走，你一口北方话，出去危险。我就住在你对面房间吃饭一起吃。”她说完，专心致志地点起钱来。
我实在累了，倒在床上就想睡，坐了七十多小时火车，连眼都不敢眨一下。
她点完钱后，将钱在手上拍了拍：“好吧，你先睡吧，我先忙去，下班后再叫你吃饭。”
她走到门口又把头伸进来：“今晚要不要个小姐陪陪？”
我摇了摇手：“谢谢，我不感兴趣！”
她笑着说：“不另收费，你别害怕。”
我说：“忙你的去吧，我没这个爱好。”
她楞了一下：“看不出，你还是老实人。”
我把鞋脱下，放在床下：“那是，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拒腐蚀，永不沾。”
她笑着推门走了。
2
我看见大海了，一只小船在等着我，白姐将我推下去，当我降落在小船上时，那船却变成了中共的巡逻艇，我被捕了。于是，我被押上了刑场，是用许云峰那种沉稳的步子拖着脚镣向监狱外走着，那哗啦哗啦的脚镣声使我兴奋，像电影一样，身边响起了“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音乐，好像李雁抱着雪儿也在围观的人群中，雪儿伸着手喊爸爸，而李雁好像在训斥雪儿，告诉她我不是爸爸，一个陌生的男人从李雁的怀里接过了雪儿，三个人在幸福的微笑，像是在电影一样我走上刑场，我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但却没有声音，噢，想起来了我的喉管一被割断，于是举起戴手铐的双手，向她们挥了挥，算是告别。
天很蓝，空气也新鲜，一排士兵像白杨树似的站在大墙边，一个士兵端起火箭炮对准了我，我挺了挺胸，想做出英勇就义的样子，想说：“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突然一个女人冲了进来，拉着我的手就跑，突然，她又不管我了，我戴着脚镣，跑不动，眼看追赶的士兵又要抓住了我，我突然喊出了声音：“白姐，等等我......”
我被人推醒了，灯光下，白姐站在我的床边，她笑着：“你要去哪儿？还喊我等你？”
原来是梦魇，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坐起来，呆呆的看着她。
她已经脱掉了工作服，换上了一条淡蓝色的裙子，妆淡了些，比白天淑女了。
我问她：“几点了，我是不是睡了很久。”
她笑着说：“八个小时了，你一定饿了。走吧，我们去吃点什么。”
我不愿意出去，怕有危险，但又不能跟她说，只说：“算了吧，我提包里有饼，我妈妈做的，你不是说我们一起吃饭吗？”
她笑了：“我从来不做饭的，走吧，我们去唱卡拉OK ！”
“卡拉OK？”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还能唱。
“卡拉OK你都不知道？北京没有卡拉OK吗？”她不解地问。为了不引起她的怀疑，我忙说：“有的，我太忙，没时间去，再说，很贵的！”
她笑了：“还第一次看到你这个做生意的人，没玩过卡拉OK。”
我忙把话题扯开：“那是因为我太忙，生意上又赔钱。”
她扔给我两件衣服：“换上，只要你不讲话，没人看出你是北方人。”
我打开，一件西裤，一件T恤，还都是名牌，我犹豫着：“不去行不行？”
她正色道：“要去的，有正经事要谈。”
我只有换上衣服随她走。
计程车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疾驰，白姐一句话不和我讲，偶尔用广东话和司机讲着什么，我感触很深，现在他们就是商量把我送到警察局我也不知道。我想起了刚才的梦。逃了两年多，多靠运气好，这最后一关运气如何？我不敢想，只有把自己交给上帝了。
下了计程车，白姐挽着我胳膊往一个卡拉OK厅里走，我极不习惯，她感觉带到了：“你以为我不是好女人？”
我怕得罪于她，忙说：“没有，没有，你这么漂亮，又紧挽着我，我怕万一冲动干出对不起你的事。”
她哈哈大笑：“看不出，你满会哄女孩子的哎，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我想说:你连我现在干什么都不知道，还想知道我过去干什么？如果你知道我是全国通缉的六四要犯，你还敢挽我的胳膊吗？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我过去是农民。”
她侧脸看看我：“农民？你不像。”
屋内灯光很暗，一个女孩用广东语在唱歌，唱的是什么我也听不出来，只觉得很难听，一个大屏幕上一男一女脉脉含情，下面打出字幕：“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我们走到一个点着蜡烛的桌前，两个年轻的男人已经坐在那里，白姐热情地用广东话和他们寒暄，然后把我介绍给他们：“这是伟哥，香港来的。”然后小声告诉我：“他是你的救星。”
我和“救星”握手：“您好，伟哥。”
他只简单地敷衍了我一下，便又坐了下来，低头看菜单，另一个男人拿起一瓶洋酒，那瓶子很怪，扁扁的、圆圆的，写着两个英文字：XO。
白姐忙接过来，先给“救星”倒满，然后给我们自己倒满，示意我敬“救星”一杯。
我端起酒杯时，对“救星”说：“伟哥，小弟初来贵地，有劳您费心，请多关照。”然后一口将酒喝下，只觉那酒的味道怪怪的。
三个人看着我，突然大笑，我不知所措，以为说错了什么，惶恐地不敢坐下。
“救星”说：“坐下说话啦——”他的那个“啦”字拉得长长的。
我坐下来，提醒自己不要得罪他们，现在小命在人家手中，弄不好他不帮忙，一万块钱丢了是小事，我回东北都回不去。
白姐又给我倒了半杯酒，小声说：“你真是农民！”
我不解地看着她。
她拿起铁夹子夹起几块冰块放在我的酒杯中，说：“喝XO要放冰块。”
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笑我，心里想：土点好，土点以免他们看出破绽。
白姐和那个男人点了一个男女声对唱，唱歌去了。桌上只剩下我和“救星”。
“救星”点燃一支香烟，毫无表情地对我说：“那一万块钱两天之内必须交给我。”
我点了电头：“我能不能问一下，我们从哪条路去香港？”
“走深圳啦——”他的“啦”又拉得很长。
“怎么走法？”
“坐计程车啦——你放心啦——一切有我们安排啦——”
“要经过边防检查站吗？”
“当然啦——没问题啦——边防站也认钱啦——”
我心想，边防站是认钱，可他们也认人，据我所知，中国所有的边防检查站的电脑里都有我的照片和详细资料，经验告诉我，不可冒这个险。
我告诉他，我不想走检查站，能否有其他的路可走，比如走水路。
他认真地看了我一会：“你有别的麻烦吗？”
我摇摇头，我还是不想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我只想安全一些。”
他点了点头：“你放心，很安全的，实在有问题，出了意外，我们会花钱把你从收容所买出来的，再偷渡一次，你可不必付钱。”
我心想，张伯笠恐怕你们买不出来的。
3
白姐和那个男人唱歌回来，点了几样小菜，我点了一碗海洋面，吃饱再说，这两年我无论经过多少风险，总是先把肚子填饱再去想别的事。
白姐让我点歌，我不想上台去亮相，谁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安全部的人，尽管我觉得我会唱的比他们都好。
回家的路上，白姐问我：“和我们老板谈的怎么样？”
我说还好：“他让我两天之内给他另外一万块钱。”
她问我：“有困难吗？”
我说：“我还不知道。”
她叹了口气：“看你还真是个好人，连价都不还，其实一万块钱足够了，我不应该告诉你。”
我问她：“那你为什么还告诉我？”
她看着我说：“我觉得你不是一般的偷渡客。”
我笑道：“何以见得？”
她说：“直觉，直觉告诉我的，女人的感觉很准。一般偷渡客总是鬼鬼祟祟的，到了广州不是让我们帮忙找女人，就是海吃海喝，你和他们不一样怎么说呢？我只是感觉了。”
我说：“不要感觉那么多，我们只是一笔生意而已。”
一辆计程车停在我们身边，我们上了车。
“喜欢广州吗？过去来过吗？”
我多次来广州采访，广州有我许多朋友，还有一个同班同学叫张欣，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作家，但我知道我不会和她联络。我告诉她：“我是第一次来广州。”她问我：“你有太太和孩子吗？”
我说有。
她说：“你舍得离开她们吗？”
我想起了李雁的那封冰冷的信，想起了可爱的女儿，我喃喃地说：“也许暂时的离别是为了以后永远的相聚吧......”
她说：“好像个哲学家。”
夜深了。一万块钱在折磨着我。此时，我在脑海里搜索所记的电话号码，广州有十几个朋友，有的关系很近，但经济条件都不算太好，只有一个做生意的，原在北京，搬到广州办公司已经有几年了，但并不是那种可以在关键的时刻提着脑袋为朋友那种人，况且已近四年未见，电话是否已变不得而知。有病乱投医，我拿起了电话，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他的号码。
“嘟——”通了。
对方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我说：“请问，是‘旗杆’吗？”
对方立即警觉：“你？”
“是我，听不出来吗？”
“对不起，听不出来。”
“是我——雪儿的爹。”
电话里没了声音，他肯定吓坏了。当初因为他又瘦又高，几个要好的朋友都叫他“旗杆”，而我每次被他请去打麻将或玩桥牌时，总借口要回家照顾雪儿，被冠上“雪儿的爹”的美誉。
“喂，如果你不愿意讲话就放下好了，没关系。”我冷静地说。
对方长叹了口气：“操，你还真活着。”
“你怎么样，混的好吗？”
“还可以，你在哪？”
“你别问，我有事求你。”
“说吧？”
“我做一笔小生意，缺点钱。”
“你还做小生意？你他妈尽做大生意了，说，缺多少？”
我犹豫了一下：“缺一万，不过你要不方便借我五千也可以，我再找别人借。”
他立即说：“你别再找别人了，就一万吧，什么时候用。”
“明天。”
“明天？你在广州？”
“你别问了，明天吧，花园宾馆咖啡厅，中午十二点整。”
他果断地说：“我不想见你，我会让别人把钱交给你。”
我有些难过，还是说了一声：“谢谢你，‘旗杆’。”
对方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中午，我和白姐到了花园宾馆咖啡厅，到时白姐会去和一个陌生人接头，只要那人拿“旗杆”的名牌和钱，她接过后会单独走开，看是否有警察跟踪。
但当我走进豪华的花园宾馆咖啡厅时，募地愣住了。“旗杆”正和夫人坐在一架大型三角钢琴旁喝咖啡，他已经看到了我。
原来的设想都落空了，我警觉地向四周看去，除几名游荡的年轻女郎外，没有什么可疑的。心想，“旗杆”不至于出卖我吧。我想让白姐回避，但她误会了我的意思，已走到“旗杆”身边，问：“你是刘先生派来的吗？”
“旗杆”向我打了个手势，对白姐说：“我是刘先生。”
白姐吃惊地看着我。
老朋友相见，不能拥抱，也没有握手，我坐在他们对面，微笑地看着他们。
“旗杆”还那么瘦，夫人比过去黑了许多，也许广州的太阳太毒的缘故。
“旗杆”给我和白姐每人要了一杯咖啡，然后第我一支烟。说：“你的嫂子非要见见你，看你变了没有。”
夫人说：“胖了，也黑了，走大街还真认不出来你了。你妻子和孩子好吗？还在太原是吧。”
我道声谢谢，说她们很好。
“瞎——”夫人长叹了一口气：“真难为了你。”说着眼圈红了。
“旗杆”忙把话题扯开：“别介意，你们女人真是的，动不动就哭。”他拿出一个纸袋交给我：“这是你需要的。”
我拿过来，交给白姐，很感动，说：“谢谢你，‘旗杆’，我以后会还的。”
“旗杆”把咖啡杯往桌上一顿：“你说这话还叫人吗？你知道吗？昨天我接到你的电话后，我第一次觉得这一生没白活，你都到这份上了还能信任我，这比钱珍贵。”
我怕他说得太多，让白姐听到，便打断他的话：“好，那就不还了，小弟心领了。”我站了起来：“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旗杆”和夫人都站了起来，“旗杆”握着我的手，小声说：“你他妈的好好活着，终有一天咱还会在一起打麻将！”说着，眼睛竟然也湿湿的。
我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转身便走，白姐拿起装钱的纸袋跟在后面。边走边说：“你的朋友满豪爽的嘛，就是你们有些怪怪的。”
我一路无语。
4
回到家后，我对她说：“你把钱点一点，看够不够。”
她认真点过后说：“多了五千。”她将多余的钱交给了我。好奇地看着我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借一万块钱多给了五千。”
我只好敷衍她：“我这朋友钱多，没地方用。”
她沉思着：“你这个人......我越来越感到神秘。”
她的BB机响了，她看了一下，下楼去回电话。我点燃了一支烟，心里说“旗杆”，真谢谢你。
不一会儿，白姐跑上楼来，神色紧张，我预感有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发生。果然，她香汗淋漓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有些惆怅地看着我说：“老板说，这个生意他不做了。”
我似乎早有预感地说：“是吗？为什么？”
她说：“他电话里没说，他只劝我让你赶快走，你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应该问你的老板。”嘴上这么说，心里早就明白了，她的老板已开始怀疑我的身份，说不定已经知道我是张伯笠，他只要拿出我们二十一人的通缉令，细细辨别一下，不难。
白姐说：“老板的决定是更改不了的，你看这事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买卖不成情义在，把钱退我，我另找买家。”
她有些不好意思：“老板说，钱退不了，他已经为你买了香港身份证和回乡证，用掉了。”
我清楚地知道，和我打交道的是黑社会组织，和他们搞僵后果会是什么。我冷静地说：“既然钱已经为我花掉了，退不了，就算了。”
白姐说：“那你怎么办？”
我说：“请今天再让我住一夜，明天我就走，我不是还有钱吗？回北京足够了。”
“你不能回北京，那很危险。”她着急地说：“你别瞒我了，老板怀疑你是天安门学生领袖。”
“我？”我用手指着鼻子：“你看我像吗？你看我像王丹还是像吾尔开希？”
白姐急得脸都白了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我不管你是谁，朋友托到我了，钱又用了，这事如果办不成，让我以后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我说：“那倒是，不过你也别为难，责任不在你。”
她说：“好了，你先别管，只管住下去，我再替你想办法。”我认真地看着她，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很善良，于是很认真地说：“白姐谢谢您。”
以后的几天，白姐四处奔忙，我側每天像困兽一样躲在那没有窗子的房间里，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困的时间愈长，危险愈大，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白姐身上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日的晚上，白姐兴冲冲地推开了我的房门：“老板要见你！”
“哪个老板？”我问。
“就是伟哥。”
我随白姐走进一个餐馆的包厢里，伟哥早已等待在那里，他热情地和我握手，然后点了许多名贵的菜。我沉静地看着他，不知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伟哥指着桌上的菜说：“吃吧，别不好意思，这些菜是你的钱买的。”
我喝了一口啤酒问：“伟哥，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伟哥低声说：“张先生，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们老板交待了，就是拼了命也要救你出中国。”
“你们老板？”我不解地问：“他怎么知道我？”
“黄明智先生当然不知道了，但要说张伯笠先生他不会不知道的。”
看来，他的确什么都知道了。
我问他：“有什么条件？”
他说：“你误会了，我们不会再向你要一分钱。”紧接着说：“你要知道，像你这样重要人物，不是两万块钱，而需要四十六万港币。”
我笑道：“这是谁定的价？”
他也笑了：“不是谁定的，是市场调控的价码，老木都值四十六万，你难道不值吗？不过我不会再向你要这些钱。我们老板说，我们做一次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虽然做这种生意，但我们也有良心，你不信？就是那些想偷渡到国外的普通人，我们赚他们钱的同时，也救他们出了苦海，这也算是解救苦难同胞吧？”
我说：“你们不仅有良心，还有理论。”
他说：“当然，理论指导行动嘛。所以，这次老板让我专程护送你，不过说起来够可怕的，如果我和你一起被捕，那判个五年六年的，老婆孩子就惨了。”
我由衷地说：“伟哥，我谢谢你。”
伟哥把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说：“其实，做生意赚也有赔，四十六万看起来是一笔大数，如果大家平安还好，如果有一两个兄弟和你一起被抓，老婆孩子就得养到从牢里放出来，那就赔了。不过你这次不算这账，这是一笔良心账，老板说了，他们（指中共）抓一个是一个，我们救一个是一个，这是公平竞争，符合市场规律。”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这话说得太精采了！多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笑得我痛快淋漓。
伟哥说：“你先别笑我现在正愁呢！不知怎么把你运进深圳，实在不行，我们只好走另外两条路线，一条从汕尾去香港，一条从福建去台湾，那两个地方没有深圳严格，但海路太长，怕生意外。”
我突然想到了铁路，在中国铁路系统做了几年记者，使我对铁路的情况非常了解，一九八六年我曾在广州深圳的广深铁路采访过一段时间，当时住在樟木头火车站，经常坐火车来往于广州深圳之间。因此，我知道，虽然每个车厢都有警察，但列车上没有海关的电脑，“六四”也过去两年了，人们对我们的印象也淡忘了，不大容易联想到这一点。
于是，我建议从铁路走，当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后，伟哥竟然立即答应，他说：“这是你选择的路，即使出事也别怪我们，就这样决定吧。”
晚上，白姐又要给我理发。她说要把我打扮成和香港人一样。明天就要分手了，我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没想到一个参加黑社会组织的女子能这样讲义气。
白姐为我梳理着头发，她梳得很细。
“白姐明天不能送你了。”
“嗯！”
“一路上要听伟哥的话，他们不是坏人。”
“嗯！”
“你会游泳吗？”
“一点点。”
“唉！愿上帝保佑你吧，其实，船是翻不了的，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能翻呢？瞧我，乱说些什么......”
“白姐放心吧，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呢？”
她的手停住了：“姐知道，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弟弟多好。”
“那就把我当成亲弟弟吧。”
“姐有个亲弟弟，就一个，他现在监狱服刑，还有五年......。”
“......姐。”
我从镜子里看到她哭了，她在无声地哭，泪水从浓妆的脸上流下。
“姐，别难过，我理解你的心情......。”
头理完了，白姐说：“去洗个澡，明天穿的衣服在你床上。早晨我叫你，你只管睡吧。”
那一夜，我一夜未合眼，眼睛盯着屋顶，想象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想着应该注意到的每一个细节，越想越睡不着，天亮了，得出的结论是两个，一是被捕了，那就像妈妈说得那样，好好坐牢。另一个结论是成功逃离了，那就好好享受自由。我突然觉得两个结论对我已没有什么区别了。坐牢了，肉体禁锢，但精神却自由了：逃出去了，肉体自由了，而失去了家园，思想漂浮在空中，那严酷的精神酷刑不知何时结束。一个哲人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种是想要得到的得不到，另一种是想要得到的得到了......
5
凌晨，我告别了白姐，告别了那个无窗的小屋，独自坐计程车来到广州车站，伟哥带着两个女孩已等待在那里。他们走到我身边，像不认识似地，但伟哥看着天空却在和我说话：“还有半个小时我们登车，左边的女孩是你的女朋友，表现亲密一点，我和你一个车厢，但有距离，如果出现意外，你不要向我的座位看。”
“那我的‘女朋友’呢？怎么解脱？”
“这要看她的运气了，她拿了钱，不知道你是谁。”
够狠的，我怜悯地看了一眼我的“女朋友”，她是典型的香港人，瘦瘦黑黑的但穿着时髦。
她过来挽住我的胳膊，莞尔一笑：“亲爱的，我们该进站了。”
列车停在站台上，每个车门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每个车厢门口都有一个警察和一个女乘务员，他们在仔细地检查每个旅客的身份证和回乡证。这和我昨晚想象的情景一样。我的“女朋友”一只手揽着我的脸，偶尔和我做一个亲密的小动作，我们排在队伍的最后，伟哥和另外一个女孩排在和我们有一段距离地前面。
我看着他们登上了列车，心里不免咚咚直跳。
就在这时，开车的铃声响了，列车员和警察不再细心检查每一个旅客了，他们让我们迅速登车。当我们走到警察面前时，将车票、香港身份证和回乡证一起递给了他，他只草草看了一下，便让我上了车。
列车缓缓地开动了。“女朋友”为我买了一份香港文汇报和一瓶可口可乐，告诉我只管看报，不要讲话，她靠在我的肩上，身上也不知洒了什么香水，刺得我打了两个喷嚏。
车开了不久，一位警察过来收车票，他竟然连仔细看我一下都不愿意便过去查另外的旅客了。
“女朋友”得意地看我一笑，此刻我觉得她笑得很美。
于是，我靠在车窗旁，想轻松一下，却竟睡着了。昨天黑夜的种种设想都未出现，我却又有点遗憾。
6
车到深圳。
我们顺利地下了车，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女朋友”把我送上一辆计程车，替我关上车门，连个再见都没说便一扭一扭地走了。
司机是一个陌生的小子，一路上他没和我讲一句话。我也不敢冒然问他什么，只觉得车子大概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已经开到了大海边，在一个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穿行。这时他发话了：“这是蛇口。”
他直接将我带到一个花园洋房前停了下来，两个小伙子从洋房走出来，上了另一辆轿车。司机让我换那辆车，当我走到那辆轿车旁时，看见车牌照是某公司专用的。
车子平稳地驶出住宅区，沿着海边公路驶上了一个建筑工地。天空晴朗，能见度很好，我已经望到了海面上停留的大小船只。
车子在一个建筑工地停了下来，另一辆大卡车也从对面驶来停在轿车旁边，从车上下来三个年轻的女孩子。
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吐出了简短的两个字：“上船。”
“船在哪？”近处的海岸根本就不见一只船。
“往下看！”他还是那么简短。
我走到海边，向悬崖下望去，一条快艇藏在悬崖下。
“怎么下去呢？”
“跳！”他更简短了。
我对准船身，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准确地落在船上。接着，三个女孩子也跳了下来，我一一接住，让她们坐稳，那英俊的小伙子最后一个跳了下来。当那小伙子的脚刚刚站稳，快艇箭一般地向辽阔的海面飞去。
那小伙子大声对我喊：“你安全了——。”
这时我看到一艘公安巡逻艇快速从海中间向我们阻截而来。
“巡逻艇。”我大喊。
那驾艇的小伙子微微一笑，飞艇在海面上划了个优美的弧向另一个方向飞去。
“别担心，他们没有我们的速度快！”小伙子说。
“他们会开枪吗？”我大声问。
“白天不会，他们望见只是几个女孩而已！”
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白天偷渡，我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安排女孩和我一起偷渡。
飞艇速度越来越快，它拍打着海浪，像一只野狍在海面上跳跃，我第一次坐这么快的飞艇，还真是有些害怕，怕飞艇万一从浪尖上没入了大海深处。这时，我竟然想起了白姐的话：“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呢？”上帝啊，保佑我吧，我在不停地祈祷。
我紧紧地抓住船上的安全带，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上帝也交给了小小的船只和茫茫的大海。
7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三日中午十二点零九分，我登上了香港海岸。
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中共政府全国通缉我到现在，整整两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为此，我感谢神。
我站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看着远处的那片国土，百感交集，只是没有欣喜。
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已离婚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我想起了天安门广场的日日夜夜，我想起了我掩护我的那些真诚的老百姓。我哭了，泪水纵横，止也止不住。
我缓缓地跪下，对着我的亲人们生活的那片国土。
我哽咽着说：妈妈，我会回来的......
后记 我不敢忘记
“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知识份子长期的持久战。”
——米兰·昆德拉
每年六·四，都要写点什么。前几年在大陆藏匿没有条件写，现在有了条件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我不由自问，你是不是把“六·四”淡忘了？
于是象恶梦惊醒一般的一头冷汗。
人们习惯于遗忘，人们习惯于忘掉痛苦而把幸福珍藏着，人们习惯于忘掉死去的和过去的而珍惜现在的憧憬未来的。四年前那群人的鲜血早已凝固、变淡，在人们匆匆行走的脚步下抹平了痕迹。四年前那滚滚的热泪，已变成了卡拉ＯＫ厅中的冷饮。生活变化之快令我目不暇接。我努力去适应这一切，但却不敢忘记当年那一切。
一切都从那个青年的微笑说起。那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我带领民主大学的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门的西侧，在那个象征开放的肯德基家乡鸡的楼前，上万名群众和大学生与进攻的军人展开了拉锯战。士兵们高喊着“热爱首都，热爱人民”的口号跑步向广场包围。市民们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的口号拉拽士兵。
密集的枪声响了，市民们向四处跑散或就地卧倒。于是士兵们继续前进，继续高喊“热爱首都，热爱人民”……。
枪声停了，市民们爬起来又象潮水般涌上去，围住士兵，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
于是又是一片密集的枪声……。
枪声中，一个青年背着一个伤员来到前门附近的急救站。那个伤员满头是血仰躺在担架上，医生用白药棉把他脸上的血轻轻地擦去，但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灯光下，那是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仍在淡淡地微笑。我们发现，那大理石般的脸的下巴处有一黄豆粒大的洞，血从那里流出。医生猛地把他翻过去，他的后脑被子弹炸成一个洞……。
医生说：他死了。
那个背着死者来的小伙子痛心疾首地说道：同学们，不要忘记这一天，这是六月四日啊！
在我整整两年的逃亡中，每当被恶梦惊醒时，我的脑中都会响起那痛心疾首的吼声……
那两年我在恐怖、饥饿、孤独以及病痛的折磨下度日，而妻离子散的痛苦同时在撕咬我的心灵。在这双重的痛苦下，我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当我身体基本复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和民主中国团结联盟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合并大会上，我被代表们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副主席。
这副担子对于我来说似乎过于沉重，我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是一个难以掌握分寸而又不断受到同道人责难的组织。但我不敢退却，我想起四年前那死难的青年，我可以忍辱负重地承担一切。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不敢遗忘，因为那些冤魂得不到慰藉。
我不敢遗忘，因为还有刘刚等大批的朋友还在铁窗内，得不到本属于他们的阳光和自由。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