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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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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故事
俄罗斯人如何看待北朝鲜
在史达林去世和赫鲁雪夫于50年代末实施改革之后,苏联人又开始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当然他们是私下而不是公开讨论。新一代苏联知识份子以不安的眼光看待北朝鲜。在他们看来,平壤将共产主义制度扭曲得体无完肤,看上去是苏联的拙劣仿制品。与许多跟毛泽东主义和类似极左思想保持暧昧关系的西方知识份子不同, 60和70年代的苏联知识界事实上对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好感。这是因为他们对史达林的恐怖统治记忆犹新,东亚的史达林主义者对他们毫无魅力可言。  

    当然,60和70年代的苏联知识界不只是自由派的天下(尽管他们主导着教育话语),还有强硬派、民族主义者、崇拜强国的鹰派人物。然而,北朝鲜在这个集团中也不受欢迎。强硬派也许欣赏金日成的史达林主义政策,但他们不喜欢他的强烈民族主义或反俄国倾向。  

    包括绝大多数外交官和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内的苏联官员也没有一个对平壤有好感:他们不赞成北朝鲜残暴和效率低下的史达林主义,而且还把它视为一个不可信赖、代价高昂和诡计多端的盟友。  
    从70 年代起,比较大胆的苏联记者甚至触及一些敏感话题,例如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或军国主义,当然这种含蓄的讽刺不得不用微妙的技巧来进行。不过当70年代末一群苏联电视观众看到北朝鲜幼稚园的孩子如何满怀热情地表演名为“我的重机枪”的舞蹈之后,北朝鲜局势的荒诞性已尽收眼底。毫无疑问,这种效果是那个纪录片的制作者想要达到的。  

    官方的“沈默墙” 约在1988年倒塌,不过这并没有造成很大冲击。事实人们早已知道。媒体基本上只是把很久以前就传开的传言重新报道一次。  

    在后苏联时代的最初几年,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俄罗斯应无条件加入西方世界,因此北朝鲜被视为为人所不齿的伙伴。当时普遍的预测是北朝鲜崩溃为期不远。  
    1994 年金日成寿终正寝,但北朝鲜政权并没有像普遍预测的那样因暴乱而崩溃,尽管如此,也导致一些优秀的俄语作品产生。历史学家、著名作家Lev Vershinin写了一本名为《终结游戏》的书,该书描绘了一个假想的共产主义专政的垮台。读者发现书中所描绘的国家与当时的罗马尼亚、古巴和北朝鲜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连地理名称也故意违背语音规则,以便这个假想国家的首都的名字听起来像朝鲜语中的T'aedongan和被称为Munch'on的史达林主义者的最后盘踞地。与此同时,90年代最受欢迎的俄罗斯讽刺诗人Igor Irteniev写了一首关于人人预计会很快发生的事情的讽刺诗:“没有镇静剂我依然不能入睡/在黑夜里/每当我想到金日成会有什么下场时/行刑者双手沾满鲜血。”  

    但到1995年左右俄罗斯开始出现支援对北朝鲜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的新声音。这反映在俄罗斯国内总体情绪的变化。大部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美国领导的西方视为削弱俄罗斯的狡诈对手,而不是友好力量。上世纪90年代早期亲西方的热情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民众对西方的深深怀疑。因此,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手-各种“*民国家”开始赢得俄罗斯的些许同情,毫不掩饰的国家利己主义逐渐被视为唯一的合理策略。  

    官方对北朝鲜的政策也开始转变。到1997-98年,迹象明显表明平壤不会很快瓦解,因此恢复与北朝鲜的工作关系很有必要,特别是在俄罗斯努力走更独立的政治线路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学术界对北朝鲜的批评之声开始减弱,与此同时批评西方对这个非常特殊的社会漠不关心的声浪日益高涨。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问题没有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热情是短暂的,因此俄罗斯很少有人把有关人权的声明当真。俄罗斯政府和百姓都对西方打着人权旗号发动的改革运动漠不关心。众所周知,北朝鲜以漠视人权臭名远扬,不过俄罗斯人并不介意。他们的立场很简单:首先这是北朝鲜的内政;其次如果北朝鲜人自己生活在这种政权下,我们有什么资格代表他们去谴责北朝鲜政权?  

    当然俄罗斯不乏北朝鲜金氏政权的真正崇拜者,尽管很少。一些俄罗斯左翼分子把北朝鲜政权视为共产主义复苏的实例。他们毫不质疑北朝鲜政权凭什么使50万或100万人饿死。他们要么拒不承认这一事实(北朝鲜50万人死于饥饿?这显然是华盛顿故意夸大死亡人数),要么把这些死亡视为爱国的北朝鲜人自愿做出的牺牲。但实际上,北朝鲜国内政治对俄罗斯的平壤崇拜者并不重要:对俄罗斯左翼分子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北朝鲜的“反帝国主义”立场。  

    幸运的是,俄罗斯民众依然对北朝鲜政权持怀疑态度,并未对其本性抱很多幻想。不过,现在俄罗斯没人希望根据意识形态制定政策。俄罗斯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吃尽意识形态的苦头,因此他们现在只关心利益。许多人依然翻阅有点发黄的旧《朝鲜月刊》以提醒自己过去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

上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的出生地苏联列宁格勒的许多理发店都摆放着附有精美插图的北朝鲜宣传杂志《朝鲜月刊》。理发店拿这种杂志做何用途呢?我猜答案一定会让其编辑们感到尴尬:等理发的客人用这种杂志消磨时光。  
  
该杂志得到平壤政府的大量资助,因此它的全年征订费用极低,其内容稀奇古怪,滑稽可笑。因此,这种旨在激起全球对北朝鲜“伟大领袖”及其儿子兼继承人“敬爱领袖”的爱戴与崇敬的杂志常常(据我所知,大多数情况下)是由那些把它视为笑柄、看它只是为了取笑“两位伟人”的人订阅。北朝鲜的这种宣传杂志在俄国人看来非常荒唐滑稽-这恰恰是因为该杂志看起来像他们自己的官方宣传的夸大版。拙劣的俄文翻译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滑稽效果。  

前苏联的中年人对这种杂志记忆犹新,他们中许多人依然能轻易说出很多滑稽可笑的句子。一些俄罗斯家庭还保留了该杂志的很多期刊(也许是为了把它们当作“荒唐集锦”),甚至有些俄罗斯讽刺网站(例如http://kimirsen.by.ruhttp://www.aha.ru/~zentsov/korea.htm)搜集特别怪诞和/或可笑的北朝鲜宣传材料。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苏联媒体偶尔会赞美一下这个“最东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不过这只是官方政策。普通百姓对北朝鲜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换句话说,他们的观点与政府的真实看法并无多大差别,因为从大局考虑政府往往不得不说些言不由衷的外交辞令。  
  
当然,苏联民众如何看待外国世人无法得知:在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人人都应崇拜官方的盟友,与此同时增恨官方的敌人,个人情感都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联盟改变。尽管如此,对苏联/俄罗斯人在1945-2004年期间对北朝鲜的看法变化做个简要回顾还是可能的。概括地说,北朝鲜从一个“英雄国家”转变成一个“滑稽可笑的史达林主义主题公园”-然后中途看法又发生转变。  

1945年之前,了解北朝鲜的俄罗斯人如凤毛麟角。只是在1945年许多苏联记者被派到北朝鲜撰写有关这个新的小伙伴的事迹之后,平壤才开始成为苏联媒体的“宠儿”。苏联记者们写了很多有关北朝鲜人对苏联解放者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们满腔热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  

当然,朝鲜战争也提高了北朝鲜在苏联的知名度。根据苏联官方版本,战争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南韩傀儡”挑起的,因此北朝鲜被描绘成国际入侵的受害者。与此同时,有关美国暴行的恐怖报道充斥着苏联媒体。  

那时苏联官方不承认其空军飞行员参与了朝鲜战争,但有关他们英勇事迹的传言不胫而走,并激起苏联人对“我们的孩子”(空军飞行员)的钦佩之情(事实上,苏联人以及现在的俄罗斯人依然认为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处上风,“曾教训过美国佬”)。几乎没有任何苏联人同情被他们视为“侵略者”的美国人。然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不在意朝鲜半岛,所担心的只是战争会导致美苏之间爆发核冲突。虽然官方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但苏联普通百姓对“这个东方国家”丝毫也不感兴趣,并以一种家长式的自大态度对待它。  

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有关北朝鲜的报道几乎从苏联媒体完全消失。这种沈默是有政治原因的:从50年代末起,当原创的史达林主义在苏联被废除时,金日成却开始打造“自己的”史达林主义。莫斯科对北朝鲜的局势发展很是不满,但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因为公开批评可能导致它与平壤原本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政府控制的媒体对有关北朝鲜的好坏消息一概不报道。因此,报纸很大程度上保持沈默,只是偶尔报道一些正面消息,如平壤新建露天体育场。  

虽然有关北朝鲜的消息在苏联官方媒体一片空白,但有关北朝鲜的各种谣言在苏联知识份子中间广为流传。他们知道金日成被奉若神明,北朝鲜警察无所不在,平壤与莫斯科关系紧张。北朝鲜政府很大程度上是自毁长城:他们让极其低劣的宣传材料(上面提到的《朝鲜月刊》又是“极品中的极品”)充斥苏联大街小巷,结果却让他们自己成了苏联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谈。

朝鲜人就幻灭
中国延吉——Lee Hae Jon 和她的妹妹 Hae Sun坐在一间冰冷屋子的地上,费劲地向我们描述她们从朝鲜鲜逃到中国后5年来的生活。她们的母亲嫁给了一个中国人,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以后,一位朝鲜族的中国寡妇将这两个孩子带到她的寓所抚养。但整整五年,这对小姐妹始终不敢在白天到外面去,因为害怕会被送回祖国,更害怕在这个日益繁荣的中国边境城市被人拐卖,沦为童养媳或妓女。  
这对姐妹在一叠旧的练习薄上反复练习从电视上学到的生字。她们不间断地看电视,以此来努力地学习汉语。一个粗糙的呼啦圈是她们唯一的锻炼器材,而每一声敲门则是唯一能刺激她们神经的事,不知道来者是照顾她们的朋友还是来抓捕她们的警察。  

“我们没有朋友,没有未来,什么都没有。真的!”17岁的姐姐 Hae Jon柔声细气地说道,“但如果我们呆在这儿,至少我们有够吃的东西。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会一连好几天吃不到东西。”  

据那些帮助这对姐妹的地下网的人士说,再过几个月,Hae Jon就将孤零零一个人了。Hae Sun,这位13岁的羞怯女孩儿,将因为肾癌而死去,她不被允许离开这个国家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这对姐妹是实际上沦为无国籍人的朝鲜地下人口中的一员,他们沿着877英里长的中朝边界线进入中国,在该地东躲西藏。国际难民和人权组织估计,他们的人数大约有20万,而且还在上升。  
朝鲜人大批逃亡到中国吉林和辽宁省的行动始于1990年代中期,沉重打击朝鲜的饥荒造成了多达200万人的死亡。  
对于中国和朝鲜来说,难民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官员担心朝鲜人跨越边界的浪潮不仅给该地区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也会最终给领土争端火上浇油,因为朝鲜人历史上一直声称对这一地区拥有主权。就朝鲜而言,难民逃亡到中国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减压阀,可以使穷人挣得他们极其需要的口粮。但这也会使他们得以一瞥外界的富庶,从而危及国内的稳定。  
一些难民想移民到其他国家去,特别是去南韩,他们觉得南韩不仅极其富饶,而且更为友善。还有人想就此消失在当地的中国朝鲜族人群当中。但越来越多的难民计划秘密地穿梭于两国之间,到中国来卖一些他们从家中带的小商品、看病抓药或在返回多灾多难的祖国前探望一下亲朋好友。所有这些人都面临着无证生存的风险,他们无法轻易地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在中国又没有合法身份。要回国的人在涉水渡过图门江和鸭绿江时还可能被溺毙、被边界保安射杀或被送往劳改营接受惩罚。  

一位42岁的妇女就打算如此穿梭于两国之间,她曾是一名军队护士。“我目前呆在中国,它就象我曾经听过的那样,非常发达,人山人海,你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她说,“但我没有身份证,没有居住许可。我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我却没有自由。”  

这位妇女的单位曾驻守在边界,虽然它已于1997看被解散,但它为这位妇女提供了一瞥繁华世界的机会。她说在朝鲜鲜还有她的两个孩子,女儿18岁,儿子16岁。一旦她在中国挣到了钱,能够买一些鞋子和衣服拿回家去卖,那就回去。“否则,在我们的国家根本没法生活。”虽然这位前军队护士对于中国的生活状况感觉不错,但大多数初来乍到者——包括那些居住在靠近边界地方的人,都说他们对于中国追逐新财富的劲头感觉茫然。  

在一次次的采访中,他们都谈到自从进入中国后,他们所经历的巨大的观念转换。一位妇女现年50多岁,她前不久把她的成年女儿也从离边界不远的老家带到延吉来,给她治疗肠胃病。她说:“我在朝鲜生活时,还从未想过我们的领导人会很坏。但我来到这儿后,我知道了中国人只要他们有钱,就可以在世界上想上哪就上哪,我还知道了南韩更为富裕,甚至比中国还富裕。”  

在谈及朝鲜鲜的领导人时,她接着说道:“如果我们这么贫穷,那一定是金正日犯下的错误。”这位妇女说她的女儿已经决定留在中国了,但她会在挣到一笔非法报酬后尽快回去。她在当地的一家工厂做计件工。  

朝鲜借助警察和宣传对其人民进行的压制可以从另外一位妇女的言谈中感受到:“直到80年代末,我们都深信我们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而且直到现在,也依然有许多人相信这个。我们总是被告知,其他国家比我们还穷,南韩到处是乞丐,人民甚至没钱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  

这位妇女居住在农村,有40出头的样子。她说她从未听过有谁因为国家发生的事而指责过金正日。相反,凭着一种无孔不入的个人崇拜,他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戴”。她说:“如果我有机会当面见到他,我会感动万分,热泪盈眶。我们真的相信,他到过的地方,鲜花就会盛开。而如果他或其他高级官员来到我们的地方,说他需要我的女儿,我们都会觉得面上有光。”

当被问及在看过外界的一些情况后,他们现在有何感受时,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说他们以前关于朝鲜的幻觉破灭了。一位在中国只呆了几星期的人这样对我们说:“我再也不会相信政府了。他们只会无休止地赞美领袖。我在中国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就永远不会富裕起来。”

金日成曾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
我国的少数民族――朝鲜族同胞,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与朝鲜毗邻的地区。韩战之后,朝鲜就在我国东北展开了地下活动,为居住在我国的朝鲜族同胞建立“祖国观念、领袖意识”,宣扬他们的祖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是金日成将军。但当时我国大多数朝鲜族同胞并不为所动。  
到了一九五九年,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朝鲜就抓紧时机,许以各种优厚的条件待遇,鼓动我国朝鲜族同胞中的大学毕业生及种种专业人士回归祖国,为他们的“千里马”运动效力。他们并在边境设立接待站,迎接越境者。  
座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图见)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二十公里处,自南而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且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在中朝蜜月中,朝方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我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我们这边大手一挥,就切了天池一半(一说有53%)过去,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白头峰便更了名,改成了“将军峰”。  
后来,朝方更得寸进尺,指示其驻华使馆向我国提出照会,“严正声明”说:黑龙江省一部分、吉林省大部分、辽宁省一部分历史上都是属于高丽帝国的版图,后为中国历代王朝所侵占,而今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归还这些领土。陈外长接到照会后当即面呈周总理,周即指示吉林省社科院火速将中朝两国历代疆域研究清楚,上报国务院。经过学者们研究得出来的结论,自然是这些是与高丽无关的中国领土。但我方将这个结果交给朝方,并拒绝他们这方面的无理要求后,他们竟恼羞成怒,立刻跑去苏联,表示坚决站在苏共一边。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举世震惊。金日成在震惊之余,颇为恐慌,他不晓得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瞠目注视,看毛如何演下去。  
突然红卫兵起来了,提出一条崭新的口号:“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还到处张贴大字报,扬言要逮捕走资派金日成。金一听,我的国家的红太阳是我金某人,怎能是你毛泽东!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大碑也被砸得粉碎。  
与此同时,在边境挂起高音大喇叭,大骂中共无耻,大喊:“金日成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更有甚者,在鸭绿江上展开“驱水战”,北韩士兵在江心筑起大坝,将水驱往西岸,为中国一方造成水灾。中国人也挂起大喇叭,骂金日成是“朝修”。在中国一方,一直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叫骂,官方传媒始终沉默不语,但是两国关系已陷入僵局,大有时刻爆发骂战之势。  
后来金日成看到,文革乱局,毛完全能够控制,“走资派”已被彻底整垮,毛依然稳坐中南海,于是专程访华,当面向毛道歉,承认做错,并答应重建志愿军烈士陵园。毛也对金说,友谊是主要的,误会是次要的。于是两国又“言归于好”。  
至于这些年中朝关系实质上到底有没有所宣传得那么好,我想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其实,如果关系真那么铁的话,在我国争办2000年奥运的时候,该国为何又不投我国北京的票而投悉尼的票,令我国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如果该国将票投给我国的话,北京与悉尼的票数相等,还是有一半机会将千禧年奥运举办权拿到手的。  
摊上如此深厚的“同志加兄弟般的、鲜血凝成的友谊”,我们大致也只能有徒呼奈何的份了。

俄罗斯将军眼中的金正日
喜欢乘火车的领导人

从远东到波罗的海,又从波罗的海回到远东,在漫长的旅途中,普利科夫斯基每天都要与金正日谈上几个小时,他发现后者是一位可敬可爱的旅伴。金正日的谈话题目十分广泛,而且富有幽默感,他说的笑话都很有趣,引得人们常常发笑。

作者介绍说:“我们交谈的内容很广泛,有些是绝对没想到的。比如有一次他说,在巴黎有名的丽都夜总会里,超过80%的舞女都是漂亮的俄罗斯姑娘。他说这是从朝鲜驻巴黎的外交官员处得到的信息。”

有一天,宾主一起在专列上庆祝朝鲜独立日,有4位身穿铁道员工制服的美丽朝鲜姑娘,为大家表演歌舞;朝鲜官员说她们都是铁道员工,但普利科夫斯基怀疑她们很可能是专职演员。

金正日告诉作者,他很担心有毒品渗透进朝鲜,并说他已下令枪毙任何朝鲜籍的毒品贩子,还要严厉打击那些帮助他们的罪犯。他还说,如果在远东发现了朝鲜籍毒品贩子,俄方可以对他们处以极刑,可以在哈巴罗夫斯克就地枪毙他们。普利科夫斯基特别强调说,金正日说这番话时完全是一本正经的,决无半点玩笑之意。此外,他还谈到了世纪瘟疫艾滋病,说自己并不相信非洲真有那么多艾滋病患者,可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而夸大了数字。

作者亲眼目睹,金正日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是十分尊敬的,他还带着不少摄影记者与电影摄影师,整个访俄过程将拍成一部专题纪录片。

书中说,金正日很渴望多看看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成果,并说自己将学习中国的经验。他说他看到了私人企业的好处,但又说在自己的国家怕行不通,因为2500万人生活在很小的地方,要养活他们不容易,就更需要集中。

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金正日欣喜地看到,那儿有许多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皮鞋出售,价格很贵,240英镑左右一双,但是买的人却不少。店员们直到一年以后还在回味着他的造访,说这位穿着高跟尖头皮鞋的领导人非常亲切。

在专列之前,有一列火车早几分钟开出;专列之后也有一列火车晚几分钟开,分别担任保卫工作。金正日说自己从来对坐飞机不感兴趣。他解释说,自己只乘火车,除了安全因素,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更方便、更直接地看看苏联解体10年后人们的生活;二是为了追缅父亲的足迹,因为这正是过去金日成访苏的路线。

对普京有特别的好感的

确如此,金正日在参观途中的每一站,都问得听得很仔细,表现出了广泛的兴趣。比如在莫斯科,他瞻仰了列宁墓,向克里姆林宫无名战士墓献了红色鲜花,参观了太空中心,看了太空站的仿真模型。在圣彼得堡,他参观了工业设施、大型企业、艺术作品、宫殿和皮斯卡沃夫斯科伊公墓纪念馆(1941-1944年列宁格勒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围困期间阵亡将士埋葬于此)。

在新西伯利亚,他参观了大工业与科研中心。在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他对加加林飞机厂生产的、将于2003年投入使用的苏-27战机尤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它的高水平电脑技术,以及如何使工厂提高产品质量节省人力财力;他本人同飞行是有缘分的,年轻时在金日成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曾去民主德国学习过飞行。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参观的感想:我十分赞赏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赞赏这几年俄罗斯发生的积极变化。

他说普京称他为“同志”,两人就多极化世界、各种重大国际问题以及双边关系广泛交换了意见,他说他对同普京总统的会谈感到十分满意;另外,他还说,他之所以对俄罗斯作这样的访问,是因为对普京有特别的好感,因为他坚强有力,人民拥护他。

在火车上,普利科夫斯基有时也陪同金正日看看电视片,多数是有关在莫斯科与平壤的阅兵式片子。金正日认为,应该经常让人民看看这类片子,以使他们更有信心,因为如有外敌入侵,就会有强大的军队来保卫他们。他说朝鲜人非常爱看这类片子,因为这是国家力量的体现。他还说只要美国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朝鲜并不存心与美国作对。他还透露,近年来,朝美教育委员会每年都要派六七位学者去美国做研究工作,派教授去美国讲学,比如讲“朝鲜的金融市场”、“国际贸易中的朝鲜”等,还常常应邀把讲课时间从一学期延至两学期,而美方也友好地提供办公室、住宿、生活条件和研究项目等。

在访问将要结束时,金正日建议拿出1000美元奖给接待官员,拿出300美元奖给保卫人员。普利科夫斯基说,这是没有必要的,但金正日还是坚持。最后普利科夫斯基说:“即使您的手下悄悄把钱塞进我们工作人员的手里,他们还是会上交到莫斯科总统办公室的。”

后来,普利科夫斯基在2002年2月访朝的时候,又拜访了金正日,并提到了上述访问;当时,金正日忽然非常激动地唱起了一支苏联时代的歌曲,内容是歌颂辽阔国土的,普利科夫斯基与旁边的人都应了起来;但唱到第二段时,他们都记不住歌词了,只有这位朝鲜领导人仍然充满感情地唱下去
2003年4月24日,正当朝鲜“核问题”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英国《观察家报》适时推介了一本名为“东方快车:与金正日一起穿越俄罗斯”的新书。该书作者康斯坦丁•普利科夫斯基曾是驻车臣俄军司令、国内外闻名的将军,也是俄罗斯当今强有力的人物之一。

2001年7月26日至8月18日,他曾以俄远东联邦管区第一把手、总统东部事务顾问的身份,接待了来访的朝鲜元首金正日。该书生动记录了他们乘坐火车,经由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穿越广袤的俄罗斯东、中部国土,直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详情,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电脑迷和美食家

他们乘坐的是原苏联制造的金正日专列,它本是斯大林送给金日成的礼物,共有22节车厢,其中16节用以搭载朝鲜代表团,6节归陪同参观的俄罗斯官员使用。专列供朝方使用的包括了餐厅车厢、会议车厢以及唯一安装了防弹窗等防弹设施的金正日卧室车厢,还有一节装载着他的专用轿车——2辆配有防弹设施的奔驰车。共有50名俄罗斯神枪手、20名俄罗斯秘密警察,以及25名朝鲜元首卫队成员担任保卫工作。

当普利科夫斯基代表俄罗斯总统迎接金正日时,后者按照俄罗斯礼节,同他互吻了3次脸颊,还按照俄罗斯传统,接受了3个漂亮小姑娘献赠的面包和盐。

访问途中经过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时,金正日心情特别好,因为他正是于1942年2月16日,在该市奥勃拉特的扬哥伊村出生的。他兴奋地向主人们谈起了往事:他的母亲是一位著名的抗日女游击队员,从中国东北游击队根据地撤退到苏联后,在伯力郊区生下了他,小时候老乡们都亲切地叫他“尤利”。他永远忘不了童年时代与当地乡亲们结下的深厚友谊,也清楚记得1958年他刚满16岁时,首次随父亲金日成元帅访苏的情景,他说这次访俄正是重温父亲走过的路,并表示要沿着这条两国人民友谊之路继续前进。

作者在书中赞叹说,早就听说金正日也是一位电脑迷,果然名不虚传。在整整24天访问期间,他每天都要上网;每天与接待者谈话,或同俄方官员会谈,都首先会重拾起昨天的话题,然后把当晚从因特网上看到的内容加进谈话,因此他谈话的内容总是丰富而新鲜。当然,这也得部分归功于几位温文尔雅、聪明漂亮的女秘书,她们都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而且每次谈话都始终在场。

专列的每节车厢里都可以上网,会议车厢内则安装着两个特大屏幕,一个用于播放电影和电视节目,另一个永远显示着一张大地图,标明了朝鲜代表团正在经过并将要抵达的地方。

作者在书中说:“我们每天都要应金正日的要求,详细讨论笫二天的菜单,他说他有很好的厨师,是在法国培养出来的,会做朝鲜、俄罗斯、中国、法国和日本的任何菜肴。每餐通常有15-20个菜。他本人也懂得烹饪,堪称一流美食家;但实际上,他吃得很少,每个菜大都只是品品味道,就像烹饪比赛上的评委一样。他使用一双银筷,有自己的专用酒杯,但有时也用刀和叉。他说,直到50岁,他还一直喜欢喝浓度较高的威士忌和白兰地,后来医生建议他每天喝半瓶红葡萄酒,这样对健康有益,他听从了,因而现在比较喜欢饮用法国的波尔多或勃艮地生产的红葡萄酒。这些都是直接从法国装箱用火车运来的。其他食品也放在集装箱里由火车运输。当专列抵达西伯利亚的第一站奥姆斯克时,朝方工作人员就要求俄方派运输车到机场,接运由朝鲜空运来的新鲜食品。在整个访问途中,每过几站就进行一次这样的接运。”

有一次,普利科夫斯基注意到,菜单里有一种叫做大龙虾的,他没见过,要求见一见。金正日向工作人员关照了几句,后者就取出一只放在大盘子里。龙虾长着很大的尾巴,不停摆动着,很是可爱。

他用手指触碰它,龙虾就摆动得更加厉害,而且伸直了爪。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做菜的原料都是鲜活、而未经冰冻的。果然,厨师做完大龙虾后请普利科夫斯基品尝,菜的味道的确特别鲜美。又有一次,金正日兴致勃勃地按照俄罗斯祝酒礼节,与一位俄方女官员饮了交杯酒,告别时还吻了她的脸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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