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一位因为要给引水工程让路行将搬迁的农民
我总是纳闷，为什么给某个省的新闻办打电话时老是没人接听，这个星期我总算搞明白了。
过去三两天里，我们采访了河南省为了给南水北调工程让路将要被搬迁的33万农民中的一些人，这项工程2014年完工后，将把水从800英里开外的南方引入北京。
不出所料，许多农民在为北京和其他北方城市免受干旱被搬离祖祖辈辈居住的中国最肥沃的土地时都不会那么兴高采烈。
对地方当局说来，这是一个“敏感”问题，来接我们的淅川县宣传部的官员没过多久就礼貌地询问我们此访的目的。
一切都很友好，但是，尽管有了在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允许自由访谈或拍照的报导新规则，在中国的工作还是特别难展开。
我们的到来被不知姓名的人密告，闻讯而来的宣传人员知道这个规则而且在字面上是执行了。
他说，想采访哪个农民都随我们的便。但是聊得很热火的时候，一见此人，所有的人都只好装聋扮哑。
于是我们决定不再耗下去，并且接受了他的“邀请”到党委去见领导并听取政府方面的说辞——我们在北京时，就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安排这样一次见面，可是一直没有成功。
我们来到淅川县新闻办的办公室，就明白为什么电话老是打不通。这个小房间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个孔洞，里面摆了两张桌子，一个几乎空空如也的书架，还有一块白板，上写着部门富于进取的记者们在本地报刊发表过的报导的数字。
我四处望了望，有不下7个订书机，地板上满是某人作午饭吃剩的葵花籽壳，有六盒未拆封的“白酒”——中国官场钟爱的烈性白酒。
气氛甚至在豪饮之前就是欢乐的，而且不久就告诉我们说领导要请我们大家一起去吃饭，那么就可以边吃边谈把这么多人搬离家园的困难。
带上三瓶金银光闪烁包装的白酒，我们出发到当地的一家饮食店，里面摆了一小桌，菜式有一道非常好的酸菜牛肉，一道本地特产，还有一条武昌鱼（毛主席最爱吃），主人告诉我们，这条鱼是从丹江口水库运来的。
(正在扩大的就是这个水体，用来满足南水北调工程，这条鱼的兄弟姐妹叔叔婶子将会沿着我们今天较早时谈过话的农民被推倒的家园畅游。）
我得遗憾地坦白，我们从官员那里提取不到太多的信息，我们勇敢地向他们转达了农民的抱怨——新房子漏水，土地分配的承诺不算数，资金被盗用的指控——除了常规的否认之外，我们还听说农民是根据“科学原理”搬迁的，而且是“及时、平稳而有序的搬迁”。
在毛的鱼到来之前，淅川县宣传部应付媒体的策略就已经很清楚了——震撼和震慑的殷勤外加摆明了施加“白酒”浇灌——还包括健忘症。
官员们一个个绕着桌子逐一敬酒，向他们“尊贵的客人”表示敬意——你们这帮倒霉的记者——连环猛灌地喝酒（52度酒精含量），灌哑了喉咙灌出了泪水。
恳求也好，借口也好，谁都逃不掉——这是要么喝酒要么伤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没多久我就飘飘然，无力抵抗软绵绵云彩般的白酒“和谐”了。
我所记得的，是一个欢闹的夜晚，那一晚，我们玩“猜年龄”时，我那青涩的中文变得奇迹般流利，然后就谈各自的老婆，情妇（我没有！），最后是两个伟大国家的未来。
大家都同意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信任，我们都知道搬迁不听话的农民有多么困难，他们也知道我们只是想听听两方面的说辞。中英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暖心窝。
但是，餐馆外面下阶梯时觉得冷了，由于我们礼貌地拒绝第二天采访时配一个“向导”，寒意使气温降低了至少一二度。
后来我们在当地请的司机到了，宣传部的头儿几乎是戏剧性地偷偷给一个下属恶狠狠地打手势要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我们带着昏昏的头脑和沉甸甸的心分手了，担心第二天的采访会被宣传部的善意谋杀。
“他们给你打电话时你会怎么说？”我问正在倒车回家taking a back route home 以防跟踪的司机，“没事，”他回答说，“我给他们的是错号。”真是个再好不过的提示了 A tip was never so well-earned。
